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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部性；環境成本；環境成本內在化????
1環境成本內在化的涵義??
環境成本是指為了保護環境、防范生態破壞，在商品生產活動中，從資源開采、生產、運輸、使用、回收到處理廢棄物所需的全部費用。主要由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和自然環境修復價值兩大部分組成。
前者是指制造產品所使用資源的價格，而后者是指制造和使用產品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費用。環境問題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其外部的非經濟性，即污染者獲得了私人利益，但社會成本（“外部性”）卻以空氣和水以及其他生態環境遭污染的形式顯現出來。??
只有將環境成本內在化，才能體現資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的非經濟性，體現環境公平，提高環境效率。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是人們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形成的，要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是需要投資的，那么應該由誰來為環境保護買單呢？根據公平效率原則，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等大多數采用“自愿環境協議”的方式將環境成本內在化于生產成本中，既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也使治理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有了可靠合理的財力來源。??
2.1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問題??
環境保護要求企業減少生產經營過程中向環境排放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的數量，而企業足以盈利為目標的社會組織，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必須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于是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就被競相排放到環境中，這與環境保護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按照經濟學的定義，外部效應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并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我們可以把外部環境成本理解為，由于人們環保意識薄弱以及環保政策、法規不完善等原因，環境資源作為一種公共財富被無償使用，企業盡可能地從資源中獲取最大的正效益，而由此產生的負效益則由其他主體及后來者承擔。外部環境成本指的是成本的發生與某一主體的環境影響有關，但卻由發生成本或獲得利益以外的主體承擔成本。某一活動對環境造成了影響，而產生影響的企業卻不為此承擔責任，通常外部不經濟指的就是外部成本。例如，企業排污對下游水系造成了影響，而產生了環境成本，但按目前的法律體系，企業卻不負擔這部分成本，外部成本減少了經濟的總體效益，但在產生外部成本的主體的傳統會計領域中是不反映的。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每一個主體在決定不同層次的生產、投資和消費活動時，就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各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慮由此產生的社會后果。當眾多經濟主體共同進行了資源的無償開發，對污染的結果不承擔任何責任時，必然導致資源的枯竭，造成嚴重污染。??
2.2環境成本內在化分析??
環境資源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根據福利經濟學使整個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了分配。但是由于目前企業的生產成本僅指生產過程中核算和支付的代價，如原材料、工資、制造費用等，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社會總成本與企業生產成本往往不一致，一般情況下社會總成本大于企業成本，兩者之差便是外部成本，由社會承擔，如造紙廠在生產時排放大量污水，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影響了人們的健康與安全。若企業不考慮對環境造成的外部成本，企業的社會總成本將大于生產成本，從而使價格不能反映產品的真實價值，造成產量過剩，資源配置達不到最優，從而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現假設某一經濟活動不帶來外部效益，只產生外部成本，則有邊際社會效益（MSB）+邊際私人效益（MPB）=邊際收益（MR），MSC>MPC，如圖1：??
圖1中，MPC代表邊際私人成本線，MSC代表邊際社會成本線，為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外部成本之和，MEC代表邊際外部成本。MSB代表邊際社會效益，由于MSB等于MPB，所以同時也代表邊際私人效益。在MR與MPC的交點EP處，交易雙方的福利最大，此時對應的產量Q，對應的價格為PP；而在MR與MSC交點E處，社會的福利最大，
3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措施??
環境問題源于經濟的外部性，是由于外部性（即存在外部環境成本）引起市場失靈而使社會資源未得到有效配置造成的。根據福利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理論，提出一些實現環境成本內在化的措施，以解決環境問題。??
（1）進行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和環境管理制度的創新。通過分散和明確環境資源產權，確立相應的責任、權利和利益主體，建立有效的使用、補償和責任承擔機制；建立基于市場的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和可交易的資源配額制度。??
（2）完善經濟政策法規，激勵基于資源節約、環境友善的技術進步和產品貿易。加速用于環境保護的固定資產的折舊，對污染控制設施的固定資產稅和交易稅進行減免，建立環境投資基金和環境公共資金的貸款擔保機制，在證券市場允許用于增加環境保護項目、環保產業投資的優先融資等，以構建環境資金的多架道可持續來源體系，從而激勵整個社會大力開發、采用環境無害化技術，使我國出口產品由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和環境友善型方向轉化，從而真正顯現其競爭優勢。??
（3）優化貿易商品結構，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發展中國家要密切注意環境問題全球化的進程，認真研究發達國家綠色消費浪潮的基本趨勢，大力推進清潔技術，發展無污染和少污染產品的產業，引導各類產業將環境保護作為其主要的價值取向之一，使環保指標和其他質量指標一起構成優質產品的內涵，從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出口貿易商品結構。要把綠色產業作為提升產業結構的重要方向，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加以扶持，培養規模經濟優勢，在大力開展環保產品國際貿易的同時，提高企業防治污染的能力，為我國出口產品沖破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壁壘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4）建立和完善環境經濟核算體系，實現貿易與環境的均衡發展。要借鑒國外經驗，建立適合國情的環境經濟分析方法和政策體系，加強對環境變化與資源、人體健康、社會經濟影響的定量化研究，把不可再生資源的損耗、可更新再生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與修復改善、污染的治理作為社會成本列入核算體系，逐步做到資源與環境的商品化、價格的合理化和消耗資源與破壞環境的有償化，實現資源的集約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肖序.環境成本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姚志勇.環境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3］?@張亞連，羅莉.環境成本的經濟學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6，（6）.??
一、資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產生也正因為資源的稀缺性。此處資源的稀缺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過去100 多年里，發達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資源。當今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化石能源，全球總能耗的74%來自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化石能源的應用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資源正在日益被耗盡。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將采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于能源的需求卻絲毫沒有減少，需求的無限性和資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無節制使用，在日益耗盡資源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使用化石燃料這種高碳能源是產生這種生態環境災難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態系統自凈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億噸，全世界每年約剩下200 多億噸殘留在大氣層中，使地球生態系統不堪重負。長此下去，氣候將更為反復無常，生態環境災害范圍更大、更頻繁和更嚴重，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然而，隨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對于美好環境的需求卻是不斷增加的，這就造成了環境資源的稀缺性。
資源稀缺的約束使得企業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持續大量耗費的不可再生資源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候，如果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企業就難以生存，整個社會就難以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緩解全球氣候變暖，是現代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 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不管是從能源稀缺還是環境資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施低碳經濟。因此，能源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稀缺就成為低碳經濟產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關交易的情況下，當社會成員從事經濟活動時，其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的福利，卻沒有得到相應補償或承擔相應義務的經濟行為。低碳經濟中存在著外部性，當一個國家積極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時，就會產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負的外部性可以明顯地表現為消費者或生產廠商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效應氣體時，所產生的溫室效應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外部性經濟損失構成了社會總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同樣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經濟外部性產生前，是無法產生任何交易行為的。例如，企業排放溫室氣體前不會與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受害者進行討價還價，以確定這種經濟行為的產權形式和交易方式，對于外部性的范圍和補償支付，雙方當事人也沒在事前進行任何的談判。其次，低碳經濟中外部性存在產權缺失，使事后的補償和談判存在困難。在外部性的情況下，每個人對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環境資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費、生產環境資源以及附屬污染物。因此，當企業將未經嚴格處理的廢氣排入大氣中時，企業污染的空氣很難定義其產權，而這種產權的缺失卻使排污者過度使用這些物品，不考慮其他人的公共權利。再次，存在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負外部性的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高；而產生正外部性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低。當存在正的外部性時，邊際社會收益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社會的最優產量高于企業最優產量，當植樹造林造成的碳匯，其所產生的邊際社會收益會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然而當存在負的外部性時，存在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社會的最優產量低于產業的最優產量。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負的，當汽車排出的廢氣污染了空氣，這種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業的成本就構成社會總成本，環境污染的邊際社會成本高于碳排放企業的邊際個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可以認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力量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非競爭性使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資源和環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會過度地使用公共的資源和清潔的環境，這就產生了“公地悲劇”。公共品也會使消費者產生“搭便車”動機，即理性的個人降低或隱瞞自己對集體消費品的偏好的動機，依靠分散決策的價格機制無法使集體消費的公共品的數量保持在最優水平，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機制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失靈”。因此，由于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這就很容易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為什么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氣候變化如此明顯的“公共悲劇”，而且由于“搭便車”的動機存在，使減排的國際談判往往陷入僵局，難以形成一致意見。要解決低碳經濟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預和產權交易。
關鍵詞：外部性；環境成本；環境成本內在化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2-0094-01
1 環境成本內在化的涵義
環境成本是指為了保護環境、防范生態破壞，在商品生產活動中，從資源開采、生產、運輸、使用、回收到處理廢棄物所需的全部費用。主要由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和自然環境修復價值兩大部分組成。前者是指制造產品所使用資源的價格，而后者是指制造和使用產品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費用。環境問題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其外部的非經濟性，即污染者獲得了私人利益，但社會成本（“外部性”）卻以空氣和水以及其他生態環境遭污染的形式顯現出來。
只有將環境成本內在化，才能體現資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的非經濟性，體現環境公平，提高環境效率。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是人們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形成的，要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是需要投資的，那么應該由誰來為環境保護買單呢？根據公平效率原則，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等大多數采用“自愿環境協議”的方式將環境成本內在化于生產成本中，既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也使治理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有了可靠合理的財力來源。
2 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經濟學分析
2.1 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問題
環境保護要求企業減少生產經營過程中向環境排放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的數量，而企業足以盈利為目標的社會組織，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必須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于是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就被競相排放到環境中，這與環境保護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按照經濟學的定義，外部效應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并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我們可以把外部環境成本理解為，由于人們環保意識薄弱以及環保政策、法規不完善等原因，環境資源作為一種公共財富被無償使用，企業盡可能地從資源中獲取最大的正效益，而由此產生的負效益則由其他主體及后來者承擔。外部環境成本指的是成本的發生與某一主體的環境影響有關，但卻由發生成本或獲得利益以外的主體承擔成本。某一活動對環境造成了影響，而產生影響的企業卻不為此承擔責任，通常外部不經濟指的就是外部成本。例如，企業排污對下游水系造成了影響，而產生了環境成本，但按目前的法律體系，企業卻不負擔這部分成本，外部成本減少了經濟的總體效益，但在產生外部成本的主體的傳統會計領域中是不反映的。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每一個主體在決定不同層次的生產、投資和消費活動時，就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各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慮由此產生的社會后果。當眾多經濟主體共同進行了資源的無償開發，對污染的結果不承擔任何責任時，必然導致資源的枯竭，造成嚴重污染。
2.2 環境成本內在化分析
環境資源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根據福利經濟學使整個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了分配。但是由于目前企業的生產成本僅指生產過程中核算和支付的代價，如原材料、工資、制造費用等，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社會總成本與企業生產成本往往不一致，一般情況下社會總成本大于企業成本，兩者之差便是外部成本，由社會承擔，如造紙廠在生產時排放大量污水，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影響了人們的健康與安全。若企業不考慮對環境造成的外部成本，企業的社會總成本將大于生產成本，從而使價格不能反映產品的真實價值，造成產量過剩，資源配置達不到最優，從而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現假設某一經濟活動不帶來外部效益，只產生外部成本，則有邊際社會效益（MSB）+邊際私人效益（MPB）=邊際收益（MR），MSC>MPC，如圖1：
圖1中，MPC代表邊際私人成本線，MSC代表邊際社會成本線，為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外部成本之和，MEC代表邊際外部成本。MSB代表邊際社會效益，由于MSB等于MPB，所以同時也代表邊際私人效益。在MR與MPC的交點EP處，交易雙方的福利最大，此時對應的產量Q，對應的價格為PP；而在MR與MSC交點E處，社會的福利最大，此時對應的產量為QS，對應的價格PS。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出，QP>QS，PP
3 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措施
環境問題源于經濟的外部性，是由于外部性（即存在外部環境成本）引起市場失靈而使社會資源未得到有效配置造成的。根據福利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理論，提出一些實現環境成本內在化的措施，以解決環境問題。
（1）進行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和環境管理制度的創新。通過分散和明確環境資源產權，確立相應的責任、權利和利益主體，建立有效的使用、補償和責任承擔機制；建立基于市場的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和可交易的資源配額制度。
（2）完善經濟政策法規，激勵基于資源節約、環境友善的技術進步和產品貿易。加速用于環境保護的固定資產的折舊，對污染控制設施的固定資產稅和交易稅進行減免，建立環境投資基金和環境公共資金的貸款擔保機制，在證券市場允許用于增加環境保護項目、環保產業投資的優先融資等，以構建環境資金的多架道可持續來源體系，從而激勵整個社會大力開發、采用環境無害化技術，使我國出口產品由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和環境友善型方向轉化，從而真正顯現其競爭優勢。
（3）優化貿易商品結構，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發展中國家要密切注意環境問題全球化的進程，認真研究發達國家綠色消費浪潮的基本趨勢，大力推進清潔技術，發展無污染和少污染產品的產業，引導各類產業將環境保護作為其主要的價值取向之一，使環保指標和其他質量指標一起構成優質產品的內涵，從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出口貿易商品結構。要把綠色產業作為提升產業結構的重要方向，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加以扶持，培養規模經濟優勢，在大力開展環保產品國際貿易的同時，提高企業防治污染的能力，為我國出口產品沖破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壁壘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4）建立和完善環境經濟核算體系，實現貿易與環境的均衡發展。要借鑒國外經驗，建立適合國情的環境經濟分析方法和政策體系，加強對環境變化與資源、人體健康、社會經濟影響的定量化研究，把不可再生資源的損耗、可更新再生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與修復改善、污染的治理作為社會成本列入核算體系，逐步做到資源與環境的商品化、價格的合理化和消耗資源與破壞環境的有償化，實現資源的集約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肖序.環境成本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姚志勇.環境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3］張亞連，羅莉.環境成本的經濟學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6，（6）.
［4］柏曉林，董善俊.芻議企業的環境成本［J］.中國管理信息化，2005，（7）.
關鍵詞：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觀；急功近利；短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以及社會，人們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可是后來人們又感到驚奇的是：人們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影響，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資本家必須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進行生產和交換才能生存和發展，所以只關注其經濟活動的直接結果。因此，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服務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面對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應對理論和對策，但是受其理論服務對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約，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對經濟問題還是對自然條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問題，必然表現出其狹隘的視野。無論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以及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只關注眼前的利潤，其發展觀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長期的目標和對策。
一、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都沒有擺脫急功近利的發展觀
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對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的影響。重農學派強調土地和農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勞動是社會財富的源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最早提出社會經濟發展會受到自然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絕對限制這一觀點。斯密認為，構成一國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一國勞動與土地的年產物的全部商品。因此，當一國所獲得的財富已經達到其土壤、氣候和相對于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時，將沒有再進步的可能。在這種狀態下，勞動工資低落到僅夠維持現狀，資本達到飽和程度，利潤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討論資本利潤時順便談到這一點，而且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主要研究資本是否能夠和如何獲得最大利潤，幾乎沒有人去特別關注如何節約自然資源，以使自然資源能夠可持續利用。雖然馬爾薩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長與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之間存在矛盾，提出了環境負荷問題，認為持續增長的人口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制約；李嘉圖提出資源報酬遞減規律，認為它是制約經濟增長的自然法則，給予自然資源極大的重視。但是，他們的研究視野仍然僅僅局限于經濟增長問題。而且李嘉圖、馬爾薩斯等提出的人類發展在土地資源制約下前景不容樂觀，但是經濟增長最大制約等觀點，也沒有受到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視。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一個自由選擇的體制中，社會的各類人群在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可以使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場機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推動著人們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最終使交易雙方都能得到好處。如果經濟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況變壞的同時使自己的情況變得更好，那么這種狀態就達到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即達到了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然而，由于市場本身的不完備，特別是市場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往往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需要對其進行調整。如果對某種資源配置狀態進行調整的結果，是使一些人的境況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狀況至少不變壞，那么符合這一性質的調整便被稱為帕累托改進。如果現存的資源配置狀態存在改進的空間，則意味著社會存在由于資源配置不合理而產生浪費。此時，通過帕累托改進，就能提高經濟效率。由于這種經濟效率的提高并沒有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進也是相對公平的，即帕累托最優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結合。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帕累托最優只是在抽象地討論市場機制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機制，其關注的是可利用的資源怎樣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對環境的影響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進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態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環境和自然資源使用的代際公平。
由于市場配置的資源并不包括環境和自然資源因素，因此，當工業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只能把其歸為市場失靈，即“看不見的手”的調節雖然實現了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卻不能避免環境污染這一外部性問題。可持續發展觀念提出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又把當代社會無法在代際間公平配置環境和自然資源也歸結為市場失靈。新古典經濟學無法用市場的內在機制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寄希望于從市場機制外部的干預和調整來激勵或者約束企業的行為。
但“新古典傳統重點強調的是自由放任，只給政府有限的經濟干預作用。這反映在他們盡管簡短，然而確實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經濟著述中。”如，馬歇爾（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經濟分析方法，為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關鍵的分析方法，但馬歇爾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問題。
卡普（1950）對于環境的外部性問題提出了重要論述，認為經濟增長對環境具有深遠的逆向后果。卡普討論了來自生產過程而被傳遞到外部的社會成本，如，對冰和空氣的污染會損害人體健康，減少農業產量，加速物質腐化，使水生動植物滅絕，并威脅飲用水源等。
巴特爾（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它們大規模出現的原因是缺乏市場化的產權，這使一些個體可以濫用這些為許多人共有的資源。通過在所有經濟活動領域制定嚴格定義的、可傳遞的、市場化的產權，這種市場失靈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這就是說，大多數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應用資本主義制度方法。
科斯（1960）進一步提出，如果產權被嚴格制度化，并獲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對污染等問題施行干預就沒有任何必要，參與各方自己就能解決這些問題。科斯反對政府建立統一標準、依靠稅收和補貼等進行干預，認為在一個有明確產權規定的自由市場環境中，經濟主體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實踐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談判者數量很少、影響范圍明確時，可以獲得比較滿意的效果，如，解決某一地區工廠排放的煙塵對該地區的危害。但科斯的觀點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評，認為其有較高的談判成本，而且對于環境污染的外部影響散布較廣的地理區域，以及代際間的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問題，運用談判達成協議幾乎是不可能的。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也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理論，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有一個重要特點：“他們用由需求決定的邊際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給決定的價值理論。和古典經濟學家將焦點放在供給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強調需求在決定商品和服務價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數量收入的個體，將能夠對市場上可獲得的種類繁多的商品和服務做出選擇。如果個體是效用最大化者，他們就必定以新古典經濟學家為據，那么他們就以諸如此類的方式配置他們的金錢，以使得最后一鎊花在恰好可以滿足他們需要的東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東西上。”所以，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在資源稀缺或資源數量一定的條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資源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使得資源稀缺程度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被降低了。因此，雖然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資源使用和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經濟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其原因是缺乏市場化的產權，使得一些個體可以濫用許多人共有的資源；認為如果產權被嚴格制度化，并獲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對污染等問題施行干預，經濟主體通過談判達成的協議或者產權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來，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潤。在能否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可以促進技術進步和稀缺資源的價格上升，從而解決自然條件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歷史發展實踐表明，市場機制并沒有解決自然條件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自然條件對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制約日益嚴重。而且當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自然條件質量下降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不僅沒有興趣去研究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生態改善緊密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還極力主張通過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掠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把污染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并且極力為這種行為尋找理論依據和相關政策主張。
發達國家獲得的環境改善的成果許多都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環境污染、資源濫用基礎上的。然而，人類共同擁有一個地球，這種掠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把污染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以鄰為壑”的做法終究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環境污染、資源緊張、全球氣候變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主張結出的惡果。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急功近利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之所以能夠暢行無阻，是因為它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
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沒有長期目標和對策的發展觀
凱恩斯主義理論是為政策制定服務的，其政策目標是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實現短期經濟增長，但是這一目標不包括環境保護的內容。在凱恩斯主義指導下，以激勵資本投資為核心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不僅帶來了滯脹，還帶來了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問題，使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經濟學不關注生態問題，因而其政策主張無法解決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凱恩斯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新正統”而盛極一時。根據凱恩斯本人的理論和他的追隨者們對這一理論的補充和發展而制定的經濟穩定政策和經濟增長政策，被看成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重要成就。凱恩斯主義試圖用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增強經濟實力，并在理論和實踐中掀起“經濟增長熱”，也的確帶來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但是繁榮背后醞釀著更難以克服的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因為從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實踐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因素。由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目標是通過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實現短期經濟增長，而實現這個目標不需要考慮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因此，在鼓勵國民高投資、高消費的促進經濟短期增長的理論和政策體系推動下，必然會埋下阻礙可持續發展的隱患。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發展，關鍵是發展的可持續性。離開了發展，社會進步、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建設都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同時，發展的可持續性要求發展既要考慮當前的發展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發展強調社會進步和全體社會成員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如果經濟不能保持持續平穩增長，或者經濟增長以自然資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那么經濟增長的結果只能是促進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種經濟增長不是經濟發展，更不是可持續發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只關注經濟增長中的短期波動問題，致力于為政府制定和實施調節經濟短期波動的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凱恩斯主義者采取的態度是，“那些環境問題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現在是不可能鉆研得了的，因而不屬于他們的真正課題；在凱恩斯的理論架構中，重點是且應當是短期問題。”這一明顯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視野使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可能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以來不能把可持續發展納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總之，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發展觀并不包含長期目標和對策。
后凱恩斯主義（也稱新古典綜合派）在保留凱恩斯主義理論要點基礎上，對滯脹、經濟增長導致自然資源不足從而是否要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等問題，做了理論上的解釋，并提出解決辦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長理論基礎上提出，依靠有助于節約使用現有自然資源和有助于發展替代品的技術進步，可以解決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中消耗日益增加的問題。索洛認為，同技術進步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一樣，每單位自然資源的邊際產出率呈上升趨勢，所以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枯竭的假設缺乏技術上的依據。索洛指出，《增長的極限》提出的零增長是把零技術進步當做出發點，零技術進步下的零增長不能緩解資源供給危機，反而會加速資源枯竭，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資源開采的難度越來越大。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依靠有助于節約使用現有自然資源和有助于發展替代品的技術進步。
后凱恩斯主義提出，國家干預是必要的，可以通過微觀財政支出政策（部門優先發展政策）和微觀財政收入政策（稅收結構政策）影響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可見，后凱恩斯主義對資源供給問題雖有所關注，但其關注點還是在經濟增長上，目的是要證明經濟增長和穩定增長的概念沒有過時，而沒有對資源環境問題做系統研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相關對策。
三、庇古關注經濟福利的國家干預發展觀
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庇古的國家干預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發展觀獨樹一幟，因此有必要單獨進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雙刃劍，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場經濟并不總是有效運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間，供政府為推進經濟福利的提升而進行干預。據此，庇古提出，政府既應當保護現代人的利益，也應當保護后代人的利益，杜絕過度和非理性的貼現現象。政府既是當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來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政府需要依據法律進行監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國可耗竭資源的過度開發。庇古提出了政府應該實施的三條政策措施：國家補貼、稅收、立法。其中，庇古稅被認為是使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使企業自動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論探討上，由于稅收涉及當代人之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所以爭議很大。在實踐中，庇古提出的三條政策措施被許多國家所采納，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在逐步擴大環境保護立法的范圍。
四、結語
雖然近幾十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針對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等問題提出了經濟外部性理論、產權理論以及利用市場機制、政府干預、立法等解決問題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場機制催生新技術和新產品，從而通過企業的自主行為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問題；提出只有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解決貧困問題，從而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試圖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把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內生化，以討論可持續發展問題。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導思想還是強調，只有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和自由貿易）中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經濟效率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雖然對不可再生資源和環境問題有所關注，但是大多糾纏在資本的獲利和經濟增長問題上，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實質性推進。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在現實世界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特別是一些貧困國家之間展開自由的市場競爭，那些急功近利的資本所有者來到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較低的不發達國家，廉價使用自然資源。這雖然可以促進當地的經濟增長，但把自然環境的惡化留給了不發達國家；把廉價使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變為發達國家維持高消耗、高消費生活的重要來源；當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危機時，依賴其投資和向其出口產品來拉動經濟增長的不發達國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擊；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不發達國家并沒有消除貧困，而是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進而加劇了支配生產力發展的不公平。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踐結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續三個最基本的原則。
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通過市場機制和快速的經濟增長來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的主張是天方夜譚，因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生產目的和由此決定的急功近利的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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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概述
1.1企業環境成本的概念及內容
企業環境成本也可以稱之為環境降級成本，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等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負擔和壓力，使環境受到破壞影響其為人類社會服務的功能質量。環境成本的內容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1.1.1環境保護的成本
環境保護需要采取一系列必要的環境保護措施，而建立環境保護措施體系是需要一定的經濟成本作為支撐的，環境保護成本是為了減少向環境中排放的污染物，如有污染性的廢料、廢氣、廢液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產生的成本。
1.1.2環境檢側的成本
為了更好的控制環境問題，達到環境質量標準和環保方法標準，使污染物排放達標，對企業的生產流程、生產產品以及其他排放作業進行環境檢測所需要的成本投入。
1.1.3環境內部失敗成本
為了有效的對企業已經產生但是還沒有向環境中排放的廢棄物和污染物進行環保處理所產生的成本即為環境內部失敗成本。此種成本的核算主要是為了對企業的污染物排放進行有效的控制，降低污染水平。
1.1.4環境外部失敗成本
企業排放的廢棄物或者污染物已經排放到自然環境中并產生了一定的污染影響，由此產生的成本即為環境外部失敗成本。已支付的外部失敗成本是企業因為污染物的排放導致的已經支付出去的成本，未支付外部失敗成本是企業因為污染物的排放導致的成本由其他企業以外的單位或者人員支付的那部分成本。
1.2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
對于企業成本核算，在傳統的核算體系下，企業的經營成本主要包括在生產制造產品的過程中涉及的材料、設備、人工以及生產制造的相關費用等，局限于直接的產品生產的成本，而通常將企業的環境資源成本予以忽視。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必然會消耗水和空氣等自然資源，但是企業往往記錄的是對自然資源挖掘和使用的成本，卻忽視了企業的生產行為對環境的污染作用以后產生的成本。現今企業成本核算已經將環境成本納入其中，只要因為企業的生產活動造成的環境的污染和損失，就要對此部分承擔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就是對環境外部成本評估并在企業生產成本中將其內化，既體現環境資源的效用性、稀缺性有消除了環境資源的外部性。可以說，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正好四將對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的外部成本在市場主體上進行內化。采用環境成本內部化，企業在制定決策和具體生產的過程中就會考慮到環境成本，從而實現優化資源，增強資源保護意識，提高資源利用率。
2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必要性
2.1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是維護和改善環境問題的必然要求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在不斷的提高，人類經濟活動為社會經濟帶來繁榮的同時也增加了資源負擔，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究其根源，企業成本社會化是主要原因。環境資源不同于市場流通的商品，雖然沒有明確的市場價格，但是要有效的改善和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就需要將環境資源作為成本計入到企業的經營成本中，也就是說只有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才能夠將環境的價值反映出來，使環境問題引起企業的重視，從而提高企業環境保護的意識和自覺性，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共同可持續性發展。
2.2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是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必然要求
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對企業的產品成本和產品差異具有直接的影響，從而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很多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利用綠色壁壘來提高自身產品的競爭力，要使中國企業的產品走向國際，在國際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正確反應產品成不，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國際競爭力。
2.3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是完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必然要求
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是對地方政府職能履行情況和政績的批判的重要標準之一，但是現今的經濟核算體系因為沒有將環境因素納入其中，則GDP不能對環境破壞的現實問題反映出來，也就是沒能將社會成本反映出來。要在GDP的核算體系中將環境社會成本計入進來，就必須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
3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經濟學分析
3.1一般產品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經濟學分析
環境資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的特點，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于環境資源遵循追求最大化的社會效益的原則來分配。我國目前企業的生產成本核算只包括企業生產活動過程中的直接費用支出，如原材料和生產設備的購進、人工費用、制造費用等，但是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總成本和企業計入的生產成本是不一致的。社會總成本中減掉生產成本即為外部成本。外部成本往往由社會承擔。如果企業對環境的外部成本不予考慮，則企業的生產成本不能真正的反映出產品的價值，造成資源浪費，對環境也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當有外部不經濟性存在時，外部成不由社會承擔，這對社會來說，企業的產出呈過剩狀態導致產品價格偏低。由此帶來的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社會上的其它單位產出水平不足，社會供給曲線呈傾斜狀態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化，資源配置沒能達到最優。
3.2特殊性產品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經濟學分析
要達到企業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一致，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十分必要，不僅讓企業在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還能夠追求更大效益，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自然資源的協調發展，而且環境成本內部化要求企業在經營決策的制定上同時兼顧環境因素。但是外部成本內部化對于特殊性產品是否具有同樣的效力呢?以電力行業為例，我國的電站主要以火力發電為主，而發電企業的電力生產和輸送主要靠燃料的燃燒，由此產生的具有污染性質的廢氣，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巨大的，可以說是我國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占全國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鑒于火電廠二氧化硫的產量巨大，超出了環境的目標容量，國家要求火電廠必須采取必要的脫硫措施，建立脫硫項目，而火電廠為煙氣脫硫工程的建設也投入了巨資，脫硫使用的相關設備的投入以及運行的投入在火電廠的總投資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對此有的電廠為了節約費用，在此方面進行拖延或者將設備作為擺設僅用于應付檢查，這使對環境的影響依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當生產產量與市場需求呈均衡狀態時，產品尤其對應的價格，當產品產生外部環境成本并將其內部化時，產量和價格都會相應的產生變化，形成新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
4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經濟效應
4.1對企業投資方向的調節效應
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會將所有與投資項目有關的成本考慮進去。環境成本內部化是的環境成本成為了企業在投資決策制定過程中重點考慮的因素，環境成本將由高轉低。而且各個國家不同的環境標準也使得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同，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投資也會充分的考慮到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高低。
4.2對企業產品結構的優化效應
對于具有嚴重污染的產品生產的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會使其提高，那么這類產品相應的市場價格就會缺乏競爭力。相應的環境成本低的產品競爭力會逐步提高，環保和綠色的產品市場需求量增加。如今，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低碳環保的產品更適應市場需求，企業的產品結構也相應的進行調整。
4.3提供企業競爭力的效應
環境成本內部化將提供企業產品的生產成本，似乎對企業經濟理應的獲得和市場競爭力的提高會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環境成本內部化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步伐，新產品的研發會使企業獲得市場的先行優勢，先行性的環境保護標準使企業更加具有競爭力。
4.4促進世界貿易一體化的效應
環境成本內部化將使內部化程度地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更加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現金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政策促使全球各國的環保標準的一致性。因此在國際貿易系統中，既環保有含有高科技含量的產品更加具有競爭力。環境成本內部化將促進世界貿易系統向一體化發展。
[關鍵詞]環境治理;外部性;尋租;措施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21-03
環境污染是一種壞的公共物品,且產權不明晰,所以在其治理中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當存在外部性時,自發的市場通常無法解決產權不明晰的環境污染問題,這就需要政府對環境治理進行管理。
理論上講,借助政府的力量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進行管理,可以促進其外部性內部化。但是,政府在執行其職能時同樣會出現政府失靈的現象,比如政府行為范圍的擴大化和政府干預過程中對其他經濟活動和其他經濟主體的限制 ,當政府出現這些行為時尋租行為也就孕育而生。本文將對環境治理中尋租活動產生的條件、造成的損失進行具體分析,并提出抑制環境治理中尋租行為的措施,從而為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效率提供參考。
1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參與的原因
環境資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使環境資源的消費者能夠不支付費用而享受環境的服務,這就存在環境治理中的“免費搭乘車問題”。
如果完全靠市場自發調節,私人企業是不會投資或很少投資到環境污染的治理上的。這表明,市場機制是不能自發地解決環境資源問題的,即市場對環境資源的配置是失靈的。因此,要高效配置環境資源(包括環境污染)不能僅僅依靠市場,而是需要政府的作用,必須借助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從而糾正市場失靈。
2 尋租活動產生的條件
2.1 存在經濟租金
經濟租金,是指在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機會成本的剩余。在社會經濟處于總體均衡狀態時,每種生產要素在各個產業部門中的作用和配置都達到要素收入和其機會成本相等。如果某個產業中的要素收入高于其他產業的要素收入,該產業就存在該要素的超額利潤。一旦政府開始干預市場調節過程,超額利潤便轉化為經濟租金。
在環境治理中環境管理者與污染者之間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管理者手中掌握著排污權資源,他可以根據該地區環境自凈能力的大小制定污染治理標準,他對這種權力處于壟斷地位,而這種能夠帶來高額收益的壟斷權力本身可被視為一種稀缺的、排他性的資產,這一資產所能帶來的超額利潤正是一種經濟租金。污染者為了維護自己污染時的既得利益,會采取各種方式,使得管理者對其降低環境管理標準或繼續默許污染。因此,對這種低標準環境治理特權的需求,實際上就是對經濟租金的需求。
2.2 存在尋租正效用
政府借助于政府法律和行政權威,運用強制性手段直接干預環境治理能產生經濟租金,那么追求這種經濟租金的行為,即為尋租。
為了獲得低標準治污特權,排污者就必須與控制這些指標的人打交道,接近他、說服他,甚至給以好處,這就是為了獲得這些特權的成本。如果排污者發現,通過尋求低標準治污特權的競爭能比投資處理污染物獲得一個更高的回報率時,他們就會尋租,爭取較低的排污標準特權,從而獲得更大的利潤。這樣他就不會投資興建污染處理設備,即排污者會傾向于花錢并付諸努力去獲取這種特權。而且一旦確立了這一特權,他們又會繼續花錢并付諸努力去保持它,這可以通過考察一個排污企業(D)和管理者(S)雙邊交易的尋租模型來說明。
假若D方為了獲得低標準排污特權,通過向S方給以好處Δx,以換取租金R。此外,D方還會發生一些尋租成本,如心理成本、時間、精力以及為掩人耳目而支出的費用等。因此,D方的尋租成本Dc>Δx。
根據邊沁(Bentham)的研究,個人效用函數一般包括感官、財富、受人尊敬、友誼、個人聲譽、權力、虔誠、行善、仇恨、知識、記憶、想象力、希望、結社、免于痛苦等。針對官員的特征、結合腐敗現象的主要類型,本文從上述效用函數集內的15個變量中選取最能反映政府官員這一群體效用偏好選擇一般特征的權力(Q)、虔誠(P)、財富(X)、感官享受(H)、友誼(F)及其他(O)6個變量,組成官員效用函數:
當滿足此條件時,尋租者就會尋租,且該特權一旦獲得,污染者還會進一步地尋租去保持現有的特權,甚至追求更低排污標準的特權,從而使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環境治理效果越來越差。
3 尋租活動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這種為了獲得和維持低標準排污特權從而得到經濟租金的尋租活動實際上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活動,它耗費了社會的經濟資源和環境資源,使本來可以運用于高效益生產上的資源浪費在無益的行為上,導致了嚴重損失。這種損失主要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排污者追求低標準排污特權過程中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另一部分是該特權獲得后造成的環境損害(如圖1所示)。
圖1 環境治理中尋租活動造成的損失
在圖1中,假定政府根據當地環境自凈能力指定的排污標準為λ,某企業在該指標約束下的長期邊際治污成本(MC)等于其平均治污成本(AC),企業的邊際收入曲線為MR,排放污染的邊際損害曲線為MD。該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根據邊際收入與邊際治污成本相等,最終確定排污量為Q1,此時邊際污染治理成本為P1,污染物排放標準達到λ水平,該企業的收益為三角形bcP1的面積。雖然此時污染物達到排放標準λ才被排放,但它終究對環境會產生一定損害,只是此時的損害較小,為三角形eOQ1的面積。如果該企業想通過尋租活動獲得低于排污標準λ的排污特權,它就必須給政府官員給予一定量的賄金Δx。假設該企業尋租成功后政府允許其以低于λ的標準排污,則根據這一排污標準該企業在同樣的邊際治污成本P1可以排放更多的污染物Q’1,此時該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為三角形adP1的面積,但此時環境損害迅速增大,為三角形fOQ’1的面積。表面上看,尋租活動造成的損失只是對環境的損害,損害大小為四邊形feQ1Q’1的面積,僅從這一點看,尋租活動造成的損失并不大。但從整個尋租活動的過程來看,該企業為了尋租成功必須付出一定代價,該代價的上限為其尋租成功后多獲得的收入,即四邊形abcd的面積。現實中由于這樣的尋租企業很多,它們之間會產生激烈的尋租競爭,因此該企業的尋租代價往往會接近甚至等于全部四邊形abcd的面積。如果再加上其他未尋租成功企業所付出的代價,那么這一尋租活動的總體代價將遠遠大于四邊形abcd的面積。由于這些尋租企業付出的代價不是用于生產,而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所以這些代價完全是一種社會經濟損失。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尋租者為了尋租成功愿意付出巨大代價,這些代價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種經濟資源浪費,它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社會經濟發展。如果把這部分代價投資于正常的生產活動,它將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第二,尋租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的損害,這種損害主要體現為巨大的外部性成本,例如對可持續發展及人類健康會造成威脅。
4 抑制尋租活動的措施
制度就是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它包括制度安排、制度結構、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等。人們的經濟活動就是在這些有形和無形的制度約束之下進行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環境治理中尋租活動產生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有大量制度租金的存在。排污者從生產性的尋利轉向非生產性的尋租,并不是因為其道德觀念發生了什么變化而改變了他們為自己謀取利益的行為方式,而是因為制度結構發生了變化。因此,解決環境治理中尋租行為的辦法是制度創新,根據排污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規律,建立新型環境治理制度,從制度上抑制環境治理中的尋租行為。
4.1 明晰環境資源產權,減少政府參與
在環境治理中,需要政府調節的根本原因在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晰,從而導致在環境資源開發、利用及排污環節都存在外部性。由于自發的市場無法解決產權不明晰的環境問題,從而出現市場失靈現象,這就需要政府參與調節。因此,要抑制環境治理中的尋租行為,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政府參與,盡量讓市場調節資源配置,這就需要加快對環境資源產權的研究,盡快明晰環境資源產權,并對其定價。
另外,要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環境治理市場交易的不適當壓抑。例如,不同的排污者技術設備不同,對污染物的處理能力也不同。處理能力低的會盡可能地去購買更多的排污權;處理能力高的會盡可能地購買設備,從而節余排污權。排污權如何在需求者和剩余者之間流動,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需要進行市場交易。此時,政府只要制定好市場交易的規則,不需要過多干預,讓市場機制自行調節配置排污量。
4.2 規范政府管理方式,減少尋租機會
在環境治理中,政府管理并不意味著一定會產生尋租行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根源于不規范、不合制度的政府管制。也就是說,尋租行為通常是由“暗箱操作”引起的,主要是非程序化、非公開化的操作。因此,實現政府管理的公開化和程序化是從制度上消除尋租的根本之策。
具體來講,首先,加快制定有關環境治理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證。其次,保證關于政府管理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行政決定以及司法判決等法律規范性文件迅速及時地公布,便于社會監督。總之,通過行政管理的公開化和程序化,消除政府權力行使中的不規范和不透明性,防止行政權力的不規則運用造成的環境治理過程中的各種混亂和腐敗現象,使各種尋租者借以謀利的尋租行為無處棲身。
4.3 調整環境管理制度,增大尋租成本
人們把稀缺的資源投入到生產性活動還是投入到尋租活動,這是個經濟選擇的問題。對每個環境排污者來說,不同的選擇會對環境產生不同的影響,也較大地影響著環境污染治理的路徑(如圖2所示)。
圖2中橫軸T為時間,縱軸Y為環境污染的治理,原來治理污染的軌跡是F1。假設第一種情形,在時刻T0政府發出政策,對污染物處理技術高的企業給予獎勵。此時,各污染物排放企業就會投資請專家研究先進的污染物處理技術。由于各排污者把資源轉移到科研,減少了環境污染的治理,所以治理水平暫時由A0點降低到A’0點。但是先進的污染物處理技術一旦研究出來并普遍投入使用,污染物的治理水平就會從A’0點沿著一條較陡的軌跡F2發展。第二種情形是在T0 時刻發生了環境治理的尋租競爭(假設和第一種情形所使用的資源量相同),此時不僅剛開始治污由A0降低到A’0點,而且由于尋租造成了資源浪費,并造成了環境資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治污效率,所以治污的速度減慢,從A’0點沿著一條較為平緩的軌跡F3發展。
根據這兩種情況的分析,F2是一種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軌跡,而F3是一種加速毀滅環境的軌跡。所以,政府在環境管理中要調整環境管理制度框架,增大尋租成本,鼓勵發明創新技術,獎勵先進技術使用者,從而降低尋租的比較利益。這樣,環境污染者通過成本―收益比較分析,發現投入資源發明創新先進的污染物處理技術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他們就會理性地選擇生產性活動,從而環境污染治理就會由F1步入F2的發展軌道。
5 結 論
環境污染由于具有負外部性,且產權界定不明晰,因此僅靠市場機制無法使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內部化,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在行權過程中又會出現失靈現象,這就為環境治理中產生尋租活動提供了可能。然而,環境治理中尋租活動僅有少數人受益,對社會整體利益破壞極大,不但浪費了經濟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損失,而且增加了環境負荷,對環境可持續發展造成威脅。現實環境治理中由于尋租成功后的收益高,越來越多的人不斷進行尋租活動。
因此,為了減少環境治理中尋租行為的發生,本文提出以下三項措施:第一,應該加快環境資源產權的研究,明晰環境資源產權,讓市場機制對環境資源進行配置,從而減少政府參與;第二,應該規范政府管理方式和程序,增加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透明度,從而減少尋租機會;第三,應該調整環境管理制度,增大尋租成本,從而誘使人們由尋租活動轉向生產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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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分析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ng Hao1, Wang Xinxin2
School of Economy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 Dao, Shan Dong, China,266555
Abstract：Gas industr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gently needs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we can see the nature of these problems more deeply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of related policies. Firstl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Secondly, it analyses restricting factors using economic theor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above analysis.
Keywords: Oil and gas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analysis
中圖分類號：F062.1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鑒于油氣資源供不應求的嚴峻形式，山東省相關部門及各大油田企業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但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存在一定問題，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使現狀得到改善。
2.山東省油氣資源開發利用現狀
山東省是全國石油、天然氣主要生產基地之一，油氣資源開發利用已經有40多年歷史，大部分常規油氣資源儲量已被動用，區內共探明油氣田78個，其中勝利油田70個，中原油田8個。經過多年的勘探開采，目前山東省油氣資源開發已進入中后期，尾礦資源儲量、難動用資源儲量在探明儲量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這部分儲量開采成本高，利用難度大，企業經濟效益相對較低，這種狀況將導致油氣資源供應能力下降。此外，由于“重開發、輕保護”的舊觀念作祟，致使油氣資源開發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地質環境問題，諸如：落地油污染、地面沉降、海岸帶生態環境變遷及黃河流路不穩等，使本來脆弱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嚴重制約著山東省油氣資源的開發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自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首次提出以后就被各個國家應用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當中，我國也不例外。相關學者及政府部門適時地提出了山東省油氣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油氣資源供給短缺問題提出了一些切實的解決方案。但在可持續發展工作的開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下面就其中主要問題進行分析。
3.山東省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3.1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
20世紀90年代，山東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戰略思想才被正式提出。現階段，從經濟增長方式來看，山東省還處于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初級階段。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通過生產要素數量的絕對增加來獲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增加物質投入，尤其是大量不可再生的資源的耗費。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顯著特征是能源節約與環境保護方面缺乏效率。
根據資源經濟學基本理論，粗放型的生產方式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還給環境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外部發展條件帶來很大的破壞性，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油氣資源作為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發展依托的主要能源，其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經濟增長方式緊密相連。如果經濟增長方式不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油氣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無從談起，由此發生惡性循環，又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認為，導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的深層次原因在于行政制度以及經濟增長的考核體系的不完善。
（1）GDP的考核體系存在不足。傳統的GDP考核體系只是反映了經濟產出總量或經濟總收入的情況，卻看不出這背后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其中缺乏對環境資源的耗減核算、環境資源損失成本的核算和資源環境的恢復成本、再生成本和保護成本的核算。由此看出，傳統的GDP統計數據已經不符合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不能真實地反映出生活質量的高低和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程度。采用這一考核體系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一個地區資源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行政考核制度的缺陷。這就出現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與相關企業的博弈問題。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為例，假設地方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它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為它的工作得沒得到上級領導部門的認可。得沒得到認可，看上級對它的評價，看上級對它的考核、考核指標的內容和權重。中央政府單純地將傳統的GDP的提高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標準，而并沒有將環境資源的耗費水平納入其中。這就會導致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經濟增長的眼前利益，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采取消極的態度。所以不可避免的出現政府部門在呼吁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仍以犧牲資源環境代價換取經濟的增長。而油氣資源是山東省重要的支柱能源，無可厚非地受到最嚴重的影響。
3.2 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關鍵時期，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各項工作還很不成熟，存在許多弊端，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石油天然氣這樣重要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工作開展的效果。
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若過分急于求成，片面依賴市場機制的作用，會不利于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這主要體現在：
（1）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市場調節對壟斷性產品的調節是乏力的。山東省油氣產業在很大程度上被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工以及中海油四大石油化工企業所壟斷。在這樣的寡頭壟斷市場，若想通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提高油氣資源的配置效率，其優化配置很難實現。
（2）單純依靠市場調節，還會造成外部性。亞當•斯密的一般均衡模型認為追求個人最優的行為會在價格調節下實現社會最優的資源配置。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當環境資源變得稀缺時，與生產消費和環境之間的作用關系相關的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并且這些外部性通常表現為非市場的。例如在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中造成的環境污染等問題，依靠市場的力量很難得到解決，仍需借助計劃經濟的手段。
相反，如果在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猶豫不前，仍保留過多原有的計劃經濟的東西，也會阻礙資源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計劃經濟時期的很多計劃政策容易脫離實際，造成資源的不必要浪費。
3.3 資本積累的匱乏
資本積累的動力不足，導致山東省油氣產業可持續發展改革動力不足，可持續發展工作進度緩慢，力度不夠。資本積累是改革發展的必要條件。改革發展必須有一定的資本積累做后盾，只有這樣才具有一定的抵御風險的能力，才能確保可持續發展工作的順利開展[1]。
雖然山東省作為我國能源大省，油氣產業資本積累近年來有一定上升，但存在速度慢、利潤低、人均凈資產少等一系列困難。然而可持續發展工作的初級階段，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等戰略都需要耗費較高的成本，但這些工作的收益卻是長遠的，資金回籠周期長，這就使得企業承擔更大的風險。鑒于此，很多油氣相關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不愿意開展可持續發展工作。
3.4 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金融危機以后，山東省油氣相關產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顯。從產業結構看，高耗能產業比重偏高。從產品結構看，工業初級產品多，產業鏈條短，高附加值、高新技術產品不多。從企業組織結構看，布局過散，產業集中度低。從投資結構看，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比重偏低。從能源結構看，一次能源消費所占比重高，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費比重相對較低。這些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成為山東省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根據產業經濟學關于產業結構的基本理論，導致油氣相關產業的結構不合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主要是山東省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經濟發展還無法達到工業加工高度化的水平，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總量不足，這是制約產業結構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
從供需結構來看，供給結構主要還是前文提到的資本供應不足以及資金在不同產業部門的投入偏好（即投資結構），需求結構主要受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的比例以及消費和投資的比例[2]。山東省能源相關部門及企業高層提出油氣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卻沒有及時給與財力物力的支持，使其工作無法開展下去；近年來，山東省雖然第三產業發展迅猛，但以油氣資源為能源和原材料的第一、第二產業仍是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
從科技發展水平來看，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是推進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因素，山東省基于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科研成果可稱碩果累累，但是實際應用到產業企業中的科研技術卻寥寥無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并不能在實際生產中發揮作用，造成資源的浪費。另外還有制度、社會、國際等諸多因素。
4.山東省油氣產業可持續發展對策分析及改進建議
4.1加快經濟結構方式的轉變，改革經濟效益考核方式
一方面，加快經濟結構方式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不僅強調經濟的快速增長，還得確保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將大力發展低能耗產業落到實處，出臺積極的政策鼓勵企業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另一方面，改革經濟效益的考核方式，將綠色GDP考核體系引入到油氣產業經濟工作的評估中來，加強不同油氣企業帶來相同經濟效益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核算與對比。推行綠色GDP理念山東省油氣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3]。
4.2市場機制與計劃手段相結合，完善資源環境管理制度
現階段，山東省可持續發展的各項工作還很不完善，要堅持“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基本原則，充分發揮政府的政策作用，支持油氣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根據物質平衡理論，最優的環境管理政策是環境管理機構應允許污染物傾倒，直至每多傾倒一單位廢棄物所產生的社會效益與其所需的社會邊際成本相等，同時還應治理環境，直至社會邊際效益等于環境治理的社會成本。根據這一理論，環境管理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考慮：一是利用環境容量處理污染物的行為收費及排污收費；二是對環境加以治理，增強環境對污染物的同化吸收能力，恢復環境質量；三是監測生產和消費的污染物排放。
4.3用金融創新推動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
針對油氣企業資本積累不足這一問題，本文提出采用金融手段來彌補資金的匱乏。鼓勵金融業針對處于不同產業階段的油氣企業，形成不同的信貸供應與金融支持重點，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加快金融產品創新，借鑒能源信托等國際先進的非銀行金融模式，為山東省油氣資源實施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具體來說，可以采用債權、股權模式的信托計劃或者產業投資基金模式、融資租賃信托模式，從而支持企業的規模化運營。信托式融資租賃不僅實現了信托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的表外融資，而且不會稀釋油氣企業的股權和收益，還使得油氣企業獲得了一定的稅費“便利”，從而實現供資方與融資方的雙贏[4]。
4.4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注重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首先，繼續加快建立和完善石化生態工業園區，借鑒國內外成功的生態工業園發展模式，在園區內建立循環經濟圈，著手于清潔生產和綠色制造，這是實現油氣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環節。根據循環經濟的“3R”原則，在石化企業內部建立循環生產模式[5]，如圖4-1所示，
圖4-1 石化企業內部循環生產模式
Chart4-1 Circul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in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
其次，大力開發天然氣及非常規性新能源，鼓勵以氣代油以及非常規性新能源取代石油等傳統不可再生能源工藝的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延長油氣資源的產業鏈，提升產品價值鏈，完善綠色供應鏈，以形成完整的石化產品下游延伸產業鏈，豐富產品門類，提升產品附加值[6]。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推動第四產業的進步，適當限制高能耗產業。
5.結論
山東省作為我國的能源重要基地之一，油氣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然而各種宏觀微觀的弊端瓶頸制約了其持續發展工作的開展。通過對其各種制約因素的經濟學分析，突顯了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根源，相關部門若能從問題出發，制定相應的政策，必能加快實現油氣資源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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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丁浩，男，1960年4月，河南南陽，中國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院教授委員會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能源經濟，已60余篇，主編教材10部，主持（負責）山東省火炬計劃兩項，另有山東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山東省自然基金重點項目以及勝利油田項目20余項，擔任社會職務有山東石油學會第八屆理事會理事、山東石油學會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委員會副主席。
【關鍵詞】外部經濟，外部性，貨幣外部性，技術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由來已久，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理論更是汗牛充棟，隨著研究的推廣，關于外部性的相關理論也已經由經濟學基礎理論領域的爭論，演變為學者們討論環境、空間集聚、公共政策以及管理經濟學等傳統主流經濟學難以分析的應用經濟學領域相關問題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外部性的由來
施蒂格勒認為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中，既強調市場競爭這個“看不見得手”的作用，也強調“分工受市場廣狹的限制”，而這兩者之間卻又存在矛盾，無法兼容，施蒂格勒將這一問題稱之為“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一般認為，馬歇爾為了解決“斯密困境”所導致的市場競爭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即“馬歇爾沖突”，將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收益遞增問題分為“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對于經濟中出現的生產規模擴大，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類， 即生產的擴大依賴于產業的普遍發展； 第二類， 即生產的擴大來源于單個企業自身資源組織和管理的效率。我們把前一類稱作‘外部經濟（ external economies） ’， 將后一類稱作‘內部經濟（ internal economies） ’。”這里的“外部經濟”，一被認為是對外部性問題最早的闡述。庇古則在馬歇爾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其《福利經濟學》中通過個人成本、個人產出以及社會成本和社會產出之間的比較，進一步闡述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問題：“必須分清楚兩種不同的邊際凈生產，即我分別稱之為社會和個人的邊際生產……在某些情況下，這（即個人邊際生產）等于社會邊際凈生產，在些情況下則大于，在某些情況下則小于社會邊際凈生產。”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就是我們現在通常所指的外部經濟與外部不經濟問題。庇古以此為基礎，認為外部性問題，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失靈”，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通過政府干預的辦法，征收稅收來糾正個人凈產出與社會凈產出的不一致，這也就是所謂的“庇古稅”。
二、早期的爭論
早在馬歇爾提出“外部經濟”概念的之時，就有學者對外部性概念提出了質疑，克拉彭認為馬歇爾所提出的外部經濟概念，由于沒有能夠明確其最終歸屬，是一個難以明確把握的“空盒子（empty box）”。而奈特也認為對于某個產業部門來說是“外部經濟”的因素，而對于另一些產業部門來說，則可能是“內部經濟”，因此外部經濟是一個難以把握的概念。希托夫斯基所說， “是經濟學文獻中最難捉摸的概念之一。”。關于外部性問題的成因，奈特也早在1924年就提出，外部性的形成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私有產權界定不清。埃利斯和費爾納提出了與奈特類似的觀點，認為環境污染等題的出現與產權和制度問題密切相關，“這些后果并非來自企業的原子結構特征，而是源于技術或制度環境，即稀缺物品被 當作免費資源對待；或者是稀缺資源與有效率的產權相分離，這就等同于原子能，供不應求和私人壟斷的企業。”雖然把產權與制度因素作為外部性問題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概念的難以落到實處的“空盒子”問題，但是，這種作法，反而使得“外部性”概念本身與馬歇爾和庇古的觀念相去甚遠甚至是背道而馳：如果外部性的問題僅僅是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所致，那么外部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解決產權和制度安排上的問題而實現其“內部化”，這樣一來，外部性問題，也就不再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外部”問題了。
同樣不滿于馬歇爾和庇古對外部性問題研究的學者還有著名學者楊格，他在其名篇《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一文中，他借用了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概念，進一步深化了對分工和規模經濟的解釋，從而明確了各產業間相互推動共同進步的內生演進機制，從而將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分析中作為經濟系統外的“外部性”因素明確的納入了市場分工體系之中。
三、主要理論分支和基本觀點
二戰前后，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研究，成為學者們改造和突破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重要切入點，相關理論成果直接推動了經濟學領域的新發展，大致來說，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研究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理論分支。
第一，繼承馬歇爾和庇古的思想，將外部性問題作為市場失靈問題依然強調政府稅收等手段的作用。這一理論分支，不但強調外部性作為自發的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而且試圖將所有背離“帕雷托最優”狀態的“市場失靈”現象都作為“外部性”問題：“將外部經濟這一概念擴展是理所當然的，也是有用的，這遠比限制要好，最好讓‘外部性’代表這樣一種現象，即在用價格劃分成本與收入時，出現非帕雷托的成本與收益關系的現象”。既然把外部性問題依然視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無法解決的問題，那么通過政府干預來征收“庇古稅”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代表這一思想的主要是鮑莫爾等人，在關于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中，他們依然強調政府稅收的作用，而且通過相應的模型計算了確定最優的“庇古稅”水平。鮑莫爾和奧茨認為：當某個經濟主體其活動影響他人效用水平或進入他人生產函數，如果沒有以補償的形式為其活動獲得（支付）等于對其他人造成的效益（或費用）的價值量，就會產生外部效應。
第二，繼承和發展奈特等人通過制度和產權分析，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的思路，從制度和產權的角度來解釋“外部性”的成因，也從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通過產權界定來實現外部性問題的“內部化”，即依然借助市場機制自發產權交易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這一分支就是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科斯認為，之所以對環境污染等問題看作是市場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外部性問題原因就在于人們未能正確定義生產要素：“未能提出足以解決有害效果問題的最后一個原因來自關于生產要素的錯誤概念。……如果將生產要素視為權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產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權利（如排放煙塵、噪聲、氣味等）也是生產要素。”基于這樣的認識，施蒂格勒做出總結：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只要明確界定產權歸屬，那么無論產權界定給哪一方，外部性問題都能獲得解決，結果總會符合效率標準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這樣斷言，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第三，繼承楊格以分工體系中相互促進的內生演進機制解釋外部性問題的思想，將外部性作為研究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型框架。這一分支早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羅森欺斯坦?羅丹，他基于外部經濟的觀念，強調在工業化過程中各產業間相互推動的“外部經濟”因素，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大推進”理論。
四、外部性理論的新發展
在關于外部性問題爭論的早期，尤其是楊格將外部性問題內生于分工體系之后，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在討論中有些被當成“外部性”問題的現象，與市場失靈和福利經濟學所關注的外部性問題沒有直接關系，反而是對市場上相互關聯的價格體系所引發的一種外部性現象，因此有必要將這種“外部性”問題與福利經濟學通常所關心的具有“市場失靈”特點的外問性現象相區分，瓦納伊最早做了這樣的區分將，將這種與市場價格體系所引發的“外部性”現象稱之為“貨幣外部性”（也譯為金融外部性、金錢外部性），以區別于“技術外部性”。隨著討論的深入，這一區分得到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認可，沿著貨幣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兩個方向，外部性理論也獲得了新的發展。
1.貨幣外部性。
般認為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就是貨幣外部性的典型代表。這一觀念強調，在相互關聯的產業鏈上，一個企業的產品價格的高低往往成為影響其他企業產品價格高低的關鍵因素，因此企業間存在著成本-價格上的互動影響。眾所周知，羅森斯坦羅丹的這一思想在提出之后遭到了赫希曼激烈的抨擊。但是克魯格曼則認為，由于沒有能夠準確認識羅丹所指出的“不可分性”等外部性問題的精髓，赫希曼的批評“是一種誤解，而且難以自圓斯說”。而隨著近年來理論的新發展，墨菲、施佛萊和維什尼重構的“大推進”理論模型，則將借助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分析，準確的解釋了“外部經濟”問題，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理論尤其是高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也使將人們對于貨幣外部性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2.技術外部性。
認為技術外部性，正是福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由于產權界定不清，而導致的與“帕雷托最優”狀態相背離的“外部性”問題，巴澤爾認為，這是由于在產權界定不清的條件下，一部分產權處于“公共領域”，而造成的。將這部分無法界定清楚的產權，尤其是將具有非排他性的知識和技術因素，內生的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知識外溢”等“外部性”在經濟增長的中的作用，催生了近年來非常活躍的“新增長理論”。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外部性理論自提出至今一直是經濟學理論爭論的焦點，相關的爭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不同時期經濟學新理論的出現。
近年來，這一理論也已經由傳統主流經濟與其他學派在基礎理論領域的論戰焦點，逐步轉變為不同學派相互交融，以突破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各類局限的重要理論基礎，關于外部性問題的一系列理論，也正在成為環境經濟學、空間集聚理論、公共政策理論以及管理經濟學等領域相關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引資質量；污染產業轉移；資源；環境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7-0148-03
[作者簡介] 李秀香，江西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可持續發展經濟學。
(江西 南昌 330013)
有關外商直接投資(FDI)對資金流入國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集中在對資金流入帶來的就業機會和技術轉移，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減少貧困等方面，但對外商投資給東道國的資源利用和環境質量產生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本文試圖重新審視我國利用外資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并由此探討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若干重要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目前，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外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采用新技術的動機和機遇，促使他們實現清潔生產，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全球環境質量和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高；其二，認為投資會刺激經濟增長，從而導致資源利用強度加大和環境污染加劇。很顯然，第一種觀點是一種純理論思維，在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外商投資者成為向發展中國家傳播環境友好技術的載體。但大量事實說明，更多的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則表現為由第二種觀點所描述的現象。據有關人士統計：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引資國，難免成了這些轉移產業的落腳點，因而也就被稱為“污染的天堂”或“污染避難所”。
從表1可知，1990-1991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額還不到100億美元，而隨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倍數增長投向我國，這其中大部分是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污染產業，導致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工業污染陡然攀升。這里僅以工業廢氣排放量為例，1997年幾乎比1996年增加了1倍，達到4922萬噸的峰值，這一污染集中爆發，不能說與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引入無關。
另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顯示，在污染密集型產業中，30%的企業是外資企業，在ODS(臭氧層消耗物質)生產與消費中，絕大多數為外商投資企業。據不完全統計，1985-1996年，這類外商投資企業累計達到1004家，投資額達到21.8億美元。
具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資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產業大量聚集我國
改革開放以來，化工、石化、皮革、印染、電鍍、殺蟲劑、造紙、采礦和冶金、橡膠、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藥等產業或項目成為外商在沿海地區投資的“亮點”。但這些產業中有些在污染物排放強度上排列前位；有些是需要大量投入的產業，尤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和土地。這些產業被認為是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主要源泉。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1991年外商在中國設立生產企業1.15萬家，協議外資87.71億美元，其中污染密集產業達到0.34萬家，占企業總數的29.12%，協議投資額為32.27億美元，占投資總額的33.68%。到1995年，有50%的外商投資集中污染密集型產業，其中13%是高度污染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到目前為止并未離開我國。
2.別國淘汰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轉移到我國
由于我國對工業產品缺少環保標準或標準比發達國家低，導致一些外商通過直接投資轉移其被限制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有些投資者甚至把一些垃圾轉移到我國境內，進行循環再利用，但由于我們循環再利用技術還很落后，這一類外資企業廢棄物帶來的污染是嚴重的。例如，一些世界知名洗滌用品公司就曾經將在其本國內已禁止或即將被禁止生產和使用的高磷洗滌用品轉移到我國生產和銷售，不僅給城市水質帶來嚴重污染，而且破壞了鄰海的海洋生物資源。再如，我國臺灣原來是美國危險廢棄物的再加工基地，但隨著1993年臺灣當局對廢棄金屬物貿易的禁止，大批臺商將其生產設備布局在沿海地區，如深圳、珠海和常州。他們進口成噸的廢棄物，如使用過的電池、車座底盤、計算機和其他電子電器，由于處理能力和技術的限制，這些進口廢棄物對周邊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污染。
3.污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
沿海地區憑借優惠的政策、區位優勢和雄厚的經濟制度基礎，成為我國吸引外商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前沿陣地，但同時沿海地區也是我國污染最集中的地區，雖然這一地區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3.5%，但排放了占全國45%的工業廢水和47%的工業廢氣，廢物歷年貯存量達到全國的41%，并且該比重還呈逐年增長趨勢。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半數以上土壤遭到重金屬污染。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產生影響的原因分析
進一步分析外商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的原因，主要有：
1.環境執法不嚴
我國雖沒有給外資企業設立單獨的環境標準，但是環境保護法以及外商投資法等都要求外資企業必須遵守我國的法律法規，不得損害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有些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在利用外資與環保發生矛盾時，往往以犧牲環境求得經濟上短期增長。因此，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環境執法不嚴格，給一些外資企業向我國轉移污染型產品的生產技術和設備提供了機會，使環境污染趨勢無法遏制。
2.環境優惠的理念有誤
我國與周邊國家在引資問題上已經形成了競爭態勢，并且，目前我國政績觀與引資緊密相連，因此，在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也形成了引資的激烈競爭，各地明著比的是優惠政策，暗著比的是低環境標準。這種獨特的“超國民待遇”，在很多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比如，美國政府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任何外資企業都不會受到比美國國內企業更為優惠的待遇。英國是歐洲吸引外資最大的國家，主要對大項目采取資金扶助，此外很少有其他的特殊待遇。
3.環境監管不力
我國環境監管的技術、設備均比較落后，致使一些外資企業很容易逃避環境監管而排放污染物。比如，我國對環境污染監測主要采用的是濃度控制，許多外資企業在排放污水前則對之進行稀釋，導致從污染濃度上達標，而總量上卻遠遠超標。另外，外資企業項目審批體制的分權也弱化了環境保護的監測機制。
4.其他國家和地區環境執法嚴格導致污染轉移
有研究表明，1992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實施較嚴格的環保標準之后，發展中國家的有毒廢棄物密度呈現快速增加，我國也在其中。另外，我國香港政府的水污染管制條例規定：將有害或有毒物質排入公共排水管及香港水域，初犯者可被罰款40萬元及監禁1年，再犯者可被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若持續違法則可每日加罰4萬元。為此，香港一些污染企業會直接進入內地，以規避相關法律法規。
三、強化資源環境措施，提高引資質量
由于長期不合理的資源開發和生態破壞，導致我國目前成為世界上資源消耗最快、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若這種現象再得不到遏制，將可能引發大的生態危機，并導致經濟發展出現倒退。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覺。我們要在提高引資質量的決策中高度重視資源與環境因素，特別要考慮外資如何能為可持續發展服務，做到以外資促環保，以環保促外資，并把提高環境質量作為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重要內容。
1.完善與外商投資有關的政策法規
要在借鑒、吸收國際慣例和其他國家成熟的法律、政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完善外商投資環境保護法律，用法律杜絕惡意投資現象。印度在50多年的引資過程中，逐步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和條例，如：《外商投資鼓勵法》、《外資企業管理法》、《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促進法》等，這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外商企業投資印度的途徑和形式、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權利和義務、外資項目審批的行業規定和股權比例等問題做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為外商在印度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規范和制度保證。
2.提高環境標準，防止污染產業進入
一般來說，依靠低環境標準吸引來的外資是低質量的，吸引來的外資企業也缺乏市場競爭力。雖然提高環境標準會在一定時期內導致外資進入的減少，但是，減少的一般是生產規模較小、生產成本受市場波動比較大的企業投資，甚至會使那些污染處理成本很高的企業轉移走。從長遠利益來看，環境管制可以促進企業創新，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正如“波特假說”認為的：環境管制壓力就像市場競爭壓力一樣，鼓勵企業進行清潔生產或清潔產品的創新，創新的結果是新的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生產工藝的產生。比如，美國頒布了清潔空氣修正案后，加州則制定了比聯邦法更為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但這并沒有導致投資和就業機會的遠離。
3.積極引導外資投向，減少盲目引資
首先，要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行業，這些行業是相對清潔的。韓國鼓勵外資進入部分行業，限制進入其他行業。印度從來都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作為利用外資的重點，如鼓勵外資重點投向IT、醫藥、生物工程等知識密集型產業，這也正是印度的引資總量不如中國多，但引資質量卻遠遠高于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政府對固守技術秘密或拒絕培訓印度技術人員的外國投資者，責令其停止在印的經營活動。20世紀70年代，可口可樂和IBM等大公司就是因為沒有滿足印方技術轉讓的要求而被迫撤離印度。
其次，要調整外商投資領域的產業與地區導向，從環境保護角度制定鼓勵、限制、嚴格限制、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對嚴重污染環境目前又無有效治理措施的項目要嚴格禁止引進。對可能造成環境嚴重污染或治理困難的項目要限制引進。對國內需要而又缺少配套技術治理污染的項目，應要求外商必須同時引進先進環保設施。鼓勵外商投資到具有重大影響的能夠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領域，如環保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領域，使其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獲得應有收益。
4.加強外商投資企業的環境管理
傳統觀點認為，對外商的管理，政府始終處在兩難境地，管理嚴格怕嚇走外商，管理不嚴又怕外商惡意行事，在環境管理和監督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實上，監督和管理并不是引資和用資的障礙。巴西與韓國在利用外資上相比，遠遠沒有韓國利用外資的績效高，其主要原因也正是因為巴西的政府干預缺乏效率。印度的經驗也非常值得借鑒，為了防止外國投資申請審批中的隨意性，印度政府設立了外國投資監督局，既提供服務，又實行監督。
我國目前必須強化對外資企業的環境管理，但這種強化管理必須既要體現服務精神，又要體現監督職能。為此，應注意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狠抓外資項目審批的環境評估，杜絕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2)對外資企業進行常規性的環境評估。對經濟效益顯著并且注重環境保護和清潔生產的，進行示范、宣傳和獎勵，對那些環境污染嚴重的，責成其按照我國環境保護法的要求關停、整改。(3)要建立資源節約標準，如建立各種經濟形式的各類企業的耗水、耗能或消耗稀缺原料的技術檔案，用獎優罰劣的措施引導外商投資企業節約資源。(4)鼓勵跨國公司采用母國的環境標準，為國內企業樹立良好的典范，并通過跨國公司生產的前向或后向聯系，幫助國內企業改善環境管理。
5.建立高污染密集產業特別控制區
對我國有能力控制污染的，同時國民經濟發展又必需的一些高污染密集產業，應由政府部門出面分行業建立若干個高污染密集產業特別開發區，如印染、制革、電鍍開發區等，在區內建立“三廢”集中處理設施，對污染進行集中管理與控制，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引入此類外資企業。
6.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DM)，吸引清潔外資
所謂清潔發展機制就是《京都議定書》第12條規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減排承諾期”內，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締約方(主要是工業化國家)，通過投入資金和技術轉讓，在尚未承擔減排義務的締約方(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投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CERs)可用于沖抵前者應承擔的減排量。目前，利用該機制吸引清潔外資，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引資競爭的新焦點。據2004年底公布的數據，目前全球2/3的CDM項目來自印度、巴西和智利，其中僅印度向聯合國申報的CDM項目就占全球CDM項目總數的50%，居于榜首，而我國則暫居第五。這與我國全球引資第二的減排市場潛力落差巨大。因此，我國一定要盡快行動起來，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吸引CDM項目投資流入和技術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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