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8 0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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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 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 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 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 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2．制造業的海外轉移使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來，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激化，國內經營成本的不斷上升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海外，以致國內投資減少，制造業相對萎縮。20世紀90年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的技術進步明顯減緩，在高科技領域和基礎研究領域處于劣勢。低層次的傳統制造業不斷外移，而高層次的新產業又無法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經濟質量不斷改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還面臨著結構失衡、生產過剩、國內需求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國內市場無法完成，必須借助于國際市場予以 解決與實現。因此，企業“走出去”與“國際化”就成為必然。根據我國的經濟現實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國際環境，“走出去”的主體應該是中小企業。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及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各國政府日益關注中小企業的重要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對于剛剛起步的我國中小企業來說，他們的發展對于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極具戰略意義。
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發展現狀及優勢
（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現狀
根據我國有關部門的統計調查，我國已在境外投資設立海外企業6758家。投資涉及的行業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面，發展到資源開發、生產加工、交通運輸、工程承包、醫療衛生、旅游餐飲及咨詢服務等領域。我國出口年增長速度為17.4%，高于全球平均增幅9個百分點，其中，中小企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我國外貿出口和外向型經濟的主力軍。[1]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是我國中小企業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據估計，香港加工業有70%以上已轉移到內地，其中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目前，我國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有近15萬家，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從業人員3000多萬人，約占城鄉工業就業總人數的35.4%，在加工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45.2%上升到72%。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來看，我國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以中小企業占很大比重的浙江省來說，其境外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為58.78萬美元，中方獨資的平均投資規模僅為9.67萬美元。這樣的投資規模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約600萬美元的平均規模，也低于其他發展我國家跨國公司子公司平均約260萬美元的規模。[2]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優勢
1．速度優勢
中小企業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政府干預較少，其決策行為更接近于市場決策。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本身資金實力有限，對外投資的規模較小，政府缺乏干預的熱情；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產權清晰，在人事和行政方面都有較大的自主權。由于政府干預較少，中小企業投資決策的經濟性大大強于國有大企業，這是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直接投資較之國有大企業的一個明顯優勢。約翰·奈斯比指出，小公司能夠較快地革新產品及公司內部經營以利用更新的技術。對小企業來說，速度就是小企業的優勢。當大企業對速度變化的條件反應遲緩時，雷厲風行的小企業家就可以利用他們的速度競爭優勢，在大公司做出反應之前獲取巨大的銷售業績。
2．低成本優勢
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我國的中小企業能夠動態地利用和發揮各類比較優勢，獲得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優勢，實現了傳統比較優勢的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許多中小企業緊緊抓住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我國家轉移的契機，在紡織、服裝、玩具等典型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廣泛形成并不斷擴大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取得了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促進高級生產要素（如資本與技術）的生成能力，為產業結構的進一步提升奠定了內部物質基礎。
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小企業的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將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與障礙。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政策法規數量較少，且較為零亂，不成體系。一些主要的政策法規尚不成熟和規范，有些政策法規由于頒布的時間較早，其內容、手段和覆蓋范圍都不適應當前境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需要。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部系統化的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法，也缺少相關的配套政策法規。由于缺乏政策指導和立法工作滯后，導致我國境外投資中出現一定的盲目性，投資的區位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投資輸入與輸出的比例失調。
我國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缺乏應有的鼓勵和扶持措施，從而難以激發國內企業的境外投資熱情，妨礙了境外企業的長足發展。一方面，我國的境外企業還不能有效地運用各種創新的融資工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管理體制的制約，我國境外企業與國內金融機構的聯系仍停留在傳統的借貸關系上，還沒有形成一種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相互融通的格局。在稅收政策方面，我國至今尚無一套專門針對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管理制度，這既使我國境外投資活動無法得到政府稅收的有力扶持，又使境外企業稅收征管處于較為混亂的狀態。這也大大限制了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
三、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對策與措施
（一）完善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融資政策
一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專項基金，根據中小企業和項目的不同情況，分別以各種方式給予支持，從而引導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社會資金流向外向型中小企業。二是鼓勵國有大商業銀行恢復和擴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配置，同時，大力保護和發展適合中小企業需要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對向中小企業提供跨國經營業務貸款的各類金融機構，政府要實行各種優惠政策和獎勵辦法。三是擴大中小型跨國企業的境外融資權。四是打破所有制和企業規模的限制，允許并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到證券市場直接融資，同時，鼓勵、支持和幫助中小企業到香港和海外證券市場上市，并且要加快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進一步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五是積極促進銀企合作。跨國銀行能滿足跨國企業的巨額資金需求并提供全面穩定的融資服務，而跨國企業作為跨國銀行的大客戶則能為銀行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較低的風險。
（二）加快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建設
在總體法律框架方面，我國首先應制定一部既有我國特色又與國際投資法和國際慣例接軌的《境外直接投資法》，作為調整我國境外直接投資關系的基本法。該法律應該明確肯定發展境外直接投資對我國開拓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實現內外雙向良性循環的積極作用，肯定我國企業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正確方向，這將有利于上下統一認識，調動各方潛在力量，促進境外投資事業的長足進展，在這個前提下，該法律應對我國境外投資主體、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資金融通、技術轉讓、收益分配、企業管理、爭議解決等問題做出原則性的規定。還應考慮建立國家級的權威性的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并在《境外直接投資法》中明確其性質和地位。有的專家學者提出，可在國務院領導下建立由商務部及有關部門組成的常設性專門機構海外投資委員會。設立海外投資委員會，有利于國家對海外企業宏觀管理目標的實現：一是對海外投資的規模與總量進行控制；二是調整和優化海外投資的地區和行業構成；三是確保海外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設立這一專門的投資管理機構，既可以為改革目前過于繁瑣和低效率的審批程序作制度上的準備，也有利于貫徹國家宏觀產業政策，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注釋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走出去 區域格局
利用外資是改革開放的核心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企業逐步加大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據統計，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連續兩年位列全球三大對外投資國。截至2013年底，中國1.53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2.54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到6604.8億美元。目前，我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重要的對外投資大國，成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總體而言，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具有明顯的區位分布特點，區域格局不是特別合理，區域選擇有一定的盲目性。
1. 中國企業“走出去”現狀
根據表1數據，從1991年到201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從10億美元增長到1078.4億美元，這期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49.9%。
表1 1991-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情況 （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根據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整理得到。
雖然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很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基數較小造成的），但低于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水平。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39億美元，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流量的6.3%，排名世界第3位，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后。 截至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4354.9億美元。同時，中國企業對外并購領域擴大，交易金額大，并購項目457個，實際交易金額434億美元。并購涉及到采礦、電力生產供應、文化娛樂、制造等領域。
2.中國企業“走出去”區域分布情況
根據統計數據，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域分布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性。對外直接投資大都流向了香港、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比例很小。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排名前10位的國家分別是，中國香港、美國、哈薩克斯坦、英國、英屬維爾京群島、澳大利亞、委內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盧森堡。整體來看，2012年，中國對亞洲、北美地區投資高速增長，對其他地區投資下滑。
隨著中國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張，投資的區位結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動。對外投資的初期，主要集中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的格局，且大多數承包工程以中東和非洲為主要投資區域。到了20世紀80年代，生產型投資項目明顯增加，投資區域開始由初期的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東盟國家向亞非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展。20世紀90年代后，這種區位分布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逐步加大了向發達國家的投資。
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目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舊以亞洲和拉丁美洲為主。從流量分布來看，亞洲一直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選擇區域，對亞洲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最高，近年來的比例一直維持在60%以上，2007年更是達到了77.89%。其次為拉丁美洲，盡管流向拉丁美洲的比例近年來有所降低，但是還是維持在10%以上的水平。以2010年為例，我國在亞洲投資流量達到了448.9億美元，占對外投資總量的65.1%：①拉丁美洲為105.38億美元，73.3億美元，占15.3%%;歐洲為67.6，占9.8%;北美洲26.2億美元，占3.8%。對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資中，主要流向了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三個地區。2010年流向這三個地區的流量占了70%。2011年，六成的投資流向了這三個地區。②2012年，73.8%的投資流向了亞洲，8.0%的投資流向了歐洲，7.0%的投資流向了拉丁美洲。
從力量結構趨勢變化來看，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增長的比較快，從2003年5.08%增加到2010年的9.82%。對亞洲的投資的比重有所降低。對非洲和大洋洲的投資比重保持了穩定，對北美洲的投資比重有所增加，但增加比重較小。
3.目前“走出去”的區域格局成因分析
眾多學者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區位分布成因進行了研究。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尋求動機，雙邊貿易、文化接近度、東道國通貨膨脹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有學者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著重要影響。可以說，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區域分布是建立在國內行業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基礎之上的，其差異較大，成因各異。
就目前而言，貿易型企業分布廣泛，以發達地區為主。以前，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以外貿為主，海外投資機構的設立也以貿易代表處及相關運輸型機構為主，主要集中在外貿重點市場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及港澳地區;資源開發型企業分布以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俄羅斯等資源較豐富的友好國家為主。蘇丹、委內瑞拉、印度等國的石油、天然氣開放，澳大利亞的鐵礦，贊比亞、秘魯的銅礦，俄羅斯、美國、新西蘭等國的森林開發，西非西歐等地的遠洋漁業，規模相對較大;境外加工貿易型企業主要在發展中國家。防治、輕工、家電、機械等產業是中國的重要產業，國際競爭力較強，由于國內飽和，有關企業到海外辦廠，將富余設備和人員投入到亞非拉國家，拓展了國際生存和發展空間;對外承包工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多集中在亞洲。這是建立在國際工程市場區域分布及中國建筑企業總體實力基礎上的。20世紀80年代，東南亞市場崛起并取代了中東成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最大市場，盡管歐美和北美一直是全球重要的建筑市場，但受國內公司工程技術和管理水平所限，所占份額較小。③
整體上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很大的比例流向了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流向香港、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占得比例又比較高。中國如此高比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香港和北美洲的兩個小島是有原因的。第一，這三個地區都具有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同時公司管理體制寬松，注冊手續簡便，對資本流動限制少。一些中國企業為了規避國內的監管，在這些地區投資成立控股公司，以控股公司的名義在海外上市。第二，三個地區的稅收政策比國內優惠，我國香港地區僅對企業利潤收取利得稅，稅率僅為16.5%（有限公司）和15%（非有限公司），而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不對企業收取任何所得稅、利得稅和公司稅。④
4.中國企業“走出去”區域發展政策思考
目前我國正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轉變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發達國家一些成功的跨國公司無疑在這些方面具有領先地位，加大對發達國家的投資，能夠幫助中國企業獲得逆向技術效應，進而促進企業自身的發展。所以，中國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時，應該適時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傾斜。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經驗表明，政府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服務是本國企業成功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目標，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和分工地位，不可替代的關鍵因素。政府應該為企業對外投資做好保駕護航工作，可以通過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手段、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融資手段、開發銀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業協會的信息咨詢等支持中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出口融資、信息資源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為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⑤政府同時應該明確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應該立足于服務，從而為企業構建一個好的服務平臺，而不是直接去干預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而更好地去引導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注釋：
① 2010年，中國在亞洲地區設立境外企業數量超過8500家，占53.4%.
② 引自：《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③ 許丹松，中國企業“走出去”行業和區域選擇[J].中國對外貿易，2004（7）.
④ 劉爽，邱愛蓮. 國家風險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特點[J]. 商場現代化，2009（33）.
⑤ 魏浩.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及相關問題. 國際經濟合作，2008（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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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升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趨勢、現狀與政策， 東亞論文， 2009（9）.
[3]魏浩.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及相關問題[J]. 國際經濟合作，2008（6）.
[4]許丹松，中國企業“走出去”行業和區域選擇[J].中國對外貿易，2004（7）.
論文關鍵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有權優勢
進入21世紀，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簡稱ODI）持續增長，2002-2008年年均增長速度為65.7%。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及世界經濟下滑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較上年下降4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微增6.2億美元，達565.3億美元。[①]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第五位，發展中國家（地區）第一位。[②]
依據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無論是壟斷優勢理論（Hymer，1960）還是國際生產折中理論（Dunning，1977）都強調跨國企業的特定壟斷優勢或所有權優勢，認為這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但是，運用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來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企業的ODI行為，因為通常認為中國企業并不具備上述優勢。那么，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其ODI行為是否需要以所有權優勢作為基礎，所有權優勢的形式如何表現，這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文獻回顧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間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學者海默（Hymer，1960）通過對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首次提出運用壟斷優勢來解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此后經過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約翰遜（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學者的補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壟斷優勢來自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全，如產品差異性、商標、專利、資金優勢、技術優勢、管理優勢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運用這種特殊的獨占性優勢抵消額外的跨國經營成本，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的利潤。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Buckley，1976）的內部化優勢理論相結合，并加上區位優勢，形成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認為只有上述三種優勢同時存在，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功。這其中的所有權優勢與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進行了重新分類與擴展。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多，以發達國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無法解釋不具備絕對所有權優勢的企業為何也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逐漸進入研究視野。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對其母國市場環境的反應，主要表現在為小市場服務的小規模技術、民族品牌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通過對印度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研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適用于母國及東道國的技術，其生產的產品更符合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偏好，要素需求與當地經濟條件相適應。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從企業、產業、國家三個層面來分析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一國國內的經濟環境通過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行業等因素，再結合企業經營策略對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通常來自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
海默的壟斷優勢與鄧寧的所有權優勢都屬于絕對優勢，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則運用相對優勢，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如果說前四種理論都強調優勢的內生性，那么，波特的競爭力理論更強調外部因素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塑造。
上述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雖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權優勢的內容。本文沿用鄧寧“所有權優勢”的提法，但將其內涵進一步擴大，使之擁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所有權優勢
1.技術優勢
在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技術優勢是所有權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正是利用他們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推動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不具備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全面競爭的優勢。但是，隨著政府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企業致力于應用技術的開發，再結合跨國企業進入中國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具備了一定所有權優勢。
2008年，全國R&D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比2007年增加905.8億元，增長24.4%； 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3381.7億元，比2007年增長26.1%；政府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經費支出811.3億元，增長17.9%；高等學校經費支出390.2億元，增長24%。[③]從行業來看，R&D經費投入強度超過1%的行業有九個[④]，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正利用不斷積累的技術所有權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但來源于自身原創性研發，還來自于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以及技術地方化效應。跨國公司是世界領先技術的發明者，為了維持技術壟斷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內部化轉移。然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向客戶提品和服務、與當地企業開展技術合作、技術人員流動等，都會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業內部的技術被東道國企業所模仿。世界上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建立生產、研發機構，加上中國良好的科學技術基礎及人才儲備，技術溢出效應使中國企業在短時間內技術能力得到極大提高。同時，跨國公司使用的技術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時不免產生局限。中國企業具有在發展中國家經營多年的優勢，將先進技術與東道國的經濟、技術、人力資源等條件相結合，創造出適應當地的新技術，實現技術地方化。
2.金融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際間資本流動，不但要求企業有可用資金，還要求這些資金具有成本優勢，并能按需要自由兌換成東道國貨幣。目前，我國部分企業融資成本低、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的良好條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又一所有權優勢。
在中國，利率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近年來通貨膨脹低位運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維持較低水平。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國，這為中國企業獲得資金成本優勢創造了前提條件。此外，監管體系不健全，國有企業獲得財政撥款、政策性貸款，民營企業獲得家族成員低息或無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國企業產生了相對于東道國企業的資金成本所有權優勢。
2003年，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后，從制度上放松了外匯管制。而中國對外貿易多年保持貿順差，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6年超過日本后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位，這減少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約束。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而急需外國投資的現實，使中國企業的金融優勢得以發揮。
3.文化認同優勢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傾向于首先向人文環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聯系的東道國進行投資，通過社會關系網絡、語言優勢、文化背景相近等優勢，獲取市場信息、稀缺資源、市場準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跨國投資成為可能。
對外投資實踐表明，華裔族群文化相近的優勢成為中國企業對香港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所有權優勢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華人及華裔族群分布廣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們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聯系廣泛，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首選。2009年，中國企業對香港和東盟的投資分別為356億美元和26.98億美元，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比重63%和4.8%，位列中國企業投資目標國（地區）的第一和第三位。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目標開始向北美、歐盟、非洲轉移，這些東道國華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認同優勢，加強與當地華人華僑的溝通聯系，利用這類關系資源克服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的缺陷，仍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使用的所有權優勢。
4.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相似的優勢
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其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具有相似性，將有助于該國企業將母國的經營經驗運用于東道國市場，從而產生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所有權優勢。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80%的份額流向亞洲、非洲國家（地區），這些國家有著與中國相同或相似的國內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狀況、人力資本條件，使得中國企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熟悉經營環境的所有權優勢。此外，中國企業在適應制度環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權優勢。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中國企業在本國多年經營中也形成了應對這一問題的良好對策。
三、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完全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技術、金融、文化、經營環境等方面，中國企業具備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乃至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中國企業既要把握現有優勢，將之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又要充分發掘和培育其他類型的所有權優勢，如品牌、專利、管理優勢等，才能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獲得長期穩定的經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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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韓國企業 對華投資 投資動機
一、韓國企業對華投資的背景
韓國的經濟起飛，主要是得益于其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而出口對韓國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基于這樣的背景，從總體來看，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擴大韓國產品的出口和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就是說，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韓國產品避開貿易壁壘并進行海外擴張，從而擴大韓國的出口。
韓國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全面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這一時期，隨著韓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增加，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開始增加，企業投資環境急劇變化。隨著工人薪水和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生產成本急劇增加，而且美元匯率的下跌使韓元升值，企業對外競爭力開始大幅度下降。
為適應這樣的變化，原有的出口型企業——從事纖維、服裝、縫紉、制鞋、皮革等 勞動密集型輕工業企業開始轉向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主要集中于薪資低廉的東南亞各國和市場改革中的中國、越南等國家。中國因具備低廉的勞動力、類似的文化背景、龐大的市場規模等優點，躍居了韓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首先。
截止2012年12月末，韓國企業對中國投資項目的數量累計達到22，557件。累計投資金額達到了396.8億美元。這占到韓國企業在全球累計投資項目的數量（53，977件）的41.8%，相當于全世界累計投資金額（2，151億美元）的18.4%。
韓國企業對華投資迅速擴大的背景如下；
第一，韓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韓國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經歷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因此，部分韓國企業將它們的生產線轉移到中國。
第二，地理上、文化上的鄰近性，使得韓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進行相對容易。再加上中國境內朝鮮族的存在大大減少了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因此，與其他地區相比韓國企業以更積極的姿態進入到中國。
第三，中國成為了全球外資流入國，很多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展開經營活動。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致力于全球化經營，將中國市場當作全球化經營的重要環節。韓國企業認為中國具備了優秀的勞動力和內需市場，全球跨國企業的持續投資，中國市場具有了引領全球市場成功的關鍵地位。
二、韓國企業對華投資的發展階段
韓國企業的對華投資以1985年漢斯物產在中國廣東省投資成立的縫紉、玩具工廠為開端。但是直到1988年為止，主要通過日本企業，以間接投資為主。1988年進雄有限公司在廈門投資1萬美元，是首次對華進行直接投資的韓國企業。隨后，韓國企業的對華投資方式發生了變化，投資規模也急劇增大。按照各時期的對華投資情況，可以分為第一階段（～1991年）、第二階段（1992～1997年）、第三階段（1998～1999年）、第四階段（2000年～現在）。
第一階段：韓國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的勞動密集型單純加工出口行業，投資規模很小，而且投資地區也局限在山東省和吉林省。在這個時期直接投資的中小企業的目的是節約成本。據韓國輸出入銀行的統計，同期總投資項目為101件，投資額為6500萬美元。
第二階段：1992年6月中韓正式建交后，韓國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迅速增加。僅1992年一年的總投資項目就達到170件，投資額為1.41億美元。以邦交正常化為契機，韓國企業開始全面進行對華投資。從1994年開始，以大企業為中心的對華投資開始增加，資本及技術密集型投資項目大幅度增加。投資地區也擴大到華東地區、華南地區以及以成都、重慶、武漢為中心的中西部地區。（Kim Yeong Sun，2000）1996年，投資項目為738件，投資額為9.4億美元，出現了第一個對華投資高峰。在這一階段，對華直接投資激增的原因是國內的房地產及薪水的上漲、勞資糾紛等原因導致的成本增加，從而作為第三國迂回出口的前沿陣地、對中國的投資開始增加。
第三階段：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體制下韓國經濟惡化，導致對外直接投資大幅減少。1998年投資數量減少至266件，投資額降至最低水平，為3.48億美元。此時，進入中國和東南亞市場的企業沒有充分的準備，錯誤判斷市場需求從而縮小項目規模。從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的情況看，本地法人沒有正確判斷中國本地的勞動費用，面臨進行雇員結構調整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進行高技術產品生產，并了解中國市場的特殊性。
不僅韓國的對華投資，該時期其他外國投資者的對華投資也減少了11.4%。發達國家企業的大規模收購合并（M&A）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相對減少，加上美國經濟出現長期的好轉，資金開始流入美國。IMF管理下的韓國企業認識到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必須作為生產戰略的一環。最近，韓國的對華投資雖然出現恢復趨勢，但變得更為審慎和極富戰略性。
第四階段：2000年以來韓國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數量和投資額呈現出增長趨勢，從2000年的779件和7.56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21件和52.63億美元。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韓國和中國的經濟都受到了比較嚴重的沖擊，在2009年至2012年期間，各年度投資項目急減至737件、908件、832件、709件。但是，我們仍需要注意在同一段期間，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分別達到21.3億美元、31.7億美元、36.8 億美元、33.1 億美元。這說明，韓國企業對華投資，雖然一方面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導致投資數量上的減少，但另一方面，韓國企業的每件投資項目的平均金額卻繼續擴大。
三、韓國企業對華投資動機
韓國企業在初期進入中國的投資動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通過廉價勞動力削減費用。但是隨著大規模投資的逐步增多，中國本地市場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現今為了開拓中國本地市場而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也變得越來越多。
1995年韓國貿易協會以進入中國的制造企業為對象實施的調查結果顯示；對中國的投資動機中大部分是為了‘利用廉價的勞工費（26.8%）’，而‘開拓本地市場（18.7%）’則占據了對中國投資動機中第二的位置。2008年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以592家企業為對象，進行的對中國投資動機問卷調查 （Grand Survey） 結果顯示；‘進入中國內需市場’（31.3%）占到最大比重，而‘運用廉價勞動力’（21.9%）則變成了次要的投資動機。KOTRA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別進行的兩次問卷調查（Grand Survey）結果顯示，‘進入中國內需市場’的回答比率繼續上升至34.0%和53.1%。這就表明，越來越多的韓國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他們的首要考慮是中國國內市場。
韓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動機從‘確保廉價的勞動力’逐漸變成‘開拓內需市場’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中國內需市場規模的擴大。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內需市場的規模逐漸擴大，使大多數跨國企業進入到了中國市場。中國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化戰略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市場之一。
第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漸減少。雖然初期進入中國的企業主要是通過廉價的勞動力確保利潤，但這種優勢正在逐漸消失。中國的勞工費比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相比相對較高，而且薪資上升速度也相對較快。
第三，從韓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戰略方面可以理解。最近韓資企業的海外投資中占最多部分是中國，而且很多企業將中國市場定位為最重要的戰略性市場。因此，在中國內需市場的成功，就成了影響全球經營戰略的關鍵因素。
對中國的投資動機，因企業規模而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韓國知識經濟部在2009年11月以進入中國的859家制造企業為對象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業還是主要考慮，工資等費用削減（37.0%），而大企業則以開拓本地市場（63.6%）為目的的最多。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實施的調查（2004）當中也可以看到；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在對中國投資動機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在不分企業規模的情況下‘運用廉價勞動力（36.2%）’占到了對中國投資動機中最多的部分。但是以其中34家大企業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進入內需市場（45.3%）成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最主要動機。
將韓資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的業績以進行動機來區分分析的結果（韓國輸出入銀行，2004）顯示；在世界各地以進入內需市場為目的的投資項目的數量為1，048件（26.8%），投資金額為23.5億美元（29.6%）占據最大的比重。其次是運用低薪資為目的的投資項目的數量991件（25.4%），投資金額為8.7億美元（11.0%）。中國的情況雖然在投資金額方面，開拓內需市場以28.7%占據最大的比重。但是投資項目的數量方面，則是運用低薪資為目的的情況以37.6%占據了最大的比重，這表明以制造業為中心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型的投資傾向相對明顯。
表6 韓資企業在全球投資動機與在中國投資動機比較
資料：韓國輸出入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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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發展中國家銀行在海外的發展具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點，其機構分布的廣度和分布數量顯示，發展中國家銀行基于自身經濟發展的階段及特點，對海外發展以跟進市場和支持母行發展為策略，傾向于在發達國家、金融中心和對母國有更多貿易進口的國家建立據點；銀行在海外分支機構的數量與其資產規模成正比，與母國的經濟開放水平也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本文運用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數據，采用實證方法檢驗影響發展中國家銀行國際化的因素。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銀行國際化；影響因素
國際化發展是當今世界的趨勢，但在銀行業的國際化風潮中，發展中國家銀行在國內市場經受著外部力量的沖擊。作為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國家銀行面臨海外發展的現實選擇。現有研究銀行國際化問題的文獻中，以研究發達國家銀行國際化現象居多，而缺乏對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發展情況的研究。本文根據發展中國家銀行國際化情況的材料，分析了發展中國家海外發展所考慮或受影響因素特征，通過對發展中國家銀行國際化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結論，即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銀行的發展仍處于落后，需要進一步發展。
一、文獻綜述
銀行國際化的動因理論包括引導效應說、分散風險說、規模經濟說、擴大市場份額說和比較優勢說等，但是各國由于金融發展的特性，其國際化進程的廣度和深度都不相同。通常學術界實證研究以母國為本位視角，研究銀行的國際化、銀行國際化目標區域的布局和銀行國際化方式的選擇。
Sabi(1988)發現銀行國際化的決定因素是東道國的市場規模(+)；MillerandParkher(1998)利用美國銀行在國外的資產數量及分支機構數目的數據，研究發現FDI(+)、銀行規模(+)、管制條款(一)是影響美國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因素；BuchandLaPP(1998)根據德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股票數額，發現FDI(+)、金融中心(+)和GDP(+)是影響德國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因素；Yamori(1998)發現FDI(+)、人均GNP(+)、M2超過GNP的數量(+)、進口(+)、出口(+)和國家風險(+)是影響日本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因素；tllFoearelliandPozzolo(2000)則揭示東道國的潛在收益(+)、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管制環境(-)、銀行的競爭力水平(+)、距離接近程度(+)、語言接近度(+)是影響OECD國家海外發展的影響因素；Demirgfie-KuntandHuizinga(2001)發現東道國稅率(-)和東道國人均收入(+)是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因素；NDeF61iceandRevoltella(2001)考察歐盟成員國的銀行的海外經營活動，發現高度國家集權(-)、東道國市場規模(+)、經濟增長潛力(+)對于銀行的國際化具有顯著的影響；Buch(2003)發現管制(-)、信息成本(-)、文化相似性(+)、地理距離(-)、相同或相近的法律制度(+)和進入管制(一)是影響銀行國際化發展的影響因素；BuchandDe，10ng(2004)利用1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信息成本(-)、管制(-)、是否發達國家(-)是重要影響因素；Gareia-HerreroMartinez-Peria(2005)發現貿易、市場規模(GDP)(+)、進入成本(-)影響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銀行海外經營活動；Papaioannou(2005)則發現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地理距離(-)、法律(+)和政治風險(-)是顯著影響因素。
目前的文獻主要是研究發達國家銀行的海外發展，而針對發展中國家銀行國際化的研究不多，我們嘗試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發展總量和海外分布的影響因素。
在考慮樣本的國家屬性、地理位置屬性的基礎上，筆者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家劃分標準，選取了22個國家，即選取亞洲的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中東歐的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匈牙利；中東地區的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地區的南非、尼日利亞；獨聯體國家俄羅斯；拉美地區的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見表1)。
二、影響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發展總量的實證檢驗
發展中國家銀行基于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考慮，其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的影響因素包括母國經濟水平、母國經濟開放程度、銀行自身實力等。我們以海外機構數量作為對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發展規模的度量標準，包括一家銀行在海外的所有機構數量，即分布在各東道國的機構數量加總，記為BRCHLa。我們以銀行在海外分支機構總數為因變量，設定以下回歸模型：
BRCHa=a+a1asset+a2hmGDP+a3hmPGNI+a4hmTRD+a5hmTRPG+a6hmFDI+a7hmFDIPG
影響因素我們考慮銀行自身實力(asset)；母國經濟水平，分別用國內生產總值(hmGDP)和人均國民收入(hmPGNI)；母國經濟開放程度，分別用商品進出口總量(hmTRD)，商品與服務進出口總量占國內GDP比重(hmTRPG)，母國對外直接投資資產余額hmFDI和吸收國外直接投資負債余額之和(hmFDIPG)。
我們用Eviews6.O估計參數，表2列出估計結果。在所有解釋變量參與估計的情形下，銀行規模(asset)和人均國民收入(hmPGNI)對銀行外海機構總量有顯著影響，前者為正影響，后者為負影響；另一個變量組合估計中，國內貿易總額占GDP百分比(hmTRPG)表現出對銀行發展海外機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余四個變量，包括國內GDP(hmGDP)、國內貿易額絕對值(hmTRD)、國內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和(hmFDI)以及該和占GDP比重(hmFDIGP)等對被解釋變量沒有表現出顯著影響。基于上述實證結果，我們發現銀行資產規模(asset)對銀行在海外機構總量產生正向顯著影響，這與理論預期相符，銀行資產規模相比國內GDP是銀行發展海外機構更直接的影響因素；國內GDP(hmGDPI對銀行在海外機構總量的影響是間接的，結果顯示正向影響。但不顯著，說明經濟規模小的發展中國家其銀行海外發展數量未必同比例減少；國內人均收入指標(hmPGNI)對銀行在海外機構總量產生顯著負向影響，發展中國內人均收入國民收入越高的國家，其銀行在海外機構的數量反而越低，國內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對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也是間接的，從國內人均收入水平與銀行資產規模相關系數看。二者呈弱負相關，銀行規模的高低源于國家經濟總量，而GDP這一指標與PGNI在發展中國家呈現一定負相關。所以PGNI對銀行發展呈負向影響；母國貿易額絕對值hmTRD、貿易額占GDP比hmTRPG對銀行海外機構總量影響前者不明顯，后者明顯，一國經濟開放度更多體現為經濟中外向經濟的比重，所以后者代表經濟開放度對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更明顯，從兩者相關系數看，絕對量與占比基本不相關，絕對量難以對銀行發展形成影響；母國直接投資余額hmFDI及占GDP比hmFDIPG對銀行海外機構總量影響不明顯。一國經濟開放度可由貿易和直接投資來衡量，但從變量描述統計看，在觀察的發展中國家貿易占經濟比均值達到78％。而直接投資只占4.7％。可見以直接投資代表的經濟開放度對銀行海外發展影響有限。
三、影響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分布的實證檢驗
銀行海外機構總量由分布國家數和在一個國家機構數量構成，我們結合銀行海外分布的國家數和在一個國家的機構數，分析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機構分布的廣度和密度。
從發展中國家銀行在海外機構數量水平看，獨聯體和中東歐地區在海外機構數量最少，平均一家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在5個的水平，亞洲地區最高。平均一家銀行海外有超過18個分支機構，其余三個地區處于中等水平，經濟規模的不同并沒有帶來所屬銀行在海外機構數量的差異。無論各個地區，還是不同經濟規模水平的國家，銀行海外機構分布密度都較低，按分行計，不超過3個，按代表處計，不超過5個，最低的按代表處計為2個，全部國家平均密度為3.4個(代表處計)；相對較高的地區是亞洲和中東地區，GDP后5名組比前5名組密度大。所有國家總體上一家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分布在接近7個國家范圍，亞洲國家海外機構總量較大，分布國家也最廣，超過9國，體現處較強的分散特征。
從海外機構地域分布偏好看，各組大多把一半略強的海外機構留在所在洲國家，但非洲和拉美的母國把更多的海外機構分別安排在非洲和拉美地區以外，中國在亞洲和在亞洲以外的分布偏好是各半。
選擇東道國時在經濟發達程度的偏好方面，所有國家總體安排海外銀行分支機構為發達國家和非發達國家各半。不同經濟規模的國家在考慮海外分布時，表現出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偏好的差異：經濟規模較小國家把超過7成的海外機構分布在發達國家，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則僅將略過一半的機構布置在發達國家。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偏好從母國地區分組看，亞洲和中東歐地區分布在發達國家機構超過一半，其中中國這方面的偏好更為明顯達到接近80％：中東和非洲地區更多地把海外機構安排在非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機構分別僅占兩成和三成。總體水平上在發達國家的分布密度是在非發達國家分布密度的4.5倍，GDP前五和后五在這個倍數上差別不大，但在不同地區倍數較懸殊：傾向于把較多海外機構分布在發達國家的亞洲和中東歐國家，其在發達國家的分布密度也遠大于在發展中國家，前者分別是后者的4.3倍和3.4倍；其余地區在發達和非發達國家分布密度差別不大。
在對金融中心的偏好上，對發達地區更有興趣的經濟規模較小國家、亞洲國家、中國也都表現出對金融中心的喜好；中東歐地區國家雖然在發達國家分布機構略多，但卻對金融中心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興趣，僅把海外機構的24％投放在金融中心。總體水平上，同在發達國家比重一樣，接近一半的海外機構分布在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與非金融中心的分布密度，總體上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這個倍數在亞洲地區最大，其余地區則最多近2倍。
四、影響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機構形式的實證分析
銀行在海外機構形式包括分行、代表處、附屬銀行和聯營銀行，其分布受銀行自身和東道國兩類因素影響。銀行自身因素與前面海外總量研究所考察的因素、數據時間和數據源相同，第二類東道國因素則包括兩部分，即東道國國內因素和東道國與母國間關系因素。我們設定被解釋變量BRCH_b為某銀行在某東道國的分支機構數量。BRCHb=a+a1asset+a2hsGDP+a3hsPGNI+a4hsTRD+a5hsTRPG+a6log(hsFDI)+a7hsFDI+a8HsCNT+a9HsLVL+a10hsIMP+a11tohsEXP+a12tohsIE+a13DSTANC+q14AERA
在解釋變量中，我們考慮東道國國內因素，包括東道國經濟水平(GDP、P_GNI)、東道國經濟發達程度(虛擬變量O，1)、東道國經濟開放程度(hsTRD、hsTRPG、hsFDI、hsFDIPG)、東道國是否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城市(虛擬變量0，1)。同時，我們還考慮東道國與母國間關系因素，包括兩國間貿易額，包括母國從東道國進口商品額(tohslMP)、母國對東道國出口商品額(tohsEXP)，以及這兩項相加的進出口總額(tohsIE)，反映兩國文化、語言、制度等社會因素的共通性程度的兩國間地理距離和是否同屬一個洲(虛擬變量O，1)。
根據各形式機構業務能力，1個代表處按0.5個單位折人觀測值。其余各形式機構則按實際數量計入，所有分支機構數量數據截止2008年7月。用Eviews6.0軟件進行估計，結果列在表4。
表4中第(1)列列出包括全部14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其余5列列出改變變量組合時變量的顯著性情況。在本部分回歸檢驗中，共有五個變量對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目標國的選擇有顯著性影響，包括：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hsGDP(顯著負影響)、東道國是否為金融中心hsCNT(顯著正影響)、東道國是否為發達國家hsLVL(顯著正影響)、母國對東道國出口tohsEXP(顯著正影響)和母國對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tohsIE(顯著正影響)，另外九個變量對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機構目標國的選擇無顯著影響，包括：銀行資產規模asset、東道國人均國民收入hsPGNI、東道國對外貿易額hsTRD、東道國對外貿易額占GDP比重hsTRPG、東道國直接投資余額hsFDI、東道國直接投資占GDP比重hsFDIPG、母國從東道國進口(tohsIMP)、東道國與母國地理距離DSTANC，以及東道國是否與母國在同一個洲AREA。
根據實證結果，我們發現：銀行資產規模對發展中國家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數量有一定負面影響，但不顯著。前面我們發現銀行資產規模對海外分支機構總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一國的機構數并未因此增大，甚至有所減少，反映資產規模大的銀行傾向于在更多的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對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布局產生顯著負向影響。根據估計結果，東道國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銀行在這一國家的分支機構將減少0.05個百分點，影響顯著但程度并不強，彈性較小。因此，GDP并非代表市場機會，而發展中國家銀行發展海外分支機構的目的主要不是尋求東道國新的市場機會，包括不會把在國內的主營業務在國外作為主營業務，這一發展目標導致了對東道國經濟規模包含的市場機會的不敏感，與此同時，銀行國際化的發展，令在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競爭也更激烈，發展中國家銀行不具備競爭優勢的，因此在考慮目標國時會有所注意；東道國人均國民收的影響不顯著，其原因與對經濟規模不敏感原因相同；但由于該變量與發達國家、金融中心兩變量相關度較高，且偏好于向發達國家和金融中心城市國家布局，使該指標對銀行對目標國選擇的影響不至于像GDP指標那樣呈明顯的負影響。
東道國經濟開放指標(外貿絕對量hsTRD和單位GDP量hsTRPG，以及直接投資絕對額hsFDI與單位GDP量hsFDIPG)：經濟開放指標的不顯著表明一國經濟開放與否，對發展中國家銀行的準入而言，并沒有造成多大影響，這與當前各國外資銀行滲透率較高，銀行國際化進程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有關。
東道國是否是發達國家、是否擁有金融中心顯著影響發展中國家銀行的海外布局。此類指標的正顯著性表明，發展中國家銀行海外發展目的是獲得良好的金融環境、市場學習機會、規范的市場交易機會、及時集中的金融市場信息。一方面，為母國銀行提供資金、信息、金融工具方面的支撐；另一方面，通過在代表全球市場的金融環境里學習、培育，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拓寬視野、增強國際業務能力打下良好基礎。
前面結論表明，發展中國家銀行傾向在發達國家和金融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由于發達國家和金融中心多在北半球，且集中于北美、西歐及亞太，與發展中國家的空間分布有較遠距離，且多與發展中國家不在同一洲，造成兩個變量的顯著性結論與前人研究發達國家、或包括發達國家的樣本結論不符。
四、結論
論文提要：近年來，為順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我國不斷簡化手續、放寬限制，大力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但對企業后續的金融支持還不夠重視，一些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本文提出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的總體思路和具體措施，認為我國應當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納入一個基于國家戰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確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職能分工，依據海外投資的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實行有差別的支持政策，構建一個多層次、寬領域、分階段推進的金融支持體系。
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以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對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海外投資是一項高風險經濟行為，一些國際經驗較為欠缺、競爭優勢并不明顯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會遇到一系列問題和困難，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資金實力和抗風險能力較弱，難以解決海外投資過程中遇到的資金和風險保障這兩大“瓶頸”問題。為幫助“走出去”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做大做強，我國應借鑒國際經驗對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體系進行戰略性安排，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這既是世貿規則下所允許的政府干預與扶持行為，也是“走出去”戰略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一、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的總體思路
正常市場條件下，商業性金融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融資主渠道，但海外投資活動中的高風險性及國家風險因素等特點，使商業性金融在很多具體領域與項目上不敢、不愿或無力涉足。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在海外投資發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導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國家信用為支持，通過向海外投資企業及參與的金融機構提供條件相對優惠的融資支持與風險保障，使海外投資的起始風險點相對降低，從而使社會中商業性資金介入意愿增強，吸引更多資金參與海外投資。當海外投資企業逐步發展壯大，商業性金融進入的深度和廣度足以支撐企業發展時，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從而形成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
目前，我國海外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海外企業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商業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大多不愿意承擔企業發展初期的風險，貸款條件苛刻且金額有限，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政策性金融雖然承擔了較多的金融支持職責，但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資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應當確立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國家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鼓勵商業性金融采取多種形式，為企業“走出去”提供配套資金支持，同時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導、輔助與補充作用，通過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帶動更多商業性資本和民間資本介入。
二、圍繞國家戰略和產業發展要求確定金融支持重點
走出去”既是企業戰略，也是國家戰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應當根據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特點合理進行分工，突出支持重點，充分體現海外投資的國家利益和產業政策導向。
（一）根據企業類型確定支持重點
從投資目的上看，“走出去”企業大致可以分為資源開發、市場開拓、技術和品牌獲得以及勞務輸出四種類型。其中，資源開發型投資對于緩解我國資源緊張局面、保證工業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家應當對這類投資提供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勵企業擴大對資源開發業的投資。由于這類投資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也大，為保證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供應，國家可以設立專項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包括前期費用、勘查資金、專利使用費、其他取得資源開發權所需資金等。投資金額特別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還可以采取股權融資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資企業的部分股權，一旦企業經營步入正軌之后，再將所持股權轉讓給其他的投資伙伴，從而分擔企業的投資風險，減輕企業的資金負擔。對于勘探開發境外石油、天然氣、木材、礦產等國內短缺資源的企業，其自產產品運回國內，國家應當給予進口配額、稅收和外匯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在其他類型的投資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點應當放在帶有國際合作性質或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投資項目上，優先考慮擁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能夠帶動大宗物資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項目以及家電和輕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對于企業自主的投資行為，特別是一些規模小、競爭力不強的投資項目，則以商業性金融支持為主，要求其自籌資金、自擔風險，充分發揮現有商業銀行境內外分支機構的作用。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通過放松管制、簡化手續創造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支持企業采取多種融資方式在境內外融資，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債券，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二）根據企業發展階段確定支持重點
按照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發展一般會經歷四個階段：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和持續發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業在前兩個階段各種投入比較多，流動資金短缺，由于在當地缺少信用記錄，再加上經營情況不理想、不熟悉東道國的金融和法律環境等原因，“融資難”的問題比較突出。此時，國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過提供優惠貸款、財政貼息、內保外貸、稅收減免等手段解決制約企業發展的資金瓶頸，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與東道國簽訂投資保護協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和風險管理咨詢等方式為企業提供有力的風險保障，避免企業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財產損失。一旦企業在國外市場站穩腳跟并實現盈利，能夠憑借自身信用籌集資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轉而由商業性金融充當企業資金供應的主渠道。
（三）根據企業投資方式確定支持重點
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日趨多樣化，除傳統的設備、技術、現金投資外，逐步出現了并購、參股、換股或BOT等更為靈活的投資方式。2005年，我國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國內企業通過并購可將其優勢與國外企業的強項相結合, 形成協同優勢；或通過并購獲得帶有壟斷性、稀缺性資源, 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人力資源和專有技術等。隨著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別是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的提高，跨國并購將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國并購往往會涉及巨額資金籌集，不僅項目前期投資數額巨大，并購后的整合階段也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因此，能否獲得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是并購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了積極有效地運用跨國并購方式，培養更多的世界級跨國公司，我國應當將跨國并購列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點，在政策和資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勵。對于采取現金并購方式的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銀團貸款、股權融資、對外擔保等方式為其提供多層次的資金來源，外匯管理部門則適當放寬外匯匯出限制，滿足其合理的用匯需求。對于采取股票置換、資產折股等其他并購方式的，有關部門要完善管理規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時，我國還要大力推動投資銀行業的發展，充分發揮投資銀行在跨國并購中的專業顧問和媒介作用，積極開展銀企聯合或戰略合作，鼓勵企業采取股票上市、發行債券、杠桿收購、海外存托憑證等手段拓寬融資渠道，逐步減少對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賴。
（四）根據企業投資地域確定支持重點
境外企業出現“融資難”既有自身的原因，也與東道國投資環境欠佳有一定的關系。截至2005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遍布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一些發展中國家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還不夠成熟，金融市場欠發達，對外國投資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國企業在當地很難獲得穩定的、低成本的資金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國企業在這些區域的投資規模。從發展趨勢看，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自然資源豐富，經濟增長較快，并且我國的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為進一步拓展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多元化，鼓勵企業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我國應當對這些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和雙邊關系友好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彌補商業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業的后顧之憂。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體措施
（一）盡快研究制訂《海外投資法》等專項立法，建立完善我國海外投資的法律體系
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完整、全面規范海外投資行為的法律，立法滯后造成多頭管理、責任不清、監管不力等體制性問題，不利于我國對海外投資進行統籌規劃，影響“走出去”戰略的有序推進。為保證海外投資政策的系統性、長期性和穩定性，我國應借鑒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盡快制訂《海外投資法》等相關法律，將現有的海外投資政策和條例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的制度保障體系、監管和調控體系、金融支持體系以及市場服務體系。為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推動企業“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海外投資法》應當對中國海外投資方向、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組織結構、地域分布、產業布局、金融支持等進行法律上的規范和指導，同時加強對海外投資市場經營秩序的監管，避免惡性競爭。此外，《海外投資法》還應明確海外投資監督制度，對企業“走出去”以后的發展狀況給予積極關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項目的成功率、境外企業的存續率和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針對不同的投資主體，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對于國有企業，監管重點是建立境外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經營責任制度和健全考評、評價體系，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民營企業，要著重防止投資移民、資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經營等問題。
（二）進一步改變“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政策，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外匯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資金流動，企業在外匯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匯資金來源審核、購匯審核、利潤匯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適當延長境內公司對境外投資企業出口收匯核銷期限；簡化對外擔保的審批和履約核準手續；放寬境外放款在資格條件和資金來源方面的要求；境內外資金集中管理和調撥；非貿易項下資金有效運作和高效管理；規避匯率風險、提供更多金融創新產品等。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在外匯短缺時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變，外匯局應當在審慎監管、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不斷提高用匯和匯出的便利化程度，滿足企業合理的業務需求。
（三）支持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實證研究表明，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的增長和分布與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具有一致性，相關度幾乎達100%。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隨客戶”的戰略，大多以本國企業為主要的目標客戶群體。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實力逐步增強，為金融機構開展國際化經營創造了有利時機。2006年，國內幾家大銀行都加快了海外發展的步伐，中國建設銀行收購美銀亞洲，中國銀行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印尼Halim銀行。今年，國家開發銀行成功入股巴克萊銀行，更是我國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中資銀行通過在境外新設網點和開展跨國并購不僅能夠增強海外競爭力和影響力，也可以為境外中資企業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務，實現銀企戰略合作。
（四）支持國內銀行開展業務創新，滿足企業“走出去”多樣化的融資需求
目前，國內中資銀行還缺乏清晰的市場定位和明確的發展戰略，同質化競爭嚴重，業務品種高度相似，客戶群體相對集中，金融創新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由于對中資銀行的服務不滿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業都會考慮和外資銀行成為全球合作伙伴。為防止優質客戶流失，中資銀行必須改變傳統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針對不同類型的海外投資企業設計金融產品，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如離岸金融服務、提供股權融資、出口應收賬款質押貸款、海外資產抵押貸款等形式多樣的業務品種。
（五）明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能定位，改革政策性業務的運作機制
我國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機構的職能、為“走出去”提供信貸支持和投資保險的主要是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由于我國尚未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帶，例如，如何定義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如何確保有需要的企業能夠獲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資金支持，如何處理銀行因經營政策性業務造成的損失等。另外，對于一些高風險的海外投資項目，商業銀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動蕩地區的海外企業，更是難以獲得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為打消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顧慮，國家可以通過海外投資保險等政策性保險來分擔企業和銀行的風險。目前，我國政策性保險的滲透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里既有市場宣傳力度不夠、企業風險意識較差等原因，也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業務品種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關系。要推動政策性保險的發展，必須多管齊下，中央財政撥付專項基金用于特定項目的保險，各級政府可以視情況對投保企業進行保費補貼，鼓勵更多企業參保，同時企業也要強化風險意識，學會自我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