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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和觀點。在此基礎上，本文對馬克思關于循環經濟的幾個重要思想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紀80—90年代起，發達國家為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經濟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一種新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思路。20世紀90年代末，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引入我國。2004年9月29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
雖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新理念，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就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觀點。馬克思的這些見解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理論先聲。馬克思循環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應用科學技術是減少工業和生活廢物的有效手段。這種思路與當今人們處理生產與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生產排泄物的利用”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后殘留下來的東西。”那么靠什么手段來處理這些排泄物呢？當然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因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馬克思特別強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過的工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廢料，變廢為寶，減少工業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的問題、廢物資源化問題和產業生態化問題。馬克思的上述思想與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續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見解是一致的。
其次，馬克思認為，利用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工藝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率，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舉了大量的生產實例，對生產工藝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業廢物，減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藝的進步，改變了對生產原料的利用途徑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生產中的各種廢料，獲得了一種在新的生產工藝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廢料成為了新工藝的原料。現在，循環經濟學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原料”。其實，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確地說過類似的話：“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個產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用實例說明，當時由于生產工藝水平的低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許多地方的農場主不愿種植和很少種植亞麻，一個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動的小型梳麻工廠里，粗糙落后的生產工藝導致了在加工亞麻時產生了很多廢料，損失高達28%到30%，工人們經常把這些廢麻拿回家當柴燒，可是這些廢麻是很有價值的。后來，人們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工藝，用水漬法和機械梳理法對亞麻進行精細處理，使亞麻的損耗大大減少。再次，馬克思還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批新型生產工具的問世，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同樣可以提高工業廢物的利用率，變廢為寶，減少資源的浪費。馬克思多次指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馬克思列舉了意大利和法國在磨谷技術上的差異說明這個問題。在羅馬，當時的磨還很不完善，因此，不僅同量谷物的面粉產量低，而且磨粉費用相當大，客觀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來獲得顯著進步的力學的原理實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產量。馬克思還提到，處理紡織工業產生的廢絲時“人們使用經過改良的機器，能夠把這種本來幾乎毫無價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紡織品”。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知道，生產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手段改造我們的生產機器和工具，的確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率，從而節約自然資源，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減輕生產廢物對生態環境的污染。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馬克思對循環經濟思想的論述不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馬克思的這些真知灼見提出了實現循環經濟的具體手段和方式，對我們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結構性矛盾；啟動國內需求；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1-133-02
一、問題的提出背景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顯示，一季度GDP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美國商務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美國GDP增長1.7%，這是美國經濟連續第3個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數據表明，在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形勢沒有發生根本好轉的情況下，我國經濟面臨著下行的壓力。新一屆政府的思路和應對措施引發了廣泛關注，英國巴克萊資本創造了一個新詞經濟學，用來概括為中國制定的經濟增長計劃，其內容有三個重要支柱：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如何認識當期我國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對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針對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馬克思危機理論
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再次受到了各國的強烈關注。學術界運用馬克思經濟理論對危機進行深刻的解讀，揭示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馬克思經濟理論在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學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們廣為接受。雖然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和我國當前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有所不同，但細細品讀馬克思危機理論對理解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有一定啟示意義。
在馬克思經濟學框架中，經濟危機源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供求失衡導致市場自發性出清功能失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由兩個層面組成：第一個層面是交易方式創新和虛擬經濟發展導致了對實體經濟的偏離。虛擬經濟的發展給生產和消費帶來巨大的伸縮性，使生產和消費可以突破實體經濟的限制而虛假的增長，這進一步加重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第二個層面為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的不同部類由于難以同時實現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而導致的社會再生產難以為繼。馬克思用社會總產品來分析資本的運動過程，社會總產品在物質上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為生產性消費的生產資料，第二部類為生活性消費的消費資料。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第一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產資料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第二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活資料的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
三、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美國金融危機是發端于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貸款供應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階層發放房產抵押貸款，貸款供應商通過資產證券化，以次級抵押貸款為基礎發行大量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將風險分散給其他投資者。當美國政府調控經濟連續提高利率，房產價格持續下降，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上升，導致基于抵押貸款的證券市場價值大幅縮水，市場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危機由信貸市場擴展到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將原有金融產品反復打包并發行新的衍生產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桿效應，經濟繁榮時放大賬面資產規模和利潤，造成金融衍生產品的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規模，創造了大量虛假需求，進一步加劇了過剩。2007年美國的GDP約14萬億美元，全球GDP約為56萬億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規模多大400-500萬億美元。從危機的發生過程來看，美國金融危機和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偏離實體經濟有關，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第一層次。
我國當前的經濟情況則和美國危機發生前的經濟情況有所不同。當前美國的經濟呈現出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虛擬經濟的特點，美國的金融危機與金融創新過度、金融衍生品過度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短，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創新層次不高，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還遠遠沒達到美國的程度，且還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如果說美國金融危機更多是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一層次，而我國當前則更應該警惕由于部門失衡、結構性因素而導致的第二層次的危機。改革開放后3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長，似乎并沒有出現西方那種經濟衰退的跡象。但其實多年的高速增長累積了巨大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結構性矛盾才是我們應該高度關注并著力去解決的宏觀經濟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有可能演變成結構性危機，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缺乏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步入發展中國家陷阱，陷于長期的低增長或衰退泥潭。當前的結構性矛盾具體表現為：經濟結構，偏向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產業產能結構，偏向制造業及其產能過剩，服務業發展滯后；資金流向結構偏向國企、房地產和美國債券；人口結構偏向老齡化、低端化、教育貶值；城鄉結構偏向城市；地區結構偏向東部。
這些結構性矛盾，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如經濟結構失衡，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國通過國外市場消化內部產能的空間變小，而內需不足，國內市場還不能形成對外部市場的有效接替，這會進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資的路徑依賴，加劇了產能過剩，錯過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國內消費的時機。產業產能結構失衡，導致部分行業形成嚴重的過剩，甚至整個行業面臨虧損，如鋼鐵行業。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出臺的4萬億投機及地方的配套投資計劃，擴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大了這些資源型產業的需求，為這些行業積累了巨大的產能。同時一些能夠創造眾多就業的服務業及一些決定我國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卻一直發展滯后。產業產能結構失衡，造成了投資的低效率，損害了我國的長期供給產能。資金流向結構失衡，制約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降低了經濟的活力，不利于就業擴充，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形成房地產市場泡沫，還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形成擠占效應。經過30年的改革之后，國有成本占社會資源在60%，創造的GDP是28%，而解決的就業只有6%，占社會資源不到40%的民營資本，解決的就業在90%以上，創造GDP在62%。我國下一階段的產業升級，走出依靠生產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長，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撐，而人口結構的失衡老齡化、低端化，嚴重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上的結構性矛盾，使我國經濟運行比例失衡、不協調嚴重，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制約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結構性問題為何長期懸而未決呢？縱觀近幾年我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我們實際上走入了一個循環怪圈，由于國外宏觀經濟低迷，為了保增長，出臺刺激性政策，大力啟動政府投資計劃，加大了對投資的依賴，造成產能過剩、國內消費市場難以培植起來，將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推遲了下來，隨著經濟體規模越來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解決。因此，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四、應對的政策選擇
針對我國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供給與需求，結構優化的角度去考慮，化解我國的結構性矛盾。
（一）設計啟動和振興國內消費需求的一攬子方案。縱觀一些世界經濟強國的發展史，強國經濟的長期繁榮無不是建立在強大的國內需求之上，如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強大國內消費需求支撐的經濟才是可持續的、平穩的，才是真正的經濟強國，能夠保持對外界風險的強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機發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復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邊際消費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響個人消費能力，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創造有利于民營經濟大繁榮的市場環境，出臺一系列民營經濟大繁榮的扶持政策，鼓勵它們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健全民營經濟進入某些行業的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向居民和企業實行結構性減稅；另一方面要著力關注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應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步伐，解決看病難、上學貴、住房貴的問題，使居民在消費之時無后顧之憂，方能釋放出消費潛能。
（二）從供給因素方面，要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結構性矛盾。走出“結構性怪圈”， 需要靠創新驅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找到利潤增長的源泉。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刺激政策，雖然能顯著地減少外部危機的沖擊，但具有短期效應，同時會拖延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時間，使結構性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在創新驅動方面，熊彼特的理論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它認為創新浪潮在市場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無上的作用，新的創新浪潮出現時會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的繁榮。因此一方面，我國政府應加大對關乎未來的戰略性產業的支持和引導，確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方面保持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業家群體誕生、發揮作用的市場環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創新、支持創造的政策體系。
參考文獻：
[1] 張暉明.金融危機的解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 方紹偉.中國為什么沒有經濟危機[J].智富，2013，（08）.
[3] 韋森.目前世界經濟衰退的深層原因與中國的合宜宏觀政策選擇.金融危機的解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關鍵詞：資本成本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
一、對資本與成本范疇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基于經濟學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可見，經濟學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丁（1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財務教科書方法”還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1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克魯索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這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見，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敗）。因此，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將“（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是一種理論上的創新分類，將有助于改進財務決策理論，使決策分析深入“分子”層次，考慮問題將更周全，并提高決策效率。為了區別傳統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的分類（如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將“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總稱為“所有權成本”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定義。
“所有權成本”概念還將企業與其所有者聯結在一起，必將拓寬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視野。公司財務管理應該為降低所有權成本作出貢獻。同時“所有權成本”概念為論證“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了支持，或者說，公司價值最大化也是為了“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為了改善公司績效，我們必須重視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公司財務治理結構、公司控制權市場對所有權成本的影響，理論上值得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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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