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4:58:26
導語：在意識形態工作安排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今年上半年以來，在市委政府、市委宣傳部的正確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把學習宣傳貫徹作為長期的首要政治任務。緊緊圍繞中心工作，找準立足點，發揮思想引領、輿論推動、精神激勵的重要作用，深入抓好思想意識形態工作，現將工作開展情況總結如下：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加強組織領導，強化領導責任落實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成立局意識形態領導小組，黨組書記為第一責任人，帶頭抓意識形態工作，帶頭管陣地、把導向、強隊伍，帶頭批評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要問題親自過問、重大事件親自處置。分管領導是直接責任人，協助黨組書記抓好統籌協調指導工作。其他班子成員根據工作分工，按照“一崗雙責”要求，抓好分管股室意識形態工作，對職責范圍內的意識形態工作負領導責任。對突出問題、重大事件、重要情況、重要民情民意中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有針對性的進行引導，作出工作安排。（二）強化理論學習教育，明確意識形態新形勢一是推進學習規范化、制度化建設。年初按照市委宣傳部部署要求，制定《市應急管理局2020年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安排計劃》，堅持每周集中學習1次，將中央、省、市委意識形態工作文件精神作為全局專題學習的重要內容。進一步強化理論宣講培訓工作，始終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果武裝頭腦，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人心，進一步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充分運用好“學習強國”學習平臺和市融媒體中心“兩大平臺”。把“學習強國”學習平臺作為抓思想引領的權威平臺和抓意識形態工作的有效平臺，組織引領全體黨員干部認真開展線上學習。依托市融媒體中心，密切關注意識形態領域動態變化，牢牢掌握輿情預警、應急處置的主動權主導權，切實提高重大突發事件網上應急防范處置能力，確保網上輿論平穩健康。（三）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意識形態工作水平。選優配強宣傳思想工作力量，明確分管意識心態工作的領導、專職工作人員，確保宣傳思想文化戰線干部隊伍堅強有力。同時多渠道多形式開展培訓提升意識形態工作隊伍的工作能力。進一步提升黨支部書記及黨務干部思想教育工作的水平與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理論好、綜合素質高，具有豐富意識形態工作經驗的干部隊伍。二是強化督查檢查。結合黨風廉政制度督查工作，組織黨務干部進行交流學習，不斷提高業務能力主，并通過檢查，及時發現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整改。（四）整改落實，務求實效按照中央、省委巡視反饋意識形態領域問題和省州委專項督查反饋問題清單，黨組認真研究分析問題成因，舉一反三，結合工作實際，康應急〔2019〕22號《市應急管理局黨組關于省委第九巡視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專項檢查反饋問題情況整改報告》切實將整改工作落到實處。截止目前，反饋問題已全部整改并將繼續抓好落實，力求整改取得實效。
二、存在的不足及下步工作
上半年雖取得一些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理論學習以干代學，以忙擠學，不能持之以恒，理論聯系實際有差距；二是工作抓得不到位，工作上存在很多薄弱環節，工作安排部署多，督辦檢查少，工作力度不夠；三是缺乏深入調研的精神，對一些難點問題解決辦法少，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力度。下一步，主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強看齊意識和責任意識，牢牢把握好正確的政治方向，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工作報告、紀律報告、干部考核；二是強化擔當意識和戰斗意識，加強正面宣傳，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真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落地落實。三是加強短板意識和創新意識，把宣傳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標桿作為參照物，補齊短板，做好創新工作。
一、落實基層黨建工作責任情況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推進思想建設。持續深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組織召開班子專題組織生活會1次、黨員組織生活會1次，開展談心談話20人次，講黨課2次，開展先進典型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活動各1次。二是加強作風建設。認真組織全院職工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強化職工對廉政建設和行風建設的認知。三是促進形象建設。深入“黨建+服務”，積極開展健康扶貧、免費體檢、義診等工作，引導黨員在為民服務、轉變作風中創先爭優。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是系統研究不夠深入。面對黨建工作新要求，分析支部隊伍現狀、謀劃加強組織建設投入的精力不足，導致對黨建工作研究不深入、成效不夠明顯。二是聯系群眾不夠到位。在深入科室調查研究，了解、傾聽職工心聲等方面做的不夠。三是創新亮點不夠突出。對新形勢下基層黨建工作研究不深、學習借鑒他人經驗研究不夠，習慣于按部就班。
（三）下步打算及措施
一是加強學習，提升能力。不斷適應新形勢、新變化，提升自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圍繞中心工作，以需求為導向，提高學習的針對性、科學性。二是進步一密切聯系群眾。做好全院職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激發工作熱情，提高醫療業務能力，營造和諧奮進的工作氛圍。三是圍繞全院中心工作，不斷創新。結合醫院加強內涵建設的實際，做到黨建工作與行政工作同時部署、同時檢查，使黨建工作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參與中心工作，動員廣大黨員與干部職工投身其中，激發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情況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狠抓學習教育。及時傳達學習上級黨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及指示精神，通過支部書記上黨課、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斷加強黨員干部思想建設工作力度。二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做到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落實書記“頭雁”引領示范。抓好行業作風建設，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三是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建立黨務政務公開制度，及時公開“三重一大”信息；建立重大政策及項目的輿情風險評估機制，及時搜集、處置可能引起群體性事件和單位動蕩的言論。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是引導輿論的能力需進一步增強。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網絡意識形態事件更加易傳播、易擴散，要結合單位實際工作，在與職工交流溝通和引導輿論的方法技巧上要尋求自己的一套方法。二是對外宣傳工作還需進一步加強。在挖掘、總結、推廣我院各項工作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上做的還不夠。三是滿足職工文化需求工作有待加強。在拓展活動方式、豐富活動內容上做的不夠，不能做到吸引職工積極參與，沒能起到創造積極向上的職工思想價值觀的作用。
關鍵詞：意識形態投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中途分類號：E0-0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同人力資本投資一樣，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也面臨著投資風險。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拓展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可以借助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指導軍事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降低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及其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
通過研究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主要劃分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等幾種形式。但筆者認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等屬于軍事人力資本的“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包括這些“智力”要素是毫無疑問的，但僅僅包括它們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非智力”要素，如軍人的價值觀、敬業精神等。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了“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這對于我們分析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很有啟發。軍事人力資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能不能”的問題，“非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想不想”的問題。二者的關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統帥，決定著“智力”要素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強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撐，影響著“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圍。與“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價值會大打折扣。
因此，為突出強調“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將軍事人力資本定義為：軍事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訓練、醫療保健等形成的，體現在軍事人員身上的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以及價值觀、敬業精神、心理素質等具有經濟含義的精神要素的總和。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風險的研究發現，對風險的定義無非兩種視角：（1）強調風險表現為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產生的結果可能帶來損失、也可能帶來獲利，屬于廣義風險。（2）強調風險表現為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即風險只能表現為損失，沒有從風險中獲利的可能性，屬于狹義風險。筆者認為，惟有損失性才能體現出風險中“險”的內涵，因此，本文采用風險的狹義概念。
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可以界定為：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它既可指未來收益不能彌補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來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可能性。這一概念需要強調四點：首先，時間是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軍事人力資本與其載體的不可分離也決定了時間是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一種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由不確定因素導致的，所以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突發性、多樣性和無形性特征，是投資主體無法事先預知的。第三，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不僅體現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問題”）。第四，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導致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無法獲得預期收益；二是無法收回投資成本。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別從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本文認為，軍事人力資本產權的特殊性、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及軍事人力資本契約雙方的契約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產生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外在條件，其內因在于軍事人力資本承載者的自利行為，即在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不一致的約束情況下，軍事人力資本載體可能通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們可以借用日本學者中松義郎在其著作《人際關系方程式》中提出的個人行為與組織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式[1]，來直觀、清晰地解釋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從而弄清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發生。假設為軍人潛在的最大能力；F為軍人實際發揮的能力；為軍人目標與軍隊目標之間的一致性。則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用圖型表示如下：
在上圖中，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關系存在四種情況：（1）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一致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潛力的最大能力，此時沒有道德風險發生。（2）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相反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最大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必然發生且損失最大。（3）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略有偏離時，，，即軍人雖然發揮了自身潛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沒有發揮自身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但危害相對較小。（4）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有較大偏離時，，，即軍人不但不能發揮自身潛在的能力，反而還發揮了自身很多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危害相對較大。
作為軍事人力資本的載體，軍人不是一個被動地“存放”或“保管”軍事人力資本的“場所”。軍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識、經驗、技術和體力應用于國防安全產品的生產過程，以及這種應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決于兩個因素：（1）能力，即綜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并加以創造性組合或發揮的本領；（2）意愿，即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軍事人力資本存量。“人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其特殊性就表現在人的精神狀態和能力發揮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情況迥然不同。”[2]因此，從某種意義說，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儲量，甚至是否樂意學習（即主動增加軍事人力資本儲量），取決于許多因素。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經典實驗――“音樂會門票的實驗”[3]P5說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軍人個體也不例外，軍人的行為選擇也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戲”[4]P501也告訴我們，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公正觀念”的驅使。這個公正觀念，不是絕對的公正，但必須不能太不公正。從這個角度來說，軍人追求的不是絕對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據“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斷出相對收益的多少，從而實現自己的比較利益。
“一個成熟的勞動力市場有兩大性質：收入回報公平性和勞動力流動性。”[5]P10從經濟人的角度來說，軍人付出軍事勞動也必然要求取得與之相應的利益回報。軍人通過比較來衡量回報。“嚴格地講，對軍人行為具有最直接影響作用的是軍人的‘比較利益’，即在與其他相關人群的利益進行比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滿足程度。此時，軍人對從軍效用的判斷幾乎與他們收益的‘絕對值’無關，它更多地取決于軍人所獲利益的‘相對值’。”[6]當比較利益與預期值存在差距時，就會產生一系列行為效率問題。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大時，大多數人可表現為較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質量較高；反之，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小時，便會出現“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質量下降”等現象，即發生“偷懶”或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產生部分優秀軍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三、意識形態投資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團體（社會）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個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和道德觀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諾思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用于克服搭便車、道德風險和偷懶行為的社會工具，是節約制度運作成本、淡化機會主義的一種有效機制。
這里需要說明，本文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雖然與社會學、哲學中的意識形態相關，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學中關于意識形態的“法律”等構件不在這里討論之列，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我們更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納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討論。同時，本文也不強調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團體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倫理、道德、習俗、精神狀態等所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識形態具有經濟功能。其經濟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一致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減少了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等若干價值判斷與行為判斷從而達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費用與談判費用。第二，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力資本，它的存量越大，則人對現存制度安排就越認可，個人搭便車和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的傾向就越小。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直接教化，反復灌輸某種價值觀念而進入人們行為的成本函數和收益函數之中，影響人們的成本―收益計算，進而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因此，意識形態能夠修正個人行為，從而減少或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成功的意識形態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對誠實、信賴、忠誠、良心等的效用評價，從而減少個人“搭便車”或違犯規則的行為。第三，意識形態教育具有動員激勵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它能激發起所有成員的信心與熱情，堅定實現行動目標的決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團體的長遠目標對全體成員更具吸引力、說服力，以獲得所有成員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犧牲。第四，意識形態教育能使人們強化遵紀守法的意識，從而能減少強制執行法律的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的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啟發我們：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的含義是，軍隊投資生成和供給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八榮八恥”教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等都可以看作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的投資。意識形態投資構成意識形態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費用、宣傳費用及其它費用中，是這些項目中相關部分的總和。軍隊對意識形態投資的產出就是意識形態的產品――虔誠，也即政治忠誠、工作熱情和職業道德。這種產出一方面會給個人帶來收益，也會給軍隊帶來收益。意識形態投資的個人收益，即軍隊對個人忠于職守和積極奉獻的回報，比如說，提前晉級、獲得各類榮譽稱號和表彰；意識形態投資的軍隊收益主要表現在能夠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堅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設保證了部隊建設的正確政治方向和各項任務的勝利完成。”[7]P129
具體來說，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第一，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培養軍人對軍隊的認同，減少不公平感。軍人對公平的追求或感覺會影響軍事人力資本效率的發揮。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公平來自認同，因為每個人都屬于某個群體，最小的群體是一個家庭，大一點的是一個家族、一個社區、一個企事業單位，再大就是一個城市、一個省份，直到一個國家。你如果認同這個群體，公平感就會產生；不認同，怎么也產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過意識形態投資，能夠使軍人增強對軍事組織的認同感。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公平感； 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會生成戰斗力。
第二，意識形態投資可以減少對軍人的激勵成本，增強對軍人的激勵作用的發揮。行為科學認為，科學的方法可以激發人的動機，開發人的潛能，誘導人的行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就激勵的手段而言，與軍人的效用函數構成相對應，一般可分為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既存在著互補關系，又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替代關系。一般而言，激勵的效果如何既取決于激勵的手段，更取決于被激勵者的效用函數。意識形態教育可以矯正軍人的效用函數，優化軍人個人效用函數的結構，使軍人拋開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的決策方式，自動地放棄對自身利益的過分追求和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軍人對非物質需求的效用評價。相比物質激勵而言，非物質激勵成本支出較小，但激勵的作用不可小覷。
第三，意識形態投資能夠改變軍人的行為偏好，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意識形態理論告訴我們，軍隊組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降低軍隊團體達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費用，從而實施集體行動。但是這一集體行動是否能夠產生出最大的效益取決于軍人行為努力的方向。在軍事組織中，生產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會相應減少，生產的國防安全產品就會增加。顯然，如果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強化生產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這種意識形態就會有效地促進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相反，一種意識形態若強化軍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產性努力，則會降低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視為對軍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優化。”[6]因此，意識形態教育能夠改變軍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結果及其行為選擇，減少分配性努力等機會主義行為。
應該說，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但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防范還離不開軍人收入分配制度、軍事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使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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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身體；意識形態；文化
特里?伊格爾頓認為，美學是作為有關身體的語言而誕生的，體育電影以人類身體符號的審美構成為自然界面，來表現人類頑強拼搏、超越自我、追求夢想的勵志主題，從而描繪個人的命運、文化狀態和社會意識形態。體育電影的審美關懷建構在人類身體的運動和文化表征之中，而體育電影的鏡頭涉及比如田徑、拳擊、足球、武術等體育運動，必然具備跨越語言障礙、突破種族隔膜并鼓舞人心、積極向上的人文主義性質。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等一系列著作中。將身體與權力話語分析聯系在一起，認為身體受到權力的嚴密規訓，它直接卷入某種意識形態領域，權力關系直接控制、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他指出，身體既是權力所塑造的，又被雇傭為維護權力的中心，因此沒有什么比權力的運作更加具有物質性和身體性，而權力不過是一系列的體制化話語。因為話語對有關一個對象可以言說的和不可以言說的部分進行區分，并規定誰有權決定言說什么。
隨著影像時代的發達，體育電影的現代化媒介構成一種獨特的現代文化的話語權力，這是一種新的表征形式，是對人的身體的一種人文主義想象，人類的身體被變成一種現代文化的身體。波德里亞指出，身體的地位是一種文化事實，無論在當今世界的何種文化系統中，身體關系的組織模式都反映了事物關系的組織模式及社會關系的組織模式，美國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實用主義美學》中也指出，身體不是完全私人的東西，所以我們不得不留心去閱讀和傾聽身體，甚至不得不克服受語言束縛的閱讀和傾聽的隱喻，以便更好地感受身體。現代文化的這種體育電影媒介表征化只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新的形式，它是構成現代社會話語權力的重要力量。
一旦通過媒介，這種體育運動的身體(及構成身體的運動)就具有一種可見性，這在影視媒介沒有出現以前是無法想象的，它的傳播力量也是相當驚人的。技術媒介的利用已經改變了人們的身體，體育電影已經成為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中運作的一種主要媒介，它已經成為一種身體表征形式生產與傳輸的主要媒介，重要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運作，其影響的確深遠。
身體作為現代文化的表征已經影響了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身體已經構成這個世界的一種意識形態景觀。現代文化中的很多語言證實了身體的意識形態景觀。“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冒犯文化習俗特別是性別習俗的或半的身體具有潛在的顛覆性”。這些言論都指出了來自身體的叛逆性。通過身體，不僅可以顛覆輕視感覺、欲望、肉體的哲學傳統，重建面向日常生活的哲學，也可以反抗長久的具有偏見的性意識形態。
當代哲學尤其是后現代哲學通過強調身體對于人們關于世界的經驗和知識的中樞作用，挑戰了傳統的精神優于肉體的觀念。法國的德勒茲在《差異與重復》中明確宣稱：“給我一個肉體吧，這是顛覆哲學的方法。肉體不再是思想與思想本身隔絕開來的障礙，不再是只有戰勝它才能進行思想的障礙。恰恰相反，思想潛入而且必須潛入肉體才能達到思所未思的境界，也就是達到生命的境界……生命的范疇就是肉體的姿態，肉體的狀況。”他認為身體就是一架欲望機器，其哲學理念的重要部分在于顛覆了傳統的柏拉圖主義，繼尼采之后，他高榜身體的奉體性地位，力圖復興肉體，使肉體重新“唯物主義化”。根據德勒茲的理論，我發現，體育電影充分展示出人類日常生活行為和工作動作之外的純身體姿態，以審美表征為選擇演員和重現體育運動的創作指歸，體現出人類身體的潛能以及可能形塑的身體本質的意識形態景觀，從而傳達出身體領域帶有普遍意義的意識形態內涵。
大多數體育電影的敘事母題可以明確地概括為勵志主題，即對事業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滋潤生命情感的渴望，體育電影中蘊涵著勇敢、誠實、英雄主義和友誼等文化的特質首先通過身體的形式集中地表現了出來，人們在體育電影包括體育動漫里經常可以看到人的忠誠、愛、溫情、正義等品質的描寫和贊賞。體育電影正是通過對體育身體表征的文化價值取向的準確把握，從而把人類的美好品質提高到身體以外意識形態的高度，從而加強了人類的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
從這一意義上看，體育電影不完全是體育和類型，背后隱藏的價值是人性、心理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種種元素和情感交叉表達。媒介時代的影視文化潛移默化的傳遞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一切正是在和諧、自然的影視情境下完成對觀眾的思維改寫過程。
體育運動員因為要在各種比賽中力爭取得勝利的目標，他們的身體總是遭受各種傷害就成為比較普遍的運動現象，“最終涉及的總是身體，即身體及其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對它們的安排和征服”，“權力關系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運動員的身體在訓練里、比賽中為了完成競技任務而遭遇毀損，讓人悲傷和悲憫，這也是悲劇文化價值要傳遞給觀眾的信息，使得觀眾心靈上受到觸動，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挑戰星期天》(1999，奧利弗?斯通)是一部出色的反映美式橄欖球運動的影片，其中表現橄欖球驚心動魄的賽事鏡頭中對身體符號的表現達到了極致，與邁阿密鯊魚隊對壘的球隊隊員被兇猛的擊打撞出眼珠，讓人觸目驚心。
近幾年來，隨著世界職業體育(Profession Sports)的蓬勃發展，體育電影的生產與傳播總是伴隨著意識形態對外擴張，體育電影中總是附加了人文主義的因素，展現運動員身體符號拼搏進取的文化價值和其他更加隱蔽的意識形態文化價值。更重要的是，一些非體育電影中也增加了許多體育元素，特別是身體元素，電影里不變的只有身體美學和視覺上奔跑的、躍動的符號，構成一幅幅時間與空間交錯并運動著的意識形態景觀。
茲以《羅拉快跑》分析這一新景觀。
湯姆?蒂克威導演的《羅拉，快跑》雖然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體育電影，但里面的奔跑鏡頭的身體敘事表現足以將體育精神和意識形態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帶來的影片敘事方式的劇變，憑借創造一個強大的女主人公動搖甚至顛覆了傳統的性別特征及力量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看，《羅拉快跑》對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的表現依賴于我們對身體本性的理解：只有通過其包含的對象和能量，才能想象空間的存在，類似的，只有通過在時間中運動并存在的身體敘事，才能覺察到時間的存在，既不存在絕對的時間，也沒有絕對的空間。對時空的這一理解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將它與影片所呈現的類似但 又不同的三個段落的結構聯系在一起時。
影片中伴隨羅拉三次奔跑的是快得令人窒息的節奏和從始至終的電子舞曲，觀眾因此會覺得影片的三個部分具有同一性。背景音樂中跳動的節奏營造出緊張的氣氛，將羅拉的三次奔跑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證明了那位著名的德國足球教練塞普?赫伯格所說的話，“一場游戲的結束意味著另一場游戲的開始”。然而，羅拉第一次與第二次奔跑時音樂的歌詞卻質疑了足球的隱喻與類似的音樂所暗示的幾個部分的同一性。歌詞中表達了羅拉的愿望“希望我能……”，后面緊跟著“幫幫我”，說明她渴望在現實的時空中仍然擁有想象中的個性。更加直接傳遞這一信息的是她第二次奔跑時歌詞中的“我要”(“我要跑，我要……”)和“永不”(“永不放棄”“永不說不”“永不放棄希望”)，這些支持了蒂克威對羅拉的看法，即羅拉是現代的皮皮，朗施特魯姆夫(上個世紀70年代德國電視系列劇中的人物，一個極其叛逆的小女孩)，她的信條是，世界是她的，會為了適應她而做出改變。在傳統的男性話語主宰的世界中，這是一種性意識形態的挑戰。
在影片的第三段落結尾處，故事結局好像很美滿：羅拉贏了錢，準時與曼尼會合；曼尼拿回了最初的那筆錢，躲過了老板的懲罰，從而證明了他作為一個“男人”的價值，這樣他們從此就可以幸福、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正如羅拉第三次到達超市時的背景所暗示的，羅拉不但失去了她超凡女主人公的地位，同時也失去了她對欲望的渴望。伴隨她一路充滿活力奔跑的背景音樂消失了，救護車帶來的壓抑的、預示著不幸的音響繼續著，這輛車將羅拉扔在超市前面神秘、空曠的大街上。將羅拉襯托成一個后現代女主人公的整個城市此時沉寂下來，羅拉在前兩個段落中有力吶喊的“曼尼”在此刻變成了痛苦、憂郁的“曼尼曼尼……”，這是這位難以馴服的、叛逆的女主人公最后的話語，而在影片前75分鐘內，似乎沒有什么能難得倒她。她困惑地注視著曼尼表現出的活力以及他與老板之間的親密關系，而鏡頭拍攝這一場景的方式暗示著，她將自己置于一個傳統的位置上了。她站在空曠的十字路口的中央，鏡頭以鳥瞰的角度對準她。接著跟隨她的眼睛環顧四周，直到發現曼尼的到來以及他與老板的交易。這組鏡頭給人的深刻印象是羅拉已經失去了她的威力，她第一次對該做什么感到茫然。從這一刻起，觀眾先前所看到的羅拉身上的那種超常的力量一點兒一點兒消失掉，轉移到曼尼身上。有幾處線索暗示了這一點：羅拉所處的背景中沒有任何活動，而曼尼所處的背景呈現的是充滿生機的城市生活。曼尼昂首闊步地朝羅拉走來，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他已經掌握了指揮權，他走到羅拉跟前，說：“出什么事了?你一路跑來的嗎?別擔心，一切都好。”這番話與羅拉請求父親給她錢時父親所說的話(“出什么事了?你看起來這么狼狽!”)如出一轍。如果沒有曼尼深情的語調和手勢，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宣布，從這一刻起曼尼進入了羅拉的父親所代表的父權制體系。
影片結尾，這對戀人牽手走在街上，對于緊握在一起的雙手的特寫，我們很難不把它理解成影片的一個注解：影片有意要以經典好萊塢影片對欲望的傳統理解方式安排一個美滿的結局。它們(經典好萊塢影片)的觀點非常鮮明：那些企圖成為自己欲望的主體的女性角色將受到懲罰，或者正如這部影片所展示的，被放回原本屬于她的位置。
[關鍵詞]意識形態；他者；西方神話；《盧旺達飯店》
《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是一部以震驚世界的盧旺達圖西族與胡圖族血腥相殘為題材的電影，該片推出即得到極大關注。但對該片讀解大多止步于種族屠殺的“真實感的還原”、“深刻的反思”等方面，這種解讀限于文本表層，并未觸及電影深層意義。
一、造惡者與救世主形象的偷換
電影《盧旺達飯店》通過策略的敘事、影像的調度和關鍵情節的設置，將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行為合法化。影片借助角色之口追溯了盧旺達苦難的根源――殖民者是造成盧旺達慘劇的淵藪――“西方殖民統治及其意識形態構建和固化了圖西與胡圖兩族群之間的邊界，并以種族化的方式定義了兩個族群之間關系的性質。” 但習詭的是影片的人物命運沖突與種族沖突的雙重解決卻最終得力西方。
“一個暴力的權力機器能夠成功的統治或順利的運轉，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提供某種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僅說明統治者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而且說明被統治者接受自己各自的地位和命運，尤其是那些不盡如人意的地位和命運”。《盧旺達飯店》借助于電影語言重述與固化了這一殖民意識形態，電影的形象設計與安排也可以看到這一思路的延續：在《盧旺達飯店》里，出現于鏡頭中的白人大多是正面形象：有解救孩子的女醫生、有受命陣前、英勇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上校，有幫助米勒?科林斯飯店難民渡過難關的遠在歐洲的飯店老板，有甘冒生命危險護送難民的傳教士……他們幾乎都是思索的、理智的、富有責任感的――盧旺達的啟蒙者與拯救者。電影發展的關鍵推動力量也在西方人――面臨屠戮的、在米勒?科林斯飯店滯留的難民也借由不知名的西方人們拯救。影片中的黑人形象則與西方白人形象截然相反：從個體到群像，多是眼神呆滯、對命運無能為力、容易受到煽動、懶惰、好戰、貪婪、自私的他者形象。用后殖理論來關照，在影片中出現的西方人――主要是白人形象呈現了西方對其他世界的教化與權威，苦難的盧旺達再次成為被西方拯救、并有待于西方啟蒙的他者之地。
雖然影片在為數不多的段落里譴責了置盧旺達于不顧的西方政府(主要借維和部隊的上校之口)，同時暴露了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屠殺面前無能為力的尷尬等，但這頗值得責問的、應對歷史與現實負責的西方殖民者――都在電影里“在場的缺席”――并沒有借由影像來展現。
影片結尾，主人公保羅?盧斯賽伯吉納和難民借助維和部隊被救，又在白人女醫生幫助下得以全家團圓，這些情節正隱喻了西方是作為盧旺達不可替代的救星在場。這一隱喻的意義也借助鏡頭運用得以進一步強化：從處于鏡頭深景轉為鏡頭的主要表現的對象――片片借助于西方之手而建立的、有秩序、衛生、安寧的難民營正拔地而起，孩子們正排著整齊的隊伍領取食品，每個人不再驚慌失措，影片的深層意義因而得以最終呈現――西方世界通過懲罰失職的盧旺達將軍而把這個曾一度陷入混亂之中的國家拯救，西方象征性地再次主宰了盧旺達國家的命運。這一意識形態通過電影傳達，西方殖民國家的形象由此從歷史的造惡者變成現實的救世主，電影的深層意義也因此得到替換，在影片中為數不多的對西方殖民者的譴責與指控也被撤銷，它們因新意義來臨而遭到偷換――西方作為造惡者的負罪因為對盧旺達的拯救而抵消。
二、真正的英雄――暴力性的西方
保羅之所以不同于好萊塢式的傳奇英雄，是因為保羅的行動處處受到限制，是一個無力成為“英雄”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西方。保羅的身份代碼是西方殖民者賦予的，就像他在飯店里總是以襯衫領帶搭配出場。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東方是用來圈定東方的舞臺。這一舞臺上將出現這樣的人物：其作用是表述他們所屬更大的整體。”電影里極少觸及保羅的民族與本土特征，他的語言、行事方式是完全“西方”化的。他僅能夠在西方殖民者的允許下完成想要完成的行動。如同阿爾都塞所說：“只有當意識形態的功能完全是把具體客體構成主體時，主體范疇才能構成全部意識形態。”在影片的一個重要場景即可窺見一斑：當飯店的西方經營者撤離盧旺達之后，留在飯店里的黑人員工開始怠工，面對這種情形，保羅因為西方統治者撤離而造成的“缺席”一籌莫展，只有當他請示西方老板后，飯店老板以傳真方式將經營飯店的權力暫時委托給了保羅，保羅拿著這一紙授權書顯示于飯店員工時，他作為主體――作為飯店經營的統治者才得以出現――怠工的黑人員工才在這一西方統治者“在場”的顯示下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這一富有內涵的情節不正顯示了西方殖民者的強大統治力量?作為殖民者的代言人的保羅在飯店里的地位得以確立，情節的設置在這里凸顯了西方的力量――即使在西方形象缺席的情況下，西方作為規約性力量仍然“在場”。
之所以認定保羅是殖民者的代言人，在影片中有諸多證明，比如影片開始的部分就已經標識了保羅作為一個殖民買辦的身份，因此不論文化上，還是現實中，保羅與西方殖民者有極深的根源。在影片幾個表現盧旺達民俗的段落里，保羅始終保持微笑，并未參與其中，此時鏡頭一轉攝影機替代了他的視線――成為他視線的延伸――一幅旁觀者的視線，如同盧旺達作為被觀看的他者出現在殖民者眼中那樣。
在種族屠殺剛剛開始時保羅是從單純保全自己與家人的安危為出發點的，并且他顯然對這場災難爆發缺乏心理準備，只有在白人女醫生、西方新聞工作者等人共同的“啟蒙”之下，他的責任感才被完全喚醒：把自己任職的一家西方人“擁有”的飯店“經營”成一座保護難民的“綠洲”。“綠洲”借助于人物之口在影片中頻繁出現，也隱喻了西方在盧旺達的地位――電影正是通過這一“綠洲”也參與了對西方形象的偷換一一造成苦難的殖民者變成了拯救盧旺達的一塊“綠洲”。盡管盧旺達已經尸橫遍野，保羅經營下的飯店卻成為一小塊得以幸存的“綠洲”，這一“綠洲”的存在顯示了西方“缺席的在場”――對于苦難中的盧旺達，西方暫時在此地缺席卻并沒有完全把盧旺達遺忘，它的力量借由西方代言人――保羅的“經營”而繼續在場。因此影片中對西方的譴責成了虛擲一槍，電影潛在贊同了西方“進步的神話”和西方力量的強大。
保羅經營飯店，幾次遇到困境：一次是黑人員工怠工，前已談到；另一次是執行種族屠殺的軍人來到飯店中捉拿難民，保羅無計可施，是遠在歐洲的飯店老板一個電話幫助化險為夷；還有影片部分的飯店難民大撤退，也得力于西方白人的維和部隊“英勇”護送。
那么，我們在這部西方拍攝的電影中之所以看到了不同于西 方英雄的主人公，是因為在保羅背后站著真正的英雄――西方，所以當保羅加入難民隊伍之中奔波于公路之時，他已經被真正的英雄的出場所代替――英勇護送難民的白人上校以及他帶領的軍人為代表的西方，西方力量由此得以以活生生的西方形象而出現，全副武裝的好萊塢式的白人英雄出現在鏡頭之中――作為秩序的、理性的符號的顯現。
被阿爾都塞命名為“壓抑性的國家機制”――國家通過軍隊、刑罰等常設又具有威嚇作用的機制進行統治，來抹除差異與抗拒勢力，外來政權常常以此機制作為國家宰制的手段。《盧旺達飯店》中的人物困境與國家種族屠殺的雙重解決從潛在層面來看，可以看做是對這種“干練”、“暴力性的”、西方的“壓抑性國家機制”的贊美與呼喚。盧旺達的苦難被西方作為一個他者文本進行了想象地涂寫，電影就被視作一個解決殖民問題的形象寓言――經過西方修飾的暴力寓言。
三、撕襯衫的情節――并非身份之重的難以承受
好萊塢英雄電影中有許多男性主人公撕去襯衫的情節，如超人、蜘蛛俠等，它代表了英雄由凡人進入擁有超自然力量的超人的開始，因此是身份轉化的標志，也是扶危助難、拯救他人的開端。
《盧旺達飯店》中也有主人公撕襯衫的情節：購買食品的路上，保羅看到了屠殺后被棄路旁的大量尸體，他意識到自己經營的“綠洲”已經不能幸存很久了，此時西方政府已經接走了所有在飯店中的西方人――西方出現了“缺席”。回到飯店的保羅一人退進臥室，怎么也打不好那條漂亮的領帶，于是他一邊痛哭一邊用力撕扯那件穿在身上的整潔襯衫，襯衫與領帶可以看做是西方在場的痕跡，而此時失去西方庇護飯店的穩定僅僅依靠保羅來維系，當西方的“缺席”被保羅意識到之時，特別是來自西方的保護力量遲遲沒有來到之時，保羅意識到了自身力量的虛弱，這虛弱來自他身份的賦予者與支撐者――西方。
此情節部分，影片通過近攝和仰角上拍等手法。從整體上凸顯了主角保羅的脆弱表情和行動。通過攝影機的“凝視”，以及這種“利用孤立的特寫來凸顯敘事進行中的特殊場景，使觀眾深入了解事件，并沉浸在作為一個事件偷窺者的喜悅之中。”保羅成了一個被觀看的他者，而攝影機更模擬了西方的目光，這一注視下，這一情節被賦予了意義：西方“缺席”下，主人公保羅無能為力。只有當西方被飯店中難民的求生力量“打動”后，西方援助的到來才能讓保羅如釋重負，那么白人組成的維和部隊的登場、成為主角便順理成章。
[關鍵詞]《文學理論教程》 修訂 完善 啟示
[中圖分類號]G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3） 02-0033-03
在高校的三大功能中，培養人才是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師資隊伍建設、教材建設便成為高校的永恒的課題。教材的編寫和出版，是直接影響高校教學質量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教材編寫的質量高低，取決于編寫者的學術水平、合作意識，也取決于出版社的組織、協調工作是否到位。
在眾多文學概論類教材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理論教程》（本書初版于1992年，1998年、2004年、2008年先后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應該是影響最大、使用人數最多的一部。這部教材問世以后，先后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國家級優秀教材二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成為發行量最高、使用學校最多的文學概論教材。這固然同教材主編童慶炳在文學理論界的權威地位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巨大影響不無關系，但我覺得更為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教材編撰者們兢兢業業、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讀者只要對四個版本做一下比較，就不難得出這個結論。因此，分析該書的出版、修訂情況，對教材編寫和出版工作，應該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1 《文學理論教程》的出版、修訂情況述評
1.1 指導思想日趨完善
作為一部高等學校中文專業的必修課教材，在文學理論界眾語喧嘩莫衷一是的學術背景下，怎樣才能既吸收學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又能建構起屬于自己的并能為本科生所接受的完整的教材體系，無疑是個考驗編者功力的難題。我們欣喜地看到，教材的編者從指導思想的確立、基本范疇和概念的梳理與闡釋、教材結構體系的調整，到全書體例的統一、文字的推敲潤色，都做出了可貴的努力。而且每一次修訂，都達到了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毫無疑問，教材是以文學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而對文論的基本觀點的認識與把握，則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的不斷深入而日臻完善的。
在第一版中，囿于當時的社會語境與編者自己的認識水平，教材對文論的基本觀點的論述屬于比較松散的描述：“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把文學看成是人的活動，即人的生活活動；其次，馬克思、恩格斯把文學藝術納入到他的整個的社會結構的理論中，明確指出文學藝術是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的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是上層建筑中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其三，馬克思、恩格斯從其實踐觀念出發，認為文學藝術這種意識形態不僅是一個反應過程，而且是一個生產過程。”
到1998年的第二版里，教材對文論的歸納就比較條理化了，把“文學藝術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文學藝術是一種藝術生產”作為文論的三塊基石。
及至第三版，教材對全書的指導思想進行了重新梳理，明確地把文學理論的基石概括為“五論”：文學活動論、文學反映論、藝術生產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和藝術交往論。這樣的概括，應該說更簡潔、更準確、更全面，顯示了教材的鮮明特色，即以審美意識形態論這一“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童慶炳語）作為全書指導思想的重要一脈。正是在這樣的修改中，文論的精髓顯現得越來越鮮明，全書的行文脈絡越來越清晰。
1.2 基本范疇和概念臻于準確與清晰
一門科學或一門學科得以建構起來，必須依賴它的基本范疇和概念的準確和體系化。作為試圖反映文學最一般原理的文論教材，基本范疇的梳理與明確，無疑是教材編寫的基礎和重中之重。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許多文學概論教材，往往在對一些基本范疇和概念的闡釋上失之偏頗，遂使得整部教材建立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影響到教材的質量。而《文學理論教程》在這方面做得卻比較好，雖然一些范疇也在不斷修訂，但卻是由最初的相對完善，到日趨縝密。這里舉幾個例子來看。
文學理論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因此，“文學是什么”是首先必須明確的問題。在第一版中，文學是被這樣定義的：“文學是顯現在話語含蘊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第二版略有改動，“含蘊”改成了“蘊藉”，即“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為了明確這個定義，教材用了兩章的篇幅，從文學活動的構成和性質入手，對文學活動發生發展的歷史和原因作了梳理和分析；又從對文學概念的幾種含義的辨析入手，從幾個方面分析了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質，并把西方文論中的“話語”和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蘊藉”拈來，構成一個含義豐富的“話語蘊藉”概念，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文學的定義。到第三版，文學的定義更完備和嚴密：“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是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加上“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就使得文學的藝術屬性和特征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定義，花費了編者多少心血。
再如“文學典型”一詞，在第一版中，是這樣被定義的：“文學話語系統中顯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意象”；第二版修訂為“典型是文學話語系統中顯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因為意象是象征型作品所建構的文學形象的高級形態，把它同典型放到一起顯然不合適。
又如“文學意境”，第一版中，意境“就是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能誘發和開拓出豐富的審美想象空間的整體意象”，第二版里，意境“是指抒情型作品中呈現的那種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形象系統及其所誘發和開拓的審美想象空間”，更為準確地揭示出意境的本質，到第三版，把“型”改成了“性”，更為準確、貼切。
1.3 在統一體例、繁簡適宜上下工夫
在教材編寫中，體例統一、繁簡適宜是一個大問題。特別是集體編寫的教材，更是應該注意。雖然主編會提出編寫大綱，評委們也會集中幾次，商討編輯事宜，但畢竟各自的學術背景、學術觀點、行文特點都存在差異，所以教材編寫出來以后，體例的不太一致勢所難免。這也是集體編撰的教材的一個通病。但《文學理論教程》在這方面是比較令人滿意的。即使第一版，雖然編寫人員來自全國不同的高校，但一則由于童慶炳先生的權威地位，二則由于許多編者要么是童先生的學生，要么是他的朋友，大家對他的編輯意圖心領神會，所以教材在童先生統稿后，整個結構安排和編寫體例，應該說是比較到位的。但即使如此，教材編者也沒有固步自封，而是通過召開教材研討會的形式，不斷征求全國各地使用該教材的教師的意見，使教材越來越完善。前面談到的對指導思想的梳理、完善僅是其中一例。這里以教材第四編為例，再加分析。
第一版教材的第四編為“文學產品”。這一編第九章章目是“文學產品的類型”，主要依據文學對現實的不同反映方式，用三節內容分別介紹現實型文學、理想型文學、象征型文學的不同特征，第四節對這三種文學類型的發展歷史和當代新走向作了梳理。第十章章目是“文學產品的樣式”，第一節是“各種文學樣式的基本特征”，依次介紹了詩、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的特點，又對戲劇文學和影視文學分別作了介紹；第二節是“文學樣式與文學生產”，以“文學樣式規范對文學生產的制約”和“文學生產對文學樣式的自由選擇與改造創新”為論題展開闡釋；第三節是“文學形式與文學發展”，對“文學樣式與時代精神、審美意識”和“文學樣式的延續與變化”作了較詳細的說明。這樣的章節安排自有其道理，但有些內容和別的章節有重疊，許多內容超出了學生的接受能力，顯得蕪雜。因此到了第二版，編目改為“文學作品”，這主要是考慮到學術界和廣大教師的習慣，也更容易讓學生接受。第九章和第十章合并，章目名改為“文學作品的類型和體裁”，對第一版第九章的內容基本保留，成為第一節“文學作品的類型”。對第十章的內容則做了較大篇幅的縮減，比如，刪去了影視文學部分，把劇本（即第一版中的戲劇文學）與詩、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并列，構成第二節“文學作品的體裁”。原先的第二節、第三節悉數刪去，使得教材主干突出，結構緊湊。作為一直使用本教材的筆者，對此感觸頗深。
再來看第一版的第十一章，由于前面兩章合并，到第二版順理成章地變成第十章。原先的章目名“文學產品的本文層次和內在審美形態”修改為“文學作品的本文層次和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雖然四節內容只是先后順序有所變化，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動，但章目名更加準確，“內在審美形態”遠不如“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恰如其分。到第三版，章目名里又把“本文”修改為“文本”，雖說這是英文“text”的不同譯法，但這樣的改動，適應了一般讀者的稱謂習慣，老師講、學生討論也順口多了。在對文學典型進行介紹時，第二版毅然刪去了第一版中對典型理論的發展的繁瑣、冗長的說明，而是簡略一提，重點放在對典型的美學特征的論述上。相對于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在論述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關系時也越來越明晰、條理。
2 《文學理論教程》的出版、修訂給我們的啟示
作為一個教材使用者，我覺得《文學理論教程》的出版、修訂，給教材編寫和出版提供了多方面有益的啟示。概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六點。
首先，教材的主編，應該是某一學科領域的領軍人物，唯此，他才能夠帶領起一個教材編寫團隊，完成教材編撰任務。
其次，參加教材編寫的人員，應該有較高的學術水平，應該有相近的學術立場，應該有合作共事的意識和習慣。只有這樣，大家才能一起奮斗，成就事業。
第三，教材編寫中，一定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界定好基本范疇和概念，建構起一個相對完善的教材體系。
第四，教材編寫和修訂過程中，一定要積極吸取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虛心聽取和接受教學一線教師的意見，以精益求精的態度，使教材日趨完善。
第五，教材主編或者相關人員，一定要做好統稿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教材質量得以保證的最后一環。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從制度理論的視野出發，厘清制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源于制度的內在功能和人與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由于現代社會轉型所引發的制度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基礎。所以，只有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現代性遭遇，有意識地把社會制度建設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去，創新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 G641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2)03027606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學科交叉整合，制度理論的轉型與發展逐漸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領域，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一是制度化論。孫其昂明確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僅是一種社會歷史實踐，而且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事實”［1］。邱柏生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變化和發展,必須具有制度化的表征。這種制度表征主要表現為工作體制、組織網絡、規章制度、隊伍組織的培養和使用等方面。［2］二是制度類型論。丁力把思想政治教育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3］并明確了兩者之間的聯系。蔣達勇提出了把思想政治教育區分為內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兩大類的觀點。［4］三是制度系統論。李俊偉認為制度安排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規則體系，要有嚴密的結構，形成完整的系統。［5］馬關生等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可以看作一個完整的系統，它由規則內容、特定對象、內在理念、實現載體等四大要素構成，他們把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劃分為領導體制、制度規則和運行機制三大形態。［6］四是制度管理論。宇文利認為，制度管理的質量是思想政治教育實現程度、應用信度和實踐效度的關鍵,要著力消除制度建立和制度落實之間的間隙,［7］健全完備的制度，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題中之義，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
可見，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擴展到制度領域，是思想政治教育現代轉型的有益嘗試，可以在社會系統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之間架起一座制度溝通的橋梁。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既需要對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研究,也需要對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研究。既要有“制度—結構”的分析路徑，又要有“制度—行為”的研究思路。既需要進行價值分析,以便提出理想的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也需要進行優化分析,以指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優路徑。
一、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內涵
學界對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或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層面的意識形態的認識，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同。所謂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社會制度的建構、執行和創新等過程中，有目的、有計劃的滲透思想政治教育規范，并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活動。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上并與社會環境相關聯的客觀歷史過程，又是頗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是把社會制度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背景與先決條件，力求考查社會制度體系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關系，它以社會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和創新為契機，對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現代轉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曾經指出:“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認為，“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8］。社會制度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制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環境和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維護和促進社會制度的發展；制度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都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制度與思想政治教育進行深度整合，是社會有序化運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現實中的社會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的轉型或制度的變遷會直接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內容、方法等。對現實社會而言，一個制度的“合法性”不僅要經常被確證，而且經常也會被證偽。當思想政治教育離開了被建立時的制度土壤時，或者人們心中的制度價值發生了變化時，或者當初確立的那些制度受到人們的質疑時，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內容也會同步發生改變。因此，制度的執行和創新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制度執行和制度創新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起初是指向政治社會權力關系的，會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變遷，最終在新的社會制度中產生了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此循環。與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比較，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發揮作用的機制有所不同。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顯性的、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規則，它以是非判斷為標準，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思想政治教育規則直接影響人們的行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即“制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隱性的、非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規則的組合，是隱含于社會制度形式(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規范，它借助于制度關系間接地作用于人們的行為。無論制度的還是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規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要依賴于有目的、有計劃、有規則、有組織的實踐活動。可以說，制度的和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體兩翼，相互作用，互為補充的。制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權力關系的外部制約，通過利益關系起作用，灌輸相應的政治意識形態價值，為社會主體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導向，指導社會主體做出合乎政治意識形態價值的行為選擇。就有效性而言，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大于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它比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強制性，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可能更有效。但是，從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角度考量，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意識形態價值導向，不僅可以從外部規范社會行為，而且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化創造必要前提，可見，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更為深遠。
二、制度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
今年以來，在市委的正確領導下，我作為發改委黨組書記，忠實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團結帶領全體黨員干部，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工作主線，圍繞發展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在抓好黨建工作中展現發改工作新作為，鐵路建設榮獲集體三等功，國家級三產融合示范園通過評審，x億美元亞行貸款國家發改委發文批復，政策性資金爭取達xx億萬，通用機場建設項目及國開行生態保護項目取得實質進展，多項工作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一、履職工作情況
(一)夯實黨建政治責任。提高政治站位，落實第一責任人職責。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治任務，堅持以上率下，定期召開專題會議，對黨建工作進行安排部署，并督促班子成員嚴格履行“一崗雙責”，抓好分管領域黨建工作。今年以來，研究部署黨建工作x次，召開黨建工作專題會議x次，聽取黨建工作匯報x次。突出思想引領，加強理論武裝。按照市委“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統一部署要求，落細落實學習教育、調查研究、檢視問題、整改落實四項重點措施，為確保主題教育取得實效，我委把主題教育與解決當前工作存在突出問題結合起來，確定“加強項目事中事后監管”、“落實好漢江生態經濟帶規劃實施方案”兩項工作為主題教育期間重點推進工作，把上述兩項工作貫穿于主題教育始終，取得良好成效。突出政治功能，強化支部建設。始終把支部建設作為一項基礎工作來抓，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和完善“”、“黨員組織生活”、“民主評議黨員”、“入黨積極分子教育培養”等制度。深入開展機關黨建“燈下黑”專項整治，班子及班子成員共排查問題xx條，我本人排查問題x條，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注重服務大局，抓實黨建引領。深化抓黨建促脫貧，定期聽取我委派駐的x位第一書記和“下訪解”工作隊員匯報，協調解決他們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帶領黨組成員多次到厚橋村開會商議、現場協調，貧困戶遺留幾十年的危房改造問題得到解決。我委派駐劉集鎮陳橋村的第一書記，先后榮獲**市優秀第一書記、**市優秀駐村干部等榮譽稱號，其先進事跡多次被今日**、**電視臺報道，并登上“學習強國”平臺。
(二)深化黨風廉政建設。壓實主體責任，建立主體責任清單，認真履行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督查班子其他成員落實好“一崗雙責”。嚴明政治紀律，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規范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凡屬“三重一大”事項均召開黨組會議集體討論決定，帶頭參加雙重組織生活會。推動轉作風樹新風。持續改進作風，在投資審批制度改革、脫貧攻堅等重點工作、重點環節上加強監督，杜絕吃拿卡要、不作為、慢作為等現象。深入開展以案促改工作，深入貫徹落實**市“x.xx”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會精神，圍繞違紀違法典型案例，深刻剖析案件發原因，明確整改措施，扎實推進整改。帶頭廉潔自律，嚴格執行xx“八項規定”和省、市相關規定，帶頭勤儉節約，嚴格執行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
(三)把牢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嚴格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黨建的重要內容，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小組，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弘揚主流價值觀，利用宣傳欄、微信群等平臺，積極宣傳優秀道德文化、時代精神，推動黨員干部做踐行核心價值觀的表率。深入開展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組織機關干部參與衛生整治、交通疏導等公益活動，建立了穩定的發改委志愿者服務隊。切實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加強對委微信群、發改委網站的管理，對在網站的信息實行科室申報、辦公室初審、分管領導審核的流程，嚴格管理。
二、存在問題及原因
一是抓黨建投入精力不足。平時多忙于應付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對黨建工作投入精力不足，工作重部署、輕督促落實。工作缺乏創新，在平時的黨建工作中按部就班，上級布置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黨建工作與發改委業務工作有效結合不夠，以抓黨建促工作的方法不多，創新性不強。二是抓黨風廉政措施不夠硬。干部管理還存在失之于寬的現象。規章制度制定的不少，但由于自己沒有及時督促落實，造成制度執行層面落實的不夠嚴格，對黨員干部出現的問題批評教育不到位，壓力傳導不到位。三是為民服務的能力還需提升。下基層調查研究不夠，重對上爭取，輕對下調研。有時開展調研活動，一天跑好幾個點，沒能很好地把情況吃準、摸透、搞準。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上做的還不夠好，調查之后分析研究不夠深入，有深度、有廣度、有質量、有新意的調研成果不多，在成果的轉化與運用上還存在較多不足。
存在以上問題，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一是對創新黨建工作方法的認識不足，沒有樹立“越是發展經濟，越要加強黨的領導、抓好黨的建設”的思想，認為只有把重大項目跑成，就能體現發改委的重要，在運行機制中黨的工作與業務工作結合不緊密，沒有跳出“就黨建抓黨建”的自我循環。二是責任意識不夠，存在好人主義思想，總想著機關同志工作很辛苦，沒有必要在一些小問題上過于較真，對紀挺法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三是宗旨意識還不夠牢固，片面認為履職盡責就是做好分管范圍的工作、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沒有很好地處理好“顯績”與“潛績”的關系，沒有自覺地把群眾的滿意程度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最高標準，由此造成深入程度不夠，方法方式單一等，與****提出的“心中有民”還存在較大差距。
三、下步工作思路和措施
x.切實增強責任意識。認真履行抓黨建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帶頭嚴守黨紀黨規，堅決落實黨建工作各項制度，黨組每季度至少研究x次基層組織建設工作，堅持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同謀劃、同部署、同檢查、同考核，形成“融入發展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的良性循環，
x.推進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嚴格執行委黨組年度學習計劃，每月集中學習不少于x次，注重創新學習形式和載體，健全務實管用的學習制度，采取中心組學習、專題輔導、研討交流、實地教育等多種形式，持續加強理論和業務學習。緊密聯系發改委工作實際，用理論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更好地做到學以致用，不斷提高黨員干部解決實際問題能力。
x.全力服務群眾。確立有解思維，積極服務企業發展。認真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及時向社會公布政策機遇、經濟走勢預測、重點工作進展、投資導向等信息，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實用性、針對性強的政策信息服務。提升服務項目能力。進一步深化投資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優化流程、減少材料、壓縮時限，積極探索應用新方法、新制度，簡化辦事程序，提高項目審批效率。加強民生項目謀劃儲備。在篩選上報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教育、衛生、交通等項目時，進一步加強實地調研，了解項目真實情況和群眾最迫切的需求，確保上報的每一個項目都是群眾最需要的，**經濟社會發展迫切的，最能解決群眾現實困難的。
2019年學院總體在校生人數已經突破400人，教職工總數31人。學院累計開展安全工作相關安全教育十余場次，參加師生近1000人次；進行相關排查工作5次，發現問題9項，解決9項；同師生進行談話交流近50人次，累計解決師生關注密切的問題6件；布置安全工作提示牌、標語、條幅等20塊（次）；開展座談會、安全知識講座4場次；發放調查問卷、排查表、告知書2000余頁；通過網絡途徑，包括微信群、QQ群、短信等，向學生和學生家長發送安全防范措施、安全提醒及其他警示內容近千條次；特別是針對近年來網絡詐騙、電信詐騙、校園套路貸高發，學院開展了專題班團會、教育大會6場次，在《致2019級學生家長的一封信》中，將學生的信貸安全列為重點工作。
在工作開展過中廣泛發動學生，充分利用學校優質資源，得到了學校各職能部門的大力幫助，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就具體工作匯報如下：
一、學院高度重視
學院領導班子高度重視校園安全工作，在工作過程中始終把安全工作放在各項工作的首要位置。每名班子成員都承擔安全工作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對教職員工和學生工作，做到專人負責，全程跟蹤，統一步調，力求實效。
1、迅速傳達和落實學校安全會議精神
在學校安全管理委員會召開安全工作會議后，學院立即向全體學生和老師傳達了學校安全會議精神并做出工作部署。認真學習貫徹國家、省、市和學校有關安全穩定工作的文件和通知要求，并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對有安全隱患的重點部位做出了重點的強調和安排，對實驗室、學生人身財產安全、網絡安全等內容責成有關人員進行落實。
2、成立領導小組，設立安全值班制度
學院迅速成立了領導小組。組長由邵國余院長和史仁民書記擔任，副組長由趙振紅副書記擔任，組員由全體行政人員與教師老師擔任。設立每日安全值班制度，做到了人人參與安全工作，全員構筑安全網絡。
二、工作全面開展
1、加強網絡宣傳和實際教育相結合
除了會議傳達和要求外，對每名老師和學生都發放了安全手冊，內容包括危機處理方案、人身財產安全注意事項、安全工作行為準則等內容。并把此項工作作為常態化，每次班子例會和學院教師例會上，都把安全工作作為一項議程進行宣傳和討論。
2、開展豐富多樣的安全管理活動
學院緊緊抓住安全活動的有利形勢，以學校建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為契機，開展了安全教育、校園貸專項教育、預防電信詐騙專項教育、消防安全常識演練、實驗室操作安全、交通安全等系列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充實，活動形式靈活多樣，在師生中引起巨大反響。
3、全面開展自檢自查工作，對于難以立行立改的問題制定時間表和最后整改期限。
（1）實驗室安全檢查
學院領導先后對全院所有實驗室進行了多次檢查走訪，其中兩次會同安全保衛處聯系教師王成同志共同進行。在所有檢查過程中，對可能出現的火災隱患、廢氣排放、油品安全等內容做了重點的檢查，提出了可行的解決方案。對實驗室防火、防盜做出了詳細的部署。特別是電氣焊操作室的氣瓶存放使用問題制定了明確的解決方案和解決時間表。
（2）學生宿舍安全排查
學院領導班子、輔導員老師、導師先后對學生寢室的安全隱患、違規用電、禁煙禁火、管制刀具及文明衛生等情況進行全面檢查累計十余人次。對發現的問題及時作出了處理，對違反宿舍規定的行為進行了公開通報并限期整改。力求做到宿舍無用電安全隱患、無火災安全隱患。并對男生宿舍6號樓因為樓下為女生，上下樓需從8號樓五樓繞行提出了可能存在的發生火災撤退不及時等問題提出了安全整改意見。
（3）健全完善相關制度
在2018年學院全面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各種安全制度，在實驗室和教室的顯著位置進行了張貼，確保每個進入實驗室的人，有章可循。對于新建立的實驗室和實驗場地進行了安全評估和制度建設。
4、意識形態安全與網絡安全
學院緊隨近年來黨和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變化，高度重視師生意識形態安全，以共青團工作為平臺，利用團會、班會、政治學習等多種平臺，對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進行引導預防。在網絡安全方面，通過統計管控網絡平臺、媒體，統計掌握微信群、QQ群、公共賬號等，切實起到監管作用，未出現任何網絡安全問題。
5、繼續推進“禮讓”安全活動
學院為營造和諧融洽文明禮讓的師生相處環境，今年將安全“禮讓”安全活動進一步推向深入。“禮讓”安全活動涵蓋師生課堂互動、校園出行、校內行車、校內就餐等多個方面和角度。在廣大教職工中得到積極反饋和一致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