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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際勞動力流動區域差距產業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對中國各區域的要素流動影響巨大。以東部地區為例，20年來，勞動力和資本大量輸入、技術與創新廣泛傳播，帶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在這里面區際勞動力的流動有何規律可循？如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本文首先從一般的角度分析區際勞動力流動對區際行為關系的潛在影響，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現階段區際勞動力流動進行實證分析。
一、區際勞動力流動的一般理論
新古典區域經濟學家認為，區際貿易與要素流動具有相同的效應，即商品與要素價格均等化，因而區際貿易與區際要素流動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例如西伯特曾指出，作為均衡機制，要素流動性越高，則商品貿易范圍越小；要素流動性越低，則對貿易的依賴越大。迄今為止，對區際要素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區際要素流動是如何實現區域要素收益均等化的；二是區際要素流動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國外學者對區際勞動力流動對區際差距影響問題的研究上爭論較多。繆爾達爾和赫爾西曼就非常懷疑勞動力的流動必然會導致趨同。barro對跨國數據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流動并不對經濟增長產生收斂性的結果。盡管后來barro通過技術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勞動力流動的內生性，但他仍然沒有發現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的有效作用。但是,williamson（1965）發現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區域間勞動力的選擇性流動[6]。taylor和williamson（1994）發現大規模的移民對這些國家的人均gdp的貢獻達到50%，這說明了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有決定性的作用。是什么因素在促進勞動力從一區流至另一區？希克斯曾提出一假說：“凈經濟利益的差異，尤其是工資差異，是遷移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區際遷移的原因遠非如此簡單。首先，區際勞動力流動是由區域勞動力供求水平狀況引起的并將影響區域勞動市場供求。其次，區際勞動力流動會造成多種外部性。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可知，區際勞動力流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表現，會對區際關系帶來不同的影響。
二、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特點
一般而言，勞動力的全國流動有利于技術和信息向落后地區的擴散。尤其是在縮小地區差距方面。國內在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影響的研究上結論基本一致：認為勞動力流動確實對地區收斂產生影響作用。如姚枝仲等（2003）認為勞動力流動對于消除地區之間要素稟賦差異的作用明顯，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區間的經濟差距從而實現“條件收斂”。王德文等人（2003）認為人口遷移在1990年前后使十幾個省區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這些省市的基尼系數分別降低1.6%~7.5%，他們還驗證了省際間人口遷移對地區差距的形成確實起到延緩作用。劉強（200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大規模的勞動力區際遷移是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收斂的重要誘發因素。按照樊剛（1995）的研究結果，勞動力流動是通過“分母”來影響地區經濟的，并因此對地區收斂產生影響。王小魯等人（2004）也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將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的勞動報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據估計，1980年全國發生遷移人口數量達到450萬，1984-1985年間遷移人口695.8萬人，1985-1990年期間年度遷移人口達673.8萬人[13]。1978-1999年期間僅農業勞動力轉移就達1.18億，年均562萬人，其間轉移勞動力的總量由0.22億人增加到1.4億人，年均增長9.3%。1984年以后，全國勞動力轉移數量大幅度增加，僅1984-1988年間，累計轉移勞動力5566萬人，平均每年轉移1113萬人。
以1999年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狀況為例，根據抽樣調查數據，1999年中國農村跨省流動就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4.511%，比1998年的3.997%上升了0.65個百分點。結合《中國統計摘要2000》中1999年中國鄉村勞動力為46897萬，推斷1999年的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為2115萬，比1998年增加了259萬。而1999年中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增加量560萬，新增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有46%是通過跨省流動的方式實現就業的。從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狀況看，按照區域劃分，1999年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中，進入東部地區就業的占81.5%；進入中部地區就業的占9.2%；進入西部地區就業的占9.3%。1999年跨省流動的農村轉移勞動力中，來自東部地區的占10.3%；來自中部地區的占54.9%；來自西部地區的占34.8%。1999年的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仍大多數來自中西部地區，占全部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90%，比1999年增加2個百分點。而跨省流動農村勞動力的主要就業地區是東部地區，占全部跨省流動就業的81.5%。而僅廣東一省就吸納了跨省流動農村勞動力的近一半。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仍是以中西部的農村勞動力進入東部地區就業為主要特征。
三、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1留守農民培訓工作的發展現狀
1.1 政府逐步出臺留守農民培訓政策方針，著力解決農民素質提升問題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三農問題日益凸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的發展困境，實現農民的增產增收，必須全面提升農民素質，強化農民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培訓。各級政府建立農業技能培訓機構，針對留守農民設置技能培訓項目和農業創業項目等等。國家加大對農民技能素質培訓的財政投入。截止到2010年，我國留守農民約有1億人接受了系統化、專業化的農業科技和轉崗專業培訓。
1.2 留守農民培訓積極性高漲，培訓無法滿足目前培訓需求
筆者根據問卷調查統計發現，95%的調查者對農民專業技能培訓表達了強烈的意愿和需求，留守農民渴望掌握新型農業生產技術。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速率加快，農民認識到農業發展需要全面更新技術和生產效率，然而現階段，農業技術人員在農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太低，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不高，而政府提供的相關技術培訓無法滿足現階段農業生產的技術需求。農業科技人員擁有高級職稱僅占農村科技人員比重的6.26%，無法滿足農業科技人員的發展需求。由于農業生產種類和項目繁多，相關農業技術培訓無法囊括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各方面，只能重點培養高級農業技術人才和相關的優勢產業和作物。現階段的農業培訓主要針對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和養殖，忽視偏遠地區或小規模家庭農業生產的專業培訓。
1.3農業科技人員數量匱乏，經費不足，培訓模式只能以點帶面
現階段，農業科技培訓主要通過選拔優秀農業人才，選擇農業技術骨干進行專項培訓，利用骨干的輻射作用，對留守農民進行技術指導，帶動地區農業技術的發展。培訓項目主要針對當地主要農作物種植技術和現階段普遍性生產技術。
2留守農民培訓凸顯的弊端與問題
2.1農業勞動力高素質農業人才流失，培訓效果不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國2014年農民工人數達27395萬人，相比于2013年增長了1.9%。勞動力單向向城市轉移速度加快，回流率低，進城務工農民往往年輕力壯，文化素質相對高。留守農民培訓對象選擇成為培訓難點，導致整體培訓效果不佳。調查結果顯示，經過專業農業技能培訓后增收明顯的僅為25%，并其中部分轉向其他產業。
2.2留守農民培訓重技能，忽視道德文化
為了建設新農村，必須推動留守農民全面均衡發展，然而政府提供的農民技能培訓以技術為主導，忽視了相關文化素質培訓與管理技能培訓，導致新型農民的培訓目標無法有效實現，篩選培訓對象是優先考慮中青男性，忽視農民素質的全面提升。同時針對農民工進行的轉崗技能培訓也缺乏覆蓋新，51.1%的進城農民工未接受相關技能培訓。
2.3留守農民素質下滑，培訓流于表面，領域狹窄
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留守農民素質整體下滑，留守農民的構成主要為老弱婦孺。這部分留守農民或缺乏培訓意識，或限于水平，缺乏對農業技能培訓的訴求，固守傳統精耕細作。而政府進行留守農民培訓工作時多流于形式，其培訓供給無法與農民培訓需求契合，導致培訓流于表面，無法從根本上提升農民素質和技能。
3留守農民培訓方案與措施
3.1 嚴格篩選培訓對象，制定合理的培訓方法，全面提升培訓效率
在進行留守農民的培訓工作中，必須全面把握農民培訓工作中的相關問題，比如留守農民培訓的需求欲望，需要何種培訓，需要如何培訓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進行具體培訓工作中，必須明確農民在培訓工作中接受到什么樣的具體技能，以及這些技能對農業生產的具體作用。政府要準確自身在農業技能培訓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制定規范化的留守農民培訓規范與制度，全面鼓勵和引導留守農民參與農業培訓的積極性與熱情。全面提升培訓效率和培訓效果，全面了解受培訓的農民的知識能力結構和社會背景，因材施教，提供針對性的專業培訓方案與計劃，全面提升農民的培訓效率，引導留守農民成為學習型農民。
3.2 豐富和調整培訓手段形式與具體內容，保證培訓人員的專業技能與素質
政府應注重創建專業化的新型農民培訓系統與體制，全面培養與提升留守農民的綜合素質。現階段政府提供的留守農民培訓方案僅限于農業技術方面，缺乏相關文化道德素質培訓，要想全面提升培訓效果，必須全面提升留守農民的綜合素質。同時在培訓過程中必須注重培訓人員自身的專業素質，基層組織針對培訓經費有限的問題，可采取定期聘請技術人員與專家進行親臨農田進行技術指導，或選派基層干部與農村技術骨干進行深造與專業化、系統化的技能培訓，通過技術人才的輻射作用，將技術逐漸推廣，實現技術的全面普及。
3.3加強對培訓人員和培訓項目的管理，強化培訓的績效
為了提升農業培訓效益，必須制定嚴格的監督體系與調控策略，并時刻保持培訓人員與項目的跟蹤。與此同時，建立培訓人員嚴格的考評機制，督促和激勵培訓人員提升培訓效果。表彰培訓過程中培訓效果突出的先進單位與個人。既要有專業性的培訓教材，還要有靈活多變的培訓手段。寓教于樂，加強現場指導和技術傳授。目前，我國留守農民素質偏低，培訓基礎設施薄弱，缺乏綜合協調的新型農民培訓規劃與管理體制。應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留守農民培訓，充實培訓內容，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民培養的長效機制。
3.4大力發展農民職業教育，強化政府在農民培訓中的地位
從現階段發展狀況看，我國農業生產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要展環境，加快制定現代農業建設中農村人力資源及開發的對策，培養新型農民。強化政府行為，進一步加強對留守農民科技培訓工作的領導，發揮政府職能部門在培訓中的主導地位。完善農民科技培訓體系，充分發揮培訓機構職能，增強新型農民的主體意識，調動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加快立法步伐，為新型農民科技培訓提供法制保障。
3.5吸引外部人才返鄉創業，整體提升農民綜合素質
要想轉變留守農民低素質化趨勢，必須創建激勵機制，招募和吸納高素質人才進入農村創業，提供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智力支撐，為農村發展注入新鮮血液。長期的依賴培養農村內部人才難以迎合高素質勞動人才發展需求，鼓勵農民工回鄉務農的同時還必須吸引專業化的農業技術高端人才和管理人才進行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管理等工作，全面提升農產品質量，實現農業生產的制度創新和改革，鼓勵大學生村官回鄉支援農村建設，實現回鄉創業等等。
4結語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地承包流轉影響
一、引言
與傳統農業相比，現代化農業有所不同，其首個特征就是通過轉變物質能量循環的方式來打破農業的能量和物質循環封閉圈，從而使外來的能源和物質進入循環的過程；第二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技術進步。因此，農業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建設現代化農業的過程，要求要用現代化的物質生產設備武裝農業，用現代科技甚至信息技術來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生產管理體系來整合農業，用現代經營方式來提升農業，用現代管理思想來引領農業，用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來發展農業。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集城市大、農村多、平原闊、庫區廣的空間結構于一體，農業大省背景下的二元經濟結構表現尤為突出。在農村人多地少、農業小規模經營占絕對主體地位、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中部地區氣候溫和以及地處平原的大區域背景下，盡管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比較緩慢，但仍具大有可為的發展空間。本文根據中部六省區域情況，通過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地承包流轉對農業現代化具有正向推動作用，但前者比后者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作用更大。所以當地政府首先應該繼續創造條件挖掘潛力，進一步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城市就業；其次要大力合法合規推進農地承包流轉工作進程，創造條件讓土地承包流轉制度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潛力得到真正釋放。
二、文獻綜述
農業乃國之根本，而農業現代化則是農業發展的必然選擇。縱觀現代化社會建設的一般規律，農業現代化是整個社會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從穩定經濟增長作用看，農業穩則天下安。由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都對如何進行農業現代化以及影響其發展的因素進行了研究。
劉易斯在《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把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為勞動力供給無限和有限階段，并指出農業生產與工業化、城鎮化三者相互促進，協同發展，這也是農業經濟學中“推―拉”定理的重要體現。與劉易斯不同，舒爾茨強調要使傳統農業過渡到現代農業，在高的生產率水平上達到均衡，則必須對邊際投入要素進行改進，透過邊際產量的增加來實現總產量的增長。1960年前后，以Theodore W.Suchultz等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通過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引進，來促使農業收入流價格下降，從而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實證方面，P.J. Turyareeba（2001）認為通過創新和發展綠色可再生能源技術將極大地改善和提高烏干達的現代農業生產水平。
國內學者對于如何進行農業現代化以及對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薛亮分析指出我國許多不同的農業規模化經營模式，摸索出了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道路，農業現代化應該堅持以社會化服務為核心，以努力創新各種發展舉措為支撐，積極穩妥推進規模化農業發展。二是影響農業現代化發展推進的因素。向國成教授認為從分工共生的角度分析，農業現代化的推進是個長期過程，在這期間農戶兼業化能夠提高農民收入，進而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實際上客觀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短期轉移對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作用。
從以上研究農業現代化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同時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農地承包流轉與農業現代化之間關系的文章不多，且實證比較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農地承包流轉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作用大小的文獻也很少，分析比較農地流轉及勞動力轉移，二者誰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作用更大的文獻更是寥寥無幾。本文就是針對此經濟學界研究還不多的現象進行說明解釋，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三、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為準，選擇以農村人均機械總動力（千瓦/百人）為農業現代化的衡量指標。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數據核算，本文采用陸學藝提出的計算方法測算中部六省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數量，公式為：勞動力轉移數量=（城鎮從業人數-城鎮職工人數）+（鄉村從業人員數-農業就業人數）。農村土地承包流轉面積統計權威數據從2009年開始，因此選取2009―2013年數據做實證分析。為盡量避免偽回歸問題的出現，選取影響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控制變量分別為農村人均水庫總庫容量（立方米/人）和農村人均用電量（千瓦?時/人）。城鄉收入差距比則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衡量。為了減少各個因素變量單位不統一和取值大小不一可能帶來的模型異方差問題，所有變量均做取對數處理。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本文采用2009―2013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的面板數據進行描述性實證研究。因此，設定農業現代化為被解釋變量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土地承包流轉為主要解釋變量，添加控制變量分別為城鄉收入差距比、農村人均用電量和農村人均水庫總庫容量。數據來源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土流網、2009―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同時參考中部六省政府統計局網站的各省市統計年鑒。據此，本文建立如下計量方程：
2、實證結果及其解釋
關于計量公式（1），為了更穩健地反映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農村土地承包流轉的關系，我們設置了表2所示的五種模型：模型1為混合效應回歸模型、模型2為控制了異方差的混合回歸模型、模型3為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模型4為隨機效應回歸模型、模型5為最大似然估計隨機效應回歸模型。另外在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的選擇上，根據Hausman檢驗獲得伴隨概率為0.2780，因此接受模型為隨機效應的原假設，選擇隨機效應回歸模型。然后使用以地域為聚類變量的聚類穩健標準差，進行隨機效應回歸，并進行LM檢驗，如表2所示，假設檢驗非常顯著地接受了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的原假設，也就是說，隨機效應模型并不優于混合效應回歸模型。
因此，只有兩個模型是比較合適我們進行經濟意義分析的，分別是隨機效應回歸模型和混合效應回歸模型。其中兩個的任意模型，相關變量的系數均一樣。根據表2的此兩模型回歸結果顯示：lnlabor的系數為0.103，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增長率變動1個百分點，農業現代化增長率增加0.103個百分點；lnsqu的系數為0.0278，表明農村土地承包流轉面積增長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業現代化增長率增加0.0278個百分點。由此看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力遠遠大于農村土地承包流轉的推動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農地承包流轉制度最近剛鋪開實行，加上我國長期以來傳統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農地流轉沒有形成規模，家庭小農經營仍占絕對主體地位，導致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相對緩慢。第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地承包流轉的基礎。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才能有條件進行農地流轉到少數家庭或者企業之中。伴隨著我國近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飛速發展而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帶來的資金支農，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第三，土地流轉引導機制不健全，法律規章制度不完善，政策宣傳不到位，導致農民不愿將土地流轉出去。第四，農村惠農支農的金融體系有待完善，有實力和條件進行農地流轉的企業和家庭農場相對較少，普遍缺少資金支持和強有力的政策扶持，這也導致一部分農民想將土地流轉出去卻無法流出的困難局面。lnres和lnele的系數分別為0.203和0.658，說明二者對lnmech（農業現代化）具有極大地正向促進作用。lnrate的系數為負數-1.276，說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農業現代化進程。
四、對策建議
經研究發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地承包流轉對農業現代化有正向的推動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增長率變動1個百分點，農業現代化增長率增加0.103個百分點；農村土地承包流轉面積增長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業現代化增長率增加0.0278個百分點。由此可以顯著地看出，就對農業現代化的貢獻力度上來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比農地承包流轉更大。因此，為了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第一，優先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改革現有城鄉戶籍制度，放寬農民工市民化準入門檻，同時當地政府應進一步出臺各種保護農民工進城務工權益的規章制度，吸引農民工到中小城市安家落戶。第二，農民意愿土地承包流轉是關鍵。要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和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地流轉戶的后顧之憂，依法保障流轉土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當地政府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等通過銀行擔保融資貸款的形式搞活農地承包流轉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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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錫文：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幾個主要問題[J].改革，2012（10）.
[6]黃慶華、姜松、吳衛紅、張衛國：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模式選擇對重慶的啟示[J].農業技術經濟，2013（4）.
【關鍵詞】 勞動力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轉移
中圖分類號：F3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4-016-01
一、歷史背景
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中激起的各種矛盾和派生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自然和人為造設隔離了城鄉的壁壘，使得社會融合與和諧面臨著多重困境。20世紀50、60年代，中央政府完全主導下的城鄉分割通過中央計劃和從中央到地方及單位的行政組織體系下生成，導致城鄉間收入反差與市民/農民社會分層，而在城市之間和城市內部產生平均主義傾向——非階層化(Parish,1984)。20世紀90年代區域分割開始逐漸形成，并出現區域間收入差距擴大。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的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學術界研究和討論的焦點。農村勞動力鄉城流動的動力與出路何在？
二、影響因素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微觀主體角度首推舒爾茨的投資與收益理論認為,流動行為的決策取決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過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動過程中的其它支出。勞動力流動后收益大于當地實際收入和流動成本之和就會選擇流動，否則就不會流動。我國學者蔡昉、都陽、王美艷在《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中論述了勞動力流動不僅取決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絕對收入差距，還取決于勞動力在兩地的相對經濟地位變化。從宏觀角度考察首推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其代表作《政治算術》中最早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結識了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他認為是由于農業、工業和商業的比較利益的差異使勞動者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而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動因是社會分工和生產社會化。他們主要是對勞動力的行業流動原因做出了解釋。庫滋涅茨(1957年)指出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和區域再分布相互緊密聯系。同時，人口流動還受性別、年齡、種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影響。
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在一系列假定情況下強調現代部門的發展而忽視了農業部門的發展，對農業部門的發展避而不談。拉尼斯和費景漢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形成了拉尼斯-費景漢模式，指出農業不僅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勞動力，而且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所需的農業剩余，強調農業和工業協調發展。
喬根森發表的兩篇著名論文《主要目的是通過建立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來揭示經濟增長模型與經濟發展模型之間的差距》和《將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更好地聯系起來》誕生了著名的喬根森模型。他認為勞動力轉移是以農業剩余為前提。勞動力轉移的意義不在于生產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費結構的必然變化。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也發表過一系列論文闡述他的人口流動模式。特別強調農村和農業部門發展的重要性。其論文中還論述了勞動力盲目流向城市帶來的影響。盧卡斯模型基本上遵循他們的模型框架，認為農村和城市存在工資差別，城市的高工資反映一種高技能水平。這個原因使得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最終城鄉流動的平衡點在于人力資本的趨同,和托達羅的最后城鄉期望收入一致不同。我國學者蔡昉提出了我國勞動力流動的四個發展效應：資源重新配置效應,保持比較優勢效應,填補崗位空白效應和促進城市建設效應。并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李揚、殷劍蜂的模型則從理論上給予了解釋。在封閉條件下以拉姆奇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為分析起點，論證了即使沒有技術進步，持續的勞動力轉移也會導致經濟內生增長，并論述了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必然伴隨著高儲蓄和高投資。這對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有一定的解釋力。隨后考慮加入金融因素，論述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轉移的完成過程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本。
三、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現狀
農民從農業向非農業、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是世界各國城市化推進過程中的一種不可跨越的必經階段。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呈現以下特點：以城市工業部門招工為主的計劃轉移；農村勞動力在本地企業就業的就地轉移；農村勞動力自發流動到城市或其他地區的市場轉移（農村勞動力流動課題組，2007）。
在當前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成為中國社會棘手問題的特殊時期，研究此問題意義更為重大。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型中，無限彈性的勞動供給條件和缺乏彈性的勞動供給條件處于時間層面連續和空間層面分離的狀態難以解釋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在目前中國如何應對 “劉易斯轉折點”問題方面，蔡昉指出這是中國學術界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和政策挑戰。學術界已進行大量研究，也有對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和評價。然而，為實現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遷移目標，以及解決在此過程中遇到的諸多難題，就必須構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理論以更好尋求合理解釋。本文對已有研究進行梳理，弄清研究動向和政策支持的相關結論，以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四、小結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總體思路是：以市場為導向，以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一體化就業為目標，堅持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方針，實行政府引導、中介機構操作、農民自主擇業，全力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工作。
參考文獻：
關鍵詞：跨省流動決策；流入省吸引力；個體、家庭與省級；離散選擇Logit模型
中圖分類號：C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3-0053-09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現象，是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抑制人口流動的政策性壁壘逐步削弱，同時，城市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也使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大量流動到城市就業，在鄉一城流動的農村勞動力中，一部分選擇在省內流動，其他的則流動至外省。
關于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第一，流出地（戶籍地）、農村家庭與個體具有什么特征，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跨省流動？筆者關注：①是否人力資本積累越多的農村勞動力越傾向于跨省流動？②農村家庭的子女數量減少，且伴隨著城鎮化進程，農村耕地面積減少且非農產業發展水平提高，那么，家庭子女數量、耕地面積及非農產業水平是否對跨省流動產生影響？③當前中國宏觀的制度環境變化，如農村土地承包轉讓制度等，是否促進跨省流動？
第二，具有什么特征的省份，在其作為流入省時，更具吸引外省勞動力流入的力量？筆者關注：①交通通訊事業飛速發展，降低了跨省流動的成本，那么流出省與流人省的省際距離，是否不再影響跨省流人地的選擇？②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勞動力在選擇流入省時，是否將某省收入水平及就業機會作為重要考量？
準確判斷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影響因素，以及省份經濟發展等因素對外省勞動力的吸引作用，并分析作用方向與強度，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政策以有效引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行為，從而促進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文獻綜述
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動機與影響因素，現有研究成果頗豐。關注個人特征的影響的研究，對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等人口、社會與經濟特征進行了檢驗。另有研究分析農村家庭勞動力數量、耕地面積、農村人均收入水平與非農產業發展水平等家庭及社區特征的影響。流出地、流入地的社會經濟等地區特征，包括收入差距、就業機會、空間距離及流動網絡等，對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的結論不同。大部分學者認為，城鄉或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有重要正向影響。但部分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對流動的作用并不是正向的或不顯著。此外，結合新勞動力流動經濟理論，有些研究考慮了收入、就業概率、流動距離及心理成本等收益因素。有學者研究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作用，或關注土地承包轉讓制度。另外，還有研究根據宏觀或微觀流動理論，從個體、家庭、社區、地區及制度等層面綜合分析。
有些研究涉及微觀個體的流動意愿、流動行為發生與否、流動行為的發生時間、就地流動與否以及宏觀地區的流動規模、流動率等問題，但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研究幾乎是空白。多數研究用一種或幾種流動理論，宏觀關注地區的流動量或凈流動率，或微觀關注個體的流動意愿強弱與流動行為發生與否，在分析某一層面因素對流動的影響時，較少對其他層面的重要特征進行統計控制，如探究個體特征的影響而未控制地區層面的變量。
三、數據與理論模型
1.對象與數據
農村流動勞動力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即具有農業戶口的非戶籍遷移的勞動年齡人口。根據現住地與戶籍地，筆者將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劃分為3種類型：市內跨縣、省內跨市及跨省流動，并將前兩種合并為省內流動。微觀數據采用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該數據調查地分布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筆者從整體數據中選出規模為91303的樣本⑤。宏觀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2.理論模型
用某一理論或模型，不能完全解釋復雜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現象，地區、省份及城鄉間的實際狀況千差萬別，具有不同理論的應用條件，需從多角度研究。
（1）傳統勞動力遷移理論。勞動力為什么要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現代經濟學關于城鄉勞動力遷移的理論研究，如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理論、“拉尼斯-費景漢”模型以及“托達羅”模型，都根據城鄉工資差距或收入差距來解釋勞動力遷移。
在托達羅模型中，城鄉預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每一個潛在的鄉城移民被假定為，只要當預期的城市收入大于其在農業部門就業的收入和遷移成本，他便會做出遷移決策，否則會繼續停留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上。在某一給定地區，預期收入即收入乘以勞動力在城市獲得工作的概率。可認為：流入省的收入水平、就業機會，流出省的收入水平、就業機會，以及跨省流動的成本，對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決策產生影響。跨省流動決策的模型為：
M=f（Yi，Pi，Ps，Pt，Yo，D，Z） （1）
其中，M為跨省流動決策，f表示流動函數。流入省的工資收入操作化為Yi，即流動至該省的農村勞動力平均收入；流人省的就業機會用失業率Pi、第二產業比重Ps、第三產業比重Pt來代替；流出省的工資收入用流動至該省的農村勞動力平均收Yo來代替；流動成本操作化為省際距離D；Z是模型中沒有被解釋但對勞動力跨省流動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
（2）人力資本模型。把勞動力遷移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結合在一起并指出傳統勞動力遷移理論中的遷移者選擇問題的早期文獻主要來自明瑟和貝克爾等人的研究，人力資本遷移模型提供了遷移的微觀分析基礎。在模型（1）中，Z是除了收入及成本以外的影響遷移決策的未知因素，這些變量到底是什么？為什么有些人遷移而有些人沒有遷移？關于遷移者的選擇性問題，人力資本遷移理論提出了受過良好教育、有外出經驗、有移民網絡并與親戚朋友有聯系的勞動力更易發生遷移行為等一系列可檢驗的微觀假設。即Z代表與人力資本和個體特征相關的變量，包括勞動力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及外出經驗等。擴展模型為：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 （2）
其中，Ag表示年齡；Ag2為年齡平方，擬合可能存在的曲線軌跡；Se表示性別；Ma表示婚姻狀態；Ed表示勞動力的文化程度；Ex表示是否有外出經歷。
（3）新勞動力遷移理論。由斯塔克與布魯姆提出的新勞動力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是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基本單位，而非獨立的個體，家庭決策將風險最小化作為決策目標，且受到周圍社會環境的影響。借鑒該理論：家庭變量，如勞動力數量、孩子數量、家庭收入狀況及家庭耕地面積；農村社區變量，如非農產業發展水平等，將對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產生影響。將數據中可獲得的家庭與農村社區層面的變量納入模型（2）后模型擴展為：
M=f（Yi，Pi，Ps，Pt，Yo，D，Ag，Ag2，5e，Ma，Ed，Ex，Hc，Hch，Cla，Cp） （3）
其中，Hc表示家庭是否有15歲及以下的孩子；Hch表示家庭15歲及以下孩子數量；Cla表示農村家庭人均土地面積；Cp表示流出地的非農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
（4）制度變遷。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使中國的人口流動在經濟轉型中具有區別于一般遷移理論的特殊之處。中國特有的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改革過程，為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擇業提供了制度基礎，制度之變對勞動力流動產生顯著影響，這是其他國家的人口遷移理論所未考慮的問題。模型（3）放入制度變量Pland，即家庭耕地耕種方式，以觀察土地承包流轉程度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擴展為完整模型：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Hc，Hch，Cla，Cp，Pland） （4）
四、數據分析
1.基本描述
2010年，發生流動行為的農村勞動力中，有47.91%的勞動力進行了跨省流動，52.09%的勞動力在本省流動。表1顯示，在不同的個人特征與家庭特征類別下，跨省流動人口及省內流動人口的相應比例。
2.分析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
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農村勞動力、其所在家庭及戶籍地具有何種特征時，更傾向于跨省流動？因變量為是否發生跨省流動，跨省流動的賦值為1，省內流動的賦值為0。用兩個模型以更好地回答問題，首先，在具有固定效應的Logit模型中（見表2），將戶籍地省份進行虛擬變量編碼，設為28個虛擬變量，在對省級層次的差異進行完全控制的前提下，分析個人與家庭的相關特征對跨省流動傾向的影響。然后，在具有隨機效應的分層Logit模型中，分析戶籍地所在省的省級變量對跨省流動傾向的作用。用估計的回歸系數b，計算優勢比EXP（b）。連續型自變量的優勢比解釋為，該變量增加一個單位，跨省流動的傾向性變動多少，非連續型自變量的優勢比解釋為，其他類別相對于參照組（reference category）的發生跨省流動的傾向差別。
（1）個人特征。年齡系數為負且年齡平方項的系數為0，說明預想的年齡與跨省流動傾向性的倒u型曲線不存在。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勞動力在流動時，越傾向于在省內流動。流動人口的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與外出經歷是二分類或多分類的變量，相應的參照組設定為男性、未結婚、小學及以下、沒有外出經歷。男性與女性流動人口相比，更傾向于跨省流動；結過婚的與未結過婚的流動人口相比，更傾向于跨省流動，這與已有對遷移與否的研究所得的結婚會降低遷移概率的結論不一致。
特別地，以受教育水平與外出經歷衡量的人力資本，呈現有意思的現象。以沒有外出經歷的為參照，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跨省流動，這與之前的設想一致。但是，對受教育水平的回歸結果與預想不相符合。以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作參照，受教育水平各類別的系數均顯著為負，且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系數的絕對值增大。即在農村流動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越高，跨省流動的傾向越低，省內流動的傾向越高。這與已有研究遷移或流動的結論相異。一般的，以往研究認為，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越傾向于遷移流動，或遷移流動的概率更大。當然，本文與已有研究的問題有一定差異，前者關注跨省流動與否，后者關注流動與否。故在遷移或流動研究中，區別不同的流動類型是非常有意義的。
（2）家庭特征。在跨省流動決策的因素中，家庭有無15歲及以下孩子、孩子數量及家庭耕地耕種方式，都有顯著作用。與沒有孩子的相比，家中有孩子的勞動力更不傾向于跨省流動。但是，孩子數量的系數顯示，隨著孩子數量的不斷增加，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傾向性增大。由此可知，家庭孩子數量與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傾向性，存在一個u型曲線的關系，家庭中沒有孩子的或孩子數量很多的勞動力，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跨省流動。
以家庭耕地耕種方式為自己耕種的作參照類，三種耕種類別的系數顯示：家中耕地由他人耕種或無人耕種的勞動力，更傾向于跨省流動，但是系數不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來自土地已征用或無耕地的家庭的勞動力，更不傾向于跨省流動，而更易選擇省內流動。
（3）流出省特征。在固定效應Logit模型（見表2）中，對流出省份進行虛擬變量編碼，以新疆為參照組，將其他省份設為28個虛擬變量，在控制住個人與家庭變量時，發現省份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即不同省的農村流動人口在跨省流動傾向上存在顯著差異。在隨機效應分層Logit模型（見表3）中，用流出省的重要省級變量，即流動人口人均收入、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農村人均土地面積，分析省級特征對跨省流動傾向的作用。模型1～4，所有的個體與家庭變量相同，不同的是省級特征變量。模型1為流動人口人均收入，模型2為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模型3為農村人均土地面積，模型4包括上述所有省級變量。四個模型的組內相關系數rho值，即同一組內人的相似程度，分別為0.363、0.309、0.379及0.306，檢驗具有統計顯著性，表明流出省份之間在跨省流動可能性上，存在顯著差異。同時，個體與家庭層面變量的系數基本未變動，故我們關注省級變量的影響。
模型1顯示，流出省的流動人口人均收入越高，該省農村勞動力越傾向于發生跨省流動；模型2顯示，流出省的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越高，該省農村勞動力越易發生跨省流動；模型3顯示，流出省的農村人均土地面積越少，該省農村勞動力越傾向于跨省流動。得出結論，若以流出省的流動人口人均收入與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衡量該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城鎮化水平，則水平越高的省份，其農村流動人口越易發生跨省流動。但是，模型1～3中僅單獨納入某一省級變量，未進行省級層面的統計控制。
模型4納入3個省級變量，進行統計控制。結果顯示，只有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的系數顯著，且比重越高的省的農村勞動力越傾向于跨省流動。雖然流動人口人均收入與人均土地面積的作用不顯著，但優勢比顯示，變量作用方向符合預期。流出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越低，農村人均土地面積越少，則該省的農村流動人口更易向外省流動。得出結論，某省較高的流動人口人均收入及較多的農村人均土地面積是使該省的農村流動人口選擇本省流動的拉力，換個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積少，則是促使該省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推力。
3.分析流入省對跨省流動人口的吸引力
繼續回答第二個問題，即對跨省流動的勞動力而言，流入省具有什么樣的特征時，該省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本研究關注省際距離、收入水平及就業機會對于跨省流動人口的吸引作用。研究中國各省份作為流入地時，關注其省級變量的特征對于從外省流人人口的拉力。首先，轉換數據結構，將每個人擴展為30個案例，即其面臨的30個可供選擇的省份，其中，個人與家庭特征保持不變，且流出省的信息亦不變，而作為選項的流入省的信息是變動的。
采用具有固定效應的條件Logistic回歸，將每個人作為固定效應，控制個體、家庭及流出地的差異，分析作為被選擇對象的流入省的省級變量的作用。作為跨省流人地的各省，是本部分的研究對象，若某一勞動力選擇流入該省，則因變量“選項”即賦值為1，若未流入該省，賦值為0。用估計得到的各省級自變量的回歸系數b計算優勢比ExP（b）。連續型自變量的優勢比解釋為，自變量增加一個單位，該省對其他省份的跨省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變動多少。
表4顯示，流人省的省級變量：流動人口人均收入、失業率、省際遷移距離、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的回歸結果與理論預期完全相符。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對于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更具吸引力。某省的就業機會亦是吸引跨省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失業率越低越具吸引力。流動距離對跨省流動人口具有負向作用，當控制其他因素不變，某省作為流人省與另一省（流出省）的距離越遠，則該省對流出省的勞動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
第二產業比重與第三產業比重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了省份的產業結構是其吸引跨省流動勞動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越高的省份，越能吸引來自于其他省份的流動勞動力，即某省的非農產業比重上升，則越能吸引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
五、結論
1.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決策
從個體、家庭與流出省三個層面，分析什么樣的農村勞動力、其所在的農村家庭及戶籍地具有何種特征時，勞動力更傾向于選擇跨省流動的問題。
農村勞動力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與外出經歷對個體的跨省流動均有顯著影響，而對“是否跨省流動”與“是否流動”的作用不盡相同。所以，在研究遷移或流動問題時，區分不同的流動類型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跨省流動的傾向越低。一般的，不管是從人力資本角度衡量的流動能力，或是勞動力本身的流動意愿，均認為受教育水平高的勞動力具備更強的流動能力且主觀意愿更為強烈。一種解釋是，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村勞動力，成為戶籍遷移人口的可能性更大，即戶籍遷至現住地，故不在流動調查的范圍內。另一種解釋是，若以受教育水平衡量人力資本，則高受教育水平與低受教育水平的農村勞動力相比，在省內的就業競爭中，前者具備更強的能力，他們有更多更好的本省工作機會，所以，省內勞動力的“就業擠壓”效應，使得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跨省流動。
家庭的孩子數量與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傾向性存在u型曲線的關系，家中沒有孩子的或孩子數量很多的勞動力，更傾向于選擇跨省流動。來自沒有孩子的家庭的流動勞動力，受撫養養育孩子等家庭因素的限制較少，故比已有孩子家庭的勞動力更具有跨省流動性。但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流動勞動力的跨省流動性增大。與自己耕種耕地的勞動力相比，耕地由他人耕種或無人耕種的，更傾向于跨省流動，雖然統計不顯著，但一定程度上仍表明農村土地的流轉承包給了勞動力更大的流動選擇空間。
某省的流動人口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該省的農村流動勞動力更易選擇省內流動。另外，農村人均土地面積越大，一定程度上表明土地對流動勞動力的拉力越大，則勞動力更傾向于省內流動。換個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農村人均土地面積少，則是促使該省農村勞動力做出跨省流動決策的推力。特別地，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越高的省份的農村人口，越易選擇跨省流動。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口比重，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城鎮化發展水平，即水平越高的省份，其農村流動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傾向性越高。
2.流人省份對跨省流動勞動力的吸引力
對于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而言，流入省份具有什么樣的特征時，該省將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某省份對于從其他省份流出的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受該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失業率、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以及省際距離的影響。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對于跨省流動勞動力更具吸引力。同時，某省的就業機會大小亦是該省對于跨省流動勞動力的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失業率越低，表明就業機會更多，則具有越大的吸引力。此外，省際流動距離對吸引跨省流動人口具有負向的作用，當某一省份作為流人省時，它與另一省（流出省）的距離越遠，表明流動的心理或交通成本越高，則該流人省對流出省的勞動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最后，產業結構是吸引跨省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越高，表明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水平越高，則該省越能吸引來自他省的流動勞動力。
綜上，關于農村流動勞動力選擇跨省或省內流動的決策分析較為復雜，由于數據的限制，我們不能了解在省內或外省流動的勞動力，他們的具體工作狀況與收益，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跨省流動更好或省內流動更好。第一，個人與家庭因素對跨省流動性的作用顯示，跨省流動一定程度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勞動力的主動選擇與被動跨省。比如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勞動力的跨省流動性反而低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力。第二，省級特征顯示，某省的流動人口人均收入水平與農村人均土地面積，是影響該省吸引本省農村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若人均收入水平低、農村人均土地面積少，則為促使該省農村勞動力進行跨省流動的推力。
【關鍵詞】農民流動 民工潮 農民工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跨區流動，即“民工潮”，日漸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對此大規模的民工流動，國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過，但現實中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流動的短暫時期內造成的交通運輸及相關社會影響，而在于這些勞動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會后果和遠期效應。從這一點來看，目前的討論大部分注重現象的描述和流動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會學系統的觀點看問題。與許多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情況類似，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已是不可逆轉的現實問題。從輿論傾向看，理論界和民工流動地強調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與居民多重視其弊。事實上，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操作上，現在該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須著力研究政府和社會各個部門如何興利除弊，系統協調城市與民工的關系，使各種社會資源包括民工勞動力的配置趨于最優化，使與民工流動相關的社會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將深入細致地探討“民工潮”背后隱藏的社會問題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原因
1、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的必然性
（1）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人口眾多是我國最突出的國情，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減少，農村就業彈性十分小；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土地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下降。這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尋求其它就業渠道，從而出現了各種方式的流動。
（2）農業比較效益下降。由于農業比較收益下降，土地對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再加上農民收入增長不前，各種收費增多，負擔沉重，這是“民工潮”的直接動因。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的交織已將許多農民推向城市，由此構成不發達省區“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的內在要求。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在生產技術極為落后的農業基礎上開始的，建國后所走
的重型工業化道路使國家的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偏差越來越大，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加突出了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導致兩個明顯不同的階層的出現：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我國現階段正處于農業勞動力非農化時期。轉變二元結構格局，推進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從而實現現代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2、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的根本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政策，導致城鄉間經濟差距較大。農民在意識到了這一點后，產生了強烈的離土流動的傾向。就全國來看，農村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國的中西部人口7.2億，集中了全國63%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5.77億，占全國農村人口的64.4%，中西部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76.2%，我國的勞動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從事農業為主。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大批農民從中西部流往東部地區，從內地奔向沿海，從農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
3、農民觀念的更新和寬松的政策促進了農民的流動
隨著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市場意識不斷增強，觀念不斷更新，眼界不斷開闊，沖出家園致富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加上不少地區把勞務輸出作為本地區經濟的一條途徑，注意加強引導、服務和組織，消除了農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農民一般憑一張身份證就可走南闖北。
總之，我國現階段正處于二元結構向現代化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上述各種原因的存在決定了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必然過程。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十幾年來，進城民工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在城市“苦、臟、累、險”行業中已成為主力軍；他們把勞動所得寄回家鄉，為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大量資金；他們在城市學到了知識和技能，回鄉后成為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增加了城市與農村的聯系，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但大量農民流入城市，也給社會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難。由于他們沒有固定住所，沒有固定職業，較難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城鎮中，各種刑事犯罪多數是民工所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達90%左右。
三、加強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管理
1、提高認識水平，破除陳舊觀念
（1）必須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尊重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的規律性，從根本上轉變對流動人口自由擇業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不能一提流動人口，就把他們同“盲流”和流竄犯罪分子聯系起來，隨意清理和遣返。對于已取得就業崗位的流動人口，不能肆意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克扣工資，甚至進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護意識，從市場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應有的地位。
（3）改革城鄉戶籍制度，打破戶口身份上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實現人口遷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
為了減少人口流動的盲目性，必須加快建立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第一，應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區建立區域性勞動力供求交易中心，為流動人口和用人單位提供公平競爭和雙向選擇的場所。第二，加強市場中介組織建設，如信息機構、職業介紹機構、職工培訓機構的建設，開展咨詢、職業介紹、培訓等系列化就業服務，以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盲目流動所帶來的風險。
3、規范政府管理行為，加強管理法規建設
（1）為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許多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在指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問題，必須進行認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規范化、條理化和科學化的軌道。其中，凡是對流動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為嚴重、存在歧視的政策條文應一律廢止；互相制約或不完善、不嚴密的政策條文應予調整和完善；徹底改變重收費輕管理的不良傾向。管理是政府行為，政府有相應的資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強管理就同設卡收費和罰款聯系起來。當前農民負擔仍然沉重，即使他們外出打工掙幾個錢，也是血汗錢，來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對該收的費用、該辦的證卡，應力求合理、簡便、適合于流動人口的具體情況。
（2）加強市場規則建設。為了保證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平等競爭、公平交易和自由擇業的權利，必須加快市場規則的建設。對那些搞市場壟斷、歧視、侵犯自由權和契約權的不正當行為嚴加制裁。
【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和接續；人口流動
一、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意義
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外出工作，人們對養老保險制度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民工老年生活有無保障，將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及城鄉的和諧發展。鄧大松（2005）認為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的困境不僅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以及相應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也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養老保障制度如果不及時的修整，更會導致斷保甚至退保的問題。由此可知，養老保險接續問題不容忽視。
二、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難的原因探討
（一）利益關系博弈
很多專家認為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續是勞動力流動大范圍開始后的必然需求，而接續方面的問題，不僅折射出制度設計的不完整，更揭示轉入地與轉出地的利益爭奪，凸顯了養老保險權利與義務的不平衡。
（二）管理水平與信息技術的影響
市場經濟的活躍，使勞動者開始大規模流動就業，由此引發了社會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問題。始于80年代中期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設計之初忽略了人口流動的因素，管理不規范、信息不順暢都阻礙了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續。
（三）國家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
農民工與其他企業職工一樣，也可能發生工傷事故，罹患職業病或其他疾病，還有可能出現失業等其他問題。農民工在城鎮流動工作時從事風險高、收入低的勞動，各方面條件都低于其他勞動者。而作為城市發展的貢獻者，農民工所遭遇的各種問題都需要自己解決，國家沒有相應的措施和制度去援助和解決。（四）制度設計過程的不全面80年代中期，我國逐步建立起符合新型社會保障體系。全國勞動力流動就業大軍開始前進，由于農民工對土地的依賴性減弱和進城務工最終返鄉意識的淡薄，制度的設計應該充分考慮這些因素，而不是停留在傳統思想觀念中。因為制度設計的不全面，突出了養老保險制度在勞動者跨地轉移時社會保險轉移和接續的問題所在，最終損害農民工的權益。
三、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關系接續辦法
累積工齡，分段計算（董克用、，2008）主要參照歐盟有關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接續辦法，各統籌地區的按比例分段繳費，退休時統一領取，這樣避免了養老保險接續問題的出現。其次，逐步提高統籌層次，減少區域分別和制度差異（鄭功成，2008）。最后，做實個人賬戶，使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順利進行。李星、趙冰潔（2009）認為，建立“一卡通”的社會保障模式，社會統籌賬戶繳費和人一起轉入新統籌地，化解轉出地與轉入地的資金爭奪。還有制定統一的轉移接續表格，內容規范完整，簡化信息整理，保障轉續工作的順暢和快捷。
四、相關建議
（一）加速全國社會養老保險一體化進程
農民工養老保險接續難的產生是地區之間利益博弈的結果，只有使全國的養老保險一體化才能化解各地區之間的利益糾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接續難問題，實現養老保險的社會公平原則。
（二）完善養老保險信息系統，簡化養老保險接續流程
養老保險接續過程中的管理不規范，信息不對稱以及流程繁瑣都是農民工退保，斷保的重要原因。在實際操作中，應當明確各個手續的接續辦法與接續時間，做好監督工作，保證農民工在養老保險的接續過程中，順利、快速的辦理各項手續。相關部門應該重視信息系統的管理與升級，養老保險的原則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信息系統和管理模式也要與時俱進，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三）政府應當更多的考慮人口流動的因素
2013年末，全國流動人口達2.45億，超過總人口的1/6。勞動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逐年上升，跟隨父母流動的子女比例也逐漸增多。2013年處于勞動年齡的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為33.7歲，比2011年增長了0.6歲。6到15歲的子女跟隨父母流動的比例是62.5%，比2011年增加5.2%。流動人口數量的增加使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務必要考慮到人口流動的因素，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中絕大多數是攜家帶口的農民工，他們的收入低，生活水平差，更需要穩定的養老保險作為日后的保障，只有在制度設計中更多的考慮到他們，才能給這些流動人口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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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農村非農就業的基本狀況。改革之前，政府通過戶籍制度等政策法規嚴格控制城鄉間人口流動，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緩慢。改革初期，和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激發了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非農就業比例相對較小。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由于日益嚴峻的人地矛盾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農村勞動力供需矛盾加劇，產生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與此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業勞動邊際收入進一步遞減，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農村勞動力紛紛離開農村，遷移城市而化身為農民工，農村非農就業得到迅速發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來中國農村從業人員的統計數據。
數據顯示，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從1990年的10869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19946萬人，凈增長9077萬人；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來，增長了18.2%。據專家計算，現階段需要的農村有效勞動力是1.9億人，而中國現有農村勞動力總量是4.9億人，剩余勞動力是3億人左右；參照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水平，中國種植業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勞動力將增加到3.8億人。這說明中國農村的非農就業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將是一種長期趨勢。
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就地轉移的時期，主要是農村居民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吸收了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人數為2827萬人，1990年為9625萬人，12年內凈增加6798萬人，增長了2.4倍。在這些鄉鎮企業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民工，通常亦工亦農。統計數據顯示，這種形式的非農就業占當時非農就業的81.5%，占鄉鎮企業總就業量的62.4%。
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初期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向外轉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務工。從1990年代初開始，“外出務工”取代鄉鎮企業的就地轉移，成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和7100個行政村的抽樣調查數據推算，2007年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14290萬人，已經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29.4%，占整個農村非農就業的71.6%。
1.2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特征。
1.2.1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并存。從農村非農就業的空間分布看,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兩種形式。本地就業主要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發展較為迅速，此后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和部分鄉鎮企業關停并轉而使其發展速度逐步緩慢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形成中西部落后農村地區和東部沿海城市兩個經濟發展極，在馬太效應的影響下，落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必須流向到發達的沿海城市，形成規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時異地就業成為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來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經歷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業為主，90年代后以異地就業為主，兩種方式并存的就業方式。
1.2.2“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中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轉移通常是跨地區的。據統計，2007年在鄉鎮內部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非農就業總數的9.4%；在鄉鎮以外，省以內就業的占28.4%，在省外就業的占62.2%。在這種跨地區非農就業中，流出人口比例較多的為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甘肅等省份。據統計，中西部地區2007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非農就業的86.5%。農村非農就業轉移的勞動力大多進入了東部沿海城市，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農村非農就業流入的熱點地區，吸納的外地農村勞動力超過了全國總量的80%。
1.2.3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高。城市非正規部門主要是一些松散組織、小型企業或勞務組織、個體工商戶以及零工供給點（比如車站碼頭等地的搬運點），其特點是對勞動力質量要求相對較低，但工資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條件較差。由于農民工素質較低以及正規部門準入門檻高等原因的影響，進城務工農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在正規部門就業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則高達83.6%。
1.2.4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農村剩余勞動力受自身能力素質的制約，主要進入城市非正規部門，從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工作：蘇南、閩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加工貿易發展較快，其大部分外來農村勞動力進入加工貿易型工業企業；建筑業的迅速發展使得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進入建筑行業，從事粗重體力勞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各類服務需求發展迅速，部分農民工進入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行業。表2列示了本課題組對農民工就業行業的抽樣調查數據。
1.2.5鄉鎮企業是吸納非農就業的主力。從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一直是吸納農村非農就業的主力軍。表1數據顯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都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此外，民營企業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也不斷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營企業吸納的農民工從113萬人逐年增加到2672萬人，其占農村非農就業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與此相反，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1998年到2007年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從2855萬人逐年下降到2184萬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新趨勢。
1.3.1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近年來，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大多依托社會關系網絡，特別是血緣、鄉緣、地緣網絡，呈現出一人帶多人的鏈式遷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業中介組織發育較快，流入地區勞務中介組織正在形成，同時以組織勞務輸出為內容的對口扶貧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組織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許多社會團體、企業、政府部門也開始自覺地開展農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訓和法制教育，這為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升創造了條件。
1.3.2非農就業“新生代”逐步形成。與改革之初的農民工相比，當前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主體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大多是從校門直接外出務工，他們追求城市生活，有著很強的市場競爭意識，把外出務工經商作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形成了更具進取性的非農就業“新生代”。這一代進城務工者對鄉土認同感在減弱，對城市認同感在增強，但又未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從而進一步強化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流動性。
1.3.3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加。近年來，農村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城市失業降低了城市勞動力吸納能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降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彈性系數，勞動力需求明顯下降，而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化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勞動力的增加則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因此城市的失業問題正在加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機對非農就業產生巨大影響：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負向地沖擊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大量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陷入困境，降低了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有關分析報告顯示，與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務工人數減少了16.3萬人。其三，受多種因素影響，國內房地產業的發展進入調整期，勞動用工需求大大減少，農民工就業難度不斷加大。
2.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分析
2.1經濟發展因素。
2.1.1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根本誘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擴大：全國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擴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為理性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農民清楚地意識到收入差距是務農與從事非農職業造成的，而這種比較利益的驅動正是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的最大誘因。
2.1.2產業結構變化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催化劑。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產業結構發展了較大變化：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下降，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過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又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2.1.3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吸納場所。作為集體經濟的產物，鄉鎮企業起初在本地農民中吸收職員，成為80年代中期非農就業的主要吸納場所。此后，經過90年代改革和調整，鄉鎮企業得到良性發展，此時不僅吸收本地農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來務工農民，成為非農就業的主場。表1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
2.2制度因素。
2.2.1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農就業的桎梏。長期以來，中國形成了以戶籍（口）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結構，這一制度將中國社會截然分化成城市和鄉村兩個相互分割的實體，使農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導致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遷徙過程停止。近年來，戶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農就業的枷鎖，促進了其良性發展。但是這種限制還沒有完全解除，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待遇還依然存在，大多數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并沒有積極落實，農民基本上沒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戶。
2.2.2產權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約了非農就業發展。中國農村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土地的使用權歸農戶，所有權歸集體。這種產權極不清晰的土地制度從兩個方面制約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其一，這種土地制度無法實行高效的土地規模經營，從而無法推動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不能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堅實的農業基礎；其二，這種土地制度形成了“離鄉不離土”的非農就業模式，即非農就業者在其失業時可以重返農村，從事農業生產，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解除非農就業者后顧之憂。中國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范圍之外，無法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福利，無法如城鎮居民一樣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五大保險待遇。因此，進城務工農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權作為自身保障基礎，在發生失業、生病和傷殘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穩定性。
2.3勞動自身因素。勞動者自身素質是影響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社會提升勞動者素質的有效途徑主要是兩條：學校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從學校教育來看，與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相對不足，而農民自身經費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農村教育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截止到2007年農村初中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87.4%。由于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因此進城務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們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農民工的從業領域，他們大都只能從事粗重體力勞動或低待遇工作，同時也降低了其非農就業率。
從職業技能教育來說，由于農村缺少專門的職業教育機構，使得外出的農村務工人員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能。因此，外來務工人員在和城鎮居民競爭同樣就業崗位的時候就處于一種極為不利的境地，無法進入高層次職業，而只能從事一些體力消耗大、環境差及待遇低的行業。近年來，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年輕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家庭負擔最重的中年務工人員，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臨著更大的失業風險。
除了勞動者素質影響非農就業以外，勞動者的年齡、性別、家庭組成人員以及家庭所處位置都會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進行非農就業。比如，青壯年比中老年農民外出務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務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處發達地區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少，而家處偏遠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本課題組成員深入湖南、貴州、四川、陜西四省的二十個鄉鎮和廣東、上海、浙江三省的21個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對農村家庭和農民工進行實地考察，并發放了有關農村非農就業的調查問卷1580份，收回問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農村勞動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勞動力人數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齡30歲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變量選擇。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有很多，根據前文分析和調研的實際情況，本文選擇Y為因變量（Y=0表示從事農業勞動，Y=1表示從事非農就業），是0/1二值型變量,Xi為自變量。自變量中，經濟發展變量主要有三個：家庭所在地農村收入水平，該數據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較，可以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用X1來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用X2表示；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來說明鄉鎮企業吸納非農就業勞動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變量也有三個：戶籍制度的嚴厲性用來表示（X4=0表示戶籍制度不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X4=1表示戶籍制度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積X5表示，單位為畝/人；家庭所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會保障制度較完善）。勞動者自身因素變量主要有四個：X7為性別（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為年齡，單位為歲；變量X9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學，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專以上）；X10表示是否參加過培訓（X10=0表示未參加培訓，X10=1表示參加過培訓）。此外，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社會網絡關系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從事非農就業的兩個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差，X11=1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無社會關系網絡，X12=1表示有社會關系網絡）。據此，可以建立回歸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為各變量系數，X2、X3、X5、X8為定距變量，X1、X4、X6、X7、X9、X10、X11、X12為品質型變量。因為因變量是0/1二值型變量，而且自變量（協變量）也多為品質型變量，因此，本文選擇Binarygistic回歸分析來探討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否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
3.2回歸結果分析。對以上自變量與因變量利用SPSS進行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篩選策略)進行變量選擇，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05、剔除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10，最終運行結果。
其統計學原因是其顯著性水平為0.10。其現實解釋是：各地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的限制已經很低，因此變量X4被剔除；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還不敏感，因此變量X6被剔除；非農就業“新生代”形成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無論男女，無論文化程度高低，也無論是否受培訓，大都直接從學校入城務工，因此變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歸模型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過模型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呈同方向變動，而與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呈反方向變動，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越多，其向外轉移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大；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52，表明在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使LogitP上升0.05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1，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376。②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越高，其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65，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比每上升一個百分比，會使LogitP上升0.06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7，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1.564。③國內外經濟形勢越好，非農就業率越高，反之則越低；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2.354，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國內外經濟形勢好比經濟形勢差會使LogitP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512。④勞動力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越多，獲得就業信息的渠道越多，可減少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因而流動的可能性越大；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1.648，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有社會關系網絡較沒有社會關系網絡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3，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5.674。⑤農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積越多，需要的勞動力越多，則勞動力流動的可能性越小；變量X1的回歸系數為0.236，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多較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8，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勞動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強。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則會降低勞動力流動的意愿；變量X5的回歸系數為0.412，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為中等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6，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72。⑦在勞動年齡內，勞動者年齡越大，其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則越大；變量X8的回歸系數為0.625，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者每大一歲會使LogitP降低0.62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2，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0641。
對回歸方程的整體檢驗（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兩種方法，其P值均為0.002，具有統計學意義。在該模型中，Hosmer-Lemeshow統計量的概率P值為0.03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應拒絕零假設，認為各組的劃分與因變量的實際取值相關，而且模型總的預測正確率為89%，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高。
4.結論
上述研究可以歸結為以下結論：
4.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非農就業迅速增長，具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相結合、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大、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等特征，近年來呈現了組織化程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形成、就業難度不斷增加等新趨勢。
4.2從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來看，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和鄉鎮企業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滯后的戶籍制度、產權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勞動者較低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則是阻礙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個人因素。
4.3對上述影響因素進行篩選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是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具有顯著作用的因素，而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性別、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過培訓對是否進城務工沒有實質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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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源；企業國際化；制度；供給
各國企業國際化的成功開展必須依托于其自身的資源基礎，并通過對資源的整合和使用來形成其相關能力基礎最終實現國際化戰略目標。在現實中，無論是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的企業國際化都是依據其自身的資源基礎來進行能力整合最終形成相關的發展戰略，資源基礎一方面取決于企業自身、東道國國情，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是否能夠獲得外部資源，包括國際市場和國際企業國際化，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從制度層面和企業自身相關能力形成互補，從而形成全新的核心競爭力，制度從中起到一個杠桿和銜接的作用。
基于我國目前企業國際化運作的階段和特點，更多的是基于企業自身的一種游兵散打的狀態，而沒有形成一個全方位的制度框架來保證，因此，更有必要從涉及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的資源和特點出發進行梳理并有針對性的制度供給。
1、相關理論回顧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引起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是資本、勞動力、土地，在這方面，要素的自由流動能夠顯著促進增加經濟增長。在這方面，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代表威廉.配第、魁奈、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先后都在其著作中給予了相關的表述。威廉?配第（1676）在他的名著《政治算術》中認為發展經濟就應該讓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實現自由流動與遷移，并提出鼓勵外國商人購買本國土地、外國資本和人口流入本國以增加本國的人口和資本存量來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并通過一系列算數分析來論證其觀點，在他的著作中作出如下表述：如果制定了拒絕外國人購買土地、不繳納高額關稅就不準外國人進行貿易的法律，那么，公共事業和國家利益就要和現在大不相同了。魁奈則進一步從要素流動原因和要素流動的結果等角度做出了更進一步的分析，他提出具有一定素質和技能的勞動力與資本對發展一國經濟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富裕就必須留住人口與資本防止其流失，并提出通過實行健全的法律、規范的行政、財產保護制度來讓人們擁有獲得財產的自由和權利。亞當.斯密則從分工演進的角度得出結論，―個職責明確、規范高效的政府是影響勞動、資本流動或遷移的主要因素，好的政府總是提供充足的人身安全、人身保障和人身自由，因此，會使外國的人口、資本流入；而―個混亂的政府卻恰恰相反。李嘉圖（1817）認為要素報酬率是要素資源流動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構成要素跨國流動的全部原因，出于個人情感和對外國法律制度的原因導致的不熟悉，導致風險系數增大所造成要素資源并不會因報酬率的差異而實現跨國流動。
傳統的經濟理論只是對要素資源流動會產生經濟增長在內的相關正面效果，但是對如何實現要素流動及經濟增長的具體運作機制缺乏進一步的分析。后來的經濟學家們在前人的分析基礎上，結合交易成本理論、國際分工理論、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做出了更進一步的細化分析，他們認為要素資源流動與不流動取決于其中的交易成本和收益，在流動的成本大于收益時，要素流動以商品流動為表現形式，在流動的成本小于收益時，則以要素流動的形式直接表現出來，及國際貿易也是一種要素流動形式，當具備條件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取代商品流動，通過資本的跨國界流動來整合相關要素資源成為國際間要素資源流動的基本表現形式，因此，要素是否能夠流動并產生收益的決定條件在于要素流動的成本。這也符合現實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經濟分工的深化，交通通訊水平的提高、金融工具創新和資本流動相關保障措施的逐漸完備，資本、勞動力、土地及其衍生物的流動成本向著小于收益的方向轉化，國際間的要素資源流動與商品流動也逐漸普遍發生于現實中，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綜合上述分析，他們都承認并贊成土地、勞動力、資本的跨界流動會帶來經濟增長；要素報酬率并不構成要素資源流動的充要條件，其決定因素在于資源流動的成本收益比較。因此，是否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能否提供有效的財產權保護制度、更好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相應便利要素資源流動制度建設等都是影響要素，特別是具有高技能要素流動的重要原因。這些都是我國企業國際化在進行跨國經營運作過程中進行資源儲備所應該借鑒的重要思想，我們的相關政策制度設計者也應順著這個方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供給。
2、企業國際化的資源要求內涵
現代管理學認為企業資源是企業經營過重中所控制和擁有的要素總和，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能夠對企業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直接或者間接產生作用的各種要素總和，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企業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生產要素是企業資源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管理學意義上的企業資源所涵蓋的要素遠遠大于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生產要素概念，并根據現實經濟的發展，企業資源的內涵和外延也不斷被擴展和充實。企業國際化作為企業跨國經營和運作的特定形式，其所需資源的界定和需求也必須反映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現實。
2.1 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資源的界定
根據現代管理學的企業資源概念，如果以企業為邊界，企業資源可以分為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外部資源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可以利用但不能控制的要素總和，通常包括與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各種外部環境因素，比如法律、經濟、政治、文化、投資、財政、匯率、風俗等制度以及企業以非契約的形式與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各種聯系；內部資源指企業在日常經營過程中能夠直接擁有并加以控制和調整的要素總和，通常包括人力資源、金融資源、土地資源、信息資源、技術資源、管理資源等等各種內部資源。如果按照資源形態劃分，企業資源通常可分為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有形資源指企業日常經營過程中看得見、摸得著并且能夠被直接計量的各種資源，直觀意義上講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人、財、物、技術、管理制度等；無形資源則指不存在具體形態且不易被計量的各種資源，比如企業文化、團隊合作、創新能力、與各種利益相關者的互動關系等等，有形資源是企業開展生產經營的直接微觀載體，無形資源作為控制變量能夠直接影響有形資源的使用甚至決定企業經營的績效。
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資源相比于傳統的企業資源來說，其特點在于資源的內涵和外延本質上突破了國家界限，其獲取的方式也有別于傳統的單一國家范疇。基于上述分析，本章節所涉及企業國際化發展的資源僅限于上述分析中的內部資源和有形資源，既企業國際化自身能夠控制和掌握的資源；外部資源和無形資源中涉及到企業與外界環境之間的信息和能量交換，其中很多因素并不為企業國際化自身所控制，本文將外部資源和無形資源的描述散布于后文關于企業能力和戰略章節的表述。
2.2 企業國際化發展資源的主要內容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初期，本國的自然資源基本能滿足本國工業化所需的自然資源，除了少數島國經濟，本國并不具備滿足自身經濟發展的需求。然而，當一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本國自然資源并不能有效滿足本國經濟發展，因此，很多企業國際化的跨國經營動機就在于為本國經濟獲取原材料。
最早開始資本輸出的英法發達國家因為國內資源短缺，而工業化進程又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所以絕大多數依賴于國際市場的資源供給，對于一些島國經濟諸如日本，獲得海外資源是其對外投資增加的一個重要動機，即使對于一些大國也不例外。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強大，所需的各種資源也越多，而且往往不能由一國自給自足，這就要求經濟發展中的大國對此有所考慮，并進行制度設計來滿足這種需求。
2.2.1 勞動力資源。根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關于人力資源的定義，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中，處于勞動年齡、未到勞動年齡和超過勞動年齡但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減去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一般的企業人力資源理論認為，人力資源是指一定時期內組織中的人所擁有的能夠被企業所用，且對價值創造起貢獻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經驗、體力等的總稱。從一般的人力資源的定義，勞動力資源涵蓋了中、高、低端不同層面的勞動力，既有高技能勞動力、技術研發型同時包括中高級專業管理人才在內的全部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將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企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根據1979年諾獎獲得者西奧多?W?舒爾茨（Thodore W.Schults）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是當今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于物力資本，并且時常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發揮著替代與補充的作用，現代經濟增長不能依靠要素的無限投入來實現，必須通過人力資本（教育）的投入來實現對相關要素的投入的替代。根據這一思想，企業國際化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人力資源來支撐其自身發展目標，在初級階段，主要通過基本的人力資源要素來實現增長，隨著公司發展階段的升級，人力資本的作用將會賦予勞動力之中，并行成對相關資源的替代，也即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資源。
從企業國際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在企業國際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戰略都需要不同的人力資源來支撐，初級階段企業國際化可能只需要基本的勞動力實現，高級階段將更需要通曉語言、文化、管理、商務運作、技術研發知識的高級管理人員，因此，企業國際化人力資源更重要的在于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的高端人力資源，包括中高層決策和具體執行跨國經營的管理人員以及掌握核心技術資源的這一群體，這方面也是目前我國企業國際化最為缺少的核心資源。根據美國商會2010白皮書調研問卷顯示，在美國企業國際化認為，中國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處于極度匱乏的狀態。
2.2.2 金融資源。企業金融資源又稱財務資源，根據管理學的定義，財務資源是指企業所擁有的資本以及企業在籌集和使用資本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獨有的不易被模仿的財務專用性資產，包括企業獨特的財務管理體制、財務分析與決策工具、健全的財務關系網絡以及擁有企業獨特財務技能的財務人員等等。根據這一定義，財務資源的定義比資本的范圍要大，然而對于企業國際化來說，企業國際化所需金融資源的范圍又大于財務資源，不僅包括子也自有金融資源、外部金融資源和相關財務資源，還包括了企業國際化能夠從外界獲得的一切金融資源，包括但不限于資本、證券、信用、財務管理體制、政策性金融資源。金融資源是任何一個公司包括企業國際化所必須具備的資源，一般來說包括自有金融資源只能為企業國際化跨國發展提供有限的支持，充分發揮金融杠桿作用的債務、股票、組合貸款、金融工具組合等外部金融資源將成為支持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國經營運作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外部金融資源從規模、成本、流動性、通用性等角度可以優化企業國際化財務結構、降低融資成本、增加金融資源的時效性最終為企業國際化跨國經營提供獨特的核心競爭力，比如以企業國際化開展跨國經營所采取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兩種形式來說，前者需要巨額的現金資源，后者需要以股票、債券、財務組合等形式的金融資源，這些都需要企業國際化自身具有相應的資源儲備，在面臨一些礦山、能源類跨國經營項目，這種資金面臨數量大、時間長、風險高的特點，需要特殊的資金制度安排來為企業提供，對企業國際化金融資源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3 土地資源。根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定義，土地資源是指已經被人類所利用和可預見的未來能被人類利用的土地。土地資源既包括自然范疇，即土地的自然屬性，也包括經濟范疇，即土地的社會屬性，是人類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現代意義上的土地資源已經被外延至土地及其相關衍生品如礦產、森林、海洋產品等基本表現形式。但隨著經濟生活的飛速發展，資源的定義已擴展至更為廣義的資源，資源占有情況直接構成企業跨國運作必要條件之一。一方面，從某種角度來說，土地資源的占有成為資源類企業國際化跨國經營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其他類型的企業國際化基于價值鏈整合、提高公司經營環境的穩定性、為公司提供資源儲備等角度的考慮，必須要占有相應的土地資源。我國雖然是一個資源大國，但是在某些資源領域面臨著極大地土地資源約束，在農業領域，我國的土地資源相對于龐大的全球市場來說還是顯得不足，這也是農業類企業國際化開展海外購買、租賃土地的動因，制造業領域，中國企業也需要基本的土地資源來開展生產等，基于土地資源的內涵和用途不同，獲取的風險、難度和方式也不同，總體而言，土地資源是任何類型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所必需儲備的資源，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以石油、銅、鐵礦石、土地為代表的稀有戰略資源將成為支持企業國際化的多元化跨國經營的必要戰略儲備。
2.3 保持企業國際化競爭力資源訴求
上節從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的基本資源入手，勾畫了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的基礎資源條件，當然，企業國際化資源訴求的基本點在于資源供給的穩定性、低成本性、可持續性等一般訴求，但我們更應該注意到，能夠發展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企業國際化的資源訴求在一般意義的基礎上更注重資源的高端性、稀有性、不可復制等特點，因此如何獲得企業國際化核心競爭力所需的資源，將成為保證企業國際化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條件。根據資源的差異化特性，我們這里引入企業國際化資源專用性這一概念，其區分的關鍵在于企業資源的對企業國際化發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具體來說，資源隨著對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獨特價值來說，主要表現為資源的漸進高端性、專用性，一般意義上的資源表現為未經過加工和處理、缺乏專用性的基礎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土地資源、管理資源等實物資源基本形式，而隨著企業國際化發展形式的逐漸高端化，其所需資源也逐漸被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高端化所要求具備相應的專用性和高端性，具體表現為具備大量人力資本投入的高端勞動力資源、全球范圍內的低成本金融資源、特定區位的土地資源和以品牌、技術、渠道資源為代表的專用性資源，這些最終構成當代企業國際化核心競爭力所需的稀缺高端專用性資源。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采取的模式和邊界從某種角度上來講取決于公司所用的各種專用性資源。
3、資源獲取的主要路徑
根據企業國際化所需資源的分類，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資源的獲取途徑及相關成本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運作的重要條件，從國際上企業國際化獲取資源的方式來看，主要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獲取，采取何種獲取方式取決于企業國際化自身資源的儲備、分布和資源質量以及發展階段、行業特點、自身綜合實力，一般來看，企業國際化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會綜合采取兩種獲取方式。
3.1 內源性獲取路徑。內源性獲取方式主要涉及相關資源在企業國際化母子公司內部之間的關聯交易以及學習、積累和培育。具體來說，由于企業國際化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銷售、物流、研發等生產活動，其自身母子公司都存在一定的原始靜態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土地、技術、管理等，企業國際化可以根據公司自身發展戰略和目標定位需要，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通過企業國際化內部貿易、轉移價格等形式進行調配資源，最終滿足企業國際化整體戰略目標、經營目標的實現；同時由于人力資源、技術資源、管理資源等高端資源并不能簡單的直接調配，因此必須采取在企業經營過程中逐漸學習、積累、培育的方式來獲取，因此內部的學習、投入機制也可以成為資源獲取的重要途徑。內源性資源獲取的著力點在于培養資源獲取的長效機制及內生機制。
3.2 外源性獲取路徑。一般情況下，任何一個企業國際化不能同時具備所有的要素資源，況且基于成本、時間、效率等角度考慮，有些資源要么是無法通過內源性方式獲取或者是必須在短期內迅速形成并投入跨國運營過程，因此必須建立相應的外部直接獲得渠道。外源性獲取方式主要涉及企業國際化從公司外部采取購買、合作、租賃、置換、外包等方式來獲取。比如，在人力資源領域雇傭外籍員工、招聘相關高技術人員等，在金融資源領域通過資本市場和政策性金融工具來獲得金融資源，在土地資源領域通過海外合作經營、租賃、購買土地、礦山、石油的方式獲取等，外源性資源獲取的著力點在于和企業國際化外部建立動態的資源特別是高端稀缺資源互補通道機制。
4、資源制度供給思路
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框架假設，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個核心假設就是要素自由流動、交易成本為零。而目前現實是全球范圍內的國家分割造成要素資源的分割嚴重，不能做到最優的成本供給。從目前學者的研究結果來看，對要素跨國流動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種：要素報酬率的差異、要素遷移成本、要素的市場分割等。我們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要針對影響要素特別是高技能、素質資源要素跨國流動的成因來展開。
4.1.1 制度供給思路設計
由于各個國家自然資源條件的差異，因此企業國際化的資源占有并不一樣，但問題是如何通過制度供給來保證一國企業國際化發展所需資源？這一問題的核心思路應該是如何降低資源的交易成本和增加流動性？在這一領域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建設，讓資源能夠流動、有意愿流動，既通過市場準入制度建設、價格機制建設、相關政府宏觀戰略機制建設來保證。
4.1.2 提供加大資源供給手段的制度設計。該機制主要從一國國內資源的深度培養和開發的角度著眼，通過對本國各項資源的建立戰略資源儲備、加大對相關資源的整理來解決。比如，在勞動力資源領域，普通熟練勞工、技術和管理人才、大量高素質人才將是未來中國乃至外國企業國際化在華經營、中國企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重要勞動力儲備，加大對高端技術管理人才的供給將是我國產學研領域所要面臨的主要課題；金融市場領域，面對我國龐大的銀行私人儲蓄和迫切的企業資金需求，如何通過金融、資本市場來將儲蓄引導為可用的投資資金，也是加大資金資源供給的重要方式。
4.1.3 提供提高資源流動性的制度設計。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在市場分割的情況下，要素的流動性受到限制，與此同時在不同的市場供求關系和需求彈性背景下，要素的價格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現實的情況是基于全球戰略資源儲備的分配不均和國家的地域分割，資源的供求關系及可流動性受到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處于抑制狀態，基于這種情況，致力于打破市場分割、提高要素流動性、降低要素流動的交易成本的制度設計思路能夠促進可貿易資源的有序流動最終有效地緩解資源供求關系以及降低資源成本。
例如，近年來，我國加大了與國外金融機構和政府在勞動力和資金方面的流動機制建設，比較典型的是我國和新西蘭政府簽訂的《中國-新西蘭自貿區協議》中有關加大自然人流動的條款設計和安排以及我國國家商務部在丹東試點從朝鮮勞務輸入緩解我國遼寧出現的“勞工荒”；我國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簽訂的相關優惠安排，在金融市場上我國嘗試了QDII和QFII，在溝通國內外資金跨境流動方面都做出了有益嘗試。土地方面，降低國外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關稅和增值稅，降低資源流動成本，緩解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土地資源成本。
4.1.4 提供加大獲取海外資源的制度設計。可貿易資源可以通過疏通流動管道和市場調劑的方式來獲取，而由于交通費用以及政府管制等原因形成的不可貿易資源則必須通過資源所屬地區的本土化生產和貿易來實現資源流動障礙，這方面需要從國家戰略外交、海外并購、生產營銷深度本土化等方面著手來獲取本地資源實現當地生產、就地銷售。這方面我國國家政府層面和部分資源礦產和農業企業已經開始了有效嘗試，比如，國家層面，我國以商務部為牽頭單位自2006年以來已經分別啟動了兩次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招標，最終確定了贊比亞中國經貿合作區、巴基斯坦海爾-魯巴經貿合作區、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經貿合作區等分布在15個國家共計19個中國境外經濟合作區項目；企業層面，我國以中鋁和中有色等大型礦產資源企業紛紛在國外購買礦山、浙江的農業企業開始嘗試在國外承包土地進行農業開發、安信集團在巴西購買森林資源等典型例子。
4.2 制度供給主體及相關內容
4.2.1 政府層面。作為消除市場失靈和促進高端要素資源形成的主要主體，政府在改變環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可以作為制度供給的第一行動團隊提供大量的制度安排，以改變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成本預期。
具體來說，首先政府可以構建企業國際化資源信息共享平臺，降低信息成本。由于國際化經營需要資源的高端性和稀缺性，在涉及海外資源獲取方面還存在國家風險、政治風險和以稅費、數量限制、經營條件、轉讓條件等為內容的國外政策風險，這些往往是單個企業所不能也無力去建設的，因此建立以海外國家風險、政治風險、政策風險為基礎的資源信息數據共享平臺，對于企業國際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例如，在土地資源領域，目標國與土地轉讓、承包、農場經營條件、稅費的改變等為主的政策性風險都將會對前往該國投資農業的企業國際化帶來巨大影響，澳大利亞2008年放寬了對居住用房地產的外資限制，使來自海外的房地產投資大幅度增加。
第二，在加大資源供給領域，政府可以全方位的對現有政策進行梳理，進行相關制度供給。人力資源領域，包括加大對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投入，開展相關培訓工作；根據本國勞動力資源的豐欠建立相關的勞動力準入、流動、轉讓機制為主的勞務輸出入政策；在降低資源的交易成本、提高資源流動性方面，可以采取增加資源流動性的制度供給，包括涉及勞動力的簽證政策、境外勞動力稅收政策、落戶政策等。金融資源領域，一是完善資本市場建設，加大便利企業國際化融資的制度供給，推出靈活的融資工具來幫助企業國際化融資，使直接融資成為未來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二是完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使企業在跨國經營過程中涉及到外匯資金需求的盡量得到滿足；三是完善銀行信貸體制改革，增加對企業海外跨國并購資金的安排；四是加大政策性金融、保險的制度供給，通過多種形式滿足企業國際化的金融資源需求。對于大型的企業，可以考慮參照中石油的辦法，通過發行美元中期票據直接從公司債市場上融資。對于中小企業，可以參照國家開發銀行的做法，由國家開發銀行從公司債市場上融資，再以開發金融的形式用于支持中小企業對外投資，例如中非合作基金等區域合作基金可以起到輔助的作用。土地資源領域，在加大海外資源的供給方面，可以采取對戰略資源實u行戰略儲備制度、完善資源進口管理機制、建立和推廣經濟合作區建設等方面的制度供給。
4.2.2 中介組織層面。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過程的在面推進，一方面需要非政府中介機構作為宏觀和微觀中間的協調中介向政府相關部門反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著力推動相關制度的及時完善和推進；另一方面，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也需要中介機構發揮制度變遷的緩沖區域的作用，在這種制度供給機制的運行下，社會變革和制度變遷將會更加穩定和有效。中介組織是制度供給的重要主體和行動力量，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進程的深入和國際化企業數量的增加，中介組織將會在企業國際化制度供給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4.2.3 企業層面。作為國際化的主體，企業作為制度供給的一個主要方面，應根據公司發展外部制度環境變化的預期，結合自身戰略發展目標和成本收益比較，作為制度供給的第一團隊可以通過行業中介組織等來向政府提出制度需求和改進方案，人力資源、金融資源、土地資源的需求結構、數量、獲取方式為主的簽證政策、稅收政策初步建議；作為制度供給第二團隊參與到相關制度供給過程中，使自身的制度供給更好的配合外部制度環境實現自身戰略目標，主要包括進行公司內部的人力資源培訓、學習型團隊建設等制度安排等。
5、相關啟示
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國內外的綜合形勢決定了我國企業開展全方位的跨國經營將進入重要的戰略時期，根據近10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和我國經濟發展需要，我國面臨著國內工業化快速發展、出口迅速增長、遭遇大范圍的貿易摩擦、本幣升值等等因素，我國面臨與日本70年代很相似的國內外環境，在這種背景下可以判斷我國對外投資將進入較快增長時期，為了抓住這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需要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更需要從支持企業跨國經營的資源優勢出發尋找答案，基于上述分析，借鑒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驗，從政府、中介組織、企業層面建立系統性的資源支持制度供給體系，為我企業參與跨國經營提供重要的資源、制度支持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是重要的基礎工作。
其次，資源供給的制度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涵蓋自然資源、勞動力、金融、外匯、土地、外交、簽證、出入境等系統政策等諸多方面，同時還包括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的社會服務體系的健全和高效運行，其內容廣泛、層次多樣，必將對中國現存政策、制度體系形成變革，因此需要做好長期應戰的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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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Supply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a Resource Dimension
DONG G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