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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52.68文獻標識碼：A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兩岸四地經濟合作越來越頻繁。受益于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CEPA（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兩岸四地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經濟融合和產業整合不斷深化，經貿融合程度也正在加深。因此，深入研究兩岸四地經濟發展的異同對經濟合作效率具有一定緊迫性，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研究兩岸四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以便為四個地區服務貿易的合作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兩岸四地服務貿易特征比較分析
根據貿易依存度概念，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服務貿易依存度差別明顯，中國大陸服務貿易總額出口占比、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占比、運輸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和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呈現顯著遞增趨勢。香港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比例呈現兩階段特征，第一階段為1982—1996年，期間香港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占比、旅游服務貿易占比、運輸服務貿易占比呈遞增趨勢；第二階段為1997—2009年，期間三者占比都呈下降趨勢。香港其他服務貿易占比遞增時間稍長一些，從1982年一直持續到2001年，2002年后開始呈下降趨勢。澳門旅游服務貿易占比2000年后也呈現快速增長，雖然澳門服務貿易總出口占比基本呈現遞增趨勢，但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比例很小，尤其是運輸服務貿易和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例就更小。
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比例情形與香港類似，只是占比增長持續時間稍短一些。臺灣地區服務貿易總額出口占比、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占比1982—1993年呈增長趨勢，1993年后呈下降趨勢，運輸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分別在1995年和1989年后呈下降趨勢。從各地服務貿易出口占比大小看，香港服務貿易出口總量占比在2003年之前都大于中國大陸，2003年后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迅速，而香港服務貿易出口有下降趨勢。臺灣地區在1993年前服務貿易出口占比也基本高于中國大陸，但由于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迅速，1993年后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呈下降趨勢使得兩地占比大小差距擴大。澳門服務貿易出口總量占比雖然一直呈上升趨勢但占比大小在四地中都是最小。各地服務貿易分類出口占比大小的情形與總量占比情形的差異類似。
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占比、運輸服務貿易進口占比和其他服務貿易占比在1998年后呈快速增長方式，旅游服務貿易進口占比則在1991年后就迅速增長。香港、臺灣地區無論是服務貿易進口總量占比還是分類占比都呈現先上升后下降情形，澳門服務貿易進口總量占比和分類占比變化較小，略微有上升趨勢。
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出口結構在1991年出現了分水嶺，1991年以前傳統運輸服務貿易出口都大于旅游和其他服務貿易出口，1991年后服務貿易出口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大陸運輸服務貿易出口比例在1999年以前一直下降，而后又有所上升，旅游服務貿易出口比例從1982年一直上升到2001年后又呈下降趨勢。香港和臺灣地區情形有些類似，其他服務貿易出口比例基本上都呈上升趨勢，運輸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則基本表現為一直呈下降趨勢，并且在2000年之后，其他服務貿易出口比例都在50%以上，澳門主要以旅游服務貿易出口為主，其比例一直維持在80%以上。這說明澳門的運輸服務貿易出口、金融等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量相對來說太小。
中國大陸三類服務貿易進口比例在1994年后比較接近，1994年之前傳統運輸服務貿易進口比例遠大于其他兩類服務貿易進口。香港旅游服務進口比例一直都較大，2008年后才與其他兩類服務貿易進口比例相接近。澳門1997年后傳統運輸服務貿易和旅游服務貿易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其他服務貿易則呈上升趨勢。臺灣地區在1984年之后三類服務貿易進口比例呈現明顯特點：其他服務貿易一直都呈現上升趨勢，而另兩類服務貿易進口比例則基本呈現下降情形。
二、研究設計和數據
1.研究設計。為了分析中國兩岸四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本文使用Balassa（1978）提出的出口擴展型總量生產函數模型作為基本模型。Balassa在傳統Cobb—Douglas生產函數（簡稱C—D函數）中引入出口變量，將該函數擴展為適合研究開放經濟的出口擴展型總量生產函數形式：Y=F（K，L，X），其中Y為總產出，K，L，X分別為資本、勞動和出口額。隨后有不少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的具體形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Taylor（1981）直接在指數形式的C—D函數中引入出口變量，從而使得C—D函數形式變為：Y=AKδLβXγ，A為技術水平。Hine等（1998）假設C—D生產函數形式為：Qit=AγKαitNβit，Q為實際產出，K為資本存量，N為單位有效勞動，A被假設與時間、進口和出口有關，具體形式為：Ait=eδ0TiMδ1itXδ2it。其中M為進口，X為出口。本文根據上述文獻思路，將貿易出口、進口變量引入到C—D生產函數中，從而建立包含進出口變量的新的生產函數：
Yt=eλKαtLβtMγtXηt（1）
Y、A、K、L、M、X的含義與前文相同，α為資本產出彈性，β為勞動產出彈性，γ為進口產出彈性，η為出口產出彈性。對（1）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可以得到包含進出口變量的線性生產函數為：
LnYt=λ+αLnKt+βLnLt+γLnMt+ηLnXt（2）
根據式（2），可以建立兩岸四地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回歸模型如下：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it+α4LnXit+μit（3）
式（3）中Y為實際產出，K為實際資本投入，L為就業人數，M、X分別為服務貿易實際進口和實際出口，μ為隨機干擾項，i=1，2，3，4，分別代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另外，為了比較研究兩岸四地分類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本文還建立如（4）式表示的模型分析運輸服務貿易、旅游服務貿易和其他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Tit+α4LnMTRit+α5LnMELSEit+α6LnXTit+α7LnXTRit+α8LnXELSEit+μit（4）
式（4）中MT、MTR和MELSE分別為運輸、旅游和其他服務貿易進口額，XT、XTR和XELSE分別為運輸、旅游和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額，其他符號含義同式（3）。
2. 數據說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產出Y、資本投入K、服務貿易進出口所有變量均為實際值，其中產出Y為本地GDP，資本投入K使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替代。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各變量實際值由名義值除以各地CPI指數（1982年為基期，1982=100）計算得到，香港、澳門各變量實際值由名義值除以GDP平減指數（1982年為基期，1982=100）得到。勞動投入都為年末就業人員數。服務貿易數據均來自WTO網站，澳門數據來源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臺灣地區數據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和臺灣地區2009年、2010年統計年鑒，香港數據來自香港統計網站，中國大陸數據來自中國經濟統計網。
三、實證分析
1. 研究方法確定。表1數據表明兩岸四地服務貿易進出口有著較強的相關性。除臺灣地區出口和進口與其他三個地區出口和進口相關系數低于0.9外，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服務貿易進出口相關性都非常高，這表明兩岸四地之間服務貿易關系緊密。
表1兩岸四地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相關性出口進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中國大陸10.9590.9760.87210.9430.9550.783香港10.9720.92410.9230.896澳門10.85410.679臺灣地區11
由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相關性較大，說明兩岸四地貿易進出口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共同因素通過貿易變化進一步影響到各地經濟增長。所以，單個地區進行OLS估計殘差項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為了更有效地估計兩岸四地服務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需要使用SUR方法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構成的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在進行SUR估計之前，必須檢驗四個地區的方程是似無關還是真無關。對面板數據似無關檢驗的統計量一般有LR、LM和WALD，本文使用LR和LM檢驗統計量，它們的檢驗表達式分別為：
LR=T∑Ni=1lnσ2i—ln|∑|
LM=T∑Ni=1∑i—1j=1ρ2ij
其中T為1982—2009年期間樣本個數，N為地區數，σ2i為各地區單獨進行OLS回歸分析時的方差估計值，∑為各地區回歸殘差協方差矩陣，ρ2ij為各地區進行OLS回歸時的殘差相關系數。兩個統計量都服從自由度為N（N—1）/2的χ2分布，通過計算分別得到LR=1091.87，LM=17.396，置信度為95%，自由度為6的χ2值為12.592，所以兩個統計量都拒絕了原假設，這表明四個地區的方程表現為似無關。
為了更有效的估計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需要使用SUR方法對面板數據進行估計。為了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別對模型進行了OLS回歸和SUR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分別如表2和表3所示。從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兩種回歸方法在系數符號和顯著性上取得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可以認為估計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但是，由于各地區單獨進行OLS回歸分析，得到的估計結果可能有偏誤，所以最終接受SUR估計結果。因此，以下分析都是針對SUR回歸方程進行。
2. 回歸結果分析。從表2的模型1回歸結果看出兩岸四地除香港外，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地區的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中國大陸勞動投入產出彈性小于資本投入產出彈性，說明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相對稀缺而勞動相對過剩的事實。澳門和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相反，兩地的勞動產出彈性分別為0.995和2.453，遠大于各自的資本產出彈性，說明這兩個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相對過剩而勞動力相對稀缺。香港的情形更特殊，回歸結果表明香港的資本投入已經過剩。因為資本產出彈性為—0.672，表明資本投入每增加1%，將使經濟下降0.672%，相對資本投入來說，香港的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大。各地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具有明顯不同，臺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不明顯，雖然進出口彈性為0.105，但未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服務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顯著，系數都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香港服務貿易進出口產出彈性為0.528，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澳門，中國大陸最小。
從表2的模型2分析結果看，服務貿易分類總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大陸地區運輸和旅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運輸產出彈性為0.085，旅游產出彈性為0.212。香港和澳門只有旅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兩地旅游產出彈性分別為0.483和0.314。臺灣地區運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不但沒有促進作用，反而還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運輸產出彈性為負值。臺灣地區旅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不明顯，雖然旅游產出彈性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臺灣地區其他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他服務貿易增長1%，可以促使臺灣地區經濟增長0.204%。
從表3中模型1回歸結果來看，當將兩岸四地服務貿易分為進口和出口時，中國大陸勞動投入產出彈性還是小于資本產出彈性，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產出彈性都大于資本產出彈性，香港的資本產出彈性為負值，勞動產出彈性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兩岸四地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差異明顯。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地區的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顯著，出口產出彈性較接近，但這三地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都不明顯，進口系數都為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香港服務貿易出口對其經濟增長作用不顯著，出口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服務貿易進口對香港經濟增長作用較大，服務貿易進口增長1%，香港經濟增長0.442%。由表3中模型2分析結果可知兩岸四地服務貿易分類進口和分類出口，對經濟增長作用同樣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大陸只有旅游和運輸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中國大陸服務貿易運輸進口對經濟增長反而不利。因為運輸進口產出彈性為—0.2，中國大陸旅游服務貿易進口，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對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香港旅游服務貿易出口、進口對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其中旅游服務貿易進口對香港經濟增長作用更大，旅游進口增長1%，可以促使香港經濟增長0.348%。澳門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兩者產出彈性分別為0.311%和0.050%。臺灣地區的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明顯，運輸服務貿易對臺灣地區經濟增長反而不利，其他服務貿易對臺灣地區經濟增長作用都不顯著。
說明：（1）***，**，*分別表示通過1%，5%，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小括號內為標準差。
四、各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比較
1. 各地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貢獻測算。本文使用各類服務貿易產出彈性系數，測算出兩岸四地1983—2009年期間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4顯示了兩岸四地進出口總額和進口額、出口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需要說明的是回歸時如果產出彈性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該項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不明顯，在計算貢獻時該項都不再予以考慮。各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
（1）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三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貢獻，臺灣地區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明顯，四個地區的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都具有積極作用。
說明：實際值計算以1982年為基期。（進出口）總額貢獻=進出口額年均增長率×進出口產出彈性，出口貢獻=出口額年均增長率×出口產出彈性，進口貢獻=進口額年均增長率×進口產出彈性；（貢獻）份額=貢獻/GDP年均增長率。
（2）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四個地區的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進出口總額的貢獻份額分別由2001—2005年期間的37.17%、85.56%和52.80%，下降為25.65%、49.74%和50.21%。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貢獻份額由2001—2005年期間的42.48%下降為26.28%。雖然澳門2006—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維持在44.29%，比2001—2005年高，但2009年澳門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為負27.55%，說明金融危機期間澳門服務貿易出口受到嚴重打擊。由于澳門服務貿易依存度高，服務貿易出口的下降使得澳門GDP增長率由2008年的10.75%下降到2009年的6.09%。臺灣地區遭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大，GDP當年增長率為負5.83%，2008年服務貿易出口對GDP的增長作了負貢獻。2006—2009年臺灣地區因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服務貿易出口對GDP年均增長為負貢獻，且年均負貢獻份額較大，達到了—74.77%。
（3）香港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其他三個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進出口總額看，香港在1991—1995年期間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小于中國大陸和澳門，2006—2009年期間貢獻略小于澳門，其余年份香港地區都比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大。從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看，香港只有1983—1990年間服務貿易進口貢獻小于臺灣地區，其余年份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要大于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地區。另外，相對來說澳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要大于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貢獻分別為27.32%、42.65%和40.11%，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分別為26.85%、36.28%和37.41%，香港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60.05%。因此，平均來看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低，而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都較高。
說明：實際值計算以1982年為基期，貢獻計算方法見表4說明。
從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分類對經濟增長貢獻來看，兩岸四地經濟中旅游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來說更顯著一些，因為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旅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都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大陸的運輸業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臺灣地區的運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值。另外，只有臺灣地區的其他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表5中數據表明：（1）中國大陸服務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主要是由運輸和旅游服務貿易實現的，香港和澳門服務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則主要是由旅游服務貿易實現的，臺灣地區則主要是由其他服務貿易實現的。（2）1996—2000年香港旅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值，說明該期間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地區的旅游業影響極大。香港旅游貿易這段時期的增長率為—2.29%，遠低于其他時期的增長率。澳門1996—2000年旅游服務貿易增長率雖然只有1.53%，但對這段時期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很高，達到了80.09%（表中數據為負值，是因為GDP增長率為負值）。
從進口分類、出口分類對經濟增長貢獻看（見表6），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對經濟的貢獻主要是因為旅游出口和運輸出口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在2000年之前，中國大陸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大于運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2000—2009年中國大陸運輸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相對來說更大一些，但2009年例外，該年中國大陸運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53.93%，這與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中國出口下降有一定的關系。1983—2009期間中國大陸運輸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為10.80%，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為20.62%。中國大陸運輸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為負值，說明運輸進口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沒有促進作用，相反還抑制了經濟增長。香港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靠旅游服務，無論是旅游進口還是出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都很顯著。1983—2009年香港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對經濟增長年均貢獻分別為31.08%和48.25%，說明這段時期旅游進口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作用更大，而香港運輸出口、進口和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不明顯。澳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旅游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值，運輸服務貿易出口、進口和其他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均不明顯。臺灣地區運輸服務貿易進口和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十分明確，有時促進經濟增長，有時又抑制經濟增長。1996—2000年、2006—2009年期間運輸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為正，對經濟增長起了促進作用，而其他時期年均貢獻率都為負值，抑制了經濟增長。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在2006—2009年對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為負值，其他時期年均貢獻率都為正值。臺灣地區的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運輸服務貿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不明顯。
說明：實際值計算以1982年為基期，貢獻計算方法見表4說明。
2. 各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差異分析。無論從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還是從服務貿易總額分類，或是從服務貿易進口分類、出口分類分析，兩岸四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呈現顯著的差異性。
（1）從貿易依存度分析，貿易依存度高低明顯地影響了各地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般情況是貿易依存度高，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就大，如香港和澳門的服務貿易依存度遠遠大于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與后兩者相比，前兩者服務貿易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要大。不過并非貿易依存度越高，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如澳門貿易依存度一直很高，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貿易依存度分別為104.11%和104.60%，并且一直都大于香港，但澳門服務貿易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多年份都低于香港服務貿易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2）從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比率分析。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與各地服務貿易出口世界占比大小并不直接相關。香港在2003年以前，服務貿易出口世界占比都大于其他三個地區，盡管2003年以后小于中國大陸，遠大于臺灣地區和澳門，但是香港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貢獻并不明顯。
五、結論
本文的目的是旨在研究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性，以便為兩岸四地經濟合作提供有益的參考。通過使用1982—2009年的面板數據和SUR回歸分析研究：（1）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三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貢獻，臺灣地區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明顯。（2）2006—2009年期間由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四個地區的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進出口總額的貢獻份額分別由2001—2005年期間的37.17%、85.56%和52.80%下降為25.65%、49.74%和50.21%。（3）香港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上大于其他三個地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低，而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都較高。（5）從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分類對經濟增長貢獻來看，兩岸四地經濟中旅游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來說更顯著一些。（6）從進口分類、出口分類對經濟增長貢獻看，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主要是因為旅游出口和運輸出口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香港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靠旅游服務，澳門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其他服務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臺灣地區的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運輸服務貿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不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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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on Four Districts of Cross—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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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545，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關鍵詞：國際服務貿易統計；BOP統計；FATS統計
中圖分類號：F7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143－03
當今世界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會計、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同時，與近年來出現的大型呼叫中心、數據庫服務、遠程財務處理等一樣，新的服務貿易業務也將逐漸衍生出來。商業存在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方式。
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擴張，服務貿易的定義也趨向開放，更是對服務貿易統計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務貿易總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定義引發出統計口徑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對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和方法開展了相應的研究。筆者對這些研究活動及其成果進行了回顧，歸納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主要觀點。
一、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源于服務貿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務貿易概念有狹義論與廣義論之說。發展中國家僅將居民與非居民所從事的跨國服務視為國際服務貿易，即狹義論。發達國家則將所有涉及不同國民或不同國土的服務交易都列入國際服務貿易范疇，即廣義論。服務貿易的這兩種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三個區別[1]：（1）兩種定義觀察國際服務貿易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產要素所有權――即屬地與屬權之別。（2）兩種定義下國際服務貿易的范圍不同，集中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3）兩種定義產生的背景不同，所發揮的功能不同。貨物的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互為替代，而在服務領域發生的直接投資從本質上講是跨境服務貿易的一種變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中，國際服務貿易被定義為四種供應模式：（1）跨境供應（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3）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動（Movement of personnel）。謝啟南等認為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應當遵循以下的原則[2]：第一，貿易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有償服務，而不統計無償服務。第二，服務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服務貿易，而不統計貨物貿易。因此，必須正確劃分服務與貨物的界線，防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重復統計。第三，國別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本國（地區）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所發生的交易，而不統計本國（本地區）居民和機構單位之間在國內（地區內）所發生的服務交易。
二、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現狀
國際收支是世界各國國際經濟交往的產物，是用來記錄、分析、解釋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交往中的規模、結構的統計數據。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實行宏觀經濟目標的需要。宏觀經濟目標通常由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組成。因此，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對本國國際收支狀況做出評價和判斷的基礎，是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全球統一的國際收支制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后著手建立完善的（見表1）。
《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和《國際收支手冊》第四版的區別主要有：第一，擴大了國際收支統計概念框架的范圍，使其不但包括國際收支流量的統計，而且包括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的統計；第二，明確區分了經常賬戶賬戶內的服務和收益，收益又分為職工報酬和投資收入，重新定義了經常賬戶，將無償轉讓分為經常轉移和資本轉移。前者計入經常賬戶，后者計入資本賬戶；第三，對第四版的資本賬戶進行了重新定義，改稱為資本和金融賬戶，使各類投資方式下的投資工具、部門期限的劃分更為明確。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歐盟統計局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協商，制訂了比《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居民與非居民之間國際服務貿易的分類更詳細的分類，將《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若干服務項目進一步分類，即《擴大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簡稱EBOPS）。它不僅包含了與BPM5的11個主要標準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錄，而且增加了許多與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簡稱BPM5）原則相一致的更細化的內容，基于鑒定和申報目的，EBOPS編碼標準化體系與BPM5的編碼體系完全協調融合。
傳統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簡稱BOP）統計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規定，國際收支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錯誤與遺漏賬戶。服務貿易被列入經常賬戶項下，是指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服務的輸出入。居民與非居民的劃分不是以國籍為標準，而是以交易者的經濟利益中心所在地為依據，即從事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和交易達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規定，企業、非營利機構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論其來自何國，只要他們在所在國從事一年以上的經濟活動與交易，就是所在國的居民。另外，與GATS的分類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務。
由此導致了對國際服務貿易范圍的界定不同，尤其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如果A國的服務提供者在B國從事經濟活動（設立商業機構）在一年以上，則不屬于國際服務貿易。
BOP統計偏重考察不同國家服務產品的流向及隨后的資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國圍繞服務交易，通過包括貿易與投資在內的各種途徑所獲得的全部收益。
BOP統計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簡稱FATS）統計體系可以互為補充。FDI統計涵蓋貨物和服務貿易，因此，FATS統計的數據很多可以從中獲得。FATS服務貿易分為內向FATS和外向FATS。別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內向FATS”，東道國附屬機構在別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外向FATS”。FATS統計包括外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全部服務交易情況――包括與投資母國之間的交易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以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因此，FATS統計可以提供全部的商業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動的統計數據（見表2）。
作為長遠努力目標，FATS應盡可能地在與EBOPS相一致的基礎上，按照適用于貨物貿易的“商品列名與編碼協調制度”進行分類，以便與按此方法分類的居民與非居民貿易進行比較。
雖然GATS與BOP＋FATS統計沒有達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現有統計框架的領域存在，但已經為國際間服務貿易統計數據的可比與交換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統計操作中的難點
1．FATS統計的所有權標準。按照GATS定義，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通常有“所有權”、“控制”和“聯營”等幾個概念。在統計準則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關于所有權的規則。所有這些規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決權（就法人企業而言）或等值權益（對非法人企業而言）的標準作為直接投資的下限，但是，它們也規定了與GATS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規則。所有這三個經協調一致的標準都把“附屬機構”界定為直接投資者擁有50％以上股權的企業，“聯營公司”為直接投資者擁有10％至50％股權的企業，而“分公司”為單獨或聯合擁有的非法人企業。在1993 SNA中，附屬機構和分公司都被認為是“外國控制的企業”；個別國家可按照它們對外國控制的質量評價，把聯營公司包括在這一類別之內或排除在這一類之外。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采納了歐統和OECD多數所有權的標準，即以“直接投資者擁有直接投資企業中50％以上表決權”作為劃定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的標準。《手冊》認為，盡管低于50％股權仍可達到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目的，似應將之列入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但這有可能因為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編報人員對控股的不同評估標準造成雙邊統計數據的不對稱。
2．FATS統計指標。FATS統計指標在《手冊》中被稱為“FATS的經濟變量”，對變量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它們在GATS的執行中和經濟全球化現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獲性。《手冊》提出了兩組變量。第一組為基本變量，包括FATS的銷售額（營業額）和／或產出、雇員人數、增加值、貨物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和企業的數量。它們被用來采集有關服務貿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組為補充變量，可用于作相關的對比分析，包括資產、員工報酬、凈值、固定資本積累總額、所得稅、研究和開發支出。外國附屬機構是外國投資企業中的一種，這些指標可以在現行機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統計中獲得。
3．FATS的國別歸屬。國際直接投資的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關系可能僅一環，也可能是多個環節所形成的投資關系鏈，在后一種情況下，究竟如何處理FATS的國別歸屬，作為內向FATS可以有兩種考慮，一個是直接投資國，另一個是最終受益國。前者以第一階外國母公司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后者以最終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簡稱UBO）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通常情況下，第一階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兩者不是同一家公司。《手冊》建議把最終受益所有者作為確定FATS的國別歸屬的第一選擇，并作為詳細編制估算數的依據，但也鼓勵各國提供按第一階母公司作為國別歸屬準則的數據。
在編報外向FATS時，《手冊》的精神是外伸到編報國直接投資者有商業存在的國家，既統計數據所跟蹤的諸如銷售、就業等各種活動發生的國家。
下列實例（見下圖1）情況下如何確定這些實體。在每個例子中，所有權鏈從上至下排列，處于底部的公司為其所有權問題待解決的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
實例一，公司A既是外國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實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對公司D擁有多數股權，公司C是公司E的最終受益所有人；它的國家被認為是FATS統計中公司E的所有權所屬國。
實例三，按照實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國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終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間接擁有的所有權僅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額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額的結果。但公司H作為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被包括在FATS統計中，因為多數所有權標準與第一外國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權益，而不是與最終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權權益有關。盡管公司F缺少多數所有權，但可以認為它控制著公司H因為處在多數所有權鏈上的每個實體都可控制處在它下邊的實體，包括該實體對其依次向下的實體采取的行動。
實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終受益所有人，因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數所有權人。
實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對公司M擁有多數所有權，公司L是公司N的最終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統計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
實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統計數字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認為對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實例。因此，編制國可能希望以補充的辦法顯示公司P（及其他有關實例）的數據。
參考文獻：
[1] 李靜萍．國際服務貿易統計體系的比較研究[J]．統計研究，2002，（8）：32－35．
【關鍵詞】文化 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目前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這一論斷高度概括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局勢下，文化已經超越單純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政治、經濟互相交融，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在這一背景下，大力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的服務貿易出口水平，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
一、文化服務貿易的內涵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對文化產業缺乏科學、統一的分類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根據近期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的定義，文化產業是指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主要內容包括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等。
與此對應的是，我國文化產業服務貿易統計也有待完善。這既有我國文化產業長期界定模糊的原因，也有其他因素致使我國整體上仍未形成較為規范和完善的服務貿易統計制度。
盡管對于文化貿易的統計難做到精確，但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編制擴大后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BOPS），這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說明一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狀況。EBOPS項下文化娛樂類服務貿易是“大文化”服務貿易的概念，除涵蓋了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系統》（CPC）分類中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的項目之外，還涉及了CPC中商業服務、通信服務、保健和社會服務、教育服務等多項內容。盡管我國定義的文化服務產業與EBOPS定義的文化娛樂產業不完全相同，但兩者內涵基本一致，內容也大多重合。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文化服務貿易內容和引用的相關數據均借用EBOPS的分類概念。
二、我國文化產業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新聞出版服務、演出服務、娛樂性體育、電影音像是我國文化產業的核心內容，也是EBOPS所界定的文化娛樂產業的主體內容。在此，我們對主要文化部門的服務貿易特別是出口情況作了一個初步描述。
1、新聞出版服務貿易
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在新聞出版方面不斷加強國際合作，使得市場優勢和文化資源優勢在合作中得到了較好開發。目前，我國新聞出版行業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版權貿易，即引進或輸出雙方感興趣的選題；二是出版項目合作，共同策劃編輯出版中外文圖書；三是對外直接投資以商業存在的模式實現；四是人員交流，即派人到境外新聞出版集團及其分支機構工作。
為增強我國新聞出版服務貿易業的出口能力，支持中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相關部門做了大量的促進工作。如近年來新聞出版署著力從八個方面支持中國圖書“走出去”的政策等。
2、演出服務貿易
就演出服務出口的類別來看，我國演出產品出口以雜技、武術類項目為主，約占中國演出產品出口的70%，其他的歌舞、器樂、戲劇類項目約占30%左右。出口地區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加拿大、歐洲、東南亞、南美少數國家以及我國的港澳地區，其中主要市場還是在美國、日本和西歐等地。據文化部外聯局相關資料統計，近年來經文化部審批的赴美演出項目每年都有數十起，其中多數是有償演出或商業演出。
從演出服務貿易的運行模式上看，主要是以自然人移動和商業存在為主。自然人移動有兩種實現方式，第一種方式類似于合作方式，即由外商出資，我方提供文化勞務輸出，從中獲取勞務費。這種方式我方風險較小，收益也較少，大部分收益被外方拿走，是目前我國演出服務項目實現出口的主要方式。第二種方式類似于合資方式，即我方主要以提供人員為主，但也提供少量資金，大部分資金由外方提供，并負責市場營銷。如女子十二樂坊與日本唱片公司合作的方式。從商業存在的模式看，我國演出行業的出口主要采取境外投資的模式，即我國演出團體在海外直接投資，注冊成立演藝公司，如上海魔術團2002年8月在美國注冊成立“恒創”公司等。
為引導和鼓勵國內外個人和表演團體“引進來”和“走出去”，近年來有關部門相繼制定和了《關于促進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的通知》、《國家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指導目錄》和《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等一系列相關政策，是我國演出類服務貿易進一步發展的體制和政策保障。
3、體育服務貿易
當今體育產業已成為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行業之一。體育服務貿易作為新興行業，已成為各國發展文化服務貿易重點關注的內容。我國體育服務貿易的實現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跨境交付，如我國的CCTV向美國的電視媒體提供國內的奧運賽事報道節目。二是境外消費，如奧運期間外國運動隊員來華訓練和比賽。三是商業存在，如全球著名的體育中介公司國際管理集團（IMG）在北京設立辦事處。四是自然人流動，如我國的教練員到另一國執教， 或我國的運動員加盟另一國的球隊等。
從整體來看，我國體育服務貿易中跨境支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以及自然人移動都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我國體育事業改革的不斷推進、體育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后奧運時代各項大型比賽項目的推動，我國體育服務貿易發展存在巨大的潛力。
4、電影音像服務貿易
在文化產業中，電影、音像產業作為最是國際化的媒介產業，其發展狀況將直接決定我國在國際文化市場上所占的地位和影響力。近年來，我國的電影、音像服務貿易出口增速較快，2007年出口額占我國全部服務貿易出口額的0.26%，而2000年的這一數字為0.18%。廣電總局有關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共有78部影片銷售到47個國家和地區，先后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等33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了68次中國電影展，展出國產影片605部次。
三、我國文化服務貿易出口國際競爭力評估
近年來，我國文化服務貿易出口總體上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在2000至2006年間，連續六年保持增長，年均出口增長率達到51.65%，2006年出口額達到1.37億美元，而同期文化服務貿易進口額僅保持21.68%的進口增長率，近年還出現了進口的負增長，2006年進口額為1.21億美元。
盡管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出口增長明顯，但用衡量某行業的貿易競爭優勢指數來測算，我國的貿易競爭指數還體現在波動中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從整體來看，多數年份中我國文化產業的貿易競爭力優勢指數呈負值，這說明我國的文化產業還不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顯性競爭優勢（RCA）指數的計算也表明，我國文化產業本身不具備較強的競爭力，而相對與我國其它一些服務產業的貿易出口，競爭力也顯得較弱。從各服務行業的情況看，我國文化行業同通訊、保險、金融、特許使用行業一樣，都屬于我國國際競爭力比較優勢最弱的行業，其產業競爭力遠小于建筑、旅游、其他商務服務、運輸、計算機等服務產業。與用TC指數分析的結果一樣，盡管我國文化娛樂產業整體上還沒有呈現出較強競爭力，但近年來其出口能力的快速提升值得關注。2006年我國文化產業RCA指數是2000年的400%，出口的提升遠大于其它服務行業，體現出了我國文化服務出口發展的巨大潛力。
總的來看，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自我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出口水平也得到了較快提高。但相對于文化產業屬于我國新型朝陽產業的定位，以及綿延數千年中華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巨大包容性、開放性和影響力來說，我國文化產業仍然還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我們進行更為深入地挖掘和開發。
四、提升我國文化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建議
要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必須大力推進我國文化服務的出口，在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競爭，爭奪國際文化市場份額的過程中，不斷提升我國文化全球影響力。
1、提升我國文化產業出口競爭力的體制與政策保障
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處理好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定位關系；加緊文化產業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工作，建立并完善以WTO相關規則為主要依據的文化出口政策法規體系；充分利用UNESCO對“文化多樣性”的倡導提議，在避免和減緩外部環境對我國文化產業的沖擊同時，進一步增強我國文化出口話語權；相關部門可根據需要，出臺“企業投資海外文化產業優惠辦法”等相關政策引導和推動企業到境外進行文化產業投資；要建立完善的文化貿易統計指標體系。
2、提升我國文化產業出口競爭力的營銷戰略
文化產品要有與眾不同的特點，就必須靈活、積極地運用各種營銷策略。要著力打造一批世界知名的文化企業，利用這些企業的文化樣式和品牌效應來培養海外觀眾，為擴大我國文化影響力服務；也可鼓勵我國文化企業大力發展海外俱樂部會員或加入海外相關協會；還可利用一些特殊的途徑，吸引海外知名影星、導演及其他文化知名人士參與到我國文化產品的制作之中，走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的路子，增強我國文化產品的全球影響力。
論文關鍵詞：教育服務貿易，GATS，在線學習
教育服務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點。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出國留學。這種貿易形式已存在多年，但目前比較新的發展趨勢是，學生在不出國的情況下，另一個國家的教育服務提供者提供廣泛的課程設置和資格認證，此外，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這種貿易的繁榮提供了可能。
一．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和趨勢
（一）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
GATS把國際服務貿易分成四種方式：（1）跨境交付，指教育服務本身跨越國界；( 2) 境外消費，指一位自然人到其他國家去學習，即留學；( 3) 商業存在，指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到國外設立營利性分支機構；( 4) 自然人流動，指一個自然人臨時性地到其他國家提供教育服務等。
對于教育服務貿易的水平，目前的數據很少，也很難進行評估。Kurt Larsen， John P. Martin 和Rosemary Morris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教育服務數據庫和OECD的教育體制指標（INES）提供的有關出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的數據，對教育服務貿易的大致情況進行了粗略估計。不過，由于現有的數據來源存在很多問題，要想得出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可靠規模，很難。這三位學者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教育服務貿易的統計數據根據幾個標題被分類，而且往往與其他活動混在一起，因此，運用服務貿易的標準統計數據去識別“教育服務貿易”是很不容易的，有時是不可能做到的。
根據OECD/Eurosat分類，教育服務貿易被算在了下面兩個標題之下：
1.242 個人旅行，與教育有關的費用；
2.936 其他商業、專業和技術服務。
第一類包括留學生支付給教育機構的學費及生活費。這與世貿組織對跨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方式進行分類的第2種方式（境外消費）是對應的。從留學生學習的國家看來，留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是服務“出口”，而在學生的母國看來，這些費用被視為服務“進口”。
第二類包括教育和培訓服務貿易，這種貿易發生的條件是依據合同或者所支付的費用來提供服務。這與世貿組織分類的第1種方式（跨境交付）是對應的。這一類包括外國企業或者機構提供的員工培訓或者教育考試服務，也包括國外客戶為了交付、維修或者安裝商品或服務而購買的生產商提供的培訓服務，而且還包括企業或者教育機構提供的跨境在線學習活動。
就目前的國際貿易統計數據而言，不可能把收入與另一個國家提供培訓服務的大學、其他教育機構和企業分開。這些外國機構的銷售額沒有包括在國際貿易統計數據里，只有他們的所得作為“收入”而不是“服務”被記在國際交易的項目里。這種情況與WTO分類的第3種方式（商業存在）相對應。
此外，也應該注意到，對于WTO分類的第4種方式（自然人流動），除非這種活動的所得被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否則也沒被納到服務貿易統計數據中。這些所得是以“員工的補償費”的名義記在貿易統計數據中的。
由此可見，很難得出準確的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規模。
（二）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
在OECD(經合組織)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庫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報告了“個人旅行，與教育有關的活動”數據，其中有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希臘、意大利、墨西哥、新西蘭、波蘭、英國、美國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包括教育服務貿易的五大“出口國”，也就是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英國和美國。其中，美國是這11個國家里最大的教育服務“出口國”，而澳大利亞是1970-2000年間教育服務貿易增長最快的國家。在4種服務貿易的提供方式中GATS，第2種方式也就是境外消費仍是教育服務最主要的提供方式，而這個指標也因此常常被用來估計教育服務貿易的總體水平。不過，由于教育服務貿易的其他形式如在線學習和企業培訓等形式增長迅速，未來，境外消費這個指標會越來越不準確。
隨著電子商務和在線學習的不斷發展，教育提供者也越來越青睞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傳統上與第2、3種方式相聯系的純粹的跨境教育服務貿易（第1種方式，即跨境交付）會變得越來越重要。跨境在線學習活動的增長速度有可能超過留學生數量的增加速度。同樣，教育機構、出版商以及信息、通訊技術企業正通力合作，設計并傳送各類在線學習課程。此外，跨國企業為了提高員工的技能使之與時俱進，也在開發教育和培訓課程。對于第3種方式商業存在，隨著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越來越在海外尋求創立分校和教學設施，與投資或創辦相關的教育貿易也會在未來進一步發展。
在留學目的國方面，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澳大利亞吸引了超過75%的在經合組織成員國學習的留學生。對于留學生來源國，根據2006年的數據，來自經合組織26個富裕國家的亞洲和歐洲學生，在外國留學生中占大多數。其中，日本學生所占比例為2.8%，韓國學生4.3%，接下來是法國和德國學生，各占2.6%。不過，中國是最大的留學生出口國，占留學生總數的15.2%，印度次之，占5.7%，但中國不是經合組織的成員國。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占絕大多數。
二．GATS與教育服務貿易
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是烏拉圭回合談判“一攬子”多邊協議的一部分，所以，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國都受到GATS規則的制約。它有三個核心部分，即：制定一般義務的原則框架（如透明度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特殊部門的附錄（電訊、金融服務等）以及成員國提交的兌現承諾的時間表。
（一）目前世貿組織成員國對GATS做出的承諾
教育服務涵蓋在GATS分類系統的第五章。它分為五個分部門，即（A）初等教育服務；（B）中等教育服務；（C）高等教育服務；(D) 成人教育服務；（E）其他。教育與能源、視聽部門一樣，是世貿組織成員國最少承諾的部門之一。截至2002年，世界貿易組織144個成員國中只有42個（歐盟12國算作一個整體）至少對其中的一個部門做出了承諾。
國家政策目標往往涉及到特定部門，GATS允許成員國調整自己的承諾以適應那些目標。世貿組織成員國可以對整個部門不做承諾，也可以選擇特定部門給予市場準入并設置限制。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只適用于這個國家做出承諾的部門。然而，像透明度原則這樣的一般原則適用于GATS涵蓋的所有服務，不管自由化承諾是否有時間表。通過談判回合，成員國可以選擇時間表包括的部門和服務貿易方式，也可以對市場準入及國民待遇原則設置限制。
對于GATS協定下的教育服務承諾，一份調查顯示，42個做出承諾的成員國中有25個國家對5個教育部門至少承諾了4個。其中，在經合組織中，2/3的國家對4個部門做出了承諾，只有5個國家對服務貿易沒有做出任何承諾。此外，總的情況是，世貿組織成員國對服務貿易第3、4種方式設置的限制比第1、2種方式多，而且對初等和中等教育設置的限制比對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多。
（二）GATS后續談判涉及的問題
對于服務領域，烏拉圭回合談判的主要目標是建立起法律框架，通過此框架，后續談判回合可以實現自由化論文服務。但由于大多數成員國做出的承諾都以保持現狀為主，所以那時幾乎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化。故此，在每個回合的談判中，都希望成員國通過拓展和加深自由化承諾，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進行磋商。
教育和醫療及其他社會服務一樣，對多邊貿易談判來說，都是政治上比較敏感的部門。幾乎所有國家都把教育視為社會服務，所以，對于教育服務自由化，普遍存在如下兩個關注點：
1.公私立教育服務共存，使得公共服務的地位受到質疑。
按照GATS第一條第三款（b）的規定，此協定適用于“包括任何部門的任何服務，但在行使政府職權時提供的服務除外”；第三款 (c) 規定“行使政府職權時提供的服務”指“既不依據商業基礎提供，也不與一個或多個服務提供者競爭的任何服務。”提出質疑的成員國認為，在混合教育體制里，私立教育部門與公立部門存在“競爭”。實際上，像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服務領域，公私提供者共存的現象是很普遍的。但這種共存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們跟真正的服務一樣，而且也不一定存在競爭，因此不必自動把公共服務納入GATS的權限里。比如說，一些政府服務可能會收費，如入學報名費，這種情況就不能自動被視為“在商業基礎之上”提供的服務。
一些成員國建議，在當前的GATS談判中，要對教育服務貿易實行進一步自由化。事實上，GATS條款認可政府在教育部門為實現國內目標而擁有的管理權利。
2. GATS威脅了政府管理和追求社會政策目標的自主權。
其實，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因為GATS在序文中明確認可了各國政府為實現國家政策目標應該行使的權利。GATS在序文中寫到：“成員國為實現國家政策目標，在本土內有權對服務的提供進行管理，制定新的規章制度。鑒于各國在制定服務領域的規章制度方面存在不平衡的現象，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行使這個權利”。此外，這種擔心也忽視了GATS的靈活性，因為GATS賦予了成員國選擇的充分自由，他們不僅可以選擇愿意做出市場準入承諾的部門和方式，也完全有自由確定承諾的內容和限制的范圍。
三．教育服務貿易出現的政策問題
這里主要涉及到四個主要問題。
（一）缺乏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和認證的國際體系。至今還沒有一個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質量認證體系。因此，留學生對他們所受高等教育的質量沒有信心，也不能確定他們獲得的學歷資格在勞動力市場上是否有價值。對于建立這樣一種體系GATS，人們也曾做過幾次嘗試，但迄今為止，只達成了幾個范圍相當有限的區域性協議，用于定義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國際標準，同時保護消費者(學生) 利益。
目前，在OECD成員國里，中等教育后的質量保障和認證體系千差萬別。幾乎所有質量保障模式都僅限于國內。隨著新型教育提供者的加入，提供課程的新方式（如在線學習）的出現，留學生流動性的加大，確實需要一個國際性的質量保障體系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提高教育市場的透明度。
（二）在線學習的提供者對現有的高等教育市場的影響
毋容置疑，在線學習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實際上，要想提供能夠吸引大量學生并為提供者帶來效益的高質量的在線學習課程，很難，費用也很高。然而，不管怎么說，跨境的在線學習市場快速增長的潛力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在線學習凸顯了高等教育機構所普遍面臨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能及時傳送課程。不過，在線學習遠沒有嚴重威脅到校園教育。
但是，在線學習可能對教育服務貿易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第一，它極有可能增加學習國外課程、但至少把部分時間仍留在國內的學生的數量。第二，它凸顯了質量保證的必要性，因為新的跨國網上教學機構在許多國家只有學生，卻沒有實體， 所以很難服從于當地的質量認證體制。第三，如果那些著名的大學決定大力投資網上教學，它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能得到更多的優勢。最后，網上教學可以降低國際間學生流動的增長率。
（三）對國外中等后教育的管理
很多政府希望通過教育實現某些國內目標。它們認為，來自國外提供者的競爭會削弱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在國際通用的中等后教育和培訓服務的質量認證體系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國內對如何管理國外中等后教育提供者肯定會有一些擔心。日益增長的跨境在線學習活動最有可能加重這種擔憂。然而，對于外國提供者的管理又會引發“與國內提供者同等待遇”的問題。不過，要注意到，GATS 明確認可各國政府對教育服務實施管理以達到國家政策目標的主權。此外，該協議本身的靈活性不但允許成員國選擇他們希望給予市場準入的部門和服務提供方式，還允許它們決定市場準入的條件，如果待遇不同，還可提出給予國民待遇所需的條件。
（四）學習材料的知識產權
隨著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間競爭也日趨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各大學都試圖通過知識產權來保護自己的知識、學習材料和名譽。但也有相反的例子。近來，哈佛、麻省理工、耶魯和斯坦福大學的公開課走紅網絡。不過，免費的知識并不等同于免費的學習。將課程資料在網上公開并不能使世界各地的網上學習者得到那些大學在校生所獲取的知識——一門課程的學習摘要豐富得多。
四．結語
高等教育服務貿易近些年來取得了長足發展。借助競爭優勢的力量，OECD國家成為教育服務貿易的凈出口國。以在線學習為標志的技術創新可能會對未來的教育服務貿易產生重大影響。但與此同時，很多國家擔心教育服務貿易自由化對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民族傳統產生潛在威脅。所以，教育服務貿易多邊自由化不太可能涉及到公共初等和中等教育，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之路也可謂漫漫兮。
參考文獻
[1]靳希斌.國際貿易服務研究[M].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一）實行以非現場監測為主導的外匯管理
目前日常服務貿易業務完全交由銀行按規定辦理，外匯局主要實施非現場監測。基層外匯局對非現場監測核查的相關工作內容、方法、流程、內部管理等方面制定相關內控制度。
（二）服務貿易外匯監測系統功能日益完備
該系統數據主要來源于國際收支申報和外匯賬戶等系統，增設了大量預警監測指標、趨勢變化圖表和靈敏分析等功能，涵蓋了貨物貿易、資本和金融項目涉外收支數據，實現了非現場監測數據全口徑采集和分析，可通過單筆大額、高頻累計、異常波動、交易種類異常凸現等預警指標進行數據篩查，對篩查出的企業進行重點監測核查，預警監測能力和信息共享程度大幅度提高。
（三）非現場監測和現場核查相結合查處違規問題
目前基層外匯局非現場檢查基本能夠做到實時監測，對當期超過預警值的全部跨境收支業務進行非現場核查，要求各外匯指定銀行提交相關業務材料，外匯局對照相關法律法規予以嚴格審查，并與外匯指定銀行進行逐一核對，以及時發現及查處違規問題。
二、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服務貿易系統非現場監測指標有待完善
一是服務貿易監測指標閾值設置欠靈活。目前服務貿易監測指標閾值由省分局統一設置，而各地涉外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涉外收支規模存在較大差異，統一的篩選標準未能充分體現地區差異；另外由于不同服務貿易行業的企業外匯收支存在較大差異，譬如無形資產與藝術品拍賣個體金額差距較大，如果大額交易預警指標閾值設置過大，則篩選出的結果往往集中在少數大企業；如果閾值設置過小，則篩選出的結果過多，失去了預警的意義，同時給業務監管帶來了困難。二是缺乏分拆交易預警指標。目前等值5萬美元以下的服務貿易外匯收支業務原則上可不審單，部分企業通過分拆將大額資金混入服務貿易渠道，對此缺乏相關的監測預警指標。三是缺乏縱向和橫向比對指標。服務貿易種類多、定價靈活，現行的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系統主要有監測預警指標、趨勢預警指標和主題分析指標，缺乏如服務貿易與外匯賬戶收支、貨物貿易和資本項目收付匯等動態比對預警指標，服務貿易本外幣比較、與海關和商務部門服務貿易的比較等橫向指標和分拆校驗、關聯交易核對等縱向指標。
（二）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預警能力偏弱
一是違規定價轉移難以監測，主要包括無形資產和勞務定價轉移等。由于無形資產既無可比對象，又無市場標準價做參考，且收費標準高低不同，境內外關聯企業易通過抬高或降低管理費、專利和商標使用費等方式調整跨境資金流出入；對于勞務定價，境內外關聯公司可通過提供背離市場價格的勞務進行跨境資金轉移。二是部分交易合規性難以判定。如違約賠償金流出入，現行貨物貿易政策只涉及貨物貿易賠償中的退匯部分，而對于貨款未轉移或超出轉移貨款部分發生的違約賠償存在管理空白，企業可利用服務貿易項下違約賠償證明材料缺乏統一要求、發生真實原因難以認定等特點實現變通解決。三是借藝術品拍賣轉移資金行為難以監測。藝術品出入境盡管涉及貨物流，符合貨物貿易特性，但部分拍賣品的體積和數量較小，達不到報關標準，加之藝術品價格真實性難以判定，難以從非現場監測分析中發現違規問題。
（三）非現場監測崗位設置和工作流程有待規范
一是缺乏職責清晰、程序規范、控制有效的非現場監管工作制度。按業務種類設置崗位的模式，如服務貿易管理崗、貨物貿易管理崗和資本項目管理崗等崗位，不利于對同一交易主體的非現場綜合監管，加之監管重點主要依照個人經驗確定，監管效果依賴監管人員素質和責任意識，且非現場監管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評價機制，不利于非現場監測工作效率的提高。二是缺乏非現場延伸監管流程。服務貿易項下利潤匯出等項目與直接投資項下數據可交叉印證，以此判斷服務貿易交易的真實性。但目前未實現與其他外匯業務系統數據的關聯，對預警信息和可疑交易延伸檢查往往較少，對企業服務貿易外匯收支的合理性和真實性核查深度不夠。三是外匯業務系統綜合利用程度較低。目前外匯業務系統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本項目監測系統等不同系統，由于每個工作人員授權不同，往往不能同時使用上述系統，且人員轉型不足，無法實現數據綜合利用，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四）部門間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
一是缺乏服務貿易本外幣聯合監管有效機制。目前外匯局與人民銀行尚未實現數據共享，實際工作中針對某些重點企業的服務貿易非現場核查需查詢征信、反洗錢等人民銀行部門管理信息系統數據，但由于相關信息在部門之間未共享，導致查詢流程煩瑣，無法形成監管合力。二是外匯局與海關、稅務、商務等部門業務系統信息共享有限。如服務貿易改革后，稅務機關當場無須對納稅事項進行審核，只需在《備案表》上蓋章，而《備案表》中并不體現有關納稅事項的內容，這樣雖然保證了企業的對外付匯效率，但客觀上造成相關部門間信息和政策溝通弱化，為不法分子騙匯、逃稅等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五）異地主體本地外匯交易監管難度較大
隨著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及金融機構的業務拓展，不少企業因業務需要在異地辦理服務貿易外匯收支，故存在異地主體服務貿易收支交易本地化和本地企業服務貿易收支交易異地化的情況。尤其是異地主體在本地金融機構發生服務貿易異常或違規交易后，由于異地主體流動性較強，服務貿易違規調查取證等核查環節都存在較大難度，對違規主體無法有效監管。
三、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體系構建
（一）總體思路
按照“五個轉變”的工作思路，將現有的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系統定位為綜合監管系統。按照主體監管和均衡監管理念對系統進行優化和完善，通過增加監測指標、制定企業交易異常類標準、改進監測分析方法、提高全口徑預警監測和風險防控能力、完善工作流程、加快人員轉型等途徑提升非現場監管效能，構建貿易便利化和風險管理相結合的新型監測分析體系。
（二）建立科學合理的多層次監測指標體系
遵循科學性、可比性和實用性原則，依托現有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系統，將非現場監測指標擴充為“總量類”、“樣本類”和“個體類”3大類7小類指標（見表1）。
（三）建立全面系統的統計分析方法
一是完善服務貿易真實性審核和審價體系。充分利用各部門統計數據，建立不同模式的服務貿易樣本審價指標，進行時間序列與交叉比對審價預警提示，對借服務貿易進行定價轉移、陰陽合同和虛高報價等行為進行早期預警，同時對超過一定金額或企業信息等級較差的服務貿易收入，要求企業提供其他材料進行引證。二是建立外匯局定期統計分析報表制度。定期從總體上分析服務貿易各項目外匯收支的變動情況，同時對行業中影響較大的企業采用問卷調查等方式不定期了解其服務貿易外匯收支以及生產經營情況，從點和面上對服務貿易收支進行監測。三是建立整體趨勢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結合的制度，根據外匯收支形勢和監管目標，對外匯業務和資金流動狀況進行綜合分析和風險研判，加強趨勢性預測，開展延伸監測，并實施有針對性的監督和差異化管理的分類監管模式。四是建立科學的核查方法。主要包括：（1）對比分析核查法。主要是外匯局各系統數據相互核對，外匯業務與企業財務數據相互核對。（2）趨勢分析核查法。主要根據行業與個體一定時間段內跨境收支走勢發現異常情況。（3）關聯信息核查法。主要是利用海關、商務、稅務等部門監管信息佐證服務貿易真實性和異常情況。
（四）建立規范有效的監測工作流程
一是建立職責清晰、程序規范、控制有效的監管工作制度，明確服務貿易外匯監測管理的工作職責、日常監測管理內容及目標、工作方法、程序及考核管理等，使基層外匯局服務貿易非現場監測核查工作有據可依。二是建立重點企業定期走訪制度。通過定期走訪對外匯收支狀況有重要影響且內部管理較為完善的大型企業和各行業龍頭企業，及時掌握其生產經營變動情況，預測分析服務貿易外匯收支總體運行形勢，為非現場監管建立起一個連續的、有規律的監測數據庫。三是建立集體審議制度，對指標設置、樣本組建立、非現場和現場核查名單確定及形成現場核查結論等重點工作進行集體審議。
（五）優化崗位設置，加快人員轉型
一是依據主體監管理念核定崗位人員職數，每個崗位人員可對全部外匯業務進行非現場監管。二是明確監管人員工作職責和主要工作內容，建立分級授權的內控制度，明晰各級監管責任，實行監管責任追究制度。三是加大對外匯人員的業務培訓，強化非現場監測核查方法的研究交流，盡快培養一批專家型、研究型外匯人才。
（六）加快信息共享，形成監測合力
一是通過賬戶信息采集一體化滿足本幣管理與外幣管理相結合的監管要求。通過構建本外幣一體化非現場監測平臺，將現有外匯和人民幣管理信息系統進行整合，從分散于結算、征信、反洗錢等各部門的系統中提取人民幣明細交易，并以交易主體為索引，與外匯結匯數據進行關聯，增強本外幣一體化監測分析能力。二是與關聯政府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大與商務、海關、稅務等其他服務貿易監管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企業分類管理信息交換機制，通過數據交換與監管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大家好！
承蒙大家對我的支持與厚愛，選舉我為公司貿易部經理。首先在這里我要對大家表示感謝，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我將會用最好的工作態度來幫助公司發展下去。在我不長的工作時間里，我的工作能力在公司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我也感謝公司對我的培養。現在我也不能說什么，只能用嘴努力和工作和最好的工作業績回報大家對我的信任。我將認真履行職責，求真務實，開拓進取，切實做好本部門工作，努力讓自己的工作與總公司同步協調發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將會做到：
1、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開辟新的國內外貿易市場。公司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資；加快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建設，大力推廣電子商務、網上招商等新型貿易和招商方式；利用俄羅斯市場和國內市場發展的有利時機，開辟俄羅斯裝飾建材市場、農產品市場等，向俄羅斯出口各類產品。綜合運用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等多種方式，全面發展與俄羅斯多邊、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使公司的貿易逐步發展壯大。同時規避風險。貿易回報和風險是核心問題，為了規避公司的經營風險，主要措施是雙方實施零風險，與合作伙伴共同分析項目的可行性，可行的投資環境分析、投資預算、回報分析，保證民主決策的正確性，將風險規避為零。
2、儲備發展后勁。公司將要大量進口廢鋼船，由于富錦市北方拆船公司人手少，所以貿易部應首當其沖，組織人員協助公司管理拆船工作。根據今年的拆船經驗，在廢船進口前，做好市場調查，把握市場價格。在拆船中嚴格管理，分類切割、擺放，分類銷售，建立“一條龍”管理營運體系；發揮目前的客戶網絡，合理定價，擴大效益。在拆船中嚴格管理，分類切割、擺放，分類銷售。在做好各項工作的同時向相關產業觸伸，儲備發展后勁。
3、全面協調，規范服務。協調、管理掌握各貿易公司的經濟運行態勢，調節經濟日常運行，規范經營活動，為各個貿易公司提供在哈爾濱的全面優質服務。實施最佳運行方案，最優資源配置，增加銷售渠道，減少不必要的流通環節，打開地域限制，使貨物直接銷售到用戶手中，縮短流通周期，加速資金周轉，降低流通費，節約運行成本。
4、加強貿易信息管理建設。信息是貿易是否盈利的關鍵，做到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信息管理交流平臺、外代的公司網絡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貿易方面的信息，對其進行整理、匯集和分析，及時掌握國家進出口貿易政策、市場動態、價格變化、商業信息等，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協調解決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問題，并向公司領導提出建議和意見，做出正確的信息決策。
5、優化資金運營。資金是貿易的血脈，在貿易工作中充分利用資金，加速周轉，確保資金安全運營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強對資金運行情況的監控，預防損失，創造資金的最大價值。
6、加強整體協作發展。增進各貿易分公司整體互補合作，做到互相交流，攜手合作，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以市場為中心，以擴銷為目的，建立緊密的互助合作關系；共建信息通暢、產銷協調、服務完善的經營貿易體系；互通信息、共商對策，做到質量與價格相符，優惠與誠信統一，承諾與兌現一致，開拓市場與規范市場并舉，建立和諧、高效、文明的整體合作關系，實現公司共同發展。
關鍵詞：生產貿易；發展現狀；國際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6）09-0010-04
一、引言
生產業是指那些主要為滿足中間需求、向外部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生產活動提供中間投入服務，用于進行商業運作和更進一步的生產而非主要用于滿足最直接消費和個人需要的行業（李江帆、畢斗斗，2004）。它具有較強的中間投入性和產業關聯性，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隨著技術進步和交易效率的提升，國際分工不斷深化，表現為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分布，構成了全球生產網絡。生產作為跨國生產鏈的中間投入，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重要紐帶，因而生產貿易也就成為服務貿易的主體內容。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產貿易迅速發展，其規模不斷擴大，尤其進入新世紀后發展勢頭更為迅猛。生產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97年的177.2億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2256億美元，在服務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由1997年的34%上升至2013年的42%，超過四成的比例讓生產貿易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方向和趨勢（徐曼，2015）。浙江作為我國沿海省份，其生產貿易近年來發展較快，在全國生產貿易領域較為領先，但國際競爭力仍較弱，貿易總額增長與結構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對浙江生產貿易結構和國際競爭力狀況進入深入分析，以期找到促進浙江生產貿易發展的對策。
二、浙江生產貿易現狀分析
（一）生產貿易的界定與數據選取
國外學者的研究大多把生產貿易看成生產所需的中間投入要素貿易（余道先、劉海云，2010）。關于生產貿易的分類，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研究者大多數從自身研究目的出發，對生產貿易包含種類的界定也有所不同。部分學者把生產貿易界定為運輸、通訊、保險、金融、計算機與信息、專有權利使用費與特許費、建筑（馬瑞，2015）。也有部分學者界定為運輸、通訊、建筑、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廣告宣傳、專有權使用費和特許費（李彩麗，2014）。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根據《浙江商務年鑒》和《浙江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報告》關于服務貿易的統計分類，本文將生產貿易界定為運輸服務、保險服務、通信服務、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其他商業服務七個大類。
（二）浙江生產貿易發展規模
近年來，浙江生產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增速較快。浙江生產貿易進出口總額從2009年的797983萬美元增長到2014年2058495萬美元，六年間增長了1.5倍。浙江生產貿易進出口總額年增長率波動較大，2012年呈現負增長，主要原因在于2009-2014年間進口額的變化較不穩定，其中2011年進口額最大達到442525萬美元，比2009年增長了近1倍，2012年銳減后又逐年遞增；出口額則逐年平穩增長。2009-2014年，浙江生產貿易總額占全省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均超過50%，從2009年的51.13%增至2011年的59.14%，2011年占比達到最高后出現回落現象。
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浙江生產貿易呈現持續的貿易順差，且順差額逐年擴大。其中，運輸服務、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長期保持順差，成為浙江生產貿易總體順差的主要原因。金融服務則一直呈現逆差，且逆差不斷擴大，從2009年的805萬美元增加到1561萬美元。貿易差額結構反映出浙江生產貿易內部各部門間發展不均衡，有必要對貿易結構作進一步分析。
（三）浙江生產貿易結構分析
1.浙江生產貿易進口結構分析
從表3浙江生產貿易各部門進口額構成來看，運輸服務、其他商業服務是主要進口部門。2009-2014年運輸服務進口額從72257萬美元增加到163580萬美元，其中2012年占當年浙江生產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高達76.32%；其他商業服務進口額102333萬美元增加到133201萬美元，2011年占當年全省生產貿易進口總額的65.86%。
金融服務、保險服務進口額一直較小，2014年金融服務進口額僅為1989萬美元，保險服務進口額為l849萬美元。每年兩者的進口額均未達到當年浙江生產貿易進口總額的1%。
2.浙江生產貿易出口結構分析
從表4浙江生產貿易各部門出口額構成可以看出，運輸服務、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是浙江生產貿易的主要出口部門，三者出口總額占當年服生產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尤其在2014年到達96.24%，這三個部門具有優勢性。2009-2014年運輸服務出口額從103993萬美元增加到546700萬美元；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出口額從287745萬美元增長到533900萬美元，2009年其出口額占當年全省生產貿易出口總額的50.67%；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額從123300萬美元增長到564500萬美元，2013年占全省生產貿易出口總額的34.83%。而金融服務、保險服務的出口額比較小，與進口額相同二者的出口額均沒有超過當年浙江生產貿易出口總額的1%，這兩者的發展暫不具備優勢。
三、浙江生產貿易競爭力分析
國內外學者大都采用貿易競爭力指數（TC）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等工具衡量生產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本文則選用貿易競爭力指數（TC）和Niehaely波動指數（MI）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它們能夠準確描述生產貿易內部各部門的國際競爭力，能夠將結構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清晰地體現出來。
（一）TC指數
TC指數（Trade Competitive Index）指數即競爭優勢指數，也叫貿易競爭力指數，是指一國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用TC表示產品的貿易競爭優勢指數，Xij為i國j產品的出口，Mij為i國j產品的進口，Xij-Mij為i國凈出口，Xij+Mij為i國j產品的進出口總額。計算公式為：TC=（Xij-Mij）/（Xij+Mij）。
TC指數的測算標準：TC指數取值范圍為（-1，1）。如果TC指數大于零，表明該類商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越接近于1，競爭力越強；TC指數小于零，則表明該類商品不具國際競爭力，越接近于-1，競爭力越弱；指數為零，表明此類商品為產業內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水平相當。
從表5可知，計算機及信息服務TC指數遠大于0，且較接近1，幾乎都在0.95以上，其國際競爭力最強；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緊隨其后，TC指數也在0.8以上，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金融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的競爭力較弱。金融服務TC指數一直在0以下，并且都在0.6以下，其國際競爭力有待加強；其他商業服務TC指數除了2012年是正數之-外，其他年限均在-0.3左右，國際競爭力也不強。通信服務經過幾年的發展從負數一直上升為正數，它的發展非常值得關注。運輸服務的競爭力逐漸增強，TC指數從2009年0.18平穩的增長到2014年0.593。
總的來說，浙江生產貿易國際競爭力逐年增強，貿易總值TC指數都是正數，特別是在2011年之后，TC指數都在0.6以上。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未來幾年浙江生產貿易各部門的國際競爭力還會持續增強。
（二）MI指數
MI指數（Michaely Index）又稱“Michaely波動指數”，主要功能在于衡量經濟變數每年變動平均程度的大小，其衡量的值代表波動的大小，亦即經濟變數穩定程度。也是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產業競爭力的常用指標之一。計算公式為：MI=（Xij/∑Xi）-（Mij/∑Mi）。
其中Xij和Mij分別表示第i國j種商品的出口額和進口額，∑Xi和∑Mi分別表示i國的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不同于TC指數，MI指數考慮了進出口份額的大小，所以能夠更加綜合地展現某種產品的競爭力，也能夠更加清晰地反映生產貿易各部門競爭力發展的不均衡性。
MI指數更能反映浙江生產貿易內部各部門的發展狀況，從表6可知，各部門間MI指數值相差比較大，各部門發展不均衡，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和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的MI指數長期是正數，二者國際競爭力比較強。保險服務、金融服務、其他商業服務的MI指數各年均在0以下，國際競爭力有待加強。運輸服務的TC指數表明其國際競爭力有所增強，但其MI指數為負，則表明其近年來的發展波動較大。
浙江生產貿易總額的MI指數都是正數，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整體上浙江生產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在不斷增強。
四、結論與啟示
關鍵詞:國際旅游 貿易 競爭力 對策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7(b)-0215-02
旅游服務貿易是指一國(地區)旅游從業人員向其它國家(地區)的旅游服務消費者提供旅游服務并獲得報酬的活動,既包括外國旅游者的入境游,即國際收入游,又包括本國旅游者的出境游,即國際支出游。按WTO服務貿易理事會國際服務貿易分類表,旅游及相關服務包括:賓館與飯店、旅行社及旅游經紀人服務社、導游服務以及其它。
1 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概況
1.1 世界旅游服務貿易的現狀
旅游業是當今世界服務業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生活質量提升而獲得持續增長的產業;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帶來其國際交換范圍和程度的擴展,旅游服務貿易增長勢頭迅猛,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有愈益重要的份額。據統計,2007年世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為8620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6.5％,比2006年下降1.3個百分點。旅游服務出口增長率為14％。旅游收入增長呈現停滯,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亞洲地區出口方面有所增長,但在進口方面,旅游支出的增長要低于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在北美洲地區,由于受美國經濟減速影響,刺激了加拿大人在美國的旅游支出。中南美洲地區,2007年服務進口增速快于出口,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該地區的旅游支出約增長了25％,是旅游收入增長的2倍。
據世界旅游組織的預測顯示,在未來幾年里國際旅游服務貿易任將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2010年全球國際旅游人次將達到10億人次,2015年12億人次,2020年16億人次,2020年全球國際旅游消費收入將達2萬億美元,屆時國際旅游人口將占世界總人口的3.5％,旅游服務貿易將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
1.2 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2007年我國旅游業總收入為10957億元。其中,我國入境旅游人數達13187.33萬人次,比上年增長5.5％。國際旅游(外匯)收入達419.1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5％。旅游服務貿易為我國的創匯增收做出了很大貢獻。與此同時,我國公民出境人數達到4095.40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8.6％。旅游花費約約372.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7％,增速放緩,是服務貿易出口增長最慢的行業,但仍為我國服務出口的第一大行業。
1.3 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研究
旅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定義為:通過利用現有的旅游資源資產條件,不斷創新出更好的資產轉換過程,從而創選出更多的附加價值,為一國積累更多財富的能力。
無論是從盈利能力角度還是從市場占有率角度來看,進出口情況都是反映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文章將以旅游服務貿易進出口數據為基礎,選取國際市場占有率、貿易競爭力指數、顯示性優勢指數三個指標對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評。
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的評價指標有以下幾方面。
(1)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是指一國出口總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例。反映一國出口的整體競爭力,即:出口市場占有率=出口總額/世界出口總額。將該指標應用于旅游服務貿易產業,即一國旅游服務出口總額與世界旅游服務出口總額之比,反映該國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市場的比例。比例高說明出口競爭力強,也可以直接反映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現實狀態,以及各國競爭力或競爭地位的變化,經濟分析意義明顯。
從2000年至2006年,美國占據了大約世界15％左右的市場,其市場能力不容小覷,目前是最有絕對競爭優勢的國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的市場占有率均在5％以上,從中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在旅游市場上占有優勢地位。
(2)貿易競爭指數。貿易競爭優勢指數。即TC指數,也稱為貿易專業化系數,表示一國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TC指數又稱比較優勢指數或可比凈出口指數,是行業結構國際競爭力分析的一種有力工具,總體上能夠反映出計算對象的比較優勢狀況。因為它是一個剔除了各國通貨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也排除了因國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國際間數據的不可比較性,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之間比較優勢指數具有相當的可比性。
其公式為TC指數=(出口-進口)/(出口+進口)。它的取值范圍是[-1,l],當指數越接近0時,說明競爭優勢接均水平,如果指數越接近1時就說明競爭優勢大,反之則說明行業競爭力小。
摘要：國外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務貿易始于2002年，國內研究則起步稍晚，至2009年方有學者致力于此類研究。從使用數據和實證模型兩方面看，現有研究都有可進一步拓展的潛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對服務貿易的決定因素進行識別與測算。本文在實證部分采用了基本引力模型，使用4種計量方法。結果顯示：貿易雙方經濟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物理距離和自由貿易區對總服務貿易額和分部門貿易額的影響表現出不同的顯著性。
關鍵詞：引力模型；服務貿易；貿易潛力；決定因素
中圖分類號：f7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務業是在全球經濟中占據比重最大的部門，并且可以預計將持續增長。根據wto的統計數字，服務業約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業化國家中，一半以上的就業來自于服務業。基于服務業的服務貿易，是將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服務品生產能力轉變為可貿易的“無形商品”或“無形資產”，轉變為貿易的價值形態，以獲得增值價值的貿易形式，是占用較少資源實現更多財富的貿易途徑。
然而，國際貿易中服務貿易的比重明顯滯后。wto估計，服務僅占全球貿易流量的20%左右。盡管因為以下原因——和貨物貿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慮到服務與fdi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服務貿易的無形性使得其貿易流量測算具有難度，這個數字可能被低估，但是，與貨物貿易之間的差額，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服務業在國際貿易中逐步增長的重要性，導致了1995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產生，gats規定了wto成員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的權利和義務。持續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正被期望進一步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談判中的若干目標直接指向減少限制服務貿易的壁壘。
國內使用引力模型對貿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貨物貿易方面，服務貿易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現有成果總結如表1。2009年開始，國內有學者開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務貿易。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對象的采集還是偏重截面數據，從理論角度來說，這一數據樣本顯得片面，非觀測效應在此情況下可能相當顯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當然，受制于數據來源，使用這一回歸方法并無不妥，但為使結果更加可靠，應當使用更為完善的數據和計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兩方面，較之現有研究均有所創新。在其后對模型結果的拓展應用和分析方面時，本文與已有研究雖目標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務貿易影響因素及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關于服務貿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從這一點開始著手，闡述服務貿易中的壁壘及影響因素，隨后從若干角度對我國服務貿易進行比較分析，分別是進出口及行業比較、國別比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對比，為進一步定性分析尋找立足點。
（一）服務貿易影響因素
近年來，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在貨物貿易的促進中作用顯著，許多貨物得以自由貿易，但鮮有提及服務貿易自由化。對于自由貿易區和服務貿易之間的相關性將在后文闡述。在向wto通報的自由貿易區中，歐盟在2000年便明確提出制定減少服務貿易壁壘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務業已占其全部經濟活動70%（european，2010），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前進中的步伐顯著。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直接考量存在于歐盟內部的服務貿易壁壘更具有效性。
歐盟委員會在2002年調查了歐盟內部市場中服務貿易壁壘（2002），結果顯示，立法約束已替代物質和技術成為歐盟內部服務貿易的最大障礙。除了文化和語言障礙在特定國家間的障礙，立法約束在歐盟15國（2002年）間非常普遍：建立障礙（資格審查或要求）、輸入使用限制（對工人的雇傭和設備的使用）、服務推廣障礙（商業通信控制）、銷售障礙（立法約束和價格管控）和售后服務要求。看上去這些限制大部分對應于hoekman和braga的4種分類。在大多數行業或者國家中，服務供應商面對來自無論進口國或出口國的監管時，“原產地規則”（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規則”并不管用。總之，歐盟認為目前在對待服務供應商時存在強烈的國別偏見，對于貿易壁壘的進一步削減仍然任重道遠。
（二）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1.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對比 2009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2884.96億元，比上年下降5.73%，這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年全球貿易均有下滑。具體到進出口額我們發現，造成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進口額反而有所上升。這一變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差額在2009年飛速上升，總體而言，此前10年進出口差額穩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穩。
將造成2009年服務貿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門層次探討，發現傳統和新興服務貿易部門在2009年表現顯著不同。對比2008年和2009年數據，兩個傳統服務貿易部門運輸和旅游逆差擴大或由順差轉為逆差。而在其他服務貿易部門，雖然總體也呈現貿易逆差，但是較2008年逆差額甚至由43.2億美元降至214.8億美元。可見，金融危機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主要在出口方面，且傳統部門受影響尤其大，而新興服務貿易部門則表現出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2.服務貿易主要經濟體國別比較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服務貿易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09年的數據，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排名分別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別為5.0%、3.8%。但是對比我國2009年貨物貿易進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難發現，服務貿易顯然滯后。世界服務貿易的85%以上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美國、德國和英國是排名前三的服務貿易經濟體。與貨物貿易類似，服務貿易中也存在傳統部門和高技術、高投入的部門，但不同的是服務貿易中的新興部門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產具有環保、高效、可再生等特點，發達國家對其非常重視。
無論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都是一國外向經濟能力的重要指標，從表3世界主要經濟體貿易結構來看，我國服務貿易僅占11.5%，貨物貿易達到88.5%，對外經濟中對貨物貿易依賴程度最大。
3.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對比 對貨物貿易的過度依賴值得深思。我國貨物貿易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飛速發展，服務貿易雖然也于大致相當的時間內進入高速發展，但兩者差額卻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國服務貿易相對貨物貿易而言增長更快，這一形勢在隨后迅速轉變；1995年，貨物貿易出口額1281.1億美元，服務貿易出口191.3億美元，兩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這一比值已擴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達到10.54。進口方面這一比值同樣由5.78升至6.00，最高達7.49。
從圖2～圖5進出口增長率對比發現，除最近3年，貨物貿易增長率一般高于服務貿易增長率。服務貿易在1995～2005年之間的滯后發展，導致和貨物貿易差額的急速擴大，使得我國對外經濟中貨物貿易依賴程度過高。如
前所述，服務貿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術更有利于一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模型與數據說明
引力方程用于貨物貿易估算已無異議，而當服務貿易采用與貨物貿易類似的統計口徑時，模型應當是有效的，并有堅固的理論基礎。鑒于服務貿易的特殊性質，設置若干解釋變量，使方程更加適用。對于可能產生的非觀測效應的處理，采用若干種回歸模型比對分析，以盡量減少此類影響。找出最優模型后，將進一步應用于分行業統計。
因變量mijt代表j國從i國在時間t時進口的服務流量，其來源為oecd數據庫，包含34個oecd國家及其貿易伙伴，總共60個國家12年間（1999-2010）的服務貿易流量數據。引力模型在5個方面進行了估計，分別是總服務貿易流量、運輸服務、旅行服務、政府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
解釋變量共8個，包含5個連續變量和3個假設變量。在關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為描述國家特性的變量。顯然，此3個變量由于多重共線性的原因，不會同時出現。本文選取的是后兩者——人均gdp和人口。當一國較富裕時，自然傾向于消費更多的服務，而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與此相關。選擇人口而非gdp同樣有助于模型結果的解釋。
5個連續變量中的前兩個分別是出口國和進口國在時間t的人均gdp，系數b1和b2預期為正。如前所述，較富裕的進口國很有可能顯示對服務的更多需求，無論相應的供給來自國內或進口，而較富裕的國家同樣被認為有能力生產更多的服務以供出口。
出口國和進口國在時間t時人口解釋變量的系數，預期正負皆有可能。在關于貨物貿易的研究中，出口國或許因為人口規模變大而減少出口，也或者因為達到規模經濟，在人口增長時出口更多的貨物。對于進口國同樣可能有如此正反兩方面的影響。
一般對于貨物貿易來講，距離作為解釋變量時其前的系數為負，但距離對于服務貿易的影響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商品未必需要從一國運輸至另一國，當然在某些時候需要人員的流動，但在其他時候可能僅需要通訊聯系。所以，距離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顯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離度量方法，為引力模型中的標準法，即測算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這存在幾個明顯的問題：一是它假設海運、陸運或空運無差別；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國的經濟中心或者某些國家可能有數個經濟中心。為克服以上問題，度量距離的其他方法已被運用于研究中，如貿易加權距離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對于所有貿易伙伴的距離測量法。但是，考慮到距離和服務貿易流量未必相關，本文依然使用標準距離法。
最后3個虛擬變量，分別用于描述進口國和出口國之間是否有共同國界、是否使用同一種語言、是否同為歐盟成員國。此三變量前的系數均預期為正。此外，θ1作為年份變量用來控制任何時間趨勢對數據的影響。
在貨物貿易中，語言就被認為是影響貿易流量的變量，對于服務貿易，預期語言的影響會更加重要，畢竟共同語言下交換服務變得很容易。共同的語言還應當被認為包含了國家之間相似的文化或體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個變量用于描述兩國是否同為歐盟成員國。在研究貨物貿易的引力模型中，這一變量往往用兩國是否為自由貿易區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況可能并不適用于本文。大多數自由貿易區致力于減少貨物貿易壁壘，而對服務貿易鮮有提及。本文中僅考慮的自由貿易區為歐盟，但即使在歐盟內部，服務貿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數據來源
（1）服務貿易進口額。本文搜集自經合組織（oecd）數據庫——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該庫提供了34個oecd成員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
在原始數據庫中有上萬個體（進口一出口國家對），但與非經合組織國家間的貿易數據大量缺失或者時常間斷。由于已記錄2010年。貿易數據的個體覆蓋面不足1/3，且部分數據明顯異常（根據預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時間跨度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復及丟失數據后，選取包含69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數據，共915個個體，綜合8年共7 321個觀測值。
（2）分類別服務貿易數據來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數據庫。
（3）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計，來自世界銀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數據庫。
（4）距離。收集相應國家間首都的距離，以公里計，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虛擬變量。邊界虛擬變量以1表示兩國之間有共同邊界，其余計為0，共有60個國家相鄰。歐盟虛擬變量以某年度兩國均為歐盟成員國時作為1，其余為0。語言虛擬變量對于使用官方語言中含相同語言的個體設為1，其余為0，共有65個個體此參數為1。
解釋變量的綜合統計情況見表4。
為檢驗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spearman秩相關系數檢驗結果見表5。
結果顯示除距離及歐盟虛擬變量相關系數在0.54（考慮到數據中經合組織國家及歐洲國家為主要統計對象，這一點應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關系數不超過0.34，可以認為無證明多重共線性存在的證據。
三、回歸方法與結果
1.回歸方法 本文使用數種計量模型，對于總服務貿易流量的計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數據是8年混合數據，第一個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遺漏了某些解釋變量，這些未被觀測到的解釋變量又對服務貿易流量有重要影響，該影響就被包含在隨機誤差項中，使得隨機誤差的方差變動呈現異方差性，從而導致參數估計量不是有效估計量。
使用面板數據處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殘差中的遺漏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最常用的兩種面板模型是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傳統認為，若截距項為各個截面或個體（本文中體現為進口-出口國家對）所特有的固定參數，并且不隨時間變化，則模型為fem；如果截距隨機分布則視為rem。然而這一定義并不十分嚴謹，而且一個非常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應模型中的非觀測效應（因遺漏解釋變量產生）是隨時間不變的，是固定的，而隨機效應模型中的非觀測效應則不是固定的，而是隨時間變化的。
一個邏輯上比較一致和嚴謹，并且越來越為大家所接受的假設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論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都是隨機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沒有觀測到的、不隨時間而變化的、但影響被解釋變量的因素。非觀測效應究竟應假設為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關鍵看這部分不隨時間變化的非觀測效應對應的因素是否與模型中控制的觀測到的解釋變量相關，如果這個效應與可觀測的解釋變量不相關，則這個效應成為隨機效應。這也正是hausman檢驗所需要檢驗的假說。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會有一個問題。因為存在時不變變量（距離、共同語言、歐盟），它們在使用fem估計時會被舍棄。一個解決辦法是增加一個輔助方程，將時不變變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計所得截距項中并進行ols回歸。
以上介紹的3種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進行比較。首先，breusch-pagan檢驗被用于比較rem和pooled ols估計。結果顯示，零假設被拒絕，表明rem優于ols。其次，考慮到rem和ols都可能受異方差性和外生解釋變量的影響，還需比較rem和fem的有效性，為此使用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檢驗系數為5.21，與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臨界值5.207相當，所以接受零假設，即隨機效應較固定效應效果更優。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變量法，可以僅從模型內部的數據來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觀測效應和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htm作為引力模型中的估計方法，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貨物貿易領域使用，而在服務貿易領域仍然鮮有所聞。
htm中選為外生的工具變量的是時不變變量，包括距離、共同語言和邊界。這些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相關并作為其輔助。此外，時不變變量還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結果，這也是優于fem的所在。
為檢驗htm的有效性，過度識別檢驗（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較rem和htm。檢驗系數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臨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設——非觀測效應與其余解釋變量具有相關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測試的結果均和預期相符，即htm不僅是貨物貿易時測算引力方程時最恰當的模型，也適用于服務貿易。這一結論對于總服務貿易流量和分類別服務貿易流量同樣適用，所以分類別服務貿易的模型重點將集中在htm上。
在對計量結果進行說明之前，有必要對運用htm使得系數相對于ols估計發生的變化做一嘗試性解釋。在ols估計中，出門國人均gdp前的系數很有可能因為某些非觀測因素和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而被高估，如技術原因或資金存量。同樣地，共同邊界和共用語言在ols估計中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為在區域內國家的貿易便利所致（歐洲地區相對范圍較小及語言相通性較高）。距離因素在ols估計中被認為具有明顯的負相關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觀測效應后則變為不相關，這可能是由于很多國家的不同體制所致。
2.結果：總服務貿易 結果如表6所列，當采用pooled ols回歸時，所有變量均顯著相關，并且它們的系數正負均如通過貨物貿易標準引力模型預期的那樣。進口國和出口國的人均gdp、共同語言、邊界、同為歐盟成員國均正面影響貿易流量，而人口變量則顯示越大的國家生產更多的服務產品，同時對服務的進口需求也越多，距離是唯一一個與貿易流量負相關的變量。
在htm中，仍然顯著有意義的變量是進出口圍的人均gdp、進口國人口以及同為歐盟成員國。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統計方法中最適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結果表明服務貿易中若干有趣的結論。
首先，人口在進口國比人均gdp更決定其需要消費的服務，1%的人口增長伴隨著2%的服務進口增加，同時1%的人均gdp增長導致1.1%的服務進口增加。這可以被理解為規模越大的國家消費更多的服務，同時其國民更富裕時也需要更多的進口服務。但在出口國這一情況并不完全一樣，富裕的國家有能力生產更多的服務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規模并不影響其出口，表明規模經濟在服務貿易出口中未必有效。這一結論顯然與強調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的古典貿易理論并不兼容。雖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慮的若干因素，的確可以有力解釋古典貿易理論中一些與服務貿易現實不符的現象，這為服務貿易理論研究提供新的切入點，比如，能否將古典貿易理論與引力模型結合研究經濟規模大的國家之間貿易互補性是否更強？
第二，同為歐盟成員國是除此之外唯一顯著相關的變量。這表明歐盟在致力于內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貨物貿易研究中自由貿易區的積極作用。但遺憾的是如前所述，這一結論難以推廣至其余自由貿易區。
第三，距離和共同邊界變量在htm中并不非常顯著。盡管如此，在10%顯著性水平上，空間距離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響系數為-0.4，較ols和rem有所減弱。使用引力模型對貨物貿易的研究中，這一系數一般在-0.953和-0.76之間，通常的解釋是，空間距離代表運輸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異，從而距離越大越限制貿易往來。而通過本文的研究表明，這一強烈的約束因素對于服務貿易可能的影響較小，貨物是因為服務產品的本性使其對于物理距離或者實際邊界的要求較小，和預期相符。
最后，共同語言和服務貿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關性。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國家的語言。特別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語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經濟交流同步發展，而服務貿易往往注定要依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溝通。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關因素對服務貿易的阻礙作用沒有預期強烈，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服務在貿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間并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業計量 不僅在我國，世界范圍內，傳統服務貿易（運輸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趨勢，而新興服務部門比重逐漸上升。21世紀的服務貿易早已不同于以往，雖同為服務貿易，貿易方式各有特點，影響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節采用上述模型，將服務貿易分為3類進行回歸統計，分別為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所有商業服務。數據采用自wto數據庫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樣本數分別為56、66、72個，包括2006～2008年三年間貿易流量數據。其余數據來源同上一小節，并去除同為歐盟成員國這一虛擬變量（因該數據庫將歐盟算作一整體）。所用計量模型均為htm。
（1）運輸業。結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進出口國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規模和貿易流量正相關，其余變量未發現有顯著相關關系。
在貨物貿易領域，普遍被認為顯著影響貨物貿易的因素之一就是運輸距離，而在對于運輸業的估算中，發現距離對于運輸行業貿易流量并無顯著影響，這一點并不難理解，當距離增大時，運輸貨物的成本上升，產生的成本在服務中恰好計為貿易往來。這表明貨物貿易隨距離上升而減小，服務貿易并不被此顯著影響。鑒于此，應鼓勵有能力的運輸企業形成規模效應，著力發展遠洋或遠程國際運輸市場。遠洋能力自古以來便是一國經濟實力之象征，這一情況在今天也未曾改變。
（2）旅游業。結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進口國人均gdp和人口有顯著影響，同時語言也是一影響因素。
共同語言對旅游業貿易的影響系數為正這一點符合預期。進口國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數為正（人均gdp顯著為正，1%的人口規模擴大伴隨7%的進口額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規模大的國家總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費更多的旅游服務（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國消費的產品和服務計入該國旅游服務出口額，旅游者本國為進口國）。因此，我國致力發展旅游業的地方經濟有能力的話應當擴大國際宣傳
，努力開拓發達國家旅游市場，并加強地方配套服務，如提供相應語言的標識或翻譯服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出口國的人均gdp和人口對貿易沒有顯著影響，但從模型結果來看，和總服務貿易不同的是，這一系數明顯為負（總服務貿易中出口國人口系數也為負，但絕對值在0.1之內），這可能表明貧窮和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對外國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對較弱，人口密度稀的國家（地區）或許更受歡迎（如斐濟、馬耳他）。
（3）其他商業服務。結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進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國人口和貿易流量有正相關關系。
相比其他服務行業而言，這一類商業服務和財富的關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險、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關系數符合預期。此外，出口國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釋：該類服務和出口國投資環境關系密切。從當今世界局勢來看，除非洲地區外，人口規模大的國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資環境，因此人口（并聯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環境。研究還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經濟自由或制度的變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國該類商業服務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斷，筆者認為，實行提升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加強制度建設、改善投資環境等一些列減少貿易壁壘的政策將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國服務貿易潛力：實證分析
本節專門研究我國服務貿易，對上一節模型所得結果進行拓展，在出口和進口兩方面，實證了中國對25個主要服務貿易伙伴的出口潛力和進口潛力。
1.出口潛力 對出口貿易潛力的估算，是運用引力模型模擬“理論”或“自然”狀態下的潛在出口額，然后將中國的實際出口水平與該模擬值進行比較。若實際值低于模擬值，就稱之為“貿易不足”，相反則屬于“貿易過度”。
為了考察中國對貿易伙伴的出口潛力，借助于以上構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國對各國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國對貿易伙伴國的實際出口量（按2009年數據）與根據模型測算的出口量之間的比值，如果該比值在1左右，說明該模型擬合較好，該比值越小說明貿易潛力越大，反之則說明貿易潛力較小。把中國與25個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數據帶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國對這25個國家出口貿易量的預測值，然后再用實際值除以預測值，計算結果如表8。
總體而言，中國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屬于“過度貿易”狀況，實際值與模擬值的比率的期望值為1.07。對25個國家的出口潛力（實際值/理論值）的排名中，最高為丹麥（2.40），其次為捷克（2.26），最低為挪威（0.08）。
2.進口潛力 與出口潛力估算方法類似，當把中國作為進口國時，可測算中國服務貿易進口潛力，結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數據計算中國服務貿易進口潛力，因為在當年全球貿易下滑嚴重的背景下中國進口額反而增加，會使所得數據偏大。總體而言，實際值與模擬值的比率的期望值為2.55。進口潛力的排名中，最高為愛爾蘭（9.42），其次為丹麥（6.20），最低為斯洛伐克（0.04）（考慮到對進口能力的描述，使用進口潛力這一指標反映現實——進口往往根據需求產生——具有局限，本文關于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的討論側重關于國別的相對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數據研究進口潛力進行國別比較時并無不妥）。
我們注意到，美國進口潛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國作為高端服務業的代表同家，和中國在服務領域的密切經濟關系說明我同對于高端技術的需求非常大（法國和英國分別排第五和第六）。同時，與日本的潛力比值也上升至進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為1.15，表明進口自日本的服務仍有很大潛力。
五、結語與建議
將實際出口額與預測出口額相比較，再依據兩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國與25位貿易伙伴分為3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潛力再造型。實際值與預測值的比例大于1.20則屬于此種類型，這類貿易伙伴與之擴大貿易規模的潛力，按模型分析已經用完。與該類貿易伙伴進一步發展貿易關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現有積極因素的同時，改善出口商品的結構并發展培育其他促進貿易發展的因素。屬于這種類型的貿易伙伴有丹麥、捷克、芬蘭、韓國和荷蘭共計5個國家，鞏固這些市場對我國的外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與這類型中的某些貿易伙伴還有與之擴大貿易規模的可能，比如芬蘭，雖然實際出口是預測出口額的1.86倍，但與貿易條件類似的丹麥（2.40）相比，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也說明芬蘭是一個具有潛力的市場。我國服務出口潛力最大的貿易伙伴前3名中有兩個是北歐國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歐國家，這一差異值得引起重視，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種類型是潛力開拓型，以實際值與預測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間。中國對這些貿易伙伴出口貿易的潛力尚未充分發揮，還有一定的擴大出口貿易的空間。與該類貿易伙伴進一步發展貿易關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鑒處理與第一類貿易伙伴關系的做法，同時注意開拓促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因素。屬于此類的貿易伙伴有法國、瑞典、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愛爾蘭、西班牙和美國8個國家
通過比較發現，美國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美國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作為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從事的第三產業主要是高新技術和創意產業，而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占有比較優勢，因此我國與美國的貿易結構存在很大互補性，應該更容易開展對外貿易。但通過測算可知，我國與美國的實際值與預測值的比例僅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種類型是潛力巨大型，實際值與預測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這種貿易伙伴與之擴大貿易規模的現有潛力非常大，有英國、意大利、日本等12個國家。其中，中國與挪威的貿易水平是25個貿易伙伴中最低的一個，實際出口額只有預測出口額的0.08。中國與這類貿易伙伴之間一般存在較嚴重的貿易壁壘，與之進一步發展貿易關系的主要思路在于盡快排除貿易發展的障礙。
同時注意到，日本作為貿易伙伴也在第三類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又是我國在東亞地區的近鄰，它與我國的經濟關系應當不亞于我國與美國的經濟關系，但是測算比例僅為0.56，潛力巨大。
在進口方面，美國進口潛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國作為高端服務業的代表國家，和中國在服務領域的密切經濟關系說明我國對于高端技術的需求非常大（法國和英國分別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區也同時是世界主要旅游國，這與我國境外旅游、消費和教育需求近幾年不斷增長有關，同時部分解釋了我國進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顯受金融危機影響這一情況。此外，與日本的潛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進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國對日本的進口比對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綜上所述，我國服務貿易的主要對象集中于美國、日本、韓國、歐盟等。進出日市場的過度集中會給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出口市場的過度集中還是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的重要原因，長時間的貿易順差會惡化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而引發貿易摩擦和爭端。因此，為了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必須有針對性地改善貿易國別的構成，加強與某些國家或地區的協調配合與經貿合作，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