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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我國的國民醫療費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遠遠超出了國內生產總值10%左右的增長速度,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醫療費用的迅速增長已成為大家所關心和需要解決的問題。藥品費用是醫療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醫療費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特別是西藥藥費是導致醫療費用急劇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中藥藥費則相對影響較低。目前,我國醫院的業務收入中有50%左右來源于藥品,因而醫療費用的控制焦點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藥品費用的迅速增長。
1 藥品費用增長和解決的方法
控制藥品費用迅速增長的關鍵是弄清楚藥品費用上漲的原因,然后對癥下藥。造成藥品費用迅速增長的因素很多,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齡化、疾病譜改變、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識增強、藥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價格管理存在漏洞、醫院補償機制不完善、以藥養醫、用藥管理松懈、不合理用藥以及患者過于依賴西醫等。
藥品費用控制要從醫療服務的提供方(醫院)、付費方和需求方(患者)等方面著手,重點是在盡可能滿足人民群眾醫療需求的基礎上控制費用上漲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衛生資源,保證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國內外在控制藥品費用方面采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辦法,如藥物利用評價、藥品價格控制、風險共擔合同、制定基本醫療目錄和醫療保險用藥目錄、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改革城鎮職工醫療制度即費用共擔等[1-3]。這些方法對控制藥品費用的上漲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存在某些不足之處。一是它更多地考慮藥品的價格,而忽視了藥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藥品費用短期上漲的同時,可能帶來藥品費用的長期上漲；二是它對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帶有一定的強迫性,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藥物的經濟學評價可彌補這一缺陷,它從藥物的成本和治療效果兩個角度出發,綜合評價藥物治療的成本效益。
2 藥物經濟學的作用
藥物經濟學是指藥物治療對衛生保健系統和人類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和產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地說,藥物經濟學是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手段,結合流行病學、決策學、生物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分析不同藥物治療方案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評價其經濟學價值的差別。藥物經濟學的服務對象包括醫療保健體系的所有參與者,如政府管理部門、醫療提供單位、醫療保險公司、醫生以及患者等。藥物經濟學不僅注重藥物治療的成本,同時也關注藥物治療的結果,因而在控制藥品費用方面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可接受性。藥物經濟學的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
2.1 指導新藥的研制生產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的需求取決于商品的價值和質量。藥品雖是一種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樣取決于藥品的價值和質量(效果)。藥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對研制生產藥品的廠商來說,必須盡可能研制生產出成本-效果好的藥品,從而獲取所需的利潤。藥品生產廠商可根據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決定是否生產某種藥品或在遵循藥品價格制定原則的前提下適當降低藥品的價格,以提高藥品的成本效果。中醫中藥是我國的國寶,開發費用相對較少,且安全穩定性好,因此,我國應加強中藥的研究和生產。
2.2 制定公費醫療用藥報銷范圍
我國現行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以下簡稱《目錄》)主要是根據臨床醫療需要來考慮的,即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經濟因素、價格因素考慮的比較少。該《目錄》適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導和規范臨床用藥行為。公費醫療用藥報銷范圍的藥物遴選是以《目錄》為基礎進行的。用藥報銷范圍既考慮臨床需要,又考慮經濟等綜合因素。其經濟因素主要指藥物的療程價格,它沒有考慮藥物在治療過程中的其它費用,如檢查化驗費、住院費等；它也不考慮藥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著一定的缺陷。目前,國外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確定藥品報銷范圍時,除了要求廠商提供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數據外,還要求廠商提供該藥與國內治療同樣疾病的最常用藥物或適當的非藥物治療措施比較的藥物經濟學結果,國家指導委員會將參考藥物經濟學的結果來作出是否給予報銷的決定。
2.3 幫助醫院制訂醫院用藥目錄,規范醫生用藥
目前,我國許多省市為了控制醫療費用的迅速上漲,開始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降低醫院的藥品收入,使藥品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這一政策的推行,對醫院的藥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醫院盡可能使用療效好、價格低的藥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藥物,將成本效果好的藥物納入醫院的用藥目錄中,以便藥物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藥物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有助于醫院將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藥物選進醫院用藥目錄中；同時,醫院用藥目錄的制訂可規范醫生的用藥行為,阻止不合理用藥。
2.4 確定藥物的適用范圍
任何藥物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對患某種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藥物對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如降膽固醇藥物用于治療具有一定危險因素的高膽固醇血癥患者,是公認成本效果好的治療措施,而用于單純高膽固醇血癥患者,則成本效果不佳。若將降膽固醇藥物用于治療沒有危險因素的單純高膽固醇血癥患者,則不但不能降低醫療費用,相反將引起醫療費用的上漲。藥物經濟學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藥物治療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針對性較強,目的比較明確。
2.5 幫助患者正確選擇藥物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以及醫療體制的改革,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識逐步增強,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也將因此有所改變,不會純粹是醫療服務的供方市場,尤其是藥品服務,越來越多的患者將會自己到醫藥商店選擇和購買藥品。因此,患者對有關藥品信息的需求將會增加,尤其是藥品的價格、效果和成本效果。為此,政府應積極引導慢性病等患者采用中醫中藥治療的方法,對中醫中藥的治療費擴大報銷范圍,使人們改變過于依賴西醫的觀念。藥物經濟學研究可滿足患者這方面的需求。
3 結語
藥物經濟學可從多方面來控制藥品費用的迅速上漲,在我國開展藥物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我國的藥物經濟學研究還剛剛起步,許多人對其還不了解,知之甚少,國家制訂《公費醫療用藥報銷范圍》沒有完全考慮藥品的藥物經濟學特性。因此,我國應從現在開始大力開展藥物經濟學的宣傳和研究工作,并將藥物經濟學研究納入有關的規定中,充分發揮藥物經濟學在控制藥品費用增長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查仲玲.藥物利用研究[j].藥物流行病學雜志,1996,(2)：112.
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關鍵詞：經濟學；數學化；實證化
作者簡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師范學院經管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 〔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關鍵詞】建筑安全；經濟學；保障
根據統計數據,在我國建筑行業中，由于各種事故,每年奪去近兩千條人命。施工事故帶來的經濟損失,造成的社會影響,是人們有目共睹的,而且其產生的傷亡和損失是無法逆轉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非常迫切地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建筑安全的原因。
一、建筑安全事故
總結各種事故的教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安全事故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對安全生產意識淡薄，主觀上不重視。而這種不重視又可以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企業安全管理不到位
建筑工程的項目經理對安全生產的重視不足，缺乏安全責任意識，安全管理水平差，一味追求質量、進度和效益，忽視了安全工作，對安全生產抱有僥幸心理；項目部與專職安全人員技術素質差，責任心不強，沒有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加上當前建筑業新技術新工藝發展迅猛，安全管理措施跟不是新技術的發展要求；部分項目部甚至沒有配備專職安全生產管理人員或者由施工員兼職當安全員；技術人員只管質量不管安全，選擇施工方案時不考慮安全因素，在實際操作中不進行安全技術交底。另外，普遍存在的掛靠現象使安全管理陷入困境，往往使項目部的安全管理處于真空狀態，安全事故的發生也就變成必然。
安全生產責任制未落實
有些企業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安全生產責任感；有些企業為了應付檢查，雖然有安全生產責任制，但各項規章制度跟施工現場的實際情況有較大差距；也有些企業雖然制定了較全面、符合實際的安全生產責任制，但沒有認真執行，起不到實質性作用。通過對部分施工企業的檢查，發現安全生產責任制的內容基本都是大同小異，沒有跟上新施工技術的發展步伐，有些甚至是幾年前十幾年前的條款。而僅僅是這些內容，往往還不能認真的執行。因此，從公司領導層到項目部再到施工班組沒有一個嚴格的安全管理體系，安全生產責任制成為一個擺設。
（3）安全培訓教育不到位
目前，建筑行業中大多數施工人員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的流動性非常大，往往一個工程做完就要到另一個工程去，他們的基本沒有安全意識，造成項目部安全培訓教育的難度較大。重點是，多數施工企業不能真正落實對工人的三級安全教育，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工人學不到什么安全防護知識。通常情況下，建筑工程的施工工期都很緊，這樣，施工企業更不愿投入時間在安全培訓教育上，很多工人未經培訓就上崗，使得民工缺乏安全知識、基本的安全技能和自我保護意識，這是引發安全事故重要原因之一。
（4）安全投入太少
安全資金投入不足是造成安全事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不可否認，如今的建筑市場惡性競爭到處可見，還有許多不規范的地方。有些施工單位為了中標，想盡一切辦法來壓低價格，而這被壓縮的部分很大程度上就是安全資金。安全生產的投入是不容易立刻看到產出效果的，所以很多施工企業刻意削減安全投入經費，使安全保障設施得不到添置和更新。
二、經濟學對策論對建筑安全理論的分析
對于建筑工程的安全問題，應用經濟學的角度如何進行分析？對策論是經濟學的概念，它將經濟學的發展又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對策論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融入了新的活躍元素, 也是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捷徑和必由之路。著名經濟學家克雷普斯曾說過: 沒有掌握對策論的經濟學家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經濟學家,就不能真正的進入當代經濟學殿堂的大門。建筑施工企業最關心的效益、利潤等問題就是經濟學的范疇，要考慮建筑工程的經濟學，就需要統籌研究建筑工程中的各個方面，當然安全生產的問題是建筑工程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從經濟學本身發展的角度來看, 因對策論對經濟行為從效用最大化拓展到效用均衡化, 經濟對策論在描繪人的行為方面所提供的方法的精準性,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期。這恰好掌握了經濟系統研究最關鍵問題的本質,該學科運用于研究經濟問題的合理性及優越性也就順理成章。
從調查研究發現,發生安全事故后大部分的事故損失并非由企業承擔,而是雇員及其家庭,以及社會共同承擔。這種偶然事故損失的轉移,使事故的成本不完全進入企業的利潤核算體系之中。這樣也就導致企業決策者對建筑安全保障投資的決策, 僅僅依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進行,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和影響,則建筑企業建筑安全投入的積極性是有限的。
經濟理論證明: 外部偶然事故損失的存在使得個體投資決策這可能做出與社會利益最大化相違背的行為決策,因為大部分損失還是由社會來承擔。通常建筑企業是控制事故風險方面的主導者,可以采取措施使建筑企業采取自律的行為來控制和管理安全事故的發生,如采取安全準入制及安全一票制考核機制,通過縮小內部損失和總損失的差距,使得損失風險更多的掌握在雇主自己手中。
三、建筑企業作為安全管理的主體應采取的對策
（1）從思想根源上提高領導者對建筑安全生產的認識。領導者對安全工作有高度的認識，對搞好安全生產至關重要。一是強化對企業法定代表人和主管安全生產領導的安全培訓，使之深入了解和認識安全生產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規范、標準，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到搞好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落實到行動中。二是切實行使安全生產一票否決權，安全生產與企業資質、安全資格、工程招投標及企業業績和領導者的政績掛鉤。加大處罰力度，迫使企業領導把安全工作真正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切實樹立起“安全第一”的觀念，做到行動上時時處處重視安全生產。
（2）從管理制度上推行全面質量管理的PDCA 循環。PDCA循環是全面質量管理的一種工作方式，它是指一項工作的開展要經歷計劃（Plan）―實施（Do）―檢查（Check）―處理（Action）四個階段。把PDCA 循環運用到建筑企業安全管理中，即計劃是根據建筑安全需要，結合本企業、本建設項目的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安全方針、安全目標和安全計劃；實施是按照安全計劃進行安全技術措施的實施、執行等各項工作；檢查是按照建筑安全計劃的要求檢查驗收安全工作的進展情況；處理是根據安全計劃的實施、檢查的情況進行分析總結，處理遇到的問題，提出改進的措施和建議，保證安全計劃的實現。把質量管理中的PDCA循環工作方式運用于建筑企業的安全管理中，可以解決安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高安全工作質量水平，使企業的安全工作水平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而達到節約成本、提高生產率、增強企業競爭力的目的。
（3）安全生產管理費專款專用。工程總造價中，施工方獲取的利潤水平應與其所承擔的安全風險大致協調，行業主管部門應提高安全生產費用定額。應組織專家、技術人員，根據國家、行業安全技術規范、規程，通過對各地、各類有代表性的工程，進行安全生產費用的核算，確定安全生產費用在建設工程總造價中的合理比例。應將“安全生產管理費”單獨列在工程量表中，并要求承包商在報價時列出用于安全生產管理費用的細目。在施工過程中，應由監理工程師檢查這筆費用的使用情況，再批準支付，以保證承包商安全生產管理的專款專用。
五、結論
建筑安全生產工作涉及人民群眾生命和國家財產建筑安全, 其不再僅僅是死不死人、傷不傷人的問題, 而是轉變為真正的以人為本、全面關注每個勞動者的職業建筑安全健康上來. 勞動者不但要求生命的保障, 還對舒適的工作場所和生活環境、職業病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需求, 這是人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筑安全生產是一門科學, 有其特有規律性, 本文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 使其市場與現場的關系更加緊密, 從決策的角度研究建筑安全理論。
【參考文獻】
【1】羅云. 建筑安全經濟學[M] . 北京: 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
【關鍵詞】藥物經濟學；臨床藥學；合理用藥
【中圖分類號】R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455（2012）01-0489-02
醫院在選擇藥物時必須考慮藥物的經濟學效果，在滿足治療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慮到病人的經濟支出，最大限度地降低病人的開銷，減輕病人的醫療負擔，并以此指導臨床醫師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在臨床實踐中引入藥物經濟學的概念，對解決目前我國普遍存在的藥費過高，患者經濟負擔過重的問題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1 目前常用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方法有以下幾種。
1.1 成本-效果分析(CEA)
CEA的目的是尋找在達到某一治療效果時費用最低的治療方案，它適用于安全性和有效性不同的治療方案之間的比較。此處的成本用貨幣來表示，而治療效果則用某種特定的臨床指標或非貨幣單位（如治愈率、生命延長時間、血壓變化的具體數值等）來表示。具體分析時將成本和結果聯系起來，通過比較單位效果變化所花費的成本或每一貨幣單位所產生的效果來評價治療措施的優劣。CEA最適于幫助臨床醫生以最低的消費，獲得最佳的療效，促進臨床合理用藥。但CEA的最佳治療方案不一定是成本最小的，而應是費用最合理的，所要計算的成本也是多方面的。
1.2 成本-效益分析(CBA)
CBA是一種費用和效益均以貨幣單位作為度量值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其中的費用包括治療的直接費用（藥費、就診費等）和因疾病而產生的間接費用（因病不能工作而失去的工資、請保姆的開銷等）；效益則包括通過治療使病人早日康復所節省的費用及由此而增加的勞動收入等。進行這種分析需將實驗設計中擬定的不同的治療方案的結果（效益）用一定的方法換算為通用的貨幣值進行比較。比較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計算效益與成本之間的差值；另一種是計算效益與成本的比值。其中，效益與成本間的差值越大，說明該方案越優；而后者則要按其比值大于1、等于1和小于1分別加以評價。一般情況下，比值越大，效益越好。
2 藥物經濟學在臨床用藥及藥費控制中的作用
2.1 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可指導臨床合理用藥
在臨床藥物治療中，應用藥物經濟學方法制定合理的成本-效果處方，可為臨床合理用藥及制定科學的治療方案提供決策依據。
我院自2007年1月至2010年3月共收集病歷439例；其中372例老年性肺炎患者，67例支氣管肺炎患兒，在研究過程中（1）372例老年性肺炎患者，隨機分為3組：分別給予頭孢曲松鈉、左氧氟沙星、洛美沙星治療，以各組的臨床治療效果和不良反應的發生率作為觀察指標，最后運用藥物經濟學方法對這些指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以上3組治療有效率分別為80.65%、87.11%、72.58%，不良反應發生率分別為7.65%、6.35%、13.81%。平均成本-效果分別為6528、10392、11196，由此可見：頭孢曲松鈉治療組的用藥方案優于左氧氟沙星，更優于洛美沙星。（2）67例支氣管肺炎患兒分為A、B兩組，A組32例采用頭孢曲松-頭孢克洛序貫治療，B組35例采用頭孢曲松連續靜脈滴注，并對兩種治療方案采用藥物經濟學中最小成本分析法進行分析。結果，兩組在臨床療效方面差異無顯著性（P>0.05）；但A組在人均抗生素費用、住院治療費用及總醫療費用方面均明顯低于B組（P
2.2 將藥物經濟學的理念運用于治療藥物監測和監護
實行個體化用藥，可避免用藥的盲目性，有助于提高藥物的使用價值，減少不良反應和藥源性疾病的發生，使臨床用藥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經濟，從而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1］。
2.3 藥物經濟學在控制藥品費用上漲方面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的醫療費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增長過快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藥品費用是醫療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醫療費用的控制焦點之一就是如何遏制藥品費用的迅猛增長，藥物經濟學就其本質而言，不只注重藥物治療的結果，而且更關注藥物的治療成本，所以在控制藥品費用的問題上它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可接受性。總的來說，藥物經濟學在藥費控制方面發揮的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
2.3.1 從經濟學的角度協助醫院制定用藥目錄，規范醫生的臨床行為
通過藥物經濟學研究，指導醫院盡可能使用臨床上療效好、價格低的藥物，將其納入醫院的基本用藥目錄中，以使藥物費用的增長速度控制在政策規定的范圍之內；同時，醫院用藥目錄的制訂可規范醫生的用藥行為，阻止不合理用藥。
2.3.2 用于協助制定公費醫療用藥報銷范圍
據報道，許多歐美國家將PE評價廣泛用于醫療、保健和保險等領域；澳大利亞可以說是PE方面的先驅者；它率先要求醫院或政府采用新藥時必須將PE數據納入必要的參考條件。研究顯示，這項措施實施后，對政府決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有效地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我國可根據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利用藥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制定醫療保險制度，明確國家、個人應分別承擔的藥品費用。
2.3.3 協助臨床醫生、藥師在臨床治療決策過程中選擇最佳的治療方案，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
2.3.4 指導藥品科研、生產、經營企業新藥的研制、生產、定價和流通
藥品生產商可根據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作出是否生產某種藥品或在遵循藥品價格制定原則的前提下，在藥品定價的同時，引入藥物經濟學的指導。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國家申報新藥時必須提交PE評價報告，而中國尚未將此作為考核指標。如以此來適當降低藥品的價格，提高藥品的成本-效果，并且促進醫院內制劑的發展，因為制劑作為科研的發源地，許多老藥、老協定處方不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更以療效好、副作用小、穩定性強、價格低受到了病人的喜愛，資源可謂豐富多彩，這藥源的積淀，蘊藏著極大的商機，它不僅僅帶來了舊劑型的改進，也增強醫務人員與藥劑師強強聯合，在注重舊劑型的同時，也將科技成果轉讓為知識產權，源源不斷地向制藥企業輸送新藥開發的信息，必將進一步降低藥品的費用，使之能在滿足社會人群防病治病的同時獲得企業自身的利益［2］。
2.3.4 確定藥物的適用范圍
任何藥物的治療都有其局限性，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對患某種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藥物對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PE利用藥物流行病的“人群”概念，研究特定人群定疾病藥物治療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針對性較強，目的比較明確，能有效降低不必要的藥品費用支出，切實做到藥物治療安全、高效、經濟。
2.4 藥物經濟學可從社會角度對藥物上市后的諸多指標進行再評價，從而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
藥物上市后的再評價是對已經經過批準進入臨床的藥物，在社會人群中的療效、不良反應、用藥方案、穩定性及費用等各方面進行全面、綜合的評估，以對其是否符合安全、有效及經濟諸原則作出科學的結論。此舉通過對成本和效益兩方面進行鑒別、比較，篩選出最佳治療方案，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現有的藥學資源，最終讓人民以最小的代價享受到最優的醫療服務。這對控制目前的藥品價格增長過快，減輕社會沉重的醫療負擔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一)定義: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是指藥物治療對衛生保健系統和人類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和產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地說,藥物經濟學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手段,結合流行病學、決策學、生物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藥物治療方案、藥物治療方案與其它方案,如手術治療以及不同醫療或社會服務項目,如社會養老與家庭照顧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評價其經濟學價值的差別。藥物經濟學的服務對象包括醫療保健體系的所有參與者:政府管理部門、醫療提供單位、醫療保險公司、醫生以及病人。藥物經濟學目前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視。
(二)研究方法:藥物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種: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臨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何種藥物治療,包括其它醫療干預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須證明兩個或多個藥物治療方案所得結果無顯著性差異,然后通過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藥物的臨床治療效果,包括療效、副作用、持續時間完全相同,應用范圍較局限。(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較為完備的綜合經濟評價形式之一,比較健康效果差別和成本差別,其結果以單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點是治療結果不用貨幣單位來表示,而采用臨床指標,如:搶救病人數、延長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兩種表示方法:(1)成本與效果比值法:成本與效果比值,即每產生一個效果所需的成本。(2)額外成本與額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給予一額外成本,是否能產生額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雖然受到其效果單位的限制,不能進行不同臨床效果之間的比較,但其結果易于為臨床醫務人員和公眾接受,是藥物經濟學研究的常用手段。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發展,與成本效果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某種程度上講,兩者均用貨幣來衡量成本,并且測量結果也都采用臨床指標作為最終結果的衡量參數。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為一種單純的生物指標,如延長壽命時間、增加體重、降低的血壓數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結果卻與質量密切相關,注意到病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數變化,即常用單位是生活質量調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結果變化。可以進行不同疾病藥物治療措施的比較,是近年來受到推崇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響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質量指標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藥物經濟學研究界對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爭議。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種成本和結果均以貨幣單位測量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與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結果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它不僅具有直觀易懂的優點,還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較不同藥物對同一疾病的治療效益,還可以進行不同疾病治療措施間的比較,甚至疾病治療與其它公共投資項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資的比較,適用于全面的衛生以及公共投資決策。然而,許多中、短期臨床效果變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殘疾狀態難以用貨幣單位衡量,有關長期效果的數據資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經濟學家以外的臨床醫療人員和公眾很難接受以貨幣單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貨幣價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衛生經濟學以及藥物經濟學研究上的應用遠遠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實施步驟:藥物經濟學分析的實施需要10個步驟來完成:(1)明確藥物經濟學研究的問題;(2)確立研究的觀點;(3)治療方案和結果的確立;(4)選擇恰當的藥物經濟學方法;(5)結果的貨幣價值;(6)資源的區分;(7)確立結果事件的概率;(8)決策分析;(9)進行成本兌現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結果表示。必須明確藥物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和研究觀點。藥物經濟學的觀點可來自于社會、付費方、機構、部門、病人、任何或所有這些方的一個結合。其次,必須區分治療方案和與它們相關的積極或消積的后果。選擇藥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其治療結果用貨幣價值來表示。藥物獲得成本與醫療成本包含在與臨床效果直接相關的成本之中,也可來源于文獻或者歷史記載,也可以將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設基礎之上。
二、藥物經濟學研究在控制藥品費用上漲方面的作用
藥物經濟學不僅注重藥物治療的成本,同時也關注藥物治療的結果,因而在控制藥品費用方面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可接受性。藥物經濟學的作用主要通過下面幾個方面來體現。
(一)指導新藥的研制生產: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的需求取決于商品的價值和質量。藥品雖作為一種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樣的取決于藥品的價值和質量(效果)。藥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對研制生產藥品的廠商來說,必須盡可能研制生產出成本—效果好的藥品,從而獲取所需的利潤。藥品生產廠商可根據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作出是否生產某種藥品或在遵循藥品價格制定原則的前提下適當降低藥品的價格以提高藥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國家基本醫療保險醫療用藥報銷范圍:目前我國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主要是根據臨床醫療需要來考慮的,即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經濟因素、價格因素考慮較少。該藥物名錄適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導和規范臨床用藥行為。基本醫保醫療用藥核銷范圍的藥物遴選是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為基礎形成的。用藥核銷范圍既考慮臨床需要,又考慮經濟等綜合因素。其經濟因素主要指藥物的療程價格,它沒有考慮藥物治療過程中的其它費用,如檢查化驗費、住院費等;它也不考慮藥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著一定的缺陷。目前國外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確定藥品報銷范圍時,除了要求廠商提供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數據外,還要求廠商提供該藥與國內治療同樣疾病的最常用藥物或以適當的非藥物治療措施作為對照比較物的藥物經濟學結果,國家指導委員會將參考藥物經濟學的結果來作出是否給予報銷的決定。
(三)幫助醫院制訂醫院用藥目錄、規范醫生用藥:目前我國許多省市為了控制醫療費用的迅速上漲,開始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降低醫院的藥品收入,使藥品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這一政策的推行,對醫院的藥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醫院盡可能使用療效好、價格低的藥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藥物,將成本效果好的藥物納入醫院的用藥目錄中,以便藥物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藥物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有助于醫院將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藥物選進醫院用藥目錄中。同時,醫院用藥目錄的制訂可規范醫生的用藥行為,阻止不合理用藥。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縱觀我國，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成熟和定型。我們現在比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與此相應，“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學者提出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論觀點逐漸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學術話語權不斷提升。
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發展階段不相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建設存在滯后問題，中國學術思想和學術范式的影響力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一是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分析主要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框架內進行的，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尚沒有形成比較系統和穩定的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蘊含著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完全可以形成科學、規范的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應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要植根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豐厚土壤，系統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馬克思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經濟發展是20世紀下半期以來的世界重大事件，基于中國經驗，完全可以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將其上升到經濟學理論的高度，形成新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思維。
第二，系統提煉、歸納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形成基本理論命題。從經濟學領域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理論創新主要是提出了四個重大理論，它們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內核。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無論是傳統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能相容。但中國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很好地融合起來，并發揮好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新的體制優勢。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十五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兩個‘毫不動搖’”、“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等論述，實現了所有制理論的一系列重要突破，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
三是科學發展理論。經典作家提出了未來新社會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界之間的協調等經濟發展方面的基本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經濟發展目的、經濟發展動力、經濟發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這些經濟發展思想具有普遍理論價值。四是對外開放理論。在馬克思所構想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世界市場以及資源的國際配置和利益的國際分配占有重要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們提出建立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全球化條件下參與經濟合作和競爭的理論和政策思想，使我國經濟逐步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之中。
第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理論假設。思想、認識是通過概念、范疇和理論假設來凝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疇、邏輯體系和基本理論假設，這是從具體到抽象的跨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重要范疇的形成有以下三種途徑。一是對政治經濟學中重要范疇的內涵進行豐富和發展，如勞動、剩余價值、資本等，經過豐富和發展，它們完全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基于實踐的發展提出新范疇，或對已使用范疇進行規范化和科學化，如產權、混合所有制經濟、共同富裕等，這些范疇的內涵日趨清晰，對現實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三是從西方經濟學中借鑒一些概念范疇，這些范疇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除了形成一系列的核心范疇外，還要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論假說，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骨架。這就需要把一些理論突破和重要理論共識上升為理論假說。諸如計劃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效政府、共同富裕等等，都可以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
第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需要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西方現代經濟學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論觀點，有些是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完全可以借鑒和利用。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中國同樣會起作用。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要講國際社會能夠聽懂的“普通話”，也需要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科學范疇和分析范式。
【關鍵詞】 疝修補術；成本效果分析；藥物經濟學
多年來，抗感染藥物的市場銷售及醫院藥品消耗統計情況表明，β內酰胺類一直占據著較大的市場份額，它在各種手術后預防感染及治療方面作用顯著，而其他類藥物的銷售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采用藥物經濟學的成本效果分析方法提供最經濟、有效、安全、合理的用藥方案，將對藥物利用及藥費消耗情況產生較大的影響。本文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調查了我院2009年外科患者疝修補術后預防手術感染出現頻率最高的4種藥物共280份住院病歷的用藥情況，并對這4種藥物用于預防感染進行成本效果分析，目的是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客觀依據。這4種藥物分別是：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注射用頭孢哌酮舒巴坦、注射用安曲南、注射用洛美沙星。
1 材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及處理
采用回顧性調查方法，從住院及住院護理部調出2009年所有外科患者疝修補術后應用藥物預防手術感染的住院患者的用藥資料，查閱出現頻率最多的4種藥物，其中硫酸奈替米星24例，頭孢哌酮舒巴坦64例、安曲南146例、洛美沙星46例，共計280份住院病歷，將相關資料逐項錄入數據庫，并進行統計學分析。
1.2 療效評定及合理性判斷標準
療效評定主要依據體溫、血象、傷口愈合情況、傷口愈合時間等分為有效、無效；術后用藥期間無感染為有效，出現感染為無效。合理生評價參照流行病學合理應用抗生素標準定為合理、基本合理、不合理。詳見表1。
1.3 預防用藥的成本確定
藥物經濟學的費用包括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不僅指藥物本身的費用，還包括醫療費、檢查費、床位費、治療費、藥品不良反應（ADR）治療費、設備服務費、基本建設以及消耗時間及工資等。本文調查對象均為預防用藥，所以只計算藥物費用、給藥費用與ADR治療費用，主要是考慮其他費用與預防感染目的無關或完全一致可以不計。
2 結果
2.1 成本效果分析
基本資料與用藥情況，見表2。剔除因皮試陽性而中止用藥的病例，統計各組消耗成本均值及有效率，進行成本效果分析，見表3
對表2中不同藥物組有效、無效的例數進行計數資料的統計分析，其卡方檢驗為P＞0.05，則不能認為這4組之間的有效率存在差異。
2.2 敏感度分析
由于藥物經濟學研究中所用的數據通常具有不確定性和潛在偏倚，并有很多難以掌握的因素對分析結果造成很大的影響，因而敏感度的分析對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影響很大，考慮到藥物的費用呈現下降趨勢，本文將4種藥物的費用分析下降10%，得到的數據見表4。
3 討論
3.1 通過藥物經濟學的成本-效果分析認為，在調查的4種用藥方案中，氨曲南是預防感染的最佳用藥方案選擇，其次為頭孢哌酮舒巴坦。通常確定成本―效果分析的最佳方案時，不僅要成本最小，還應該是療效最好、安全性最佳、費用最合理。雖然的硫酸奈替米星成本最低，但其有效率低，而且還有ADR的發生；相較之而言，氨曲南的成本雖略高一些，但其ADR的發生率為0，安全性較高；與頭孢類相比，該類藥物還具有不需做皮試、操作步驟相應減少的優點；洛美沙星與之相比，成本就較高一些。
3.2 由于疝修補術后容易被各種菌群感染，術后一般都是聯合使用抗生素來預防手術感染。本調查以臨床上使用頻率較高的幾種廣譜抗生素為對象，而且這幾種藥物各自具有不同的藥物代謝動力學特點，藥理作用也各不相同。硫酸奈替米星[1]為一半合成的氨基糖苷類廣譜抗菌素，其耳、腎毒性是本類藥物中最低者。其作用機理是通過抑制敏感微生物的正常蛋白質合成而起作用。本品具有廣泛的抗微生物作用，主要針對革蘭氏陰性桿菌屬和少數革蘭氏陽性菌，臨床適用于尿道、腸道及創口等部位的感染；頭孢哌酮[2]主要抑制細菌細胞壁的合成，對多數革蘭陽性厭氧菌和某些革蘭陰性厭氧菌有良好作用。舒巴坦本身抑菌作用較弱，是一種競爭性、不可逆的β內酰胺酶抑制藥，與頭孢哌酮聯合應用后，可增加頭孢哌酮抵抗多種β內酰胺酶降解的能力，對頭孢哌酮產生明顯的增效作用。本品對腸桿菌科細菌和銅綠假單胞菌有良好抗菌作用。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創口感染和其他一些部位的感染；氨曲南[3]是第一個新型合成單環β-內酰胺抗生素，對革蘭陰性桿菌有很強的抗菌活性，其通過與敏感需氧革蘭陰性菌細胞膜上青霉素結合蛋白3(PBP3)高度親合而抑制細胞壁的合成，使細胞迅速溶解死亡，與大多數β-內酰胺類抗生素不同的是它不誘導細菌產生β-內酰胺酶，同時對細菌產生的質粒介導和大部分染色體介導的β-內酰胺酶高度穩定，因而許多耐藥菌對本品仍呈敏感，該藥進入患體后，吸收完全迅速，形成較高血及組織藥濃度，本品對大多數需氧革蘭陰性菌具有高度的抗菌活性，適用于治療敏感需氧革蘭陰性菌所致的各種感染，如：尿路感染、下呼吸道感染、腹腔內感染、術后傷口及燒傷、潰瘍等皮膚軟組織感染等；洛美沙星[4]屬第三代二氟喹諾酮類抗菌藥，本品作用于細菌的DNA回旋酶，使DNA不能形成超螺旋，造成染色體的不可逆損害，而使細菌細胞不再分裂，造成細菌細胞死亡，對腸桿菌科細菌有高度的抗菌活性，本品不良反應較小，僅個別患者出現不良反應，本品用于下呼吸道感染、尿道感染及創口感染等各種感染。
3.3 所調查的這幾種藥物抗菌譜雖各有側重，預防用藥選擇的首要標準為安全、廣譜，但是，在藥費支出占醫療費用比例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經濟、適用也應列為選藥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因而對其進行成本-效果分析有助于合理用藥，其實預防感染并不是只有選擇廣譜抗生素，而應該綜合考慮安全、療效、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具體分析，這就是臨床醫生長期以來對抗生素使用的一個誤區，很多臨床醫師對抗生素使用的另一個誤區，即認為口服療效不如靜脈給藥，因而造成在治療甚至是在預防感染中不敢也不愿口服給藥，本調查中就都是靜脈給藥，從而造成藥物經濟學的成本較高，如果選用口服用藥，成本會進一步降低。
3.4 本調查結果表明，合理或基本合理占多數，但是不合理應用也占一定比例，主要表現為用藥療程長、抗生素聯合使用不合理。某些預防用藥患者，連續用藥3d后即使沒有任何感染指征，醫生仍繼續給予較長時間的用藥。這種情況易導致ADR的發生，也會增加費用支出。
參考文獻
[1] 周海英，孫書明，胡志雄.奈替米星與阿米卡星臨床療效觀察. 中華現代內科學雜志,2005：2（9）：772-775
[2]徐平.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治療下呼吸道感染療效觀察. 廣州醫藥,2005,36（1）：30-31
摘 要：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基于經濟學、法律、哲學、批判法學、女性主義、比較分析、博弈論和心理學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研究視角；理論拓展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2-0015-09
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學界也是法學界發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1]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雖然對于研究目的有著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的視角
用波斯納的話說，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應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2]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3]因此，從根本上說，法律經濟學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其他視角的研究都是對經濟學視野中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法律經濟學起源于1960年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的發表，但是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以及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注的經濟學和法律之間的關系，以及杰瑞米?邊沁關于“法律的創造是為個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論，都對法律經濟學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4]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關注三個緊密相關的領域：預測特定的法律規則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解釋為什么特定的法律會存在、確定應該存在什么樣的法律規則。”[5]鑒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學派：芝加哥學派（實證學派）、耶魯學派（規范學派）和弗吉尼學派（實用學派）。[6]
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以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堅定的市場觀念為核心觀點，采用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條是“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義，效率應該成為法律解釋的關鍵。”[7]因此，法律應盡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爾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資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改變在以下情況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沒有人變壞；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損失者可以由獲利者給予補償（財富最大化）。因為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人們很難對什么是公正達成共識，所以考慮是否公正，只會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地帶，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決）的最佳標準。芝加哥學派的法律經濟分析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有影響力的、意義重大的方法，并對法律本身的解釋與實施產生了影響，它使法律經濟學成為經濟學內的一個次級領域，一種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觀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雖然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效率及其對財富和收入分配影響的實證分析上極具競爭力，但是，在為社會變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規范性視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經常被描述為規范學派的耶魯學派認為，為了糾正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對法律的干預存在著更大的需求。對分配的關注是耶魯學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學派與經濟學派，該學派的全部哲學觀點經常被表述為具有更多的價值內容，和傾向于進行政策干預。”[6]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耶魯學派運用芝加哥學派的方法，并把這些方法拓展到“應然”領域，即法律應該是怎樣的，并提出了規范性的主張：通過法律追求公平和正義是最高目標，因此，由芝加哥學派界定的效率標準不能夠成為法律體系的終極目標。
弗吉尼學派是在法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交織中產生的新學派，它拓展了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范圍，認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運用是實用性的，應該忽略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區別，因為人們努力從整體上去解釋的社會現實，應該被看作是對周圍的社會現實具有獨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標的個體選擇與行動的結果。因此，弗吉尼學派吸收了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將之與法律的經濟學分析相結合，認為在對法律的不同淵源之間進行價值比較時，需要對最初環境所具有的激勵結構進行恰當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評價單個規則的成本收益情況。與此同時，弗吉尼學派關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靈，認為在法規創立與選擇過程中，應注意制度設計與個人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市場與非市場機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規則時，是采取集權還是分權立法更適宜的問題。
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是將實驗經濟學的成果運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之中，形成了實驗的法律經濟學。[4]實驗的法律經濟學應用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個精心控制的、綜合的經濟環境，在其中各對象參加一個或更多的在經濟學上相關的真正的貨幣回收決策活動。每一種實驗對參加者來說都有一套指示。這些指示描述了經濟環境、控制參加者之間信息交換的規則，對特定個體或團體貨幣回收決策的計劃。構成貨幣回收使用基礎的基本設想是各對象寧愿得到更多的錢而不是更少，在這類實驗中實驗者使用那些貨幣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該激勵去導致一組其偏愛的結果。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已經證明，市場制度至少在決定能否行使壟斷權利方面與市場中賣方數量的多少一樣重要，因此，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分析必須重新評估關于改變市場制度的政策。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自愿貢獻和市場交易機制，研究表明單純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將是非效率的，貢獻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當有差別的財產權具有社會合法性和政府可以執行私人合同時，通過市場交易（談判機制）人們可以自己決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稅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應當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決策權力應當分權。伊麗莎白?霍夫曼指出，當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權的經濟體系移動時，這些研究結果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越來越重要。[4]
二、法律經濟學：法律的視角
由于法律的經濟分析影響了法律思維，法律體制及其參與者都受到了以促進效率配置為目的的強烈影響，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評價法律經濟學的意義，探討法律經濟學和傳統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由此形成了法律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較法領域經濟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并探究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對這些領域的影響。[4]
傳統的私法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司法判決，而司法判決就是把已經建構好的、相對穩定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區分法律概念的詳盡體系中做出的，法律尋求的是個人爭端中“公平”的結果，而這種公平的結果又要基于裁決對未來行為產生的事前影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法律經濟學采納了一種主導的事前觀念來預測一種裁決或替代性裁決對社會總行為的影響，要求判決者用一種更系統的方法闡明法律的目標，使之能夠說明在追求非經濟的目標中所涉及到的經濟損失（機會成本）。在法律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看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對私法的普遍原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私法的大部分領域廣泛地運用法律經濟分析的成果。例如，從法律的角度看，侵權法歷來被視為這樣一組原理，這組原理就是確定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加害者對受害者作出補償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使人們知道如何選擇適用的責任規則，使意外事故成本、預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樣，合同救濟是保證履行承諾的手段，如果承諾未履行，合同救濟可以為受約方提供充分的補償。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違反合同可能會產生某種收益，因此，判決者應被告誡保證特定的救濟不能抑制這種收益。從法律的角度講，隨著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股東對公司的法定權力應該得到加強，但是，通過評估公司的業績，法律經濟學則直接關注金融市場如何對企業的無效生產施加了強有力的約束。[10]
在公法方面，雖然公法領域本來就需要專門的經濟學知識，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卻出現得較晚，因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論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論認為政府應合理運作以便實現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律的經濟分析才開始滲透到公法領域，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使公法的經濟分析產生了大量的新見解。它不僅闡釋了自利的政客、國家官員以及個人群體之間的交易如何出臺了總體上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適合秩序控制的憲法性安排，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當想到公共政策時，我們不僅需要知道誰獲得了利益、誰失去了利益，而且還應該知道他們獲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這不僅是戰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對規范性考慮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源于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也源于對公共選擇理論的批評。即便公共機構容易受到個人利益和判決者自身利益的影響，公法在處理市場失靈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資源分配問題不能通過選擇性的制度體系來加以完美解決，特別是市場、私法和政府行為，那么主要的任務就應該是對每一種體制所設定的問題或者一系列問題的優缺點（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經濟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學者對它的“極端敵意”。法律經濟學把潛在的罪犯設想成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們會權衡從非法行為中獲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成本。法學家認為，這種法律的經濟分析是膚淺的，對刑事責任、刑罰的種類及刑事違法的嚴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對法律執行強度的經濟分析，忽視了道德義務觀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懾功能，而這兩者是刑事審判體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經濟分析脫離了基本的價值主題，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須承認，對犯罪行為存在一種重要的經濟性界定，這種界定的嚴格分析產生了許多的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能被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們還是很有價值的。對家庭法也是這樣。如果把婚姻視為一個需要高額的實際交易投資，而且容易受到極不完全信息影響的長期合同，那就會使人際關系中的情感與社會的滿足顯得異常平庸。但是對經濟因素的關注則會強調法律結構對行為動機的嚴重影響，而這種動機通常為人們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較法方面，法律的經濟分析將法律變遷的主要動機歸結為訴訟行為，認為爭議者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規則來解決訴訟請求，因而會對無效的法律規則提出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規則會保留下來并代替無效的法律規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認為，這種分析過分地簡化了訴訟的動機，沒有考慮到外部因素和這樣的事實：很多受法規影響的人們沒有能力質疑規則，而且效率標準也是有問題的。另外，這種分析也沒有討論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變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變化也可以從比較的角度來考慮，因為法律經常從一種體制中移植到另一種體制中。這種現象已為比較法學所研究，但它對這種變化的發生沒有提供清晰的解釋。法律經濟學填補了這個空缺，因為立法是朝著效率的方向發展的，法律制度對經濟壓力存在敏感。隨著要素在不同的管轄區之間不斷的流動，不同法律體制必定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競爭以滿足公司和個人的偏好。
三、法律經濟學：哲學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源于法律經濟分析引發的對哲學問題的爭議，它所關注的是法律經濟學的三個核心原則：效率原則、功利主義原則和財富最大化原則中內在的哲學意義。在法律經濟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論點是，法律規范應該滿足經濟效率的原則。而在經濟理論中，最常用的效率標準與帕累托密切相關。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這是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況不會變差，有人的境況就不會變好，具備這種特征的資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優。這種標準以比較X和Y兩種社會安排對相關個人的福利的影響為基礎。倘若在X社會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會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會安排中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比在Y社會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會安排對于Y社會安排就有帕累托優勢（相對有效率）。相應地，如果不可能調整一種社會安排X，在這樣一種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別的社會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還會更好（換句話說，如果將X社會安排改變為其他社會安排，就會導致某些個人更窮）那么X社會安排就實現了帕累托最優。[4]
由于個人福利是一個優先選擇――偏好――的問題，因此對于社會安排的評價來說，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較少爭議的標準。同其他標準相比，它們對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為它們不預先假定任何個人之間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較。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帕累托標準可以作用于社會安排的改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交易成本，并且有關各方都通情達理的時候，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方法――法律與帕累托觀點便不會有任何的差別。倘若它們的分配不能滿足最佳標準，相關的個人就會進行相互交易，直到達成一種對于原來的分配具有帕累托優勢和帕累托最優的安排。問題是完全競爭市場是不存在的，在一個有交易成本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損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殺任何朝向優越的和理想的社會安排的過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認為是法律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么許多法律變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標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在此必須求助于其他原則。
一個顯而易見的可供選擇的原則是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是倫理學中一種傳統的名稱，它直接地或間接地評價行為、政策、決定和選擇的正當性，其根據是看它們增加受其影響的人們的幸福的趨向。”[12]功利主義原則將個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許平衡權利的分配――減少一部分人的福利，這“失去的部分”又通過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夠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義原則就不會禁止任何權利分配。問題是，訴諸于功利主義原則時，法律經濟學不僅需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福利的比較問題，還必須面對所有針對功利主義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13]為此，在功利主義原則之外，法律經濟學（尤其是波斯納）又強調了另外一條原則――財富最大化原則。
波斯納認為，財富最大化是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解釋性和規范性標準，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是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在波斯納看來，財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財富最大化促進了效率最大化，從而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財富最大化也是正義的標準（資源浪費對稀缺社會來說是最大的不正義），財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義則涉及倫理的、哲學的評價標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且為人們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實現手段。[14]
問題是同功利主義原則一樣，財富最大化原則也要面對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財富最大化標準具有不正當分配的傾向。而且，要使財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還會導致現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調整。原告將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會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讓第三方參加訴訟能夠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應該鼓勵第三方提訟。同樣，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實際造成損害者能夠有效地將成本最小化，那么他們反對訴諸法律行動就應該是適當的。如此一來，在財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會被公法徹底吞沒，法院將不再履行其傳統職能――將公正給予各方當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看來，不管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是奠基于財富最大化，還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義標準，法律經濟學都必須面對著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難以駕馭的，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近年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轉向更加實際得多的應用性問題。
四、法律經濟學：批判法學的視角[4]
作為法學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學在對法律的經濟分析提出批評時，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批判法學視角。批判法學認為，自由市場的效率取決于對外部性問題的解決，而外部性問題比經濟學家們可能認識到的更嚴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法律經濟學強調，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效率，因此，應該從一種能夠使產出的價值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來制定調節自由市場的法規，而不管分配的結果如何。自由市場能夠做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問題（外部性問題）留給立法機構制定的稅收制度和調節計劃解決。這樣做在制度上是適當的，因為這些決定是政治的，應該由多數表決來決定；在經濟上也是適當的，立法機構是有權制定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標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規制定機構。
在批判法學看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論證前后矛盾。立法機構能夠頒布法典，通過調整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應，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會有幾種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規則，從效率觀點來看，它們具有同樣的優越性。在一種辦法具有決定性時，就相當于使一種大規模的再分配成為事實。顯然，每一個法規都會產生不同的財富效應。“一旦我們選定了規則，游戲本身也會產生許多可能的結果（外部性），這要取決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許多可能的結果中的每一種，都包括一種分配和與之相聯系的資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過稅收和轉移修正分配結果。因此，即便立法機構是通過稅收和轉移調節修正外部性問題的適當機構，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這種修正的實際影響也是非常復雜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試圖以效率為中心建立一套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法規是不現實的。由于存在眾多的選擇，每一種選擇又都導向一套不同的現實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稅收調節計劃，所以不會有有效的法典。運用效率標準（尤其是卡爾多―希克斯效率）來制定法律規范，既不現實在理論上也行不通。作為一個事實，法院和立法機構在決定損害法的范圍、要不要對消費者和勞動合同強加強制條款之類的問題時，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標考慮進去。在這種背景之下，制定規范自由市場的基礎法規，似乎本身就是“調節性”的――涉及一個又一個案件，一個又一個的部門，特別是政府為鼓勵做大蛋糕及做出來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決策。因此，不可能簡單地按照效率原則來確立界定自由市場的法律規范，權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話，政治、哲學、意識形態在法律制定過程中都會起作用，沖突的權利、道德原則和意識形態等對于法律規范的選擇都是關鍵的因素。
五、法律經濟學：女性主義的視角
女性主義“是對一種復雜現象的總稱，就該詞的含義引起的爭議可以部分地解釋女權主義。它主要可以理解為基于婦女因其性別遭受痛苦這種認識而對婦女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與男人的關系方面的社會作用的一種關注。”[12]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是汲取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決女性問題。
女性主義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受到以效率為焦點的規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經濟分析與作為規范標準的效率聯系起來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個人都維持現狀的領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拋棄以效率作為常規的標準”，[4]它的標準取自經濟――分配的正義、反對歧視、監護――以外的，卻具有適當經濟概念的理論。例如，女性主義認為，在就業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別但與工作無關的歧視是不正當的，因為這種歧視而導致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不正義的。
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概念是在這樣的范圍使用的：它們須經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經驗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檢驗。因此，在分析性騷擾時，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使用勞動力市場中的抉擇人這樣的經濟概念，在分析離婚時使用人力資源、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的概念。因為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義范式：通過這些分析（就業、選擇、性別特征、婚姻、愛情等在經濟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須通過發掘理解和強有力的，也許是帶有偏見的論點而有所得。
雖然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強調必須將法律的經濟分析從效率中剝離出來，但是它仍然重視諸如價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運用。因此，當女性主義者運用經濟理論審視法律問題時，她們探討了如下的主題：兒童到底是公益的還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還是撫育兒童所必須的額外補貼導致納稅人的額外負擔？當女性主義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時，她們提出了如下的疑問：結婚的效益是什么？結婚對人力資源的貢獻有多大？是把結婚理解為一種契約還是視為一種關系狀態？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內涵？到底哪種方式――市場的和非市場的――是家庭貢獻的適當方式？因此，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的運用，是要從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發現對女性主義有用的內核，將法律經濟學置于服務女性主義的主題，而不是其他相關的東西。
六、法律經濟學：博弈論的視角
從學科分類來說，博弈論屬于數學的一個分支，其主要內容是運用數學方法構造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理論是所有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博弈論有四個基本特征：群體性（社會生活是兩個人以上的世界）、互動性（事情的最終結果取決于所有人的行動）、策略性（每個人都認識到并考慮到這種相互依賴性）、理性（所以每個人選擇行動的時候要針對對手的可能行動而選擇一個最優對策）。[16]由于博弈論對于理解法律的構成及其影響人們行為方式的途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論被廣泛地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書中，道格拉斯?G?拜爾（Douglas G.Baird）、羅伯特?H?格納特（Robert H.Gertner）、蘭德爾?C?皮克（Randal C.Picker）運用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對法律及法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1）策略行為、納什均衡與法律規則。策略行為出現在兩個或多個個體相互作用的場合，這時候每個個體的決策取決于對其他個體行動的預測。納什均衡是指在參與人將選擇的策略組合中，沒有參與人能在給定對方策略選擇的情況下通過選擇其他策略而使狀況變得更好；每個參與人選擇的策略是對對方所選擇策略的最優反應。由于一項法律會引申出一套策略行為，簽訂一項契約也就意味著進入一個博弈，因此，策略行為和納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將揭示出每個參與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況下必須做決策時法律規則如何影響了參與人的行為。這為理解不同的侵權制度如何運轉以及財產法、勞動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內容的法律問題提供了有效的途徑。（2）信息、博弈與法律規則。信息在個人相互影響的方式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一方當事人從隱瞞信息中得到的個人利益可能誘導該方以一種盡管對個人有利，但對社會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動。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時，博弈過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可避免。此時，“要理解法律規則的作用，必須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規則對當事人實際采取行動的影響方式，還要注意到它對當事人即使在沒有該法律規則時也不會采取的行動的影響方式。如果擁有信息參與人不能利用從其他參與人行動中推論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擁有不利信息的參與人就沒有激勵去仿效其他擁有信息參與人的行動。”[17]（3）聲譽、重復博弈和法律規則。聲譽是指一種社會評價。在博弈過程中，即使只有少數人認為自己的聲譽有價值，每一個其他的參與人可能認為仿效他們也符合自己的利益，從而在許多情況下，長期合作成為重復博弈的結果就是可能的，盡管大多數的參與人在階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規則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聲譽的形成并最終建構重復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將一個個體從某一社會圈子中排除出去變得更為容易的法律規則就具有建構聲譽的直接效果。（4）討價還價、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存在不僅便利了貿易，它們同樣影響了當事人從交易中獲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換言之，法律規則界定了一個社會討價還價的環境，任何一項法律規則的變化都可能改變了交易雙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許多法律規則，例如合同法和破產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這些法律規則，而是因為它們確立了當事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的框架，給予了一方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以退出選擇，即通過行使某種法律權利而有能力離開談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時還能獲得某些利益。
博弈論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證的理論基礎，它描述人們在一個制度環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動決策的，這些行動導致了什么結果，因此“法律經濟學只有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的時候，才能達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博弈論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例如，利用博弈論，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訴訟程序規則，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價與接受問題，約翰斯頓（Johnston）闡述了合同違約規則，戈頓（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爾梅爾（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沖突問題，埃里克森（Ellickson）說明了習慣如何能與法律規則一樣發揮作用。
七、法律經濟學：比較分析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比較分析的視角也被稱為比較法律經濟學。比較法律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假設是：法律不僅是創造了相應的激勵的法律規則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轉化為一些直接影響個人行為的隱含定價系統，法律的修辭學或意識形態性質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如果我們希望了解用來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經濟觀念的話。[7]基于這樣的認識，比較法律經濟學以公平與效率的理論分析為基礎，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變遷與移植、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以及欠發達國家的法律結構。
效率與公平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一個有效率的法律解決辦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義）。比較法律經濟學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在法律制度的舞臺上，公平與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與公平總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都會涉及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財產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財產）提供了這兩方面結合的一個例證。因此公平與效率“遠非對立的觀念”，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的視野中，它們都是進行法律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對公平和效率的討論，比較法律經濟學分析了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看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會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樣性可以被理解為由法律傳統和法律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結果。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不論是有意識的選擇或由于社會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強烈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運行。但是法律的變遷和移植方向也同樣追求公平的取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是法律對社會所感知的公平正義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應。
建議發展一個合乎有效市場需要的法律體系的使命，使比較法律經濟學關注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問題。比較法律經濟學指出，改造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選擇適合的制度供給。為了有效實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視基礎背景。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遺產，是法律體系改革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構新的法律體系，需要考慮社會與經濟現實。雖然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為導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會對市場有影響。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改革必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立法在創立市場經濟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創立和維護中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創立和維護是否是市場創立與運作的一個先決條件？
比較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和西方國家是不同質的，但是法律經濟學對分析欠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同樣是有用的。在一個軟弱政權以及相應的發展中的法律體系中，交換關系主要通過非競爭的市場機制進行的。關系原則（relational principles）不僅適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約，而且適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層次并不構成一個傳統，法律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當法律制度的改變面臨著政治選擇的時候，由于不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法律程序與政治程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意識形態的偏見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拒絕法律向效率的漸進演變。所以，欠發達國家的挑戰是發展一種適應現代化的法律傳統，在這一進程中，比較法律經濟學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幫助欠發達國家厘清它與發達國家在法律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性特征，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徑或最佳路徑，通過相互學習，較不發達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將最初的解決辦法發展成一種有效的且不同的發展路徑。
八、法律經濟學：心理學的視角
由于人們的行為“不僅僅由有關經濟約束條件決定，而且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內生偏好、知識、技能、天賦以及各種心理和生理約束條件的影響。”[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們是怎么選擇和行動的，就必須將心理學的理論引入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通過將心理學和其他行為科學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法律經濟學對人類選擇的過程以及人類判斷和福利的結構重新進行了更系統的評估，從而正在逐步形成行為法律經濟學。[19]
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日常行為缺乏解釋力，在《告別理性選擇》一文中，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指出，由于純粹理性選擇理論對認知錯誤這一部分人類行為不能給出充分的解釋，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僅如此，該理論也解釋不了那些導致人們做出看似非理性選擇的沖動克制問題。而且，理性選擇理論假定人們總是做出自利性選擇，無法說明為什么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必須修正理性選擇理論，“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新的假定，作為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有限理性意味著人們在做出決定時，只是具備了有限的知識和資源，因此，人類的決策行為會出現與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現象。有限意志意味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利益相一致的行為，人類最終的決策可能偏離利益最大化的軌跡。有限自利意味著個體決策受到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現利益的實現，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現利益以外的東西。[19]
在研究了人類如何選擇的基礎上，行為法律經濟學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設運用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重新審視了作為行為工具的法律。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是有限理性的，不能獲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懲罰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惡行，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阻嚇的效果。如果人們是有限意志的，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利益）并對多重效用進行排序，就必須對交通安全法、侵權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規等進行重新的解釋。如果人們的行為是有限自利的，人們就會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設計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預測人們會對法規和制度約束做出何種反應，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法律經濟學“理論方面最激動人心的進展和相關的政策含義”，“有可能為法律和制度建構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議”，[18]因此，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將顯示出巨大的理論力量。
九、結束語
雖然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經濟學的參與者都認為，不論各個學派的意識形態信條多么獨特，總會存在共同的基礎可以將該學科內所有的學派統一起來，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運用經濟學的概念與理論，在法學內尋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不僅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活動的實踐會對新的制度產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變遷在中國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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