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4 16: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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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被引入金融法學，就會凸顯道德維度與法律思維之間的錯位。所謂法律思維，就是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思考問題的立場和目的都符合法治精神。［10］以法律思維觀察和分析金融市場，是金融法學最基本的知識特性。而一旦以法律思維審視“金融道德風險論”，便會發現其存在以下困境。
（一）“金融道德風險”存在定性難題
“金融道德風險論”在對“金融道德風險”的概念、類型及原因等進行分析時，往往顧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會性道德風險”的概念，認為“社會性道德風險”有體制引發型、政策引發型甚至腐敗引發型等幾類。［11］那么，既然是體制、政策甚至腐敗引發了風險，為何不能稱之為“體制風險”、“政策風險”或“腐敗風險”呢？即使這些風險也可以從道德維度進行解讀，但把其他視角幾乎全部納入道德維度之下卻有失偏頗。更明顯的是，他認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風險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為何該風險不能稱之為“金融法律風險”呢？因為金融市場會經常遇到法律跟進不及時或法律之廢、立所帶來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風險”，也只能歸因于道德，因為道德與法律有本質區別，而“若將一切道德的責任，盡行化為法律的責任，那便等于毀滅道德”［12］（P402）?？梢?，此時“金融道德風險”面臨難以定性的難題。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難以確立
“金融道德風險論”努力從道德維度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如果僅從表面現象看，金融風險的確與道德危機如影相隨：隨著金融市場多個交易環節資金鏈條的斷裂，欺詐和不遵守契約的行為開始盛行，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金融風險，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包含在道德邏輯之中。事實上，個別或少數金融交易中的“敗德”行為，即使在金融市場穩定時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國華爾街金融巨頭被認為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據此認為，危機源于這些金融大鱷的道德因素，那就會與事實明顯矛盾。因為，“數十年來，美國‘華爾街’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中心和楷模，引領著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13］。這說明，人們一旦從道德維度追溯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確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會脫離事實。所以，當“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失靈中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從而希望從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維時，其結果只能是，對這種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離法律就愈遠。
（三）金融法學難以自我證成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變為一種法學立場，就會使法律思維屈從于道德維度的敘說方式，不僅會造成金融法學知識特性的弱化，而且無法使金融法學完成自我證成。道德不能限定風險。風險與道德都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側面，道德并不基于風險而存在，風險也不會因為道德而出現。風險與道德具有同樣的現實依據，道德不能作為一種必然的標準來限制或決定風險，風險也沒有必然的義務體現該種道德。而風險之所以不會、也不能夠固定、單一地指向某種道德，其與道德的主體性有關。道德主體的復雜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對抗性（源于社會分層），使道德分化為不同的觀念體系，呈現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此時，道德批判就只能成為道德批判者對其他道德主體的批判。但是，不管人們對金融風險進行怎樣的道德批判，都無法改變金融風險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即只要不改變金融風險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就無法改變其所體現的道德邏輯。比如，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盡管代表“99％”的民眾對代表“1％”的華爾街金融寡頭進行了持續的道德聲討，但是，金融家們絕不會因此而改變其道德邏輯，因為自己為股東謀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風險沒有體現道德，而是沒有體現“金融道德風險論”主張的那種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自然蒼白無力，金融法學理論體系也就難以建立。
（四）受制于個人主義方法論缺陷
金融法學以社會利益為本位，在研究范式上以方法論整體主義為基礎。但“金融道德風險論”卻遵循個人主義方法論。當然，如果孤立地看待一個具體的金融風險事件，的確與交易相對人背棄商業道德有關。但是，當金融交易關系中的人們普遍采取欺詐、不遵守契約等機會主義行為方式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就難以對此作出合理解釋。例如，近些年我國多地發生惡意逃債、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現象，就不能僅僅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去解讀。就某種社會科學而言，“只有當人與人之間自發形成超越于個體的社會組織時，經濟學才有了其研究的對象……個體的節約行為或者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狀況的努力，只要是孤立進行的，都不屬于經濟學研究的范疇”［14］，金融法學亦如此。同時，不論何種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只要還停留在偶然發生或個別調整的階段，而未體現出一定的普遍性、系統性和規律性，其解決情勢還未形成社會立法需要，就不足以引起金融法學的注意。而一旦某類金融風險體現為一種社會利益訴求，就表明該類金融風險已經超出了個人主義的范疇，金融法學才有可能從其普遍性中把握規律性，從而擔當起指導立法實踐的時代責任。而“金融道德風險論”中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顯然限制了金融法學的理論視域。之所以存在這種方法論瑕疵，與其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密切相關，因為在新自由主義那里，“個人失敗基本被歸結于個體自己的過失”
二、“金融道德風險”的實質
金融法學對“金融道德風險”的貿然引入，之所以使自身陷入困境，在于其回避了“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性問題。這種不“追根溯源”的實用主義后果是，當理論不能從簡單的假設和推理中找到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的根源時，竟然發現道德始終在金融風險中顯露身影，因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道德當成金融風險的“罪魁禍首”，進而將道德視為當今世界之最大禍害。因此，只有從“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這一核心問題入手，才能揭開“金融道德風險”這一貌似強大的“外殼”之下所掩蓋的真實世界。金融風險與金融資本相聯系。金融風險是指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在未來時期內，其預期收入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因此，金融風險其實就是金融資本的經營風險，即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因各種原因出現經營不善、利潤減損等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為人的一種經濟性存在方式，金融資本具有自己獨特的道德邏輯，這種邏輯體現著“以錢生錢”的利潤最大化動機或目的?？梢哉f，贏利就是金融資本的最大道德。由此，“金融道德風險”只是被人為地虛化為道德侵害的金融資本的贏利風險。所以，這種侵害不可能是道德范疇內的侵害，而是可以量度的、表現為一定物質利益損失的經濟侵害。［16］（P19）于是，無論人們多么不情愿地向金融資本經營者支付對價，或者多么希望違背道德的鐵律（如借錢不想還）而又無奈于法律的強制，但只要這種對價最終得以支付，就不會在道德上遭受譴責，也就不存在“金融道德風險”。因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實際上體現了金融資本的道德主體性立場，客觀上擔當著掩蓋金融資本趨利本性的理論角色?？梢?，不是從可以經驗地、具體地把握金融風險實質的社會存在———金融資本出發，而是從主觀的、抽象的社會意識形式———道德出發去分析金融風險，顯然是舍本逐末。當然，金融資本的歷史合理性包含在產生它的社會條件之中，無論是對金融風險的道德幻化，還是對金融道德的人性批判，都改變不了金融資本的趨利本性。因此，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的而不是人的內在規定性。歷史地看，通過市場競爭爭奪利潤是金融資本的存在方式，而這種競爭不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道德”，它從來就是一部充滿欺詐、傾軋甚至掠奪的歷史。［17］（P130）所以，不惜以“敗德”制造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內在的運動邏輯，而人一旦為金融資本所界定，并變成其執行人，便具備了這種本性。漂流的殖民主義者———魯濱遜，一爬上孤島就失去這種本性，因為客觀上，他遠離了資本，此時金幣對他毫無意義。所以，無論他的道德多么敗壞，再多的金幣也不可能使他制造“金融道德風險”，因為從他人之處獲取利潤的機會是不存在的。在這個金幣都成為無用物的荒島、金融資本對人來說已經不存在時，產生金融風險的根源才能消除。顯然，這不是道德的功勞，而是金融資本的投機邏輯隨著資本的社會條件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與其說金融風險距離道德很近，毋寧說金融風險距離金融資本的利潤更近。而愈是把道德置于歷史的前臺，就愈發說明，金融資本把自己的投機本質隱藏得更深了。
三、對“金融道德風險論”的法理批判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方面將金融風險歸因于個人的“敗德”；另一方面將解決路徑寄望于普遍適用的法律，這種相悖的邏輯進路，反映出道德維度本身潛藏著其所無法應對的路徑局限，凸顯著與法律思維之間的根本沖突。道德維度不能當然地完成向法律思維的轉換。金融風險屬于客觀存在的范疇，而金融活動中的道德觀念則屬于主觀意識的范疇。同時，只有導致金融風險的客觀條件生成，從道德維度觀察該風險才有現實意義。而這種客觀條件一旦存在，金融風險就不是道德所能夠約束的，因為，道德是依靠自律得以實施的規則；而在金融利益沖突面前，只有通過立法，進行國家強制，才能從根本上遲緩、阻滯以至避免這些風險。這是緣于，法律的國家強制性能真實干預到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對金融市場關系中的利益矛盾進行強制克服或調整，從而對產生金融風險的社會條件進行控制。同時，法律是一種他律性規則，這種規則一旦生效，就具有了相對于交易行為人意志的獨立性和國家意志性，并依靠一整套國家運行機制，對其經濟利益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效果；而道德則不同，雖然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其實施不僅要依靠社會輿論，更需要行為者內在的自覺力量。金融交易屬于典型的資本套利活動甚至“零和游戲”，其特點是交易雙方都以其利益最大化為企求，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必然出現“囚徒困境”。這說明，交易雙方的利益矛盾具有難以調和的性質，依靠道德自律來避免或減少這種沖突是靠不住的，而金融風險的根源恰恰就包含在這種沖突之中。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維度尋找金融法得以產生的邏輯正當性，明顯面臨著無法從道德維度向法律思維過渡與轉換的難題。毋庸置疑，道德也是歷史的一種理性，它的特殊性在于，道德可以內化為人之理性自覺，使人主動而不是被動地調整與他人的社會關系。但是，作為自律性規范，道德在利益沖突面前常常失靈。不過，這并不表明可以彌補道德調整之不足的法律根源于道德失靈。顯然，“金融道德風險論”把看問題的角度當成問題本身，或者說，把看問題的立場作為問題的根源，似“盲人摸象”———從金融風險的道德屬性去感知對象，由此認為金融法的現實依據隱含在道德失靈之中。但是，如果把金融風險看成人內心道德觀念的結果，就需要從改造人的道德觀念入手，用道德機制加以解決，因為“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最終要依賴道德之外的制度，那只能認為問題的真正原因在于人觀念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正是法律治理的客觀依據。正如列寧在批判民粹主義時所言，民粹主義僅僅認為，“問題的關鍵只在于消除‘奸詐之徒’”，但是，“自發勢力不是偶然地或從外面什么地方‘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東西”。［18］（P312）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只看到個體意義上的“奸詐之徒”，而看不到整體意義上“奸詐”的資本道德，自然只能停留于對個體性道德的批判，無法揭示金融風險內在的一般性，從而無法上升到整體主義的法律思維立場。事實表明，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都在通過完善立法以積極應對和化解金融風險。比如，為應對危機，美國政府積極推動金融制度改革，這項改革被稱作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產業最徹底的改革。奧巴馬于2010年7月簽署的《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國70多年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梢?，為了防止金融資本的趨利行為給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風險，法律再次成為金融風險治理的主要方式?！敖鹑诘赖嘛L險論”顯然與這一基本事實不符。
四、結語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二、道德風險及表現形式
在保險領域里，道德風險是任何一個保險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風險。國家實行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使醫療機構和患者都成為“經濟人”，而“經濟人”在做決策時就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出發點。我國的基本社會醫療制度推出時間較晚，醫療衛生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在我國就更為嚴重。如何對其加以有效的防范與控制顯得極為迫切。
（一）道德風險的概念及其影響道德風險最早源自于保險業，現在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成為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道德風險亦可稱之為“敗德行為”，一般是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形式。泛指市場交易中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另外一方的行為而導致的風險。在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是指一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的行為，就是道德風險?？梢哉f，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風險
1、從時間的角度分析道德風險。道德風險來自于個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機會主義傾向假設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是指人們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以發生時間上的先后為依據，可以將道德風險分為事前的道德風險和事后的道德風險。事前的道德風險與事后的道德風險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1）事前道德風險。保險可能會影響被保險人的防災、防損措施，改變被保險人的行為，個體通過選擇不同預防措施會影響自身疾病發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風險會對被保險人疾病發生的概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增加保險人在醫療費用方面的支出，給醫療資源帶來更多的消耗。心理風險是與人的心理狀態有關的一種無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關心、僥幸或存在依賴保險的心理，以致增加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損失幅度的因素。如企業或個人投保了財產保險后放松對保險財產的保護措施；投保人身保險后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等。逆向選擇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現象。逆向選擇是說一個制度的實施非但沒有把好的對象選出來，反而使比較差的入選了，逆向選擇的存在說明此項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是有待改進的。利用制度缺陷而獲得額外利益的行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選擇使社會承擔的風險隨著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風險直接影響個體的逆向選擇，也影響事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個體的心理活動必須通過其行動來實現其目的，但心理風險是個體的心理活動，法律無法對其加以控制，只能通過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對其具體行動進行約束來減少心理風險。事前道德風險的發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現象。
（2）事后道德風險。個體在患病后相應的治療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從便宜到昂貴的各種治療方案中進行選擇。實際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昂貴越好。由于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更大，因此，在醫療保險中，事后道德風險的防范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道德風險的發生與疾病費用的價格彈性有關，價格彈性大的醫療服務可能產生更大的道德風險。在這種道德風險的作用下，享受醫療保險待遇相對較高的個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風險來解決不能享受醫療保險或享受待遇較低的家屬及親戚朋友的看病吃藥等問題。因此，在經濟學中，將道德風險看作是人們醫療保健服務價格的需求彈性造成的經濟激勵機制的理性反應。
2、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根據道德風險中不同主體在微觀上的表現，可以將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為患者的過度消費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風險。
（1）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颊咴谕侗Ｖ螅鋵嶋H承擔的醫療費用下降導致其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現象。由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提供減免了個體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用，造成個體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會比沒有醫療保險時的需求量大，從而導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利用。
（2）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醫療服務人員利用其信息優勢誘導患者接受過度醫療服務的現象。在誘導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醫療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醫療服務人員激發出來的。醫生兼具醫療服務的指導者和提供者的雙重身份，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又存在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醫生對誘導需求產生強烈的愿望和動機。他們就會通過增加服務量和提高服務價格來實現自己目的。
三、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分析醫療服務具有準公共性及專業性的特點，決定了其在提供服務價格和數量時，可能偏離市場的實際需求水平，造成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經濟學對醫療服務的觀念，在于強調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強調醫療服務是消費者用于生產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且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由于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醫療服務又具有高度專業性，這導致消費者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信息不對稱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缺少內在的成本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給方的誘導性需求，必然使醫療費用上漲的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確立醫療保險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風險，減少因醫療費用開支過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從而保障公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但是，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客觀上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對醫療衛生資源的消耗。我們必須看到，醫療保險制度在其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費者的道德風險意識，使得人們對醫療服務產生過度消費，進而導致全社會醫療費用開支不合理的過快上漲。醫療保險領域所涉及的醫院（醫生）、患者、醫療保險機構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會盡量維護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博弈關系，于是，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在醫療保險運行過程當中，無論是醫療機構還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錢，而是由第三方來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風險的概率就大大增強。
四、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探討如何防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必須首先對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如何防范道德風險提出有針對性建議。醫療保險市場與普通的市場相比有它的特殊性，醫療保險市場實際上存在三個主體，即：保險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也來自這三個方面，即：一是被保險人（患者）；二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三是保險人（醫療保險機構），醫療保險機構的職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規規定的，因而其實質上屬于醫療衛生體制范疇。在我國，由于體制原因而給醫療保險帶來的道德風險更為嚴重。
（一）患者的道德風險作為醫療保險的需求方，患者就診時醫藥費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醫療保險機構）來支付，患者的醫療消費需求可能會無限膨脹，出現小病大養、門診改為住院等現象。在參加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人們將面臨較低的醫療價格，當消費者只需支付其醫療費用的一小部分，且他們的消費行為又難以觀察時，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的需求就不可避免。這種因醫療服務的提供使社會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而形成的過度使用醫療服務資源的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目標相沖突，不利于醫療風險的完全徹底轉移。而且會嚴重破壞醫療保險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醫療保險機構支出增加，甚至虧損，正常運行難以為繼，進而導致醫療保險市場萎縮?；颊邔︶t療服務需求的膨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預防的忽視從而增加疾病發生概率。眾所周知，良好的生活習慣、合理的飲食結構、自我保健行為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減輕疾病造成的危害。參加醫療保險后，被保險人往往認為自己參加了保險，患病時醫藥費可以報銷，不需要自己掏錢，對如何避免風險的工作可能就會較少去做，如吸煙、不太注意飲食和不太注意鍛煉身體等等；個人減少了健康預防措施，從而改變疾病發生的概率，增加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內雖然無法觀察到，從長期上看卻增加了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
2、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參加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后，患者就診時不需要自己付費或付費很少，部分患者會提出要求給予過度檢查及選擇昂貴治療方案?！斑^度消費”的心理傾向很普遍，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多多益善”的消費動機。許多患者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治療方案的選擇可以有多種，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治療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復健康，而使用何種方案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在提供社會醫療保險的條件下，患者相互之間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療的患者會覺得自己吃虧，因此往往會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出現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現象，從而影響醫療保險機構的成本控制。
（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醫、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患者對醫療知識的匱乏，使患者缺乏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進行事先判斷的知識和能力，缺乏對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務的質與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準確信息。國家不允許其他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醫療行業具有較高的壟斷性，造成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是各類道德風險中最為嚴重的。
1、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的壟斷性。醫生在其提供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掌握著主動權，對醫療技術又擁有足夠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不能討價還價，難以控制衛生消費的種類與數量，加上疾病具有突發性和需求缺乏彈性的特點，患者的被動地位非常明顯。病人在接受醫療衛生服務時，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購買一般物品那樣可以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選擇。醫生則可以通過抬高醫療費用，或降低收治標準或分解住院套取結算單元等方式增加醫療機構收入。在醫療衛生市場，病人獲得的信息是相當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醫療衛生的服務質量，醫生的工作資質與技術水平等幾乎找不到客觀真實的鑒別資料。尤其對要支付的價格具有不可預測性，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更沒有選擇余地，一直要到醫療服務提供結束后才能知道。醫療衛生市場存在的這些信息障礙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運轉。
2、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創造了需求。較高的專業性使醫療服務常常處于壟斷地位，醫院具有醫療服務供給的排異特權，不允許外行提供醫療服務。在信息不對稱嚴重存在的情況下，醫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檢查，吃什么藥，病人只能唯命是從。一方面，醫生為了保護自己，減少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存在著不適當服務現象，醫務人員從最大限度減少自身利益損失的角度出發，要求患者做“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檢查，甚至在病情已確定的情況下，仍然建議患者做這些檢查。另一方面，來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在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因為其提供服務越多，得到的收益就會越大，醫生的收入與其提供服務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這種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往往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過多的或昂貴的醫療服務，從而誘發了需求。并且醫院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時，在利益驅動下，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等就成了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由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通過更換不同劑量的藥品，提高用藥檔次，將過去價廉、療效高、實用的藥品變為價格昂貴的藥品。這就是所謂的醫療服務領域的“薩伊定律”：醫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
（三）醫療衛生體制造成的道德風險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下的醫療衛生體制，也使我國醫療衛生領域道德風險更具有復雜性。實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對基本醫療保險政府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醫療衛生服務不創造經濟效益，為減少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而把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產業化，許多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點和結果是：（1）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醫療服務機構）在“交易”過程中的感覺是“免費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盡管醫療費用在交易過程中金額可能很大，但他們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都面臨著“零”成本；由于醫療服務的需求者并沒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是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這兩個委托人共同的人，在這復雜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機構、保險機構、患者三方之間信息不通暢，加之健康的標準和治療的效果與其他服務相比很難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這個標準就難以寫進合同之中，更何況一種疾病存在著多種治療方案，不同個體之間在體質上也存在差異，采取哪一種為最佳就更難以明文規定了。由于醫、保、患三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醫務人員和投保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
2、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國對衛生資源的配置過多地集中在東部地區、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在醫療上，而不是公共衛生和廣大農村基層，造成了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受市場經濟作用的影響，衛生資源的重復配置所形成的閑置和浪費，加上醫療機構基礎設施的改造、醫療補償機制不完善所引發的誘導需求等因素。
表1衛生總費用
年份衛生總費用(億元)衛生總費用構成(%)城鄉衛生費用(億元)衛生總費用占GDP%
合計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城市農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論文關鍵詞：醫療保險道德風險,對策建議,信息不對稱
一、現行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的表現及成因
（一）道德風險的內涵
對于道德風險，從一般的經濟學觀點出發，將其定義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時，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動的可能性；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將其定義為簽約雙方由于目標的不一致、信息不對稱而引起的對最優契約的執行結果的偏離；站在保險的視角將其定義為人們以不誠實或故意欺詐的行為促使保險事故發生，以便從保險活動中
取得額外利益。
道德風險在各種保險市場中都存在，但由于醫療保險自身的經營特點，決定了在醫療保險市場上存在多個參與主體，主要包括保險機構、醫療機構和被保險人三個方面，加之醫療
保險市場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致使醫療保險市場中道德風險的廣泛存在，尤其在醫療保險市場較其他保險市場更為復雜得多。它使醫療費用支出過度膨脹，城鎮居民對醫療保險的需求相對降低，甚至可能帶來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在我國,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一直表現得非常突出，醫生和患者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過度提供或過度索取醫療服務，造成了醫療費用不合理的大幅度增長，也帶來了醫療資源的大量浪費，最終導致醫療費用節節攀升，保險機構利潤倒掛。
（二）現行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的表現及其成因
1.定點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
對于定點醫院，國家允許醫院將藥品收入的15%-20%進行提成。所以醫院往往鼓勵醫生給患者多開藥；同時提供盡可能多的諸如醫療設備檢查等服務以提高醫院的營業額，從而增加醫院的經濟效益。而醫院為了本身的經濟效益經常會把任務分解到各個醫生身上，把醫生的工資獎金與醫生所開出的藥品的數量和為患者所作檢查的項目數掛鉤。
2.醫生的道德風險
在醫療市場經?？煽吹结t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的社會規律，由于醫生與患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醫生在醫院的激勵和醫藥代表的高額回扣等多種壓力或誘惑下，借著自身的信息優勢以及患者對自己健康的關心，利用其處方權增加藥品量和診療項目、多用昂貴的治療手段，而為患者做不必要的醫療設備檢查、延長參?；颊叩淖≡簳r間、誘導患者進行盡可能
多的醫療消費。
3.醫療服務需求方面的過度消費引起的道德風險
被保險人的過度消費，是指患者在投保之后由于實際承擔的醫療費用下降導致其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具體表現為：將本不屬于保險賠償疾病的就診或藥品、診療等費用通過私人關系或利用醫院管理的空子，采取“搭車開藥”、“掛床住院”等，以增大索賠金額；或者采取冒名頂替、移花接木的行為等占用醫療衛生資源，這必然會導致醫療費用的上升。
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的影響
（一）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對患者的影響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的道德風險造成了醫療費用的大幅度增長，雖然短期內有些患者可能從中獲利?？墒?，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患者。醫療費用的大幅度增長勢必增加醫療保
險的給付水平，最終增加患者的負擔。
（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影響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的出現導致醫療保險制度的效率水平低下，醫患雙方過度消費醫療資源，破壞了醫療服務市場的均衡，導致了服務資源配置的低效率，醫生和患者雙方
通過道德風險增進了自身的利益，卻損害了醫療機構和社會的利益，并且造成的損害遠遠大于道德風險受益者得到的利益，最終導致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是低效率的，阻礙了社保制度
的發展。
（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1.違背了誠信原則，導致社會誠信水平降低，醫生提供過度的醫療服務，不是為了患者盡快恢復健康，而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患者消費過度的醫療服務，也不是僅僅為了盡快恢復健康，而是有想從醫療機構中獲取更多服務的傾向。這不僅違背了誠信原則，也嚴重地破壞了醫生與患者的關系。道德風險的存在使得醫藥衛生市場秩序混亂，醫生與患者合謀，藥價虛高等現象日益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
2.加重了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負擔。一方面，醫療保險機構在一定時期所收繳的醫療保險基金是有限的，而道德風險導致了醫療費用的增長，使得醫療保險基金出現差額，這一差額就要由財政來補貼，最終成為財政負擔。另一方面，醫療保險機構為了避免道德風險導致的赤字，就會相應地提高醫療保險繳費水平，而我國醫療保險的繳費主要是由企業和職工
來承擔的，因此，繳費水平的提高將加重企業和職工的負擔，并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最終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控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的對策建議
（一）從政府方面控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
1.充分發揮政府的宣傳效應，大力發揮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的作用，多渠道地宣傳醫療保險相關政策，提高參保人員的法律意識。使參保人員明白套取醫?；鸩粌H僅是違背道德的行為，而是違反法律的犯罪行為，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2.加強對醫療機構的監督檢查。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從法規制度上確定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的權利和義務，明確醫療機構的基本義務是必須對醫療保險的對象提供合理而且有效的醫療服務。對那些違背醫療機構基本義務的不規范、有不良記錄以及服務質量低的醫療服務機構，則要降低其信譽等級；并且提高對其的檢查概率和擴大檢查范圍，甚至終止其提供醫療服務的資格。
（二）從醫療保險機構方面控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
1.國家或政府加強對醫療保險機構的補償。實行醫療保險后，很多費用都得到了控制，醫療保險機構收不抵支的現象時有發生，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時可以給醫療保險機構進行合理的補償，以平衡其收支。
2.加強醫療保險賠付手續的嚴密性，防止欺騙行為的發生。理賠手續一定要嚴密細致，程序一定要完整正規，要有醫學專業人員的認定審批才有效。這樣可以有效地避免小病大
治等現象的發生。
3.探索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的一體化建設。醫療保險機構可以自己開設醫院，將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縱向一體化，由此形成的醫療保險集團也將會有更大的動力去做好疾病的檢查和預防保健服務，同時，自己設立的醫院自負盈虧，自身不得不加強管理及醫療成本的核算，從而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有效地規避醫療服務供方的道德風險行為
（三）從醫療服務供給方面控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
1.實行醫藥的分離經營，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醫療服務價格體系。藥品銷售收入是醫院的一大經濟來源，如果把藥品經營從醫療機構中分離出去，實行外部化經營，將會減少醫院
的道德風險。可以實行醫院開處方，藥店售藥，或者由社會醫療保險機構將藥品經營內部化。
2.建立醫生信用賬戶，加強信息披露制度。鑒于醫療機構對醫生的約束力過于軟化，建立醫生信用賬戶后，一旦發現醫生亂開處方等行為，就扣其信用分值。在一定時期內，醫生的信用分值被扣完后，就要取消其執業資格。此外，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醫療保險機構和患者進行選擇的基礎，通過利用信息技術建立醫療服務信息系統，使得各方做出正確選擇，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3.建立動態的薪酬系統，改善醫生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醫生收入和醫生為醫院創造的經濟價值直接掛鉤是導致道德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醫生的工資不能直接由醫療服務數量來決定，也不能實行固定工資。可以考慮建立一個由級別薪酬和可變薪酬組成的動態薪酬系統。
（四）從醫療需求方面控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道德風險
1.按比例共付保險制。即醫療費用由患者和保險機構共同承擔，增強患者自覺降低費用的意識，個人承擔的比例越高，則道德風險發生的可能越小。共付比例可以因地區的經
濟差異而變化，對于濟條件好的地區可以把比例提高，條件不好的地區比例適當降低。
2.實行浮動費率制。應該針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費率。比如按年齡、性別、工種、身體狀況等因素區分。對于一定時間內無理賠記錄的人，費率下調；反之亦然。這樣能促使
患者加強身體鍛煉，防治疾病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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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醫療保險市場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醫療保險市場的現狀。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最初是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職工醫療保險制度，該制度是適應當時的計劃經濟發展的形勢和需要的，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已經嚴重滯后，已不能滿足人們對更深層次和更大覆蓋面的醫療服務的需求。同時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導致了很多不良的現象，所以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主要標志是：確立了新型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對我國醫療保險體制的改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醫療保險市場的特殊性，導致我國醫療保險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二）我國醫療保險市場存在的問題。我國醫療保險市場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導致的不良現象，比如：保險范圍窄，社會化程度低，承保范圍不足；衛生資源在地區分配上嚴重不合理；缺乏合理的醫療經費籌措機制和穩定的醫療費用來源；醫療資源供需雙方的制約機制失控等。二是由于醫療保險市場存在顯著的信息不對稱，滋生了嚴重的道德風險，道德風險的存在擾亂了醫療保險市場的秩序，造成了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和醫療資源的巨大浪費。由道德風險引起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投保人過度消費；
（2）醫療服務機構的誘導消費；
（3）道德風險直接導致了醫療保險的有效供給不足；
（4）道德風險會造成投保人的次優消費和保險公司的次優保單設計，最終將使資源難以達到最優配置，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
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成因道德風險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哲學范疇的概念，亦稱道德危機，是指人們享有自己行為的收益，而將成本轉嫁給了別人，從而造成了他人損失的可能性。道德風險來自于人們的機會主義傾向，事前的機會主義被稱為“逆向選擇”，即在達成契約之前，一方利用信息優勢誘使另一方簽訂不利的契約。在醫療保險市場上，保險可能會影響被保險人的防災、防損措施，改變被保險人的行為，個體通過選擇不同預防措施影響自身疾病發生的概率。事后的機會主義被稱為“道德風險”，在醫療保險市場上，個體在患病后的治療成本是不固定的，患者可以在從便宜到昂貴的各種治療方案中進行選擇，實際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貴越好。由于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更大，因此，在醫療保險中事后道德風險的防范更為重要。
利益的驅使是道德風險出現的重要原因，主流觀點認為道德風險有三大基本特征：
（1）內生性特征，即風險雛形形成于經濟行為者對利益與成本的內心考量和算計；
（2）牽引性特征，即風險的制造者都存在受到利益誘惑而以逐利為目的；
（3）損人利己特征，即風險制造者的風險收益都是對信息劣勢一方利益的不當攫取。醫療保險的道德風險有微觀和宏觀之分，在微觀層面的表現是：醫療服務的供需雙方會過度提供和過度索取醫療服務，導致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道德風險在宏觀層面的表現是：醫療衛生資源使用的低效率和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會導致醫療資源的過度消耗。
二、我國醫療保險市場道德風險的主要成因是：
（一）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醫療保險市場道德風險產生的根源，醫療服務是一種專家服務，具有天生的非同質性和供方信息壟斷性，醫生對疾病的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的有效性、醫療服務的適度性等信息更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不僅由于個體搜集、處理醫療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信息傳遞的不完全和不充分，往往處于醫療信息的劣勢地位。患者由于缺乏醫學知識且對疾病有恐懼心理，所以對醫生往往持服從態度。由此，醫生處于特殊的壟斷地位，使得醫生有誘導需求的能力，且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醫生誘導需求的能力就越強。
（二）“以藥養醫”的體制“。以藥養醫”的體制使得醫療機構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從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醫療機構有動力促使醫療費用的上升。而保險機構不直接參與診療過程，對醫療機構的行為缺乏了解。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患者的人，兼具服務建議者和服務提供者雙重身份的醫療機構就有內在動力誘導過度需求，道德風險由此而生。
（三）“第三方支付”制度?！暗谌街Ц丁敝贫仁侵覆皇怯蓞⒈Ｈ吮救酥苯又Ц?，而是由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制度。該制度使得患者在“交易”過程中感覺是“免費的”，盡管交易金額可能比較大，但雙方在交易過程中面臨著零成本，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
三、醫療保險市場道德風險的控制
（一）建立醫療服務信息系統。如前所述，誘導需求產生的根源在于醫療機構相對于患者和保險機構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這種優勢表現在專業知識優勢和信息不透明上。因而有必要利用信息技術建立醫療服務信息系統，使保險機構能夠對被保險人的診療過程有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在此基礎上保險機構的費用控制能力將大為提高。
（二）對醫療服務提供者采取適當的償付方式。為了控制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可以采取預付制的償付方式，預付制是指保險機構按醫療服務發生前約定的標準向醫療機構予以支付，預付制主要包括三種形式：總額預算、按人頭償付、按病種償付。
（三）付費制度的設計?，F實中對道德風險的制約主要是付費制度的設計，對于醫療保險道德風險的控制可以通過成本分攤機制，使被保險人有動機來主動節約醫療開支。這種成本分擔機制主要包括：設起付線，設共保率，限額保險。三種方法都是通過適度提高患者的自付比例，來提高需求的價格彈性，最終達到控制醫療服務需求道德風險的目的。
關鍵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道德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1-0069-02
2008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業績紛紛下滑,市值嚴重縮水,中小股民損失慘重,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市公司高管們的薪酬卻高得令人瞠目結舌。
2007年因為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及其公司其他高管的高薪問題就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報紙和網絡都紛紛報道:中國平安有三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稅前薪酬均超過了4 000萬元,其中馬明哲稅前報酬為6 616.1萬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萬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紀錄。而更加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竟有140多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總額占公司凈利潤的比例在10%以上,而其中占比超過50%的公司有十幾家,甚至出現高管收入比公司凈利潤還高的現象。在美國,接受政府1 800萬億美元救助的AIG公司竟然決定發放高額獎金,這引起了總統奧巴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的美國政府和美國公眾的強烈譴責。
從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們的薪酬已經嚴重地侵蝕了中小股民的利益,通過制度來防范上市公司高管們的道德風險,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與公司的經營業績和經營能力相匹配,避免上市公司高管隨意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東的利益,規避因為治理結構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給股東和廣大投資人帶來的損失,已成為政府監管機構、股東和廣大投資人十分關心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那么,什么是道德風險,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范道德風險呢?
道德風險并不等同于道德敗壞。道德風險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哲學范疇的概念,即“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的同時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被蛘哒f是當簽約一方不完全承擔風險后果時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是相當普遍的。上市公司的高管為了自身的利益,除了給自己發放高薪外,還通過購買高檔轎車,裝修豪華辦公樓等許多方式來增加自身的享受成本,從而危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東的利益。可以說,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道德風險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現代企業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所有者并不直接控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上市公司的高管們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企業的實際控制者。股東為企業提供了財務資源,但他們處在企業之外,只有經營者即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企業里從事管理工作。按現財理論認為,股東的目標是股東財富最大化,他們要求經營者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個目標,但做為上市公司經營者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會要求增加報酬,增加閑暇時間,增加自身享受成本等,而不是盡最大努力去實現股東的目標,甚至出現了對股東目標的背離,從而形成了道德風險。而上市公司高管為自己支付脫離公司業績的天價薪酬只是其中之一,也是在當前形勢下急需解決的問題。
職工薪酬是指企業為獲得職工提供的服務而給予各種形式的報酬以及其他相關支出,主要包括職工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職工福利費、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住房公積金;工會經費和職工教育經費;非貨幣利;因解除勞動關系給予的補償;認股權,現金股票增值權等與獲得職工提供服務相關的支出。上市公司高管們可以通過提高以上任何一項支出來提高自己的報酬,并且提高的程度缺少相關的法律限制,而只需要股東大會通過即可,這樣的行為是很容易實現的,而且道德風險的成本是相對較低的。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各種措施來規避道德風險,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防止上市公司高管們通過各種途徑為自己加薪,損害中小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
一、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公司法律制度
對于高管的薪酬,目前只規定公司董事和監事的薪酬要經過股東大會投票通過,對于其他方面并沒有強制性的規定。而有些公司的董事則可以通過自己手中控制的投票權來通過高薪決定,造成其他股東雖然對這樣的決定有異議,由于投票權的限制而不能有充足的話語權。因此,對相關的公司法律制度做必要的修改是十分必要的,對于公司高管的薪酬事項進行投票表決時,要擴大參與投票權股東的范圍,不僅要包括非流通股股東,也要包括流通股股東,并對不同類型的股東投票的表決權賦予不同的權重,充分體現流通股股東的意愿,以加強對于高管行為的監督。
二、利用財務管理相關理論,建立上市公司道德風險評價體系
1.應付職工薪酬占公司當年凈利潤的比例。如果“應付職工薪酬”占凈利潤的比例過大,則證明公司高管正在利用公司決策權為自己發放高薪酬,正在侵占公司及股東的利益。特別是在“應付職工薪酬”中高管薪酬比例過高則更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2.關注異常的交易價格,及異常值占市場均價的比例。在上市公司的進貨及銷貨環節,其交易價格相對于市場上同類商品的正常交易價格是否有很大的偏差,并扣除批量采購等正常因素的影響,如果異常值占市場均價比例過高,則可能存在高管利用商品交易為自身謀利的可能。則可以推定這是一個道德風險較高的公司。
3.管理費用占全部成本的比例,以及管理費用的增長率與凈利潤增長率的比例。一個上市公司如果管理費用占全部成本的比例過高,則說明上市公司為高管們為首的管理團隊支付了較高的管理成本。如果管理費用年增長率低于凈利潤年增長率,則可以認為管理費用的增長是有價值的,否則這種增長是一種沒有價值的增長,表明在沒有提升公司業績的情況下支付了較高的管理成本,公司高管道德風險偏高或管理能力偏低。
4.酌量性成本占全部營運成本的比例及構成情況。酌量性成本是可以通過公司高管的決策來改變的成本。這項成本中如果與提升公司業績無關的支出比例較高,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道德風險發生率極高的公司。比如,通過“固定資產”及明細科目“固定資產裝修”,并結合該裝修的必要性,分析其行為是否是為自己創造一個豪華的辦公環境;通過“固定資產”中新增的高級轎車,高檔辦公用品等可以分析其是否在有效使用股東提供的財務資源;通過“管理費用”中的“會議費”可以分析其是否在利用會議來揮霍股東的財富,來增加自己的享受成本。
5.約束性成本占全部營運成本的比例及構成情況。對于上市公司的約束性成本,可以借鑒同行業的成本水平,以及構成約束性成本的主要項目市場價格進行比對,分析約束性成本發生的過程中是否存在商業回扣等不道德行為的發生,是否存在惡意掏空股東財富的行為。
6.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一個上市公司是否遵守社會公德,是否對社會造成危害,是否及時足額繳納稅款,其生產過程是否造成周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否為這種破壞而主動支付賠償等,借由這些行為也可以分析一個上市公司道德水準的高低,進而判斷其道德風險的高低。
7.合同的違約率。通過查看公司所簽訂的供銷合同、借款合同、租賃合同等的履約情況,或者通過查看公司“營業外支出”科目中因違約而引起的罰款或賠償金額,來分析其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一個違約率很高的公司,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會是一個道德模范。
三、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與應付職工薪酬相關的信息披露制度
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進行更為詳盡的披露,不僅要披露現行會計制度規定的內容,還應附加披露“應付職工薪酬”占公司凈利潤的比例,公司高管薪酬在全部“應付職工薪酬”的比例,以及公司高管所得明細及總額,通過這些公開的信息,讓中小投資人了解自己花錢雇傭的高級管理人員或是他們的大股東從自己投資的公司中拿多少錢放入自己的腰包。同時還應該披露“應付職工薪酬”支付的方式,使投資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權,以便政府監管機構和社會公眾行使監督權。
四、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股權激勵制度
上市公司為了降低成本,設立了股權激勵制度,以更好地激勵和約束主管的經營活動,并有效地避免由于內部人控制而導致的侵犯股東利益的行為。在使用股權激勵制度時,要進行嚴格的限制措施,在確定高管們行使股票期權的時點時,由于股價受較多因素的影響,不僅要考慮公司股價的高低,還是考慮市盈率的高低,在規定股價高于某一水平時,同時必須規定市盈率低于某一水平,以防沒有業績支撐的股權激勵發生。
五、為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設立剛性上限,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及壟斷行業的上市公司
【關鍵詞】社會醫療保險 道德風險 產生原因 三改聯動
醫療保險在我國社保體系當中占據很大的地位，醫療的健康發展與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是醫療領域道德風險問題的嚴重性，阻礙醫療保險功能的正常發揮，制約醫?；鸬恼＿\轉。本文章提到的“道德風險”是指在醫療保險領域主客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而做出的一些損害他人的行為進而給政府和社會帶來嚴重的損失。我國社會醫療保險的改革開始的比較晚，相關的體制建設并不完善，因此我國道德風險問題尤其嚴重。
一、醫療領域道德風險的表現
（一）診療檢查以及各種治療效果
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部分醫生越來越看重經濟利益。面對迫切需要治療的患者，醫生暫時忘記了白衣天使的職責所在。明明可以做一些常規檢查就可以解決的小毛病，到了醫生那里就成了需要全面檢查的大隱患。單純的追求醫院的經濟效益，從而忽略了病患的心理感受，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的說服患者做高新儀器的檢查。筆者有一次親生經歷，朋友因為崴腳去醫院，醫生看了一眼就讓去做血檢。讓筆者很是無語。做體檢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的了解病人的病情，而不是部分醫生賺錢的手段和方式。
（二）不合理的用藥以及處方問題
由于現在現在藥品價格要高于醫療服務的價格，導致醫療工作者和制藥行業的工作者相互合作。醫生通過給患者開好藥、開貴藥從藥品銷售方那里拿到回扣。對于患者來說，幾塊錢的藥就可以解決的小感冒，卻拿到手幾百塊錢的進口藥。暫且不論藥效是否一樣，但價格方面就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承受的?，F在的情況是，可吃可不吃的藥一定要吃。增加患者的消費。醫生之間比得就是誰賣出去的藥多而不是誰又解決了哪個疑難雜癥。對于處方藥，大多醫院采取分解處方或者是限制處方金額等方式達到多收費的目的。
（三）住院方面存在的問題
有的醫院不遵守規范的出入院標準，對于可以出院休養的病人卻讓他繼續留院觀察，可以在門診部治療的病人卻鼓勵他住院治療。變相地收取病人的費用，從而套取醫療保險金。
（四）收費方面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已經出臺了很多措施對醫院的違規收費行為進行整改，但是現在的醫院收費方面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的表現形式為：醫院以服務成本提高增加各項收費標準，國家讓調高的藥品價格一定會調高，但是國家讓降的藥品價格卻怎么都降不下來。在給病人開收據時，床位、陪伴費被巧妙地改成了治療費或者是換藥費。有的醫院在最后的賬單中竟然出現了數額夸張的其他費用。何為其他費用？讓患者根本不清楚自己的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醫療市場的監督機構在進行規范檢查時，發現有的醫院自己制定收費標準。舉個例子來說，手術中所需要的的各種一次性耗材本來就包含在手術價格之中，但是卻被醫院重新作為收費項目。同樣的事情在住院部也是常見，病人住院所需的床單、必須生活用品等費用常常也被重復收費。
（五）病人的醫療費用節約意識不足
在實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之前，我國實行的是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職工看病是不需要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用的，導致職工在看病市沒有費用開銷大小的概念，在醫院看病時，不管自己的病情如何，一味地然讓醫生給自己開好點的藥或者是多開點藥。現在雖然出臺了醫療保險制度，卻出現了另外一種現象。有些人用自己的醫?？ńo家人看病，因為持卡人是身體健康的年輕人，他根本用不到醫?？ɡ锏腻X。所以他就拿著醫?？ㄈザc醫療機構買保健藥品送給家人，更有甚者是用醫?？ㄈニ幍曩I生活用品。
二、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形成的原因
（一）扭曲的委托――關系誘發道德風險
在醫療市場上，由于醫療產品及需求的不確定性，醫生代替患者選擇醫療藥品，換句話說，患者把醫療產品的選擇權讓渡給了醫生，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委托關系，這樣醫生成為人患者成了委托人，在醫療市場上，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支付人，其委托醫生為患者提供所需的醫療服務，醫生與醫療保險機構之間形成委托關系，保險市場成了委托人醫生成為其人，醫生便處于雙重委托關系之中，他既是保險機構的人又是患者的人。醫生則處于三方關系的樞紐地位。醫生的利益與患者的利益以及保險機構的利益存在沖突，這樣醫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棄患者的利益，醫生損害患者的行為是很難檢測出來的。
（二）法制觀念淡薄
目前中國醫療環境中法律機制軟約束，醫院聲譽監管力度不足，監管缺位等問題，導致了醫生道德風險的行為被檢測出來的可能性很低，被的概率更低。即使被發現、被，懲戒力度也是嚴重不足。起不到對醫生震懾作用，這樣醫生會變本加厲反而做出嚴重違背委托人意愿的事。
（三）信息不對稱
道德風險即委托人不能準確的查覺人的行為，而且醫生掌握的信息多于患者，醫生對患者的身體狀況十分了解，而患者占據信息的劣勢地位，再加上自己的專業知識不足，進而只能聽從醫生的囑咐。如果信息是對稱的并且是全透明的，醫療市場中的主客體都能準確把握與自己有關的所有信息，道德風險問題也就不會存在，醫生的行為也能被準確的察覺。
（四）存在外生隨機變量
在醫療領域，每個患者的身體素質存在差異，對于同一種疾病而言，對于不同的人醫生會采取不同的診療措施，這樣第三方就無法通過診療結果來定位醫生的服務質量，在這種情況下，患者不同的身體素質就是一種外生隨機變量。由于這些隨機變量的存在，恰巧給醫生的道德風險提供了一個誘惑，或者說是監管中又多了一個漏洞。
三、社會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的規避措施
（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將國有醫院從衛生行政部門劃撥出來，由國資委發起對國有醫院的存量改革。第一，國有醫院屬于國有資產，劃歸國資委管理也是理所當然。第二，真正實行管辦分離。使國有醫院真正獨立于政府之外。為醫院形成市場聲譽機制奠定基礎；解除政府的衛生行政部門和國有醫院之間的連帶關系，充分的發揮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職能。第三，由國資委發起對國有醫院的存量改革。將醫院功能界定為為醫生提供醫療設備、基礎服務設施（病床）和醫療輔助人員（如護士和麻醉師等等）。醫生與醫院的關系由附屬變為平等的市場交易關系。另外對醫療領域規模經濟起到顯著作用、醫生之間需要保持密切的協作，實行掛牌行醫診療制度，用來明晰醫院聲譽與個人聲譽。從根本上改變醫生的附屬身份，使其成為醫院各個科室的所有者，將醫院變成松散的科室聯盟。另外積極吸收民間資本進入，推行增量改革。民間資本進入時應該采取嚴格的資格審查，明確其是投資者還是投機者。取消國有醫院的評定行政級別制度，是醫院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培育醫院的市場聲譽。目前，國有醫院的聲譽均來自政府，因此，醫療供方不在乎患者口碑。正是這種行政級別評定制度歪曲了醫療供方聲譽機制。放松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的管制。這樣做不僅可以解決以藥養醫的問題，同時也能有效的形成醫療市場聲譽機制。只有醫院的聲譽在市場上具有了價值。醫院才有動力積極樹立市場聲譽，而醫療服務的價格便能通過市場供求之間的博弈達到均衡狀態。
（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
醫療保險與商業保險的不同之處還在于醫療保險機構具有強大的信息功能和談判功能。從理論上講，醫療保險機構作為一個整體比市場上任何單獨的個體都具有強大的談判功能，包括搜集信息功能、和震懾能力，可以有足夠的力量與醫院進行博弈，解決醫療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規制醫療供給方的道德風險，積極鼓勵醫療供方市場聲譽機制的樹立，降低診療費用，這種狀況在中國還不太理想。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重點是通過建立機制來激勵醫療保險機構的信息和談判功能?；舅悸肥牵荷鐣t療保險機構與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脫離父子關系，衛生行政部門與新型醫療保險機構脫離父子關系，改變作為政府附屬物的身份，形成參保者可以自行選擇醫保機構、而醫保機構也可以自行選擇醫院的競爭狀況。附屬關系的存在使醫保機構和政府息息相關，醫院既缺乏外部競爭壓力，又缺乏內部改善的動力，只是簡單履行任務，甚至可能與醫療供方合謀，喪失其信息功能和談判功能。解除附屬關系，是醫保機構獨立于政府之外。醫保便有了生存壓力，必須搜集有關醫療供方的信息，與醫療供方認真談判。
（三）藥品流通體制改革
在這三項改革之中，最重要的是醫療衛生制度，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起到重要補充作用。如果前兩項改革取得成功，醫療市場聲譽機制和第三方購買機制就可以很容易的建立下來。藥品流通領域中的價格問題也將迎刃而解。前兩項體制改革的成功。使藥品市場上具有兩大談判力量，一是醫療供給方，二是醫保機構。通過在市場上正常的討價還價將會大大降低藥品原先的價格。
四、總結
道德風險在醫療領域內是非常嚴重的，對經濟生活各方面都產生了消極影響，但并非是沒有辦法解決，只要堅持三改聯動的正確方向，醫療領域最終講走上正軌，道德風險也會得到有效的遏制，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一些成功的改革經驗，再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正。政府應該切實采取一些積極地政策，這樣我們醫療領域才能健康順利的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1]趙曼.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約束機制與道德風險規避[J].則貿經濟雜主.
[2]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編，社會保險管理工作難點與對策[J].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156.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二、道德風險及表現形式
在保險領域里，道德風險是任何一個保險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風險。國家實行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使醫療機構和患者都成為“經濟人”，而“經濟人”在做決策時就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出發點。我國的基本社會醫療制度推出時間較晚，醫療衛生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在我國就更為嚴重。如何對其加以有效的防范與控制顯得極為迫切。
（一）道德風險的概念及其影響道德風險最早源自于保險業，現在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成為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道德風險亦可稱之為“敗德行為”，一般是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形式。泛指市場交易中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另外一方的行為而導致的風險。[1]在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是指一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的行為，就是道德風險?？梢哉f，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風險
1、從時間的角度分析道德風險。道德風險來自于個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機會主義傾向假設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2]是指人們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以發生時間上的先后為依據，可以將道德風險分為事前的道德風險和事后的道德風險。事前的道德風險與事后的道德風險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1）事前道德風險。保險可能會影響被保險人的防災、防損措施，改變被保險人的行為，個體通過選擇不同預防措施會影響自身疾病發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風險會對被保險人疾病發生的概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增加保險人在醫療費用方面的支出，給醫療資源帶來更多的消耗。心理風險是與人的心理狀態有關的一種無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關心、僥幸或存在依賴保險的心理，以致增加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損失幅度的因素。如企業或個人投保了財產保險后放松對保險財產的保護措施；投保人身保險后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等。逆向選擇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現象。逆向選擇是說一個制度的實施非但沒有把好的對象選出來，反而使比較差的入選了，逆向選擇的存在說明此項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是有待改進的。利用制度缺陷而獲得額外利益的行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選擇使社會承擔的風險隨著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風險直接影響個體的逆向選擇，也影響事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個體的心理活動必須通過其行動來實現其目的，但心理風險是個體的心理活動，法律無法對其加以控制，只能通過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對其具體行動進行約束來減少心理風險。事前道德風險的發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現象。
（2）事后道德風險。個體在患病后相應的治療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從便宜到昂貴的各種治療方案中進行選擇。實際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昂貴越好。由于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更大，因此，在醫療保險中，事后道德風險的防范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道德風險的發生與疾病費用的價格彈性有關，價格彈性大的醫療服務可能產生更大的道德風險。在這種道德風險的作用下，享受醫療保險待遇相對較高的個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風險來解決不能享受醫療保險或享受待遇較低的家屬及親戚朋友的看病吃藥等問題。[3]因此，在經濟學中，將道德風險看作是人們醫療保健服務價格的需求彈性造成的經濟激勵機制的理性反應。
2、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根據道德風險中不同主體在微觀上的表現，可以將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為患者的過度消費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風險。
（1）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颊咴谕侗Ｖ?，其實際承擔的醫療費用下降導致其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現象。由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提供減免了個體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用，造成個體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會比沒有醫療保險時的需求量大，從而導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利用。
（2）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醫療服務人員利用其信息優勢誘導患者接受過度醫療服務的現象。在誘導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醫療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醫療服務人員激發出來的。醫生兼具醫療服務的指導者和提供者的雙重身份，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又存在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醫生對誘導需求產生強烈的愿望和動機。他們就會通過增加服務量和提高服務價格來實現自己目的。
三、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分析醫療服務具有準公共性及專業性的特點，決定了其在提供服務價格和數量時，可能偏離市場的實際需求水平，造成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經濟學對醫療服務的觀念，在于強調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強調醫療服務是消費者用于生產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且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由于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醫療服務又具有高度專業性，這導致消費者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信息不對稱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缺少內在的成本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給方的誘導性需求，必然使醫療費用上漲的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確立醫療保險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風險，減少因醫療費用開支過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從而保障公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但是，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客觀上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對醫療衛生資源的消耗。我們必須看到，醫療保險制度在其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費者的道德風險意識，使得人們對醫療服務產生過度消費，進而導致全社會醫療費用開支不合理的過快上漲。醫療保險領域所涉及的醫院（醫生）、患者、醫療保險機構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會盡量維護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博弈關系，于是，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在醫療保險運行過程當中，無論是醫療機構還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錢，而是由第三方來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風險的概率就大大增強。
四、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探討如何防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必須首先對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如何防范道德風險提出有針對性建議。醫療保險市場與普通的市場相比有它的特殊性，醫療保險市場實際上存在三個主體，即：保險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也來自這三個方面，即：一是被保險人（患者）；二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三是保險人（醫療保險機構），醫療保險機構的職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規規定的，因而其實質上屬于醫療衛生體制范疇。在我國，由于體制原因而給醫療保險帶來的道德風險更為嚴重。
（一）患者的道德風險作為醫療保險的需求方，患者就診時醫藥費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醫療保險機構）來支付，患者的醫療消費需求可能會無限膨脹，出現小病大養、門診改為住院等現象。在參加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人們將面臨較低的醫療價格，當消費者只需支付其醫療費用的一小部分，且他們的消費行為又難以觀察時，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的需求就不可避免。這種因醫療服務的提供使社會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而形成的過度使用醫療服務資源的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目標相沖突，不利于醫療風險的完全徹底轉移。而且會嚴重破壞醫療保險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醫療保險機構支出增加，甚至虧損，正常運行難以為繼，進而導致醫療保險市場萎縮?；颊邔︶t療服務需求的膨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預防的忽視從而增加疾病發生概率。眾所周知，良好的生活習慣、合理的飲食結構、自我保健行為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減輕疾病造成的危害。參加醫療保險后，被保險人往往認為自己參加了保險，患病時醫藥費可以報銷，不需要自己掏錢，對如何避免風險的工作可能就會較少去做，如吸煙、不太注意飲食和不太注意鍛煉身體等等；個人減少了健康預防措施，從而改變疾病發生的概率，增加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內雖然無法觀察到，從長期上看卻增加了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
2、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參加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后，患者就診時不需要自己付費或付費很少，部分患者會提出要求給予過度檢查及選擇昂貴治療方案?！斑^度消費”的心理傾向很普遍，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多多益善”的消費動機。許多患者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治療方案的選擇可以有多種，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治療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復健康，而使用何種方案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在提供社會醫療保險的條件下，患者相互之間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療的患者會覺得自己吃虧，因此往往會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出現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現象，從而影響醫療保險機構的成本控制。
（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醫、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患者對醫療知識的匱乏，使患者缺乏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進行事先判斷的知識和能力，缺乏對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務的質與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準確信息。國家不允許其他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醫療行業具有較高的壟斷性，造成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是各類道德風險中最為嚴重的。
1、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的壟斷性。醫生在其提供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掌握著主動權，對醫療技術又擁有足夠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不能討價還價，難以控制衛生消費的種類與數量，加上疾病具有突發性和需求缺乏彈性的特點，患者的被動地位非常明顯。病人在接受醫療衛生服務時，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購買一般物品那樣可以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選擇。醫生則可以通過抬高醫療費用，或降低收治標準或分解住院套取結算單元等方式增加醫療機構收入。在醫療衛生市場，病人獲得的信息是相當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醫療衛生的服務質量，醫生的工作資質與技術水平等幾乎找不到客觀真實的鑒別資料。尤其對要支付的價格具有不可預測性，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更沒有選擇余地，一直要到醫療服務提供結束后才能知道。醫療衛生市場存在的這些信息障礙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運轉。
2、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創造了需求。較高的專業性使醫療服務常常處于壟斷地位，醫院具有醫療服務供給的排異特權，不允許外行提供醫療服務。在信息不對稱嚴重存在的情況下，醫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檢查，吃什么藥，病人只能唯命是從。一方面，醫生為了保護自己，減少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存在著不適當服務現象，醫務人員從最大限度減少自身利益損失的角度出發，要求患者做“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檢查，甚至在病情已確定的情況下，仍然建議患者做這些檢查。另一方面，來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在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因為其提供服務越多，得到的收益就會越大，醫生的收入與其提供服務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這種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往往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過多的或昂貴的醫療服務，從而誘發了需求。并且醫院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時，在利益驅動下，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等就成了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由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通過更換不同劑量的藥品，提高用藥檔次，將過去價廉、療效高、實用的藥品變為價格昂貴的藥品。這就是所謂的醫療服務領域的“薩伊定律”：醫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4]
（三）醫療衛生體制造成的道德風險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下的醫療衛生體制，也使我國醫療衛生領域道德風險更具有復雜性。實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對基本醫療保險政府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醫療衛生服務不創造經濟效益，為減少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而把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產業化，許多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點和結果是：（1）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醫療服務機構）在“交易”過程中的感覺是“免費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盡管醫療費用在交易過程中金額可能很大，但他們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都面臨著“零”成本；由于醫療服務的需求者并沒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是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這兩個委托人共同的人，在這復雜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機構、保險機構、患者三方之間信息不通暢，加之健康的標準和治療的效果與其他服務相比很難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這個標準就難以寫進合同之中，更何況一種疾病存在著多種治療方案，不同個體之間在體質上也存在差異，采取哪一種為最佳就更難以明文規定了。由于醫、保、患三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醫務人員和投保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5]
2、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國對衛生資源的配置過多地集中在東部地區、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在醫療上，而不是公共衛生和廣大農村基層，造成了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受市場經濟作用的影響，衛生資源的重復配置所形成的閑置和浪費，加上醫療機構基礎設施的改造、醫療補償機制不完善所引發的誘導需求等因素。[6]
表1衛生總費用
年份衛生總費用(億元)衛生總費用構成(%)城鄉衛生費用(億元)衛生總費用占GDP%
合計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城市農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調整后的測算數；②按當年價格計算；③2001年起衛生總費用不含高等醫學教育經費。數據來源：衛生部《2005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3年，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則上升為4.7%，特別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見表1）。衛生總費用的籌資渠道不外乎三種：即政府、社會和家庭。政府財政預算中用于衛生的總費用在全國的衛生費用支出中所占比重從1982年最高時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時的15.5%。家庭籌資卻從1978年20.4%上升為2001年60.0%，并且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不斷地大幅度減少，個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現為個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國家相對減少對衛生事業的投資和撥款，又對集資加以限制，鼓勵衛生醫療機構廣開財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醫藥費收入與醫院利益掛鉤，把醫療衛生事業作為一個產業來經營，這一切都具有促使衛生保健系統進入市場，或使其逐步適應商品化的傾向。醫療機構對資源的利用極不合理，存在極大的浪費。
3、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太窄。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非常低（見表2），承保范圍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實行的基本醫療保險也沒有為職工家屬和學生提供保障，在實際運作中更沒有覆蓋城鎮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從表2中我們可以發現，截至2003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僅覆蓋城鎮職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鎮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0.81%（不包括全國農民）?；踞t療保險覆蓋面過窄，造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藥，一卡多用（醫療保險卡）等中國特有的風險問題。
表2我國城鎮社會醫療保險發展概況
年份參保職工人數(萬人)離退休人員(萬人)基金收入（億元)基金支出（億元）參保人數占城鎮就業人口%參保人數占城鎮總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數據來源：根據各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有關資料匯總
4、醫療制度不完善具體表現為政府制定的“以藥養醫”政策，使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院）必須依靠銷售藥品實現自己的生存，并且還要從藥品的銷售中獲利，醫務人員的收入也與開出藥品價值的多少相聯系。醫生的工資獎金與醫院的經濟收入掛鉤，想方設法從病人身上創收就成了醫生的本能選擇。部分地區出現平時不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身體出現不適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職業者身份去參加醫療保險，出院后就停止繳費。也是制度上的缺陷。常寧市中醫院的“經濟管理方案”，就是一種“以藥養醫”政策的具體體現。這種制度的存在更促使醫療機構想方設法從患者身上創收，并且這種制度并未觸犯現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聲稱，經濟管理方案符合《勞動法》第47條和國家三部委2000年31號文件，具有明確的政策法律依據。[7]這種“不給錢給政策”的方式已經成為主管部門縱容醫院亂收費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勵衛生行業去講究經濟效益，財政自給，這就相對地轉移開了對“預防為主”政策的關注，因為預防和保健在經濟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現了整個社會對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事業越來越不重視的傾向，從而給未來的健康和醫療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湖南等地幾乎滅絕的血吸蟲病又有復發抬頭的跡象，就是忽視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惡果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國家體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風險的防范以上分析了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風險給多方的利益帶來了損失，是各方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約束軟化而導致的一些不符合社會道德和法規的社會現象。加強對道德風險的防范也是勢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風險自然應從其產生的根源著手。
（一）對被保險人的防范措施
1、適當提高醫療保險自負的比例。提高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勵參加保險的患者參與成本管理，監督醫療供方道德風險并防止其與醫生合謀。但是，患者在醫療服務市場上處于劣勢，醫生對醫療費用的影響力遠遠強于患者，且患者的過度消費也必須通過醫生的配合才能實現[8]。由此可見，這種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種方法必須與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醫療保險實行全民覆蓋。當前，我國應取消二元社會，不應該像現在這樣搞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管治，通過戶籍管理制度強化社會等級身份等歧視性的制度，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真正實現廣覆蓋。如果全社會中每個公民都享有基本的衛生醫療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會出現中國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用別人的醫療保險卡來冒名頂替的現象。國家應強制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不允許“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钡默F象。
3、提高全民的衛生保健意識。參加醫療保險后，參保人認為自己擁有保險，患病不需自己付醫藥費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會放松對自己的衛生保健工作。針對此種情況，可以采取經醫療機構診斷，因患者吸煙、酗酒等不良衛生習慣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對很少患病的參保者則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費體檢等方法作為一種獎勵。鼓勵大家加強自我保健，增強體質，減少疾病的發生。城市以社區、農村以村莊為單位，定期舉辦衛生保健知識講座，提高人民的衛生保健意識。
（二）醫療服務機構道德風險的防范與控制醫療機構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患雙方的信息存在嚴重不對稱，現行的“以藥養醫”的醫療服務價格補償機制，醫務人員的個人收入與醫務人員為醫院創造的經濟效益掛鉤，也推動了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醫療服務機構的管理部門。當前我國醫療機構的管理機關是各級衛生部門，而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支付”者，沒有對醫療機構的管理權，起不到監督作用。應對衛生醫療體制進行改革，將醫療機構的管理權交給保險機構，衛生部門則監督醫療機構和保險機構相互之間業務往來關系，對醫療機構提供技術上的指導。
2、行使對醫療機構的檢查權。醫療保險機構要定期對病人的付費單據對照病歷、處方等進行核對檢查。要建立和加強醫療服務質量的評審和鑒定制度。社會醫療保險機構、企業和病人對醫院服務質量、費用等有權進行監督，包括對不合理的醫療服務拒絕支付醫藥費，索取賠償直至解除醫療保險合同。[9]也可以參照商業保險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規定時間內，必須向醫療保險機構報案，否則，醫療費用將要被保險機構扣除一定的比例，醫療保險機構則應及時派人員到醫院進行實地檢查，予以核實。在患者治療過程還應不定期進行巡查。
3、切斷“以藥養醫”的渠道。政府及有關管理機構應該加大藥品市場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醫藥產品生產結構的改革，規定醫療機構采取招標采購，提高采購的透明度避免眾廠家競相向醫療機構推銷藥品，暗地給付醫生回扣，導致醫藥價格嚴重偏離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實行醫藥分離，即醫生只擁有處方權，醫院只提供診療服務，除備有急救所需藥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藥品，患者憑醫生的處方在定點藥店購買藥品。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醫院和醫生不直接涉及藥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醫藥費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現存的許多醫療道德風險從表面上看是醫院和患者兩方造成的。筆者卻認為，其實許多問題都是政府在體制上沒有理順，各職能部門沒有負起應承擔的責任而引起的。必須對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進行改革。
1、改革藥品生產和流通模式。藥品由藥品生產企業流通到消費者身上時，是通過層層加價的方式進行的。我國生產藥品的企業有5千多家，存在藥品生產企業重復建設多、規模小、水平低，競爭激烈，藥品超額利潤多數被藥品經銷商所賺取，企業在銷售領域投入的經費過大，銷售成本過高，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對現有的藥品生產企業進行兼并，減少企業數量，提高規模生產能力。藥品營銷企業更有1萬7千多家，同樣存在小而多的現象，相互之間為生存，不斷進行著惡性的競爭，經銷商為了使自己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能推銷出去，采取給醫生藥品回扣、對招標方或醫療機構的人員進行商業賄賂等方式，成為醫療界的一個毒瘤。可以實行由藥品生產企業直接參與投標，減少中間環節。也可以采取藥店直接由醫療保險機構經營，藥品生產企業只需要通過競標的方式與社會醫療保險定點藥店之間產生業務往來，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2、將事后按服務項目后付制改為按病種預付制。按病種預付制，就是根據病人的年齡、性別、住院天數、臨床診斷、病癥、手術、疾病嚴懲程度等因素，將病人歸入不同組，每個分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癥和適用相似治療方案的病例。再根據疾病輕重程度及有無合并癥、并發癥等將每組分為若干級，對每一組及其不同級別都制定相應的支付標準。[10]借鑒國外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按病種預付制強化了醫院降低成本的動機，使醫療服務提供者承擔了部分醫療成本風險，同時考慮不同病種和不同醫院的級別，議定各項服務的合理收費標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實施按病種定額預付制后，在促進醫院努力提高醫療服務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按病種預付制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竭力推薦的一種支付方式。
3、提高國家在衛生費用方面的投入。盡管衛生費用的總額增長較快，但衛生事業本身的發展卻趕不上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且這種增長是在國家投入不斷減少，個人支出不斷增長，個人在衛生費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實現的。只要多數百姓自費就醫，看病貴就永遠是制度難解之痛；只要多數醫院還要直接向病人賺取維持運轉的費用，看病貴就是社會揮之不去的陰霾。不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籌資機制，不從分配制度上兌現憲法的承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提高國家對衛生事業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強疾病的預防和保健工作。國家對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忽視，也體現了這種重眼前而忽視長遠的社會哲學。今天忽視了對慢性病發生和擴散的主要危險因素的預防，如吸煙、高血壓、食物構成、環境污染等，今后將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更何況健康方面的損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銀行1992年的一個研究報告預測，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狀況發展下去，衛生健康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將由今天的3.4%增長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強預防，提高現有的醫學水平和服務效率，這個比例到2030年則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僅僅是預防本身就可以把這個比例降低15%?？梢婎A防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效益極高的投資，它對中國未來的健康衛生狀況、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建議將基層的衛生醫療機構改為保健康復機構，為本社區的居民提供醫療保健及預防知識。
六、結語本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進一步老齡化，對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雙重的壓力。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與公平性差等問題，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應對經濟轉型和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國醫療保險制度進一步改革的關鍵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醫療服務資源利用的效率，同時強化政府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最后醫療保障等方面所肩負的職責。表面上看，患者、醫療機構存在的道德風險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與政策體制不符合醫療衛生事業。只有國家改變認識，改革目前的醫療制度，才能改變目前的狀況。不管是從社會效益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國家都應該更加重視醫療保健事業，應該把預防疾病和公共衛生事業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變成國家行政和財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預防為主，免除后患。曾被聯合國稱贊的初級衛生保健網和公共衛生網是中國的長處，是中國能在短期內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寶，應該保持和發揚。應該使公共衛生事業制度化、規范化、群眾化。當前，我國醫療保健的重點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預防和治療慢性病；不再僅僅是婦幼保健問題，而是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問題；不再僅僅是飲食和水的衛生問題，而是綜合的環境污染和生活方式變遷所帶來的健康問題。健康是人類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治療的權利，醫療衛生服務不論從經濟，還是從醫療的角度，均應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國家理應實現全民醫保，不要再讓“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只是一句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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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保險是經營風險的市場活動，在風險經營中，由于其不確定性，事前的投機行為、事后的保險欺詐使得保險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和經濟“助推器”大打折扣，文章試從法律角度找出制約保險業健康發展的“瓶頸”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道德風險；保險；逆向選擇
一、保險法對核心風險的回應及其不足
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作為保險活動的兩大風險，無論是經濟學者，還是法學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從對這兩大風險進行規制。傳統法學從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兩個方面對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進行了回應。
（一）保險法對核心風險的回應
1.原則方面：保險利益原則的要求與最大誠信原則的外化
（1）保險利益原則的要求。保險利益原則最早確立于1774年英國制定的《人壽保險法》，單從名稱而言，可能會給人其僅適用于人壽保險的假象，事實上，其亦適用于除“船舶貨物信用險”外的所有保險合同。所謂保險利益是指辦理保險的合法權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具有利害關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經濟利益，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概括規定了保險利益，該法第三十一條則具體規定了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條則規定了保險利益的消極條件。保險利益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賭博和在補償性保險中限制賠償的程度，同時還可保護保險標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風險：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并無損失，反而可獲得保險賠款，就會誘使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有意保險事故的發生或故意制造保險事故，或者消極地放任保險事故發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預防和補救措施。
（2）最大誠信原則的外化。最大誠信原則起源于英國的判例法，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確立的。所謂最大誠信原則是指偶然事件發生幾率賴以計算的具體事實，通常情況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識之中，保險人信任投保人的陳述并在以下基礎之上進行保險運營，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圍未有隱瞞，沒有誤導保險人相信不存在的情況，沒有引誘保險人低估風險如同該風險不存在，如果投保人為上述禁止行為，則保險合同無效，或者保險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賠償損失。若無相當之外化規范支持，原則僅僅是一空泛之概念。為了更好地適用原則，保險法理論一般將最大誠信原則外化為四個具體制度：信息披露義務、保證規則、棄權與禁反言原則以及疑義利益解釋制度。所謂信息披露義務，是指訂立保險合同，投保人、保險人以及相關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對方披露的義務（2001年《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暫行辦法》、2002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有關問題的通知》）；保證規則是指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應當承諾為或不為某一事項；棄權與禁反言， 指保險合同一方當事人放棄他在合同中的某種權利， 將來就不得反悔， 再向對方主張這種權利；疑義利益解釋制度，指格式條款的語句有歧義或者模糊時， 應采取對擬定格式條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條款一方不利的解釋，實務上則多采預期原則（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2004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印發人身保險條款存在問題示例的通知》）。
2.規則方面：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的規范
應對逆向選擇，保險法律制度上有許多規則，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強制保險制度：《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了強制油污染民事責任保險；《煤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了強制井下職工意外傷害保險；《建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了強制危險作業職工意外傷害保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條規定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即現在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規定了船舶強制保險。中國現行行政法規中有四部法規規定了強制保險制度，《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強制船舶污染損害責任、沉船打撈責任保險；《旅行社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強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險；《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九條規定了強制污染損害責任保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規定的交強險；以及各部委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規以及地方政府規章。
應對道德風險，保險法律制度在具體規則層面也作出了許多規定：告知義務，即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的，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說明義務，即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向投保人明確說明合同條款， 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即指保險標的危險狀況在保險期間發生顯著地持續增加， 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使保險人得以選擇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 否則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保險人形成權條款，即保險合同簽訂后，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未發生保險事故而謊稱發生的，或者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或者偽造、變造相關信息或者夸大損失程度的，保險人可以單方解除合同；保險公司審慎經營規則（第四章）、保險業從業人員職業道德風險、保險業監管制度以及法律責任。
（二）保險法應對核心風險之不足
雖然我國保險法從原則及規則兩個層面對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進行了大量規制，但是或者囿于傳統民法大廈之邏輯體系，或者處于某種學科偏見，對經濟學之見解視而不見，或者未能很好地將法學與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應對風險時依舊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顯的偏差。
1.強制保險制度尚不健全。強制保險制度是應對逆向選擇的最好方法，強制保險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選擇，然而我國強制保險之適用范圍太過狹隘；強制保險規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構建，可謂名雖為強制，而實質上因各種原因而未交納保險費的還是居多數；強制保險規制的可操作性較差，無論是保險實體疑惑是保險監管，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條款；另外我國強制保險法律規制的立法效力存在嚴重缺陷，本該強制的往往提倡自愿，既為強制保險卻又過多地進行授權性規定。
2.保險業存在過度管制。保險產品的定價往往不遵循價格機制，往往規定不合時宜的審批制度，特別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強制保險領域；此外，保險行業作為保險市場競爭者的私營事業，對哪些人進行優惠，優惠的幅度是多少，從某種意義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解決，但是我國法律卻對此進行了過多干預。
3.復古主義傾向嚴重。保險法律制度存在某種教條主義傾向，往往置傳統法律概念已經有所松懈或者擴張的這一事實于不顧，同時囿于學科偏見，也不能吸納（法）經濟學通過“假設——模型”方式得到的許多頗有助益的經典結論，而致僵化成本不斷加大，無利于傳統法學的“歷久彌新”。
二、完善保險法規避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的建議
然而，傳統法學拘泥于其概念體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經濟學者的貢獻，只要稍微放寬視野，以經濟學之眼界拓展傳統法學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險法在應對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時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規避逆向選擇的建議
1.完善強制保險制度。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救濟機制正在逐漸形成，在事故損害賠償領域從倒金字塔結構演化為金字塔結構，倒金字塔結構的頂部為侵權責任制度，其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擔雙方當事人的風險，但是僅限于特定當事人之間，極端情況下風險只由某一家庭承擔，無論是在奉行“完美補償”的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在強調“預期損害補償”的大陸法系國家，倒金字塔結構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控制工具，也不能實現預設之補償功能，這一點我們也可從世界各國之實證數據看出端倪：新西蘭采金字塔結構；在美國，據1960年的統計，在補償受害人的損失方面，侵權賠償責任占7.9%，個人責任保險提供的賠償占36.5%，社會保險提供的賠償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責任并不能為規避風險提供足夠的激勵；或者潛在加害人可能對風險評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決無法執行問題以及基于公共利益與“父母關愛主義”的考量，強制保險制度也逐漸表現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國為例，依據德國有關法律規定，有120多種活動要進行強制保險，大體可分為五類：一是職業責任強制保險，二是產品責任強制保險，三是事業責任強制保險，四是雇主責任強制保險，五是特殊行為強制保險；英美國家強制保險則包括機動車第三人強制責任保險、雇主責任險以及其他強制保險（包括醫療、環境、職業保險等）。
從經濟學進入法學，如何才能完善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選擇或者緩解道德風險？首先，在設置強制保險的過程中，人們不可能設計出一個所有國家同一標準的社會保障理想模式，必須更多地針對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它目前以及不遠的將來的變化，必須適應社會的經濟的變化。而《保險法》（2009年修訂）第四條規定：“從事保險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遵循自愿原則?！逼涞谑粭l第二款又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外，保險合同自愿訂立?！蹦敲淳土⒎ǚǖ幕驹硪约胺山忉寣W角度而言，至少從部委規章及地方性法規的法律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實上，從專業技能及信息兩個維度考量，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強制保險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國強制保險制度的覆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隨意性，其沒有從成本收益衡平視角出發，很多災難性事故（最明顯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過后，由于強制保險制度的不健全，整個重建過程完全只能由國家主導，極大地加重了財政負擔。對此，強制保險之適用范圍應該擴張，至少可以將涉及“人身傷亡、重大環境事故以及災難性事件”均包納進來。
2.完善費率厘定及費率監管。當然保險，特別是商業保險還是以意思自治為原則，而以國家強制為例外，那么必然還有一部分逆向選擇風險不能通過強制保險而加以排除，對此即需要借助費率的厘定及監管——費率的高低事實上即是引起逆向選擇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制定之初，有的權力部門認為“交強險”宜采用統一條款、統一費率來經營，而《健康保險管理辦法》、《財產保險公司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管理辦法》等均采最嚴格的審批制度（強制保險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險）或者備案制度（其他險種），則可以從一定側面反映出我國費率厘定及費率監管方面均存在一定問題：統一費率或者保險公司費率厘定的受限制性，能在強制保險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選擇？政府是否比市場擁有的信息更多，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政府是否會被“監管俘獲”？事實上，無論強制保險還是自愿保險均還是商業保險，其應該遵循市場機制，根據被保險人的性別與年齡因素、個人能力、職業因素及環境因素綜合評判，從而制定相關費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費率監管則還是應該以市場為導向，應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場，應以備案制度為基礎，而以審批制度為輔，并且在采審批制時，應該采所謂的默示預先核準法。
3.完善告知義務制度。從信息經濟學視角出發，現實世界中誰擁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對完全的信息？當然是每個經濟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擁有的私人信息。保險合同是一個明顯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沒有第三人的參與，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無法完全內部化。然而我國法律明文規定，告知義務人僅為投保人，當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為被保險人，但是往往也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此時，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對性”原理不放，則以較小交易成本即可達到的外部性內部化之完滿狀態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礙。因此，以法經濟學之視野，告知義務人事實上還應該是被保險人，甚至被保險人是主要告知義務人，投保人承擔的僅是補充義務。另一方面，從法經濟學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義務時，應采詢問回答主義，因為雖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險人在保險業務方面存在專業優勢，保險人知道哪些信息對其確定保險費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投保人卻不是專業人士，往往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二）規避道德風險的建議
事實上，無論上述舉措帶來多少益處，強制責任保險及無過錯責任保險對道德風險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規避逆向選擇風險的規范，還必須構建或者完善緩解道德風險的制度。
1.建立自負額條款制度。所謂自負額也叫免賠額，包括絕對免賠額和相對免賠額。前者規定在一特定數額以下的損失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超過部分由保險公司負責賠付，其一般適用于損失頻率高而幅度小的險種；后者規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損失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超過該比率后，保險人按照實際損失，或保險標的重置價格，負責賠付，其一般適用于損失頻率較低而幅度高的險種。自負額條款有幾個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額索賠；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險費率；還可降低保險業的管理成本，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凈收益；讓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承擔一定程度上的風險損失，可以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損失的發生并控制損失的程度，從而防范其濫用權利，以降低道德風險。
2.擴大無索賠優待制度的范圍。所謂無索賠優待制度是指在保險合同中規定，保險標的在上一年保險期限內無索賠記錄，續保時可享受無索賠優待，即減免保險費。理性經濟人都以個人效用最大化為原則，如果本年度無索賠記錄則可在下一年度享受優待，那么其必然有激勵避免為道德風險行為：因為即使保險能夠完美補償，其最多也僅可回復到事故發生之前的狀態，并且補償的也僅是客觀損失。但是我國目前的無索賠額優待制度，僅在《機動車輛保險條例》有所規定，保險車輛在上一年保險期限內無賠款，續保時可享受無賠款減收保險費優待，優待金額為本年度續保險種應交保險費的10%。然而該條例規定的無索賠優待還存在改進的余地，具體而言：首先，擴張無索賠優待條款的適用范圍，而不僅僅局限于機動車強制保險領域，也不限于強制保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完全覆蓋整個財產保險及人壽保險領域；其次，優待費率也不應限于一個點（10%），應該根據不同險種、不同條件具體采用浮動優待費率，此外，如果累計保險年度無索賠額記錄越多，則優待的費率標準也可以進一步提高；第三，續保時，險種不必要完全相同，甚至在財產保險領域，險種無需具有同質性，只要上一保險年度無索賠記錄，則下一年度即可享受優待。
3.建立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與無索賠優待制度相對的，則是如果上一年保險期限內有索賠記錄，則續保時可適當增加保險費率。有索賠則增加費率制度亦可激勵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盡可能地滿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規定。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因道德風險行為而未盡必要之注意義務，那么從制度構建而言，其必須具有針對性。具體而言，應當非兩種情況討論：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不存在過錯，但是結果依舊造成保險標的發生損害，則不適用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存在過錯，則才可適用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
關鍵詞:創業板;道德風險;措施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全球創業板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證明,創業板市場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而且也成為許多國家(地區)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從1998年決定由國家科委組織有關部門研究建立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投資機制總體方案進行試點,到2009年10月23日證監會舉行創業板開板儀式宣布創業板市場正式啟動,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集中上市,醞釀了十年,也爭議了十年。對于我國創業板的推出,業內一片叫好。但在歡欣鼓舞的背后,也存在著許多焦慮與擔憂。相較于當前的主板和中小板,這是一個相對高風險的市場。以全球視野看,目前全世界的創業板市場,只有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倫敦中小板、韓國創業板三家比較成功。其他的像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創業板,經營狀況均比較差,中國香港地區的創業板也不例外。
我國自開盤首日瘋狂上漲,28只個股盤中均遭停牌,整體漲幅106%,市盈率達到111倍,之后創業板迎來暴跌,28支交易股票中有20支跌停。這樣漲漲停停,劇烈震蕩,風險太大,自然會影響投資者信心,不利于創業板的發展。
在大家普遍關心的創業板的主要風險當中,其中就有一項風險即為企業高管和大股東的道德風險。有些研究人員,還將其確定為創業板的首要風險。創業板市場的道德風險主要體現在:
1、企業高管和大股東看到上市后二級市場有50倍甚至于更高的市盈率,抱著“套現”和“撈一把”的灰色心態,會千方百計將企業推向創業板,卻忽視了企業自身的修煉,使創業板淪為一些企業上市圈錢的工具。在創業板推出后,即實施套現行為,撈一把就走,而后他們利用部分資金重新創業,使原來的公司成為空殼。
2、上市后的企業,企業高管和大股東看到高股價,先做高或者堆積利潤,把股價拉高,接著就是大量減持。然后搞一些資本運作,把企業核心業務或者最具競爭力的業務裝進高管或者大股東自己旗下的其他公司,轉移騰挪之后使企業只剩下空殼。
二、創業板更易發生道德風險的原因
(一)創業板企業本身的高風險
所謂創業板,是指在主板之外為中小型高成長企業、高科技企業和新興公司的發展提供便利的融資途徑和成長空間,并為風險資本提供有效退出渠道的一個新市場。更具體而言, 創業板市場主要支持處于成長期早期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與主板市場(包括中小板)主要滿足成熟期創業企業的融資需求的目標是截然不同的。創業板更容易發生道德風險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就是創業板企業比主板企業的風險更高。
1、對高科技企業來說,產品或服務進入開發階段的成長期,只有數量有限的顧客使用,至該階段末期,企業完成產品定型,著手實施市場開拓計劃。這一過程中需付出大量的成本和費用,但開發能否成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即使研制成功后,由于高新技術企業往往是以某一“高”、“新”技術或某一超前的思維觀念為核心,并將它們產業化,并且這些技術、觀念不具有實體性,受限于市場、客戶的低認知程度,將其產業化能否符合市場需求保證被客戶認可并成功創造市場也很難說。
其次,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品也往往表現為投資周期長而產品壽命周期短,如果有更新的技術出現,產品很容易過時,后續產品開發會失敗。再者,發展新技術的設備又具有非常高的資產專用性。因此,投資高新技術企業,一旦投資失敗,其結果必然是“血本無歸”。而投資于其他產業的資本,雖然有時投資失敗,但可以在破產企業清算中獲得一定的補償。
2、創業板企業普遍規模小,創立或經營時間不長,經營管理者往往缺乏經營管理經驗。受政策和市場變化的影響較大,經營不穩定,很可能導致投資回報不高,甚至經營失敗。創業板企業資產總量很小,行業面也很廣,隨時一個企業決策問題,或是政策變化,都可能導致一家高增長的創業失敗。有研究表明,中小科技企業投資失敗率高達70%,同時,這些企業的投資回報期通常較長。即使是世界著名的NASDAQ市場,在其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有近2000家企業因經營不善而不再符合市場要求,被剝奪上市掛牌資格。
創業板企業的這些風險,會大大影響高管和大股東的信心,使他們時刻充滿危機感。
(二)創業板市場上的高市盈率
在高成長這一概念下,無論哪一個國家,創業板市場市盈率均高于主板市場的市盈率。我國的創業板在首發過程中,市盈率更是超過了50倍。
在企業上市之后,也容易繼續創造高市盈率。因為創業板企業盤子小,資金要炒作非常容易,很容易受莊家操縱,幾億元甚至更少的資金就能將創業板攪得天翻地覆。創業板市場的每一家企業都可能變成一顆定時炸彈。在“盤子”很大的主板市場上都時而有人興風作浪,虎視眈眈的莊家們豈能放過身單力薄的創業板?我國的創業板市場由于比中小企業板市場的股本規模更小,不確定性更大,所以在股票價格方面更容易縱,市盈率可能被抬得更是虛高。
一個是實體經濟的高風險,一個是虛擬經濟的高收益,二者一對比,很容易就促成這些高管和大股東的道德風險的發生。
三、應對的措施
創業板上的道德風險,股東和高管迅速從企業退出,使創業企業的培育工作質量虎頭蛇尾,同時也導致其他投資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因此必須加以嚴格防范和禁止。要限制創業板上的道德風險,縱觀世界上創業板的成功例子,有下面幾條可供借鑒。
(一)確定合適的上市標準
合適的上市標準,可以讓優秀的企業進入創業板,防止弄虛作假到證券市場騙錢的情況發生。
上市標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上市企業財務數據標準,二是上市企業的公司治理標準。
1、確定合適的財務數據標準
合理地設置財務指標很重要。自2000年3月開始的NAsDAQ市場持續暴跌,為應對市場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NASDAQ管理層在征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同意后,決定進行改革,全面調整財務指標,不僅調整財務指標的類型,而且也調整了財務指標的數值。如將上市審核基準中對凈資產的要求改為對權益資本要求,剔除少數股東權益。將持續上市標準一由凈資產400萬美元改為 1000萬美元等?？梢钥吹?合適的財務數據指標,不僅包括適合的指標類型,還包括適合的指標數值。適合是指與本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階段和證券市場的成熟程度相適應。指標太多,數值太高,中小企業無法達到,無法吸引到相當數量的上市公司來創業板上市,只有有一定數量的上市公司,證券市場才能表現其規模效益。指標太少,數值太低,會讓一些差的企業進來,這樣使其上市股票很容易被惡意炒作、操縱和收購,增加了創業板的道德風險。
我國現在證券市場與發達國家相比還不成熟,無論是上市公司的誠信狀況和治理結構,還是投資者的成熟程度和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都顯現出相對的不足,國外創業板市場一般對企業的贏利能力不做要求,不選取這方面的指標,但我國選取了這方面的一些指標,如累計凈利潤、凈利潤、營業收入、營業收入增長率等來做限制,合理的指標設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讓資產質量很好的企業進入創業板,從而降低創業板上的道德風險。
2、確定合適的公司治理標準
公司治理結構是確保公司規范經營、形成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創業板市場之所以對發行人的公司治理結構提出嚴格要求,是由創業板市場的特點決定的,創業板市場必須降低上市的財務數據標準,但為防范創業板市場的風險,有效保護投資者利益,在降低上市財務數據標準的同時,必須提高公司治理標準。在嚴格的公司治理結構下,道德風險可以得到有效防范。對公司治理標準,我們要注意細化,從而增強可操作性和客觀性。
美國在納斯達克的發展過程中,就不斷地加強了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細化,如在2001年的改革,他們細化對董事會的獨立性要求,規定外部獨立董事數量不低于40%,并對獨立董事進行了更明確的界定,包括:近3年從未受聘于公司或子公司;未從公司或子公司獲取超過6萬元的補償;有直系親屬目前或近3年未受雇于公司或子公司;近3年不是公司合作伙伴、控股股東及其他高管人員,也未從公司領取超過5%或價值20萬美元的收入提成;未受聘于公司高管從員所任職的其他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繼2001年細化對公司治理的相關要求后,2002年10月10日,它又按照美國《薩班斯一奧克斯萊法案》,通過了一項多達25條公司治理改革規則,要求增加董事會的獨立性,強化審計委員會的權力,增加獨立董事的權力等。NASDAQ市場的這兩次調整進一步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質量,規范了公司治理結構,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使得投資者增加對NASDAQ市場信心,最終有利于NASDAQ市場的迅速穩定,并于2003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發展期。
3、對上市標準的不斷調整
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周期和需求的不斷變化,納斯達克對上市標準進行不斷的調整。我國的創業板市場也必須抓住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周期和特點,跟上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步伐,不斷的對上市標準進行調整和完善,才能即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又能更好的控制創業板市場的風險。
(二)終身保薦制度
創業板市場主要強調信息披露基礎上的投資者自我保護,即重點在于上市公司信息的充分披露,而不在于公司的經營狀況。創業板的主要特征就是保薦人制度,保薦人制度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英國AIM是最成功的創業板市場之一,英國AIM上市條件是很寬松的,但它實行了以“終身保薦人”為核心的監管制度。終身保薦人與一般保薦人的區別是它要求上市企業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聘請一名符合法定資格的公司作為其保薦人,以保證企業持續地遵守市場規則,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保薦人的任期以上市企業的存續時間為基礎,企業上市一天,保薦人就要伴隨一日。如果保薦人因辭職或被解雇而導致缺位,被保薦企業的股票交易將被立即停止,直至新的保薦人到任正式履行職責,才可繼續進行交易。如果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仍然沒有新的保薦人彌補空缺,那么被保薦企業的股票將被從市場中摘牌。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保薦人的責任和風險,如果出現問題,他們必須承擔連帶責任,這促使他們按照創業板市場的性質和要求負責地、嚴格地選擇合格的公司,向證券發審機構和投資者推薦,在公司上市后,發揮持續監督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大股東和企業高管,想靠弄虛作假上市,甚至上市后弄虛作假、抬高股價,不那么容易。終身保薦人制度的實施能有效地防范了道德風險。我國現在是三年保薦期,隨著條件的成熟,也可以考慮借鑒AIM的終身保薦制度。
(三)、加強市場監管力度
1、加強對變相限售期出售股票的監管
為了防止大股東、高管的套現行為,很多國家都對大股東和高管設定限售鎖定期,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道德風險。深圳證券交易所規定,原股東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則在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轉讓。三年時間對于高新技術企業來說,算是個不短的時間,一旦公司退市,高管和股東就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他們會更多地關注公司的成長性。
但變相出售的情況不容忽視。在我國創業板新股上市還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已經出現了兜售鎖定期的創業板股權的情況,他們通過合同協議的股權質押方式,將鎖定期的股權“變相減持”。
2、加強對惡意炒作的監管
改進交易制度防范惡意炒作,對存在惡意炒作和過度投機風險的股票和賬戶作為重點檢查對象進行有效地監管成立專門的監察小組,重點監察異常股票和賬戶,一旦發現問題,迅速向交易所報告,并及時的采取暫停股票交易的措施。這些措施,可以防止高管和股東在股票上市后,抬高股價,然后套現的道德風險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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