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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貴陽 550025）
摘要：通過構建農用地利用效益評價體系，利用熵權法和耦合度模型，對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關系從時間和空間上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2004－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在波動中總體呈上升趨勢；生態環境效益也發生了變化，但總體呈穩定態勢，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總體水平較高，呈上升趨勢；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圓形，隨著與區域中心距離不斷增大，耦合度不斷下降；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差異越小，說明農用地利用越協調，耦合度越高。結合遵義市經濟發展情況和區域功能定位，提出了提高農用地利用耦合度、促進農用地協調利用的建議。
關鍵詞 ：農用地；利用效益；熵權法；耦合度；遵義市
中圖分類號：F29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07－1788-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7.064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對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如何使土地利用的綜合效益達到最大化，一直是政府和學界關注的焦點。土地利用效益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經濟效益是人類利用土地的最根本的原因，社會效益則是整體和全局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可以說是久遠的經濟效益［1］。提高土地利用的綜合效益就是要協調好土地利用的三效益，相關學者也對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關系進行了研究。許媛等［2］通過構建耦合度模型，探討了西安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之間的關系；梁紅梅等［3］通過建立動態耦合模型，對寧波市和深圳市的土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農業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相關學者對農用地的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耦合性進行了研究。杜娜等［4］采用耦合度關聯度和系統耦合度模型分析了紙坊溝流域農用地生態經濟系統耦合關系及耦合態勢；王繼軍等［5］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對陜北黃土丘陵區農業生態經濟系統的耦合關系進行了研究；劉新平等［6］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及生態和農業經濟協調發展的耦合系統評判指標體系，研究了新疆干旱區生態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可以看出，相關研究主要是針對農業生態經濟系統的耦合關系進行研究，但是對農業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關系研究較少，對喀斯特地區的農業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關系研究也較少。喀斯特地區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響，農業生產條件與其他地區相比較差，農用地的利用效益也會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其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耦合關系如何，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以遵義市為例，通過構建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對其農用地利用的效益進行了評價，然后運用耦合度模型，從時間和空間上對其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耦合關系進行了研究，以期為促進遵義市農用地利用協調可持續發展，提高農用地利用綜合效益提供理論依據與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2004－2012年遵義市農業經濟數據均來源于歷年《貴州省統計年鑒》、《遵義市統計年鑒》，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遵義市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農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園地、牧草地及其他農用地。
1．2 研究區概況
遵義市位于貴州省北部，是貴州省第二大城市、新興工業城市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基地，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在北緯27°80′—29°13′、東經105°36′—108°13′之間。市域東西綿延254．00 km，南北相距230．50 km，海拔高度在1 000～1 500 m。遵義市屬于中亞熱帶高原濕潤季風區，四季分明，雨熱同季，無霜期長。全市國土面積307．67萬hm2，其中山間平壩面積占7．40％，丘陵占30．70％，山地占61．90％，農用地面積2 73．11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88．77％。遵義市下轄2區、8縣、2個民族自治縣和新蒲新區管委會以及2個代管市。2012年末，全市共有164個鎮、55個鄉、8個民族鄉、17個街道辦事處，年末常住人口611．70萬人。2012年全市生產總值1 361．93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產值181．24億元，占全市總產值的13．31％。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權法 本研究采用熵權法計算評價指標的權重，熵權法是在綜合考慮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礎上計算一個綜合指標的數學方法［7］。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是根據各因素提供給決策者的信息量的大小來確定指標權重的，其思路是強化數值差別較大和弱化數值差別不大的指標對綜合評價值的貢獻，從而能夠全面反映指標值所包含的信息。具體分析方法和步驟如下：
步驟一：將原始數據采用極值法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標：rij＝■， （1）
負向指標：rij＝■， （2）
步驟二：計算熵值，計算公式如下：
Hi＝－k■fijlnfij （3）
式（3）中，fij＝■，k＝■，Hi為第i項指標的熵值，k為玻爾茲曼常量，n為評價年份數或區域個數。
步驟三：計算熵權，計算公式如下：
wi＝■ （4）
式（4）中，wi是第i項指標的權重值，且0≤wi≤1，■wi＝1，m為評價指標個數。
1．3．2 耦合度模型 農業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具有耦合關系，耦合關系越協調，耦合度越高。農業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效益的評價函數分別為：
F（x）＝■xiai （5）
G（y）＝■yibi （6）
式（5）、式（6）中，xi、yi分別為社會生態效益評價指標、生態環境效益評價指標，ai、bi為各指標的權重。
農業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耦合度模型是基于二者之間的離差大小而構建［8］，其計算公式如下：
C＝■■ （7）
式（7）中，k為調節系數，一般2≤k≤5，取k＝2。
1．3．3 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依據農用地效益的內涵，按照科學性、典型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則，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和可靠性，結合遵義市區域綜合實際情況，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9－12］，從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兩大方面共選取24個指標構建農用地利用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表1）。
指標體系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是指單位農業從業人員帶來的農業產值；糧食安全系數X6是指人均糧食與聯合國規定的溫飽型年人均基本糧食的比值，其中，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溫飽型年人均基本糧食為400．00 kg；農業供養能力X11是指單位人口種植業產值；農業技術效率X14是指單位農業機械總動力所能產生的農業產值；土地農業利用率X23是指農用地占土地總面積的比重；農用地利用多樣化指數X24是參考王鵬等［13］的研究成果，其計算公式為：G＝1－■xi2/［■xi2］2，式中，G為農用地多樣化指數，n為農用地利用類型數，xi為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
2 結果與分析
2．1 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分析
2．1．1 農用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分析 從時間變化來看，2004－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在波動中總體呈上升趨勢（表2、圖1）。2006年農用地社會經濟效益為0．13，在歷年中最低，主要是因為農作物產量減產以及耕地面積減少。2006年遵義市遭遇多年不遇的干旱天氣，造成秋季主要農作物產量減產，全年糧食產量272．98萬t，比2005年減產48．67萬t，下降15．10％，農業產值增加值與2005年相比下降3．50％。2006年全年耕地面積減少7 626．00 hm2，其中國家基建占地657．00 hm2，其他基建占地400．00 hm2，退耕還林還草占地2 579．00 hm2，耕地改為園地3 990．00 hm2。2012年農用地社會經濟效益最高，達到0．78，主要是因為農業產值增加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2012年遵義市全年糧食產量276．22萬t，比2011年增長21．60％，農業產值增加值181．24億元，比2011年增長8．90％。同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 061．00元，為歷年最高。從空間變化來看，2012年習水縣和仁懷市農用地社會經濟效益最低，均為0．31（表3、圖2），主要是因為兩縣（市）各項指標值都較低，直接影響其社會經濟效益。2012年紅花崗區農用地社會經濟效益最高，達0．59，主要是因為其農業產出效率較高。2012年，紅花崗區農業勞動生產率、單位面積糧食產量、單位面積農用地產值及地均農業增加值在各個地區中都是最高的。
2．1．2 農用地利用生態環境效益分析 從時間變化上看，2004－2012年，遵義市生態環境效益在波動中總體呈穩定狀態（表2、圖1）。2008年農用地生態環境效益為0．24，為歷年中最低，主要是因為農用地面積較低，尤其是林地面積較低。2008年遵義市農用地面積272．00萬hm2，林地面積140．86萬hm2，在歷年中均為最低。2010年和2011年，農用地生態環境達到最高值0．60，主要是因為林地面積較高。2011年和2012年遵義市林地面積分別為163．74萬hm2和163．56萬hm2，在歷年中最高。從空間變化上看，2012年紅花崗區農用地生態環境效益為0．19，為所有地區中的最低值（表3、圖2），主要是因為林地覆蓋率、人均林地面積和土地農業利用率較低，單位面積能耗、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較高。赤水市生態經濟效益為0．87，為各地區最高值，主要是因為赤水市林地覆蓋率、人均林地面積和土地農業利用率較高，以及單位農用地的化肥、農藥和塑料薄膜使用量較少。
2．2 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關系分析
2．2．1 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關系時間差異分析 2004－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差異比較大，耦合度最高的達到1．00，最低的僅為0．46，整個變化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圖1）。第一個階段是2004－2006年，期間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均不斷下降，分別從2004年的0．38、0．54下降到2006年的0．13、0．36。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斷下降，從2004年的0．92下降到2006年的0．46。由表2可以看出，2004年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均為這一階段最高，并且二者相差較少，所以耦合度較高，說明了2004年二者之間的關系協調。而2006年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均為本階段最低，且二者相差0．23，所以耦合度較低，說明了2006年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相協調。
第二個階段是2007－2012年，期間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在波動中總體呈上升趨勢。在這一階段中，農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均較高，且在不斷變化，但變化幅度較小。2009年和2011年的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均為1，達到最高，主要是因為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均達到較高值，且二者差異較小，僅相差0．01，說明二者之間達到了協調發展。2012年的耦合度為此階段最低，雖然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值均較高，并且社會經濟效益為所有年份中最高，但是二者差異較大，相差0．24，說明了農用地利用注重社會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生態環境效益。
2．2．2 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關系空間差異分析 由圖2、圖3可以看出，2012年遵義市各縣（市、區）的農用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耦合度差異比較大，耦合度最高的達到1．00，而最低的只有0．56，耦合度空間大致分布呈同心圓形，隨著與區域中心城市距離增大，耦合度逐漸減低。紅花崗區雖然位于區域中心，其農用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在各個縣（區、市）是最高的，但生態環境效益卻是最低的，所以其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最低，僅為0．56，說明其農用地利用不夠協調，今后需要注重農業生態環境效益的提高。耦合度較高的有匯川區、綏陽縣、正安縣、湄潭縣、遵義縣、余慶縣、仁懷市、鳳岡縣、桐梓縣，耦合度均在0．90以上。匯川區是遵義市市政府所在地，具有地理位置優勢，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協調發展，耦合度較高。綏陽縣、正安縣、湄潭縣、遵義縣、余慶縣、仁懷市、鳳岡縣、桐梓縣等縣農業發展基礎比較好，農業生產水平高，農產品加工業較為發達，主要糧油作物、特色農產品規模化、商品化程度較高。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以下簡稱道真縣）、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務川縣）、習水縣、赤水市的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處于中等水平，介于0．70～0．90之間，這些地區共同的特點就是農用地利用的生態環境效益較高，均超過其農用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這4個縣（市）農業生態環境保護較好，但是特色農業產業發展不突出，農業產出不高，社會經濟效益較低，導致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高。
3 結論與建議
通過構建農用地利用效益評價體系，運用熵權法計算各指標權重，然后建立耦合度模型，分析了2004－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關系變化，并對遵義市各縣（市、區）2012年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的空間分布進行了探析。研究發現，2004－2012年遵義市農用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在波動中總體呈上升趨勢，生態環境效益也發生了變化，但總體呈穩定態勢；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總體呈上升趨勢，變化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2004－2006）耦合度不斷減小，變化幅度較大，后一階段（2007－2012）耦合度變化幅度較小，總體呈下降趨勢。通過觀察2012年遵義市各縣（市、區）農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分布情況，可以看出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總體水平較高，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圓形，隨著與區域中心距離不斷增大，耦合度不斷下降；農用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差異越小，說明農用地利用越協調，耦合度越高。基于上述研究，為遵義市農用地利用提出幾點建議。
1）嚴格保護耕地，不斷提高耕地的數量與質量。建立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在保護耕地數量的前提下，重視耕地質量建設，不斷加大農業科技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積極改善耕地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強土地整治，統籌安排，加快中低產田特別是低產田改造，實施沃土工程，完善渠、路、橋、涵、閘等相關配套措施，推進高標準基本農田、連片標準良田建設。充分利用農地分等定級和產能核算等方法，形成以保護耕地生產能力為主的耕地保護測評體系，進一步發揮耕地保護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同時還要嚴格控制農地非農化的進程，對建設占用耕地要進行嚴格審查。
2）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提高農業抗災減災能力。結合遵義市農業區劃布局，積極推進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建設，排灌泵站配套建設及水源工程建設，分期分批治理病險水庫，有計劃地完善水利灌溉配套設施。遵義市屬于喀斯特巖溶山區，降雨大部分以徑流方式流失，通過新建小山塘、小水池、小水窖，開展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提高輸水調配能力。
3）大力發展農業優勢產業，推進特色農產品規模化、商品化。搞好農業空間布局規劃，優化農業生產空間布局和品種結構，確定不同區域農業發展的重點。對于優勢產業特色產業要加強引導，注重農產品的深加工，提高農產品的產出效益。加強對農業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加快培植一批輻射面廣、對農業推動力強的龍頭企業。積極研究市場，不斷開拓市場，狠抓標準化生產，通過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加農產品科技含量來培育品牌、打響品牌，發揮品牌效應。
4）不斷加強支農惠農力度，提高農民收入。一要不斷優化完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加強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力度，鼓勵農民擴大糧食生產規模，不斷增加農業投入，完善財政支農資金管理制度，保證支農資金做到專款專用，用到實處；二要大力推廣農業新技術，增加農業科技投入，建立農業科技網絡，穩定縣、鄉（鎮）兩級農業科技推廣隊伍，不斷派遣農業技術員駐村指導農業生產，加強農機化建設，推廣實用新型農機具。
5）加強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優化農業生產環境。一要實施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石漠化綜合治理等生態修復工程，鞏固和發展林業項目和造林補貼項目，不斷提高林地覆蓋率；二要加強對有機、無公害綠色農產品和無公害農產品及其農業產業基地的建設，提高畜禽養殖糞便的資源化利用率，調整肥料施用結構，大幅減少化肥用量，有效控制農業面源污染；三要控制開發強度，優化開發方式，發展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循環利用秸稈和畜禽糞便等生物資源，促進農業資源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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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太陽能建筑;經濟效益;獎勵;社會效益
一、當地政府對太陽能政策的獎勵措施
目前，吉林省《吉林省關于加快光伏產品應用促進產業健康發展的建議(128號)》光伏發電項目的發電量，實行按照電量補貼的政策，補貼標準在國家規定的補貼基礎上，吉林省再補貼0.15元/千瓦時。目前國家對吉林省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最新補貼政策為：太陽能發電項目享有國家補貼0.14元/千瓦時和省級補貼0.15元/千瓦時，共計0.29元/千瓦時。
二、使用者的效益評估
試點工程屋頂安裝共計總裝機容量為15KW，根據主要分為三種形狀的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分別為規格為2380mm*990mm*40mm的方形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規格為斜邊3366mm*直角邊2320mm*直角邊2380mm*厚度40mm的直角三角形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和規格為1770mm*3345mm*40mm的平行四邊形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陣列，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他們最關心的是太陽能電池板的實際發電量，按照筆者調研數據計算，調研項目中的屋頂每塊規格為1640mm*990mm*40mm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日平均發電量為1千瓦時，每塊多晶硅太陽能電池為250W，那么總裝機容量為15KW的發電量為60千瓦時，按照國家和吉林省太陽能光伏發電補貼共計0.29元/千瓦時計算，平均每天可以獲得17.4元補助，每年可以獲得6351元補助，如果余電上網賣掉，價格為0.88元/千瓦時，根據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價格按功率（W）計算單價的標準，市場價格4元/瓦，屋面15KW的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價格共計為6萬元，每年發電量共計21900千瓦時，按長春民用建筑電費0.56元/千瓦時計算，每年節省1.2264萬元，加上國家和吉林省補助的費用，每年共計節省1.8615萬元，預計不到4年就能收回屋面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其后22年壽命內預計可以獲得利益40.953萬元。如今，生產技術的日新月異，不僅提高了晶硅電池的品質，同時也大大降低了晶硅電池的成本，投資回收預期較為理想，國家與吉林省扶持太陽能光伏建筑的好消息頻出，新能源與建筑大戶的結合前景廣闊。
三、環保效益評估
對于居住建筑而言，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發展和普及太陽能光伏發電與建筑適配的方法是改善生態和保護環境的有效途徑。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充分利用了節能環保的太陽能資源，對環境無任何負面影響，同時減少了煤、石油、天然氣等常規能源的使用，效益明顯。太陽能是取之不竭的能源，每天在地球上的照射量相當于全世界所需能源的三千多倍，然而無法再生，用完就沒有的化石燃料，卻是我們主要的能量來源，而且，因為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環境問題，例如空氣中的酸雨、污染、溫室效應氣候變化等，這些都是確定的事實，不過，這些問題似乎都還不算嚴重，所以，世界每年的化石燃料使用量仍然不斷上升，再過不久，這些化石燃料的蘊藏即將殆盡，世界各國的能源戰爭，也早已上演。因此，促進使用和研發太陽能的政策，不僅是著眼于環境保護，更是一種促進世界和平的貢獻。環保效益主要對環境的優化有利，從節能減排的角度分析，太陽能光伏發電是真正的零排放和零污染，有良好的環境效益。從能夠改變局部生態的角度分析，吉林省總體干旱少雨，安裝太陽能電池板后，對減少水分蒸發起積極作用，對民生有利，對經濟可持續發展亦有利。據相關數據總結，每節約1度(千瓦時)電，就相應地節約了0.36千克的標準煤，同時減少污染排放0.272千克碳粉塵、0.997千克二氧化碳(C02 )、0.03千克二氧化硫(S02 )、0.015千克氮氧化物(NOX)。[1]綜上所述，試點工程25年總發電量為547500千瓦時，全部為自發自用，該發電量與相同發電量的火電廠相比，25年共計可以節約標準煤197.12噸，同時每年可以減排二氧化碳545.84噸、氮氧化物8.2噸、二氧化硫16.4噸、粉塵0.52噸、碳粉塵148.92噸。綜上所述，該試點工程的實施成功的為吉林長春的節能減排做了貢獻，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四、試點工程預期成果
試點工程的預期成果為在保證屋面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與建筑結合最美觀，最經濟的情況下，將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最恰當的規格與屋面進行適配性有機結合，抗長春當地風壓、雪壓，保證一年四季正常運營，同時保證了屋面自身的保溫、防水功能，保證了整個小區的美觀，試點工程預期的太陽能光伏發電能耗回收期為3年，3年可以保證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成本的收回，剩下的22年能繼續創造余下的經濟價值，在發電的同時，能為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五、結論
根據屋面與異形的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結合總裝機容量15KW，屋面多晶硅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總價共計6萬元的現狀，以及試點工程選用的戶用并網光伏發電系統，結合國家與吉林省對太陽能發電項目的新的按照電量的補貼政策和相關環保效益評估數據，總結出使用者在投資屋頂太陽能發電后3年后開始能耗回收，多晶硅光伏電池板的壽命為25年，22年的可回收年壽命內預計可以獲得經濟利益40.953萬元， 25年總發電量為547500千瓦時，該發電量與相同發電量的火電廠相比，25年共計可以節約標準煤197.12噸，同時每年可以減排二氧化碳545.84噸、氮氧化物8.2噸、二氧化硫16.4噸、粉塵0.52噸、碳粉塵148.92噸。綜上所述，該試點工程的實施成功的為吉林長春的節能減排做了貢獻，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本文重點針對試點工程長春與海外創業園住宅屋頂集中式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中光電利用形式，從住宅建筑構造的角度出發，解決了長春海外學人創業園住宅屋面與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適配性問題，綜合長春嚴寒C區的地理條件、氣候特征和太陽能資源，綜合住宅的建筑布局、朝向、間距、群體組合方式和空間環境，綜合住宅外觀、住宅功能、周邊環境、電網條件和系統綜合運行方式，綜合建筑設計，光伏電池組件安裝位置與方式、組建選擇和安裝規模等研究設計出長春海外學人創業園住宅屋面與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的屋面、檐口適配性的設計節點詳圖，以及適配的各個構件規格，屋面工程做法。盡管太陽能光伏的應用成本與常規能源相比仍然偏高，但隨著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普及，隨著未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光伏轉換率將有所提高，相關配套設施成本的降低，[2]太陽能儲能技術的進步，社會用電需要的增加，特別是綠色、生態的無污染的太陽能的觀念的深入人心，太陽能光伏發電的結構必將會逐步改變全世界人們的用能結構。由于我國人多地少，每年大量的新建建筑量大而面積廣的社會主義基本國情短期內不會有較大的變化，可以預計不久的將來只有太陽能光伏發電與建筑結合才能使太陽能光伏發電真正的融入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
六、前景展望
8分鐘又20秒，光子從太陽表面到達我們的星球。在這段超過一億五千萬公里的旅程之后，我們的皮膚以每平方厘米10兆個光子的密度，接收太陽的熱能。太陽能不僅無所不在，也是我們所在世界最初和最后的能源。太陽能經濟體系不僅建立在太陽能使用的技術上，同時也為房地產與建筑世界開創了新的商機。本論文僅僅只對海外學人創業園住宅與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在屋面適配的節點詳圖進行了研究設計，研究過程中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還有許多實際的問題要結合國家政策綜合進一步研究，展望未來，太陽能光伏建筑一體化的設計將會成為光伏建筑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當下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建設的期，每年的總建設面積高達20億m2，而且此階段預計還要繼續持續30年以上，換句話說，未來我國30年的總建筑量將超過歷史的總的既有建筑數量，這些建筑的能源使用效率將會決定未來我國能耗水平和CO2氣體的排放量。城鄉建設領域是建筑的主要領域，也是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應用的主要領域，因此，要把握住這種“空前絕后”的建設機遇，大力提寒地區太陽能與建筑的適配性，開發節能建筑的市場潛力。太陽能光伏建筑一體化方興未艾，任重道遠。吉林省太陽能產業發展起步較晚，我們等需要站在能源戰略的高度，加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明確太陽能光伏產業與建筑結合的積極意義。太陽能建筑一體化還有利于電源結構的優化，全省光伏發電在二次能源中還處于空白階段，如果能夠做到太陽能光伏與建筑大量地結合，并網發電，與在二次能源中占18.8%的風力發電互補，做到“風光互補”，還能進一步促進全省二次能源的優化。解放民眾思想，提高對太陽能光伏建筑一體化產業的普遍認識，這不但對調整太陽能建筑一體化產業結構有益，對整個吉林乃至全國的能源結構有益，而且還對改善環境，對低碳經濟，對加速實現節能減排等政策將起到積極促進作用，意義深遠。光伏發電是比較有前景的新能源發電技術，自身很難起到主導作用，但與能源大戶結合起來，能造福子孫后代，緩解能源壓力，前景意義深遠。最后，希望本論文對嚴寒地區別墅住宅屋面與多晶硅太陽能光伏電池板適配性的相關研究與設計詳圖能夠提高大家對光伏建筑設計的關注度，激發多面性的思考，提供一些思路，達到拋磚引玉、投石問路的效果。
作者:趙暉 郭格靜 謝偉雙 單位:長春工程學院建筑與設計學院
參考文獻:
關鍵詞：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經濟效益
引言
城鎮化步伐的迅速發展以及產業更新升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國城市建設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城市建設過程中新建、改建、拆除樓房數量的持續增加，都是導致建筑垃圾產生量長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發現，當前我國建筑垃圾的資源化利用率相對較低，建筑垃圾的處理已經明顯滯后于城市建設發展的速度。面對這一情況，如果相關部門不及時采取有效此時的話，未來我國必將面臨建筑垃圾無處填埋的困境。
1、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現狀
1.1 工程渣土
工程渣土指的就是城市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渣土。通過對城市總體規劃的分析后發現，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城市建設仍然保持在較大規模的投入狀態下，工程渣土仍然是最主要的城市建筑垃圾。但是工程渣土具有的成分單一以及污染較小的特點，為其后期的二次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比如，根據城市建設發展的要求，很多城市豆漿工程渣土用來填海造地、低洼回填等，這種城市渣土的資源化利用，雖然有些的緩解了城市建筑垃圾處理難的問題。但是由于用于消納處置工程渣土的大型場地較少，再加上工程渣土運輸的車輛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渣土消納的效率，即便是有些地區已經設置了工程渣土的消納場所，但是也僅僅是解決了少數工程的渣土消納問題，無法滿足城市建設過程中大量渣土消納工作的要求。
1.2 工程泥漿
雖然工程泥漿因為雜質較多處理難度較大，但是工程泥漿的產生數量卻非常少。目前，我國針對工程泥漿的處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 ）經過簡單處理后與其他物質混合在一起用于吹填造地。（2 ）低洼地復耕，在吹填造地對工程泥漿需求量不斷減少以及可用于處置泥漿低洼地面積的不斷減少，工程泥漿產生量與泥漿處理能力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嚴重。而低洼地復耕則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通過實施低洼地復耕的政策，有效的緩解了工程泥漿處理所面臨的問題。
1.3 建筑廢棄混凝土
建筑廢棄混凝土因為自身具有利用價值高、成分簡單以及回收利用方法易于實施等特點，長期以來都是建筑垃圾中資源化利用效果最顯著的，就目前來說，我國很多底氣的建筑廢棄混凝土回收利用率都達到或者接近100%。相關企業將回收的建筑廢棄混凝土破碎、加工制成符合標準要求的再生骨料等再生產品，然后在建筑工程施工過程中，將其應用于混凝土、預拌砂漿、墻體材料等成品或者半成品材料中，不僅有效的降低了城市建設的建筑材料使用量，而且降低了工程建設的成本。
1.4 裝修垃圾和拆房垃圾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人們對住房條件要求的不斷提高，拆房垃圾和裝修垃圾的產生量也呈現出了穩定增長的發展趨勢。就目前來說，我國針對拆房垃圾和裝修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尚處在起步的階段，很多地區雖然已經加快了相關設施建設的步伐，但是由于進程相對緩慢，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拆房垃圾和裝修垃圾資源化處理要求。所以，對于城市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建筑垃圾來說，拆房垃圾和裝修垃圾的資源化利用仍然處在相對較低的階段。
2、建筑垃圾資源化有效利用措施
2.1 建立分類別管理制度
由于工程渣土、工程泥漿、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裝修垃圾等不管是在成分組成、產生主體、產生時間、運輸途徑，還是處理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所以相關部門必須建立建筑垃圾分類管理的制度，明確主觀部門在建筑垃圾工作中的職權和義務，理清建筑垃圾產生量數據來源，然后通過建立建筑垃圾收運處理體系的方式，充分發揮完善垃圾處理終端處理設施的優勢，提高建筑垃圾產生量管控、運輸和處理的效率。（1 ）工程渣土。為了最大限度的緩解消納工程渣土場地緊張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相關部門可以采取就地或調配利用等方式采取簡單填埋處理為主，消納場填埋為輔相結合的處理方式。（2 ）工程泥漿。工程泥漿因為自身具有含水量高且含有膨潤土等化學材料添加劑的特點，如果處置不當的話，必然會對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目前常見的工程泥漿處理方式主要以現場處置技術為主，所以政府部門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工程泥漿現場處置監管工作的力度。（3 ）工程垃圾。針對工程垃圾的處理相關部門應該根據綠色施工管理理念的要求，加強工程建設施工過程中建筑垃圾源頭管控的力度，針對無法再次利用的建筑垃圾，應該從源頭上分類，使其分別進入終端處理的環節。（4 ）拆除垃圾。相關部門在處置拆除垃圾前，必須明確拆除垃圾的產生者必須按照要求承擔拆除垃圾處理的相關費用，通過建立產生排放、運輸、處理相互制約管理機制的方式，提高拆除垃圾處理的效率。（5 ）裝修垃圾。相關部門在處理裝修垃圾時，應該從強化裝修垃圾源頭的分類管理著手，按照終端設施的條件合理的進行裝修垃圾的分類，為后續裝修垃圾的處置做好充分的準備。
2.2 合理布局垃圾處理網
相關部門應該通過合理布局建筑垃圾中轉分揀點和資源化利用場所的方式，提高城市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的水平。相關部門在規劃建設垃圾資源化利用場所時，應該嚴格的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功能完善、明確分工、加快建設的原則，增強城市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產品品牌的綜合競爭力。在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場所的規劃方面，相關部門可以采取一主多點的設置方式，將城市建筑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場所設置在交通便利且對周邊環境影響較小的位置。然后通過建設垃圾資源化生產線的方式，對廢塑料、廢木質類相關材料利用相關技術對其進行二次加工和利用，充分發揮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設備的優勢，提升我國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水平的穩步提高。
2.3 加強政策扶持力度
國家應該制定完善的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產品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為建筑垃圾資源化產品的生產、使用和銷售等各個環節提供法律依據。雖然當前我國的建筑垃圾資源化產品已經在新型墻才、商品砂漿、道路材料等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應用，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標準不統一等因素的影響，建筑垃圾資源化產品的全面推廣和應用仍然面臨著很大的挑戰。針對這一問題，相關部門應該針對建筑垃圾各個類別的特性，制定不同的資源化利用標準、路徑以及產品應用標準，做好符合標準要求的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產品的備案管理工作，同時制定完善的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產品強制使用和鼓勵使用制度，鼓勵各個行業按照標準和規范使用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的產品，才能在提高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效率的基礎上，為我國社會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結語
總之，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的同時，城市管理部門處理建筑垃圾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所以，為了提高城市建筑垃圾處理的效率，相關部門必須緊跟時展的腳步，加快建筑垃圾資源化處理產業建設的步伐，通過建設完善建筑垃圾管理體系以及制定建筑垃圾長期處理政策，才能在推動城市建筑垃圾處理行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城市建筑垃圾資源化、無害出處理的目標。
參考文獻
[1]趙維妍，張爽，常瑞峰.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發展歷程[J].環境與發展，2020，3207:205+207.
【關鍵詞】高校勤工助學 大學生發展 社會效益 經濟效益
勤工助學是各院校學生管理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總要組成部分，也是大學生在校期間學習與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勤工助學是一項有償性的社會活動，它為廣大學生尤其是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才華、培養并提升自身能力的空間，不僅能為其解決一定的經濟困難，同時也鍛煉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培養了其社會與工作責任心。近些年來高校一直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機會，但在當今就業崗位嚴重不足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高校擴招使大學生就業形式愈加嚴峻。而高校勤工助學作為一項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因其有償性、實踐性、教育性等特點，不僅為在校大學生解決了經濟困難，同時在實踐過程中培養并提升了其就業能力與素養，使其將來能更好更快地適應社會生活。
各大院校勤工助學管理中心也積極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勤工助學機會，在校內通過建立和完善勤工助學機制，營造良好的實踐氛圍，將勤工助儉學與提高實踐能力和掌握成材主動權相結合，同時拓寬勤工儉學渠道，加強專業教育與就業指導，進而促進勤工助學學生由簡單的勞動實踐向技術型、能力型、管理型崗位轉變。當下學校不再拘泥于學校內部提供的勤工助學崗位，為幫助學生更好地接觸并了解社會，進而為將來就業打下基礎，各高校都別出心裁，本著為學生身心全面發展的目的，積極拓展校外實踐，各院校經過嚴格考查校外企業情況，在確保學生權益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為學生提供就業崗位。如上海某高校專門成立“自強社”這樣一個學生團體，社團根據職能劃分了不同部門，商務部是其中之一，專職負責與校外企業聯系，登記其用工需求，安排校內貧困學生參加勤工儉學。
各院校如此重視大學生勤工助學不僅有助于提高學生就業、創業能力，更可有效促進社會經濟的推進與發展。
一 勤工助學可有效提高學生就業能力與素質，使其快速融入社會，盡可能快地為社會創造經濟效益
首先，鍛煉學生思想素質，提高學生素養。學生參加勤工助學，其實是從逆境中成長的過程。這種經歷可增強其自信心與責任感，進而增強其自我約束和管理，有效地幫助大學生培養勞動觀念和職業道德。
其次，增強并拓寬個人技能，提高自身競爭力。勤工助學是學校課堂教育外的自我補充與拓展，它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鍛煉學生在校所學知識的運用能力，還可開拓學生眼界，讓其在校期間便可多方位學習并補充所需知識。在實踐過程中學生可走進并認識社會，使自己所學知識與自身能力得到社會認可，進而在實踐過程中磨練意志，提高自身競爭能力。
最后，勤工助學可有效幫助學生完成學業，進而促進其順利就業，緩解了社會就業難問題。據調查86.7%的學生參與勤工助學是為了緩解上學期間的經濟困難，保證其完成學業。國家現有的勤工助學政策雖不是很完善但也有效地實現了貧困生生活方面的經濟自立。這不僅減輕了學生思想壓力，同時通過真實的社會勞動實踐可有效定位自己將來就業。
二 大學生通過勤工助學可有效促進經濟發展
第一，勤工助學降低了家庭負擔，減輕了社會壓力。參加勤工助學的學生大部分家庭經濟較困難。勤工助學是有償性勞動，學生在勞動過程中可獲得報酬，另外，加上國家獎助學金等各類形式的助學金，經濟困難學生每月能夠有足夠的生活費保障生活。學費可以通過國家助學貸款和生源地貸款解決，完全能夠保證學生在校期間的基本生活要求，做到生活上經濟的“自立”。這樣可有效緩解家庭負擔進而減輕社會壓力。
第二，勤工助學可增加學生經濟收入和經驗，更有利于就業，減輕社會就業壓力。學生在校期間參加勤工助學可獲得一定經濟收入，同時還可積累工作經驗，提高并拓寬專業技能，為其畢業后順利就業打下基礎。進而可有效緩解大學生畢業就業難現象。
第三，勤工助學可以開闊學生的眼界，為畢業后自主創業提供經驗，可以為社會做出更大的經濟貢獻
第四，大型企業可以借勤工助學，低成本的培養適合自己的人才。大型企業通過適時招聘在校學生勤工助學，可低成本的培養適合單位長期發展的人才。勤工儉學可以使學生提前融入社會，由于勤工儉學工資低，可以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進而用較低的成本培養員工，給企業以后的發展帶來潛在效益，通過培養的學生，畢業后可直接加入企業工作，直接帶來效益，增強了企業的長久競爭力。
第五，勤工助學非正式工作，一些制造型或低技術性企業可以解決用工荒。隨著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自2008金融危機以來，外來務工人員越來越少，各中小民營企業如制鞋、服裝、電子、眼鏡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均出現用工荒現象，大學生勤工助學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現象，為企業正常運營發展出一份力。
第六，勤工助學在增加學生收入的同時，可提高學生消費水平，這種良性循環可以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效益。
【關鍵詞】買辦制度 社會資本 交易費用 經濟效率
一、買辦制度的制度經濟學研究：一種新的視角
什么是買辦？以赫延平為代表的學者將之定義為一種“中介”――“買辦云者，乃華人與外商根據互訂之契約，在一定報酬之下充外商之使用人，居于外商與華人之間，以外商之名義與華商交易，并繳納保證金或具保證人，且于一切交易負無限保證之責任，同時得其規定之傭金者一也”，也就是說，是受雇于外商、為外商與中國的生產者、消費者溝通的中介人。后來，他進一步將買辦的概念拓展為“一種逐步形成的以買辦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制度”。買辦制度是公行制度取消后，外商進入中國市場必不可少的手段，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規模龐大、實力雄厚，以致于形成了買辦階級，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狀況。
什么是制度？諾斯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指導了行為者的活動規則，降低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減少了交易費用，促進經濟增長。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視作內生經濟變量，認為一種制度的產生、發展有其內在經濟原因。買辦制度是19世紀到20世紀初中國市場上的重要制度，它的經濟效率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對買辦的研究始于19世紀20年代。民國時期，有一批學者受西方經濟學影響，以“經濟因素論”理解買辦制度，例如（1923）認為，買辦的產生是由于“語言不同、習慣各異、商情之特殊”，從而產生對中介的需求。有學者更細致地羅列其重要因由為“經濟情形各異、語言不通、資產信用不明、商業砂演不同、中國度量衡與貨幣復雜及有排外心理”等，所以必須藉買辦之力方使中外貿易“沖突得以斡旋，困難得以消釋”（陳金淼，1940）。由此可見，這些學者分析重點在于19世紀中國市場的特殊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易障礙，從外商的心理角度分析雇傭買辦的原因，但沒有考察這一制度的內在效率。
建國后，對買辦的研究帶有鮮明的階級斗爭色彩，國內學者對買辦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對其階級屬性、政治影響的批判上。例如張國輝（1963）在定義買辦時，強調買辦是“外國侵略者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產物”，“和外國資產階級結成直接的人身雇傭關系或資本合作關系”，“通過外國資本積累形成自己的資本積累”。此階段的研究主觀性和意識形態特征太強，不利于我們客觀地了解買辦制度。
近年來，受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經濟社會學影響，國內學者越來越拋開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從經濟制度的效率的角度分析買辦制度產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例如胡勝強（2007）以“社會網絡的開發與利用”看待買辦的作用，分析其調動社會網絡的能力與效果；龔會蓮（2007）認為買辦在利用信任關系打開市場、承擔洋行風險中起到重要作用，增加了市場交易，極大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發展；趙娟霞（2010）則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了買辦制度替代公行制度的原因及其衰落的經濟原因。
本文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以“社會資本與交易費用”作為基本研究框架，分析買辦制度中蘊含著的對社會資本的利用，以及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的下降，來證明買辦制度是符合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狀況的制度，從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做出一些補充和發展。
二、十九世紀的中國市場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中國，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的重大事件，然而，這一進程卻并不順利。除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外，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對侵入的資本主義經濟有著強烈的排異反應，是自發抵抗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力量。
首先，制度環境不佳。體現著濃厚的家族主義和等級色彩的傳統法律體系，難以形成一種對稱的權利義務格局，等價交換、自愿平等的原則并不被普遍采用（，1984）；各地各業，行會林立，有著復雜的內部規則，其中包括許多封建陋習。
其次，社會關系“嵌入”經濟過多。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一個“差序格局”，注重關系本位，人們普遍重視的是親族、鄉里、朋友和熟人等關系網絡（，1984）。相應地，市場交易大多發生在族人、親朋、鄉里和熟人等封閉和半封閉的網絡中間，依賴于個人信譽、親朋網絡、鄉里關系，以及私人友誼等社會機制來調節。
最后，市場信息嚴重不足。由于交易發生在封閉的關系網絡中，交易信息和交易信用也相應地被鎖閉在關系網絡中。
總而言之，這種個體間交易類型，可以被視作一種建構在關系基礎上的、弱替代性的、封閉性的、特殊主義取向的、人格化交易，它大大不同于資本主義抽象性基礎上的、強替代性的、開放性的、普遍主義取向的、非人格化交易類型（龔會蓮，2007），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造成了困難。買辦制度就是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被建立起來的。
三、買辦的橋梁作用：社會資本、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率
社會資本指的是個人通過社會網絡獲取稀缺資源、并由此受益的能力（邊燕杰，2000）。帕丹等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從三個方面對經濟效率產生影響：一是作為資本的一種充當生產要素，二是降低交易費用，三是降低監督成本。在此，我們考察的是社會資本對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
價格機制的運行并非是零成本的，而這個成本就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過大，造成的后果，第一是對稀缺資源的浪費，第二是可能直接阻礙了交易的發生。沒有買辦的洋行所面R的就是這種交易費用過大的問題。依據威廉姆斯的分類，交易費用中的市場型交易費用，包括搜尋和信息費用、討價還價和決策費用、監督和執行費用三種；而社會資本正式通過減少這三類交易費用，促進市場交易的形成和擴大：
（一）搜尋和信息費用
買辦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向內地市場收購農產品，主要是茶葉和生絲。但是，語言的不通、貨幣制度的混亂和度量衡的混亂，再加上中國市場上形形的行會對市場的干預，價格機制根本不能指導商人的行為，直接交易的成本很大，甚至使得“外商在事實上不可能直接同中國人進行貿易”（赫延平，1988）。
以買辦為中介，則解決了這一難題。買辦作為熟悉當地社會的人，首先十分了解農產品市場，“買辦不僅照管采購，而且為洋行提供行情”（赫延平，1988）。其次，在語言、貨幣和度量衡上沒有障礙，因此能更好地提品信息，與供應者進行溝通，從而促成交易。例如在生絲集散地的浙江南潯，據《南潯志》記載“南潯七里所產之絲尤著名，出產既富，經商上海者乃日眾。與洋商交易，通語言者謂之通事；在洋行服務者謂之買辦。鎮上之人業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
最后，I辦自身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可以獲取的信息量大。洋行在選擇買辦的時候，希望其“首先是一個商人”，是一個“面子大”、“有地位、有勢力、與中國的商界有各種聯系”的商人（赫延平，1988），還鼓勵買辦經營自己的生意，有時甚至是與洋行競爭的生意。按常理，企業為了減少競爭對手、保護商業機密，應當禁止手下的職員利用其職員身份為自己謀利，正如現代企業要求的那樣。那么，洋行當時為什么要怎么做呢？因為洋行認為，這樣可以進一步擴大買辦的商業網絡，洋行可利用的社會資本也就不斷增多，在交易信息獲取上優勢也就越大。
除此之外，由于十九世紀中國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官僚機構與市場的關系緊密，很多情況下洋行需要與政府進行交易，而買辦承擔了與政府官員“搞好關系”的職能。例如經營軍械物資的旗昌洋行，會雇傭特別才能的買辦，為洋行寫一些斯文的信件給經常打交道的清朝官員。當洋行大量貸款給政府的時候，洋行也注重雇傭職員專門與官員打交道。
（二）討價還價和決策費用
討價還價費用降低的關鍵在于“信任”關系，信任度高，在討價還價和決策中產生的交易費用也會降低。根據信任所賴以建立的道德基礎，信任可以分為兩類：群體內信任和普遍性信任。前者將信任對象的范圍局限于與個人具有親密關系的社會群體內部，后者則是將信任適用于抽象的個體，包括那些與自己沒有私人、血緣、地緣等關系的人。不同類型的信任將決定交易過程中規則的不同應用。群體內信任具有封閉性，交易過程中，不同的交易規范具有非普遍性，行動者在考慮交易規則時，會根據對交易方的信任程度做決定。
根據上文描述，19世紀的中國市場中普遍存在的是群體內信任，因此，“打入內部”的買辦十分重要。買辦是當地社會中的士紳式人物，在鄉土社會擁有很大威信，在交易時便省去了許多麻煩。最典型例子是怡和洋行上海買辦唐景星，1869年幫助洋行經營鴉片貿易時，從上海發出的行情報告如下：“……由于大部分鴉片在二道商人（中國人）手里……白皮土開價600兩，外國賣主開價610兩，但是如果真正有意交易……中國賣主590兩也愿意賣……”。通過買辦與交易者間的互相信任關系，成功降低了討價還價與決策費用，使交易順利進行。
（三）監督和執行費用
洋行的監督成本有二：對雇員的監督；對交易方的監督。社會資本在這兩類監督中起作用的機制相似，那就是創造出一個封閉的社會網絡。
科爾曼曾對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經濟做過細致的分析，他認為，擁有比平均義務密度更高的社會結構的封閉性網絡，網絡的封閉會促進約束，降低在市場中人們信任他人的風險。用博弈論的理論來看，封閉性的結構中存在著長期重復博弈，人們因為著眼長遠利益，會強化彼此的信任。此外，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看，封閉性的結構由于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義務，沉淀著大量集體物品性質的社會資本，其會造成利益的外溢，可信的連坐性懲罰的威脅對結構中的成員較有約束力。
首先，在買辦的挑選上，洋行十分注重買辦的可靠性，而對可靠性的評價標準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洋行合股人熟識的從前的公行行商的介紹；二是通過同華商長期直接的商業往來，將所信任的商人變為買辦。例如原是一家錢莊職員的王槐山，因與匯豐銀行新任的上海人過從甚密，在1869年成為這家銀行在上海的第一個買辦。赫延平也記錄到：“一個商人一旦被雇傭為買辦，通常將他的家族成員和同鄉找來做買辦間職員，或介紹做其他洋行的買辦。”以致于在當時，還根據地域劃分出“廣東幫”和“寧波幫”這樣的買辦幫派。買辦家族和買辦同鄉網絡，這又會進一步強化對買辦信用的保障。
其次，買辦制度中，洋行通過買辦之間的相互擔保，并強化其連坐連帶責任，利用買辦之間存在著的封閉性的密網，加強對買辦信用的監控。1859年福州瓊記洋行買辦唐能的保單這樣寫道：“立擔保單人亞楊為因舉薦唐能往福州隆順行喝公司莊口承充買辦，但行內事務或有虧空銀兩系擔保人填還”（聶寶璋，1985）。保單中的擔保人亞楊是瓊記洋行在香港的買辦，他擔保唐能（即唐隆茂）充任福州瓊記洋行買辦。買辦之間的相互薦保強化了買辦關系網絡的封閉性。結合科爾曼提到的社會網絡的兩個功能，這種擔保制度的優勢有二，第一，買辦的機會主義信息以及信用等級信息對洋行來說難以了解，但對于同處一個封閉性網絡中的其他買辦，這些信息是易得的；第二，通過負有連帶責任，使被擔保人的行為相對擔保人具有外部性，直接激勵擔保人加強對其監督、制約；第三，為被擔保人的不守信用行為增加了成本，即被擔保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可能要冒被逐出對本人極有價值的社會網絡，并喪失使用社會資本的能力的風險。
對交易的監督也是一樣。外商在中國市場中，對風險的控制十分重要。在重視差序格局的中國社會中，外商始終是局外人，在無法獲得現代市場取向的正式制度對其權利予以保障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通過買辦嵌入到封閉的社會網絡中，以求借用買辦在該網絡中的社會資本來保障信用。
四、小結與啟示
拋開買辦個人特征，以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眼光看待，買辦制度是符合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制度。它將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結合，利用買辦的社會資本，降低了交易中的搜尋與信息費用、討價還價和決策費用以及監督和執行費用，使稀缺資源沒有被浪費、市場交易能順利進行，促進了市場的形成于擴大，為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中國和國內市場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段歷史也啟示我們，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傳統的制度存量（尤其是非正式的制度存量）有時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代償”功能，應該給予肯定。
20世紀后，由于外國資本漸漸熟悉中國市場，中國市場的非人格化也在商品經濟沖擊下有了發展。為適應新的變化，洋行將買辦制變為高級職員制、經銷包銷制或合伙制。當20世紀40年代前后外商企業因戰爭等原因紛紛撤出中國時，買辦社會底層大量破產，上層則向創辦民族企業轉化，買辦制度漸漸衰落下去，最終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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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關鍵詞：土地整理，效益，評價
1.土地整理效益評價內容研究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區域內，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等對農用地、建設廢棄地、未利用地進行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以增加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與生態環境的活動。土地整理的內容包括農用地整理、建設用地整理、廢棄地復墾和未利用土地開發。其中農用地整理主要指耕地整理、園地整理、林地整理、牧草地整理和養殖水面用地整理等，包括農用地調整、農用地改造、地塊規整、基礎設施配套、零星農宅的遷并等。建設用地整理主要是指村鎮用地整理、城鎮用地整理、獨立工礦用地整理、交通和水利設施用地整理等。廢棄地復墾是指包括農用地中廢棄地和工礦、交通、水利、城鎮建設中因挖損、塌陷、壓占形成的閑散地、荒地的復墾利用。未利用土地開發是指通過一定的經濟技術手段對尚未利用但具有利用潛力和開發價值土地的開發利用。土地整理實施后帶來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1.1經濟效益評價研究
經濟效益分析是衡量土地開發整理投資收益的重要指標。目前土地開發整理經濟效益分析的內容是:土地開發整理的投入量與產出量分析，主要包括通過土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增加土地產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便于機械化耕作、水利灌溉和規模經營、節水節電、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指標采用土地整理對國家經濟的回報率作為主要指標，配合土地整理的投入和產出分析。經濟效益分析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土地開發整理投入量與土地開發整理的內容、措施、要求有關，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要求其土地開發整理的投入量不同，應分別加以考慮。
（2）土地開發整理投入量測算內容包括土地開發整理的規模、土地開發整理的工程量、土地開發整理資金預算，目的是為確定土地開發整理區、土地開發整理的時序安排提供依據。
（3）土地開發整理規模是指開展土地開發整理區的土地總面積。土地開發整理工程量是指開展土地開發整理工作過程中，投工量和土石方量等。土地開發整理資金預算是指在確定了土地開發整理規模、土地開發整理工程量后，根據平均的市場價格和有關定額標準對直接投資與投資折資進行匡算。。
（4）土地開發整理經濟效益分析中，各項指標對土地整理項目產生的經濟效益影響不同，在實際評價中應充分考慮各項指標權重。
1.2社會效益評價研究
社會效益分析是衡量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土地開發整理的社會效益分析內容是:在農村通過改造舊村莊，歸并農村居民點，節約基礎設施建設，改變農村環境臟、亂、差的面貌，提高農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效益;在城市，通過對存量土地的消化利用，優化用地布局，提高城市現代化水平，加速存量土地資產的流動和重組，促進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戰略性布局調整的效益。社會效益分析主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面:
（1）了解土地整理項目區所在地的社會環境等方面的資料。包括項目區的人口統計資料、基礎設施與服務設施狀況、各利益群體對項目的反映、要求與接受程度等。社會調查可用多種方法，如問卷調查、查閱相關的歷史資料、現場調查等。不同的實際情況應采用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方法。
（2）所有的社會因素可以分為影響人類生活和行為的因素、影響社會環境的因素、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因素。。
1.3生態效益評價研究
生態效益分析是衡量土地可持續利用的重要指標，土地開發整理的生態效益分析內容是:評估土地開發整理實施后，通過疏浚河道、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等增加森林覆蓋率、治理水土流失面積、增強洪澇災害抗御能力，優化生態結構、改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效益。生態效益指標采用土地整理項目完成后，生態環境中各種與人、與環境相關的指標的變化作為評價對象。生態效益分析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最基本的條件是:各種指標應符合國家各種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條文;應符合環境規劃的要求。
（2）環境治理設施應與項目主體工程同時進行。
（3）應從生態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角度進行論證，力求土地整理項目方案技術可行，經濟合理。
（4）生態效益分析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這種方法是目前各地在開展土地整理生態效益評價時普遍采用的一種評價方法。
（5）定量分析主要是針對可量化描述的指標，通過數字的變化反映土地整理前后指標的變動情況;定性分析主要是針對土地開發整理可能產生的后果，分析土地整理對環境的綜合影響。
2.土地整理效益評價方法研究
經濟效益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靜態分析方法，這種方法是目前各地在開展土地整理經濟效益評價時普遍采用的一種評價方法。經濟效評價主要通過投入產出的分析手段，考察土地整理項目在微觀上的盈利能力、清償能力以及在宏觀上對國民經濟的凈貢獻，從而評價項目在經濟上的合理性和對當地社會經濟的貢獻程度。
社會效益分析旨在調查土地整理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及帶來的效益，是分析土地整理項目對當地社會生活、宏觀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明，對相關因素進行識別、計量、綜合、分析和論證，以評價項目的社會可行性。各地應因地制宜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社會效益分析。在了解土地整理項目區所在地的社會環境資料的基礎上，評價影響人類生活和行為的因素、影響社會環境的因素、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因素。生態效益分析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這種方法是目前各地在開展土地整理生態效益評價時普遍采用的一種評價方法。具體包括:
2.1定量評價:山區主要計算森林覆蓋率(或植被覆蓋率)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積。平原地區是需要計算農田防護林網密度、農田污染改善程度、防洪除澇改善程度等。
2.2定性分析:根據上述指標以及土地開發整理可能產生的其他后果，分析土地開發整理對環境的綜合影響。。
土地整理效益評價主要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個大的方面進行，采用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是一項系統性、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它對于更深刻地認識土地整理工作的意義和作用，更科學地評判土地整理工作的成效和得失，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進一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而更好地做好土地整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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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費用計算水利建設項目的費用包括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和年運行費。
1.1.1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水利建設項目達到設計規模所需由國家、地方、集體和個人以各種方式投入的主體工程和相應配套工程的全部建設費用，包括主體工程和配套工程。固定資產投資以工程總投資的90.00%計，即調整前工程投資為371.69萬元，調整后為334.52萬元，作為項目國民經濟評價投資。
1.1.2固定資產折舊費工程經濟使用年限按30年計算，采用靜態折舊法（不計利息），公式：d=k（1-3%）/n，式中：k-工程設施投資；n-折舊年限；d-年折舊費。計算分攤年折舊費用為10.08萬元。
1.1.3年運行費用年運行費用指項目區的節水灌溉工程實施后，項目運行期每年所需支出的新增加的運行費用，年運行費主要包括工程維護費、燃料動力費、管理費及其他費用。程維護費：按總投資的1.50%計算，共計5.53萬元。燃料動力費：燃料動力費指機泵正常運行時所需消耗的電量，項目運行后年總耗電量為8.9萬度，每度電按0.27元計算，年電費為2.43萬元。管理費及其他費用：按總投資的0.55%計算，共計2.0萬元。則項目年運行費用為9.96萬元。
1.1.4效益分析根據以上費用及效益計算結果進行經濟效益分析，社會折現率按12.00%計算，現金流量表及各項指標計算結果如下：經濟內部收益率：EIRR＝21%＞12.00%；經濟凈現值：ENPV=415.80＞0（萬元）；經濟效益費用比∶EBCR=1.63＞1.2本項目的經濟內部收益率大于社會折現率12.00%，經濟凈現值大于零，經濟效益費用比大于1.20。因此，該項工程經濟上是可行的、合理的。
2社會效益分析
本工程的建成不僅獲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也將取得巨大的社會效益。該工程的建設，將加快當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大大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同時，該工程建成后將有效減少輸水損失，大大改善項目區的灌水條件，杜絕跑水、漏水現象，節約水量，改善了當地群眾的生活環境。
3生態環境效益分析
項目實施后，通過管道輸水到林區進行灌溉，減少了滲漏，節約了用水量，加大生態環境建設，對改善項目區局部小氣候、提高水土資源的利用率，調整生態林種植結構，可使當地土壤得到改良，提高了生態林的生長成活率，減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態環境，增加了農民收入，有效促進了當地水土環境及生態環境健康發展。
4結論及建議
省科技廳下達的“無公害豬用飼料添加劑研”，通過省農科院畜牧獸醫研究所利用有機微量元素提高豬對微量元素的利用率，解決養豬生產中因重金屬排泄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利用氨基酸平衡模式，利用功能性寡糖、有機酸鈣、島西神水等替代抗生素在養豬生產中的使用，使15—90kg三元雜交生長肥育豬日增重達743.3g，料肉比達2.81：1，豬肉各項指標均達到無公害標準，同農業部無公害豬肉標準相比，允許殘留的物質遠低于農業部標準，較好的完成了課題的研究任務，達到國內同類研究的先進水平。經過2年多（2003－2005）的試驗推廣應用，無公害生豬經有關部門檢測，全部符合無公害標準，生豬的胴體品質均有所提高，容易被屠宰場和顧客接受，毛豬相對價格高0.4元/㎏以上，提高了經濟效益5.542%。兩年多共向三個飼料廠(**華達牧業有限公司、**天龍飼料有限公司、**正達飼料廠)和三個無公害養殖基地（**進賢畜牧良種場、安義畜牧良種場、銀三角種豬場）提供約530噸預混料，累計新增產值2241.9萬元，新增收入114.83萬元，新增利稅161.22萬元，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項目合同規定的經濟技術指標
1.充分利用優質飼料資源，降低飼料成本，提高胴體品質，提高經濟效益5％以上。
2.豬肉達無公害標準，應達到NY/5029-2001標準。
3.15—90kg三元雜交生長肥育豬日增重725-775g，料肉比2.9：1以下。
4.通過合理制訂飼料配方，減少了重金屬銅、砷、鋅以及N、P的排泄，使土壤板結程度降低，可間接提高農作物產量，降低因藥殘對人體的影響，有效推動畜產品安全生產。
二、項目推廣應用及經濟技術指標完成情況
本項目在試驗、推廣階段,通過飼料廠和無公害養殖基地的使用，使15—90kg三元雜交生長肥育豬日增重達743.3g，料肉比達2.81：1，無公害基地出欄的生豬經有關部門檢測，全部符合無公害標準，結果表明該產品能適應無公害養殖需求，且使用該產品后，生豬的胴體品質均有所提高，容易被屠宰場和顧客接受，相對價格高0.4元/㎏以上，提高了經濟效益5.542%。從推廣以來，共向三個飼料廠(**華達牧業有限公司、**天龍飼料有限公司、**正達飼料廠)和三個無公害養殖基地（**進賢畜牧良種場、安義畜牧良種場、銀三角種豬場）提供約530噸預混料和相應飼料配方，累計新增產值2241.9萬元，新增收入114.83萬元，新增利稅161.22萬元。
三、項目經濟效益分析
1.項目分析指標
新增產值＝3個飼料廠新增產值＋3個無公害養殖基地新增產值
新增利稅＝3個飼料廠新增利稅＋3個無公害養殖基地新增利稅
每頭豬用預混料數（㎏）＝出售時增加體重（以增加85㎏體重計算）×料肉比×4%
推廣應用的豬頭數＝總推廣的預混料數(kg)/每頭豬用預混料數(kg)
飼養每頭豬新增加收入＝每公斤毛豬新增純利潤×出售時體重(100kg)
每公斤毛豬新增純利潤為0.207元，見下表：
表1經濟效益分析
組別全期平均全期平均增重全期飼料平均飼料成本總成本純利潤
耗料量（㎏）增重（㎏）單價（元/㎏）（元/㎏）（元/㎏）（元/㎏）
對照組197.9771.731.9495.3795.4653.735
試驗組198.4170.611.9835.5725.6583.942
注：4%預混料試驗組比對照組增加850元/噸，對照組豬肉市價為9.2元/㎏，試驗組豬肉市價為9.6元/㎏，總成本包括飼料、藥品中、水電等費用。
由表4可見，毛豬增收試驗組比對照組增加3.942-3.735＝0.207（元/㎏）
2.經濟效益分析
本項目分析數據來自推廣應用單位和統計數據
新增產值＝132萬元＋320萬元＋528萬元＋230萬元＋861.9萬元＋170萬元＝2241.9萬元
新增利稅＝15.84萬元＋47萬元＋69.5萬元＋15萬元＋2.58萬元＋11.3萬元＝161.22萬元
因為15—90kg三元雜交生長肥育豬料肉比達2.81：1，因此，每頭豬用預混料數（㎏）＝85×2.81×4%＝9.554（㎏）。
從推廣以來，共向三個飼料廠和三個無公害養殖基地提供約530噸預混料和相應飼料配方，因此，推廣應用的豬頭數＝（530×1000）/9.554＝55474（頭）。
[關鍵詞]澤普縣；棗麥間作；經濟效益
[中圖分類號]S6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4-0115-02
1澤普縣區位特征
澤普縣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南部，昆侖山北麓，喀喇昆侖山東側，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西緣。全縣總面積999.66平方千米，總人口175723人。這里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農耕期280天，太陽輻射量143.5千卡/平方厘米，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年可引地表水5.5億立方米，地下水補給量5億立方米，適宜農、林、牧、副、漁各業發展。屬暖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降水量少，蒸發量大，晴天多，日照長，熱量豐富，光照充足，年平均氣溫為10.3℃～12.2℃，歷年平均氣溫為11.7℃，平均年日照時數2665.2小時，熱量資源比較豐富，全年日平均溫度≥0℃的積溫為4486.2℃；≥10℃的積溫4032.9℃；≥15℃的積溫3367.5℃；≥20℃的積溫2108.7℃。光熱環境優勢明顯，極適合紅棗等林果種植。
2澤普縣紅棗間作現狀
2.1數據來源
本文對澤普縣轄區內的二鎮十鄉進行調查，根據實際棗―麥種植面積情況對每個村發放問卷，共獲得有效問卷72份。其中布依魯克塔吉克族鄉發放的問卷最少，僅有2份，占樣本總量的2.78%；依瑪鄉的問卷發放最多，有9份，達到樣本總量的12.5%。這說明，澤普縣每個鄉鎮區域大小不一，面積差異較大，村莊數量較多。
2.2澤普縣單棗、單麥及棗―麥間作面積分布
2012年澤普縣總耕地面積369481畝，單紅棗種植面積81790畝，占總耕地面積的22.14%，單小麥種植面積185000畝，占總耕地面積的50.07%，棗―麥間作種植的面積是41870畝，占總耕地面積的11.33%。在三種種植模式的比較分析中，傳統的單棗種植模式面積從2003年的14.90%逐步提升到2012年的22.14%。傳統的單麥種植模式的比重從2003年的33.74%，逐步增加到了2012年的50.07%的這一絕對優勢地位。棗―麥間作新型種植模式的面積由2003年的4500畝增加到2012年的40280畝，比重由1.27%提升到11.3%，實現了新型模式的快速增長。
3三種種植模式的經濟效益分析
3.1單麥種植的經濟效益分析
單麥種植模式下，所有要素總投入為482.9元/畝，其中種子投入為50.5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10.46%；肥料投入為112.9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23.38%；農藥投入為23.7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4.91%；動力投入為97.1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20.11%；用水投入為88.4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18.31%；人工投入為110.3元/畝，占總投入的22.84%。可見，單麥種植模式下，肥料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最大，農藥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人工要素投入>動力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種子要素投入。
單麥種植模式下，小麥一畝地的產量在400千克左右，根據歷年小麥的收購價格（2.0元/kg～2.2元/kg）計算，一畝地的總收益在800元/畝～920元/畝。再按一畝地482.9元的總要素投入折算，單麥種植模式下小麥的純收入在317.1元/畝～397.1元/畝。
3.2單棗種植的經濟效益分析
對于單棗種植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幼棗期與產棗期兩個階段各要素投入的差異較大。所有要素總投入為664.3元/畝，其中苗木投入為227.5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34.25%；肥料投入為152.4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22.94%；農藥投入為23.7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4.32%；動力投入為47.1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7.09%；用水投入79.4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11.95%；人工投入為129.2元/畝，占總投入的19.45%。可見，單棗種植模式的幼棗時期，苗木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最大，農藥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肥料要素投入>人工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動力要素投入。
單棗種植模式的幼棗期（三年），紅棗樹尚未達到產棗樹齡，畝產為零。對收益一項只有投入支出而沒有收入。單棗種植模式的產棗期，紅棗樹達到產棗樹齡的同時，各要素投入狀況也發生變化。
單棗種植模式的產棗期，所有要素總投入為630.8元/畝，沒有了苗木要素的投入，其中肥料投入為244.8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38.81%；農藥投入為48.7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7.72%；動力投入為37.6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5.96%；用水投入為132.4元/畝，占要素總投入的20.99%；人工投入為167.3元/畝，占總投入的26.52%。可見，單棗種植模式的產棗期，肥料要素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最大，動力要素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肥料要素投入>人工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農藥要素投入。
另外，在單棗種植模式產棗期中，紅棗一畝地的產量在365千克左右，根據2011年紅棗的收購價格（6.5元/kg～7.4元/kg）計算，一畝地的總收益在2372.5元/畝～2701元/畝。再按一畝地630.8元的總要素投入折算，單麥種植模式下小麥的純收入在1741.7元/畝～2070.2元/畝。
3.3棗―麥間作種植的經濟效益分析
為分析不同階段核桃與不同作物間作模式的投入產出比，對棗―麥間作模式的總產值、生產總成本、純收入進行了核算。在幼棗―麥模式中每畝的總產值為1089元，其中紅棗的產值為169元/畝，小麥的產值為920元/畝，分別占總產值的15.5%、84.5%。在間作模式的總投入上為829元/畝，其中物質總投入為591元/畝，人工投入為238元/畝，投入產出比為1.3，該間作模式下每畝的純收入為260元，其中紅棗純的收入為-200元/畝，小麥的純收入為460元/畝。
在紅棗（產）―麥間作模式中每畝的總產值為3189.7元，其中紅棗的產值為2471.7元/畝，小麥的產值為718元/畝，分別占總產值的77.5%、22.5%。總投入為829元/畝，其中棗的投入為394元/畝，小麥的投入為435元/畝；物質總投入為1113.7元/畝，其中棗的投入為630.8元/畝，小麥的投入為482.9元/畝；人工投入為277.6元/畝，投入產出比為2.86，該模式下每畝的純收入為2076元/畝，其中紅棗純收入為1840.9元/畝，小麥純收入為235.1元/畝。在此種間作模式下的產果期，紅棗收益較高，小麥的收益較低。
4三種發展模式的經濟效益簡評
經濟效益的評價一般都會涉及生態效益評價、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的評價。但根據本文所研究的澤普縣果農間作模式的實際特點，主要突出這一間作種植模式的經濟效益評價，暫且對生態效益、社會效益進行較為簡單的評價。
三種種植模式在產投比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單麥種植模式的總要素投入為482.9元，產值為920元，產投比為1.91；單棗種植模式的總要素投入為664.3元，產值為1741.7元，產投比2.62；棗―麥間作種植模式的總要素投入為1113.7元，產值為3189.7元，產投比2.86。三種種子模式的產投比由大到小依次為：棗―麥間作模式>單棗種植模式>單麥種植模式。整體來看，棗―麥間作模式的經濟效益>單棗種植模式>單麥種植模式。〖HJ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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