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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環境污染的主要表現
目前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比較突出,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文明建設的步伐和農民的生活。我國農村環境污染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環境污染。
2.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3.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治理措施不得力所產生的工業污染。
4.畜牧養殖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
二、農村環境污染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仍在加劇,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已經危及到了人群的生活和生命安全。
1.農村水環境質量惡化。
2.農民生活質量下降,發病率增高。
三、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產生的原因
我國目前環境污染問題形成的原因較多,有環境管理體系、有財政資金、有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1.我國環境管理體系難以適應農村污染問題的治理。
2.財政資金短缺,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3.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尚未建立。
4.農村污染治理模式單一,套用工業污染的治理手段。
5.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管理手段落后。
6.農民的環保意識差。
四、農村環境污染治理措施及建議
目前,農村環境污染主要包括:農藥、化肥、農業廢棄物和畜禽糞便等農業自身污染,以及工業污染排放、城市垃圾等外源污染兩個方面。對農業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勢在必行,為此,提出以下農業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措施和建議。
1.完善農業環境保護法規,加大執法力度。
要加強農業可持續發展立法,完善有關法律制度。根據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世貿組織規則,修訂相應的農業和環境法規,建立健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實施保障體系,修訂和完善農業環境標準體系,嚴格依法行政,加強執法監督,切實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法律制度得以實施。必要時可以出臺單獨的農業環境保護法及其實施辦法,以利加強農業生態保護、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
2.提高各級政府對農村環境污染的戰略認識。
各級政府和各級領導應當轉變觀念,把治理農業環境污染,保護農業生產環境,提高農產品安全性和市場競爭力,作為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長期戰略。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是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改善區域環境質量的重要措施。隨著重點流域和區域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越來越重,要求越來越高。當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任務是,防治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污染;綜合整治鄉鎮環境;促進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維護農村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確保農村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
3.加大農村環保治理資金投入力度。
農業科研部門應當把發展農業清潔生產技術作為今后農業科研工作的一個重點領域,加強力量,增加投入,通過技術攻關、項目招標引進吸收等方式,盡快推出一些技術上成熟、經濟上可行、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好的技術項目,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各有關部門應當在政策引導、項目規劃、管理措施等方面給予支持和保證。同時,各級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擴展農業環保資金的來源渠道,改變環保投資分配體制,提高投資效果。在支農資金或環境資金中劃出一定的比例專項用于農業環境的治理工作,也可以吸引和利用一些外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贈款和貸款,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業環境保護的投資增長機制。
4.明確農業環境保護的管理職責,賦予其相應的執法權限。
建議成立由各省(市)領導牽頭,政府有關部門共同組成的農業環境保護領導小組,全面負責農業環境治理的領導和協調工作,賦予其相應的執法權限。
5.發展生態農業。
堅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生態農業是必由之路。必須樹立農業發展的科學生態觀。必須高度重視農業生態,并以新的全面、協調、和諧、可持續的農業生態觀為指導,促進農業的生態建設。
6.加強面源污染防治,改善水體和大氣環境質量。
各級環境保護部門要加強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的監督,抓緊制定相關的法規和標準,嚴格控制養殖廢物的排放。對于新建、擴建或改建的具有一定規模的養殖場(廠),必須按照國家《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的規定,督促建設單位認真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對于“三河”、“三湖”等國家和地方明確劃定的重點流域和重點地區、以及大中城市周圍的中等以上規模的集約化養殖場(廠),必須進行限期治理。
7.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創建生態文明村鎮。
各級環境保護部門應積極開展村鎮環境規劃。凡1999年以后新建的縣城、鄉鎮和新村,必須編制環境規劃,并與城、鎮建設同時實施;對已有的縣城、鄉鎮和村莊,應結合城鎮改造逐步加以實施。要通過規劃、引導鄉鎮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加強污染集中控制、加速城鎮污染處理設施的建設。
8.加強農村環境隊伍建設,提高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水平。
關鍵詞:環境稅;有效控制;理論依據
abstract: widely develop along with environmental awareness's enhance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how to cause the population - resources - environment -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us the protec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realize human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en already became the western government macroscopic intervention the fifth goal. under this kind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 numerous control environment economic means that for instance: the subsidy, the synthesis reward, the pollution permitted, in the definite property right, takes of a tax revenue modern macroeconomic policy main vehicles, as a result of its unique superiority, developed the effective economy in the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pect to adjust tool's function, moreover more and more widely is accepted by the people.
key word: environment tax; active control; theory basis
一、理論基礎
征收環境稅的理論根源可以從“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論談起。他認為:市場經濟運行中,因為自然環境提供的服務不能由市場進行交易,所以,市場機制無法對經濟運行主體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副產品――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作用。這種以危害自然為表現形式的外部性成本發生在市場之外,庇古稱之為“負的外部性”。經濟活動的外部性產生了但沒有反映社會成本和未來成本,價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使用環境資源的社會邊際成本。為了克服這種“負的外部性”所導致的邊際私人成本和邊際社會成本之間的差異,政府應當實行干預措施,從而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內在化,迫使其面臨真實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以達到控制其污染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
發達國家用市場機制解決污染外部性作了詳細的分析發現,市場手段中環境稅是控制環境污染的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法。按照公共財政的定義,可將環境征收定義為:政府擁有的與環境因素相聯系的收入。它包括一切在反污染的政策框架中征收的稅收,其核心是使污染者支付與其污染行為相適應的價格,即對污染者每單位產出征收的與其在有效產出水平上所造成的邊際損害等值的稅,目的為了實現對納稅人影響生態環境的行為的改變。由于在庇古的理論發展而來,所以又稱“庇古稅”。
二、征收環境稅的優勢分析理論上,庇古稅可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能夠導致污染減少到帕累托最優水平。
污染者權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稅收和減少污染少交稅所獲收益,控制成本小于稅率,則污染減少,直到二者相等時,達到污染最優水平。這有動態和靜態兩方面的優勢:首先在靜態條件下,因為只要有污染就會被征稅,企業出于少交稅的目的也要控污;其次在動態方面,若稅率不變,企業通過技術進步可以減少對未來稅收的支付,庇古稅這種提供進一步減少污染的動態效率與靜態效率一起被認為是與其他方式相比的主要特點。
庇古稅對外部的不經濟有矯正性的功效。它通過稅收的方式對生產和消費中的外部成本進行矯正。使產量和價格在效率的標準上達到均衡,矯正的邊際私人成本,使企業認識到在社會層面上的成本。所以又名“矯正性稅收”。而作為矯正性稅收的另一角度的優勢在于,它很好的避免了稅收的扭曲性效應。比如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時,人們會以閑暇替代,有獎懶罰勤的副作用,相反,庇古稅正是對外部不經濟調整為經濟,是修正性的,在初衷上就避免了扭曲效應。
在實踐中,征收環境稅、提供補貼、發放污染許可證、收取押金都是間接控制方法。征收環境稅與提供補貼相比,是阻止而不是鼓勵資源流人污染嚴重的企業;無需確定污染的基準點,只需確定單位排放量的稅金就夠了;可附帶得到一筆財政收入。征收環境稅與發售許可證相比,許可征的發售有膨脹的可能,存在炒買炒賣的投機性。征收環境稅與收取押金相比,收取押金的操作相當麻煩,且只能限于很小的范圍內。由此可見,征收環境稅的確是一個理想的環境保護手段。
三、在美國的實踐成果美國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因為稅收本身的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使稅收手段在環境經濟體系中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
在美國自從對損害臭氧的化學品征收消費稅以來,人們普遍減少了對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稅的征收,鼓勵了消費節能汽車從而減少了污染排放;開采稅的征收,有效抑制了在盈利邊際上的開采,從而減少了約10%-15%的石油總量消費。
目前實現了環境的根本好轉,自然災害發生率下降,雖然汽車使用量增加,但二氧化碳比70年代下降99%,一氧化碳下降97%,二氧化碳下降42%,懸浮顆粒下降70%。
四、環境稅在我國的適用及政策方向雖然環境稅實施上仍存在2個難題
1.邊際外部成本和邊際私人凈收益難以確定,影響到環境稅的效率。環境稅的先決條件就是確定社會和私人邊際成本,這樣才能計算出準確的稅率。
2.一些情況下,征收成本太高。實施環境稅后有兩個問題;其一是監測每個污染源的費用。另一種是由征管者承擔污染物排放的監測任務。經驗表明,第一種的費用遠遠高于第二種。而且,我國長期以來對環境稅認識的不足而導致具體開征環境稅似乎有一定實踐難度,但在環境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背景支持下和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中,在新世紀建立一個環境經濟體系已成為不爭的關鍵所在。對此,提出以下芻議:
(一)開征新稅種
首先,重點在城市把原來的排污費改為開征排污稅。其次,對消費稅中對環境造成污染的消費品除煙火、小汽車、鞭炮外還應擴展到一次性包裝物等白色污染。同時,提高部分消費品稅率,如含鉛汽油。再次,對二氧化硫稅和二氧化碳稅可考慮在條件成熟時開征。最后,可以對民航等交通設施和建筑工地征噪音稅,并把所獲資金用于隔音設備投資或對居民進行補償。
(二)對現有稅制進行調整
首先,完善資源稅制度。可適當擴大其征稅對象。廣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杜絕肆虐的生態破壞行為,待時機成熟不妨開征土地、海洋、地熱、動植物稅,并對不可再生資源課以重稅。
其次,在現有稅種中增加環境保護條款。
消費稅:設計差別稅率,鼓勵清潔環保產品的使用。只要對環境有直接或間接損害的都應收較高的稅。
增值稅:增加對企業購置環保設備允許抵扣進項稅的規定,而對購買以淘汰的構成污染的設備的企業應從構建固定資產上予以限制。
企業所得稅:現行稅制在環境保護方面只能發揮很有限的作用,如利用“三廢”為原料進行生產獲得的利潤免稅。除應豐富和明細企業所得稅的優惠規定,如治污費用的稅前寬口徑列支、投資抵免、對環保設備達一定比例的可通過加速折舊等,最重要的舉措是將征收排污費為征收環境稅。
關鍵詞:環境污染;地方政府;治理;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X32 文獻標識碼: A
環境污染日益加劇,地方政府必須提高認識,加大對環境污染治理的力度,采取必要的手段,比如工業三廢排放、尾氣排放、粉塵污染等。作為城市中居民,也應該加入到環境治理的行列中來,從自身做起,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地放政府要充分發揮其領導與監督的職能,建立健全相關的管理制度,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環境污染現狀分析
《2012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指出,主要四項污染物指標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為2423.7萬噸,氨氮排放量為253.6萬噸,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11.7萬噸,氮氧化物排放量為2337.8萬噸,這主要四項指標與上年均同比下降。
但是,我們仍要清醒的認識到,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環境矛盾凸顯,壓力繼續加大。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許多地區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容量。部分地區生態損害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生態環境比較脆弱。人民群眾環境訴求不斷提高,突發環境事件時有發生,環境問題已成為威脅人體健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隨著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能源消費總量不斷上升,污染物產生量將繼續增加,經濟增長的環境約束日趨強化。
面對環境問題,雖然地方政府給予高度的重視,而且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治理措施,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得到民眾的肯定,但是環境狀況依然嚴峻,與民眾的期望仍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地方政府繼續加大治理力度,協調好城市發展與環境污染兩者之間的矛盾,才能真正的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地方政府在環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采取措施改善環境質量。法律賦予政府環境保護的主要責任主體,因此,其履行環境保護職責的程度直接關系到環境質量的優劣。
為了給民眾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政府如何在環境保護中發揮作用,切實做好環境管控,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完善法律
由于環境保護涉及的面廣且具有較高的技術性特點, 而政府管理社會的任務艱巨而復雜, 處理環境工作只有依法行事, 才能克服行為上的任意性、盲目性。據統計,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制定了8部環境保護法律、15部自然資源法律、頒布了環境保護行政法規50余項、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近200件、國家環境標準800多項。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環境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共1600余項。這些法律法規對環境保護、限制破壞資源環境、加快治理污染、綜合利用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應該看到,這些法律法規中仍存在可操作性不強的部分,特別是社會發展快速的形勢下,出現新的環保問題,而法規政策又跟不上,形成執法難。因此,地方政府應及時的制定和完善環保政策法規并予以細化、量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二) 目標控制
2012年,國家了《十二五節能減排規劃》,地方政府都將分擔重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因此,地方政府應根據上級政府下達的環保指標任務,結合本地的實際,制定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將目標控制分解到企業、單位及政府各部門,予以細化、量化,制定實施措施,監督落實和嚴格考核。在經濟發展上,優化區域發展布局,實行嚴格的產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條件和審批制度,從源頭防范區域性、系統性環境風險。
污染治理
深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地方政府必須積極開展污染治理,一是督促企業落實治理主體責任,制定治理方案,技術改造、淘汰落后產能,籌措資金,開展污染治理。二是政府承擔的公共環境的污染治理,如城鎮化建設和發展中的生活廢水、垃圾、水資源保護、水土流失、城鎮霧霾、生態保護等等方面,需要政府制定污染控制措施,組織落實。三是建立健全政策體系,對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實施懲罰性經濟政策,促使企業加快發展循環經濟,開展清潔生產。
(四) 監督管理
提高環境監督管理效能是政府應發揮的重要作用,環境質量的優劣顯現出政府管理效能的高低。其一,政府必須要有較強的環境監測監控能力和管理、技術人員隊伍,及時提供環境質量信息,讓公民知曉環境狀況。其二,完善監督管理體制機制,深入開展環保專項行動,堅決打擊環境違法行為,重點查處影響民眾健康、破壞生態環境和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的違法行為,切實保障民眾環境權益和生態安全。其三,發揮公眾輿論監督的力量,形成合力。
(五) 資金投入
環境治理與管理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因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政府資金的積累、充裕程度各異,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各個方面中,政府需要投入的資金很多,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更是面臨資金的嚴重短缺問題。但是,政府融資的作用是很大的,單就環境治理上,政府的融資渠道是很多的,一是銀行方面的環保低息貸款。二是民間資本的利用。三是政府出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的經濟政策。只要措施得當,政策保障有力,監督完善,將會使環境治理資金投入上能有較大的改善。
三、公民參與環境污染治理
無論承擔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主體是地方政府部門,還是企業、經營業主,缺少了民眾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環境治理和環境管理政策的落實程度。公民的力量是推動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重要源泉,環境問題本就關乎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同時與公民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息息相關。
政府應大力鼓勵民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監督管理,應該看到,環境保護法制尚不完善,污染治理資金投入仍然不足,政府執法力量薄弱,監管能力時有滯后。民眾的積極參與對環境污染的有效治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政府部門要大力提倡公民主動參與環境污染治理工作,配合地方政府將污染源的防控工作做到位,同時,地方政府也要發揮自身的優勢,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樣才能激發公民參與環保事業的熱情,從而改善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質量。
在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的過程中,提高公民參與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可以有效防止政府環保決策的失誤,提高政府決策落實的效率。在環境污染的治理過程中,地方政府部門廣泛聽取民意,在對一項政策或者一個項目的可行性進行論證的時候一定要讓民眾參與進來,因為環境污染治理也與公民的切身利益相關,政府制定污染治理決策的目的也是要讓民眾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所以讓民眾各抒己見,有助于決策制定者從全局的利益出發去制定政策。
其次,可以幫助公民樹立環保主人翁意識,增強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感。地方政府要開通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借助現代網絡平臺將政府的環境保護和治理信息與策略公開化、透明化,增進政府與公民的互動,民眾參與到環境污染決策制定的過程中,使政府的決策在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容易,因為人們總是會比較珍惜自己付出努力的結果,且在政府決策的實行過程中,民眾也會自然而然地提高自覺行動的力度。
第三,可以加速改變傳統經濟的發展方式,促使城市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相統一。在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是以經濟效益和經濟的增長速度作為城市發展的評價指標,而較少考慮到這種發展方式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頗有“先污染,后治理”的傾向,導致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終受到損害最嚴重的群體還是廣大民眾。地方政府從現在開始,把轉變經營方式當成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將各項環境污染治理措施的計劃與效果與公民分享,把社會發展的經濟利益與環境效益統一起來,即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性,又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
第四,完善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市、鄉村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不容小覷,而對污染的治理力度遠遠不及污染的程度,同時環境污染事件或群體沖突時有發生,受害者也往往難以通過正常的法律渠道維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引發一些社會矛盾。地方政府部門要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這樣才能切實保障公民參與環境污染治理決策的權利,不會挫傷公民參與的積極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在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環境治理方面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重大,環境治理問題涉及多方面。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環境保護、生態保護、公民參與等等政策,履行政府職責,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監督執法力度,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意識到自己在環境污染治理中應擔負起的責任和義務,從而積極、真誠地投入到環境保護的行動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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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he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re analyzed with the specific examples in the different areas and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of analysis involved here. Firs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is obtained after the variables which can reflec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 cities have been analyzed with factors. And then a further analysis is followed by Panel Data pattern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used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nd meanwhile the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A final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a suggestion to rapidly develop the third industry is presented based o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to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second industry in the different areas and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關鍵詞: 環境污染;污染治理;因子分析;陜西省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pollution control;factor analysis;Shaanxi Province
中圖分類號:X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8-0305-02
0 引言
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受到全世界各國的重視,我國也不例外,特別是“節能減排”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各省級政府也將減少環境污染作為其“十二五”期間的重要任務之一。陜西省作為西部大開發重點省份的能源大省,近十年來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從1999年西部大開發以來,陜西GDP翻了兩番多,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了3000美元。但近年來陜西省的能源消耗、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陜西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理環境污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據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2011年6月的《關于“十一五”各地區節能目標完成情況的公告》,“十一五”期間,陜西省單位GDP能耗指標比2005年下降了20.25%,排在全國第15位。而陜西省內各地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的不完全相同,那么具體到各個地市來說,不同地市環境污染治理的情況如何,以及環境污染治理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話題,但目前還沒有見到相關研究。本文以陜西省為例,分析各地市環境污染治理情況及相關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1 文獻綜述
國內現有的關于環境污染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以省級區域作為研究對象的,這些文獻的思路一方面是對各省域的環境狀況進行評價,另一方面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環境污染要涉及許多指標,這就要涉及到對不同的指標如何進行綜合的問題,有一些文獻對這些指標的綜合方法進行了研究,有的文獻采用了專家打分的方法(沈鋒,2008),有的文獻用了熵值法(沈能,2010)。楊萬平(2010)認為這些綜合的方法都有不足之處,并提出一種方法對固體污染物、液體污染物和氣體污染物的排放建立了污染排放綜合指標,實際上這種方法用的是主成分分析的思想。李國志和李宗植(2010)則將各省域的能源消費折算為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區域比較,在影響因素方面,將各省的總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作為自變量,同時為了驗證庫茲涅茲曲線,還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作為自變量。王群偉等(2010)則用Malmquist指數計算了各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績效指標,并從能源強度、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和所有制結構五個方面來考察對二氧化碳排放績效的影響,這五個方面分別選取了能源消費總量/GDP總量、GDP總量/總人口、第三產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貿易總額/GDP、國有企業職工數/總就業人數。魏巍賢和楊芳(2010)則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其中將技術進步分解為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兩個部分。楊萬平(2010)在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中,則考慮了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產權結構、貿易開放度、能源效率、能源消費結構以及能源價格。而關于省內各地市的環境污染狀況及影響因素,我們目前還沒有見到有關文獻。根據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除了工業生產外,居民的生活消費也會給環境帶來一定的污染,從而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難度。李國志和李宗植(2010)的研究中,考慮了各省的總人口。我們認為總人口是一個絕對量指標,而用人口密度則更合適,該指標用某地區的總人口除以地理面積得到。因此本文中用各城市的人口密度來代替各個城市的居民消費。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假設1:居民消費會對環境污染治理帶來負面的影響。
理論和實證文獻已經證實,環境污染及治理要受到產業結構的影響,而且大多數文獻認為工業生產會帶來環境污染,而第三產業的發展則會減輕環境污染。大多數文獻在分析產業結構的影響時,都用的是某一產業的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來表示。我們認為除了增加值以外,還要考慮工業生產的具體情況,由于陜西省各地市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中,我們用各城市的工業企業個數來表示第二產業的情況。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假設2:城市第二產業發展會對環境污染治理帶來負的影響,而城市第三產業發展會對環境污染治理帶來正的影響。
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既可能會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降低環境污染,同時,也可能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造成環境的污染。因此本文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
假設3:經濟增長既可能對環境污染治理帶來正的影響,也可能帶來負的影響。
2 實證分析
本文中,我們選擇陜西省各地市的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煙塵去除量、生活污水處理率、生產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來表示環境污染治理的變量,時間跨度為2003年至2009年,數據來源于國研網數據庫。對這六個變化運用因子分析,得到的主要結果如下表1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對上述六個變量,我們可以提取兩個公因子,我們對這兩個因子得分按照分別取權重34.151%和27.658%,得到每個地市在各年的綜合因子得分,如下表2所示。
從表2中可以看出,從2003年到2009年,各地市環境污染治理程度不斷提高,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從各市的平均值來看,西安市的環境污染治理最好,其次是渭南,而最差的是商洛,這可能是和商洛市的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較低,而生活污水處理率、生產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基本為0有關。
為了進一步檢驗本文中提出的各個假設,我們對每個假設提出相應的代替變量,如前文所述,我們用人口密度(X1)作為生活消費的代替變量,人口密度越大,表明生活消費越多。在產業結構中,我們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X2)、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X3)、以及工業企業個數(X4)作為產業結構的代替變量。在經濟增長中,我們分別用經濟增長率(X5)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X6)作為經濟增長的代替變量。在此基礎上,我們建立如下的Panel Data模型:
Yit=?琢+?茁1X1it+?茁2X2it+…?茁6X6it+?啄it
用Eviews6.0軟件,經檢驗固定效應模型最適合本文的數據,而且其判定系數R2最大,為83.88%,估計結果顯示只有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X3)、工業企業個數(X4)、人均國內生產總值(X6)三個變量顯著,得到的方程如下:Yit=0.0676X3it-0.0010X4it-0.6568X6it
從這個方程可以看出,X3對污染治理程度的影響是正的,而X4和X6是負的。這說明城市的第三產業越發達,則污染治理程度越高,而工業企業個數越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大,則污染治理程度越低。而其他的變量對陜西省各城市的污染治理程度的影響不顯著。
3 結論
從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陜西省各地市的環境污染治理程度差異較大,而且不同年份的差異也較大。如果各地市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越大,則該地市的環境污染治理程度就越好,而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和工業企業個數的值越大,則該地市的環境污染治理程度就越差。這個結論可以看出,各地市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當然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的支持。只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會對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各方面的基礎和條件。因此,各地市要加強對第二產業生產能力的改進,提高生產效率,減少污染排放,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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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環境質量;生態環境;經濟增長;陜西省
中圖分類號:F127;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14-3384-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4.014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Shaanxi Province
YANG Fan,WANG Hao
(College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research,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choosing 14 pollution indicators,9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DP per capita, establish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data of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1986-2012,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obtained; 8 factors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and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23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o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show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growth,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lso include population,city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population quality,technical level and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which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mediation,ration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western provinc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Shaanxi province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茲涅茨曲線在經濟發展和環境質量方面的一項應用。該理論假定,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環境污染隨著經濟的增長先惡化,越過轉折點后逐步改善,即環境污染變動與經濟發展變動趨勢間呈現倒U型關系。后來經過大量學者實證研究完善,EKC的形式除了典型的倒U型外,還有直線型、N型以及U型等[1]。Grossman等[2]在1991年首次采用EKC對城市大氣數據做了分析,發現SO2及煙塵與人均GDP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Shafik等[3]擬合了10個生態環境因素與人均GDP的關系,提出倒U型EKC關系。國外大多關于EKC的研究都以大氣環境指標為基礎,如Stern等[4]、Cole等[5]對大氣污染物做過深入的研究。國內近些年對EK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污染方面。如王奇等[6]通過EKC曲線構建了29個國家污染排放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周璇等[7]對多個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趙連閣等[8]選取浙江省農業面源污染指標及經濟增長數據,驗證浙江省農業面源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莊大昌等[9]通過對廣州市30年的經濟發展與廢水排放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建立了廣州市經濟增長與廢水排放的EKC模型;戰永輝等[10]通過對山東省三廢排放與人均GDP 的數據分析,得出了各種環境污染物與經濟增長的曲線特征;陳景輝等[11]根據陜西省20年工業總產量和工業三廢、工業SO2以及煙塵排放量的數據,建立了EKC模型。
現階段采用EKC主要對大氣、工業廢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標(排放量和濃度)做實證研究,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較少,較多集中在碳排放方面。如王鵬等[12]選取6個城市,研究了城市經濟增長與土地生態安全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進行生態安全評價;陳勇等[13]利用農業和經濟數據對西南地區農業生態系統碳排放、碳吸收和碳足跡進行了計算和時空特征分析,并建立了EKC模型;許廣月等[14]選用中國省域面板數據,研究中國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性;邵鋒祥等[15]通過建立CO2排放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實證研究了陜西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目前還沒有一個綜合的一般性指標來反映整個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缺少環境退化或改善對經濟的作用方面的內容。研究生態環境指標和經濟的關系是未來的一個重要方面[16]。將EKC應用于陜西省環境質量與經濟關系的研究,分析其成因,可以為陜西省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的治理修復、產業結構的科學調整提供依據,同時對西部其他省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 研究指標與計量模型
本文選取陜西省1986-2012年間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1986-2012年陜西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陜西統計公報和陜西省環境狀況公報等資料。
1.1 研究指標
選用常規的人均GDP作為經濟指標。國內外的環境指標包括環境污染類、生態資源類和發展效益類,但研究最多的是環境污染類,其他2種指標研究較少,根據數據來源選用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2類指標,并且每一類包含絕對量和相對量,具體見表1。
1.2 計量模型
借助于EXCEL和SPSS軟件,對環境質量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主要計量模型[17]如式(1)。
E=a+g(Y) (1)
式中E代表環境(環境污染使用原指標,生態環境使用原指標的倒數),Y代表人均GDP,為了使分析全面、客觀,選用線性、二次、三次、對數、指數、對數線性、對數二次、對數三次等多種函數模型作曲線擬合。根據曲線模型檢驗參數,在各個函數模型中進行優選。
2 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擬合結果
采用多種曲線模型進行回歸擬合比較,僅列出顯著性較高的擬合模型。經過指標的選擇、計量模型的建立和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擬合回歸分析,得出了環境污染及生態環境與人均GDP的擬合結果,見表2。
環境污染中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強度、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強度、生活垃圾產生量及生活垃圾產生強度5個指標與人均GDP的回歸為倒U型EKC曲線,反映出非常顯著的EKC曲線特征;生態環境中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耕地面積3個指標呈現降低的趨勢,不過所有的環境指標均已跨過其頂點,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這3個生態環境指標,尤其森林面積和森林覆蓋率的降低需要引起重視;工業廢氣排放量、生活垃圾產生量、人均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草地面積、人均草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這7個環境指標呈惡化趨勢,說明這7個環境指標呈惡化趨勢;其他16個指標總體呈好轉趨勢;各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N型、倒N型關系說明政策或者技術等外部因素能有效地改變環境指標,這也表示政策對于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具有有效性。
3 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成因
3.1 影響指標選取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變化通常會受到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宏觀經濟以及環境政策等因素的影響[18,19],據此影響因素選取以下8個指標,環境指標為表1所列23個指標。Y1為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元)表示;Y2為人口數量,用全省人口數量(萬人)表示;Y3為人口素質,用年終中等教育以上人口數占人口總數的比重(%)表示;Y4為城市結構,用城鄉比(%)表示;Y5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表示;Y6為技術水平,用工業增加值與工業三廢排放量的比(%)表示;Y7為國際貿易,用外貿出口總額(萬美元)表示;Y8為污染治理投資,以全省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萬元)表示。
3.2 模型的構建
以影響因素指標為自變量,環境指標為因變量,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式(2)。
E=bo+b1Y1+b2Y2+…bpYp (2)
為了消除量綱不同和數量級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運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并不是所有自變量都對因變量有顯著的影響,因此,選用逐步回歸法以得到最優回歸方程。
3.3 成因分析
經回歸得到的標準化系數見表3。表3中,環境污染類指標E1-E14表示污染物的絕對量和相對量,其標準化系數正負值表示的意義相反,正值表示對環境質量有負面影響,負值表示為正面影響;生態環境類指標E15-E23的系數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和實際正負一致,即正值表示對環境質量有正面影響,負值表示為負面影響。表中對環境質量影響程度高低依次為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經濟增長、污染治理投資、出口貿易;人口數量影響的環境指標最多,為15個,且均為負面影響,可見人口為陜西省環境質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城市結構,為7正4負,雖然城市化的提高加大了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加快了人均森林面積、耕地面積和人均城市綠化面積的退化程度,但是降低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和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提高了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人均草地面積,總體呈正面影響,可見城市化的提升對陜西環境保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產業結構為3正6負,雖然增大了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人均草地面積,但是加大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加快了人均森林面積、草地面積、耕地面積和人均城市綠化面積的退化程度,總體呈負面影響,可見陜西的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人口素質對8個環境指標的影響均為負,可見陜西的人口素質亟需提升;技術水平表現為1正5負,且都是對環境污染指標的影響,可見目前,陜西技術進步還處于非對稱階段,具有開發和生產功能的科技進步占居優勢,而具備環境治理和環境優化功能的環境科技進步和兼有經濟功能和環保功能的環境友好型“綠色”科技進步處于劣勢;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指標呈負面影響,對生態環境指標呈正面影響;最后是污染治理投資,降低了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目前陜西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且效果甚微;出口貿易基本上對陜西環境質量無影響。
表3顯示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兩種類型指標與各影響因素的相關性程度。具有顯著EKC曲線特征的5個指標中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強度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及技術水平呈正相關,人口數量的影響最大;工業粉塵排放量與人口數量正相關,與污染治理投資負相關;工業粉塵排放強度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正相關;生活垃圾產生量與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相關;生活垃圾產生強度與城市結構和技術水平負相關。
呈惡化趨勢的7個環境指標中工業廢氣排放量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與城市結構負相關;生活垃圾產生量與人口數量、城市結構正相關;人均森林面積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城市結構及產業結構負相關;森林覆蓋率與城市結構、產業結構正相關;草地面積與人口數量、產業結構負相關;人均草地面積與城市結構、產業結構正相關;人均耕地面積與人口數量負相關。其余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指標由于受各8個影響因素不同程度的相關性而呈現出多種曲線特征。
4 結論
1)在影響因素不同程度的作用下,23個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反映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和特點,說明政策或者技術等外部因素能有效地改變環境指標。
2)除經濟增長本身外,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素質、技術水平、污染治理投資是影響陜西省環境質量的主要因素,對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具有重要解釋意義。
3)陜西省環境質量變化影響因素分析顯示,環境質量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較為復雜。經濟增長、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出口貿易和城市結構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雙面性;人口素質和污染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呈正面影響,人口數量對環境質量呈負面影響,且影響的程度在所有指標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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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劇;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環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國行政區域的劃分,使得我國環境惡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現在各行政管轄區之間跨界環境糾紛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環境污染問題,如何對跨界水污染進行有效規制始終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造成跨界水污染問題如此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個省級、市級和縣級行政區域,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和財政分權制度下,傾向于將努力投入到能夠帶來政績的經濟增長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這使得水污染治理規制不能有效地執行,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傾向于采取機會主義方式逃避本應承擔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車”行為將不易監測的環境污染跨界轉移出去,將成本外部化。這種現象充分揭示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帶來的公共事務治理困境,因此,強化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規制,實現全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的能力,改變地方政府僅重視短期經濟利益的行為選擇傾向。
1文獻綜述
d’Arge較早關注了環境的跨界污染問題[1],而早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不同國家之間對跨界水污染、大氣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上,認為不同地方通過協商談判進行區域合作是解決該問題的主要手段[2][3]。相關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博弈展開的,Maler首次將博弈論引入到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對歐洲各國酸性物質沉積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合作治理環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國的單邊支付,并模擬測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凈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聯邦跨界污染控制環境政策的有效性問題,認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領導者時能夠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而當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領導者時,中央政府的最優政策是對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提供有效的激勵,并通過歐盟的環境政策設計實施驗證了結論的科學性[5]。Barcena-ruiz對跨界環境污染稅征收的順序和兩個同級政府作為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博弈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在跨界污染較小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互補的,同時征稅時領導者和追隨者都能夠獲得福利,但先征稅的領導者獲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較大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替代的,先征稅的領導者政府能夠獲得福利,每個政府都會努力避免成為稅收的追隨者[6]。Yanase運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雙寡頭國際環境污染博弈策略,認為嚴格的環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國公司的競爭力,會產生靜態的“租金轉移”效益,而國外也會享受到全球環境改善帶來的好處,即免費搭便車,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環境政策水平會偏離社會最優水平,產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過構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內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種考慮流域結構的轉移稅(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來計算一個地區最佳的污染物轉移稅率,同時也認為轉讓稅率可作為生態補償標準,加強區域減排合作,實現整個流域的減排成本最小[8]。
國內關于跨界環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馬中和吳健認為法律政策和權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沒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激勵是跨行政區環保難見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為例對地方政府環境規制失靈的原因及解決途徑進行了總結[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對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國界四個層次的單邊和多邊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條約進行了評估和比較,為構建跨界水污染沖突的協商機制提供政策建議[11]。此外,還有學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為例對污染成因、解決途徑等進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數都集中在理論分析、政策建議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實證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論分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礎上,分析個體利益最大化與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沖突并推出待檢驗命題,隨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主要水庫和湖泊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最后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對多個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偏離社會最優選擇的狀況進行理論闡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邊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經濟利益為目標,排放超標污染物,在缺乏激勵約束條件下,必然使環境污染問題愈演愈烈。
假設總共有 個同質地區參與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動,第 地區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為 ,因此,總的水污染治理投入為 ,在整個排污量一定的條件下, 越大,水資源質量越好。令 為第 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區的效用都取決于本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體的水污染治理投入,進一步假設第 地區的效用函數為 ,該效用函數滿足: , , , , 。根據經濟學原理可知各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即存在 是 的減函數。
(10)式表明,整體帕累托最優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要大于個體最優的納什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即各個地區如果從最大化本地區效用出發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會小于從集體效益出發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時由(10)式也可以看出,兩種投入之間的差距隨著參與地區個數 的增加而增大,這也反映了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從水資源的公共性來看,集體最優也即帕累托最優狀態對所有參與地區來說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必然會導致“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現,最終造成各個地方政府在有限資源下無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區利益,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希望減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將水污染會治理成本轉嫁給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說:水庫和湖泊周邊的地方政府數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離希望的社會最優越遠,水資源質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們假設每個地區的預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實際情況中,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規模是有很大差異的,經濟發達地區的預算投入要遠遠大于落后地區的預算投入。Olson通過兩人博弈認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傾向于搭便車[15],這個結論同樣適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現階段的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小,而落后地區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大,所以經濟發達地區能夠從環境污染治理中獲得更多的效用,這時的博弈可能變成一種“智豬博弈”。
3 實證分析
以我國水庫和湖泊相關數據為研究樣本,經驗分析地方政府數量對水質的影響,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
3.1模型設定和數據分析
3.1.1模型設定
式中, 表示水庫和湖泊,在現實中,跨界水污染還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為樣本,這是因為跨界的河流較長,水質難以平均,同時又包含多個支流,行政區難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難題在于上下游之間的協調,行政區數量對其影響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的水質狀況;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周邊的行政區數量,該變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在選取時,主要選取周邊的縣級和市級行政單位數量,每一個水庫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級行政單位多數為1個,最多有兩個,其統計分析意義不大,因此不對省級行政單位對水質的影響進行分析。 表示影響水質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水庫和湖泊周邊行政單位的GDP、第二產業增加值、人口狀況、以及水域面積等變量; 為隨機項。
3.1.2水庫和湖泊水質狀況
在2012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淡水環境分析部分中,共給出62個國控重點湖泊(水庫),其中,Ⅰ-Ⅲ類水質的比例為61.3%、Ⅳ-Ⅴ類水質的比例為27.4%,劣Ⅴ類水質的比例分別為11.3%。主要污染指標為總磷、化學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具體狀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異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總體上來看水庫的水質要好于湖泊的水質,水庫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92.59%;而湖泊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40.63%;而三湖水質都在Ⅲ類以下。因此,本文為考慮水庫和湖泊二者之間的差異,在對總體展開進行回歸分析后,再對水庫和湖泊進行分類回歸。
3.1.3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通過62個水庫和湖泊的地圖可以得到相關周邊地區的市級、縣級(區)的數量,然后對行政單位的控制變量指標進行加總,得到具體數值,控制變量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3)。水域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環保部監測數據。所有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3.2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本文構建的回歸模型對上述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水庫和湖泊周邊的行政單位數量的增加會顯著惡化水質狀況,市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2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14和0.107。縣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07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43和0.513,但對水庫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本文的理論假說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對水庫水質的影響要低于對湖泊水質的影響。
對于其他控制變量,周邊的GDP以及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提高會顯著加劇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別是對湖泊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認為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與水質處于“兩難”狀態,也即經濟增長會加劇水污染,保證水質也會降低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間進行權衡;農村人口數量對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城市人口數量對總體水質和湖泊水質的影響是顯著的,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會隨之增加,同時因消費需求的增加也會增加生產污水的排放,這加劇了流域水質的惡化;水域面積的增加能夠緩解水污染狀況,這是因為水域面積越大,其自凈能力越高,能夠相應的降低水污染。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討論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兩方面的行為選擇,通過構建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個地方政府間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為,認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個體納什均衡最優小于整體帕累托最優,偏離程度隨地方政府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湖泊和水庫數據對進行實證分析,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結果表明顯示,隨著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同時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隨后進一步從水資源治理外部性、政績考評制度和水資源保護監管和懲罰制度等方面對造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原因進行分析。
減輕地方政府“搭便車”行為引發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兩種方式,環境資源作為典型的公共資源,必須要有專門的主體對其利用進行協調和約束,中央政府作為全民的代表責無旁貸,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道德規范外,更應制定合理的制度規范,協調好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本文在制度規范方面的政策建議為:
第一,改進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將生態環境保護狀況、自然資源使用和環境破壞指標納入到政績考核體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傾向,增強地方政府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政績考核標準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行為選擇具有導向作用,當中央政府以GDP為績效考核核心時,地方政府必然為獲得短期經濟利益而忽視長期的生態效益以滿足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環境保護資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變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提高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在績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進環境治理和監管部門的獨立性。地方環境監管部門在人事權和財權方面實際上隸屬于地方政府的領導,使得地方政府理所當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預環境治理,“土政策”、“開綠燈”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會主動要求對地方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污染企業整改或者關停,同時還會采用一些措施阻撓或者禁止環保部門不經請示就對企業的排污進行檢查,為企業提供特殊保護,縱容了企業的環境違法違規行為,造成了環境監管部門執法中的盲區,也極易造成的尋租問題。因此,中央政府應嘗試將環境規制部門從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減輕地方政府的影響和干預。
第三,明確各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體系權限。中國雖然在大多數流域設立了流域管理機構,但這些機構基本上無權過問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經濟事務,其主要任務是編制流域水資源的利用規劃,而地方的水利部門也擁有同等的權力,他們會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考慮水資源的管理,在這種格局下,各地區的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治理問題往往無法做到全流域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導致經常會出現“公對公,一場空”、“誰都該管,誰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環境保護的低效率。因此,應改變多部門分別對地方生態環境保護進行管理的現狀,中央政府可以嘗試將環境保護和監管相關負責機構從原有的國土部、農業部和林業部等部門以及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成立由國務院主管資源環境和生態文明的副總理負責、由環保部統一管理的環境保護和監管體系。
第四,明確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行為的宗旨和規范,加強環境規制的考核力度和違規懲罰威懾力,中央政府的監管和考核威懾力是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最主要影響因素,但現階段中國環境保護違規懲罰威懾力明顯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違規懲罰力度不夠;二是環境違規懲罰執行不嚴。這直接影響了中央政府懲罰環境違規行為的承諾性,一些對地方生態環境破壞負主要責任的政府官員在受到行政處罰后,一部分會通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官復原職或者易地任職,這都極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官員懲罰的威懾力。只有當中央政府加大監管和懲罰的威懾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時,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理性地方政府才會做出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選擇。
第五,建立專門的合作組織定時或者不定時的環境信息,提高環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和公眾的理解能力,通過社會公眾的監督和地區之間的競爭來約束環境責任規避行為。使其成為中央政府監督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行為、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信息渠道和長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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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氣污染;治理;措施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people get life material satisf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lso paid a heavy price, air pollution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lif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ir pollution treatment is not only our country also is the world of common concern to a more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 is analyzed to show the meaning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ntrol measure, this to raise peopl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has stimulative effect.
Keywords: air pollu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 R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空氣是自然界中最寶貴的資源之一,空氣的清新潔凈與否對人類的生活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大氣污染屬于環境污染的范疇,它與土壤污染、水污染等共同構成了環境污染的要素。一般將空氣污染定義為:由于人類活動和自然過程引起某種物質進入大氣中呈現并因此而危害了人體的舒適、健康或危害了環境的現象。隨著人們對綠色發展的需求,環保事業越來越受到社會廣泛的重視,環保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也得到了改善。大氣污染治理作為環保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存在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投資機會。
1. 大氣污染的種類與特點
(1)種類
由于大氣污染物的種類繁多,排放量大,范圍廣,按性質分有化學性物質、放射性物質和生物性物質三類。按污染物的存在狀態可以分為氣態污染物和顆粒性污染物。按照與污染源的關系可分為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所謂的一次污染物即原始的物質進入大氣后其性質和狀態沒有發生變化則稱為一次污染物。常見的有顆粒物質如塵埃,無機金屬粉塵等;以及有害氣體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等。而二次污染物是指一次污染物與大氣中的成分發生化學或光化學反應所得物質稱為二次污染物。如煙塵,硫酸煙霧,光化學煙霧等。
(2)特點
大氣污染物主要停留在距地面12 km的范圍內,可以隨風向和大氣環流的移動而漂移。所以大氣污染具有流動性的特定,而且擴散速度快,傳播范圍廣,持續時間長,造成的損失重大等特點。
2. 大氣污染所造成的影響
大氣污染一個最直接的危害就是,通過人體的呼吸作用、直接接觸或者在飲食飲水中等途徑使人們呼吸不暢,損害人體健康,導致癌癥,甚至奪走人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可以對大氣環境造成影響。我們知道大氣中存在著微量氣體,它們可以讓太陽短波輻射自由通過,同時強烈吸收地面和空氣放出長波輻射,從而造成地層增溫,這就是所謂的溫室效應。溫室效應可以使冰川融化,水平面上漲,降雨形態改變等現象,颶風、干旱、海洋風暴、沙漠面積增大等自然災害就會伴隨而來。所有這些都會對人類的財產及生命產生難以估量的損失。
3. 我國大氣污染的現狀
據2005年的環境監測報告,在522個城市中空氣質量達到一級標準的城市僅占4.2%,二級標準城市占56.1%,三級標準城市占29.1%,低于三級標準的城市占10.6%。而且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居世界前列。我國的大氣污染現狀十分嚴峻,萬萬不可小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保護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4. 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現狀及措施
4.1 治理現狀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大氣環境的保護,在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同時統領大氣污染治理行業,堅持以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策略,著力為人民的生命健康著想。堅持依靠科技技術,強化環境法制,發揮社會的積極因素。其主要表現在國家積極制定環境保護標準其中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26項,國家環境標準樣品24項,國家環境保護行業標準53項,國家污染防治技術政策1項,地方環境標準12項。中國在環保行業的投入逐年增多,其中各級環保行政主管部門3226個,從事環境行政管理、監測、科學研究、宣傳教育等工作的總人數16.7萬;各級環境監察執法機構3854個,總人數達5萬多。還有一些環保機構,從業人員達30多萬。
在國家積極投入的環保事業的同時,大氣污染治理也得到了滿意的效果,據統計,目前,全國主要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基本完成,全國的23萬多家有污染的企業中,90%以上的實現了達標排放。46個環境保護的重點城市中,25個城市實現了達標,而有19個城市被授予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
4.2 治理措施
大氣污染治理作為一項發雜的工程,必須動員全社會進行積極的合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指導下,制定并實施具體的治理措施。
(1)改善能源結構。目前,我國的主要能源消耗是利用煤炭,污染嚴重。所以必須積
極開辟第二、第三能源如天然氣、電能、太陽能、風能等。
(2)改善經濟結構。對于污染嚴重的企業,應對其進行相應的改整,要實施關、停、
轉、遷等有效措施。
(3)建立科學的減污體系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應注重人才培養,大力加強科技研
究。實施有效的節能,減污技術。
(4)植樹造林、綠化環境。植樹造林不僅能美化環境,而且能減少溫室氣體,這是一項永久性的措施,應大力發展造林事業。
(5)管理到位、嚴格遵守法律。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嚴格管理,責任細化。
(6)開展國際環保合作。大氣污染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中國政府應當積極加強和推動與周邊國家或相關地區的合作,積極參與區域合作機制化建設。
總之,大氣污染的治理問題是關系到國家民族的未來,關系到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與生命健康。因此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全社會都要予以重視,法律法規要全面細致、科學嚴格的落實。
5. 展望
環保產業不是微利產業,它既是防治環境污染的技術保障和物質基礎,又能兼顧環境推動經濟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環境保護事業每年的固定資產都以15%-17%的速度遞增。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對中國的環保產業發展起了重大促進作用。中國正在綠色發展的軌道上,對進出口企業全面開展的環境管理、生產、安全的認證工作。當然,在全球溫室氣體的減排上,新能源技術的突破與創新才是根本的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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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闡述了新形勢下環境保護的目標任務,并針對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客觀現實,分析了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和成因,提出了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的措施,對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治理農村面源污染以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污染防治;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x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6-0391-03
envirinmentalpollutioncontrolofruralregionbasedon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
chen yong-hua 1fu wei-zhang 2 *chen hong-gang 1
(1pingyi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pingyi shandong 273300;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arge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nder new situation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rural region,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region were introduced.then the main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enviromental pollution were analyzed.finally,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proposed,which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ural pollution manage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pollution contro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新時期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建設“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和城鄉統籌。wwW.133229.CoM圍繞農村環境污染防治這一核心任務,全面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積極培育農村生態文明,以環境保護優化農村經濟增長,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環境安全保障[1-3]。
1目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形勢十分嚴峻,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1)農村飲用水仍存在安全隱患。全國仍有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安全,其中因污染造成飲用水不安全人口達9 000多萬人。大多數農村飲用水源地沒有得到有效保護,污染治理不力,監測及監管能力薄弱。
(2)農村生活污染加劇。據推算,全國農村每年生產生活垃圾約2.8億t,生活污水約90億t,人糞尿年產生量2.6億t。絕大多數沒有處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隨意傾倒,隨意丟放,隨意排放。“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為一些地區的形象寫照。
(3)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日益突出。我國是世界上化肥、農藥使用量最多的國家,據統計,全國化肥和農藥年施用量達4 700萬t和130萬t,而利用率僅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 000萬hm2 [4]。
(4)畜禽養殖及農業生產廢棄物污染嚴重。全國畜禽糞便年產生量達27億t,80%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沒有污染治理設施。在個別地區,畜禽養殖污染成為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每年產生的6.5億t各類農作物秸稈有20%未綜合利用,或被焚燒,或被堆積于河、湖、溝渠或道路兩側。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造成土壤污染嚴重[5]。
(5)農村工礦污染突出。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工藝落后。絕大部分沒有污染治理設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引發的上訪、糾紛事件呈上升趨勢。城市工業污染“上山下鄉”現象加劇,全國因城市和工業固體廢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超過13.3萬hm2。
(6)農村生態破壞嚴重。目前,我國農村還存在著大量掠奪式的采石開礦、挖河取沙、毀田取土、陡坡墾殖、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等現象,很多生態系統功能遭到嚴重損害。
2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
(1)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我國現有的環境管理體系主要是針對城市和工業污染防治建立的,缺乏城鄉統籌考慮,對農村環境問題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嚴重,片面強調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健全,監管能力薄弱。農村環保工作起步晚、基礎差,缺乏農村環境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如畜禽養殖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相關立法仍處于空白。
(2)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嚴重不足。大多數基層環保部門經費緊張,監測設備陳舊落后,人員不足,無法開展農村環境監測和監察工作,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法定職責得不到履行。
(3)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長期以來,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缺乏投、融資機制和政策,村鎮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嚴重缺乏。目前,我國近4萬個建制鎮和集鎮絕大部分沒有集中的污水處理設施,300多萬個村莊的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4)農村環保科技支撐薄弱,宣傳培訓亟待加強。由于多種原因,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科技支撐體系。農村環保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環保的辦法,很少重視科技創新,缺乏適應農村區域特點的農村環保運用技術。農村地區的環保宣傳教育和培訓還很有限,導致一些干部、群眾的環境法制觀念不強,環保意識薄弱。
3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措施
3.1農村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
(1)科學劃分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應參照有關規范要求,盡快完成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定和調整工作,確定保護區等級和界限,并設立警示標志。優先劃定人口比較密集的村鎮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把水源地保護區與各項自然保護區建設結合起來,明確保護目標和管理責任,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水土保持和水源涵養。農村分散式應用水源地的環境保護,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摘要闡述了新形勢下環境保護的目標任務,并針對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客觀現實,分析了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和成因,提出了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的措施,對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治理農村面源污染以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污染防治;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x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6-0391-03
envirinmentalpollutioncontrolofruralregionbasedon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
chen yong-hua 1fu wei-zhang 2 *chen hong-gang 1
(1pingyi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pingyi shandong 273300;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arge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nder new situation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rural region,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region were introduced.then the main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enviromental pollution were analyzed.finally,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proposed,which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ural pollution manage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pollution contro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新時期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建設“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和城鄉統籌。圍繞農村環境污染防治這一核心任務,全面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積極培育農村生態文明,以環境保護優化農村經濟增長,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環境安全保障[1-3]。
1目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形勢十分嚴峻,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1)農村飲用水仍存在安全隱患。全國仍有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安全,其中因污染造成飲用水不安全人口達9 000多萬人。大多數農村飲用水源地沒有得到有效保護,污染治理不力,監測及監管能力薄弱。
(2)農村生活污染加劇。據推算,全國農村每年生產生活垃圾約2.8億t,生活污水約90億t,人糞尿年產生量2.6億t。絕大多數沒有處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隨意傾倒,隨意丟放,隨意排放。“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為一些地區的形象寫照。
(3)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日益突出。我國是世界上化肥、農藥使用量最多的國家,據統計,全國化肥和農藥年施用量達4 700萬t和130萬t,而利用率僅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 000萬hm2 [4]。
(4)畜禽養殖及農業生產廢棄物污染嚴重。全國畜禽糞便年產生量達27億t,80%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沒有污染治理設施。在個別地區,畜禽養殖污染成為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每年產生的6.5億t各類農作物秸稈有20%未綜合利用,或被焚燒,或被堆積于河、湖、溝渠或道路兩側。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造成土壤污染嚴重[5]。
(5)農村工礦污染突出。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工藝落后。絕大部分沒有污染治理設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引發的上訪、糾紛事件呈上升趨勢。城市工業污染“上山下鄉”現象加劇,全國因城市和工業固體廢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超過13.3萬hm2。
(6)農村生態破壞嚴重。目前,我國農村還存在著大量掠奪式的采石開礦、挖河取沙、毀田取土、陡坡墾殖、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等現象,很多生態系統功能遭到嚴重損害。
2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
(1)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我國現有的環境管理體系主要是針對城市和工業污染防治建立的,缺乏城鄉統籌考慮,對農村環境問題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嚴重,片面強調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健全,監管能力薄弱。農村環保工作起步晚、基礎差,缺乏農村環境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如畜禽養殖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相關立法仍處于空白。
(2)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嚴重不足。大多數基層環保部門經費緊張,監測設備陳舊落后,人員不足,無法開展農村環境監測和監察工作,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法定職責得不到履行。
(3)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長期以來,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缺乏投、融資機制和政策,村鎮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嚴重缺乏。目前,我國近4萬個建制鎮和集鎮絕大部分沒有集中的污水處理設施,300多萬個村莊的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4)農村環保科技支撐薄弱,宣傳培訓亟待加強。由于多種原因,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科技支撐體系。農村環保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環保的辦法,很少重視科技創新,缺乏適應農村區域特點的農村環保運用技術。農村地區的環保宣傳教育和培訓還很有限,導致一些干部、群眾的環境法制觀念不強,環保意識薄弱。
3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措施
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根據近10年來的全國的環境統計年報、農業部環境監測中心農業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庫資料及有關普查,可以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污染問題總結為以下三類:
首先是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噸/平方公里,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對太湖、杭州灣富營養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污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污水和農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對TN的貢獻率已超過1/3,對TP的貢獻率接近1/3。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因為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噸/平方公里,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隨著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的進展,這類污染也在中西部糧食主產區普遍出現。
其次是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鎮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系,規劃之間缺位或不協調,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發展,形成馬路和帶狀集鎮,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例如,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 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進行的調查表明,農村聚居點的環境質量除了大氣污染指標外,其余已經顯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第三是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縣域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 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與鄉鎮企業存在類似污染問題的是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的集約化畜禽養殖。居民消費能力強和農牧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而必須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率,使集約化畜禽養殖場快速發展。如對環境影響比較大的大中型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有80%分布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大城市周圍,而整個西部地區僅占總量的1%左右,據國家環保總局2002 年對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另外,農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體廢棄物,大量承受了工業污染的轉移,導致了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 %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總之,在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的今天,對農村環境污染,如果沒有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將嚴重阻礙農村的社會發展和農民的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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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本質和成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