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8 1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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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經由圖爾敏、佩雷爾曼等理論先驅的工作，形式邏輯論證理論受到反思與批判，亞氏論辯術和修辭學研究傳統重新得到復興。同時，得益于當代西方哲學語用學轉向的影響，論證中的言語行為、語用功能等要素得到關注，從而使得論證研究中的語用和實踐維度得以彰顯。由此，當代論證理論才逐漸發展和興盛起來，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語用學轉向:從對論證中命題結構的“形式化分析”，轉向對論證行為和活動做“語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論對象的界定上，當代論證研究完成了一個從“靜態化、抽象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到重回實踐情境中對論證做“動態性、言語行為式和活動性”解讀的概念變革。與前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主要以論證性語篇或文本為對象，發展其解釋、分析和評估的理論。而與后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則關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論證行為，探討論證實踐展開的特定條件、形式和過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當代論證研究突破了既往僅對論證做“規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論局限，進而開啟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視角。概覽當代論證研究中的諸種系統化理論，都是力圖先對論證的形態、模式、結構、程序等進行客觀地認識和描述，進而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的論證分析方法和評估規范。與此相應，論證活動中不同的語用要素得到了系統關注(如語用功能、言語行為、言語互動等)，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論側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論證的解釋、建構、批評與改進;論證主體的參與意圖、認知狀態和行為方式;論證展開的程序、階段與調控規則等)。
顯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語用轉換，為當代論證研究開拓了廣闊的理論論域。但嚴格而言，當代論證理論的發展既得益于語用研究進路的開啟，也同時受制于這一特定理論進路的局限。簡言之，語用的理論視角拘囿于論證所發生的特定語言環境，以其中發生的論證性言語活動為對象，并將之概括為一種特殊語境中的言語交際類型。因而，其論證研究僅注重探討論證作為一種言語行為與交際互動所呈現的特定性質，并致力于提供以實現某種語用功能為旨歸的分析方法與規范理論。
然而，論證并不只是展現著某些語用特征的言語交際活動，它還是一種由作為特殊社會文化角色的論證者，依其文化認知和社會互動的特定方式，共同參與和建構的社會文化實踐形態。與之相應，論證中所涉及的話語并非僅具有單一的、認知性的命題意義，其理解與解釋都將呈現著更為復雜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同時，論證中的語言行為和互動模式也并非僅遵循語用規范的約束，而是必然會承載著、并受制于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響。進而，在主體對于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論證活動的行為方式、以及對于論證效力與規范的理解與遵從等諸多方面，也都將展現出文化價值、社會關系、信念體系、習俗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當代論證研究的發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當前語用進路，從而導向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
二、論證研究的概念革新
縱覽論證研究的發展歷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對論證概念的全新解讀作為理論先導和前提條件。傳統邏輯將論證理解為一種“前提—結論”結構的命題集合，數學化的現代邏輯更是將之抽象為一種具有推演關系的語句序列，這些方式將論證界定為具有某種特定形式性質的抽象實體，進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論證研究的概念基礎。而正是通過摒棄“結構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并從“語用功能”“言語行為”的角度對之加以重新界定①，當代論證理論才開啟了其全面復興與發展。因而，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無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語用論證理解方式，發展一種全新的論證概念界定。
與此相應，鞠實兒從“說理”這一普遍的社會交往活動入手，提出了“廣義論證”的概念，并闡發了論證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說理活動的本質在于“從屬于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的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②。更具體而言，說理活動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參與者隸屬于特定文化群體，因而說理活動將展現出該群體的社會文化特性。其次，說理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即通過該活動來辯護或反駁某一特定觀點，以改變他人對之的認知態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參與者都通過語言手段來進行交流和互動，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視覺圖像語言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說理活動在特定文化群體和社會語境中實時發生，因而它受到該社會文化情境中相應規則的約束。這些規則屬于該文化群體所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準則，它們確保了說理活動能夠有序進行，以及其中的言說方式和最終結果能為其參與者所認同。第五，說理活動中不同參與主體依其文化隸屬關系，遵循特定社會規則，逐次展開相互之間的語言表達與回應，因而它具有一個“博弈結構(game-structure)”。
為了能夠更嚴格地刻畫上述直觀描述的說理活動，“廣義論證”(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發展出來:“在給定的文化中，主體依據語境采用規則進行的語言博弈，旨在從前提出發促使參與主體拒絕或接受某個結論。其中，主體隸屬于文化群體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圖像語言和其它符號”③。以此概念為參照，可以發現，抽象化、形式化的論證界定局限于論證內部的命題關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語境與社會文化要素。當代語用論證概念盡管彰顯了語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卻將社會文化背景作為常量，因而僅刻畫了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證活動。而廣義論證的概念則明確揭示出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于論證實踐的影響，并且將社會文化因素引為變量，從而將論證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擴展到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
可見，對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而言，“廣義論證”為其奠定了概念基礎。以之為理論對象，論證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文化要素影響才能夠被系統地納入論證研究領域當中。進而，我們一方面可以著力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因素在論證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尤其是它們在論證發生和展開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致力探討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差異，揭示不同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較研究。
三、論證實踐的社會文化特性
當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實踐形態，論證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質，對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題中之義。第一，論證活動具有主體性(agent-based)。“論證的實質并不在于命題，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體個體在人際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動形式。第二，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目的性(purposeful)。無論在何種社會文化群體當中，主體的論證行為都受到特定目標所驅使，參與論證活動是其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盡管其中所應用的語言在形式和內容上可能存在差異，但論證活動必定依賴于參與主體運用特定的語言手段和實施相關的言語行為。第四，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規則性(rule-regulated)。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形態，論證的展開過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和互動要求。第五，論證活動涉及參與者的理性認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論證并非單純的對話交流，它還要求其參與者運用理性認知能力，以證據或理由的交換(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這一特定方式來進行理性的互動。總體而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當中，論證活動都表現為一個表達觀點、提供理由、建構論述、展開互動的基本過程，它遵循其參與者所共享的社會文化規范和交際準則，并以理性互動的方式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和功能。
盡管論證活動總是普遍發生于一個特殊的交際語境，但它同樣也根植于一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建制當中。社會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特定群體在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導著其個體成員對自身經驗的認知，并制約著其行為和互動的方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價值原則、信念體系、行為模式等諸多因素，無疑都將關聯著其群體成員對于論證行為的理解，及其參與論證活動的方式。由此，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主要議題，正是要著力揭示與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以何種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論證實踐活動的具體形態和展開方式，進而，更好地闡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參與和評價方式。
結合當代論證分析的三重向度(論證者的認知向度，它涉及信息處理和建構論證的心智進程;論證的言語行為和命題內容向度，它涉及論證性言語行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張”復合體;論證的人際互動向度，它涉及論證主體之間的交際互動過程)①，并援引認知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論證實踐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加以具體闡發。
(一)論證行為與活動的基本認知
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會形成特定的人際關系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和交際互動模式，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影響其群體成員對論證行為和活動的基本認知，并決定其參與論證的不同理智態度;進而，也將導致他們在論證的識別與界定、論證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參與論證的動機和態度方面，都會形成認知和理解的差異。
論證識別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社會傳統和文化認知，參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來認定某一行為是論證行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發生的互動是論證活動。與此相關，論證界定則指在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尤其在其語言系統中)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的描述、說明方式，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語言概念。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其群體成員會側重于以不同的觀察視角和解釋方式，來對論證行為或活動加以確認和說明。這些差異同時也凸顯和強化著不同的論證識別特征，并進而形成論證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實上，不同語言中與論證相關的術語之間，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對應，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確的翻譯，比如英語中argumentation一詞，以及漢語中“爭辯”“說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認知論證實踐時，所關注和側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論證的功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在展開論證行為或參與論證活動時所強調實現的基本目標，比如說服他人、獲取知識或解決分歧等。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功能的基本認識可能存在差異，進而，論證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同時，某一特定論證功能即使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論證歷來都被認定為一種共同解決爭議或獲取知識的合作;但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它則更多被理解為一種通過對峙和爭論來改變和壓制對方觀點的手段。論證的作用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和評判。盡管論證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其基本社會職能的定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評定，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傳統非常強調論證對于人們合理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將之確立為公民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的基本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社會文化中更為重視傳統的傳承與權威的維系，并強調社會與人際之間的和平與協調，所以，論證長期以來(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作用①。
論證動機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主動實施論證行為和參與論證活動的意愿、內在驅動力及其強度。論證態度則指個體基于其看待論證行為或活動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價值評判、情感狀態和行為傾向。對于自然、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社會、家庭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價值追求，無疑都將制約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成員看待論證行為和活動的方式，并造成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參與或回避論證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動機強度。文化心理學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論證中涉及主體之間在觀點上的直接沖突，這與東方文化在人際關系上所崇尚的“和諧”價值相對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認定論證導致情感的傷害和人際關系的破壞，從而會常常主動選擇回避論證，以避免尖銳的對峙和沖突②。
(二)論證的思維模式與說理方式
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面對不同生態環境和社會情境，人類群體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習慣，進而，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實際上也受制于其社會文化背景。縱使應對相同問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策略。與此相應，論證行為和活動同樣涉及參與者的理性思考與認知能力，因而也會展現出社會文化因素所導致的差異。具體來看，這些差異將進一步體現在論證中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方式、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以及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認知習慣，以特定的方式對其所面對的信息資料所進行的收集、整理、傳遞和應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影響著其群體成員的信息接收和處理方式，這進而決定著其成員個體在參與論證活動時分析、組織和運用相關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們在建構論證時所用及的信息在種類和數量上都呈現差異。從信息的整理和分類方式來看，有研究表明亞洲人擅長借助“主題關聯”(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國人則更依賴于“范疇關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樣，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表現出在關注程度、解釋方式和處理能力上的差異。比如，亞洲人更易于關注對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則通常會更直接地關注對象本身的信息④;當一個對象被置于一個新背景中時，日本人對該對象信息的接收、處理和判斷速度就明顯慢于美國人⑤。
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能夠在論證中充當論說依據、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認定和分類，以及依據特定標準和方式對其證明力和價值所進行的劃分與排序。基于不同的社會實踐形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差異的合理性觀念和價值規范體系。而對于合理性、正當性和可靠性等規范概念的基本認識，決定著論證主體理解與回答“何種素材，基于何種緣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主體的認知狀態、或者足以奠定某種可接受性”這一問題的特定方式。因此，針對同一論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選擇和運用的證據與理由，可能會在形態和類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對于相同類型的證據與理由，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對其支持力的權重和價值形成不盡相同的認識①。
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當中對于某些特定推論方式和論證模式的特殊信任和習慣運用。認知科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和社會結構，會形成人類群體不同的思維結構、認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時，不同的主導思想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也會對其群體成員慣常運用的思考方法和論說方式形成制約。這些都將進一步導致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認為亞洲人習慣于運用“辯證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則偏好使用“形式邏輯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樣，邏輯史研究也表明，與西方演繹邏輯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導論證型式是“推類”或“類比”③。
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建構和表述論證時，所使用的內容組織策略和語言表達方式。在建構論證過程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基于對證據和理由權重的不同理解，會在理由類型、強度和數量的選擇與組織上都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達論證時，不同社會文化的語言系統則會影響其群體成員表述論證內容的語言手段和方式。同時，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言語交際規范的不同理解，也會對該群體成員的論證表達方式形成約束。簡言之，論證主體在進行論述時是著重凸顯理由的強度還是數量，在轉引理據時是偏重直接援引還是加工重述，在展開論述時傾向于回旋婉轉還是直入主題，在表明觀點時是更為直接、明確還是較為間接、隱晦，諸如此類的差異實際上將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④。
(三)論證的接收與評價
作為人際交流的一種特定實踐形式，論證不僅涉及主體自身的認知、建構和表達維度，而且還涉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展現著主體間性維度。更明確而言，它還關聯到其他主體對于論證內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釋、理解與接受，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態度、情感或行為改變。同樣，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中社會關系、交際模式和倫理觀念的特定影響，這一互動過程中也會呈現出論證接收和評價的差異方式，并尤其表現在論證的恰當性、論證的強度、論證的生效性以及論證的規則等四個方面。
論證的恰當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適合實施論證行為或展開論證活動的情形和條件的基本認知，簡言之，即群體成員對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針對什么對象，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論證”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論證的主題和范圍、時機與場合會受其社會規范所限制，從而使得適合于、或者被允許進行論證的內容議題和可能條件不盡相同;論證的對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論證方式也會受社會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制約，從而使得論證得以發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開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實質而言，某些社會文化規范還會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論證活動本身的內在規范，而這些規范本身也同樣體現著社會文化差異。比如，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師道尊嚴”具有不同旨趣，進而，兩者對于師生之間的論證互動就會產生差異影響。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會以特定的方式約束著中國人群體中晚輩與長輩之間的論證行為，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禮貌”要求也影響著其群體成員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中論證互動的恰當方式。
論證的強度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中理據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評判和所用到的規范標準。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性觀念，會影響到其群體成員對于理據之相關性與充分性的基本理解，進而，導致他們對論證品質(其邏輯性和優劣性)的不同認識和差異判定，以及對謬誤的不同認定與分類。基于對論證情境、議題和目標的特定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關于論證強度的不同要求，這特別體現在論證中所包含的理由類型、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亞洲人偏重論證中理由的數量，他們易于認定更多理由具有相關性，有時甚至還能容忍證據之間存在沖突;而美國人則注重理由的質量，在其論證中通常僅提供少量的(甚至單一的)、但卻較為清晰和無爭議的理由①。
論證的生效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在實踐情境中是否實現其目標和功能的基本認知及其判別標準。相比而言，論證的強度是論證中理據所對應的內部規范性，論證的生效性則是論證在其表達與互動中所對應的外部實效性。在諸多社會文化傳統中，這兩者之間既顯示出明確的現實分歧，也展現著特定的動態互動。事實上，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恰當性的理解，將影響其成員對于論證行為及其方式的意義把握，進而制約著他們對論證行為實際效果的判定。同時，主體對于論證實際發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對于該論證互動的即時目的與語境因素的特定解讀，都將影響到他對于論證實際生效與否的分析和評判。質言之，論證的生效性更多依賴于主體對于論證實踐具體情境的實時解讀，而這受制于該主體對于社會關系體系和人際互動模式的基本認知，因而也會呈現出社會文化影響。
論證的規則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進行論證活動時其言語行為互動所遵循的調控性規則(regula-tiverules)。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對于交往模式及其社會互動規范的差異理解，制約著該群體論證實踐的特定展開方式，也影響到保證其論證活動能夠有序和合理進行的調控性規則。對于處在特定論證情境中的主體而言，這些調控性規則明確規定了他在具體的論證進程和特定的互動環節上，能夠被允許(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為方式和回應方式。實質而言，正是論證的規則確保了論證活動的有序進行，以及其展開進程和最終結果的合理性。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上的不同形態，實際上所展現的正是具有社會文化差異的論證規則體系。
四、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拓展
作為一種根植于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論證既體現著跨文化的理論特性，也展現出在基本形態、行為方式和互動模式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全面揭示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特性，并合理闡明它們在論證行為和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和作用機制，無疑將深化和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論域，并且，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邏輯與認知差異，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論證協商)的可能機制。前文對于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差異體現的具體分析，建構了探討論證中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的基本理論框架，同時，也為我們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視角。實質而言，這一初步理論框架既整合了文化與認知領域的相關研究發現，又結合當代論證研究成果，發展了諸多具有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的理論假設①。以之為基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三個進路來展開:
第一，語言學、尤其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研究進路。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和言語行為，不同語言的詞匯、語法、表達技巧、文體風格和語言用法，其背后都滲透著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發掘、分析與比較不同語言系統中與論證相關聯的語詞形態、語篇特征和表達方式，是闡發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比如，中文指稱論證活動的語詞既具有多樣性，又呈現出特殊而精微的區分(如論、說、爭、議、辯、爭論、論辯、說理等詞)，其中無疑體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的基本認知、性質概括和形態劃分。同樣，與論證相關的諸多中文諺語、俗語等(如“理不辯不明”、“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等)，也都展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形態、功能和態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質性研究、尤其是人類學考察、民族志研究進路。論證是一種實時發生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實踐活動，通過人類學考察能全面而真實地對其具體形態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釋，進而確切揭示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一方面，可以選擇不同社會文化群體開展田野調查，尤其關注其實際生活中論證活動的具體發生發展過程，分析與解釋其中的特定行為和互動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參閱人類學家關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記述的論證行為和活動，進而揭示其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此外，我國古代文獻中記錄著論證實踐的諸多文本，也為揭示中國文化傳統中論證實踐的特殊形態和特性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②。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在經過社會文化學派的修正與發展后，開始將關注點從個體內部轉向外部。社會文化學派對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正與發展已經初見其客觀關系取向發展的萌芽，社會文化學派將個體心理的發展視作是內部驅力與外部社會環境張力的結果，這顯然已經承認主體之外的客體意義。在這種新的主客體關系中，本能驅力讓位給“自我及其諸多對象之間實際的關系聯結”，“自我”被“自體”替代是這一傾向的主要特征。克萊因是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在精神分析的發展史上，克萊因敏銳地發覺到弗洛伊德理論中所包含的客體關系的思想萌芽，開創性地提出客體關系是兒童心理發展基礎的觀點，改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強調內部本能驅力是心理結構形成和發展的第一要因的觀點［11］。克萊因的理論涉及了本能和客體關系兩方面，她認為生與死的本能驅動著兒童的心理活動，但這些本能受客體關系（通常是兒童的父母）的影響而發揮作用，她還認為嬰兒在早期由于本能與客觀世界的沖突會發展出“精神分裂樣狀態”和“抑郁狀態”兩種消極心理傾向，它們是形成兒童人格障礙的基礎。克萊因的一些追隨者拋棄了本能而轉向環境，進一步發展了客體關系理論，使之成為英國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論。拜恩、溫尼科特、科赫特和費爾貝恩是將克萊因的理論發展到新水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拜恩1970年在美國建立了“克萊因方向的分析者（Klein－orientatedanalysts）”小組，使克萊因的精神分析觀點得以在北美產生影響力。拜恩對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發展的主要貢獻在于：（1）提出母親（作為客體）的“容納功能”，即通過母親的存在、行為和情感修正或強化兒童的沖動在人格發展中的作用；（2）強調環境以及內部與外部（客觀環境）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拜恩的理論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親克萊因主義”，基本上是對克萊因理論的延續和擴展［12］。
相比而言，溫尼科特應算是“折中的克萊因主義”者，他在借鑒了弗洛伊德、克萊因的觀點之后，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提出了客體關系理論，強調兒童心理發展與客觀環境處于連續不斷的反饋之中，關注個體與他人心理分離的體驗以及與他人融合的體驗之間的相互轉化。溫尼科特的理論存在的一個顯著的特性是，強調母親作為客體在母嬰關系中對兒童心理影響的重要性。他提出“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mother）”這一概念，母親對嬰兒的保護，使嬰兒將“母親”看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并通過母親對自己的身體的照顧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人，同時嬰兒通過各種方式明白他與母親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與母親相互分離的［13］。所以溫尼科特認為，兒童的成長常常是與母親自身的獨立性相一致的。溫尼科特相信，心理分析家可以通過創設“控制環境”重新體驗兒童與客體對象（母親）的沖突，在這種客體關系中使兒童產生積極移情，從而彌合母親與兒童的關系，實現對兒童的心理干預。盡管科赫特作為自體心理學的創始人，算不上是客體關系學派的代表人物，但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也強調母親作為客體與兒童自體的重要性。他在臨床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被稱為“自體心理學”的客體關系論［14］。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認為自戀人格障礙，產生于迫切的驅力與反對驅力防御之間的內心沖突，而在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中，強調其根源來自于與看護者（通常為母親）之間令人不愉快的人際關系，由此產生不充分的自體感覺才是自戀人格產生的根源。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承認，在科赫特自體心理學理論的發展中，有關自我的對象既不是對象也不是自身，而是關系的主觀性。主體間性的概念促進了自體心理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關系體系。從這種觀點來看，治療師越來越把自體對象與分析家的關系看作是促進自體發展和改善的手段。因此，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認為，客體關系將關注點從機體功能擴大到社會功能。將克萊因客體關系理論發展到極致的當屬愛爾蘭人費爾貝恩，他在融合了克萊因、弗洛伊德等人的觀點后，拋棄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驅力和本能概念，而是將客體關系作為其理論的核心，用客體尋求代替了快樂尋求，用現實原則代替了快樂原則，排除了與生物學特征相關的性本能、能量、驅力等概念，實現了由驅力模式向客體關系模式的徹底轉變［15］。因而，費爾貝恩的客體關系模式也被認為是最為激進的“純粹的”客體關系理論。
可見，以克萊因為代表的客體關系理論，是古典精神分析客體關系取向發展的早期形式。由于這些研究者并不完全反對古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論和概念，接受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仍被看作是古典精神分析的分支之一。但是，與古典精神分析關注自我的內部沖突與指向不同，客體關系理論傾向于將客體（通常是母親）及客體關系（通常是母親與兒童的關系）置于理論和臨床研究的中心位置，將其看作是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認為人格心理的發展與變化依賴于客體關系的內化（強調母親的作用），而與本能欲望、性沖動和原始驅力并沒有多大關系，這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發展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些工作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心理驅力與動機的解讀。
二、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的當展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有時也被稱為“心理動力學”，主要是指建立在物理學原理基礎之上的心理學。利用機械物理學以及本能和驅力的機械生物學，弗洛伊德描述了作用于人的內部驅力，而不是把這些方面看作環境對個體的作用或者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學是一種“元心理學”［16］。在經過幾次修正與發展后，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主要是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已經不能滿足現實應用中的期望。以羅伊•謝弗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義者，最終對古典精神分析進行了幾乎徹底的修正，使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內核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當代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謝弗、斯彭斯、吉爾、魏斯與桑普森等。謝弗認為古典精神分析采用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語言（如能量、動力、本能、驅力等），而摒棄了原本應該是精神分析基礎的選擇性和意向性。這些從物理學和生物學中借用的語言妨礙了對主體本身的強調，而主體性應該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為了將物理機制轉換成可被理解的意義，不得不把他的結構擬人化，將個體說成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謝弗指出，這種擬人化的主要缺點是失去了有意義的行為，并使人類的行為失去了責任。他堅持認為精神分析必須把心理動力學從其理論中排除出去，并把動作返還給人們。因而，謝弗在保留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伊底）的基礎上，確立了新的客體關系理論。謝弗認為，要更好地吸收對社會文化和環境在人的心理發展中的作用的理解，有必要提出一個新的精神分析語言系統，這種系統應該強調動作語言［17］。在他的語言動作理論中，通過運用動詞或副詞，避免使用名詞和形容詞來描繪所有事件。因此，他刪除了像潛意識、伊底、驅力、沖動和心理能量這樣的名詞。但謝弗卻保留了伊底這樣的概念，他認為伊底是引起性或攻擊行為的基礎，由于伊底的非理性、不可調和性、不受控制性和徹底的自我中心性，更有可能與某些生理過程相聯系。可見，謝弗對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語言系統做了較大修正，但他仍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生物學傾向。
在謝弗的動作語言理論中，始終強調動作本身才是精神分析的主題，而不是另外的什么導致動作的發生。謝弗所指的動作不僅指可見的動作，還包括不可見的思維、記憶、幻想、希望，甚至還包括沉默，并認為人類的這些動作都是有意義的，具有某些意圖和目標。與古典精神分析相比，對動作的強調為分析對象提供了選擇和意向的新途徑。如：在心理分析過程中，分析家和分析對象一起檢驗從嬰兒期開始的動作對個體現在的影響，在分析家與分析對象這種客體關系的對話中，將這種影響看作是個體與環境的共同產物。當謝弗用新的語言系統取代心理決定論和物理學的解釋時，通常在解釋和描述之間存在的區別不再存在了，因為由動作詞匯進行的描述便成了解釋。謝弗的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發展還在于，他認為精神分析應與過去保持較少的關聯，而與現在有更多的關聯，精神分析的過程是一種敘事的過程，而不是對隱藏動機的揭示。這種精神分析的敘事學轉向，使精神分析的理論迎合了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在這一主張上，謝弗與斯彭斯有著極為相似的觀點［18］，他們都認為，當分析對象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描述某些心理障礙（如強迫癥、神經癥等）時，這些障礙的特征就在修正的敘事中得到改變，而語言構成了敘事這樣的動作中的經驗。謝弗認為精神分析應建構分析對象的現在，而不是去重構分析對象的過去，通過患者發現新的事實，而不是處理歷史事實，患者的狀況才會得到改善。古典精神分析則恰恰只注重重構和改變過去的觀念而不是現在。盡管謝弗的語言動作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很大，但他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觀點”排除掉了精神分析中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的某些激進的觀點仍值得商榷。如，他認為精神分析應只關心現在而不必注重過去，事實上，正是被壓抑的過去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如果用現在的結構取代過去的結構，那么精神分析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對弗洛伊德心理動力學的元心理學進行更大的修正與發展的還包括魏斯和桑普森，他們共同提出了“潛意識計劃”，將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治療心理障礙的主要方法，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決定論持否定態度，并決定徹底拋棄作為決定力量的伊底。在人本主義“自我實現”理論的影響下，他們提出病人的能力是他們自己的治療過程的動力的觀點。
他們的方法主要包括四種假設：（1）病人有改變潛意識目標的意愿；（2）阻礙達到目標的“致病信念”是心理障礙的原因；（3）病人用來接受或反對分析家有關信念的檢驗；（4）是病人而不是分析家一直被看作導致改變的原因，分析家的任務就是幫助病人證明痛苦的信念不成立，并獲得安全感。作為一種方法，他們強調病人“致病信念”的根源，潛意識中的害羞、內疚、恐懼都來自于真實的經驗，而不是源自于生物驅力和伊底的能量。盡管早期精神分析的客體關系理論都強調客體關系（尤其是母嬰關系）的重要性，但魏斯和桑普森卻重新強調記憶在“致病信念”改變中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謝弗與斯彭斯關注現在而忽略過去的觀點并不一致。魏斯和桑普森認為，病人癥狀改善的關鍵在于分析家能順利通過病人的檢驗，通過檢驗之后，病人會獲得安全感，能夠將負性記憶從壓抑中釋放出來，將過去與現在進行整合。這種觀點幾乎放棄了弗洛伊德心理動力理論中所有的核心內容，只保留了童年期創傷的壓抑，對古典精神分析進行了較大的發展，除了從壓抑的強調上能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外，其他的觀點更像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心理治療觀。隨著后現代哲學的發展，在精神分析心理學之外，一個與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密切相關的取向即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傾向正快速發展。盡管弗洛伊德認為精神分析應該屬于自然科學的分支，羅伯特•斯蒂爾卻明確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門詮釋學學科，精神分析的目標不是通過潛意識挖掘分析對象的心理沖突，而是通過對話來解釋分析對象（客體）言語的意義。斯蒂爾認為，詮釋學的核心觀點應該是理解存在于語言、意義、歷史和反思中的事實。在對詮釋學的特征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特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斯蒂爾提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創立了一種詮釋學研究，在諸如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文明及其缺憾》和《摩西與一神教》等作品中，存在大量關于理解、語言、方法、歷史以及反思的闡述與現代詮釋學極為相似”。法國20世紀思想家利科也曾明確表示過，精神分析是一門解釋性的藝術，它所關心的是通過解釋表面現象而發現隱藏在它背后的東西，由此在分析者和分析對象之間創造一種被分享的理解。綜上所述，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傾向主張精神分析不處理那些可以說明的事實，而是處理那些只有通過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義，把分析對象的夢、愿望、聯想等看作是其創作的“文本”，借助詮釋尋求意義，以此達成對患者的治療。在弗洛伊德之后，盡管精神分析經歷了多次修正和發展，但古典精神分析一些最本質的核心概念仍被保留了下來，雖然精神分析的詮釋學祛除了古典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本能驅力和伊底等生物學概念，但并沒有顛覆潛意識的核心地位，使潛意識過程意識化仍然是精神分析詮釋學傾向的根本目的，主體與客體的語言對話和分析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主體對客體的理解與詮釋過程仍然是達到治愈的基本途徑。
三、結語
生活節奏之快，競爭之激烈，使人們的緊張和壓力無處不在。尤其是青年網民大都還處在學業、工作、婚姻的打拼期，面臨的壓力就更大。為了讓一些不快情緒得以釋放，他們在這個虛擬、自由的網絡世界里，通過自嘲、調侃、抱怨等多種方式來消遣娛樂、釋放壓力。如網絡中許多出身卑微、相貌平凡的年輕草根男子，自稱自己為“屌絲”和“矮窮丑”，并宣稱“見人就下跪”，無奈與自嘲意味可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說出了年輕人面對現實生活的曲折與艱辛；“神馬都是浮云”，表明年輕人面對紛繁世相的一種迷茫情緒；“農夫、山泉、有點田”，道出了當代大學生找工作的壓力；“累覺不愛”體現了青年人經歷感情挫折后，對愛情的質疑與失望。近一兩年，隨著“高富帥”“白富美”等流行語頻頻出現，許多人除平時調侃、取樂之外，不少年輕男女甚至將“高富帥”“白富美”視為自己擇偶的標準。雖有虛榮和攀比心理作怪，但社會壓力大，許多年輕人希望通過擇偶來提升安全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心理因素。此外，面對一些社會現象或事件，因處理不公或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規范，而網民們又無力直接參與或干涉，無奈之下，他們只好通過網絡來怒其不公，宣泄和釋放心中的壓力和不滿。如“我爸是李剛”這個就連當事人自己也想不到會迅速流行起來的語句剛一出現，瞬間成為傳媒和網民關注的焦點，并最終演變成一場全民娛樂的“李剛”黑色幽默。這種基于事件的全民造詞運動除了幽默起哄等情感訴求外，更多地是對某階層的一種不滿、一種批判，這其中的情緒有憤怒，也有嘲諷。“打醬油”，當網友們頻頻訴說自己是來“打醬油”的，很多事與自己無關，表面上是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不恭態度，其實是對于很多社會事件，即使想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也只能罵一聲“關我X事啊，我是出來打醬油的”！無奈情緒可見其中。“神馬都是浮云”“傷不起”這突顯了年輕人在復雜的人際關系和難于把握的社會規則面前的困惑與迷茫，也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誠信缺乏、思想道德教育缺失的社會現實。可以說網絡作為一個虛擬的空間，雖然里面的內容良莠不齊，一些網站還有許多不健康內容，可能會污染青少年的心靈，但同時它也充當了“社會情緒泄壓閥”，無意中起到了批判社會現實、宣泄不良情緒、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二、尋愛求暖的心理隨著全球化、城市化的發展
西方的資本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思想侵入國內，人們發現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滿了，心卻空了。現實生活中，靈魂沒有依托，真愛與溫暖更是難求，因此網民們希望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尋求關愛，尋求溫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語源于百度貼吧里，有人發了一張一年輕男子吃面的圖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網友相繼生發聯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諸如“哥寫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煙，是寂寞”。很多網友把“寂寞體”變成自己MSN、QQ的簽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變作“寂寞”兩字，這充分反映出了現代人空虛、寂寞的現實，人們只能通過網絡這一虛擬空間尋求慰藉。而“XX，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這一句式則富有家庭式的溫馨，得到更多網友的追捧。此語出自百度“魔獸貼吧”，起因于一個名為《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貼子。此貼一發，短短幾小時內引起了近40萬名網友圍觀瀏覽，一天竟然有了710萬網友點擊和30萬的回復，從中可以看出網民們對家庭溫暖、關愛是多么的渴求。網民們渴求關愛與溫暖，于是順應網民心理的“淘寶體”也紅遍了網絡內外。“淘寶體”是因淘寶網賣家對商品的描述語言親切、俏皮而被廣大網友所喜愛。其關鍵詞為“親……哦……包郵”，例如“親，快下訂單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啟發改成了“親，請遵守交通規則”，甚至有的高校也用“親，你被錄取了”來寫錄取通知書。一個“親”既熱情又簡單，不管關系怎樣，聽著就順耳。關愛、真愛、溫暖一直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我們希望網民們在網上尋求到溫暖與關愛后，再能反饋一些到現實生活中，對身邊的人多一些關愛與溫暖，少一些冷漠與猜忌。
三、自我實現的心理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1研究內容
我們將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評述，即評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中的應用的書籍，共兩篇（牛瑞英，2007；張虹、王薔，2010）。第二類是介紹二語習得領域中的兩大派別：認知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共兩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類是社會文化理論中的相關理論和概念在二語習得領域中的應用，包括中介理論、最近發展區理論、支架理論、動態評價等，共九篇（張雪梅，2002；張艷紅，2008、2010；高艷，2008；韓寶成，2009；楊華堂，2006；張曉勤，2008；張國榮，2004；蓋淑華，2010）。下面，我們分別作分析。
1.1評述
牛瑞英對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一書做了詳細的述介。認為該書全面、系統、清晰地呈現了社會文化理論所涵蓋的主要內容及其在二語習得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現狀，其出版標志著社會文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的二語習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張虹和王薔對KarenE.Johnson的《第二語言教師教育—社會文化視角》一書的內容和結構體作了介紹，并對書中提出的語言教師教育領域中五個正處于變革的觀點做了解讀和評述。對我國語言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張虹，王薔，2010）。
1.2兩大派別
認知學習觀和社會文化學習觀是二語習得領域業已形成的兩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對近20年國外四大主流應用語言學期刊有關二語課堂文獻的研究表明：二語課堂研究主要采用認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會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兩種視角。兩個派別孰是孰非、孰重孰輕，一直以來是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高瑛（2009）對比分析了認知與社會文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認知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輸入、輸出及互動假說為理論依據，采用靜態微觀量化分析，聚焦個體與生生互動，關注話語及互動的功能和形式。社會文化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發展區與支架式幫助為依據，采用動態宏、微觀結合的質化分析，聚焦群體與師生互動，關注互動中的意義、形式及結構，強調語境（高瑛，2009）。高瑛認為理想的發展趨勢是二者的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更好的推動課堂互動話語的研究，更有力地幫助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高一虹、周燕（2009）認為兩個學派在批評和借鑒的對話中，形成了一定的交疊，主要體現在對學習者整體“人”的關注以及對于多元性、動態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補關系。在實證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質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關理論
1.3.1中介理論
教師話語是學生語言輸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對學生的輸出甚至整個二語學習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學生把在課堂上所獲得的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需要中介。而教師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據學生的需要選擇最佳的作用形式幫助他們實現知識的內化。高艷（2008）指出教師在語言教學中要關注語言學習者，為其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用語言作為中介工具幫助學習者，而學習者用它來理解和內化新的知識，通過內化獲得個人認知和語言發展（高艷，2008）。楊華堂（2006）調查了高校英語教師和學生對教師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師中介作用在課堂上的發揮情況。結果顯示，教師的實踐和學生的理想之間存在較大差異與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他提出建議：一要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二讓學生有勝任感；三教學生用正確的策略學習；四促進學生的社會發展；
1.3.2支架理論
“支架”理論由新韋伯斯基派的學者如魯納（Bruner）、伍德（Wood）和麥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過有效的教師-學習者互動形式，幫助學習者完成其自己無法獨立完成的任務。張國榮（2004）和張曉勤（2010）分別把“支架”理論運用到大學英語寫作和閱讀中，通過實驗最后都證實了“支架”理論應用于英語教學有以下幾點好處：一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理念；二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三充分挖掘學生的潛能；四減輕教師負擔，提高教學效果（張國榮，2004；張曉勤，2010）。蓋淑華（2010）將“支架式”教學法應用到詞塊教學中，探討二語詞塊習得能力及其與語言能力的關系。結果發現學生的詞塊習得能力得到顯著提高，同時，其綜合語言能力也有顯著進步；但詞塊能力對語言能力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并不均衡，其中，對寫作能力的提高起著更為直接的作用（蓋淑華，2010）。張雪梅（2002）從“支架”理論出發，通過探討學習者會話的特征提出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任務時可參考的有利于學習者會話的因素：一學習者會話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學習者會話的復雜性與難度應適中；三學習者會話設計應考慮學習者因素；四學習者會話中參與者角色應明確（張雪梅，2002）。
1.3.3動態評估
動態評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發展觀，跨越多個時間點觀察評估學生的進步與改變情況，了解學生動態認知歷程、學習遷移與認知能力變化的特點和潛能。“過程取向”和“教學介入與評估相結合”是其最鮮明的特點，同時它突出社會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對個體潛能的影響。張艷紅（2008）借鑒Lantolf的介入式動態評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設計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動態評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網絡環境下對大學英語寫作教學實施動態評估的可能性。實驗證明，動態評估在寫作過程中為學生適時提供了策略、資源和激勵等方面的有效幫助，既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又充分體現了教師的指導作用，使師生及生生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極大地促進了學生英語寫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張艷紅又通過實驗建構了大學英語寫作教學的動態評價體系，提出應該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和發展狀況來設計循序漸進的“支架式”教學“介入”形式。韓寶成（2009）從關注點、目的、過程、結果解釋及評價者角色等方面區分和對比動態評價與靜態評價，詳細分析了干預式動態評價和互動式動態評價的特點和異同，介紹動態評價在二語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并指出測驗的信度和效度應從更多實證層面獲得支持才有說服力。
2存在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的這些相關論文增進了我們對該理論的了解，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有待改進：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會文化理論在寫作、閱讀領域的應用，關于會話的很少，聽力和翻譯的沒有。社會文化理論在英語學習的聽、說、讀、寫、譯五方面沒有得到均衡研究。
2．2歷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為主，歷時的追蹤性研究只有一例：張曉勤（2008）。橫斷研究雖然能幫助我們了解一定時間的內師生行為，但只有進行歷時研究，我們才能了解學生的語言水平、了解教師或學生某一行為長期出現會產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學措施對學生的遠期效果。
2．3數據來源較單一。實證研究只采取了單一的觀察、錄像、錄音或訪談來收集數據。這樣只能收集到參與者的行為或語言，卻不能充分探究其內心世界和心理過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結合教師或學生的反思，輔助以內省（introspection）和回顧（retrospection）的方法來挖掘造成他們特定語言或行為的深層原因（Ellis,1990）。
關鍵詞：回民街英語；社會文化理論；發展路徑；本質特征
中圖分類號：H31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2-0197-03
回民街是中外游客來西安必去的旅游景點之一，伊斯蘭文化的結晶大清真寺坐落于這條古巷里。改革開放后，回民街以陜西民間藝術品為另一特色，如皮影、剪紙畫、老虎鞋等，每年春節前后及4月至10月為其旅游旺季。本文擬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出發，采用觀察訪談法及追蹤調查法，描述回民街英語的發展路徑及本質特征。為了找到答案，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一，回民街洋涇浜英語的發展路徑為語言及非語言的融合，主要依賴于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路徑將會經過以下過程：言語語塊句子；假設二，店主的語言輸入不足，加之回民街英語也僅僅滿易所需，回民街英語屬于語言石化現象。
一、解析社會文化理論
理解話語涵義是建立在語言與社會文化相融合的基礎之上，需結合具體語境，而不是從語言本身出發。社會文化理論來源于巴赫金的對話主義理論，認為對話是任何文本的本質特征[1]。凌建侯則認為語言的社會性決定了它只能是在交際中獲得生命，即獲得生活的意義。一切話語的共同屬性就在于，它們都是語言在一切領域里言語交際條件下的實現與具體化[2]。
社會派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體現了豐富的文化信息。語言存在于社會交際活動中，與文化混為一體，二者無法分割。其研究方法更側重于從主位角度描述，收集自然交際語料，闡述二語交際者如何在與別人的交際中成功地表述自己的意思[3]。與此理論相關的研究有秀水街英語。秀水街英語屬于社會語言學研究范疇，描寫秀水街英語的語言特點、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并得出結論：秀水街英語不會向克里奧爾語發展，也不會發展成為標準英語[4]。
二、研究方法
回民街英語的使用者以中青年為主，本文選取一名女性穆斯林店主作為跟蹤調查對象，年齡40歲，無英語學習背景。語料收集過程為8個月，即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每隔兩周做一次田野調查，借助錄音筆（三星YP-VX1）共收集自然語料45條，其中18條為有效自然交際語料。出于道德考慮，筆者與語料提供者達成協議。研究語料均為店主與外國游客的自然交際語言。不同時段的語料通過人工反復聽取轉換成文本文檔。聽取錄音時，錯誤發音、發音時長、話語重復、語音語調需做標注。本論文中，標記符號及縮寫形式如下。T指代游客；Tn代表不同的游客；S指代店主；V指代錄音；Vn指代錄音時自然生成的順序；“^”表明使用計算器；“”表示降調；“”表示升調；“”表明降調轉變成升調；“”表明升調轉變為降調。
三、個案研究
此章節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從語音、詞匯、語法特征來論證引言中所提出的兩個假設。
（一）語音
首先，選用漢語中相近語音進行替代。英文語音/？/，/au/，/t？蘩/發為漢語相似語音/ /，/u/，/t？揶‘/。比如在外國游客問及漆器時，店主將lacquer['l？k？藜]發成['l k？藜]；詢問外國游客出價時，其則將how[hau]much[m？蘧t？蘩]發成漢語相近音位how[hu]much[m？蘧t？揶‘]；當其表述游客出價較低時cheaper[t？蘩i：p]，其固化語言則為cheaper[t？揶‘i：p].其次，雙元音/ei/則由英語中的單元音/e/替代。如店主在描述其物品翡翠（Jade）時，將[d？廾eid]發為[d？廾ed]。
其發音方式并沒有發生變化，以包含詞匯Lacquer的兩段語料為例。
第一段語料V019選自2011年6月17日：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l k？藜]么。
第二段語料V030選自2011年7月4日：
T2： Fifteen cents each.
S： Ok， this lacquer ['l k？藜] box. Give you this^， friend. I give you^.
語料中lacquer ['l k？揶？藜]及how [hu] much [m t？揶‘]均無明顯的語音變化。
因此，其語音特征表現出替代原則（選擇相近漢語發音）及簡化原則（英語元音之間互換），且發音方式保持不變。
（二）詞匯
詞匯僅僅滿易所需，如表述價格的詞匯，How much， 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 You say， Friend price；描述物品的詞匯， manual， lacquer， wood， jade， Happy the baby， good， best， quality， cheap；招徠游客所用詞匯， come in， have a look， wait moment， wait， lose money， no money.其次，其語言中混雜漢語語氣詞、動詞及陜西方言，如“么”“來”“sei皮家家子”。談及工藝品的價格時，店主則用陜西方言表述情感：
V040（選自2011年7月20日）
S： Souvenir， fifteen.
T4： Fourteen！ Ten！ I have ten， have twelve！
S： sei皮家家子， Where are you from？
陜西方言中，“sei皮家家子”指代極為吝嗇小氣之人。此語料中，則表現出店主對游客的出價不滿之意。
當招徠游客時，則使用漢語詞匯“來”，附之相應的身勢語。如以下語料V026（選自2011年4月30日），
S： Come in， 來. （gesture）
T3： Ah， different color.
描述物品，習慣性地添加漢語詞匯“么”，用以增強其語氣，正如以下語料V010（選自2011年6月17日）所示：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 么。
因此，其詞匯顯現出有限性（僅滿易所需）及混合性（英漢詞匯混雜）兩方面特征，且通過跟蹤調查發現并無新詞匯融入到其語言中，呈現出一種穩定的交際模式。
（三）語法特征
語法特征可從5個方面來闡述。第一，回民街英語以語塊為主要特征，如交際所用話語，How much，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第二，缺失謂語系動詞。當其向游客描述筷子制作工藝時，其使用This wood， Sir，易接受用語為This is made of wood；當其描繪女式包的質量時，使用語言Yeah， this best， good quality，可接受語言為Yeah. This is the best bag. This is of good quality；第三，缺失助動詞。達成交易時，其通常問及游客You buy any something？易接受用語為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else？詢問游客所需物品數量，其采用How many you want的表述方式，而How many do you want更為標準；第四，單數第三人稱的不規則使用。當其招徠游客時，其使用語言Come in， you sees more，而規范的表述方式為Come in and you will find more bracelets；第五，語言表征方式主要以漢語搭配及漢語句法特征為主。如表達方式Big money， You， you best price， Smaller， smaller one， Give you forty five， Ok， ok， give you， Give you ten， ten.
以上為回民街洋涇浜英語的語法特點，其語法特點是否石化需要通過不同時期的語料得以驗證。
V024
S： Have a look.
T2： Howmuchare they？
S： Howmuch^.
T2： I’m sorry.
S： I get more. Ok， I mean.
T2： Sorry.
S：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S： Come in here， Sir， come in， come in here.
S： This is Chinese long life.
T2： Very nice.
S： How many？
T2： One.
S： Howmuch ^ . Okay， very cheap. You， Howmuch？
T2： Fifty？ Forty？ It’s not good luck.
S： Ok， Ok， this one^？
T2： Ok， Thankyou！
S： Thank you. You buy something？
T2： No.
S： Ok， Bye bye.
上述語料選自2011年5月15號，為店主正在出售其工藝品（筷子）。語塊、單詞及不完整的句子構成話語主要成分，缺失系動詞，如This wood， Sir，缺失助動詞，如You buy something.
在不同時期所收集的語料中，諸如How much，You， you price， You， finish， Jade. Give you ten， ten， Ten， ten， Friend price. No friend^， Same， same么，此類表述方式都是以單詞、語塊及不完整句子構成。語法特征保持不變，缺失系動詞如This for me no money，以漢語語法體系為特點，如This good quality（這個質量好），Give you ten， ten（這個十塊錢給你），you， you price（你來出個價）。
因此，我們得出結果，回民街英語的語法特點呈現出固化特征，主要是由單詞、語塊及不完整的句子構成。
四、穆斯林文化
首先，從服飾剖析穆斯林文化。在回民街，隨處可見帶著禮帽的男士及戴著蓋頭的女士，旨在蓋住頭發、耳朵、脖頸，回族人民認為這是婦女的羞體。此店主為中年已婚女士，所戴蓋頭為黑色，以示素雅端正。在回民街，還可見少女戴綠色蓋頭，以示秀麗清俊；老年婦女戴白色蓋頭，以示干凈持重。回族婦女的傳統服飾為大襟衣服，在追蹤調查期間，此店主以穿黑色、灰色衣服為主，很少見其穿亮色衣服及短袖衫、短褲、裙子。回民街為回族聚居區，回族女青年平時只戴蓋頭，穿著隨意，以亮色如綠、藍、紅為主；其次，2011年陽歷8月1號至8月30為回族齋封期，此店主白天不飲不食，8月31日（即開齋節）店主則暫停營業，慶祝開齋節。齋即為齋戒，回族統稱“封齋、閉齋、把齋”，齋戒一月，每日日出前進食，日落后開齋，白天不飲不食，以示專事真主，磨練意志。開齋節日期及其他重要節日按照伊斯蘭教歷來定；最后，該店主遇到與其有著相同信仰的外國游客，色倆目亦為主要問候方式，店主行色倆目，致“安色倆目阿來庫木”（Assalamu Alaikum/求主賜你們平安），穆斯林游客回致“吾阿來庫木色倆目”，（Alaykumu alāmun/意為求真主也賜你平安）[5]。以上為穆斯林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
通過對此穆斯林店主的跟蹤調查，回民街英語發展的最初路徑得以驗證，即由詞匯語塊句子。回民街英語自1978年形成，其初始形式僅為單詞。隨著交易的深入，又發展到以語塊為主。完整的句子是其發展的最高形式，預測其很難達到，因為穆斯林店主沒有任何英語學習背景，唯一的語言輸入即來自外國游客的殘缺語言。加之店主滿意其語言現狀，并無學習標準語言的動機，外國游客了解其語言表述方式，不會影響其生意所需。回民街英語的發展路徑融合了語言與非語言的要素，以語言為主導。店主談論價格主要借助計算器，引導游客，描述身高。回民街英語在語音、詞匯及語法規則上均無明顯變化，其屬于一種語言石化現象，且具有鮮明的穆斯林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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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57
[文章編號]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網址] http：//hbxb.net
國內的英語教學領域，教學理論紛呈，目前已進入各種教學法并存的后教學法時代，也有一線教師認為教無定法，而推崇集多種教學方式為一體的多模式教法。越來越多專家和學者已達成共識，即語言是一種工具和人際交流的媒介，學習語言必須在使用語言中達成。在二語或者外語教學領域，課堂互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題。國外對課堂互動研究較早，國內教學界研究成果較少，近十年來華中科技大學徐錦芬教授發表多篇有關課堂互動教學的論文，包括互動策略培訓實踐研究、小組互動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實踐方面，近十年來高校英語教師被校級領導聽課檢查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開展課堂互動；但是根據作者從教多年的經歷和觀察發現，一線教師雖然有互動意識，但是何種互動形式有效，如何開展高質量的互動，以及課堂互動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學生的學和教師的教，對這些問題很多教師知之甚少。
本文從課堂互動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社會文化視角人手，首先介紹社會文化理論，接著分析該理論應用于二語習得領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狀況，探討交際互動中的外語學習，分析互動教學的理論淵源、互動教學的研究發展，尤其是國外研究成果對中國國內英語教學界的啟示，在回顧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思考課堂互動研究可進一步發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v，SCT）內容豐富，本文關注的是與學習相關之領域。社會文化理論源于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 Vygotsky）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即文化歷史心理學（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會文化理論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會文化，而是探討社會文化因素對人類認知功能發展的影響。社會文化理論的語言學基礎是關乎語言和語言學習的交際觀。根據該觀點，語言是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產物，人不能只學習靜態的語言。社會交際活動中使用的語言是動態語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因此語言學習要在交際活動中開展。社會文化理論關心社會的、交際的問題，認為習得語言的必要途徑是與其他人進行社會互動或者交流。秦麗莉認為社會文化理論既涵蓋社會視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語言學視角，所以社會文化理論應該歸屬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范疇。同時，該理論源起于社會學，所以可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參考。
最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維果茨基認知發展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分兩種，一種是實際水平，另一種是潛在發展水平。前者兒童自身能力可以達到，后者指兒童經他人的協助將來可以達到水平，兩種水平之間的差距，稱之為最近發展區。學習者從實際水平跨域到潛在發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協助，在交互活動中他人的協助被稱為“支架作用”。這一理念被應用于語言學習中，倡導課堂上教師為學生積極創設語言使用場景，和語言使用機會，鼓勵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為學生提供符合學生認知水平的輸入和支架作用。最近發展區的概念剖析了學習、教學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推動教育學科領域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和實踐，幫助二語習得領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二、社會文化視角下二語習得研究概述
二語習得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國內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與語言學、認知科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密切相關，共同發展。
作為新興的理論框架，社會文化理論為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開辟新的視角，引領人們對語言習得的本質和過程產生全新的認識。社會文化視角與認知視域一起構成二語習得兩大對立流派。認知派發展較早，始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文化派發展于80年代。該派別對二語習得的認識伴隨社會語言學的興起發展起來，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受到西方心理學界的關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該理論被更多學者用以研究二語習得領域。社會文化理論主要從社會文化背景出發，研究二語習得，強調學習者參與社會活動過程中的語言使用情況，關注互動對人的語言構建、思維和認知的影響。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James Lantolf與Steven Thorne共同撰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是社會文化二語習得研究二十年來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社會文化派對語言和語言學習所持有的觀點是，語言是人走向社會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學習語言學習的過程即人的社會化過程。社會文化派研究二語習得，側重于學習者對語言在交際過程中的使用情況，側重于互動研究。該研究的不足之處是，忽略了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心理過程依舊是認知機制的事實；另外一個研究不足之處，是理論上提出社會因素是影響語言習得的重要方面，但沒有具體探討社會因素影響習得的方式和過程。社會文化理論用于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在國外成果頗豐，但在中國國內研究數量少，僅有的研究多是理論文獻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實證實驗研究，研究成果質量低。
三、外語課堂互動研究
課堂互動的理論來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設理論（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設是對Krashen輸入假設（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課堂互動的第二種理論來源是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Allwright指出課堂教學只有通過互動過程才能進行。課堂互動為學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參與語言交際的機會，互動中師生問答、意義協商和反饋提高了學生語言輸入和輸出的數量和質量，促進了第二語言能力的發展。
課堂互動包括師生互動和學生之間互動兩種基本形式，在第二語言課堂上，師生互動的主要模式是發起一回答一反饋，簡稱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語課堂互動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從以下層面開展，運用話語分析方法，分析教師課堂話語質量，教師和學生之間話務量，以及會話的話論次數，IRF，課堂提問，課堂支架作用，教師問題類型對學生學習空間的創造，學生互動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國內，作為外語型的英語教學環境，是中國學生英語學習的現狀。缺少真實的社會語境，和大量目的語的輸入，學生最主要的途徑是課堂學習，通過課堂互動接觸活生生的語言，因此，課堂教學效果至關重要。
最近十年來，國內研究課堂互動的專家學者越來越多，并呈現從綜述、述評或介紹性質研究向實證性研究轉變。需要有所區分的是，雖然西方教學界對課堂互動研究的成果非常豐碩，但是國外有關課堂互動的研究對象大多基于二語學習者，而中國是英語作為外語學習的社會文化環境，因此急需一條適合中國外語課堂互動話語研究的“本土化”研究路徑。
伴隨著人類生活水平和認知能力的不斷提高，專業化被越來越多的強調進入各個細分行業。注重實用技術的工匠逐漸地將藝術從生活產品中分離，在生活用品的實際生產中人們也逐漸將設計放到了核心地位，設計的物質和精神產品中扮演著雙重角色，而滿足了生活需要的人類的心理需求往往體現在對藝術的創造上，甚至在生活中的各種情感也是通過藝術創造來表達的。他們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設計是具有前瞻的，但是藝術卻具備了回顧。這是兩者特有的個性之一。也就是說，讓生活更美好的設計使人們對滿足生存需要追求的目的，不過藝術的目的是使人的生活達到最高境界。雖然兩者的差異具有一定的意義，設計與藝術特征的目的存在著明顯區別，但在設計或藝術的發展路徑方面，設計與藝術始終是相輔相成關系。比如，當今飛速發展的社會，平面設計藝術就是通過圖像和文字傳達并產生強大的宣傳功能和商業價值。等同于人的情感是通過兩種意境的創造是注入，然后調動一切手段來達到藝術運動。
二、中國畫與民族設計風格
中國的深化改革伴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影響，我們的設計也出現在一個新的模式。設計概念是逐步縮小與國際的距離。說明當代的設計趨勢就是好的設計不僅具有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而且更要具有獨特的文化哲學。我們普遍的認為國家以及民族靈魂是由文化體現的，而文化差異是各個國家的根本區別。民族中的傳統文化被認為是這個民族的根基，民族性就是體現在民族傳統文化的全球文化交流。繪畫意境中的民族傳統藝術可以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我們的畫家在繪畫創作中追求的繪畫語言不再是展現純目的不是純主觀抽象的追求。我國傳統繪畫的永恒的創作原則是“中心得源、外師造化”。大多數的中國歷代畫家常以自然界中的借景抒情為主題來寬慰現實生活中的挫折，這是中國獨有的逃避現實的方式。在繪畫的過程中畫家的情緒也得到了釋懷，散發出水墨寫意的精神，巧妙地將主觀與客觀的理解融為一體，利用象征手法將自然對象與個人情感結合。將這種方式利用到現在的藝術教育當中，將傳統藝術設計教育的靈魂進行傳承可以拓寬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線條與水墨能夠使中國畫的表現元素更加豐富，所以我國的繪畫著重強調其重要性，線的曲直方圓，排列的緊迫性、剛柔的變化等，都可以達到自己情緒的表現和抒情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線給人不同的個性特征和情緒的表達。為了了解中國繪畫中線的豐富的審美意蘊，必須掌握水墨的規律和方法，使我們能深刻理解內涵的中國繪畫和設計中的應用，繪畫語言的設計可以實現深遠的視覺效果，能提高豐富的藝術內涵。“隨類賦彩”這種技法是中國畫的重要技法，心理學上認為的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性格在我國的繪畫中早有體現。豐富的色彩通過勾金和重彩等技法表現，具有裝飾特點。水墨的濃淡表現不同色彩是微妙的地方，顏色是簡單而精致的。皴法不僅是凹凸表面紋理繪畫表現，更形象的認識和再創造的“體面”和“肌理”。傳承中國畫的這些技術可以成為藝術設計教育中傳統的藝術經驗，為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修養創造基礎。日本是世界著名的設計之邦，其傳統審美將他們的設計教育與民族文化傳承的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借鑒他們的成功經驗：便是傳統文化對現代設計的意義有深遠的影響。部分人看來，這個時代的矛盾看似是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實際是他們的完全融合，相互滲透。要發揚傳統，只有在現代社會，現代設計中從傳統文化的本質內涵提煉與學習，使其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較高的使設計的審美價值。
三、學生的藝術素養相對的中國傳統繪畫藝術
當代教育認為藝術素養是創新設計的基本思想，它決定了設計思想和設計語言的廣度深度。成功者的經驗告訴我們良好的藝術修養可以體現設計師的質量，它更是不容易獲得的，需要長期的專業訓練和對藝術的欣賞才可慢慢培養起來。自身的水平得到提高后，再不斷的增加藝術知識的儲備。這樣一來對于藝術教育中學生的設計能力的欠缺就會有一定的補償作用，加上不斷地藝術基本功訓練通過創意的結合便能設計出具有審美創造力的設計。跨專業的知識點也可以在設計中充分體現，設計才能不斷地推陳出新。而學有所成的設計師的文化內涵和藝術修養都能通過他們的作品得出結論，這些歷經現代設計市場考研的經驗對藝術設計學習中國畫教育是提高藝術設計的培養至關重要。
四、中國畫教學在藝術設計中的引用
由于藝術設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已經知道現代中國畫的概念，那么中國將如何借鑒藝術設計教學也很值得討論。藝術與設計的中國畫教學，不僅僅是文字，學習和培訓的技能，在中國畫藝術設計教育應該有其特殊性不同于純繪畫類中國畫教育，應根據培養目標，教學計劃，共同設計和繪畫中找到。畫中國畫課程只注重技能的訓練，并在藝術設計教育與設計相關的中國畫教學。筆者認為，在藝術設計教育中國畫教學，主要從三個方面：
1.中國繪畫與設計一體化的形式
中國畫的形式和技術的教學內容是必要的。這部分主要是關于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和風格教學。例如：在作文課上，文本元素如點，線，面。廣告海報，我們有意識地選擇一些中國畫的元素進行創意設計的學生標志設計。
2.現代精神追求中的中國繪畫和現代設計
中國繪畫經常研究的是意象和表象的意義，類似于書寫形式。中國畫的主要思想包含的繪畫活動的感受，人與自然之間，但天生的性格，也自然人格。因此在第二自然美的藝術美——人與自然。當今世界是和諧理念的追求，在人與自然的推廣，這也與中國畫的精神遙相呼應，同時還設計了圍繞這一思路，并以此為主導。藝術設計專業教育中國畫教學使學生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內涵是中國，并融入現代設計理念，成為我們自己的民族藝術風格。
3.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必須在藝術設計教學中創造性思維訓練到底在學生的學習，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不斷發現和創造新的藝術風格。中國畫的水墨語言和洗千變萬化，中國畫更耐人尋味，這本身就是創新，創新體現活動。中國畫教學，我們要求學生充分利用藝術形式，不同的紋理，使畫面更具設計感。設計本身是由西方的創造性思維活動的原則，中國畫獨特的形式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語言符號，中西元素結合在一起，是設計形式的創新。中國畫與設計可以作為一個起點，從新的角度，全面發展相結合的中國畫和藝術設計學生潛在的藝術和審美人格，有利于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五、結論
xxxx年7月12日，我順利應聘為xxxx的員工，我被分配到技術管理部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假期社會實踐生活。
xxxx公司電建一公司是一家制造，調試減溫減壓器，汽輪機等供熱發電設備的企業，該企業坐落在繁華的蘇州城，它占地面積廣，規模大，知名度高，是國內同行業的龍頭企業，我很榮幸成為該公司的一名員工，我的假期實踐期限為1個月，在這個月期間，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專門技術人員制造，調試汽輪機，雖然通常我都是打打下手，但是也使我學到了不少知識，最起碼提高我的 社會實踐能力。但是，對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我學會了與人合作與交流，提高了我的社交能力，以前我性格內向，不善于與人交流，總是獨來獨往，而現在不同了，現在我能夠比較自然地與人交流，現在我結識了許多朋友，不像以前那樣孤單，我現在真的很快樂，說起來還真感謝此次社會實踐。同時我對汽輪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汽輪機有許多種，但是我所接觸到的汽輪機為次高壓，單缸，單抽汽，沖動式汽輪機，它與其他一些相關設備組成一個成套供熱發電設備，用于聯片供熱或煉油，化工，輕紡，造紙等行業的大，中企業中自備熱電站，以提供電力和提高熱系統的經濟性，汽輪機在 一定范圍內電負荷與熱電負荷能夠調整以滿足企業對電負荷與熱電負荷變化是的不同要求，汽輪機的設計轉速為3000r/min，不能用于拖動不同轉速或變轉速機械。當然，我也學會了一些關于汽輪機裝配運作的基本知識，雖然我還不能對一些主要的核心零件進行裝配，更不用說運作了，但是對一些次要的小零件的初步裝配運作，我還是能行的，我還是能夠處理好的。
另外，我還真正體驗到了現在社會競爭的激烈性，這種競爭明顯地融入了企業，雖然本企業底子好，是國內同行業的龍頭企業，但任然少不了外界的競爭與挑戰。為了迎接挑戰，企業不斷地進行改革，著重進行技術改造，不斷地引進高技術人才，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對產品都實行嚴格的技術規范。此外，公司對售后服務部也不斷提高要求，要求工作人員要工作負責，服務態度要好，主張實行“微笑服務工程”，公司還鼓勵被服務公司對其工作提出反饋意見，并且根據其反饋意見對員工給予相應的獎勵與處罰。
暑期的社會實踐生活是辛苦的，但是也是值得的 ，對我的前途 ，對我的人生是很有意義的 。以前只是學習課本上的理論知識，只是紙上談兵，沒有投入社會，沒有真正的參加社會實踐生活，所以覺得什么都是那么的簡
單，根本沒有感到什么壓力之類的 ，自我感覺良好。自從此次社會實踐后，我才體驗到了真正的生活，生活的艱辛，生活的無奈才使我清醒地認識到我是多么的渺小，我的能力是多么的差勁，我只是一個井底之蛙。要想適應今天這個社會，我還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這才感覺到了壓力，它迫使我為了適應這個社會，為了有一個好的前途需要加倍努力。
摘要 優秀的會計文化可以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樹立會計形象、促進社會和諧，但是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當前人們對于會計文化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對于會計文化建設工作的認識還不足。文章對會計文化建設的現狀及意義進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思路。
關鍵詞 會計文化 社會主義文化 和諧社會
會計文化以社會主義文化為依托，受一定文化的規范和制約，是一定時期人類文化在會計領域的反映，是人類進行會計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經驗的積累，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會計文化反映了會計領域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基本情況，強調了以人為本的會計管理哲學，相對于整個社會文化而言，又是一種亞文化。在認識和解決問題時，都以人為出發點，以文化形式實現會計人員群體的凝聚力，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會計的職能作用。
一、我國會計文化的現狀
近年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黨和政府對會計工作的高度重視，各種媒體的廣泛宣傳，我國會計文化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從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會計工作的標準來看顯然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1.物質文化相對貧乏。一是會計人員收入偏低，工作環境較差，硬件配套不夠；二是會計人員參加學習、培訓的機會較少，限制較多；三是在會計信息系統運用方面仍然不夠成熟，會計人員的素質還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物質文化的貧乏已經成為互聯網會計和會計綜合化方向發展的重大障礙。
2.精神文化相對薄弱。由于會計文化是特定環境的產物，不同的環境造就了差異化的會計文化，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我國會計精神文化無不打上新舊體制交替的烙印。一方面是會計人員缺乏信念和原則，導致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是缺乏對社會利益的關注，集體主義逐漸被本位主義取代，使會計監督審計工作難以有效的開展。
3. 制度文化相對薄弱。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會計不斷與國際會計趨同，會計制度文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發展，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會計法規制度，已形成了以“會計法” 為核心，會計準則、內部控制規范為基礎的比較完整的法規體系，大大推動了會計法制化的進程。但是，這些法規都是通用性的制度標準，很多會計主體并未制定出與自身特點相適應的內部控制制度，影響了會計信息質量和會計功能的發揮。
二、創建和諧會計文化建設的思路
1.健全和完善會計法制體系。會計文化的構建要有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保證。我國正著力建設法治國家，政府用法律、法規等強制性手段規范會計事務。對于會計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政府應加強管理，及時研究，制定以具體會計制度為直接規范的法制體系，完善各種會計內部控制制度。對于一些新的會計政策和法律法規，應該配有解釋導讀，引導會計人員正確認識和理解其真正含義。此外，會計部門也應根據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推出適應新形勢的會計管理制度，用健全的制度提高會計文化建設的水平。
2.借鑒和吸收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從文化發展的延續性看， 發展會計文化， 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新精神， 具有世界眼光。近年來， 我國傳統文化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和拜金主義思想的沖擊， 但是社會的主流意識是好的， 積極、參與、進取、競爭、開拓、創新等仍然是人們所崇尚和追求的。因此， 會計文化建設既要繼承和發揚優秀會計文化傳統， 又要虛心學習國外優秀的會計文化， 更要著眼于創新， 才能始終保持其新鮮性。
3.著力提高會計人員素質。一方面，從社會和企業的角度要堅持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愛惜人的原則，建立一整套促進會計人全面和諧發展的機制。另一方面，會計人必須認清形勢，主動融于優秀會計文化建設的行列中，樹立遠大的職業理想、高尚的情操，與整個會計群體形成強大的向心力、約束力、凝聚力，締結一個和諧默契的團隊，為和諧社會建設注入一股強大的力量。
4.努力營造優良的環境氛圍。作為各種文化交融的大環境，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對于會計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加強社會道德文化和誠信公正文化的宣傳與建設，通過進行社會誠信教育、優質品德宣傳等形式來對社會的精神面貌進行改善，為會計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創造一個優良的社會環境。
三、和諧社會下，建設會計文化的意義
1.有利于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會計文化建設的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目的是提高會計發展的質量。開展會計文化建設，是為了實現會計工作全面、協調、良性發展，是主動應對經濟社會發展而對會計管理工作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
2.有利于會計環境的發展。會計文化需要會計環境中形成和發展，會計環境的發展變化也會引起會計文化的變遷。現在我國大力建設和發展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會計文化也應隨著文化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建設“以人為本”的會計文化，從而推進我國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建設。
3.有利于文化建設的整體提高。會計文化建設是實現文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計文化建設的改進加強，無疑能推動文化強國的順利開展，并有效促進社會文化建設水平的整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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