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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古代城市；制度變遷；體制內；體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項目編號：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科研啟動項目（2015-37）資助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較――基于制度層面的分析
收錄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國與西歐的古代城市雖然都是經濟繁榮的區域，但是其成因、內部制度以及人口規模和主體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反映出中國與西歐在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與此相關的研究也很多，復旦大學的趙建民教授曾經從中國與西歐封建城市的區別中尋找中西封建社會解體緩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別從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與封建統治的關系、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劉景華比較了封建時代中西城市產生的過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內涵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城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行會等民眾組織，從而得出西歐中世紀城市能蓄積起沖擊封建政治體系的力量，而中國封建城市更多意義上是在封建政治體系中起著堡壘作用。李培、習亞哲從城市人口特征與地域分布、農業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以及城市內部規則演變等角度對西歐封建型城市與中國封建型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并概括兩者的類別特征。張南、周伊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城市和古典希臘城市作比較，從城市的興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歷史地位方面討論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來，關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較多，運用豐富的史料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史料學的分析方法占絕大多數，通過對史實的描述總結，從而得出結論；但是經濟學的理論利用較少，沒能將理論經濟學與經濟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自從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后，不斷的有人將制度變遷理論運用到經濟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諾斯為代表，本文通過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嘗試運用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變遷方面沿著不同的道路。城市作為這一過程中的產物，它不僅體現了制度變遷的不同結果――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產物，而且體現了不同的制度變遷路徑導向不同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歐洲，隨著封建制經濟的發展，以及長子繼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手工業及商業活動，起初他們在領主的土地上進行交易，由領主對其提供一定的保護，并收取相應的稅收等管理費用，隨著貿易活動的頻繁與貿易規模的擴大，自由的商品交易與領主的管理約束相互沖突，為了脫離封建領主的管制，11世紀之后，意大利、法國的一些“城市”為了爭取獨立的權利，開始進行反抗領主的斗爭。經過長期的斗爭，他們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權，最終掙脫了封建束縛。關于我國古代城市的起源，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護內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們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雛形“集市”；再一種觀點則從地理因素出發，認為在交通要道，水利樞紐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自然發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種觀點可概括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墻，組織軍隊等硬件設施，從而使得一個地區貌似一個“城市”，但是這種早期的城市與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并沒有相對發達的手工業和繁榮的商業，而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與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還有一定的距離；第二種觀點與歐洲的城市興起原因有相似之處，但突出的區別在于，古代中國的城市服從于封建政權的統治，而歐洲的城市則是獨立于封建政權的統治。因此，個人權利在古代的歐洲城市遠遠大于其在中國；第三種觀點認為的起源，更加體現了城市是一個自然的制度變遷的結果，不像歐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徹底變革，擺脫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從中西方城市的起源來看，古代中國的城市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封建體制內的產物；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通過贖買或與封建領主的斗爭，創建了新的制度，游離于主流體制之外，成為封建體制中的一種異己的力量。產生這兩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的過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根據林毅夫的觀點，一個社會不同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如果足夠大，那么有可能會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國，等級觀念強于西方，對于自身利益的訴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個“清官”，能夠為老百姓帶來福祉。由于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即意識形態的資本比較大，剝奪的時間也相對較長，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這樣的“父母官”，人民對嚴苛的稅賦，殘酷的統治的承受能力也遠遠高于西方。西方歷來強調平等，私人產權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項制度安排侵犯了這種權利，就可能引起制度變遷，有些學者稱之為制度“剛性”（相對于制度的“彈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農奴為了擺脫被奴役的地位一般會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動著自由的空氣”的諺語。同時，城市還擁有租稅權、司法審判權、行政和軍事等獨立的自治權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擁有話語權，通過選舉和市民大會參與城市的管理和監督。在具體的商業領域，有第三方組織――行會協調和規范經濟行為。縱觀歷史，只有在集權或的程度較弱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活動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第三方組織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與領主的莊園形成鮮明對比的歐洲城市，完全獨立于周圍的“封建農村”，充分體現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國的城市，雖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但是其商業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與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城市不同，中國的城市往往是因為統治當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區分而變得更加繁榮。城市的空間結構，建筑布局，功能定位無不體現當權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處于被統治地位，沒有任何表達自身意愿，獲取相關權利的途徑，即使遇到涉及個人利益的情況，也只能訴諸于官府。封建當局的權力是絕對的，不受挑戰的。既然城市的居民無所謂自由與權利，也就沒有類似于西歐的農民逃往城市的現象，人們走到哪里都是一樣的。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是一元的，沒有獨立發展的工商業，城市與鄉村一體化，城市統治著農村。官府運用行政手段對城市商業經濟進行直接的管理監督，調節市場的價格水平，供求狀況甚至規定交易商品的種類，同時收取一定的稅賦。另外，中國在唐宋時期，雖然也出現了行會，但與西歐的行會有所不同，中國的行會向官府繳納稅收，并借助官府的權威管理行會，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的間接干預，可被視為政治權力在經濟領域的延伸。
綜上，從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來看，歐洲中世紀存在著領主莊園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類型，而在古代的中國，國家對城市和農村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古代歐洲城市的制度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帶有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色彩。在古代歐洲，受其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約，政府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遠遠大于其收益，因此沒有設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動機，相反城市的市民階層有充分的自由以較低的成本創造適合城市經濟運行的制度。這種由市場自發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體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產生的，所以是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國，影響國家設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統治的合法性遠高于歐洲，國家有強烈的動機，通過低成本的制度安排，獲得更高的稅賦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首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因此，西歐的城市是摧毀封建統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國的城市是鞏固封建統治的堡壘。
三、城市的主體
城市的主體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活動以某一個群體為核心，他們能夠控制城市的發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種人口數量最多。中世紀的西歐城市是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城市的主體是從事工商業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專業化發展而產生的商品交換支撐起城市的經濟。并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易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因此對農產品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圍農村居民帶著剩余農產品來到城市進行商品交換，降低了農奴對封建領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領主對工業產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對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農奴與領主與城市經濟發展的聯系越來越大，封建的生產關系受到嚴重的威脅。
而中國的城市，不僅有手工業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貴族和高利貸者，他們的消費活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動力。南宋的臨安城隨著首都的遷入，人口由40萬增加到124萬，超過了當時的開封。同時，隨著官僚貴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務業也得到發展，酒樓、茶坊、瓦子等休閑娛樂行業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有時甚至通宵營業，被稱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者在農村擁有大量的田產，他們通過封建的地租和稅賦對周圍的農村進行剝削，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著國家機器，通過封建政治制度進行權利尋租，因此他們有加強和鞏固封建政權和生產關系的強烈動機。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歐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而設置的，隨后的發展也由市場起主導作用，其結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被創造出來，原來的封建體制也會受其影響，被不自覺地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無形之中促進了封建體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由統治階級根據自身的需要而設置，之后由市場規律加以實現，那么資源配置會傾向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其結果必然是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地位，進而對封建體制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由此可見，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體，一個是封建統治階級本身，一個是其對立階級，封建體制外的這一階級主體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變遷道路將走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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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容；取舍；有效
新課程在江蘇實施六年來，中學老師反映比較多的是歷史課的內容多、時間緊，需要講的東西根本講不完，而且學校的課時普遍比過去要少，任務很難完成。因此有效教學被提上了日程，大家開始更多地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低成本高效率地實現教學目標。教育研究中，對如何實現有效教學，關注教學策略和方法較多，對于教學內容關注的較少。其實從教學目標上看，只有正確選取了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和方法才不會偏離正確方向，才能對實現教學目標起到正確的促進作用。
一、歷史教學必須有所舍
1.就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而言，學生了解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產。所以歷史教學不是記住所有的知識，而是幫助學生正確地看待歷史現象，所以舍去一些內容不會影響歷史教育目標的實現。因此《歷史Ⅱ》的第一單元第3課“古代中國商業”的課程標準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通過本課學習，不是記住古代中國商業發展過程中的所有經濟現象，而是通過學習，“概述……概貌”“了解……特點”。因此即使在教學過程中，舍去某些內容，也不會影響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其發展的特點。
2.從歷史教材的地位看，教材是引導學生認知發展、生活學習、人格建構的一種范例，它是引起學生認知、分析、理解事物，并進行反思、批判和建構意義的中介。教材也是師生課堂對話的“話題”，教學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記住“話題”本身，而是為了以話題為中介，進行交往，獲得發展。“古代中國的商業”一課的教材呈現的內容是為學習課程標準規定的學習要求提供的一種學習資源，因此不是進行教學的依據，教學不需要完全以教材內容為教學的全部內容。
3.就高中歷史學習內容而言，高中歷史課標設置了三個必修模塊，兩個選修模塊，涉及25個專題，7個改革、14個人物等五個方面的內容，內容很多。例如必修Ⅱ專題一《中國古代商業》一課，從教材內容看，涉及歷代商業發展的概況及原因、市的發展變遷、城市的發展，古代對外貿易等數個知識點，要在一節課的教學時間里全部完成，老師講不完，學生也難以接受，這樣的學習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學就必須有所取舍。
二、歷史教學舍什么、取什么
1.取舍的依據。歷史課堂教學的取舍不具有隨意性，必須符合國家相關文件對學科的具體要求。比如，歷史課標對《古代中國商業》的要求是“概述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這是教學的基本依據，同時江蘇省《歷史教學要求》作出更為具體的規定“概述古代城市的形成與發展；了解古代中國重要的商業都會及著名商幫；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將這兩個規范性文件整合，作為基本內容：概述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概述古代市的形成與發展；了解古代中國重要的商業都會；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的特點。圍繞這幾個重要的教學內容展開教學，抓住了教學的主線，突出了學習的重點，有利于重點解決學習的核心目標。
2.選取的基本原則。有了《歷史課程標準》和《歷史教學要求》，就有了教學的基本依據，教學就有了方向，但是這兩個文件規定的比較抽象，如何在具體教學過程中落實這些要求呢？即在具體問題上如何取舍呢？這就要求處理好課標、教學要求和教材的關系。
（1）選取具有典型性的教學內容。哪些是典型性的教學內容呢？典型性的教學內容能夠反映歷史發展的一般階段特征，有助于學生準確理解和把握每個歷史階段的基本內容。如果不能選取典型性的教學內容，學生就不容易掌握其顯著特征。如《古代中國商業》中，“古代中國商業的概貌”這個學習內容，如果要把歷朝歷代的商業現象都作為教學內容，不但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而且真正具有典型性的現象反而不能夠凸顯出來，學生也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的概貌。所以在這個教學內容中，我選擇了商人、柜坊和邸店、交子、商幫等這樣幾個典型的商業現象，幫助學生梳理歷代商業的概貌，學生對知識的結構性特征把握就比較容易和到位，教學目標也就相對容易達成。
（2）選取理論性強的內容。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有兩個傾向：一是不容易掌握歷史學習中理論性較強、抽象性較為明顯的內容。二是喜歡具有挑戰性的學習內容，對教材中簡單描述的內容不感興趣。所以教學時要選取那些有挑戰性的、理論性較強的內容。比如《古代中國商業》一課中，市的發展與變遷，學生感覺這個經濟現象比較抽象，難以迅速概括出市發展的線索和特點，但是對這個充滿挑戰的內容又很感興趣，所以這個內容要作為教學重點，提供材料，引導學生理解市的變遷。筆者對此提供了小說《水滸傳》、筆記《東京夢華錄》、圖片宋代汴京等許多材料，設置了這樣一個問題“宋代市的發展出現了哪些新特點”，重點解決這個教學內容。
（3）選取基礎性的教學內容。教材要選取那些能夠體現歷史發展一般特點的內容，選取對于學生能力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的內容。如《古代中國商業》中，歷朝歷代都涉及商業發展的原因問題，但是如果每朝每代都詳細講述，學生就難以掌握影響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利于培養概括綜合的能力。所以我在教學中選取了一個基礎性的問題：促進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繁榮的原因有哪些？這樣只要掌握了這個基礎性問題，其他歷朝歷代經濟發展的原因，只要結合具體朝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節約了教學時間，又解決了重點問題，培養了學生的能力。
[關鍵詞] 商品經濟 體育文化 娛樂 市民化
宋代體育是宋代風俗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體育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學術界以往的研究也將引起兩宋之際體育文化嬗變的根本原因歸結到經濟方面，但卻沒有具體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分裂戰亂，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人口的增長；手工業在制作技術、品種和經營方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發達的商業使得城市的結構和功能也跟著發生變化；市民階級的興起，社會消費方式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市民消費除了物質生活消費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也開始商品化。這些是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引起了體育文化領域內的一些嬗變：宮廷逐漸市民化和體育活動商品化化；受工商業行會等商業組織的影響，各種各樣的體育性組織在宋代陸續出現了。諸如馬球在宋代民間已十分普及，南宋還出現了“打球社”的民間組織；蹴鞠也在市民階層普遍開展，甚至有人將其引入商業機制，吸引游客；相撲在兩宋也深受市民歡迎，南宋臨安還出現了“相撲社”、“角抵社”等專門組織，風靡一時；瓦肆更是成為各種異事雜技等文體活動的表演場所，成為城市的娛樂中心；武藝活動也逐漸走向商品化道路，臨安出現了“角抵社”、“錦標社”和“英略社”等結社。兩宋體育的這些新特征，正是兩宋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反之，它又促進了兩宋商品經濟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的繁榮。
一、兩宋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數量增加。兩宋之際，由于商業逐漸興盛，農業產量大大提高，手工業也發展起來，商品經濟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導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國出現許多幾萬，甚至上百萬人口的城市。據陳振先生統計，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約11萬戶，每戶7人，約為77萬人；禁廂軍134 000萬人，軍屬約67000戶，每戶4人，約為268 000人；城內與近郊的僧道以2萬人計，四項合計119萬多人。此外，開封還有大量的流動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開封是一個有120萬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據《夢梁錄?戶口》載，到宋度宗咸淳年間，臨安城已有120多萬人口。其實，到北宋末年，全國人口已經超過1億，南宋時，大體上維持在6000萬左右，都遠超漢唐時期的人口數量。除開封和臨安外，建康、蘇州、江陵、廣州、成都等成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宋達的商業導致了城市的結構和功能也跟著發生變化。工商業的發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嚴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臨街設店、坊市合一的現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順應了這一經濟發展的趨勢，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許沿街開設店鋪。到北宋后期，這些店鋪甚至開到了皇宮附近的御廊邊上，《東京夢華錄?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約闊二百余步，兩邊乃御廊，就許市人買賣于期間，自政和間官禁止”。南宋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業，也有交易批發和零售行等。市坊雜處后，居民坊巷內也出現了零散的商店，而諸如瓦舍酒肆茶樓等娛樂場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給城市生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城市的功能由原來單一的維護統治階級的功能，日益趨向多樣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會引起生活方式的變化。伴隨著大都市經濟發展，城市居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斷擴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級的興起，社會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閑暇時間日益增加，為消費活動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閑生活。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宋代城市的個人消費除了物質生活消費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也開始商品化。兩宋時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內容除了陽春白雪之類的詩詞書畫外，也增添了許多下里巴人的內容，其主要內容是城市娛樂方面的。從《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和《都城紀勝》里記載的瓦子欄勾看，宋代都市的娛樂內容豐富多彩，如話說、雜劇、影戲、雜技、相撲、武術等文體表演。北宋東京“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終日局此，不覺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熱鬧無比。南宋時，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蕩不羈之所”，又是“軍卒暇日娛戲之地”。由此可見，宋代體育文化中的市民參與感是比較強的。
二、兩宋體育文化的嬗變
1.宮廷體育活動逐漸市民化、商品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體育項目逐漸突破了為宮廷和軍旅獨有的傳統，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會。比如，馬球運動在宋以前主要在宮廷和軍旅中開展，平民百姓難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馬球運動已經平民化了。北宋東京宴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球之所。”南宋時，馬球更加普及，民出現了“打球社”等組織。史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為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所習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階層普遍開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樣性、觀賞性，不僅有街頭表演，還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將其引入市場機制，吸引游客。《武林舊事?放春》有載：“將苑使有小圃不滿二畝，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標桿射垛及秋千梭門門雞蹴鞠諸戲事，以娛游客。”相撲是一項軍事色彩濃厚的體育活動，其先主要在軍旅中開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開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撲是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小兒相撲”深受市民的喜愛。相撲在宋代深受市民歡迎。《水滸傳》之74回“燕青智撲‘擎天柱’”，生動地描述了浪子燕青與任原的對壘，吸引了無數的觀眾，可為旁證。南宋時，杭州出現了“相撲社”、“角抵社”等組織。除瓦肆藝人的相撲表演外，南宋還出現了水平較高的“打擂”比賽，也即所謂“露臺爭交”。這種比賽是由政府組織。另外，兩宋時女子相撲也開展得很普遍，同樣受到市民階層的歡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見一斑。除此之外，武藝、雜技等活動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開創古代體育性組織的先河。受到工商業行會等商業組織的影響，宋代陸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體育性組織。由于城市商業特別旺盛，行會普遍出現。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時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匯集了擁有各種手藝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場的繁盛，各種職業相繼出現。在這種背景下，有許多屬于休閑活動方面的消費活動，如酒樓、勾欄、瓦子等相應而生，形成了各種職業組織的行會。
就宋代體育而言，由于社會上出現大量的體育專業表演藝人，所以體育性組織應運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團“圓社”（或稱“齊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時，這類組織就更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舊事》記載有“英略社”（使棒）、“錦標社”（射弩）等。這些組織自發承擔組織比賽及表演的職責，如圓社舉辦的足球比賽、相撲社組織的“露臺爭交”，在當時影響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體育組織，可分為幾種不同的性質：一為體育專業人員的同行組織，如角抵社、齊云社、英略社等。這類是為確保表演人員自身的利益，入社有嚴格的規定；二為興趣愛好者的組織，據《夢梁錄?社會》：“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則非為仕宦者為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習也”。這類組織是為了交流技藝，休閑娛樂，在適當的場合表演。但是這種體育性組織的產生，開創了中國古代民間體育組織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古代體育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可謂是現代職業運動的濫觴。宋代民間體育組織的產生，不僅加速了當時體育活動市民化、娛樂化，而且還為中國古典體育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體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宮廷和軍旅走向市民，其屬性正在由宮廷典雅文化和軍旅文化走向目的為平民精神娛樂的市民文化，這是體育的本質在原始社會后，又一次回歸。體育在根本上沒有階級性，但在階級社會下平民大眾逐漸遠離了體育活動，體育被統治階級獨有，平民百姓很難從體育活動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滿足和愉悅。宋代體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順其自然地合理發展。種種習俗、節會、藝事活動表明，盡管封建禮教被有意地強調為天理的載體，而大眾生活事象又何嘗不是與天理溝通；盡管士大夫們超然追求著自然的極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嘗沒有自然的樂趣。” 通過宋代體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會已進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蘊含著虛弱。政治的色彩在減退，因此市井雜曲反倒體現了生活的本真和體育的本質。
但是，這種現象持續時間太短，典雅的文治終難抵擋蠻橫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強勢入侵，導致中國社會再次發生轉型，古典體育文化的繁榮期就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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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武術；秦漢時期；發展演變；武器
我國秦漢時期，上起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到公元220年結束，長達441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是我國歷史最為重要的一個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首次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對于中國后來的發展以至于世界地緣政治的發展影響甚遠。秦漢時期對于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軍事、教育等方面，都產生十分深遠影響。武術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作為我國古代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階段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1、秦漢時期武術發展的影響因素
1.1統一六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發展中，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秦朝雖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是大一統卻成為我國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特征。隨之建立的漢王朝也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在整個秦漢時期，除了短暫的朝代更替，基本上都處于統一局面，這一時期武術的發展也是基本上在一個大一統的社會背景中進行的。秦王朝的統一，不僅是領土的大一統，更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全面統一，對于社會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促進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秦漢王朝為了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數民族侵擾，對內鎮壓勞動人民反抗斗爭，穩固王朝政權，十分重視發展軍事力量，為當時武術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
1.2文化融合。秦朝統一六國也是文化統一發展的過程。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局面，百花爭鳴是當時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征。秦王朝的大一統為當時各種文化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機會，雖然秦始皇實施的“焚書坑儒”政策對于當時的社會文化發展產生阻礙作用，但是畢竟只是一個短暫過程。總體來看，秦漢時期的大一統，為各種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發展創造了條件，也對武術的發展產生直接促進作用。武術在此前的數百年發展過程中，未能形成一個系統內容，但是在秦漢的文化融合過程中，各種武術流派也開始融合，形成了一些系統性的武術專門理論。因此，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武術實現融合發展，也使武術和其他文化之間實現了共融性發展。
1.3封建經濟發展。秦漢時期的國家政權統一，無疑對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特別是在當時的農耕社會中，國家政權的統一更是對經濟發展具有直接促進。武術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內容，屬于社會上層建筑范疇，武術的發展也離不開經濟的支撐推動。秦漢時期的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隨著水利事業和農耕技術的發展提高，直接促使當時主導產業——農業的發展，商業、手工業也有了較大發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直接推動了科技發展，生產工具也得到突破性的發展，特別是鐵制生產工具的產生。在秦漢時期，人們練習武術的鐵劍已經開始全面取代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劍，影響了我國古代武術發展。可以說，冶金技術的進步在當時的戰爭中得到了應用，成為主要武器類型，為武術發展提供具體工具。
1.4俠客遺風。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為了壯大自己勢力范圍，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整個春秋戰國史就是一部民族戰爭史，是我國歷史上戰爭最為頻繁的年代。各個諸侯國之間相互爭戰，諸侯也輔以一些刺殺等非正規手段。荊軻刺秦王、要離刺慶忌等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為了維護自己國家利益或者大奴隸主利益，這些俠士不惜犧牲自己生命，成為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典型俠士代表，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特色的俠士之風，并且對后來的秦漢時期都產生重要影響。秦始皇時期，張良鐵餅擊秦始皇，后來的季布一諾千金，以至在西漢時期，俠士仍然是社會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階層，俠士遺風在當時的流傳，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武術發展。
2、秦漢時期武術的發展
秦漢時期的角力運動更多具有娛樂欣賞成分，特別是在漢朝以后，角力和角抵混合發展，產生手搏，成為一種手腳并用的重要體育運動項目。秦朝角抵沿襲了春秋戰國時期角力活動規則，更多在宮廷之中進行的，而且主要是用于表演和漁獵。正如《史記·李斯列傳》中所提到的，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做角抵、優俳之觀，由此可見，角抵在當時是和優俳一樣，成為當時的表演娛樂項目之一。漢代時期的角抵運動，在吸收其他文化和體育運動項目活動內容基礎上，成為一種規模更為宏大的綜合性文體娛樂表演項目。在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個東漢時期墓葬，其一塊畫像磚上就刻有彩繪角抵圖像，兩個束發裸身的魁梧勇士相互注視對方，對峙而立，不斷尋找進攻機會。而且兩人還用雙腿互絆對方，以此來阻止對方下盤步法移動變化。山東臨沂發掘的一座漢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彩繪帛畫，畫中有三人，其中有一人身著長冠，系著赤帶，穿著肥袍，另外一人頭戴箭形慈姑葉飾，雙手佩戴紅鐲，兩人下頜都是上揚著，怒目相視，手臂張開，準備搏斗。另外一人，小帽寬衣，雙手交叉而立，大概就是裁判。漢朝的角抵運動不再是宮廷之中的娛樂表演項目，也開始走出宮廷，走進民間，除了一些武術表演以外，而且還包含了魔術、雜技、舞蹈等內容，張衡在《西京賦》中寫到“臨迥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就是對其生動反映。漢代角抵運動和其他各種表演形式結合起來形成的綜合表演“角抵戲”，在歷史上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秦漢時期，由于戰爭不斷，推動了當時武術的發展，軍事戰爭成為推動當時武術發展的重要原因。秦漢時期國家大一統局面、經濟快速發展、文化交流融合、俠士之風的影響，為當時武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支持和理論基礎，各種武術流派和武術理論開始出現，從而推動了秦漢時期民間武術、軍事武術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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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考歷史；復習重點；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
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5）12-0119
古代中華文明燦爛輝煌，顯耀世界，不僅有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古典科技，而且還有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藝術。學習古代中國的科技與文化不僅可以了解輝煌的中華文化，感悟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而且還可透視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與思想的變遷。古代中國的科技與文化是歷年高考試題常考考點。對于高三同學來說，掌握對古代中國科技與文化專題復習的方法、明確復習的重點與注意的問題是提高復習效率與高考成績的關鍵。結合對近幾年高考試題的解讀和備考體會，筆者談談自己的一些認識與建議，以與各位同仁共享，希望能給高三同學一些幫助。
一、把握命題方向，明確復習重點
從近幾年的高考試題來看，古代中國的科技與文化專題考查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1. 科技――以四大發明為主，集中考查紙發明前的書寫材料竹簡和印刷術產生的時間與歷史作用，如2012年福建卷13題、上海卷13題、江蘇卷3題，其次2012年北京卷40題考查中西地圖的繪制，對其他科技成就和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原因、產生過程及與西方自然科學的比較考查較少；2. 藝術――集中考查書法、繪畫和京劇藝術，側重于書法五種字體和山水花鳥畫、文人畫的特點以及京劇藝術的形成發展的過程，如2012年安徽卷12題、山東卷6、9、73題，2011年安徽卷13題等，對其他的音樂、舞蹈等藝術考查較少。3. 文學――集中于《詩經》和宋元明清的詞曲小說，如2012年課標全國卷25題、江蘇卷1題、2010年廣東卷38（1）題等對漢賦、唐詩等文學形式考查較少，側重考查古代各個時代的主流文學形式的特點及所反映的社會現實。
根據對高考試題的解析結合課標教學目標、高考考綱要求，在備考復習中我們要明確重點，有針對性地進行突破。在復習古代中國科技這一部分時，（1）從內容來看要重點掌握四大發明及與古代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天文歷法、農學的成就；（2）從高考試題對科技的考查的目標方面來說側重于對重要發明產生的時間的記憶和四大發明的作用的理解分析。由于科技與當今社會一些熱點有著緊密聯系，因此還需對古代科技發展特征的歸納概括、古代中國與近代西方科技發展的比較分析引起重視。當今社會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因此對古代科技成就、發展特征和中西科技比較的考查可以形成科技對古代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和顯現中國人民聰明才智的認識，有利于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同時通過對這些科技的比較分析能促進學生引發對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關系的思考，積極投身于中國科技發展的時代潮流中。
對中國古代藝術這一專題的復習要重點突破書法（篆、隸、楷、行、草書）、繪畫、京劇的發展脈絡和各自的藝術特點，適當分析一些作品創作的社會背景來理解作品產生的原因（尤其以文人畫為重點）。在古代文學方面，備考復習首先理清各個時代的主流文學形式的演變和特點，理解分析其發展的時代背景和反映的思想內容。高考考查的意圖除了基本知識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的形成與培養。因為學習古代文學藝術不僅有著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基本的文學藝術鑒賞能力與人文精神，增強美感享受，陶冶情操，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高考試題的考查就注重文學藝術作品的思想性（時代性）和文學藝術特點。但從歷史教育的角度，我們首先要強調探究文學藝術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聯系，理解文學藝術作品反映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際和不同社會群體的思想精神需求，其次要了解其文學藝術特點能夠對一些作品的流派風格做出判斷。因為歷史學習畢竟不是文學藝術欣賞，各有側重，因此在復習這一內容時要注意把握重心的策略。
二、以理論指導加強理解，總結規律認識
高考考查的內容除了基本史實外，還包括一些歷史理論。歷史理論是幫助準確理解史實的武器。科技文化屬于社會意識范疇，近幾年的高考試題較多考查了各自不同文學藝術反映特定社會現實，從能力要求來看不僅是基本史實的掌握，還有對“一定時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這一理論的應用。在分析文化發展的背景時要運用這一理論能夠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認識一些文化現象所反映的社會本質。如2012年課標全國卷25題對白蛇傳這一民間傳說故事的考查在于讓學生了解這一故事反映的市民的的價值取向（思想上對“自由、正義”的訴求），要求學生運用這一理論透過現象看本質――宋代對人們的道德約束的加強和商品經濟發展導致市民隊伍發展產生的思想訴求。
當代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強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因此我們要從繼承與發展關系的角度去理清古代中國文化發展脈絡。各代文化是在繼承前代文化成就基礎上得到發展。通過對古代文化的復習，我們要進一步理解清楚各個時代文化的特色和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在古代文化發展中，漢賦與楚辭、小說與傳奇、話本之間都有繼承和發展關系。在搞清楚古代各個時代間聯系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社會實際，就能夠更好的繼承傳統文化并創新發展。
例1 古人寫字用黃紙，寫錯了，就用黃色的礦物顏料“雌黃”涂抹后重寫。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有“以雌黃改‘宵’為‘苜’”的記載。后人把那些不問事實，妄論一番，輕易下結論，稱之為“信口雌黃”。“信口雌黃”這一現象說明（ ）
A.印刷術的發明促進了文化的傳播
B.古代科學與技術之間開始走向結合
C.紙的應用帶動了相關技術及文化的發展
D.古人重視科學技術的傳承與創新
解析 本題考查同學們對基礎知識的深度理解和從材料中提取關鍵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黃改‘宵’為‘苜’”的記載”和成語“信口雌黃”是關鍵信息。礦物顏料“雌黃”類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說明紙的應用帶動了相關技術的發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語“信口雌黃”豐富了漢語，所以說紙的應用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材料中沒有提到印刷術，也沒有提到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或科技的傳承創新問題。
答案 C
點撥 綜合近幾年的高考試題，主要是圍繞四大發明命題，所以我們在學習此內容時應該多留心。
這里還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選擇題注重對獲取信息和解讀信息能力的考查，認真閱讀材料是做好材料題的基礎。在閱讀時要根據題意抓住關鍵詞語，提取有效信息，排除無效信息。其次要聯系教材及相關歷史知識，進行知識遷移，將材料反映的內容同相關知識進行有機的結合。
例2 《十袈齋養新錄》載：“自明以來又多一教……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與這段記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陽明《傳習錄》 B.文征明《點闡貼》
C.顧炎武《日知錄》 D.吳承恩《西游記》
解析 本題主要考查同學們分析和理解歷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說自明朝以來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傳廣泛，“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聯系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壯大，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說這種世俗文化。
答案 D
點撥 有關古代中國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給解題增加了難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識來幫助我們理解和翻譯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獨立于經濟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國的科技文化時，經常涉及到經濟史和政治史的內容，這就要求我們做題時要打開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圍。以本題為例，聯系明清時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特別是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出現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從而助于我們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學者、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說，語言使人類別于獸禽，文字使文明別于野蠻。語言的產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創造是文明的奇葩。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漢字是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下面關于漢字與中華文化關系說法錯誤是（ ）
A.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
B. 漢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C. 中華文化的燦爛輝煌與發達的漢字是分不開的
D. 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就是中華文化
解析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沒有文字，文化不能記載和傳承，A項正確。漢字不僅有使用價值，還有審美價值，比如書法藝術，唐詩、宋詞、對聯等這些藝術形式只能寓于漢字當中。漢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故B項正確。語言無優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語言沒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簡單的文字，而漢字經歷了幾千年的演變，是一種發達的文字系統，C項正確。中華文化對世界的貢獻，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發明，其實漢字也是。歷史上我們的鄰國日本、越南、朝鮮等都曾使用漢字，只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從甲骨的刻符、青銅器的銘文，到筆畫詳備的楷書，綴連成一幅生動的文字史畫卷。觀察以下圖片，可以得出的準確認識是（ ）
A. 甲骨文具有現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體漢字飛舞飄逸便于抒情達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識讀的刻畫符號
D.楷體漢字形態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題考查對材料信息的歸結提煉和所學知識的遷移運用能力，以及對中國古代漢字的發展演變這一知識點的掌握。甲骨文和現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據題干圖片文字比較可知，甲骨文與現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處。根據所學知識，甲骨文是可識讀的文字，楷書之前是隸書、小篆，楷書工整規范，“飛舞飄逸便于抒情達意”指的是行書或草書。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專家江曉原曾說：“關于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在20世紀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國學者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當然是沒有科學的。”現在仍有學者認為古代中國只有技術，沒有科學；只有sciences（學科），沒有science（科學）。這種觀點反映了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什么問題（ ）
①古代中國科技發展落后 ②中國古代科技重實用，缺乏理論概括和分析 ③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過經驗的總結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國社會注重社會人文問題的探討，不重視對自然的探求，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國古代書法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一些時代特點，如“宋人尚意”，即通過字體書寫，表現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圖為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局部），就很能體現“尚意”的特征。這幅作品字體的特點是（ ）
A. 字形方整，筆畫平直穩重
B. 字形扁方，筆畫平穩舒展
C. 字形嚴謹。筆畫密集繁復
D. 字形多變，筆畫簡約流暢
3.蘇軾對下圖評價：“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由此可見該作品（ ）
A.追求布局嚴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響
D.注重詩情畫意
4. “豆棚茅舍，鄰里聚談，父誡其子，兄勉其弟，多舉戲曲之言詞事實，以為資料，與文人學子之引證格言、歷史無異。”材料主要說明（ ）
A.戲曲最初在民間街坊興起
B.戲曲具有社會教化的功能
C.戲曲的興起拓寬了史學研究的視野
D.戲曲劇本主要由歷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漢族文化影響，對漢族詩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過的詩句是（ ）
①“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 ②“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國文學主流的表達形式經歷了賦——詩——詞——曲——小說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反映了（ ）
①專制皇權的不斷加強 ②通俗文學的蓬勃發展 ③科舉考試內容的變化 ④城市經濟的繁榮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關鍵詞】 知識經濟 教育目的 教育改革
我國大力推行了素質教育，素質教育中所強調的創新素質，既是對應試教育的改革，也是知識經濟對人才最根本的要求 但是， 學校教育卻開始走向另一個誤區，將素質教育視為就是取消考試和大量減輕知識量的教學。其實，考試作為一種檢測手段，只要作出科學的安排，不僅不妨礙人才的培養，反而有利于激勵創新人才的脫穎麗出。這種教育也是很難培養出知識經濟所要求的人才來的，教育必須要作相應的改革。
一、對知識經濟的簡介
知識經濟是世界經合組織在1996年最初提出，其實在此以前， 就有人用 信息經濟 、 高技術經濟 等等來表示知識經濟。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就發現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靠知識的增長程度。
知識經濟作為一種高起點的新的經濟形態，將為我國提供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總書記曾說：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面對這個態勢，我們必須順應期流，乘勢而上。而這一切都取決于作為造就主導知識經濟發展的人才的基礎工程的教育，為此，救育改革必須要體現知識經濟對其的新要求，而要談教育改革就應首先了解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的作用。
二、教育目的是我們探討改革教育的依據
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將不再是消極地順應經濟的發展要求，教育將因為其獨特的作用而由過去的社會邊緣地位轉變到社會的中心地位。走在經濟發展的前沿，引導著知識經濟的發展。
教育通過提高傳播知識的效率來提高知識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發展。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生產率為標準的經濟，知識生產率主要取決于知識和信息的創新和傳播。教育作為聯結知識信息創新體系和應用體系的紐帶，是知識和信息的重要傳播途徑。教育可以通過提高傳播知識的效率來實現其引導經濟發展。教育機構、特別是大學將成為創新知識和信息的重要基地。教育機構通過創新知識和信息來直接創造社會財富。同時教育機構在不斷創新知識和信息的過程中使自身走在為人類發展解決面臨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
從教育培養人才的意義上來說。教育引導知識經濟發展具體體現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培養的人才素質目標上即教育目標上。要充分認識教育對知識經濟的引導推動作用，就必須進一步探討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目的的結構。
所謂教育目的的結構是指。教育目的的組成部分及相互關系。教育目的一般是由對人的社會價值的規定和人的身心素質的規定兩部分組成。教育要對學生的技能素質和身體素質作出規定。計算機和網絡將成為知識經濟的基本生產工具，它對人才提出了新的技能素質要求。身體素質作為其它素質的載體，也因為知識經濟的到來顯得日趨重要。
教育對人的身心素質的規定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它要求教育以培養人才合理知識結構來達到促使凡才全面發展的目的 合理知識結構是學生素質全面發展的理性基礎。不過， 教育對人的身心素質的規定并不是平均的，應該有所區別。知識經濟時代，在人的素質構成中，創新素質關系到知識和信息能否得到不斷創新，是經濟能否不斷發展的關鍵。而道德素質和審美素質是知識經濟得到不斷發展的基礎和保證。因此，教育在對人的身心作出規定必然要突出對創新素質、道德素質和審美素質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目的是：教育在著眼于人才合理知識結構形成的基礎上，相對突出對人才創新素質、道德素質和審美素質的培養，促進人才創新，道德、審美、技能及身體等素質的全面發展，使人才成為具有良好個性素質的社會主義知識工作者。這一教育目的是我們探討改革教育的依據。
三、在教育目的下的教育改革方向
這一切歸根到底是教育所培養的人才能否推動知識經濟的發展。教育改革就是要使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具有各個方面素質要求。面對知識經濟的教育改革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教育改革至少必須做到以下四點。
1、教育必須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由青少年一次性教育向終身多次性教育轉化一次性教育遠不能滿足知識和信息的不斷增長對人的要求，相應地要求人才必須終身經常性地更新自身的知識和信息結構。只有這樣的人才才能走在知識和信息的前列。進而發揮人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 有人曾統計： 學生在校所得的知識，僅占一生所需知識的10% 。絕大部分要靠他們就業以后通過繼續學習和探索去掌握。知識經濟時代，學習者將從以往的。要我學習 轉化到。我要學習，以講授為主的教育方式將向學習者自主獲取知識的方式轉化。終身教育將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的主流。
單一的學校教育遠不能滿足和適應終身教育的發展要求。教育必然要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網絡教育是其必然的選擇途徑。在教育網絡的支持下，任何人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可以通過教育網絡進入網絡大學， 并按照自己所要求的學習模式 學習內容等來接受領域最有權威的教師的指導。學生通過網絡大學所提供的簡介可以很容易知道自己將要學習的內容是什么樣的，是否對自己有用，并可以通過與其他教育內容的比較來選擇更適合自己需要的內容。
2、教育必須做到國際化和民族化的整合
整合是指一種使某種物質中各種特質編排組合成具有特定系統的功能。 以知識、信息為基本生產工具和全球化發展的知識經濟決定著教育必然走向國際化。學生只有在開放的國際教育空間、時間中才能獲取到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和信息，學生也才能創新知識和信息，進而推進經濟的發展。教育也只有走向國際化才能使所培養的人才具備參與世界競爭的素質。一個封閉的教育是不可能培養出知識經濟所需的具備全球化素質的人才來。而作為個性化的知識經濟則決定教育必然要走向民族化。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只有與各民族的特點相結合， 國際性的內容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教育理論要能被國人所接受，并不完全取決于教育理論的工作者所設計的教育理論如何完善，教育理論的表達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任何教育理論的成功背后都是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教育只有體現民族化才能使教育理論得到實施的可能。
談教育的民族化就必然涉及到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中華兒女常以龍的傳人自居自豪。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認同感，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已作為一種特質注入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為代表的人文文化。實質上，儒家文化是一種促成人格形成的文化，是一種教人如何做人的文化。
3、教育必須由過去的注重知識量的傳授逐漸向注重人才各理知識結構的培養轉化，以促使學生合理素質結構的形成
人類知識總量每5年增長1倍。這時候，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自己能掌握一切知識，教育也不應該是將一切知識教給學生。而且人才創新素質、道德素質和審美素質的形成必須人才合理知識結構為基礎。教育不是將大量的知識傳授給人才，而是要著眼于人才合理知識結構的培養。合理能力結構的培養，促進人才全面素質的發展。
4、教育必須注重人的責任要求和個性要求的整合
個性化要求將被提到更高的地位。教育必將人的個性化要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認識，教育過程必須體現人的個性化要求。
應當看到，知識和信息是中立的，它既可被利用來造福人類，也可被利用來毀滅世界。要將知識和信息引向有益于人類的方向發展，有賴于擁有知識和信息的人才具有良好的素質結構。任何人都無法對不斷創新的知識和信息作出教條思維的規定。這要求個體在利用知識和信息來滿足個性要求時，必須自覺地體現人的社會責任。
四、結語
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教育的地位尤為重要，如何將教育的目的與改革充分的融合，是做好教育的關鍵之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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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契約；特征；成因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4003502
我國古代契約法律觀念源遠流長，自成體系，在我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與封建統治者努力尋求各種方式對老百姓進行有效統治相對應，民間社會一直都在尋求一種自力解決各種糾紛的途徑。漢代時，民間社會就有“民有私約如律令”的說法。
1 中國古代契約法律制度的嬗變
我國古代契約法有兩千余年的歷史，在原始社會發展的晚期，契約觀念就已經形成了，關于契約的法律雛形就開始出現，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就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且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古代契約法也開始逐步完善。在整個世界的契約法歷史中，我國古代契約法具有獨特的特點，值得我們現在加以認真的對待和研究。
根據相關的資料顯示，在西周時期，當時人們把民事契約稱為“傅別”、“書契”或“質劑”，相應的，西周統治者為了管理的方便，在官員設置上設有專門的官員對契約行為進行管理，這種職位叫做司誓、或者是叫做司約、司盟，同時在一些商業中心，為了交易更好的進行，西周統治者在市場內設立了相關的市場管理者，這些史實充分的證明了在西周社會中，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老百姓對認識到了契約對整個社會的作用，契約不僅對普通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有深入影響，而且對統治者維護有效統治都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我們也應該承認，西周時期的契約觀念必定要受到當時社會生產力還非常落后這一客觀事實的影響，西周時期的契約觀念還只是契約的一種最初雛形，它的完善和發展還需要很長一段路要走。
隨著中國社會進入封建專制統治，土地成為了很重要的生產資料，官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這種社會環境使得契約有了更多的發展空間，這種作用尤其體現在土地的交易過程中。相比西周時期，在西漢時期，當時的法律允許將土地、奴婢等做為交易的客體進入到市場進行買賣，這種變化無疑對契約的要求大大提高，契約的形式也變得更加復雜化和多樣化了，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在經過廣泛的考察后，認為漢代契約文書格式對以后各封建朝代具有深遠的意義，并且契約的使用涉及日常用品到土地，漢代契約格式里都有當事人、地點、證人和固定的立約程序等內容。
三國兩晉至唐代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封建經濟迅速發展，各個領域的經濟關系也都十分活躍。在民間，契約的種類十分的繁雜，除買賣、借貸、租賃契約這些形式外，這個時期還存在著諸如雇傭、寄存等契約形式。唐朝的法律還規定，契約是債務發生的重要依據，尤其是涉及到田宅、奴婢、大牲畜的買賣，訂立契約是法定程序，而且此契約須經官方“公驗”。土地買賣“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否則“財沒不追，地還本主”。這種規定與西方法律發展史上的發展是很吻合的，這也間接的證明了契約的觀念在中西法律發展史上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宋元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作為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反映，此時的契約法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已經顯得是比較成熟了。其原因，一個是因為長久以來的“重農抑商”的治國觀念有所改變，統治者開始注意義利并重，不再片面的強調義的重要性而忽視利的重要性，在世俗社會生活中，出現了重視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主張官商共利。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唐朝實行的“永業田”、“口分田”制度在唐朝末期由于戰亂，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土地兼并十分嚴重，地主和農民的對立非常嚴重，這些情況直接導致北宋的土地商品化以及土地租佃制度的普遍確立。相應的，以房屋土地交易作為中心的民事性契約制度就呈現出一種程序嚴格、規范繁雜的獨有特點，對契約格式的要求更高，契約格式也日趨完善和規范，這種變化使得封建統治者的控制和管理更加方便有效。通過印制統一的買賣契約格式，北宋統治者既從中獲利也為民間的交易提供了一種范本，北宋的契約更加規范合理，對北宋商品經濟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北宋契約訂立程序更加科學合理，它體現在訂立契約時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一般訂立契約時，契約訂立的當事人要按照“先問親鄰”、“輸錢印契”、“過割賦稅”“原主離業”等要求來做，這既可以體現出契約觀念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同，也體現出北宋時期民間商品經濟活動的頻繁性。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正文】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