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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凱。區位決策[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143—165.
關鍵詞:CAFTA;中國-東盟;相互投資
經過6年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貿易自由化程度明顯提升,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已在2007年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如果說貿易合作是CAFTA建設的“先導”,則投資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層次發展的“助推器”。事實上,在《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相互投資被列入深化中國與東盟五大重點合作的領域之一,并制定了“為中國-東盟投資領域的自由化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競爭力的投資機制”的發展目標。因此,當前CAFTA建設的重點就在于推動相互之間的直接投資。
一、2002年以前的中國-東盟相互投資回顧
由于特殊的地緣優勢、文化優勢,中國和東盟相互之間的投資(特別是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實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啟動建設前,雙方的相互投資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以東盟對華投資為主導,中國對東盟投資規模較小
東盟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最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是大規模的對華直接投資則是在1992年之后。據統計,1992年之后東盟國家一年的對華投資額就超過了1979-1991年的投資額總和。1983年東盟國家對華直接投資只有530萬美元,1993年就達到了10.1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近200倍。1994-1998年間繼續快速增長,1998年東南亞國家對華直接投資達到了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42.2億美元。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9-2000年東盟國家對華投資出現負增長,1999年實際投資金額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隨著東盟國家經濟從危機中逐漸恢復,2001年的對華直接投資又開始上升,實際投資額為29.84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4.9%。
反觀同期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則難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直接投資共740項,總投資10.91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6.55億美元。從中國對東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資來看,占東盟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非常小,而且無明顯快速增長趨勢,除1998年達到近3億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資額基本上在1億美元左右徘徊。
(二)東盟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中國對東盟的投資也較為集中
東盟對華投資國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其中新加坡對華投資一直位居東盟各國之首),其他五國在華投資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東盟對華直接投資幾乎全部(99.1%)來源于新、馬、泰、菲、印尼五個國家,僅新加坡一國就占了72.7%。在東盟國家對華投資過程中,華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資主體。據不完全統計,東盟國家對華投資中約有80%的資本來自于當地華人企業,而在1997年前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8%。我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泰國、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國,占投資總額的85%,其余五國只占到了投資總額的15%。就投資主體看,主要是中小型民營企業。
(三)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且中小型項目居多
從東盟國家對華投資看,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投資項目多為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產品多為出口。從投資額看,以中小型項目居多,投資額在3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占全部在華投資的70%。中國在東盟國家的投資主要也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中小型項目,單項投資金額平均在100萬美元左右。
綜觀2002年以前的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特別是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從總量、結構和單個項目看均處于較低的水平,雙方的投資占各自利用外資總量的比例都比較低。這種局面顯然不利于區內產業規模經濟效應的產生,也不利于產業集聚,阻礙了CAFTA的整體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啟動CAFTA建設以來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新發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來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新發展
從2002年開始,伴隨著CAFTA建設正式啟動,中國和東盟的經貿往來呈現出迅速增長的良好態勢。2007年雙邊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比預計時間提前3年。在貿易擴張的同時,5年來中國-東盟的相互投資也呈穩步增長態勢,其中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增速加快。
1.投資規模穩步上升,中國對東盟投資增速加快。從東盟對華投資看,除2003年投資額為29.3億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資額均在30億美元以上,總體上呈現出穩步上升的勢頭;從中國對東盟投資看,盡管絕對額仍然偏低,但投資增速已明顯加快。以2003年為例,當年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的投資項目就從740個猛增到857個,總投資額從6.55億美元增加到9.4億美元;同期,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額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也從7.7%提升到8.25%。從國別看,以2005年中國企業對越南投資為例,當年1-8月中國新增對越直接投資28項,協議金額8246萬美元,超過2004年全年對越直接投資總額(8017萬美元)。
2.投資領域不斷拓展。從中國企業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看,目前己涉及能源開發、金融、建筑、化工、織、電氣、礦業、醫藥和運輸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與此同時,東盟也有許多大中型企業在中國投資,在農業技術、礦產開采、化工機電、旅游設施、金融服務等行業獨資或與中國企業合資。
(二)2002-2006年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
綜合2002-2006年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態勢分析,以下因素的促進效應較為明顯:
1.《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與實施。一方面為相互投資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則為相互投資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2.貿易合作快速發展,增強了雙方的投資互信。來自中國-東盟理事會的消息顯示,2007年雙邊貿易額已達2025.5億美元,提前三年實現了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的目標。中國與東盟已互為第四大貿易伙伴。迅速增長的雙邊貿易增進了雙方的互信與合作,為雙方企業相互投資對方市場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3.中國和東盟經濟實力的提升為相互投資擴張提供了動力源。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使之一舉成為新興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從而為擴大向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創造了條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動中國-東盟相互投資加速發展
(一)完善CAFTA投資協定,為中國-東盟相互投資提供制度保障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在投資合作方面的目標和宗旨在于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競爭力的投資機制,切實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投資。為此,協議各締約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動:(1)通過談判以逐步實現投資機制的自由化;(2)加強投資領域的合作,給區域內的跨國投資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資規章和法規的透明度;(3)提供投資保護,包括實現投資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這些內容的實施,將簡化投資的程序和降低投資的壁壘,改善投資環境,推動投資自由化進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將這些相當籠統的承諾加以完善,使之具體化以增強其實效性。在比較研究相關國際投資協定并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身特點的基礎上,應著重從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資協定:(1)市場準入:主要涉及產業開放范圍及其相關安排;(2)投資待遇;(3)透明度規定;(4)成員間投資的限制條件及相關要求的界定;(5)成員間投資的爭端解決機制設定;(6)投資保護。
(二)搭建合作平臺,促進相互投資
1.充分發揮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投資推介功能。投資促進推介活動是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重要內容之一。目前,東盟十國均已在博覽會期間舉辦多場重要的投資促進活動,來自中國廣東、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區的企業也紛紛舉辦投資促進活動,吸引東盟投資者。在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推動下,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雙向投資活動迅速升溫。今后應進一步完善和強化博覽會特殊的11國聯辦機制,緊密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發展進程,將區內各國、各地的投資環境和政策宣傳作為投資推介活動的重點,盡可能實現投資信息的經常性更新和共享,為廣大投資者提供有益的投資決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區域和泛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平臺。由于特殊的區位優勢,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和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是擴大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天然平臺。(1)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簡稱GMS)規劃始于1992年,合作范圍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5國和中國云南省等地區。涉及7個合作領域:交通、能源、電訊、環境、旅游、人力資源開發以及貿易與投資。截止到2005年,六個成員國在交通、能源、電信、環境、人力資源開發、投資、貿易、旅游、農業等領域實施了119個合作項目,總投資額約53億美元。(2)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其主旨是通過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文萊等國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進相互投資,大力發展臨海工業,促進泛北部灣地區成為太平洋西岸一個新增長極。2007年,中國和環北部灣東盟國家進一步明確了“港口合作與發展”的投資主題。各國都表現出加強交通,特別是港口建設項目合作的迫切愿望。從環北部灣東盟國家情況看,港口“擴容”已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計劃投資2.2億美元擴建4個碼頭,中國廣西也在不斷加快與泛北部灣東盟國家的港口建設合作,2007年已開工新建大型深水碼頭項目15個,泊位37個,總投資99億元。
3.積極籌建和完善各類投資產業園區,打造相互投資的良好載體。如果說次區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有效平臺,那么投資產業園區則是相互投資的最終載體,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率。早在2003年底,為支撐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投資合作,中國已在廣西南寧市建立中國-東盟經濟園區。據統計,從2004年第一屆中國-東盟博覽會至今,入駐中國-東盟經濟園區的企業已經達到118家,合同投資總額近77億元人民幣,其中已開工、在建項目80個,竣工、投產項目38個。目前,已有泰國、印尼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以及北京、上海、廣東、江西等國內外企業入園,園區已經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項目涉及電子、生物制藥、機械制造、高級紙業、彩印包裝、農副產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現代農業等領域。
另外,2004年開工建設的廣西中國-東盟青年產業園也已經成為中國和東盟投資者投資的重要載體。目前,簽訂合同落戶園區的生產性項目26個,投資總額23.3億多元;已簽訂投資意向書的項目18個,投資總額76億多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經國家發展改革委核準的蘇州工業園區海外投資有限公司在老撾合資建設萬象特殊經濟區項目,則標志著產業園區作為中國-東盟相互投資重要載體的新發展。在國家開發銀行的融資支持下,蘇州工業園區牽頭負責建設老撾2009年東南亞運動會場館,并開發萬象市周邊1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中國還將在東盟國家建立若干個經濟貿易合作區,推動中國企業走向東南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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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皖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投資效應分析[J].當代亞太,2004(9).
中歐貿易摩擦解決機制研究 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浙江省外貿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中國企業國際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的動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區利用外資效果評價和實證比較 中美紡織品服裝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對策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動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險在中國的發展應用分析 中美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TCL 跨國并購的問題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外商投資現狀比較研究 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及競爭力:入世前后的比較分析 壟斷、安全威脅與反壟斷控制--外資并購中的問題和對策 中美產業內貿易發展現狀和前景分析 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比較研究－以通信計算機及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 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與管理模式研究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風險因素分析 江浙滬 FDI 技術溢出效應比較分析 中日企業國際化模式的比較分析 外資并購中資銀行的影響及對策 外資在華并購績效分析 FDI 對我國通訊產業的壟斷分析 浙江化工產品的出口現狀和對策分析 外資在華并購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外資并購中反壟斷問題的經濟分析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障礙分析:農產品貿易視角 歐盟 RoHS 對浙江省機電產業出口的影響分析 寧波服裝出口的品牌戰略:合創品牌研究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分析 長三角地區紡織品出口市場秩序研究 日本企業投資中國的區位選擇研究 溫州鞋業出口現狀及對策分析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開題報告舉例 一、 選題意義 1、 理論意義 2、 現實意義 二、 論文綜述 1、 理論的 淵源及演進過程 2、 國外有關研究的綜述 3、 國內研究的綜述 4、 本人對 以上綜述的評價 三、論文提綱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結論 四、論文寫作進度安排 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提綱 一、 開題報告封面：論文題目、系別、專業、年級、姓名、導師 二、目的意義和國內外研 究概況 三、論文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四、研究條件和可能存在的問 題 五、預期的結果 六、進度安排
關鍵詞：國際產業轉移；外包和外部資本企業；貿易結構差異性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1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吸引全球投資，來發展并壯大國內產業，當產業的競爭力獲得提高后，對外貿易也會跟著興起；因此我國關心國際產業轉移，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FDI）。本研究論文研究當國際產業轉移成形后，連帶造成的貿易的商品轉移趨勢。雖然有關國際產業轉移的文獻探討相當多，發表的文章相當豐富，但進一步探討對貿易影響的文獻則較有限。
另外，由于近20年來，許多國家紛紛前往我國投資，由于各國企業前往我國投資所考慮的因素大同小異，因此可能產生產業轉移效果，同時，也會給投資國帶來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與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效果，但因各國投資行為可能有共同性，使得貿易創造及貿易轉移效果可能會有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論文也將針對我國、南韓及日本的貿易結構變化差異性加以比較分析。
一、國際產業轉移發展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際產業轉移改變了產業的國際分布，對產業轉出國和轉入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競爭力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二次大戰后的195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已歷經數個階段，各階段如下：
（一）戰后的第一次國際產業轉移
戰后國際產業的轉移，于 20世紀50年代，美國憑借其科技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全球領先地位，成為第一次國際性產業調整和轉移浪潮中的主角。
（二）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
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和美國一起成為這一時期產業轉移的主導國家。這一時期，把勞動密集型工業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業逐漸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
（三）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
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西方工業化國家高耗能的重化工業，迫使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開始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主的較少消耗能源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將粗放型重化工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四）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
在這一階段，美、日等先進國家大力發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進一步把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分低附加價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80年代中期以來，“四小龍”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和我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
（五）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五次國際產業轉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經濟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信息科技的發展和各國對外開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知識經濟蓬勃興起，有效地推動了先進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些新變化形成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
二、國際產業轉移對全球商品貿易結構的影響
國際產業轉移對一國貿易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資本進入和技術轉移改變產業轉入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并通過外包和外部資本企業的建立對一國產品的進出口和貿易方向產生直接的影響。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通過產業升級的影響
產業結構是一國國民從事生產活動的分布。國際產業轉移成為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外部推動力量，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同行業選擇及代工，改變了全球生產能力布局，影響了一國的產業結構，進而影響進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上下游的關聯效應及技術外溢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二）通過資本累積的效應
資本累積一般是指與國內儲蓄相對應的新增投資和外國資本的凈流入。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對轉入國企業的兼并與收購，可以將低質量的資本存量變成高質量的資本存量，從而達到加速企業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和產業升級的積極效應。
（三）通過技術轉移的效應
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要素投入，改變資本和勞動的配置比例，加快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從根本上提高了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了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促進貿易商品結構的優化。
三、東亞的貿易商品轉移比較分析
從國際產業轉移的特征來看，在東亞中，中國的發展程度較落后、技術層次較低、勞動力較豐富、薪資水平較低，因此得以吸引外資的流入，屬于國際產業轉移的轉入國；至于南韓及日本則是同樣有大量的資金流出而進入中國，因此都是屬于產業移轉的轉出國。
1.就中國來看：中國總出口占全球出口合計的比重，由1999年的6.8%提高至2011年的21.7%，符合國際產業轉入國的特征。而全球出口商品中，中國所占比重提高比重都超過30個百分點，而且幾乎都是傳統產業或勞力密集型產業，尤其是紡織類商品占有6項，可見符合國際產業轉移的特性。
2.就南韓來看：南韓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與中國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較，也有6項重迭，包括比重下降最多的前4大商品，可見南韓也是屬于國際產業轉移的轉出國。
3.就日本來看：日本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與中國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較，僅有雜項制品（HS96）1項相同，可見日本產業轉移至中國的現象并不明顯。。
綜合來看，在東亞的出口表現上，中國與南韓有較明顯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而且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但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并不明顯，而南韓有較明顯的轉移現象，而且是屬于高科技產品。這也反映日本、南韓、中國的三個等級技術水平。
五、結論
由本研究論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會反映在貿易商品轉移上，個別國家不論國外直接投資的凈流出或凈流入，所帶動的三角貿易變化，也不論是貿易創造或貿易轉移效果，最后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時，都將反映在貿易商品的轉移上。
就東亞的出口，在1999年至2011年間，確實存在貿易商品轉移的現象，其中中國與臺灣及南韓有較明顯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而且是勞力密集型產品；但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并不明顯，而與南韓有較明顯的轉移現象，而且是屬于高科技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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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及歐盟等發達國家利用TRIPS協議的彈性條款,以市場準入及跨國投資為誘惑,使發展中國家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以下簡稱FTAs),在這些FTAs中加入一些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條款。由于這些條款超過了TRIPS所規定的保護標準,被稱作TRIPS-plus條款。隨著FTAs的盛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簽訂了含有TRIPS-plus條款的FTAs,特別是在藥品的專利保護領域,TRIPS-plus的擴張顯得尤其突出。TRIPS-plus條款的強勢擴張在影響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秩序、侵蝕知識產權保護多邊體制的同時,對發展中國家藥品的可及性(即可獲得性)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深入研究TRIPS-plus條款并及早制定出應對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TRIPS-plus條款的緣起與發展
早在19世紀末,國際社會就開始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主要有國際條約和國內法兩條途徑,其中國際條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TRIPS協議產生之前,國際上已經有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如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保護版權的《伯爾尼公約》、保護鄰接權的《羅馬公約》以及《關于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等等。但是,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較高,這些公約不能滿足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提供高標準保護的需求。比如,《巴黎公約》沒有規定專利的最低保護期限,對于商業秘密也無專門公約予以保護,此外也無一個有效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爭端解決機制。
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初,美國以退出談判相威脅,要求將知識產權納入多邊談判。考慮到烏拉圭回合協議作為一攬子協議,包括了發展中國家所希望得到的一些東西,例如紡織品協議回歸、服務貿易協議、更強化的爭端解決機制等,發展中國家最終做出了妥協和讓步。1991年,關貿總協定總干事提出了烏拉圭回合最后草案的框架,其中《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基本獲得通過。1994年4月5日,125個參加談判的成員方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簽署了包括TRIPS在內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最后法律文件。可以說,TRIPS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勝利,為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統一化和協調化的最低標準,即各成員對知識產權所提供的保護可以高于但不能低于TRIPS所制定的保護標準和要求。與其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相比,TRIPS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擴大,保護期限普遍延長。此外,TRIPS協議還規定了詳細而完善的知識產權執法措施,包括行政和司法程序,并且將有關知識產權的爭端納入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強化了各成員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保護知識產權的義務。
論文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引 言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令人關注的焦點，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7：1，1983年一度縮小到1.7:1，而后的十幾年間，城鄉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經濟學論文，2007年則達到3.33∶1。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也使城市和農村形成強烈反差，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最終會阻礙中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因此，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中，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詮釋，但可以總結為以下四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資源性原因（吳敬璉、溫鐵軍、李朝林等），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源于農民增收困難，而制約農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關系矛盾，即大量的農民勞動力與稀缺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論文開題報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陳錫文、易秋霖、吳光炳、李伯霞等），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們從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村財政和稅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三是市場性原因（于鳳芹、彭騰等），認為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完善、農業信息渠道不通暢、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以及農業投資過少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觀念性原因（吳碧君、于鳳芹等），認為整體上農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質低，直接影響了科學種田經濟學論文，也不利于尋找其他就業機會，導致農民整體收入增加困難，因而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這些結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城鄉收入分配研究無論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上，還是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預測缺乏系統、科學的指標體系；沒有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地理解；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傳導機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數據，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作實證分析。
二、城鄉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測度指標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發展類因素；二是二元化類因素。發展類因素主要包括物價水平、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經濟實力、投資發展水平、外貿依存度和外商投資情況等方面的指標。二元化類因素則主要包括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財政支出結構、城鄉投資對比、農業貿易條件以及惠農政策等方面的指標。經過比較、甄選，結合指標數據獲取的可行性原則，最終選取15個統計指標作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體系（表1）。
表1 城鄉收入差距測度指標體系
影響因素
主要指標及代表符號
主要指標解釋
發展因素
CPI
反映物價水平
人均GDP
反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
一產占GDP比重
二產占GFP比重
三產占GDP比重
財政總收入
反映經濟實力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反映投資發展水平
進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貿依存度
實際使用外資額
反映外商投資情況
二元化影響因素
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反映城鎮化水平
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人口比重
反映農村工業化水平
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
反映財政支出結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鄉比
反映城鄉投資
工農商品綜合比價指數
反映農業貿易條件
目前，日本政治正處在極度動搖之中。1955年，時任總裁的鳩山一郎聯合自由黨，成立了自由(自民黨)，創建了超穩定的政治體系――“55年體制”。在這個體制下，除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因為自民黨分裂，出現了短時間的自民黨下野的情況之外，其他時間均屬于自民黨執政，或者是自民黨聯合其他政黨執政。
但是“55年體制”在2009年8月的大選中行將崩潰，日本將首次出現執政黨輪替現象。鳩山一郎的嫡孫鳩山由紀夫率領的，很有可能趕自民黨下臺，搶奪到執政黨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動搖今后將會延續多長時間?自今年4月開始出現的日本經濟的復蘇，是否會夭折?日本GDP總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將何去何從?中國及世界對這些問題都十分關心。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日本經濟并沒有因為政局的動搖而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在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正常運行。不存在出現混亂、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經濟藍皮書的話來說，“日本國內金融秩序仍較穩定，經濟社會基礎層面尚好，經濟本身依然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可遵循的經驗教訓，陷入類似20世紀90年代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不大。”
該如何看待日本經濟?白皮書從“縮小貧富懸殊”、“公平分配”、“金融”、“貿易投資與區域經濟合作”幾個方面，對日本經濟進行了分析。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總報告里，張季風認為：“2008年日本經濟受到了比美國和歐洲更嚴重的沖擊。股市暴跌、出口驟減、工礦業生產迅速下滑、企業收益下降、失業率攀升，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在惡化。”日本經濟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譚曉軍、王海濤在論文中分析說：“日本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個政策是導致日本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賀平從日本經濟戰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該國“一切以國民生活富裕為出發點的民本思想。”
崔巖則從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認為“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的長期經濟停滯中，金融因素不僅貫穿始終，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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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躍.金磚四國：經濟轉型與持續增長.經濟學動態，2010（10）.
作者簡介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污染天堂假說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全球環境的承載壓力越來越大。經濟學家也密切關注環境質量變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說，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的增長呈現出先增大后縮小的關系，即呈倒U型曲線關系，[1]。
環境竟次理論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間對待環境政策強度和實施環境標準的行為類似于“公共地悲劇”的發生過程，每個國家都擔心他國采取比本國更低的環境標準而使本國的工業失去競爭優勢。因而，國家之間會竟相采取比他國更低的環境標準和次優的環境政策項目管理論文，結果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經濟競爭時更低的環境標準，從而加劇全球環境惡化。
“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在一國單方提高環境標準的情況下，國內企業和環境標準低的外國企業相比失去其競爭優勢，從而使高環境標準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向低環境標準國家。若在實行不同環境政策強度和環境標準的國家間存在自由貿易，實行低環境政策強度和低環境標準的國家，因外部性內部化的差異而使該國企業所承受的環境成本相對要低。在該國進行生產時，其產品價格就會比在母國生產出同樣產品的價格相應要低。因此，該國在投資和生產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這種由成本差異所產生的“拉力”會吸引國外的企業到該國安家落戶。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認為污染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運用的生產和污染消除技術通常比東道國本地的企業更先進和更有利于改善環境。如果這些企業能夠替代部分東道國同行業低效生產的企業, 則東道國的整個污染狀況將有可能好轉[2]。郭紅燕和韓立巖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FDI存量與環境管制變量呈正相關，表明中國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現出 “污染避難所”效應 [3]。
二、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東部和中部的FDI區域分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長迅速。1979-1984年總計41.04億美元，而后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8年923.95億美元，1979-2008年累計達8526.13億美元。2007年東部和中部地區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別為78.27%、15.30%。[4] 200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為923.95億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項目管理論文，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福建和遼寧，2008年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的FDI的總額為543.7104億美元。東部地區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江蘇為251.2億美元、廣東為191.27億美元、遼寧為120.2億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別為100.84億美元、100.729億美元、100.256億美元（見圖1-圖3），江蘇和廣東占2008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47.93%。中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來，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速。2008年中部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河南為40.327億美元、湖南為40.052億美元、江西為36.037億美元、安徽為34.9億美元、湖北為32.45億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國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的19.89%。
圖1中國東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2中國東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3中國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二）變量選取
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和數據的連續性，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萬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萬噸）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萬噸）為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作為經濟增長指標，此外，考慮國際貿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輸出性，用FDI作為污染的輸出指標（萬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別表示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環境污染指標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項目管理論文，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省（市）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別表示污染指標的自然對數，LNY、LNFDI分別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本文中東部十一個省（市）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遼寧、海南、山東、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龍江、吉林、河南。通過東部和中部的數據研究中國東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對環境影響的差異。
（三）模型設定形式
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具有截面、時序的兩維特性，模型中參數在不同截面、時序樣本點上是否相同，直接決定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根據截距向量和系數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分為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三種形式。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之前，需要檢驗樣本數據適合上述哪種形式，避免模型設定的偏差，提高參數估計的有效性。設有因變量與1×k維解釋變量向量，滿足線性關系：
，=1，2，…，N，=1項目管理論文，2，…，T
其中N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察時期總數，參數表示模型的常數項，表示對應于解釋變量的k×1維系數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個數。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設。采用F-test檢驗如下兩個假設：
H1:個體變量系數相等；H2:截距項和個體變量系數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則屬于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混合估計；如果H2被拒絕,則檢驗假設H1，如果H1被接受，則屬于變截距，否則屬于變系數。變系數、變截距和混合估計的殘差平方和分別為S1、S2、S3,面板個體數量為N，面板時間跨度為T，根據Wald定理在H2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2項目管理論文，在H1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2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2，繼續檢驗假設H1。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1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1，用變系數模型擬合，反之，則用變截距模型擬合。
三、東部和中部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東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關數據，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七個環境污染指標分別進行回歸。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異方差，采用廣義差分法消除自相關，回歸后的殘差是平穩序列。回歸結果見表1-表8
（一）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影響差異分析
表1 東部地區 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遼寧--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廣東--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蘇--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東--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