時間：2023-09-19 16: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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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對。通常市場經濟也叫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的經濟。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分配受消費者的約束，生產什么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市場需求），生產多少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及需求水平；經濟決策是分散的，作為決策主體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經濟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關系，信息是按照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橫向渠道傳遞的。
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兩個階段
1.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階段
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調節作用，是經濟運行的唯一調節手段。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僅限于維持法律和秩序，至多也只是承擔某些公共工程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只是充當所謂的“守夜人”的角色，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市場為軸心，以市場價格為導向展開的。
2.宏觀管理的現代市場經濟階段
政府作為市場的組織者參與構造、干預和調節市場，參與市場的發育、整合和市場機制創新；政府作為國家壟斷代表介入社會再生產的各個階段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影響資源配置，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政府作為經濟運行的協調者，制訂經濟計劃，實施經濟政策，運用各種調節手段協調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調節產業結構，影響經濟運行的周期。
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
國家干預主要側重于宏觀領域，目的在于調節和控制社會經濟的均衡運行，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市場調節則作用于微觀領域，目的在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刺激經濟發展的活力。同時，在促進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前提下，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是一致的，市場機制是政府有效調控下的市場機制，而有效的宏觀調控又都是建立在市場運行基礎之上的。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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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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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關鍵詞：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行政管理導向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0-000-01
美、德、日市場經濟體制是迄今世界各國中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它們各有特點，各具風格。1991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一、美國市場經濟模式
美國模式，即“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十分強調保障企業作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政府只較少直接觸碰企業，而是指向市場。其體制與運行特征主要有：
（1）企業享有比較充分的自。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自由企業制度。企業作為市場活動的獨立主體，擁有比較完整、充分的權利，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等微觀決策通常都是由企業自行決定。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重點是企業的自由。當然，企業的這種“自主性”是建立在較完備的法律基礎上的。因此，企業經營中一般都很重視法律方面的工作，較小的公司聘有專職律師，較大的公司一般都設立法律部。
（2）市場是經濟運行的中心環節，政府宏觀調控活動集中在市場上。美國政府比較強調市場的合理性，注重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盡力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另外，由于市場調節的有效與否取決于市場提供給企業的信號是否真實，美國政府把盡可能地使市場信號真實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職責，目標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貨膨脹。
（3）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偏重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介入和干預也是依法進行的，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依據對市場總需求的分析，采用或松或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擴大或壓縮市場上的有效需求，通過市場上供求總態勢的變動，引導企業對市場作出反應的形式進行決策調整。美國政府宏觀調控手段不那么強調具體功能以及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
（4）體制關系的透明度較高。美國模式中政府、市場和企業的相互關系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作出規定。尤其是政府的行為，都要以立法為依據。政府的宏觀干預和調節，也必須落實到法律上，通過立法來貫徹執行，具有較高的公開性。
二、德國市場經濟模式
德國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是將個人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國家的有限干預實現“社會公正”。其體制與經濟運行特征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自由競爭，限制壟斷。市場競爭是推進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也是社會最主要的支柱。壟斷和“不道德競爭”是市場機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脅。政府干預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和維護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消除有礙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因素。在市場自由的基礎上，企業也是自由的；企業的自主性，又是市場機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條件。
（2）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是實現穩定與均衡。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取決于經濟環境的有序和經濟運行的穩定，其中主要是指價格穩定、貨幣穩定、增長穩定以及收入穩定。為此，宏觀調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穩定政策和社會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證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政策；穩定政策包括物價、貨幣、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具體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結構政策等；社會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會保障等。
（3）有比較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德國市場經濟力爭經濟高效率又兼顧社會公平。為維護社會公平，德國通過立法推行監督、影響之下的雇主與職工“共向決定”制度。有關工人就業和收入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工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權力。另外，德國進一步擴展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企業和職工（認保繳費）的“三方付費”制度，建立起了比較完備、具有較高水平的醫療、失業、退休和事故等各種各樣的保險，以及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制度。
（4）體制關系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法律保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各種立法建立和維護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競爭秩序。體制關系中透明度很高。
三、日本市場經濟模式
日本模式，即所謂政府指導型，又稱“社團市場經濟”。日本非常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調控市場，也直接引導企業，并且將重點放在后者之上。日本市場經濟體制與運行的特點有：
（1）比較突出地強調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并不是指企業的自主發展必須充分考慮來自政府的各種信號，而主要是尋求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調一致。在這種體制關系中，十分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參與決策，爾后分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具體實施。企業仍然是獨立的微觀經濟主體，但受到政府有關經濟計劃的明顯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其自主程度相對較低。
（2）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發揮市場調節的同時，重視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關系建立于市場與企業關系的基礎之上，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場調節，而是設法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結合的嚴密而有效的經濟管理的組織體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還表現在它的經濟組織制度上。從政府機構到半官方的經濟審議會，再到民間的行業團體和企業問內部的橫向聯系，是一個政府主導、民問經濟界充分參與的多層次官民一體型體系。官與民相互聯系，互通意見，有機結合。這樣既便于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切合實際，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于經濟政策得到企業和公眾的響應和自覺執行。
國家經濟權力不能抹滅市場機制的自運行，市場機制也不得不依靠國家經濟權力彌補缺陷，二者互不能完全取締對方，也不能完全代替對方的價值。經濟法利用市場機制的存在和繼續以保障經濟主體的經濟自利，利用國家協調機制的調節和控制以平衡各經濟主體的經濟需要和利益，利用兩者互補優勢的配合實現經濟主體的經濟法權要求。應該說市場調節機制和國家協調機制處在互補的位置上，借用恩格斯關于“歸納和演繹”的看法對待此兩機制的關系，就是“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6］。
(一)兩機制合理配合，優勢互補
市場調節機制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國家協調機制是同市場機制并列的具有優化資源配置作用的機制，兩者的合理配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效率和穩定的保證，我們更要看到這兩者在經濟現象背后配置和調整市場經濟主體經濟利益和需要的作用，這是經濟法的根本出發點。市場自組織機制有能夠自我調節的部分，也有無法好轉的硬傷部分。市場機制在運行中會出現自我否定的趨勢并無法自我糾正，導致實質公平的實現受限，需要另一方給予遏止和改善;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有功能缺位的現象，致使經濟關系各方共同利益得不到適當滿足，需要另一方提供可取代的職能來補足;市場機制引導的經濟行為的外部性或社會影響使社會經濟權利義務失衡，需要另一方給予內部的或整體的協調和平衡。國家協調機制在政府權責統一的前提下，以“法治國家”為據、以“諾斯悖論”為鑒，嚴格依照法律的授權和權限對社會經濟關系進行適度、有限調整。為社會經濟關系主體實現經濟需要和利益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規范的市場規則，體現經濟法的形式公平;發揮國家為民眾利益代表的職能，從社會經濟整體考慮落實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權利需要，實現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把調整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權利同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促進經濟法的效率價值和公平價值的統一。
(二)兩機制各自發揮其作用，缺一不可
市場經濟缺陷和政府理性有限在經濟領域必然產生問題，但經濟法對社會經濟關系規范、平衡和協調的基本屬性不應因這兩者的痼疾而遭廢置，經濟法的法律屬性應體現在合理界分法律資源配置方式的作用范圍，并利用市場調節機制和國家協調機制的優勢及配合調整社會經濟關系。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市場調節叱咤風云于經濟領域，受到國家推崇并備受重用，結果國家協調僅局限在“守夜人”的角色，但這并不能否定這兩者存在著配合。當時社會的權利要求基礎是經濟關系的私主體主張維護個人利益和需要，這必然地要求處于上層建筑的國家或法律對市場機制和政府協調的應用范圍和作用深度進行配置，以適應社會經濟主體的經濟權利要求。在兩者被設置后出現了象征文明的經濟繁榮，也出現了國家始料未及的危機，但初衷是基于社會經濟主體的利益和需要確定的。后來西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調和措施來應對不同經濟主體的需求，實現和保護經濟落后地位者的經濟法權要求，將市場調節和國家協調一并納入經濟決策和經濟立法的考量。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經濟職能無所不入、無所不能，被認為是大政府的時代、國家主義的時代，民眾也確實從中體會到社會主義的優越，但這一切是政府職能發揮的結果。盡管計劃經濟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但民眾的經濟利益和需要還是被限制在政府權力內而不得有自己喘息的機會，對民眾經濟利益和需要的權利要求的正確對待正是后來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原始出發點。“人類在最大的時空領域設計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必須依賴國家與市場在最佳程度上的合力才能完成。”［7］無視市場調節與國家協調兩種機制和諧適用的結果只能是社會經濟關系各經濟主體間利益和需要的不和諧，終會導致社會經濟的無序狀況，相反，如果合理配置和運用兩種機制，民可享其義、國則享其利。
(三)兩機制被經濟法肯定和維護，為其左右護法
法律適用的過程是選擇運用利益協調方式的過程，“他們(指法院、立法者和法學家們)在一種明確的實際目的本能支配之下，都在從事于尋求對各種沖突的和重疊的利益的實際調整和協調方法，以及(在不可能做得更多時)進行實際的妥協”［8］。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協調機制在經濟權利分配中實現著作為經濟法調整手段的作用，將社會經濟關系各方利益和需要進行不同范圍和不同程度的平衡協調以達至經濟法的目標，二者的優勢功能和并存關系被經濟法肯定和維護。“隨著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逐步加深，國家已經成為與市場并駕齊驅的人類分配有限資源的另一種基本方式。”［9］按照國家權力劃分和現代政府職能范圍，政府具有經濟權能，這決定著政府理應享有在法律框架內介入經濟的權力，依照法治政府的要求行使經濟權力①。市場機制在利益的導向中形成，又來導向利益的劃分和流轉，解決經濟主體間利益的角逐問題;國家協調在利益的微觀調節中存在，也在利益的統籌兼顧中實現價值。二者各具優勢又相互彌補缺陷，經濟法正是依靠這兩者對經濟關系主體經濟權利要求的合理安排，落實自由、效率、秩序、公平、正義等經濟法的價值，更好地實現經濟法的法律精神;也只有二者被同時肯定和維護才能構成經濟法的支撐框架，組成經濟法的外部表現特征，完整表達經濟法的內容。
二、經濟法調整社會經濟關系
(一)經濟法的手段和目的各居其位置，意義不同
市場調節和國家協調不是經濟法的目的，市場自組織和國家介入也只是經濟法達到其目的的途徑，二者的良好結合才能實現目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手段不能取代行為之目的。依社會經濟關系主體各方的經濟權利要求，經濟法中的市場機制和國家協調對關系主體的行為選擇施加作用，經濟關系經過調整后會更利于社會經濟秩序、公平等經濟法價值的落實，重要的是使其更貼近于經濟法的目的。經濟法是應對自然經濟關系的不健全而形成的，這決定著經濟法的目的是調整自然社會經濟關系，確立和塑造法律經濟關系，也就是平衡和協調社會經濟關系各主體的經濟利益和需要。
(二)經濟法的目的和價值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
法律以具體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以社會關系得到普遍合理調整作為價值的實現;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社會經濟關系，作用于經濟利益各方的意志行為，以社會為本位。法律的價值在于按照社會主體的法權要求對調整對象進行法律規范和調整，而經濟法的獨特價值在于依靠市場調節機制和國家協調機制對社會經濟關系各主體間的經濟利益和需要進行平衡和協調，這種共同的價值追求正是兩者進行配合并發揮各自優勢的緣由。效率和公平、自由與秩序、個體與社會的矛盾一直是法律要解決的問題，經濟法對這些矛盾的處理更為重要，因為處理的情況直接關涉所有社會經濟關系主體的利益分配和取得，對整個社會經濟會產生重大影響。被賦予價值理想的經濟法成為社會經濟關系各主體利益和需要分配的規范標準和調整器，若調整適當，社會經濟生活則更具明確性、規范性和穩定性，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經濟法調整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廣泛的社會性，盡量地滿足不同經濟利益和需要主體的經濟法權要求。另外，經濟法雖然重提政府經濟權力的規范性，但其主要作用不是置身于規范政府執法的上層，而是落地于具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觸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最底層，分配、協調和促進經濟關系各主體的經濟利益，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之經濟法的價值才得以實現。
(三)經濟法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過程
一、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
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管理體制間題，還是人才素質問題?是開放金融市場、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控制，抑是信貸資金劃分或銀行的所有制問題丫我認為，就目前而言，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間題是基層專業銀行的企業化間題。
基層專業銀行的企業化，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有推動金融市場開放的主體骨干力量;金融宏觀控制的加強和改善才有了直接的對象和基礎多社會資金效益的提高也就有了，種持續的內在推動力，大量高質量的金融人才必將會在企業化的實踐中源源涌現多.等.等。因此，凡事必須從基礎做起，只要緊緊抓住基層銀行的企業化這一主要矛盾，選準了突破口，其他有關金融體制改革的一系列矛盾也就可迎刃而解。
二、企業化的核心在于建立內在的動力機制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處于不斷的運動之腳，事物之所以會運動，皆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因為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唯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銀行按機關化原則辦事，下級行事事聽命于上級行，基層行在上級行的外力推動下開展業務，由于缺乏內在的動力，必然長期處于停滯和僵化狀態，難以有真正的發展變化。這種以外因決定一切、用條件代替根據的體制，顯然與事務發展的普遍真理相悖。而基層專業銀行企業化的核心內容，就在于要變外在的推動力為內牲的自動力，建立起基層專業銀行業務經營的內在動力機制。
在商品經濟社會巾，凡經濟實體都毫無例外地以利潤為目標。基層專業銀行的企業北改革核心，是要逐步建立利潤為目標的內部動力機制。以利潤為目標，意味著自負盈虧、承擔經濟風險;意味著嚴格的崗位責任制和經濟核算制;意味著銀行職工的勞動和經營成果直接掛鉤，也意味著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這一系列以利潤為中心的矛盾運動，，使物質利益的原則滲透到銀行業務的一切領域。只有這樣，我國社會主義金融產業才能全面呈現出奮發向前的生氣。
最近，.金融理論探討己深入到社會主義銀行的所有制問題。其實，要逐步建立起以利潤為目標的動力機制，宏觀上就必須打破銀行資金的“大鍋飯”體制，銀行所有制結構的重新組合勢所必然。如國家銀行就應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既可向股份制轉口化也可通過租賃、承包等形式建立起相應的資金責任制。當然，也可積極籌建新的股份銀行、合作銀行或適當開放民間金融機構等。、
現在，有些同志提出:建立了資金責任制后怎樣經營的問題。因為長期以來，基層專業銀行工作習慣于聽命上級指示，一旦真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由于銀行職工素質不相適應，。佳往會解無策。這種耽心雖有道理，但缺乏發展眼光。固然，基層專業銀行擔起了獨立經營、承擔風險、自.求發展的重任后，、開始必然會在經營上遇，到重重:困難擔這種困難是暫時的。·如承擔經營風險，基層專業銀行就可能因經營不善而面臨破產的危險，但這正反映了優勝劣汰的規律。它作為一種內在的動力，能逼迫每一個基層專業銀粉去爵力改善經營管瑾。勞動者素質不高是舊體制的產物，在機關化管理的體制卞，勞動者作為最活躍、最能動的生產力處于被壓抑的狀態。一旦改機關化管理為企業化經營，真正建立起以利潤為中心使勞動成果和利潤目標直接掛鉤的動辦機制，廣天銀行職工將會千方百計地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可以預料，隨著塞層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新二代的社會主義金融家將會從廣大銀行職工中涌現出來。氣成一種自動調節的機制，能有效地促進全部銀行機構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能極大地提高整個社會資金的經濟效益，又何必要懼J盯競爭呢?解行之何競爭局面的出現，是否必然會導致競相放款的沖動，盈利動機和’“投資饑渴癥”交織，.是否就難以實現需求和供給的平衡?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每一家基層專業銀行雖然都以盈利為目標，但又是以責、權、利蘭者緊密結合的經濟實體的身份參與競爭，這種競爭自然會遵循一定的規律而展開，從而在微觀金融領域里會出現一種新的自動調節機制。這就是所謂市場調節，我們在這里稱之為“第一次調節”。微觀金融領域“第一次調節”的形成，恰恰能有效制止競相放款的沖動是根除投資饑渴癥”的藥良。
三、金融竟爭和二次調節
隨著國家銀行資金責任制的建立和各種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機構的誕生，各基層專業銀行彼此處于競爭者的地位。金融業全面競爭的出現將會帶來一個怎樣的成果呢?有的同志耽心競爭的后果不好收拾，認內必須堅持國有化的大銀行制度，不宜再多設銀行、筆者愚見，競爭既然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競爭同樣也能成為社會主義金融產業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
事物的運動必然遵循一定的規律。以利潤為目標而又處于相互競爭地位的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為了能在竟爭中取勝，為了能獲得更多的銀行利潤，必然會千方百計提高工作效率、，改進服務質量，烏并抓緊一切時機開拓和發展業務。由一家銀行機構的壟斷經營，不如由幾家銀行杉咖競爭經營。雖然對當事的競爭者來說，其目標只是為了獲得較多的銀行利潤丫但在為利潤而競爭的無數競爭者的背后則會形成一股推動整個金融產業向前發展的合力，競爭的無形之手既然舍形在過去建設資金主要靠財政撥款的體制下，誰爭到撥款誰就有了資金，投資者又無須承擔任何投資風險，誰不想多爭一點資金呢?即使在撥款改貸款以后，只要不改變地方、部門、企業吃銀行資金“大鍋飯”、下級行吃上級行資金“大鍋飯”、專業銀行吃中來銀行資金“大鍋飯”的體制，則“投資饑渴癥”的狀況還會存在。而“旦微觀金融領域形成了第一次調節，一方面銀行為承擔資金責任，實現利潤目標，必然努力保障資金的安全和減少投資風險，通過不斷提高項目評估的科學水平，以保證資金用于經濟效益高的項目，另‘方面，由于投資者要擔投資的責任和風險，如果投資效益等予或低于資金成本，就必然會失去投資的興趣。
當然，“這里所謂的“第一次調節”，指的是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是在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合理競爭，它既不同于資本主義競爭的弱肉強食，也不同于敵對階級之間的無情斗爭。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的立法仲裁和稽核能保證競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央銀行的宏觀余融調控又能及時糾正競徐，一要有所突破。
首先，簡政放權是漸進的量變過程。因，為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有關的簡政放權，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資金存貸權、盈虧自負權、橫向融資權，利率浮動權、利潤支配權、業務開拓權、人事權、自我發展和改造權等等，究竟放什么權，每州種權限具體放到什么程度，主要取決于宏觀條件的可能性。如工商企業擴權的進程、、價格改革的情況、稅，收制度的合理狀況、經濟立法的完善程度等州系列間接條件，以及銀行職工的素質、銀行機構的組織和管理水平、金融法規的制定情況等一系列直接條件，都制約著簡政放權的浮動權為例，要使市場利率而浮動，關鍵要看中央銀行能?求就供程隨進能爭的偏差。
宏觀金融調控是中央銀行代表月家對金、融活動的干預，屬于“第二次調節”的范疇。它能及時糾正第一次調節中存在的問題和偏差，‘引導金融競爭向著正確合理的方向發展。隨著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從在金融領域市場調節中一將會更好地發揮其自動調節機制的作用。只要第一次調節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協不管在微觀金融、領域出現多少新生事物，中央銀行都應采取不干預的態度，相反，如果金融市場調節的結果不符合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或者有明顯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情況，則中央銀行可通過第二次調節進行干預和糾正。因此，第二次調節應當以第一次調節為出發點。“引而不發”，“后發制人”，乃是金融宏觀調控之高度藝術性所在。
四、簡政放權是量變和部分質變的甘立統一
唯物滸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專業基層銀行要進行企業化改革，客觀上需要具備一系列的條件，，而目前具有決定意義的必要條件就是簡政放權。
在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下，銀行系統自上而下的層層指令，難以適應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使纂層專業銀行徒有依賴之心，而無奮發之志;黨政部門不必要的行政干預過多，使銀行尤其是廣大農村的基層行、所忙于應付，被迫作戰。現在，基層專業銀行要向企業化方向轉化，究竟能否轉化?首當其沖必須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簡政放權，它要求破“政銀不分”的傳統觀念，改一切聽命于上級指示的習慣做法。如果不簡政放權，基層專業銀行被捆住手腳，就談不上年何企業化經營，也就不存在基層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基層專業銀行簡政放權的過程，是量變和部分質變的對立和統一，一方面不能一欲而求，操之過息;另一方面也不應梅延等否制定出有斡控制社會資金供需關系的再貸款利率或再貼現率。再如銀行利潤目標和社會經濟效益雖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矛盾也十分明顯，、旦發生沖突，能否及時合理地解決，有無必要建立雙軌制的銀行體制等等，都需要一個摸索過程:正因為簡尊放權取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情況，故碑非朝夕之事，而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量變禪程。
【關鍵詞】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經濟行政合同
一、對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體為了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行政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是行政主體,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實現私權利主體的個體利益,通過民事合同的訂立和履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市場經濟主體的自發行為。行政合同目的對于行政主體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標;對于行政相對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體履行職責,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實現個體利益。行政合同出現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結果,是從“夜警”國家到行政國家的產物。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征求行政相對人意見體現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務的現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質上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屬于行政執法行政行為,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確認、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補償的不同之處在于與行政相對人協商一致方可成立,是雙方合意的結果,不具有單方意志性;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體可以直接實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具有單方意志性。行政合同從內容上分類,主要包括經濟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計劃生育合同、國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將運用行政法和經濟法理論分析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二、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經濟行政合同產生基礎
經濟行政合同是現代市場經濟產物。現代市場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政府調節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市場經濟不是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的自發調節,缺少政府的干預和調控。1776年斯密的傳世之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經濟自由理念對各國影響深遠: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不干預經濟只充當“守夜人”角色。這種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主流價值觀,不可動搖。在純粹的計劃經濟條件下,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市場調節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預之手無休止地延伸,無論是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宏觀經濟領域只有指令性計劃和服從,沒有雙方的合意,是純粹的行政管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私有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發達國家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被政府有限干預的市場經濟取代。政府干預、國家管理等理念占據主流。經濟行政合同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即混合經濟中才可能出現,“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協同并用時才能出現。
(二)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經濟行政合同屬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的不同點,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同點同樣適用于經濟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合同。經濟法是政府對經濟參與、干預(規制)和調節之法,既包括政府對宏觀經濟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對微觀經濟的介入。在微觀經濟領域,對應的是經濟法中的市場規制法。通過市場規制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規范企業行為,控制市場結構和狀態,創造充分、公平、適度的市場競爭環境和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這個領域里是純粹的經濟行政管理,運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會控制手段對市場活動主體檢查監督,依據相關法律法規,不可能出現雙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場規制法中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現代市場經濟是政府宏觀調控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平衡經濟總量,優化經濟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參與將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揮轉向公開市場操作和間接干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化趨勢。宏觀調控法的主要調整方法是引導,即經濟利益誘導和計劃指導。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變化經濟參數如稅率、利率等,誘導微觀主體,履行宏觀調控職責,實現宏觀調控目標。這種方法是導向性的,不是強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為主導的,但要求微觀市場主體配合,要求微觀市場主體的同意。經濟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觀調控法中。通過以上分析,對經濟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為了履行宏觀調控職能,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該合同體現了政府意志主導性和宏觀經濟效益性。
三、經濟行政合同的種類
經濟行政合同具體包括哪些,現在還沒有定論,現將比較典型的經濟行政合同加以分析,進一步證明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政府采購合同
依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行為。政府采購當事人包括采購人、機構和供應商。政府采購合同是采購人與供應商簽訂的或者采購人委托機構與供應商簽訂的就政府采購事項達成的協議。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一般買賣合同。采購資金是財政資金,是預算收入,是納稅人的錢,一般買賣合同資金是私部門資金,是買受人支配的資金,政府采購要符合《預算法》的規定。政府采購目的一方面是滿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過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宏觀經濟。一般買賣合同是實現私人物品所有權的轉移,滿足生產生活需求。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從財政學角度考察,政府采購支出屬于購買性支出,要求遵循價值規律和市場規則,要求雙方合意。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通過變化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是通過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完成的。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似乎是微觀活動,但實質是為了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政府采購合同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履行調控職能運用的合同,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二)再貼現合同
再貼現是指商業銀行將通過貼現業務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業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轉讓,借此獲得中央銀行的資金融通。實質上是中央銀行通過再貼現業務向商業銀行提供資金融通。對中央銀行而言,再貼現是買進商業銀行持有票據,是一種信用業務;對商業銀行而言,再貼現是出讓貼現票據,解決一時資金短缺困難。整個再貼現過程,實際上就是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的票據買賣和資金融通過程。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再貼現事項達成的協議,包括再貼現對象、再貼現率、再貼現金額等內容。再貼現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貼現合同。貼現合同的主體是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自然人,主體之間法律地位平等;再貼現合同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中央銀行是行政機關,和商業銀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體。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貼現合
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是提供金融服務,實現利潤最大化;對于工商企業,是籌集資金,實際上是民間的資源配置。再貼現合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是籌集放款資金;對于中央銀行而言,是通過再貼現業務控制貨幣供應量和資金流向,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再貼現合同不是中央銀行的單方意愿,中央銀行是被動的,要有商業銀行的申請才可以,是雙方的合意,不具備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再貼現率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再貼現率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實現通過一系列再貼現合同完成,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三)公開市場業務合同
公開市場業務指中央銀行通過在金融市場買進或者賣出有價證券,借以改變商業銀行準備金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一種措施。中國人民銀行從1998年開始建立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制度,選擇了一批能夠承擔大額債券交易、有效傳導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作為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債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購交易、現貨交易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進或賣出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票據達成的協議。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一方必須是中央銀行,一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行政機關,與相對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資本市場上普通的投資者和籌資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開市場業務合同目的,對于中央銀行而言,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對于相對方是實現投資收益或者投機利益;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投資者實現投資收益,籌資者籌集所需資金。既然是市場業務,就要遵循市場規律,不可能向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意志性。公開市場業務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通過一系列公開市場業務合同實現,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參考文獻】
[1]柯梅森.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干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干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于優勢，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因而必須借助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后調節并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
——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采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量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干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于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于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并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exter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于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后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準及征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并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于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量（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并且這些變量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后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擊
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并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么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干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干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干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么，為什么政府干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么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干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干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里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
其次，政府干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干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干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干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干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干預成為可能（政府干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干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和價格形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一大熱點。中央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價格監管工作是政府調控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當前價格形勢的新情況和中央宏觀調控新要求，遵循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監管價格的內在規律，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創造良好的價格環境，是當前各級政府及價格部門迫切需要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
科學發展觀是價格監管工作的指南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實現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直接體現。價格作為供求調節工具，引導生產與消費，平衡供給與需求，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決定著宏觀經濟的均衡性。價格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反映著市場供求變化和資源的稀缺程度，直接引導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且，在統籌協調城鄉發展、區域發展、國際國內發展中，也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價格作為利益調節的重要杠桿，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變化，對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處理好關系民生的價格問題，統籌兼顧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就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反之，處理不當，就可能演變和轉化為新的社會矛盾。因此，政府價格監管工作只有緊緊圍繞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不斷理順價格關系，規范價格秩序，充分有效地發揮價格調節的正向功能，才能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有力的保證。
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市場各種因素的一系列的變化，最終都將通過價格反映出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價格在調節供求、配置資源、調節利益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價格機制在自發調節過程中往往也會發生失靈現象，導致市場價格劇烈波動，影響經濟社會健康運行。政府的價格監管工作就是要在充分發揮價格機制的正向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針對市場失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對市場價格進行適度干預，熨平價格的不正常波動，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價格調控工作的規律性要求。當前，我們要進一步深刻認識這一內在規律，結合新形勢新要求遵循這一規律。一是保持價格總水平的基本穩定。通過運用多種措施，鞏固價格穩定基礎，避免價格大起大落，防止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產生；二是發揮政府定價的杠桿作用。完善政府定價的形成機制，通過價格的替代和傳導機制，引導市場價格的運行；三是堅持依法治價。依據相關法律，規范微觀市場主體的價格行為，依法打擊哄抬價格、價格欺詐等不正當價格行為，維護市場價格秩序；四是加強價格服務職能。構建社會價格信息服務體系和監督體系，引導生產者合理調整供給，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毫無疑問，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遵循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格監管規律，創造性地開展價格監管工作。
宏觀調控對價格監管工作的新要求
在新的形勢下，宏觀調控的階段性目標和緊迫任務，是保持價格總水平的基本穩定。政府價格監管工作必須緊緊圍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深化改革，完善機制，在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經過近30年的價格改革實踐，我國價格監管制度基本實現了從計劃價格體制向市場價格體制的過渡。到2005年底，我國市場調節價的比重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為95.6%，在農副產品收購總額中為97.7%，在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為91.9%。2000年以來，安徽省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的比重年平均已在96%以上，政府宏觀調控下由市場形成的價格機制基本建立。此外，從《價格法》的頒布實施，到重要商品儲備制度、價格調節基金制度、價格監測分析和預警預報制度、價格干預措施和緊急措施制度的建立，也標志著我國市場價格監管的制度框架和調控手段初步形成。政府調控價格的能力不斷增強，調控水平和藝術不斷提高。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的價格監管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其一，我國經濟增長處在快速增長的周期，但同時發展不平衡的特征十分突出，反映在價格上，產業分類越來越細，新興產業大量增加，各產業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密切，它們之間的比價關系越來越復雜，產業上下游之間都可能在成本推動或需求拉動下引起價格波動，經濟運行中和價格運行中不確定因素大量增加；其二，在全國統一市場基本形成的格局下，跨區域的商品流動在時空上高度開放，價格傳導的過程和環節越來越繁雜，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價格方面的博弈正在加劇，這一切都增加了價格監管工作的復雜性；其三，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我國出口較多的加工制造產品和農副產品以及進口較多的資源、投資產品對國內市場及其價格水平，都發生著較大影響。
很顯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給價格監管工作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新任務新要求。由于受一些相關體制和機制不夠完善，以及政府價格監管工作力量和手段相對薄弱等因素的制約，政府價格監管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在增加。當前價格監管工作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已經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主要表現為：
一是價格監管信息系統不夠健全。目前，在全國缺少一個統一的權威的價格信息平臺，存在較為嚴重的價格信息缺失和滯后問題。目前全國性的豬肉市場價格上漲，這與去年下半年生豬價格大幅度下跌，生豬生產和銷售信息不暢通，產銷存在脫節現象有著直接關系。
二是價格監管手段和方式不夠完備。在推進市場化進程、放開絕大多數價格的情況下，現行價格監管手段與宏觀調控的要求還不適應，特別是重要商品物資的儲備制度和價格調節基金制度等經濟監管手段嚴重缺位，調節規模和使用范圍十分有限，難以對市場供求和價格走勢進行有效調控。
三是價格監管不夠平衡。在實際工作中，重價格行為監管輕價格預警監管，重城市價格監管輕農村價格監管，重靜態價格監管輕動態價格監管，重微觀價格監管輕宏觀價格監管的現象還相當普遍。長此以往，這種不對稱狀況，必將阻礙價格調控目標的全面實現，動搖價格總水平的穩定基礎。
四是政府定價的科學性和民主化還有待提高。政府價格形成機制還沒有真正做到科學、合理、規范，特別是對壟斷行業的價格監管，比如電力、石油、電信等價格，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在一些地方，“價格聽證會”還不夠透明和規范，“關門定價”、“倒逼機制”等現象，使得政府定價還不能完全反映宏觀調控的目標要求，進行主動干預和“反周期”的預期調節。
五是需要同步推進的配套措施還不到位。價格監管工作往往不能從宏觀調控層面的開放系統中選準定位，而是單純地就價格論價格，在較為封閉的監管系統中找尋價格監管的方向、范圍和力度，缺乏財政、信貸、投資、稅收等政策的合力推進，缺乏其他相關體制性和機制性改革措施的積極策應和配合，存在治標不治本的現象。當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看病貴、上學貴、買房貴等價格問題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重要原因是，相關體制性和機制性改革政策沒有及時對接。價格監管工作孤軍奮戰，難免事倍功半。
加強和改進政府價格監管工作，迫在眉睫，任重道遠。必須依托新的經濟形勢和價格形勢變化的宏觀背景，理清思路，正確定位，選準切入點，積極配合和推進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
以新的思路加強價格監管工作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和改進政府價格監管工作，當前需要突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進方式，推進創新，著力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確立全局意識和系統思維。政府價格監管，是一項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工作，要把政府價格工作放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總體要求中，放在宏觀調控、推進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方式的大格局中。針對當前價格總水平上漲的突出問題，各級地方政府和價格部門要堅決貫徹中央宏觀調控的目標要求，科學謀劃對策，采取有力措施，不斷提高價格監管水平和監管藝術，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價格監管范圍應當覆蓋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價格監管形式要依據不同商品和服務的供求情況、競爭狀況、重要程度和公益性大小，實行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
在新的形勢下，創新價格監管工作，需要確立系統思維的理念，把全社會價格作為一個整體的有機系統，注重調查和研究，深入認識和把握價格形成、價格發現、價格傳導、價格影響的系統關聯與客觀規律。要關注新的發展階段的供求關系，產業結構和價格水平的關系，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價格關系，中長期的價格變動趨勢；要重視調查研究價格變動過程中對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影響，尤其是對弱勢群體的影響；政府管控的公共產品和資源產品價格的深化改革，將對其他產品和其他行業的影響，要有比較清晰而準確的預見性。在此基礎上，深刻認識價格系統的內在關系，從而謀劃解決當前價格問題的系統思維和有效對策。
二是加快建立價格信息系統平臺。完備的準確的價格信息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決策的依據，也是做好政府價格監管工作的基礎。要在整合現有的部門、分散的信息系統基礎上，抓緊建立與全國發展的統一市場相適應的，具有全局性、權威性、綜合性的全國統一的價格信息系統平臺，避免價格信號失真和紊亂。這個平臺不僅要實時反映價格動態，還應當分析和預測中長期價格變動趨勢，當價格出現異常波動的前兆時，要及時進行預警，將價格監管“關口”前移。要建立政府價格信息權威制度，合理引導市場預期，促進微觀主體理性生產和消費。要通過正確的價格信號和準確的價格預測，為各級政府制定和調整發展規劃、產業政策、投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教育供求;職業教育;教育發展
當前的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在內面臨著種種的問題與困境,在喊著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響亮口號的時候,具體的投入問題;行業企業參加的積極性問題;農村的職業教育的問題;職業教育本身吸引力的問題;都是突出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就在前不久,2010年6月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里也明確提出了解決職業教育發展的綜合配套措施,但要認真貫徹執行的前提下,按照社會主義市場規律辦事也是必不可少的。畢竟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就自然而然牽扯到一個問題――供給與需求,在微觀經濟學看來: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決定價格,價格決定供求;反過來,供求決定價格,并通過調節不同生產條件下的生產,影響市場價值的形成與決定。因而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價格與市場供求關系形成一種辯證關系。
一、社會發展需要與個人發展的現實沖突
1.社會視角
“2008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包括普通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技工學校和成人中等專業學校)共有學校14847所,比上年增加15所。招生812.11萬人,比上年增加2.09萬人;在校生2087.09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8萬人。”1但中職教育提供的教育機會相對于社會需求仍顯不足中職畢業生滿足不了社會經濟發展對一線工人的渴求就是明證。長三角、珠三角乃至全國各地的“技工荒”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目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還處于發展的關鍵期,各地紛紛上調一線工人工資,企業也面臨轉型的要求,工人要求從最初的生產線上的“一顆螺絲釘”逐漸向高技能高素質的真正意義上的制造業工人轉變,迫切需要大批技術過硬的中高級各種類型勞動者。而這些“產品”大都需要中職教育來培養和提供,在這個供不應求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職教育的供給不足,社會需求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解決這個矛盾時應該增加中職的教育機會供給。
2.個體視角
從個人視角分析。從收集到的文獻資料上看,包括一些著名學者在內的職教界同仁大致都認可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人們受官本位、“勞心者治人勞力治于人”等傳統觀念的影響甚深,再加之中職教育長期發展不足、中職生教育預期收益率低和畢業生的社會地位不高等原因導致個人對中職教育需求不高。中職教育提供的教育機會大于初中畢業生的需求。
在解決矛盾時應刺激個人對中職教育的需求,增加職業教育的吸引力,而這一點,實際上早在2006年柏林“職業教育和培訓對話”亞歐會議,已經有所提及--如何全面增強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吸引力。而不是減少教育機會的供給:中職教育發展的應然狀態是供不應求,而實然狀態卻是供過于求。一方面。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亟需大力發展中職教育以彌補技能型人才匱乏的缺口;而另一方面個人對中職教育的需求嚴重不足,這已經導致中職教育發展面臨諸多困境。
二、平衡供求矛盾,擺脫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境
有學者認為“市場調節促使教育資源合理配置,增大教育供給。”然而我們必需清楚的認識到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是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之上,反之,當這些條件不具備時,市場機制就會失效,在教育領域,情況同樣如此。市場對教育的調節之所以會產生失效一方面是由于市場自身缺陷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源于教育自身的特性。
在上述兩個矛盾中。筆者認為主要矛盾是供過于求。該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個人對中職教育需求不足,而造成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職生的教育預期收益率低。
1.提高中職生的教育預期收益率
教育預期收益指個人在接受某一層次教育所預計可以得到的收入,預期收益率就是預期收益與教育成本的比率。如果個體認為教育預期收益率高,就會投資;反之就會少投資或不投資。理論上,提高中職生的預期收益率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降低中職生的教育成本。通過國家補貼扶持、增加獎助學金或接受社會捐贈等方法減少中職生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通過市場調節或政府干預等措施增加一線技術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刺激適齡學生對中職教育的需求。
2.加大對中職教育的扶持力度
首先,加強中職教育的法律法規建設。努力構建以《職業教育法》為基本法,輔之以中職教育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而構成上下有序、內容全面、協調統一的中職教育法律法規體系。其次,嘗試新的政策導向。鑒于我國中職教育發展滯后,適度的政策扶持還是必要的。政策支持包括職校和學生的政策傾斜。再次,增加對中職教育的投資,公共財政投入是中職教育發展的基本保證。
3.營造有利于中職發展的輿論環境
要改變人們對中職教育的偏見需要耐心細致的工作。首先,我們通過電視、網絡與報紙等大眾媒介宣傳中職教育的意義。讓公眾了解中職教育的地位作用、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國家所給予的優惠照顧政策等,使公眾更充分地認識中職教育以及技能人才供不應求的現狀。其次,積極打造中職教育品牌、推介中職教育典型。不斷擴大中職教育的影響力。
三、結語
發展中職教育應采用漸進式,在保證質的前提下進行量的擴張。提高中職教育質量歸根結底是提高畢業生質量。總之,既要努力增加中職教育機會的供給,也要注意提高中職教育質量,二者結合、多管齊下方能解決中職教育供求矛盾,使其走出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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