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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
開啟青少年的文化自覺
教育對青少年的文化積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少年對文化的深刻認識來自于學校文化的熏陶以及教師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和對文化的引導,同時也來自其在社會實踐中的體驗和感悟,來自他們對高雅文化的愛好和追求。在這樣的過程中,青少年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視野。
(一)學校教育是青少年文化積淀的重要途徑
教育不僅僅是灌輸知識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靈魂。當學生成為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人時,文化自覺也就在其中了。所以懷特說:“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往往崇尚人的自主性,因而他自己就富有主見,并對其他人的獨立思想持同情態度。……審慎、勇氣、克制、仁慈以及明智、思想獨立、智慧、幽默和活力等品質是受過教育的人的特征。”[1]事實上,在學校教育中很難把知識與文化分割開來,在文化和非文化的積淀中這兩者高度重疊。知識沒有文化的內涵,課程就變為空洞的說教;文化倘若成為主流,學校就無法讓學生掌握生存所必須的技能。貝克羅列了九個主題都是有關文化的,包括基本的人類價值觀、精神價值、道德價值、社會政治價值、價值中心機構、謀生方法、學校學科的價值廣度、價值本質和當代價值問題等。[2]學校教育應該促進學生各個方面的成長,不但要讓學生獲得足夠的知識和能力,而且要讓學生得到文化素養的提升。正是這種文化素養為學生提供了身份、地位和希望,讓他們感受到自信、自尊、自立,使他們思想得以開化,為后期的文化自覺打下扎實的基礎。
學校教育是促使青少年文化自覺的不可替代的力量。長期、系統的學校基礎教育對學生形成正確的文化理念十分重要;同時,學校又是一個雛形社會,為學生提供了社會互動及文化實踐的平臺,使學生能夠體悟自己所承擔的文化角色;而學校的制度文化又能使學生獲得對非個人規則和權威的認同和遵從。然而,當前的中小學校在建立正確的文化導向上依然舉步維艱,盡管素質教育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常常停留在理論層面。成績至上的普遍做法使讀書風氣日漸衰退,學習已經退步到在題海中“苦作舟”。學校規模日益壯大,而學生思考與實踐的時間和空間在被逐漸蠶食,以致文化無法成為莘莘學子的自覺追求。盡管學校教育的手段在不斷現代化,教育評價在不斷精確化,但是人的發展特別是文化的發展卻被悄然取代;課堂教學的文化含量越來越低,教師的人格魅力蕩然無存。這一切使得我們在確立學校的正確文化導向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
(二)學校教育具有開啟學生文化自覺的先導作用
享受著改革開放成果的廣大青少年,由于很少能夠遇到挫折及磨難,因而他們相當一部分人感悟不到人生的真正意義。這就使得部分學生把自己的發展局限在個人的小圈子里,缺乏對人生真正價值的領悟,缺乏社會責任心,缺乏肩負實現民族復興重任的品格和思想準備。而學校文化可以預先奠定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基本認知、情感和認同,讓學生通過相關的文化活動了解具體而又深刻的人生道理,并在體驗、感悟的過程中,確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目前許多學校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千方百計利用教育資源,為學生搭設生活的舞臺,讓他們通過當志愿者、義工等多種形式,體驗與課堂不一樣的生活,感悟生活本身蘊涵的哲理。
今天的學生與他們的前輩不同,社會早早地把他們推向市場。在大眾媒體的籠罩下,青少年不得不直面五光十色的成人世界。媒體模糊了成人與青少年的界限,把不諳人生的青少年過早地投入到紛繁的大千世界中。青少年由于閱歷有限,缺乏必要的判斷能力,難免受到媒體特別是時尚文化的侵蝕。由于這種文化的本質是商業的、世俗的,是為了迎合人們感官需要而產生的,所以這種時尚文化特別容易刺激青少年情感中低俗的那一部分,如果沒有文化自覺,青少年很容易陷入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的泥坑,給他們一生帶來負面影響。為此,學校教育必須承擔起揚善抑惡、贊美貶丑、扶正祛邪的責任,通過傳承優秀的民族文化,弘揚我們的時代精神,在他們的內心深處烙上道德理性、審美意識和人文關懷的文化理念,讓他們終生不會偏離社會的主流文化。
文化自覺還意味著讓學生在學習、體驗、實踐的過程中有更多的反省時間,從而進行更為深入和廣泛的思考。青少年往往容易陷入一種錯覺,以為看到的、聽到的就是知道的和了解的,而文化自覺則可以幫助他們走出這種認識和思維的誤區,從更新更高的角度觀察個人價值與集體發展的統一,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的統一,個人發展與自然環境的統一,在真正意義上促進人的發展。
二、如何使青少年走向文化自覺
學校教育作為青少年成長發展的奠基工程,需要創設一種開啟學生文化自覺的機制。在這個機制中,學校需要確立正確的文化導向,優化復雜的師生關系,關鍵是要生成一種促使學生提升自身文化素養的社會環境。
(一)學校要引導正確的文化方向
學校要幫助學生走向文化自覺,首先要明確自己的目標。在文化的觀念形態上,學校要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時代講師作為當前的主線。與資產階級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文化理論(理性論、人心論、平等論、價值論、契約論等)協調起來相比,我們這個過程才剛剛開始。我們對其中文化的變化規律并沒有真正認識,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等方面還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今天我們正經歷著社會轉型期所遇到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文化歸屬等因素的沖擊,面臨著許多新趨勢和新特點,如何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相統一的文化觀還需要認真研究探索。但是學校必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加強社會主義文化的培育已經毋庸置疑。文化需要教育,更需要覺醒和實踐。“從深層意義而言,文化問題是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需要力量和教育的實踐,在這些實踐中,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從事不斷的對話和斗爭,并承擔批判的公民義務和公共領域建設的責任。”[3]學校應該充分利用豐富的歷史資源和社會資源,用生活中鮮活的材料去陶冶學生的心靈,讓他們通過自己的思考、評判、選擇、認同,形成正確的文化取向。
(二)青少年文化自覺的形成依賴于師生關系的優化
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不但依靠教育或者媒體傳播,而且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傳承。因此,青少年的文化自覺還依賴于人與人的關系,特別是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師生關系不只是簡單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系,也是一種價值交融的關系,文化相互影響的關系,其中教師是主導者、引領者。良好的師生關系將為學生的文化自覺創造良好的傳播渠道和氛圍。調查表明,教師認為學生能跟自己講知心話的幾乎占全部,而學生認為自己能把知心話說給教師聽的僅占4%,巨大的反差使我們看到目前師生關系的走向并不理想。教師普遍自我感覺良好,學生卻對教師表現出不信任,師生之間缺乏溝通或者難以溝通就成為文化傳播的障礙,成為妨礙文化自覺的癥結。
從目前學校教職員工的情況看,文化失范的現象屢有所見。一些教職員工常常以自身利益為準繩,使教育的文化含量減少或者變質。作為教育主體,教師的育人意識、利他精神、奉獻意識、自律精神減少,而被雇傭意識、利己傾向、索取觀念、個人主義等增強,這一切都會誘使學生競相仿效,使學生產生困惑和反叛。教育要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發展為本,正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倡導良好的師德師風、提高教師的人文素質、優化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促進青少年文化自覺的重要方面。
良好的師生關系對學生的文化自覺的正面影響是十分顯著的,即使在舊中國,一大批有覺悟的教師常常成為學生的精神引路人。這與中華傳統文化對學生的影響有關,也與學生潛意識中的向師性、對知識和精神的敬畏心理有關。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教師能否發揮自身的優勢,做學生的朋友,傾聽學生的心聲,對學生的成長始終秉持期待和贊賞的態度,從學生發展的角度理解、包容學生成長中的問題,是能否建立良好師生關系的關鍵。
(三)培養青少年的文化思考習慣是走向文化自覺的重要途徑
文化自覺既需要外部因素的引導和強化,更需要人自身的提煉和覺悟,培養青少年學會文化思考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按照皮亞杰的理論,兒童道德的發展經歷了從他律到自律的過程,兒童早期的道德判斷有馴順地服從法則的傾向,兒童后期的道德判斷具有自律性,有了主觀意識。他的“自我中心階段――權威階段――可逆階段――公道階段”四個階段論意在表明,為了使道德可遷移,就必須展開思考。柯爾伯格的道德判斷發展模型也表明,在兒童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兒童對道德規則的認識,對權威和社會秩序的尊重,對他人權利和意愿的認同,以及對問題的邏輯判斷、行動的決定等都需要進行思考。問題思考伴隨兒童思想成熟、道德覺悟的整個過程,是他們思想道德升華不可或缺的要素。
蘇霍姆林斯基也十分重視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他指出:“一個人在認識周圍世界的同時,從小就應該認識人――認識人的思想、感情、心靈的細微復雜活動、他的志趣和激情。教育與自我教育的統一開始于:一個人在認識人時,也認識自己。”[4]218他還指出:“青少年的精神財富必須一點一滴加以積累,要從童年和少年時代就開始積累。一個十二三歲的人,回想過去時,就應該看到自己曾經為別人做些什么,并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感到自豪。”[4]191蘇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視學生感悟的深度和廣度,他認為學生對道德認知能力的提高取決于能不能思考自己的念頭,學生在活動和體驗后思考得越多,越能增進領悟的深度。顯然,倡導青少年的文化自覺,就要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成長,懂得并體驗到自己在成長。對文化功能的思考,對于促使文化自覺,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人類進入信息社會和我國加入WTO,世界從未像今天這樣全方位、清晰而又迅速地進入到我們的生活。過去那種非此即彼的教育內容和方式已經無法應對生活多元化的挑戰。文化思考是一種思維活動,它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得學生運用曾經經歷的事實和體驗,領悟到自己作為一個人、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員應具有的責任以及思想道德水準。當學生思考自己的行為,思考自己的所見所聞時,他的情感和認知便產生融合,就可以緩沖外面世界的挑戰和內心的壓力。當主流文化成為學生自己的追求時,文化自覺就可以升華為學生獨立的信念,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
(四)文化自覺依賴于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
盡管學校教育是促使學生文化自覺的重要因素,但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必然或多或少地影響學生文化觀念的形成。例如,血緣關系本身傳遞著某些文化因素,而家庭的經濟能力、文化歸屬、心理狀況、甚至出身祖籍等,都會左右學生的文化取向。特別是父母往往把學習作為孩子的唯一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家庭教育在促使孩子文化自覺方面不可避免地起到消極作用。另外,社區文化氛圍也是一個重要環節。由于我國的社區基本屬于混住型,不同文化程度、階層、職業的家庭共同生活在一個社區,居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學生的文化取向。近年來,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學生同輩之間的交往和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整個社會的文化自覺滯后于生產力的自覺,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給學生的文化取向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大眾媒體使學生的文化偶像遠離了學校的“榜樣人物圈”;新興的網絡文化使學生的參與性大大增強,而學校卻沒有能夠提供必要的鑒賞與批評能力;流行電視文化中“形象大于思想”的節目深深吸引學生,而我們卻沒有讓他們意識到感性、刺激、放縱的危害。因此整個社會要增強對青少年文化的影響力與引導力,提高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青少年自覺加強民族文化的底蘊。
綜上所述,文化自覺是青少年一代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自覺追求先進文化并逐步形成文化的創新能力,是時代對他們的要求。讓廣大青少年在開啟文化自覺的過程中把握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一致的、與社會全面發展相統一的平等觀、民主觀、道德觀、進步觀、財富觀、幸福觀、生活觀、勞動觀、集體觀、國家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是適應時展的需要,同時也是青少年健全人格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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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羅克斯.跨越邊界――文化工作者與教育政治學[M].劉惠珍,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02.
一、關于文化產業園區概念內涵的界定
在西方國家，一般意義的文化產業園區指的是一種特定的地理區位，在這個區位內，城市的文化和娛樂設施等產業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現。該區位有幾個明顯特點：一是文化與消費的結合；二是多種使用功能的結合，包括供人們工作、休閑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藝術與社區發展的結合。園區內的特殊活動可包括兒童玩樂的場所、圖書館、開放和非正式的娛樂場地等，園區鼓勵文化運用和一定程度生產和消費的集中。
我國的文化產業園區出現較晚，相關的理論研究也比較滯后。一般來說，文化產業園區又稱藝術園區、創意產業園區、文化產業集群等。文化產業園區是指與文化關聯的眾產業集聚的一個特定地理區域，該區域具有鮮明的文化形象，集生產、交易、休閑、居住等功能為一體，園區內形成了包括生產、發行和消費為一體的產供銷文化產業鏈。我國的文化產業園區主要特點表現在：一是園區內文化產業多以傳媒產業為核心，其他各文化產業企業和學術研究等相關支撐機構共同集聚，使產業園區呈文化多樣性特點；二是核心文化產業集群、文化產業集群和相關支撐機構等形成產業組合，相互聯系，密切合作，產生明顯的孵化效應和強大的整體輻射力，使產業園區呈功能多樣化特點。
二、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概況
在我國，文化產業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紀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將文化產業納入城市文化發展的戰略。之后不久，當全國許多地方還對“文化產業”感到茫然的時候，北京市便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領先性地提出了“文化產業基地”、“文化產業園區”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設發展綱要》中提出，要建設規模化的城市文化產業園區，要用推動和建設科技產業園區發展的力度和措施，積極推進文化產業園區的規劃和建設，在政策、資金和技術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產業園區標準的發展條件。在之后的北京奧運行動規劃《文化環境建設專項規劃》中，北京市又明確提出要“創作文化產業孵化器扶持和培養創新型文化企業”；在《2004-2008年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推動傳統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利用多元資本推進區域特色文化產業基地建設，推進新型文化社區的建設和管理。” 北京市對“文化產業園”建設的動議和目的，對全國各地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奠定了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的雛形和發展模式。
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建設呈現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在發展模式上借鑒科技園區建設的經驗，旨在存進對文化產業的大發展；二是在發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產業的作用，即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打造一個發展平臺；三是在資本運作上，體現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產業園”的建設目的，是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快捷的發展途徑和運作平臺，政府為平臺建設提供政策、稅收、信貸等多方支持；企業按照市場準入和發展原則，進入、組合并形成有機發展產業鏈；社會各界按照利益原則加入，并獲得最大的發展效益。文化產業園區在政策支撐、資源整合和社會支持的優勢條件下，大力盡快促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
三、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類型劃分
圍繞文化產業園建設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據政策、資源、生產、營運等諸多條件，組建了不同類型的“文化產業園”。從園區性質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
1.政府主導型文化產業園區
此類園區，多為政府根據當地地區經濟發展現狀、政府經濟發展設想和規劃而建立，這類園區的建設主要服務于政府發展經濟的意圖，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比如四川成都的數字娛樂軟件園，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兩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山東青島的創意100產業園，是青島市“十一五”期間發展創意產業的重點項目。
2.資源依托型文化產業園區
這類園區的建立和發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資源，比如以大學為區位依托，以高新技術開發區為區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遺址為區位依托等。大學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術的發生器，是一個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對開放的社區，因此依托大學發展文化產業園區是一種重要的途徑。如上海市依托同濟大學建成的楊浦區赤峰路建筑設計一條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園和廣州市建成的TCL（廣州）文化產業基地，等等。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擁有發達的高新技術產業，一批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在此聚集，科技與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眾多，因此最適宜發展文化和科技產業，是理想的文化產業園區依托資源。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和遼寧大連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等，都屬于這類產業園區。
3.租用改造型文化產業園區
在現代化城市改造進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廢棄的舊廠房和倉庫，由于其面臨閑置空間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寬敞明亮的空間，在租金上又非常廉價，因此常成為文化產業園區的又一理想發展區。創業者租借這些園區，只需較低的入門費，便可白手起家開啟事業之門。比如，我國北京大山子藝術區，以北京朝陽區酒仙橋路798工廠的老廠房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創意產業園區，以上海20世紀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廠群為依托；上海建國中路10號的“八號橋”創意產業園區，以上海汽車制動器公司的老廠房為依托，等等。這些創意產業集聚區，將文化產業與工業歷史建筑保護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機結合，實現了建筑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統一【附：M50藝術產業園區（原上海春明粗紡廠）改造前后場景對照效果圖】。
四、轉變――以M50為典型代表的園區轉型
1、老廠房功能的轉變
M50藝術產業園經歷了解放前的信合紗廠、解放后的十二毛紡織廠和春明粗紡廠。2001年第一位藝術家將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時候，M50正式掀開了老廠房的轉型序言，2003年登陸了美國時代周刊，2005年經信委掛牌M50創意園，2011年“品牌化、產業化”的大旗標志了老廠房轉變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傳統制造業到現在的文化產業園區，老廠房的再利用成為工業史上一次最華麗的轉身，機器的轟鳴聲被藝術、設計、辦公、展示所取代，工業廠房依然成為依托文化產業的平臺，帶給更多的文化產業工作者的是靈感、是沉淀下來的文化底蘊。
2、經營者角色的轉變
1992年，上海春明粗紡廠（M50藝術產業園）擁有1200名員工，全年產值1億，利潤幾乎為為零。時隔二十年后，M50園區管理人員不到50人，全年經營收入2000余萬，利潤可達400萬元。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園區人員的大幅銳減，從原來傳統制造業的經營者已經將角色投入到經營園區運營、提供物業服務的新型服務業崗位。園區經營者不再是以前抓產量抓效益的思維模式，到了今時今日，園區的經營者更希望搭建起園區這個服務平臺，為入駐的創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務，創造更好的產業環境，打造園區的品牌效應，提升客戶的業態水平。現在M50藝術產業園的經營者更多的是希望園區獲得更多的榮譽、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園區知名度，從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起，至今已獲得了多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最高榮譽，如2006年十大時尚地標之一、2007年“創意中國、和諧世界”年度最具品牌價值園區、2008年優秀創意產業聚集區、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標、2009中國最佳創意產業園區獎、2010年AAA國家級旅游景區上海名牌、2010年AAA國家級旅游景區、2010年度上海市創意產業協會突出貢獻獎、2010上海設計展城市理念開拓獎、“2011長三角文化創意產業年度大獎”優秀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金鼎獎、M50獲上海市著名商標稱號、2012上海設計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
1、文化產業園區建設成就文化產業高地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批成熟的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業園區的集聚效應愈加明顯，同時培植了大批龍頭企業，成就了一批文化產業高地，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據資料統計，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和文化產業試驗園區，命名了204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和文化產業園區（基地）；一批新的文化產業園區正在建設和籌建中。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催生一批龍頭企業，具備較強影響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如華強、保利、盛大、華僑城等從國家級示范園區（基地）脫穎而出；漢王科技、暴風影音、第一視頻等北京文創骨干龍頭企業在北京文化產業集聚區落戶；浙江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則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電視劇制作機構，其中包括華誼兄弟、華策影視等國內首批文化上市企業。2010年，國家級示范園區（基地）總收入2500億元，總利潤逾365億元，獲得16600余項自主知識產權。2011年，北京市21個市級文化產業集聚區文創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創產業收入同比增速近3個百分點；湖北省文化產業園創造年產值115.63億元，實現利潤10.67億元。同時，文化產業園區（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區內企業先后推出了《集結號》、《潛伏》、《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等眾多影視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文化產業園區建設促進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
關鍵詞:全運會;經濟;齊魯文化
全運會作為集體育、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要素于一體的體育盛會,具有鮮明的多維性和綜合性。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辦的第十一次全運會,恰逢奧運會、殘奧會勝利閉幕之后,中國改革開放60周年之際,不僅影響到體育文化產品和服務產業的發展,對舉辦城市的經濟、建設、科技進步起到促進作用,而且對文化起到深遠的影響。
一、全運會對山東省經濟發展的影響
自1959年開始舉辦的全運會,基于政府主導,全民參與的思想,與城市建設經濟文化緊密結合,具有多元化的綜合功能。全運會的舉辦城市需要圍繞比賽進行一系列的投資和經濟活動。每一屆全運會的舉辦期間和之后的一段時期,政府和廣大均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關注,都可以利用全運會的資源優勢和商機來拉動本地經濟發展,帶來本地經濟發展加速現象。
圍繞全運會的資源進行市場開發有著顯著的發展機遇。如北京在2008年奧運會舉辦期間的主要收入:一是國際奧委會電視轉播權總體收益的49%,北京約得8.51億美元;二是合作伙伴計劃收益的33%,約2.86億美元;三是門票和紀念品特許經營;另外還有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賽后物資的處理收益等。
電視轉播權開發是賽事運作的重要環節。在國際上,電視轉播權開發自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以來,就已取得巨大成功。但在我國全運史上,電視轉播權開發自上海八運會時才開始啟動,在九運會上才真正進入實質性運作,初步實現了電視轉播權以現金方式的有償轉讓。奧運會的成功經驗也將給十一屆全運會的電視轉播權開發工作提供極其寶貴的經驗、啟示。中央電視臺已成為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合作伙伴,無疑會全力支持和配合相關工作。在第十屆全運會期間,除國內 28家電視臺和港澳臺電視臺爭相購買了電視轉播地方版權以外,十運會電視轉播權開發首次成功推向了海外。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第十一屆全運會應有更好的成果。
特邀服務商。也是重要收入之一。調查顯示,2008奧運會后中國消費者對贊助商的認知程度大大提高,更愿意買那些贊助奧運會的公司的產品。奧運會的贊助商對其進行了數億美元的投資,成為奧運會收入的主要部分。第十一屆全運會按照按大會所需的服務種類,進行周密的特邀服務商計劃,按其服務質量、價格、預計回報總額進行測算,分級論價,有償選定。如選定特邀旅行社,特邀保險公司,特邀銀行、特邀電信公司、特邀運輸公司、特邀洗衣公司等等。目前已有中央電視臺、上海通用、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山東高速、扳倒井、迅華傳媒、英派斯健身俱樂部、山東航空集團公司、浪潮集團有限公司等相繼成為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合作伙伴。
無形資產的拍賣與競標。全運會的無形資產主要包括:比賽場館的冠名權、知識產權、專利權、專賣權、火炬接力權、比賽名稱、標記、吉祥物、的使用權、特許經營權,特邀服務權等等。最近幾屆奧運會,特許經營的收入都超過5億美元,占奧運全部收入的10%左右。據統計,雅典奧運會特許商品銷售額達7.28億歐元,2000年悉尼奧運會和2004年雅典奧運會分別通過出售吉祥物獲利2.13億美元和2.01億美元。據專家估算,2008年奧運會僅和吉祥物有關的銷售獲利近3億美元。
政府投資及后續活動。我國歷屆全運會都是在國家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參與下舉辦的。第一屆至第五屆全運會由京滬粵輪流舉辦,體育比賽多半實行計劃撥款,賽后核銷的管理辦法,實際上執行的是供給制模式,基本上完全靠中央政府及舉辦地政府的財政撥款維持運行。第十屆全運會是第一次實行申辦制,但也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參與。2008奧運會投資巨大,特別是為比賽而準備的體育場館設施多是使用率較低的間斷性利用建筑。還有比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雖然不能說是全為奧運會而建,但是加速了機場、地鐵、高速路等基礎設施的形成。資料顯示,奧運會使北京的基本現代化實現程度和現代化實現程度分別提高了7.5%和8.1%。第十一屆全運會的承辦給濟南市的交通和體育場館建設提供了一次契機,實現一次濟南市市政建設和群眾體育基礎設施建設的飛躍。
二、全運會對齊魯文化的影響
在剛剛閉幕的奧運會中,有300多萬參觀者來到中國,50多億電視觀眾收看奧運會,中國五千年的“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諧團結”等傳統文化思想通過奧運會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中國的音樂、服裝得以流行,興起新一輪“中國熱”。
第十一屆全運會在山東的舉辦也必然有利于推廣齊魯文化,宣揚和諧理念。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范圍的地域文化,齊魯文化雖然不能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華、主體。齊魯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具有極其豐厚的思想內涵,主要是:“以人為本,以仁為核心,以德為美,以孝為先,以和為貴,以禮為范,以中庸為基本方法,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以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為最高境界”。
(一)優化和提升政府形象
齊魯文化對山東的社會穩定有積極的影響。魯國事事處處講究“齊之以禮”,而齊國最講究“尊王禮鄰”。受此熏陶,山東歷來有禮鄰奉上的美德,尊首長,恭父母,禮師長,對附近的人以禮相待,鄰鄉、鄰里、鄰居、鄰業、鄰人等相互幫助,和睦相處。從古到今,相對來說,山東的社會比較穩定,治安和社會風氣比較好。山東受益于齊魯文化,也受制于齊魯文化。如部分山東人鄉土觀念凝重、官本位意識濃厚、商業意識滯后、思想相對保守等。通過成功舉辦全運會,本身也是改善政府形象、提高辦事效率、提高政府的親和力的有效渠道,是全運會社會效益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變壓力為動力,借此機會加強窗口服務行業建設,廣泛開展具有行業特色、職業特點的文明服務活動,大力推進誠信服務、優質服務、規范服務和志愿服務,不斷提高辦事效率和服務質量。
(二)推動產業調整和商業理念現代化
齊魯文化造就了著名的“儒商”文化。受傳統的齊魯文化影響,山東人重義輕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從而造就了無數反對見利忘義、講究義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現。成就了一大批誠實守信、公平競爭的著名企業。全運會舉辦期間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維護城市,進行大量的經濟技術交流,吸引資金,進行市場運做和開發,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對于解放思想,深化營銷觀念,優化城市傳統產業,縮小產業差距,提高產業競爭力等方面都大有益處。
(三)發掘文化寶藏,提高民眾修養
作為孔孟之鄉的齊魯文化,山東人重視教育。山東“尊師重教”的社會風氣一直比較濃厚。全運會的承辦將緊密與文化強省建設相結合,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中華體育精神和北京奧運會培育的崇高精神,作為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大型賽事對改善人文環境、提升社會文明的重要作用,廣泛開展“ 迎全運、講文明、 樹新風”活動,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著力提高城鄉居民文明素質,進一步弘揚文明健康的社會風尚,全力打造山東人民團結友善、文明禮貌的嶄新形象。
(四)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
觀眾的參與及認可是大型賽事蓬勃發展的原動力,增強觀眾的體育鑒賞能力、培養體育興趣、激發運動參與熱情,是全運會社會效益追求的目標之一。為配合全運會將舉辦各類的文藝演出活動,包括全運主題晚會、全運宣傳晚會等。全運會組委會將舉辦和全運會有關的各類大型主題活動,如火炬接力、會徽和吉祥物等征集活動、開閉幕式、倒計時系列活動、郵展、論壇報告會等。自2008年3月16日起,十一運組委會面向社會征集了9700多條主題口號,經過組委會認真研究,“和諧中國、全民全運”成為十一運會的主題口號。廣泛開展“人人都是東道主,我為全運作貢獻”為主題的公益宣傳教育,加強禮儀文明、秩序文明、賽場文明和環境文明建設,全面展現齊魯兒女熱情好客、淳樸善良的精神風貌。
(五)提高城市的信息化現代化進程
全運會期間,大量外地運動員、游客將來到濟南。對于城市服務業,信息管理和傳播的發展提供機會。增加大量的網絡建設項目,如組委會商業合作網站、網絡直播資源開發,以及手機短信、視頻等新媒體資源的開發。媒體稱為做好全運會呼叫中心服務工作,濟南市12345市民服務熱線將利用現代化受理平臺技術、設備、系統功能優勢及快速聯動的部門辦理優勢,承擔起全運會呼叫中心的職能,為觀眾提供優質高效的交通出行、天氣預報、賽事預告、賓館飯店、旅游景點等多項服務,為觀眾和服務志愿者提供語言支持,解決觀眾在場館或城市中的服務請求。全運會成為牽引城市信息化現代化建設的加速器。
(六)推動旅游文化,提高旅游形象
十一運會吉祥物為由山東工藝美術學院肖文津、姜軍等集體設計創作的“泰山童子”。吉祥物的主體形象以泰山石為核心表現內容,將傳統與現代元素融入其中,是“和諧中國、全民全運”概念最為直觀的藝術延展。以充滿文化、自然內涵和動人傳說的泰山為基礎,并結合現代體育理念、國泰民安的吉祥寓意。泰山的歷史由石頭寫起,濃縮著東方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的根、生命的根,是天人合一、社會和諧的美好精神象征。“登泰山而覽眾山小”,既體現了堅韌不拔、奮勇爭先的體育精神,又展現了登高望遠、憧憬未來的寬廣胸懷。濟南是具有結合文化內涵和自然美景的旅游城市,山東省擁有泰山、曲阜等地方特色旅游資源,“一山(泰山)一水(濟南)一圣人(孔子)”已成為國家級旅游熱線。借助第十一屆全運會機遇,利用創意鮮明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動吸引全國乃至國外游客。要在發揮濟南傳統旅游項目的基礎上擴大周邊省市旅游資源的開發,特別注意現代旅游產品的推出,充分結合全運會的系列標識、象征物等文化推廣,積極宣傳山東形象,拉動旅游開發。
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先生曾指出:“奧林匹克主義就是體育加文化教育。”實踐證明,大型運動會對于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弘揚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增強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全運會在山東省會濟南市的舉辦,將進一步加深外界對于齊魯文化的認識,可以帶動齊魯文化的流行,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全面加快經濟文化強省建設必將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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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所體現出的企業共同價值觀和企業精神，使企業領導層與企業員工在企業經營目標上容易達成共識，在 企業經營理念的指引下，通過對企業目標的一致認同，從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競爭能力，最終達到企業經營目標，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如惠普公司通過確立“企業發展資金以自籌為主，提倡改革與創新，強調集體協作精神”的價值觀，逐步形成了一種注重顧客、股東、公司員工的利益要求，以真誠、公正的態度服務于消費者，企業內部提倡人人平等與人人尊重的企業文化系統，在實際工作中提倡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與成果管理，提倡溫和變革，不輕易解雇員工，也不盲目擴張規模，堅持寬松的、自由的辦公環境，努力培育公開、透明、民主的工作作風。通過對這種企業價值觀的認同，企業的經營業績有了飛速發展，公司在50－60年代純收入增加了107倍，投資回報率高達15%，
二是良好的企業文化體現出一種優質的管理，具體表現為企業內部規范的管理制度，領導層的先進管理理念，員工的科學行為方式等等，從而實現企業運作的最高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實現企業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如柯達公司通過推行“柯達建議制度”的新型管理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創造出了不凡的經營業績，并通過這種建議制度總結出了企業科學管理的七個要素，即人事、資金、方法、機器、材料、市場、精神，通過這種管理要素的有機組合，可以有效地促進企業的經營業績。
三是良好的企業文化通過多種傳達體系最終塑出優秀的企業品牌，通過企業品牌的輻射力和感召力，從而吸引更大范圍內資源的聚合，企業得以滾動式發展，實現良性循環，取得最佳效益。如戴姆勒－奔馳公司正是通過其品質管理和品質文化的塑造，最終打造出了馳名世界的頂級品牌，為企業蠃來了豐厚的利潤和廣泛的贊譽，也才有了“如果有人發現奔馳汽車發生故障被修理車拖走，我們將贈您1萬美金”這樣豪邁的廣告語。
關鍵詞：文化環境 會計模式 影響
中圖分類號：G05，F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9-156-02
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發展，都不可能脫離其文化環境的氛圍；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發展過程中都會以其特有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形成會計思想、會計理論，以及特有的文字描述和傳播會計信息，并按其道德規范及其習慣進行會計處理。所以，研究文化對會計模式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環境與會計模式的概述
文化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人類學鼻祖泰勒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是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它作為社會一分子所習得的任何才能與習慣，是人類為使自己適應其環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總成績。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界定文化的定義。《辭海》中將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的文化：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狹義的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綜上所述，文化是一個社會、民族長期積累的精神財富，它包容了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規范、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因素。
文化環境是指對會計模式形成與發展具有制約和影響作用的各種文化因素總和，包括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及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可以說，文化滲透在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響是多層次、全方位、滲透性的。而會計模式是指對一定社會環境下會計活動的各種要素按照一定邏輯進行綜合描述，反映各種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內在聯系與結構形式的有機整體，其組成要素為：會計目標模式、會計準則模式、會計規范模式、會計核算模式、會計報告模式等，而會計模式的研究必須與其賴以生存的客觀環境相關聯，其中不乏社會、政治、法律、科技及文化環境。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和積累的財富，它體現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特征，因而由其各種因素所組成的文化環境必定對會計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起到很大的影響。
二、文化環境對我國會計模式的影響
1.文化環境對會計目標模式的影響。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的基本服務方向，代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利益的要求，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和運行導向。依霍夫斯德文化模型為理論基礎。可將文化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強調個人奮斗的價值觀，認為會計以維護私人投資者利益為基礎工作的方向，形成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這種文化反映在會計目標上則體現為保護私人投資者的利益與維護全社會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注重群體意識，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價值觀，他們認為會計應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認為個人只是集體的一分子，個人價值也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于社會價值。
長期以來，我國深受儒學思想的影響，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極重視個人對國家的責任義務，把個人利益置于社會價值中，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個人奮斗的目標。在準則中規定我國的會計目標是：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在這一會計目標的闡述當中，突出了我國會計信息應首先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因而會計目標是服務于國家利益的會計導向。
2.文化環境對會計準則模式的影響。會計準則是指進行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所依據的標準和規則。會計準則作為會計活動的抽象和概括，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成功的會計準則都不可能照搬或套用其他國家的會計準則。無論在會計準則的內容上，還是在會計準則的表述方面，都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并帶有社會文化的色彩。
然而。不論是會計準則的制定還是實施，都不能夠脫離人這個主體。人作為會計準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無時無刻不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在傳統文化之下，書面的成文準則是否有效，主要取決于該準則能否真正得到執行，而會計人員則是這樣的執行者。目前我國的會計準則是由財政部會計司直接組織制定并頒布，因此在會計準則中體現的法律的強制性、權威性色彩十分濃厚。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
3.文化環境對會計規范模式的影響。會計規范是會計人員開展工作應當遵循的行為標準，是指導會計行為朝著合法、合理和有效化方向發展的路標。會計規范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體現國家意志和社會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價值的國家，會計規范制度較統一、強制力強。相反，崇尚個人主義和個人價值的國家，其會計法規制度更靈活，強制力小，他們只提供原則性的指導，注重專業導向，更依賴于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
我國泛期以來屬于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社會等級森嚴。官高權重，這使得我國的會計規范帶有指令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的特征。其中，準則及制度成了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而準則及制度的實施更多地體現在相關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種實際的判斷上。我國的會計準則規定十分全面具體，全國上下都有統一的規定，具有高度的強制性。財政部通過法律手段對會計工作和會計信息披露加以制約和規范，強化對會計：[作的宏觀指導，依法懲處違法行為。同時，傳統觀念使會計人員習慣了按部就班地執行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完整性和具體性要求較高，不善于進行專業判斷和政策選擇。因而，我國的會計人員較認同準則、制度的規定，缺乏專業判斷的能力。
4.文化環境對會計核算模式的影響。會計核算是通過價值量對經濟活動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并進行公正報告的工作。其實會計核算更多表現為業務技術和方法，同樣它也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會計核算模式是對會計核算的依據標準、對象范圍、程序方法等進行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其構成元素更多地表現為業務技術和方法，雖然會計核算模式受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更多地取決于會計的自身運動規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環境的作用則是錯誤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集體主義程度較高，具有重實際求穩定的農業文化心態，對不明朗因素反應較強。自古以來所信奉的“有備無患”、“三思而后行”等觀念，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國人的保守、偏好穩健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在我國會計準則中，在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記錄、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穩健性原則體現較為突出，這與我國“陰柔”的社會文化特征相呼應。這種較為保守的文化特征使我國的會計核算方法的運用程序也變得較為傳統，再加上會計規范的統一性，留給會計人員較小的個人發揮空間，因而使我
國的會計核算方法技術更新較為緩慢。
5.文化環境對會計報告模式的影響。會計報告模式是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披露內容、傳遞方式及使用對象等進行的綜合描述。凡是價值觀趨向于個人主義，權距小的國家，成員間要求公平分配的愿望強烈，總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不確定因素和模糊性，以期控制未來，因而要求對會計信息的披露透明度要高，會計信息全面，并把滿足于投資人的要求作為其會計報告的首選目標；相反權距較大的國家，對不確定因素較敏感，思想較保守，由于公布會計信息而引起的風險常常引起企業的不安，因而會計信息公開化程度較低，只限于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需要。
我國的文化偏好是中庸之道，崇尚“和為貴”的文化理念，注重通過溫和的方式協調各方面之間的關系，因而在會計信息的披露上，則偏向于保密。正是由于為人處世的中庸態度，一般對新生事物的寬容度低，以穩妥為首，怕擔風險，缺乏創新精神，固守傳統，思想封閉。因此，我國在信息披露方面比較謹慎，公開化程度較低，強調會計信息是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三、會計模式選擇的優化方法
在既定的會計文化環境下，如何選擇會計模式或者在既定的會計模式下如何促進會計模式的發展，這是會計發展中的一個現實問題。照搬任何一種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必須從既定的文化環境出發，來選擇優化會計模式。
1.重塑會計目標模式。現階段我國社會公眾仍然崇尚集體主義精神，強調個人價值必須服從于社會價值，因此會計目標長期仍將是以服務于國家利益為基本傾向，不可能完全轉化為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但隨著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滲透，個人價值會逐漸受到重視，個人主義文化會逐漸占主導地位，因此有必要重新調整我國現有會計目標模式的結構，重塑會計目標模式；而在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上，適當增加一些靈活性和可選擇性，可在準則中適當增加一些可供會計人員自行選擇的彈性空間，以此來培育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在會計管理上，應盡量增加一些專業導向，強調行業自律，減少依賴政府在會計上的作用。鼓勵企業內部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會計人員自覺參與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與實施，使個人主義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對于我國的會計目標模式的選擇，應當是保護個人投資者利益與維護全社會利益相一致。充分實現個人價值，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價值作為會計目標。
2.完善會計核算模式。我國目前的會計核算模式對不明朗因素反映較強，在會計核算上，采用比較保守的態度，嚴格地遵守歷史成本原則，對尚無會計規范的問題感到無所適從。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較快，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國會計人員一方面要重視現實問題，要以求真務實的態度來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會計規范的靈活性與會計管理的自律性的不斷增強，客觀上促使我國的會計核算模式偏向樂觀、強調真實，這會在會計處理方法上有較大的創新。因此，在會計核算模式上會采用一定的風險辦法來處理未來的不確定性事項，這更有利于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會計問題。
3.會計報告趨向于信息披露透明模式。我國目前的會計信息披露還比較保守，透明度和公開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近年來，隨著我國企業改革持續深入，產權日益多元化，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機構投資者和其他投資者隊伍日益狀大，對會計信息的要求日益提高，投資者更加關心其投資的風險和報酬，他們需要會計信息來幫助其作出決策。因此他們更加關注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會計報告是否更多的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是否全面、詳細。所以在選擇會計報告模式時，應對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是否凸顯投資者的地位，是否體現出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是否將投資者作為財務報告的首要使用者，作為我們考慮的主要因素。對于會計管理機構來說，應下大力氣通過立法及監管措施來提高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對外公布以及揭示信息的透明度，使這些企業按照充分、公允的原則對外公布信息，盡最大限度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4.加強會計教育，促使文化環境變化與會計模式發展的臥同。加強會計教育是優化會計模式選擇的有效方法。目前我國的會計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主導型的會計模式，其特點是在會計管理上，強調立法管理，具體是由政府和民間會計團體來管理會計工作；在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上，強調命令性、強制性；在信息報露上偏向于適當披露；在會計核算上，采用保守的態度，嚴格遵守歷史成本原則。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會計模式應作出合適的選擇，因此需要進行會計教育。美國會計學會(AAA)認為，會計教育不僅要傳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識，而且要灌輸道德標準和敬業精神。主張性善論者認為職業道德水準會因人之善良本性自發提高，但在市場經濟時代，文化、觀念的轉變只有通過加強教育和培訓，才能提高職業道德水準和道德決策能力；也只有加強會計教育，才能使會計的文化環境會得到改善，會計的地位受到重視，會計核算方法和相關制度得到完善，最終達到適應社會文化發展的會計模式。
一、何謂新聞娛樂化？
何謂新聞娛樂化?一般從內容與形式上進行闡述。一是在內容上偏向軟新聞(西方媒介稱之為“大眾新聞”)或盡力使硬性新聞軟化。其表征是減少嚴肅新聞的比例，將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帶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害事件、體育新聞、花邊新聞等軟性內容作為新聞的重點，竭力從嚴肅的政治、經濟變動中挖掘其娛樂價值。二是在表現形式上，強調故事性、情節性，從最初強調硬新聞寫作中適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強貼近性，衍變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強化事件的戲劇懸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聞故事化、新聞文學化道路。①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美國傳媒狂炒辛普森殺妻審訊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頓總統緋聞案，成為傳媒娛樂化的三大標志性之作。
以上闡述強調了新聞娛樂化現象的三點特征：一是內容上注重軟性新聞，二是挖掘硬新聞中的娛樂性因素，三是形式上強調吸引力。
從新聞的傳播功能這個角度來看，新聞娛樂化是對新聞提供娛樂的功能的異化，即：它放大了娛樂新聞在整個媒介新聞中的地位，放大了新聞價值中的人情味、趣味性因素，因而偏離了新聞娛樂功能的初衷。在新聞娛樂化中，娛樂、迎合受眾是其主要宗旨。
上世紀80年代至今，新聞娛樂化現象在大眾媒介中日漸興盛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報紙到電視、從廣播到網絡，“娛樂”成為一個出現頻率越來越高的詞語，而一切與“娛樂”有關的節目，也成為各大媒體爭相開發的重點。然而，紛繁熱鬧的娛樂化表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經濟、政治、文化及受眾等因素綜合促成了新聞娛樂化現象的出現。本文限于篇幅，主要從傳媒經濟的角度來解析，并關注一下兩者的關系及相互影響。
二、新聞娛樂化的經濟成因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在媒介經濟中，媒介產品的消費者就是“受眾”。首先分析一下作為消費者的受眾的心理和需求。根據馬斯洛的心理分級理論，人們在一些本能、低級的心理需求，如吃、穿、住等得到滿足之后，就會轉向進一步的精神需求。當人們的生活比較穩定和富裕之時，開始追求精神上的滿足。但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快節奏以及競爭和各方面壓力的加大，人們開始追求一種工作之余的全身心的放松，青睞“拳頭+枕頭+噱頭”式的程序化文本克隆出的精神鴉片，精神調適的需求急劇膨脹。CBS的王牌主持丹?拉瑟提出的著名的“后院籬笆原則”(back-fence principle)，就從某一側面反映了這一點。另外受眾還有普遍的從眾行為與心理，于是娛樂逐漸成為一種時尚。
其次，從生產者即媒介的角度，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具有雙重屬性的媒介，其經濟實體的屬性被大大強化，這些被推向市場、自己找飯吃的媒體在扮演政治化角色的同時，還必須在激烈的競爭中追逐并保持市場份額與利潤。要市場就必須使產品有消費者；而要有消費者就必須研究受眾的心理需求。當娛樂文化與文化工業相結合，文化生產與經濟利潤相一致的時候，“金錢乃是評判所有這些需要是否得到滿足的一個公分母”。②為了掏消費者的腰包，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被市場改寫，無虛飾、不空談，這些曾被重視的新聞觀念被扔進市場的熔爐，重鑄出來的是經媒體精心策劃的、有可能暢銷的新聞商品，娛樂因素成為市場的主導。以前編輯部爭論的焦點是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現在關心的是“觀眾想聽什么?他們想看什么樣的節目”。
于是不難理解，商業性或具有商業化傾向的媒介中市場邏輯成為主宰，發行量、收視率等標志著受眾群的量的指標，已成為媒體的生命線。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原則轉化為對受眾群的追逐，而媒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也不可避免地執行市場經濟商品的大數原則和通用原則，即什么商品最好銷、消費群最大，就生產什么。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興趣和觀點以及利益要求各異，最大的共同點在哪里呢?
媒介的選擇是：娛樂。
無論男女老幼，無論身份、階級、種族、國別、教育等各方面的差異，只要是人，娛樂通常總是需要的。大眾化時代，娛樂產品最容易成為暢銷品。在這種消費邏輯引導之下的媒介自然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娛樂化傾向：最初是純娛樂消閑的娛樂性節目和內容的大幅上升，最終則發展到把距離娛樂性最遠的那部分媒介內容――新聞，向娛樂強行拉近，使新聞與娛樂之間的界限變得日益模糊，即所謂新聞娛樂化。
不可否認，在近20年的新聞改革過程中，伴隨我國媒介市場化步伐的加快，產業性質凸顯，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媒介大眾化、市場化浪潮的勃興：在報刊界，1991年左右周末報紙盛行；1994年左右晚報在全國范圍內興起并迅速占領大片媒介市場；1996年左右都市報以徹底市民化、平民化的姿態成為報刊新銳，在媒介市場上氣勢逼人。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市場理念制作新聞的基本準則，是以盡可能小的成本吸引最大數量的受眾。走向市場的我國媒介，娛樂化日益成為傳媒經濟研究的一個新的出發點。正如陳力丹教授所說：“娛樂新聞和娛樂類的板塊越來越成為傳媒經濟效益的增長點，這是大勢所趨。”③
三、新聞娛樂化對媒介經濟發展的影響
任何事物或事物的兩個方面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媒介走向市場、傳媒經濟的發展成為新聞娛樂化現象出現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新聞娛樂化的繁榮甚至泛濫自然會對傳媒經濟的發展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就近期或短期的行為來看，新聞的娛樂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介經濟一時的繁榮，贏得了大量受眾的眼球、注意力，吸引了廣告客戶，賺足了廣告費，但是這種影響（我們在此不談新聞娛樂化對政治、社會層面的影響以及對客觀、公正的新聞價值觀和新聞理念的沖擊）是否可以維持長遠和廣泛卻值得我們進一步考慮。
現在的時代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分眾化傳播已成大勢所趨。傳媒經濟作為經濟的一種形式或者說一個部門領域，有它自身發展的屬性和特性。喻國明教授就曾經指出：傳媒作為產業的經濟本質是“影響力經濟”，它所擁有的是社會公眾給予的“注意力資源”。傳媒之于市場的價值大小關鍵在于它通過其受眾所產生的對于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傳媒的市場價值并不僅僅是由于它所凝聚的人群數量簡單決定的，因為人和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行動能力以及他們的決策力、消費力或“話語權”是有差異的，有時這種差異還是相當巨大的。傳媒作為一項產業的市場價值在于：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它的受眾，并且這種對于受眾的影響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進一步影響社會進程、影響社會決策、影響市場消費和影響人們的社會行為。顯然，如果一個傳媒能夠為社會的主流人群在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支撐、知識支撐和智慧支持，那么，這個傳媒之于社會的價值就十分巨大而顯赫了。④從中不難看出，媒介受眾的數量并不能決定一切，最重要的是媒介所影響受眾的質量。
媒介選擇走娛樂化的路子，這種做法只是低層次的，它實現了普化，但卻沒有達到精化，因為知識層次較高的人，或者說能夠對社會決策產生影響的人大部分對淺俗的娛樂和娛樂化的東西是不屑一顧的，影響不了這一部分人，也就難以吸引真正有實力的廣告資源。現實表述中，很多人使用“主流人群”的概念，這個人群的特征有四點：掌握消費的話語權(也就是說他們的消費能力較強)；掌握管理的話語權(也就是說他們握有一定的經濟政治權力)；掌握知識話語權(也就是他們屬于文化精英類，至少接近這個社會階層)；掌握時尚話語權(也就是說他們屬于年輕的一代人)。⑤這個人群需要的不是雞零狗碎的社會娛樂化新聞，他們需要報紙解答自己領域的一些發展問題及相關信息。也許以這類讀者為對象的報紙發行量不是最大，但它的影響力卻是最大的，報紙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也是最大的。《北京青年報》的發行量只有《北京晚報》的三分之二，但是廣告額卻超過后者，因為它的讀者對象是主流人群，廣告商要考慮回報和報紙的實際影響力。所以媒介新聞娛樂化的發展并不是傳媒經濟做大做強的正確選擇，也不是媒介長遠發展的最佳選擇，如果單純地追求娛樂化，傳媒經濟質的提高在實現上是很艱難的。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我國媒介如此熱衷于娛樂化的新聞報道，除了有市場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媒介普遍底氣不足。硬新聞采編在政策和人才、技術、資金上的難度，使得不少媒介“望而卻步”，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難度低、花費小卻可能市場效果好的且受眾兼容面寬的軟性內容和技巧，以求在過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因此，有人認為，我國媒介娛樂化潮流既帶有轉型時期媒介市場化、大眾化的必然性，又帶有媒介發展脫離社會發展實際的不正常競爭導致的畸形產物特征。
注 釋：
①吳飛、沈薈：《現代傳媒、后現代生活與新聞娛樂化》，《浙江大學學報》，2002（05）。
②漢娜?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輝、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
③⑤陳力丹：《關于傳媒發展和經營的一些宏觀認識問題》，見http：／／ruanzixiao．myrice．com/gycmfzhjjdyxhgrswt．htm
④喻國明：《影響力經濟――傳媒產業本質的一種詮釋(上)》，http:／／tech．sina.省略／me／2003-01-24／1516163074.shtml
隋大運河作為連接中國兩大地區的運輸紐帶，它的開通，大大促進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給長江流域的開發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并最終使唐朝的經濟重心發生了戰略性轉移。如何看待隋大運河對唐經濟的影響，關系到我們是否能正確認識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問題。
隋大運河的的開通，沒有為本朝經濟帶來什么益處，但卻遺惠于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銘》中所說：“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作為連貫南北交通的動脈，它溝通了長江、黃河的水運交通，全國各地的大商巨賈，弘舸巨艦，往來不絕。唐代統治者執政以后，對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設施又進行了整修，使之更適應于商品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雖然旨在運輸漕糧及各地搜刮來的財富，但在客觀上，又促進了水運交通的發達，使得沿岸一帶商業發展迅速。運河之上，販運物品的商船，穿梭往來，一派繁榮景象。運河所經之州，如運河和黃河相遇處的汴州等，都成為繁盛一時的都會，成為物資和人文薈萃的地方。在一些新興城市中產生了柜坊、飛錢等早期匯兌的新方式。當時，“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唐代的商業性質這時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已由過去的偶然交換和土特產品的販運，過渡到固定的城市商業。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蹤不定，有了固定的經營點，并出現了“行”這種組織。
杭州是隋唐之際興起的商業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榮富庶，所謂“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戶數由貞觀中(627―649)的35071戶增至開元時(713―741)的86000余戶，人口有幾十萬之多。
唐時有“揚一益二”之稱。“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的重心。然揚州興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揚州與成都為東西兩個商業中心，同位于長江流域。揚州既居江河運道之通衢，又為海泊到達之終點，揚州所處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漸居成都之上。當時的官僚富豪多在揚州置邸開店，經商營利，使得揚州“商賈如絲”。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中曾引沈括語：“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遷徙貿易之人，往返皆出揚州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財家劉晏也以揚州為治所，領鹽鐵轉運，整理漕政。同時，許多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麇集于此，開店置肆， 因此揚州亦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興起的商業性城市，無不欣欣向榮。汴州，其地位僅次于揚州，“舟車輻瀆，人庶浩富”，“沒入死商錢且千萬”。
大運河開通后，不僅帶來了水運交通的發達，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個以大運河為中心的巨大水域網，這便極大促進了大規模農田水利的興修，許多荒廢的土地被開墾成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農業生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的發展，水運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活躍。在城市郊外，商人往來之水陸要道或津渡，也出現了商業活動，自發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們只是臨時的買賣場所，不同于城內正規的市，其存廢與否，與政府的法令無關，不要經官府批準，更未設市場官吏對其進行管理。它們都是應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的需要而產生的，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農村中的“草市”、“墟市”開始可能是農民出售草料、購買平常所需用品的場所。為了搬運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販賣一般都在城外進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別的商品也到這種市場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場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來慢慢發展成為城鎮。除此以外，唐代農村中還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專業定期集市，如“村市”、“藥市”、“蠶市”、“馬市”、“亥市”等。介于城鄉之間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現，是唐代商業向縱深方向發展的標志。不但城市商業繁榮，農村商品經濟也更為活躍了。
農村中市場的出現，反映了農村中市場的發育已達到一定的高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若沒有外在的催化劑，能否達到那樣的水平，值得斟酌，而這其中，隋大運河的開通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大運河的開通，給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使得長江流域很快成為供應首都漕糧的主要生產地區，并最終取得了全國經濟重心的地位。
漢朝時的長江流域，人口極為稀少，農業原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階級分化還不嚴重。司馬遷曾這樣描述過這個地區的特征：“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桉鐐瞪，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時期，由于大運河的修建，使長江流域社會進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經叢林密布、極為原始的南方，已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歷史較悠久、文化較發達的北方。在這一時期，由于朝廷重視，大運河的引導，及地區本身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規模、數量比歷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長。據省地方志資料統計，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規模的治水活動是很少的，在漢朝數量最多也是四項，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動空前增長，為四十四項。兩項數字的巨大差異，明顯表明，唐朝時浙江已被大幅度開發，農業生產力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云南外，亦急劇地向前發展。《新唐書》揭示道：“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京師對南方依賴程度的發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偉大作家韓愈的時代，江南田賦已經達到了全國田賦總數十分之九的驚人比例。
長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潛力一旦得到發掘，便飛速發展，并最終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從而取代涇渭流域與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盡管后來各朝曾考慮到政治基地與經濟基地相隔遙遠，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個基本經濟區。但一系列發展海河流域的嘗試，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想無需從南方運輸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實現過。作為農業生產中心的長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這時，經濟重心已經向南方轉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許由于傳統習慣與政治上的惰性，首都總是定在北方。這種異常狀態，使得聯系生產的南方與政治的北方的運輸系統一一大運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運河對唐朝文化的影響
大運河，促進了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 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運河開通后，與南方發達的海運交通遙相呼應，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緊密地連為一體。地域上的封閉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時，地方民族狹隘主義也隨之削弱，對異域文化，亦采取更為開放的態度。它所帶來前所未有地理上的開闊，使人們的眼界豁然開朗，相互間交流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閭，與外界的聯系愈加密切，這極大影響了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心態。再加上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統一，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氣勢，藝術的異彩紛呈，唐人的寬廣胸懷。
，正因為唐人有如此寬廣的胸襟，他們才能將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統統納入華夏文化這一龐大的文明體系，而不遵從一個模式，一個調子，體現了中國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才敢于打開國門， 對外開放，廣泛吸收異域文化的營養，形成了充滿活力、百花齊放的文化局面，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創造力。從這一角度來說，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
學者言：“有唐一代，為文學美術最盛之時，而其他學術亦有樹立……而南北之學，以之統一。”運河綿長廣闊，流經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帶，連接了燕趙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多個區域文化，加強了各種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觸、交融、整合中，變得更為廣博精深，已有革新氣象，體現了唐人追求創新、自由的心態。
經學的變化在唐代已出現先兆。漢魏六朝之風一直傳承至唐代初期，倡導古代傳下來的學說，重家法和師法，但不允許改變師承，另立新說。然而到了唐中葉，開始有人懷疑舊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關《春秋》的新說。啖助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借孔丘之名，實際上在批判《春秋三傳》，企圖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變革氣象。
就文章來說，六朝至唐中葉流行駢文。這種作品，四六對仗，注重形式，束縛人自由地表達思想感情。而在唐代這樣經濟政治極為繁榮的時代，駢文已不能擔負起表現這偉大時代的任務。故到了唐朝中葉，韓愈、柳宗元等發起了古文運動，復興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
唐代的詩歌更是光彩奪目。隋大運河的開通，使得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加強，人們的視野更為開闊，這便為唐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詩歌的思想內容亦更為豐富。到了唐末，詞又發達起來，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這無不體現出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精神。唐代在藝術、音樂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這里不再贅述。
唐朝統治者對外來宗教是一概歡迎的。由于交通更為發達，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當時極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時相繼傳入。同時，與宗教有關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傳播，大大影響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宋學就是在這種影響下產生的。
由于大運河的貫通，交通更為發達，經濟更為繁榮。這不僅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東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異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華夏文明的體系，形成一種奔放的情調，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長安城內有著極濃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團內有大量的“胡人”，從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數民族的身影。當時人們追求功名的風氣很盛，既重邊塞、科舉，也希望舉薦、獻賦的成功。那時婦女的開放，是后代婦女望塵莫及的。她們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躍，敢于拋頭露面。那時的僧侶、道士、儒生、詩人也并不看輕自己的地位，他們與達官貴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門，高談闊論，沒有太多地位懸殊的約束，用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當時的社會，無不顯示出開放的氣息，這在其他朝代是少見的。當時的娛樂活動也極為豐富，如游戲、雜技、樂舞、戲劇等，引進了許多外來的節目，充滿了生動而奔放的內容。
關鍵詞:自然地理環境;設計;設計文化;影響
自然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同時也是所有設計活動所指向的對象,即是設計的客體。人類在依賴自然地理環境的同時也在極力將“自然之物”變成“為我之物”。盡管設計活動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自然地理環境,但并不等于設計活動可以脫離自然地理環境的束縛而隨心所欲的進行,因為任何設計,都不可能在超越文化背景的情況下發生、發展,換言之,自然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設計存在制約作用。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擁有從延邊到北海曲折而漫長的海岸線,正如成文于周秦之際的《禹貢》中所描述的我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這些天然屏障為我國文化獨立發生發展提供了可能,并且減緩了域外文化的影響與沖擊,使其保有很強的連續性,從而形成了一脈相承、多元一體的設計文化。但同時,這種隔絕也滋長了“足乎幾無待于外”的封閉自足意識。
正是設計文化的多元一體,才更折射出地理環境的豐富與復雜。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國土上,56族人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不同的地形、氣候等自然地理環境中生活,食物來源于不同的動植物,有著不同的社會需求,從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及社會制度等,這些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社會制度又共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有這些反過來又決定著對設計產品的不同需求。為了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需要,帶有地域特色的設計產品應運而生。因此,不同自然地理化境下的設計與設計文化是各異的。
例如在我國南方地區,由于河汊較多,為了出行方便,人們的房屋也通常采用房前街巷而屋后為水道的樣式,舟船為該地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相反在北方地區,則是平原為多,四通八達的馬路使得車輛成為人們首選的出行工具。《史記•河渠書》中“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正是交通工具(設計產品)因地而異的最好寫照。
中國西高東低的自然地勢走向,決定了河流由西向東的基本流向,與之相反,山脈則多為南北向,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東西向文化上的交流。由于我們眾所周知的地大物博之由,先祖對于海洋的重視程度自古以來就遠遠弱于對河流的重視程度,換言之,中國是一個注重大河文化的國家。在重多的河流區域,如黃河、長江等幾乎都有人類文化的遺跡發現。但由于地域不同,各文化遺跡所屬的文化類型也不盡相同。
黃河流域出土有大量彩陶,半坡、廟底溝、石嶺下、馬家窯文化類型的彩陶上多飾有魚類紋,而同處黃河流域的半山、馬廠文化類型的彩陶則以幾何紋為代表,其中神人紋尤引人注目。長江流域則以玉器為多。以玉琮、玉璧等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則以夔紋、饕餮紋等為多(圖1)。由此可見,不同地理環境下形成并被發掘的文化遺址各有典型器物,不同器物上或繪或鑄或刻有各不相同的典型紋飾,這些器物及紋飾在向世人展現先民們生產生活用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該地區的文化及習俗。
圖1
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等的差異,導致了各地區與外界的交往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地區與外界交往頻繁,相對開放,在此我將這一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歸類為開放型的。而邊遠地區及山區,由于交通不便,與外界的接觸甚少,自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我將其歸類為封閉型,兩種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對設計的影響各有利弊。
地處交通要道、自然地理環境優越的地區,人們與外界的接觸頻繁,經此地南來北往的人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從而帶動該地經濟的發展。除了新技術的注入之外,人們的思想也更為開放,思維方式不再固守舊式,相對于偏遠地區的人,他們更容易接受新的、對該地區發展有利的一切事物,更有可能做到“海納百川”、“包羅萬象”。這類地區的設計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無疑,這樣的變化對設計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當然,任何事情都存在兩面性。這種開放型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由于受外來種種因素的影響較多,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所保留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就相應的在減少,所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交流后相互融合的特征,如唐代的長安,長安可謂是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商業的空前繁榮使之成為世人皆向往之地,長安城內胡漢雜居,這使得本就處于絲路重地的長安城多元文化雜糅共存。我們從胡、漢共乘一頭駱駝的三彩駱駝俑就可見其一斑。(圖2)
圖2
與外界接觸少的封閉型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又呈現出另一番特征。由于與外界的幾近隔絕,必然與外界的接觸機會甚少,更談不上相互交流。這就導致新的技術不能引進,從而造成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落后,并且很難出現新的設計產品,那么設計也只能或維持原樣或在原來的基礎上緩慢發展。當然,由于當地經濟的落后,人們對于新產品的要求并不高,更多的只是世代相傳的手工藝。
自然地理環境的長期封閉,最直接的結果便是人們思想的相對保守,思維并不是很活躍,并且人們習慣性的將眼光聚集在本地區內,他們更擅長繼承和發揚本地區、本民族的手工藝,同時也對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由于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甚少,該類地區更好地保留了自己最原始、最本真的習俗與文化,套用現在我們常用的一種說法就是“更好地保留了原生態的東西”。這些燦爛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與傳統手工藝,無疑是設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我們現在大力提倡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主要存在于這些地區。正是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養育了千姿百態的地域文化。
總之,自然地理環境與設計的關系密切,有時甚至對設計起決定作用,自然地理環境不同,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不同功能的設計產品為人類所用,但這種決定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自然地理化境對設計的影響則相對減弱,同時,人類在不斷將自然之物改造成為我之物的過程中,自然地理環境也在不斷變化,但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與設計的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只能說二者關系密切,無論誰決定誰,都是相對的。
參考文獻
[1]諸葛鎧.設計藝術學十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
關鍵詞：茶文化；產品；經濟；發展；文化底蘊
茶文化的發源地是中國，它不僅傳承了我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在我國古代，茶是當時主要的經濟產業之一，它不僅能夠促進發展國內的小農經濟，并且通過絲綢之路連接了中國和外國的經濟往來，在為我國經濟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也開闊了當時人們的眼界。可以說，茶文化產品決定著茶文化經濟的發展好壞，沒有茶文化的茶葉僅僅只是一種可以用開水浸泡成飲品的農產品而言，其經濟價值不會達到今天這樣的高度。這也就表面，茶文化經濟的發展受茶文化產品的制約，如果茶文化落后，那么茶文化經濟也不可能會得到很好的發展，因此，茶文化是奠定茶文化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良好基礎。
1茶文化產品概述
一般的物質產品是通過傳統產業生產而得到的，而文化產品與其不同，文化產品主要是指能夠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通過文化產業或者說是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資源而生產出的產品，但是所有的商品都兼具文化和實用兩方面價值，也就是說，文化商品不同于文化產業，文化商品是文化產業當中的一部分。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但是數千年的歷史變革，茶依然是作為人們生活必需品而流傳了下來，茶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共同組成了茶文化，在茶文化的資源體系結構中，包含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也就是說，由于這四個領域都與茶各方面成果相聯系，所以在這四個領域下都可以生產茶文化產品。由此可以根據不同層面含義來劃分茶文化產品，比如說宏觀層面上可以將“杭為茶都”這類歸為一類茶產品；從中觀層面可以將茶文化生態園歸為一類茶文化產品；從微觀層面上可以將茶書、茶畫、茶文化服務等歸為一類文化產品。
2茶文化、茶文化產品與茶文化經濟發展的關系
2.1茶文化提高了茶產品的價值
茶葉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的一種飲料，由于人們在消費茶葉的時候，除了能享受到茶葉所帶來的物質體驗之外，還能夠感受到茶葉所帶來的文化體驗，所以說它的價值又不僅僅局限于飲料價值，茶葉商品往往能夠通過繁多的種類而給人以沉重歷史和文化沖擊，使人們感受到不同茶葉所蘊含的茶文化內涵，因此，人們在品茶的過程中，并不僅僅只是在品嘗茶飲品，更是在感受茶葉濃厚的文化價值，這也就是所謂的茶文化價值，它極大地提高了茶產品的價值。
2.2茶文化產品推動了茶文化經濟的建設
商品的強大文化內涵是奠定其在現代經濟發展領先地位的基礎，也就是說，若想確保商品能夠在市場中一直暢銷，那么它就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化內涵來支撐，這樣才能夠確保其產業能夠發展得更為長久健康，也才能夠為其未來發展空間提供保障。茶文化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茶文化產品，茶文化產品對于茶文化經濟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茶文化經濟發展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茶文化經濟內容中大部分環節都與其相關，比如說茶文化交流會、茶文化盛典等，茶文化產品所蘊含的文化價值不僅超過了茶葉本身，更是決定茶文化經濟發展好壞的關鍵因素。人們對茶產品的購買欲望也正是通過該產品的所蘊含的地域文化、歷史故事、名勝古跡等相關文化知識所激起，所以說，茶文化產業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茶文化產品所刺激推動的。
3茶文化產品與茶文化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分析
3.1茶文化經濟概況
人們通過消費與茶相關的產品來滿足自己休閑所需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物質文化需求的經濟就是茶文化經濟。豐富的茶文化產品能夠促進茶文化經濟發展的越來越繁榮，而繁榮的茶文化經濟能夠保障茶文化產品種類的多樣性，所以說，茶文化產品和茶文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究其關系，大致可以總結為兩方面，一方面是發展茶文化經濟就需要不斷的創新，如果一味的墨守成規那么不一定能夠做到持續發展，商品市場的發展需要不斷的利用新產品來為其注入活力和動力，而各種各樣豐富的茶文化產品就是不斷為茶文化經濟所注入的新鮮血液，為茶文化經濟的發展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茶文化產品的推廣離不開茶文化經濟所構建的市場影響，所以說，當茶文化經濟受茶文化產品推動而發展的越來越好的同時，也會促進發展茶文化產業，使其經濟文化化也受到推動發展，進而為茶文化產品的豐富多彩創造條件。
3.2準確的茶文化產品定位
茶文化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茶文化產品種類的豐富多彩，而茶文化產品的質量是影響茶文化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所以說，茶文化產品在定位時，需要在各地與茶相關資源的基礎上將其特色突出。比如手在浙江紹興出生的魯迅先生寫了關于紹興人們生活的小說，當中有提到“祥林嫂”、“咸亨”、“孔乙己”等特色人物，而對于這些魯迅先生所提到過的飯店文化資源，現代人們可以將其合理利用來促使文化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這也就是說，茶文化產品的定位時需要進行綜合考慮，并不是盲目制定的，為了在促進茶文化產品豐富的同時使各地特色的突出，需要對當地的優勢資源做出客觀正確的評估并據此制定戰略選擇，這樣才能夠為該茶文化產品的市場前景奠定良好的基礎。
3.3服務性茶文化產品
茶文化產品除了有物質性的產品之外，還包含有茶文化旅游、采茶、擂茶、茶藝學習等服務性的茶文化產品，這種虛實結合以文化理念為依據來表現茶文化的產品，不僅突破了傳統物質和文化定義的茶文化產品界限，還能夠使茶文化產品更加豐富，更好的提升其附加價值，從而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和興趣，激發消費者對茶文化產品的購買欲望，這種茶文化產品一方面能夠滿足消費者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經營者的收益。比如說在白族的特色節目“三道茶”，就是基于當地傳統的茶文化習俗而展開的服務性茶文化產品，它的商業價值就是讓人們在旅游的過程中觀賞到茶文化表演，進而實現精神需求的消費。
4結束語
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寶藏，為了使我國的茶文化經濟一直在世界經濟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需要注重將茶文化與茶產品的結合，使茶文化的文化底蘊能夠有效提高茶產品的經濟價值，除了生產出茶畫、茶書等物質性的茶文化產品之外，還要合理的開發利用具有民俗地域特征的服務性茶文化產品，由此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更好地促進茶文化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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