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1 17:08:03
導語：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舞蹈編導，舞蹈創作，，社會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方法論作為一門系統性的科學理論，在各方面、各領域都有其運用的價值。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指導性原則，包括客觀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性（系統性）原則、具體性和發展性原則[1]。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使用身體作為工具來完成各種優雅或高難度的動作，Choreographer舞蹈編導，舞蹈作品或舞劇作品的創作、編排、指導、導演、演出一系列過程中的創作和領導者。其專業特點是“創作”和“編排”的系統協作。舞蹈編導通過自身的社會認知（包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運用舞蹈編導理論知識聯系實踐在舞蹈編導創作（以下簡稱編創）中，從藝術構思——藝術創作——藝術呈現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藝術作品創作過程。舞蹈作品創編是指舞蹈編導以自身的世界觀為指導，塑造舞蹈藝術形象，創作舞蹈作品的創造性勞動。舞蹈創作以社會生活為源泉，但并不是簡單地復制生活現象，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審美創造。舞蹈編導是舞蹈創作的主體，其生活積累、思想傾向、性格氣質、藝術修養是舞蹈創作得以順利開展和最終完成的基礎和前提。
一、客觀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體現
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這是舞蹈編導需要嚴格遵循的根本原則。“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實踐的發展為理論研究提供條件。實踐不僅規定了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編創要把握時代的精神，密切關注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深入研究問題。舞蹈編創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藝術家要牢固樹立問題意識，選擇重大問題、根本問題，前沿問題。任何脫離了時代、缺乏現實觀照、回避現實問題的作品，是難以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強烈共鳴、留下深刻印象、樹立良好口碑、確立經典地位的[2]。是時代的聲音，賦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則難免淪為舞蹈編創者的自說自話、無病生吟。
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方法，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3]。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20世紀末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該劇女一號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吳瓊花的形象。在回憶海南采風的經歷時，白淑湘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為了體驗娘子軍的生活，她曾光著腳在沙灘上行走，結果不一會兒，腳底就被燙得不行了。“而當年紅色娘子軍們大多數都是光著腳打仗的。”白淑湘說，實地體驗生活對舞劇的創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戰士手持手榴彈的舞蹈，就是根據連長馮增敏的介紹而創作的。而且通過和老戰士們的共同生活，讓白淑湘對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礎。人民是舞蹈創作的源頭活水，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編導要創作出反映新時代中國人民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實現“中國夢”的價值追求，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二、主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應用
歷史是客觀的、真實的、唯一的。而認識歷史卻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方法。歷史常常是跳躍的、曲折的，邏輯對歷史的反映不是機械的、照鏡子的，這種反映是按照真實的歷史過程經過科學抽象的。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創作要高于生活。藝術作品不是簡單地白描，如何以藝術化的形式將人的現實生活呈現出來，需要舞蹈編導的創造性智慧，需要對生活的細心觀察，也需要藝術的靈感。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國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藝術，將靜態的壁畫藝術轉變為動態的舞蹈藝術，該劇主題思想鮮明、戲劇情節矛盾尖銳反映中國人民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它的音樂優美動聽、舞蹈形象鮮明飽滿，舞蹈風格獨特多樣，完美地體現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無疑是當代舞蹈創作的優秀范本。
藝術貴在創新。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唯有堅守理想，勇于創新，才能出精品。繼承傳統、推陳出新，需要舞蹈編創者沉下心來、凝神定氣，全情投入，調動一切靈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藝術的光芒。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三、系統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則
社會系統是整體，整體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會科學必須重視對社會的整體研究，在整體的視野中考察具體問題、部分、要素、結構、相互聯系等，統籌兼顧，社會的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舞蹈編創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創中必須考慮到舞者、燈光、音效、道具等諸要素的配合、銜接。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都可能破壞整個作品的效果。統籌兼顧、協調整合，是舞蹈編創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演員均選自當時的上海舞蹈學校，演員陣容強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結合的典范，演員、服裝、燈光、音響等選擇的角度符合整體性原則。
（二）結構性原則
結構是系統中要素間相互聯系、作用的方式。結構決定了社會系統的功能。社會科學研究要重視社會結構，通過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劇《睡美人》的結構根據童話故事結構：序幕：《洗禮》；第一幕《惡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禮》。層次分明的將劇情娓娓道來。構思精巧，邏輯縝密，結構嚴謹合理，不沖突，有呼應，是舞蹈作品質量的保證。（三）層次性原則
系統中大系統與子系統的層次關系。每一層次的系統與構成它的子系統都存在系統與部分的關系。不同層次系統活動規律不同；既有共同規律，又有子系統特殊規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題思想與細節的具體表現之間的張力的表現是民族舞劇《大夢敦煌》可圈可點之處。舞劇編排頗具獨到之處，群舞表現鮮明的地域特色，獨舞、雙人舞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強烈的戲劇沖突。
（四）開放性原則
保持系統具有活力，否則系統就會僵化、封閉，導致消亡。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選用國際舞種——芭蕾結合我國地方民族民間舞蹈特色，多樣性多元性的傳統文化色彩，著眼于京劇、麻將、燈籠等中國元素。舞蹈編導在該作品的表演呈現中留給演員的自由發揮空間、留給觀眾的自我解讀空間……
四、發展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呈現
社會歷史發展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即漸進與飛躍、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正確對待社會發展的基本性質與狀態，采取不同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問題。成功的舞蹈編導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優秀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舞蹈作品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舞劇《一把酸棗》舞蹈編導在編創中的以山西常見的酸棗為故事發展的線索，酸棗不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與小伙計相愛的見證與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晉商艱苦創業的艱辛和悲歡的形象，“團扇舞”“傘頭舞”“盤鼓舞”“駝隊舞”等使舞劇情節氣勢宏大，展現了民族文化，點點滴滴逐步積累、最終完整呈現；作品思想緊扣反映晉商文及其愛情生活的主題通過細節的鋪陳最后達致，具有豐富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對于舞蹈編創而言，處理好量變與質變的關系，是一種藝術，需要智慧。如果過于注重細節、甚至拘泥于細節，容易流于瑣碎、平淡，削弱了宏觀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視細節，不注重點滴的累積，不僅容易使作品的顯得突兀，也會留下硬傷，直接影響作品的可信度、說服力。
五、具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表現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具體的看問題。真理的具體性要求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要以研究對象所處的具體時間、地點、原因、過程等等一系列對象所具有的偶然性為研究素材，進行貼近實際、貼近對象的具體研究方法。民族舞劇《井岡·井岡》將真實歷史素材進行藝術呈現，再現了當年井岡山波瀾壯闊的革命歲月。把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藝術和江西采茶戲的動率相結合，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以中國式的表達方式，反映中國人的歷史與民族情感，使這部舞劇凝聚濃郁的中國風格。
關鍵詞：《科學基礎方法論》 方法論 比較 書評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這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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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艾志強.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A].劉大椿.“自然辯證法”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1-45.
[3] 孫小禮.科學方法中的十大關系[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4] 劉嘯霆.方法研究的轉型與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從近期出版的幾部方法論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12）：1-4.
1、本書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組織編寫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書系”之一，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著名學者歐陽康等人著述。
2、本書從社會科學方法論入手，回顧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演進過程，論述了社會科學的對象、性質及在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等；重點分析了社會科學研究程序與研究設計，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如懷疑方法、觀測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系統方法、過程方法、評價方法、理解方法、預測方法等十幾種具體方法進行了詳細地闡釋，旨在幫助當代大學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社會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
（來源：文章屋網 ）
一、思維科學范疇的提出
思維科學范疇是經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維科學”概念,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于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他還進一步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經典作家提出的思維科學范疇,為思維科學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為思維科學指明了正確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在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最早倡導要建立思維科學。他在《關于思維科學》中指出:“思維科學只研究思維的規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維的內容,內容是其他科學技術部門的事。”
二、唯物辯證法是思維科學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了“思維方法”概念:“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十八世紀后期以來,自然科學由材料搜集階段進入材料分析階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辯證思維方法為指導對自然科學材料進行整理,充分運用了分析和綜合、邏輯和歷史、歸納和演繹等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突破了以經驗歸納法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傳統,思維不斷從感性上升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學各領域的本質和規律,帶來了科學思想全面的飛躍。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自然過程,為自然界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并從而提供說明方法。”他還進一步指出:“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與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須正確運用辯證思維方法:“歸納和演繹,正如分析和綜合一樣,是必須相互聯系著的。不應該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
三、思維創新不能脫離哲學社會科學
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幫助人們解決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解決社會發展規律,解決科學思維方法的科學,它能為思維創新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學社會科學可以幫助思維創新的主體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和思維方式。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登上科學高峰,一刻也不能離開理論思維。”哲學是關于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一定的哲學知識、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是進行卓有成效的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必備條件。時代在不斷發展,科技在不斷進步,但大量事實證明了一個不變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須靠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否則就會誤入歧途,甚至會走向偽科學的泥潭。因此,我們要進行思維創新,就必須掌握必備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科研工作者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就能正確認識包羅萬象的自然現象和紛繁多變的社會現象,為不斷地推動思維創新作出積極貢獻。
第二,哲學社會科學能夠保證思維創新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導向。科學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驅使,但一項重大科研課題的選定往往要更多地考慮到國家、人民和社會的需要。進行思維創新必須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價值追求與人民的利益、國家民族的利益結合起來,自覺面向國家現代化建設、面向市場經濟、面向廣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關的方向和重點,放在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課題上來,加速科技進步的思維創新研究。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為人類造福,又能為人類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意外地帶來了許多災難,比方說生態問題的產生: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導致全球性資源短缺,大工業生產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誠如馬克思所說:“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喪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i這些重大問題的解決,靠科學技術本身是難以做到的。要想保證科學技術運用的正確方向,使科學技術進步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事業,就必須充分哲學社會科學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倫理,尊重并合理保護和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
第三,哲學社會科學能夠為思維創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圍和充滿生機活力的運行體制。寬松、和諧的人文環境和學術氛圍,是思維創新和科技進步的必要條件,要推進思維創新,實現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就必須堅持“百發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營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寬松學術環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勵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學術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積極的、健康的爭鳴和批評的良好學術氛圍。
無論是人文環境的營造,還是良好運行機制的健全,都無法脫離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
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一書主要選自《自然論文集》，本書由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文化科學邏輯領域內的批判性研究、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三篇長文組成，它們分別闡述了韋伯方法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內容，是韋伯方法論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過深入的閱讀研究韋伯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一文，進行淺析。
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一文中，韋伯提出人們在大學授課時是否應當宣明他們所贊成的某種倫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觀基礎上的實際的價值判斷這一問題。針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從純邏輯演繹而得到的事實和經驗事實為一方與以實踐的、倫理的或世界觀的價值判斷為另一方的區分是正確的；其二是盡可能在課堂上不講實際的價值問題。對于上面兩種回答，韋伯發表了自己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大學教師在一切具體情況下，甚至在面臨使他的授課內容變得毫無吸引力的危險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向聽眾，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陳述是純粹從邏輯推理演化而來的或者對純粹經驗事實的說明，哪些陳述是實際的價值判斷，并且把這一點看作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第一種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韋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贊同第二種回答，認為第二種回答只適于掩蓋向聽眾發表的意見的實際影響，韋伯認為如果讓教師放棄實際的價值判斷，不能講激情昂揚的話語，會使聽眾迷失于各種不同范圍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講壇上一般是否應該進行實際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因而它最終只能由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對大學的任務所取的觀點來決定。韋伯批評了種種不合時宜的德國教授們在大學課堂的言行，認為“如今的大學生在教室里應當向自己的教師學到的東西，首先是熟練地完成給定的任務的能力；其次，承認事實，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實，然后把關于它們的規定和自己的價值態度區別開來；第三，使自己服從職責，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個人興趣和其他感受的沖動。”提出在每一項職責任務中，承擔任務者應當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屬于職責的東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愛與恨。
韋伯認為經驗科學只能告訴人們事實怎么樣，它可能怎么樣，但決不指導人們應當怎么樣，因此關于實在的經驗認識的科學必須拒絕承擔價值判斷的任務，從而保持科學認識的客觀性和中立性。科學研究者在涉及社會事實時，應當克制對它公開發表個人見解，韋伯寫道：“一個職業‘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職責的話，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對時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個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動’。”韋伯深切地認識到研究者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和做學術報告時需要回避價值判斷，不借科學研究來鼓吹自己的價值觀；正是在這些因素之下，韋伯提出了“價值無涉”的概念。
韋伯寫《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這篇論文的意圖在于，批判德國的教授們利用自己不受攻擊的權威在學術講壇宣揚自己的價值觀點，混淆了價值判斷和關于經驗事實的科學知識之間的界限。在韋伯看來大學教授不能任意的發表其價值判斷。即應該做到價值無涉（價值中立）。所謂價值無涉是指要求研究主體按主觀愿望選擇了所要研究的問題之后，應該客觀地描述關于所要研究問題的全面資料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而不管這些資料和結論是否與研究主體、社會或者他人的價值觀念相沖突、相對立。
價值無涉這一原則首先是由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原則，今天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依然廣為接受的標準。社會科學是否需要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引起了學者的廣泛爭論。這兩種立場在中國社會學界爭論了十幾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的鄭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間的爭辯。
李金教授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價值無涉”的立場是持基本接受的態度。他在《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寫道：“在中國社會學界正如在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一樣，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即主張我們應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決拒斥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
鄭杭生教授對“價值無涉”立場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中寫道：“‘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
鄭杭生教授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實事求是”的原則來代替“價值中立”。他在《關于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一文中寫道：“總之，我與那位批評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學性，在堅持科學性上我絲毫也不亞于他；分歧在于科學性能否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來達到。我認為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不僅不能達到科學性，還會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來，科學性只有通過實事求是才能達到。”
在我看來，對“價值無涉”我們應該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簡簡單單地認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徹底地拋棄。“價值無涉”原則在韋伯那里是一種原則，而非方法。是以解決實際出現的問題為出發點的，這也是科學研究過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態度。因此，我認為在大學教學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可以適當地進行價值判斷、發表其主觀性的評論。以讓學生能夠更好的了解老師的思想，使大學課堂充滿活力、學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課堂討論，增加其知識，開闊其視野。
參考文獻：
[1]李金.為“價值中立”辯護[J].社會科學研究，1994，（4）：58-63
到20世紀早期，歷史哲學和歷史意識形態結合形成的“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產生廣泛影響，它“強調變化與發展在人類社會(humanrealm)的決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歷史主義范式的史料編纂學(historiography)等得到發展。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界很快受到質疑和批判，反對者主要攻擊歷史主義背離了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式，認為它導致了反科學的懷疑論和相對主義。波普爾在其1957年出版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指責“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是“目的論”和“整體論”的，而“贊成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則以虛構的歷史規律為基礎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提出了預測。回顧比較教育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史，薩德勒(M．Sadler)、康德爾(IssacKandel)、漢斯(NicholasHans)等人的歷史主義研究范式和對編纂《年鑒》的學術熱情，以及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諾亞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科學方法的推崇，同樣與當時的社會科學發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這一對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中，迪爾凱姆(?mileDurkheim)曾對社會學的方法論特性，展開了詳細而嚴密的論證。他認為科學只有通過比較兩種現象在不同的環境下是否同時出現或消失來證明不同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和相互依存性，若這些現象被認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復再現的，就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實的產生并非我們所能支配，我們只能比較那些自發地產生的事實時，那就應該采用間接的實驗方法或比較方法。……因為社會現象顯然不能由觀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較方法適合于社會學”。［4］在同屬比較法的相同法、相異法、剩余法和共變法中，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適合社會科學研究。孔德(AugustComte)認為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確定不同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要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他認為“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5］所以要用綜合的方法把人類社會發展的狀況聯系起來，這種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孔德認為比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較的現象脫離其所屬的歷史，這就割裂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可以避免孔德對比較法的疑慮，因為“共變既不要求我們進行支離破碎的列舉，又不要求我們作膚淺的觀察。為使共變法得出正確的結果，只有幾個事實就足夠了。只要證明在多數情況下兩個現象是共變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個規律”。［6］這種實證的努力改變了早期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認識因其依賴對旅行者見聞之道德信任而帶來的先天脆弱性。［7］從迪爾凱姆等人的方法論及其相關研究可以看出，“比較法”在社會科學中是作為一種帶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視的。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在“假設———推測———驗證”等主要環節中起著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較包含多種因素的社會環境，分析某種社會現象的出現與某一種或幾種影響因素的出現之間的聯系，從而證明關于這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規律。回到比較教育產生初期，我們應當看到，“比較”在當時其實是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學研究中的。在整個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歷史中，“比較”也一直是被作為一種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對待的。從后來貝雷迪、諾亞等著名比較教育學者關于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爭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問題在于，雖然歷經了貝雷迪、諾亞和艾克斯坦等學者的強烈呼吁和傾心努力，比較教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摒棄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它錯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觀評價抑或簡單的統計數據，而主要性質仍然是關于國外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報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國外期刊上報道本國教育的文字)也納入了“成果”之列。實際上，在這類文字中，“比較”只是一種敘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而存在的。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產生關于教育的旅行者見聞之類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強調要通過“比較”來使教育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夾雜著大量國外教育報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見聞，很多關于別國和本國教育的記述，都因為其在形式上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而煌然列于比較教育“成果”之列。實際上這些文字只是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簡單的“對比”，而并非作為社會科學基本研究方法意義上的“比較”。也就是說，這些“比較”其實只是一種跨國報道而非研究，它們最多只能算作比較研究的資料性準備。比較教育學者們在方法論科學化方面的努力，并沒有把大量沒有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研究的文字從比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這一意義上說，比較教育研究一直沒有最終完成自身的“科學化”。這也是它如今面對學科同一性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一、歷史的變化與“比較”的進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比較教育是作為一種教育科學中的一個“工種”而非“學科”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它主要承擔的是搜集國外教育信息和追蹤國際教育改革發展動態的任務，而不是進行“比較研究”的任務。就學科發展而言，中國比較教育此時實際上還處在“前朱利安時代”。隨著社會需求和學科環境的巨大變化，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意識開始覺醒，但它一直沒有自覺地展開自身科學化的工作。只是近幾年，在社會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動下，中國比較教育研究才開始悄然(仍非自覺地)邁動了科學化的步伐。中國比較教育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作為那樣一種特殊形態而被重建，是由當時它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求所決定的。當時的中國剛剛結束與國際社會幾乎完全隔絕的十年，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普遍較低，教育科學諸學科之國際視野極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語水平較好的專業人員專門從事搜集整理和翻譯介紹國外和國際教育發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國比較教育重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國高校雖然先后建立了數個外國教育問題研究機構，但“由于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的基本立場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僅重視資料譯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這初燃的星星之火給撲滅了，因此，比較教育當時在中國還遠沒有成為一種研究。到20世紀70年代末，它又“而今邁步從頭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這種發展狀況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要，因此，比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比較教育學界逐漸意識到并開始討論學科同一性危機的問題。無論是起初的快速發展還是后來的學科危機，究其根源，仍然取決于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需要的變化，以及比較教育研究對這一變化的適應情況。
僅從我國國內的變化來看，比較教育如今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學科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影響，中國比較教育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內部學科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英語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輕的研究者，其英語或其它語種外語的水平越高，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主要搜集譯介“外國教育情報”的比較教育研究“工種”已經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特別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學普遍打開了國際視野，國際學術范式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國教育改革開放逐漸步入了“深水區”，更加開放的政策環境使得我們對國際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借鑒也呈現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點，翻譯介紹和“準旅行者見聞”式的“成果”，已經不能滿足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對比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國比較教育發展環境的變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學其他學科的變化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另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這個社會歷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9］同樣，比較教育學者們也必須進行冷靜的思考。“在這樣一個地球村里，我們究竟為什么還要進行比較分析?”［10］面對這樣一些極具挑戰性的質疑，比較教育學必須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因為“國家教育制度這一概念構成了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學者甚至得出了“跨國的比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結論。無論這種結論是否可信，比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須發生進化，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和全球化時代背景的嚴峻挑戰。要成功應對這一系列挑戰，比較教育首先必須褪去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必先擺脫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對比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學的改進，又必須在方法論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說的“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比較教育精神結構的傳統基石，但并未從根本上否定比較教育研究存在的價值。正如戴爾(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同質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國教育制度之間的相似性”，因此，我們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來，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導其對教育制度之影響的因素，從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從國家的和比較的兩個角度來回答教育的核心問題”。［12］問題在于要成功地把這些因素分析出來，并對其進行可靠的研究，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必須進一步進化。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比較教育被指責經常墮落為旅行者見聞、政策主張和對不科學政策借鑒之投機取巧的理論說明，若想避免這些指責，它就必須進行比較，而且要系統地進行比較。”［13］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需要進化，亦即比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應當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它必須重新找到其精神結構的基石，并由此出發建立一整套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從而像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在自身科學化的過程中逐步證明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二、走向比較教育“學”
在國際上，比較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逐步展現了科學化的趨勢。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一被稱作“科學方法時代”的發展階段看作是比較教育“破繭化蝶”的時期。比較教育研究一方面大量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堅持自己的國際視野和比較視角，并開始了關于自身學科同一性的反思。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諾亞和艾克斯坦就曾這樣描述比較教育的新發展:“總的來說，比較教育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已經從好奇階段步入了分析階段。這一發展或許可以分為三個維度:從不加區分的數據采集到更大的精確度;從國際教育合作中的慈善到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從基于直觀的分析到科學的解釋。”［14］問題在于這種科學化的努力，很多時候僅僅局限于技術上的改進，而沒有真正觸及比較教育研究的精神基石，因而它并沒有如孔德和迪爾凱姆把實證精神成功地變成整個社會學界的集體無意識那樣，成功地把科學的“比較”變成比較教育學家們的共識。比較教育研究需要的不僅是技術的改進，它更需要的是學科同一性及與之相適應的專業精神，即通過科學的方法論建構，逐步從模糊不清的“比較教育”走向有清晰邏輯結構的“比較教育學”。
首先，“比較”須從一種“形式”和“工種”還原為一種研究方法。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指的并非只是把兩國的教育現象放在一起進行對比性的描述，它絕不僅限于這種“形式”上的比較，而是要做因素的分析，并在對多種因素之間復雜關聯的比較中，得出對教育規律的新認識。要得出對教育規律的新認識，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比較教育研究不能繼續只是在教育科學研究中承擔有關國外教育資料搜集與信息報道任務的特殊“工種”，而要重新回歸一門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教育學科。其次，比較教育研究須還原為正常的社會科學研究，即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它就必須加強方法論的建構，從而實現其自身的科學化。與孔德和迪爾凱姆時代的社會研究通過方法論的探究成為社會科學一樣，比較教育研究亦須先完成方法論的科學化建設，才能使自身真正成為教育科學學科群中一門獨立的學科。雖然略滯后于社會研究的科學化進程，但比較教育研究對自身科學化的探索早在上個世紀中葉即已開始。無論是貝雷迪的四步法，還是諾亞和艾克斯坦的科學量化法，抑或霍姆斯的問題法，皆以比較教育研究科學化為鵠的，因而都是具有重要價值的探索。或許是由于教育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這些探索最終都沒能成功地把比較教育研究納入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化軌道。在“比較”之科學化的探索中，貝雷迪曾提出一個在比較教育學界有很大影響的“四步法”，從而把比較教育研究帶進了一個與那個以簡單資料搜集和“比較表”為主要方法時期完全不同的新時代。貝雷迪把比較教育研究分為“描述”、“解釋”和“并置”、“比較”四個步驟，［15］
其中“描述”和“解釋”屬于區域研究，而“并置”和“比較”屬于比較研究。在這里，國別研究和區域研究實際上已經成為比較研究的基礎和預備，比較研究已經從別國教育現象的描述和介紹中走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形態。諾亞和艾克斯坦以其科學量化法的四個步驟，即“提出假說———數量測定———參照研究———理論分析”，在一定意義上把比較教育研究向科學化推進了一步，但他們把這種科學化局限于量化分析，因而在面對教育這種復雜社會現象時，大大限制了這種科學化的普適性和可遷移性。總的來說，這些探索均囿于技術修補，而不是根本的方法論建構，所以，都未能形成足以引導比較教育走向比較教育學的理論通約性。從回歸社會研究之科學化進程的角度，我們或許可以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嘗試這樣一種“五步法”:“問題(假設)的提出———資料的采集———資料的描述與解釋———跨國(地區)或跨文化并置與比較———問題的解釋或解決(假設的證明或證偽)”。在這里，我們把“比較”作為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就在一定意義上將其還原為迪爾凱姆探究社會研究之科學化時期的“比較”了。這五個研究步驟在總體上與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沒有太大區別，其特殊性主要在于這里的“比較”總是“跨國(地區)或跨文化”的，這是比較教育學不同于其他學科的重要特性。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凸顯比較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學諸學科中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特別是發揮“比較”在促進教育學科的科學化方面的重要價值。不僅是比較教育，實際上絕大多數教育學科的科學化任務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可以歸因于科學化的“比較”在教育科學領域未能充分實現。面對這樣一個艱巨而極有價值的任務，比較教育研究應當在一定意義上回歸最初朱利安時代“比較”的夢想，通過自身的科學化，推動其它教育學科的科學化。在所有教育學科中，唯有比較教育學是專門對教育現象開展跨國(地區)和跨文化比較研究的，且唯有比較教育學是專以“比較”為基本研究方法的，這就決定了它要在教育諸學科的科學化過程中擔負特殊的使命。換而言之，比較教育要經由科學化而走向比較教育“學”，它就必須能夠提供關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社會教育現象的跨國、跨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必須能夠為跨國和跨文化的教育經驗之借鑒提供科學的而不只是信息和現象描述的服務，必須能夠從跨國和跨文化角度對教育問題展開真正的科學研究，從而為教育科學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
論文關鍵詞:安東尼·吉登斯“雙重解釋學”結構化理論針對性局限性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說是一位劃時代的社會學理論家。他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取向，即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吉登斯不滿于傳統社會學流派對上述關系的割裂，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社會系統與個體行動是非常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動，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
一、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
要認識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雙重解釋學”。“雙重解釋學”是吉登斯關于社會學元理論問題的一種表述，其基本涵義是: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從解釋學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種描述，然后將這些描述轉化成社會科學的話語范疇，這些話語范疇同時也為普通的行動者解釋與掌握，并重新納人到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討了作為結構化理論前提的社會學元理論的核心問題，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批判了社會學中從孔德到涂爾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義”和“功能主義”傾向，在解決生活世界與社會科學專業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等問題上，提出了“雙重解釋學”。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廣泛的批判、借鑒其他社會學流派以及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雙重解釋學”劃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指明了社會科學的實踐內涵及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緊密的互動關系。
與自然科學的“技術性”應用比較起來，社會科學的發現似乎只具有較少的原創性。但吉登斯認為，這并不能說明社會科學較之于自然科學不重要，相反，正是因為社會科學具有本質上的實踐性品格，所以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某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它參與到了社會生活的反復不斷的建構過程中。比如沒有社會科學“”、“民主”等現代概念，現代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針對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是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兩個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會物理學”研究理路，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當而且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他稱這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社會事實”(socialfact)。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強制性以及社會性。而在吉登斯看來，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及其理論傳統，對社會學來說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們僅僅是哲學二元論思維方式在社會學領域里的一種深層反映。因此，這樣的社會學方法論必然無法解釋、說明和把握社會的真實結構，必須用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去超越上述方法論的對立。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是針對帕森斯、墨頓等人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法論的。他試圖努力打破功能主義神話，在關注社會宏觀結構中實現宏觀與微觀的有機整合。其實，針對社會學方法論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二元論研究傾向，很多社會學家表示出越來越多的不滿，試圖用一種新的理論統一社會學二元論。同時，社會變遷的現實也需要對傳統社會學方法論進行變革。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針對“二戰”以后歐美各國社會變遷的實際。他試圖超越“左”和“右”，尋求社會變遷的“第三條道路”，以真正實現現代性的自我認同。與哲學方法論所追求的形而上學不同，社會學始終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經世致用”。因此，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動力等社會發展問題也就成了社會學關注的對象。
二、概念建構和理論批判的結果
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將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成果融合起來，構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概念，并在對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派理論進行大清理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這一過程與他的“雙重解釋學”思想是有內在呼應的。
吉登斯提出了結構的二重性，進一步闡明了結構和人的能動之間的互相生成的關系。結構，一方面是人類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類行動的中介。在這種社會實踐之中，結構實現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結構化。因此，結構并不是對人的行動的一種制約，它更多的表現為某種使動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試圖重新界定結構的概念，以“二元化”來代替“二元對立”，以實現社會學方法論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統一。
吉登斯認為，個人所生活的社會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會從宏觀結構層面上對個體的制約，也有個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兩者相互統一于社會有機體中。她主張拋棄個體與社會的二元論，因此行動就必定是一個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的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認為:“在社會研究里，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得千差萬別的時空跨度中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社會實踐，并賦予創門以‘系統性’的形式。”這樣一來，吉登斯就將這樣兩對關系化約為一對關系—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的關系，并試圖在這二者之間實現架通。他主張用結構二重性代替二元論。認為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漸開始撩起他結構化理論的神秘面紗。他承認結構在整體上對作為個人存在的社會行動者及其行動具有某種“強制性”和某種意義上的不可選擇性，但卻不像涂爾干那樣，強調前者對后者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他承認無論思考多么宏觀復雜的社會問題，都要對主體以及主體的能動性有精微確切的理解，但卻不像許多解釋社會學家一樣，一味強調個人是社會的惟一構成要素，埋頭于人的具體行為、動機而不顧整個社會系統的反應。他堅持認為在社會理論中“結構”是一個必須的概念，但他關于這個概念的觀點與英美功能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中的結構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義中的“結構”概念是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出現的，法國結構主義是以還原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的。他認為“結構”概念的這兩種使用方法將導致從概念上模糊能動的主體。
吉登斯認為，不應該將行動看作是分散的實體。理性、動機和意圖等，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為的總和，而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反思性指“持續發生的社會流受到監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實踐將能動者與結構、主體與客體聯結起來的過程。人的行動是有意圖的，但結果卻并非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動的結果。而正是存在著意外后果，才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與系統的再生產有了存在的意義，保證了社會與系統生產的非復制性，同時也可以解釋人類歷史不斷演進與社會的變遷。因此“能動行為”和“行動”的問題就在吉登斯的整個分析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所謂社會再生產，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系統再生產則是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這兩者來化解微觀和宏觀的對立。系統整合的機制是以社會整合的機制為前提的，時空的伸延與擴展將二者聯結起來。
在吉登斯看來，社會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對面的互動，而系統整合則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行動者具有反思能力，社會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與互動的例行化、區域化的基礎上的，行動的例行化與區域化保證了跨越時空條件下社會互動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中，由于時空的有機統一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統一，使得系統整合從屬于社會整合;而在現代性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社會交往活動的擴大化，產生了時空分離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民族國家的興起。在吉登斯看來，宏觀社會結構的力量使得系統整合成為可能。
總之，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所要給出的最終答案之一，他的結構化理論的形成是他的“雙重解釋學”的具體運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來解釋社會世界，而不是尋找永不褪色的規則和定律。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學術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維空間和學術新維度的深層問題，但在人文科學長期僵化思想壓抑中，已然無法尋繹到新的思想資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無力從人文體系中產生新思維的平臺。于是以"科學"的名義，尋找人文科學轉型的地基，成為時代的內在焦慮和要求。并進而在科學方法論中，獲得人文科學學術思想轉型的可能性。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
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__），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__）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
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作為一門個別學科，既有與其他科學知識體系相同之點，又有自身質的規定性。
就人類的科學知識體系來說，“一般都由經驗要素、理論要素和結構要素構成”[②]，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知識體系也離不開這三個要素。作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經驗要素，主要是文學工作者通過審美體驗而得到的關于一切文學現象的經驗材料，它構成本學科的基石。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要素則產生于對經驗材料的抽象，它表現為本學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疇，構成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體系。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則是作為方法論的原則從文藝學知識整體性中升華出來的，用以揭示文藝學的內容、屬性和規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就是方法論。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與理論要素和經驗要素不同，它不是明顯存在，而是蘊含在其他要素之中。從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實在，似乎無法抽象出來，構成獨立的研究對象。其實在考察了文藝學研究的歷史之后，人們會驚奇地發現：文藝學流派林立，學說繁雜，分支眾多。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論的不同。柏拉圖以“直觀的甚至神秘的哲學思辨方法”開創了哲學美學(其中也包括文藝學)。亞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學方法、社會科學方法、演繹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學體系，影響了西歐文壇兩千多年。19世紀泰納以社會學方法建立了實證主義社會學流派。19世紀末葉德國美學家費希納運用心理學實驗方法創立了實驗美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西方出現的精神分析、語義分析美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等，無不與它們的世界觀、方法論和邏輯起點有關。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方法論的確立，往往意味著一個新的學派的崛起”。[③]
為什么方法論能夠成為流派的標志？這是因為結構要素是一定文藝學流派的敘述原則，是文藝學內容各子系統和要素之間聯系的方式。當代科學表明，系統是要素與要素之間關系的集合，確定一個系統的質由要素和要素連接的方式——結構所決定。因此結構要素就能確定流派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雖不具形，只要有客觀性，有獨立的價值，我們就能夠運用科學的抽象方法將它抽象出來，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建立一門嶄新的學科，與文藝學的其他門類，如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并列。因此，文藝學的結構要素——方法完全能夠成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對象。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包括本學科的指導思想，研究對象，學科地位，學科根據，各層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價值以及它們形成與發展的規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問題。
三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世界觀，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提供原則、出發點和理論基礎，集中表現在本體論問題上。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④]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各文藝學流派所采用的方法，無不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出自實證主義；風靡一時的接受美學，其思想淵源是現代闡釋學，其理論動力導源于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18和19世紀發展起來的歷史歸納法，與舊唯物主義機械論有關；現象描述法是18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產物；精神分析法導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學，直接與非理性哲學相聯系，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方法論與哲學世界觀的密切聯系。因此我們在探尋方法的時候，切記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認識工具都是從“研究文學本體的成功經驗中歸納總結出來的，那種拘泥于封閉的先驗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產生的方法”，是沒有活力的。
我們說哲學的世界觀指導和制約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體學科的研究方法。“文藝學這門科學的方法論同一般的科學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地方，不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學原則具體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個別學科，有適應自己對象特點的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有從其他學科移植過來的研究方法，這些都是辯證唯物主義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分類
文藝學方法論是“諸種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學說化的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系統。面對如此眾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確定它們的層次地位，這涉及到分類標準問題。到目前為止，分類標準不一，有的則從歷史角度，有的從功能價值角度，有的從適應的普遍性范圍及程度的角度。從功能價值與適應范圍及程度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4個層次：
（一）哲學方法
哲學方法處于方法論系統的最高層次，它適應一切科學，“表現為一種思維定勢和原則，對文藝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有規定作用”。[⑦]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⑧]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形成的各種方法都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比如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之于實證主義哲學；接受美學之于現代闡釋學、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歷史歸納之于機械唯物主義；現象描述法之于18世紀的經驗主義哲學；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學等等，都被某種哲學所設定，都與其相應的哲學遙相呼應。但是方法論有其相對獨立性，并不與哲學等同劃一。哲學對方法論的作用只表現為一種指導和制約的作用，絕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須通過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體化，才能夠與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軌、同條共貫、行之有效。錢學森同志曾對哲學、一般方法、各門學科的具體方法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哲學要指導各門學科，但這種指導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而是通過一般研究方法這個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去指導、聯系自然科學；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聯系社會科學；通過數學哲學指導聯系數學科學；通過系統論方法去指導聯系系統科學；通過認識論去指導聯系思維科學；通過人天觀去指導聯系人體科學；通過軍事哲學去指導聯系軍事科學；通過美學去指導聯系文藝理論；通過社會論去指導和聯系行為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層次的具體科學方法論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進一步密切相互之間更廣闊、更多方面的聯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方法論充實、豐富和發展”[⑨]。同時保證了哲學方法論指導作用的正確實施。
總之，各種研究方法離不開特定的哲學原則的指導與制約，又不能為它所代替。正確的哲學原則確保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合理性，先進的科學方法又可以深化、豐富一定的哲學。我們切不可將哲學方法與其他方法對立起來。其實，任何“對立”的做法在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為多種學科所采用，處于中介環節的研究方法。它處于方法論系統的第二層次，主要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和邏輯思維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稱具體方法。它是某一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學科從某種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決于該門學科對象的特殊性，表現為“對文學的切入視角，一般都成為特定的文學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運用于美學的美學方法；由文學心理學派生的文藝心理學方法；由文學信息屬性衍生出來的符號學方法、語義學方法；由文藝價值分化出來的藝術價值方法；由讀者所決定的接受美學方法等等。
(四)具體的研究手段
具體的研究手段嚴格說不屬于方法，而是組織加工材料的科學方式、技術措施，是屬于方法論的工藝部分，或者是科學本身的研究手段。具體的研究手段能為不同方法論的流派共同運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觀察和實驗、調查、統計、模式化、比較法等等。
上述劃分是就整個方法論的結構體系而言。文藝學的方法論體系的劃分在參照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又有其獨特性。
文藝學研究方法與文藝研究的對象有緊密的關系，特定的研究對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從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紛呈，似乎無跡可跡，但用美國學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藝術家、宇宙、讀者”四要素論來衡量，發現各種方法的產生都與研究對象的轉移有關。而對象的轉移，無論是按照下列哪種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劉若愚的模式，或葉維廉的圖式(圖缺)，都無法超出“作品、作家、讀者和宇宙”四個重心。所以以作家為重心的研究，就誕生諸如傳記研究方法、各種文藝心理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榮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為本體的研究，就產生了諸如符號學方法、形式主義方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敘述學方法、現象學方法等等；以讀者為研究重心相應出現了文藝現象學方法、文藝闡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會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會歷史方法、社會學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解構主義文化美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等。
文藝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豐富多樣，像天上的星河燦爛，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動力，星羅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職。文藝學研究方法隨文學藝術大系統中子系統的不斷被發現、被認識，必將呈現出一幅立體多樣、變化無窮的動態發展景觀。
[①]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②]李武：《社會學的方法論與社會學的發展》，《新華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陸海林：《方法論放談》，《文藝理論研究》第7卷，第4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④][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
[⑤][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⑥][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⑦]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⑧]《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