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29 09:52:29
導語：在漁業養殖損失評估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9月8日，姜大明省長簽署省政府第號令，公布了《*省漁業養殖與增殖管理辦法》。這個辦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省的漁業養殖與增殖管理工作納入了法制化管理軌道，這在我省海洋與漁業法制建設工作中具有重要意義。各級政府法制機構和有關行政執法部門要密切配合，認真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好《辦法》確立的各項制度和措施，堅持依法行政，為進一步提高漁業養殖與增殖管理水平，保障水產品質量安全，促進現代漁業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認真學習領會《辦法》的總體思路與主要原則
在傳統漁業經濟中，主要以自然資源的捕撈為主。隨著捕撈強度的不斷加大，漁業自然資源日趨減少，漁業養殖與增殖在現代漁業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已經成為我省漁業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是，隨著漁業養殖與增殖工作的迅速發展，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出來。如，漁業苗種管理無序、水產品質量檢測與投入品管理制度不健全、增殖行為不規范、漁業防疫機制不完善、監督管理措施不到位等等。這些問題已嚴重威脅到水產品質量安全，影響到漁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漁業發展的新形勢，省海洋與漁業廳早在*年開始即著手水產品質量安全的立法調研工作，并于20*年初完成了《辦法》草案的初稿。*年，波及全國的“多寶魚事件”發生后，社會各界對水產品質量“抓源頭、保質量”的呼聲日趨高漲。為此，省海洋與漁業廳加快了《辦法》的起草步伐。*年初，為確保立法質量，省政府法制辦和省海洋與漁業廳抽調精干力量，組成了《辦法》草案起草小組。起草小組在深入到漁業養殖與增殖單位以及捕撈企業進行調查研究的同時，組織召開了多次專家和基層工作者參加的座談會、論證會。根據專家學者和有關單位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及時調整了起草思路，經反復醞釀、討論，我們最終確立了《辦法》的總體思路為：以確保水產品質量安全為目標，以規范漁業養殖和漁業增殖行為為主線，加強疫病控制和監督檢查為輔助，對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漁業養殖規劃、養殖調查評估、藥物殘留檢測、水產品生產記錄、漁業增殖項目管理、增殖保護區、疫情應急制度、違法行為記錄以及水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等制度進行重點規范；對現有法律、法規中不便于實際操作或者已經不適應實際需要的部分，根據上位法規定的原則和精神進行補充和完善。
起草這個《辦法》，主要遵循了三項原則：一是一致性原則。《辦法》作為漁業法、動物防疫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配套規章，必須維護上位法的嚴肅性、權威性，與上位法規定的制度保持一致。二是協調性原則。《辦法》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妥善處理好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準確體現了上位法的立法宗旨，維護了漁業養殖與增殖單位的合法權益，努力實現漁業養殖與增殖、水產品生產經營、水產品質量安全的協調。三是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原則。《辦法》在認真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查找、梳理我省漁業養殖與增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著力解決工作中最突出、群眾最關心的焦點問題。內容設置注重實效，突出*特色，對法律、法規已有明確規定的內容，一律不再重復；同時又確保各項規定明確、具體、有力，切實可行，便于操作。
二、正確理解和把握《辦法》所確立的各項制度和措施
在起草和審查《辦法》的過程中，我們突出了制度創新的特點，設定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這也是《辦法》的亮點所在。對這些制度，我們要吃透其精神，領悟其實質。
（一）漁業養殖調查評估制度。水域、灘涂的初級生產力是有限的，合理確定養殖容量并作為發放養殖證的依據之一，是科學、合理利用漁業資源，實現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為此，《辦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漁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建立和完善漁業養殖調查評估制度，科學劃分漁業養殖區域，合理確定養殖容量，適時調整漁業養殖區域布局，并向社會公布。養殖容量評估制度的建立，可以為養殖者是否提出養殖申請提供科學依據，避免養殖密度過大，給養殖者造成損失，從而使漁業資源開發利用與資源量實現平衡。
（二）漁用投入品安全制度。漁用投入品主要包括，漁用獸藥和漁用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等。目前，由于水產品養殖規模越來越大，而水產品質量檢測制度還不健全，漁用投入品管理無序，致使水產品質量安全隱患日益增大，養殖產品藥殘超標時有發生。為此，《辦法》規定，從事漁用獸藥和漁用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生產、經營的單位和個人，應當依法取得許可證后，方可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在漁業養殖中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藥品、生物制劑、防腐劑、保鮮劑，漁業養殖單位和個人應當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和要求執行。禁止使用假、劣漁用獸藥。禁止將原料藥直接用于漁業養殖或者向養殖水域直接潑灑抗生素類藥物。禁止銷售含有違禁藥物或者藥物殘留量超過標準的水產品。
（三）水產品生產記錄制度。為了確保水產品質量安全，《辦法》確立了水產品生產記錄制度，明確規定，漁業養殖單位和漁業專業合作組織，應當建立水產品生產記錄，對漁業養殖投入品的名稱、來源、用法、用量、使用和停用日期，疫病發生和防治情況以及收獲、捕撈日期等進行如實記載。水產品生產記錄應當保存兩年。鼓勵從事漁業養殖的個人建立水產品生產記錄。
（四）增殖項目管理制度。多年來，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漁業資源的捕撈強度日漸加大；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生態環境的破壞，使得我省漁業資源日趨減少和嚴重衰退。要保持自然狀態下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增殖漁業資源是很好的途徑。從*年開始，我省在全國率先開展了漁業資源修復行動計劃，有效地增加了漁業資源。為了將增殖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上升為法律規范，《辦法》專設一章，從增殖規劃、增殖專項資金、增殖苗種、增殖技術規范、增殖保護區以及生態安全評估等方面，對漁業增殖項目管理制度進行了全面規范。
（五）水生動物疫病預防控制制度。水生動物的防疫是動物防疫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水生動物疫病也能引起人類感染。因此，加強水生動物的防疫管理，對提高水產品質量，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動物防疫法對水生動物防疫作出了規定，但過于原則，不便操作。目前，我省還沒有法規、規章對水生動物防疫管理作出規范。為此，《辦法》從漁業防疫監督機構、生產經營單位的防疫責任、疫情應急預案、疫情應急物資儲備、疫情報告、疫情預防與控制措施等方面，對水生動物疫病預防控制制度作出了詳細規定。
三、堅持依法行政，切實將《辦法》確立的各項制度落到實處
建設法治國家，前提是有法可依，然后是法律能得到良好的遵守。《辦法》的出臺，已經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下一步就是法的遵守問題了。法的遵守是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需要人們逐漸地認識它、了解它，進而去遵守它。為此，各級政府法制機構和有關執法單位要加大宣傳力度，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宣傳，使人人都能了解它，人人都能遵守它，人人都能將它作為保護自己利益的有力武器。當前，要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學習、宣傳和培訓工作，使社會各方面全面準確理解《辦法》的主要精神和內容。抓學習、宣傳和培訓，是掌握《辦法》的內容、把握其精神實質的重要途徑，要在全社會大力開展漁業法律法規學習、宣傳教育活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學習、宣傳和培訓方式，做到“三個結合”，即：把學習、宣傳和貫徹《辦法》與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與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漁業法、動物防疫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漁業法實施辦法、獸藥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結合起來，與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工作結合起來。要擴大學習、宣傳和培訓的對象，既要加強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宣傳培訓，又要加強對從事漁業養殖與增殖活動的企業、單位、個體經濟組織和廣大漁民的宣傳培訓。要注重學習、宣傳效果，通過學習、宣傳，使全社會真正理解和認識《辦法》的精神實質，不斷增強水產品質量安全意識，切實推進現代漁業發展。
二是完善與《辦法》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辦法》規定的許多制度還比較原則，如漁業養殖規劃、養殖調查評估、藥物殘留檢測、水產品生產記錄、占用灘涂水域補償、增殖項目管理、增殖保護區設立、疫情應急制度、投入品監管、違法行為記錄以及水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等制度，在《辦法》的貫徹實施中，需要將這些制度進一步加以細化。各級政府法制機構要積極配合同級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把《辦法》的各項規定落到實處。
關鍵詞：氣候變暖；淡水養殖；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S9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932067
1 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下，廣東氣候變暖現象未能例外
2013年9月27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5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13：自然物理基礎》及決策者摘要，根據報告，“氣候系統暖化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相對于1961―1990年，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溫度約上升了0.85℃。”。我國的《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顯示，從1909―2011年的一百多年歷史來看，中國陸地區域平均增溫0.9～1.5℃。《報告》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仍將持續增溫、降水變多、海平面上升的趨勢。《廣東省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出，近50a來廣東省平均氣溫震蕩上升，與全球平均水平相當，其中珠三角地區的氣溫增速達到每10a0.3℃。
2 氣候變暖對廣東淡水養殖的影響
廣東省水庫池塘眾多，淡水養殖業面積和產量持續增加， 2015年廣東省淡水產品395.74萬t，增長2.6%。淡水養殖已成為廣東大農業的主導產業。伴隨著廣東氣候的變暖，通過大氣環流、降水分配、水溫等的改變而影響到漁業生產的穩定、漁業病害等許多方面。
2.1 氣候變暖導致極端天氣頻發，淡水養殖業損失慘重
世界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曾經指出，氣候變暖將導致極端氣候事件增多，氣象災害更加頻繁發生。陳新光等分析了近10a在氣候變暖的背景下， 廣州市出現了極端性的高溫熱害、低溫冷害、秋冬干旱、嚴重“龍舟水”、灰霾等氣候事件[1]。由于近些年來氣候變暖，廣東這個地處亞熱帶的省份大面積養殖了一些暖水性魚類，同時多年的暖冬，讓眾多水產養殖戶缺失防凍害的意識。一般暖水性魚類生長的水溫在10～12℃以上，羅非魚在水溫8℃以下就會被凍死，大多數魚類在10℃以下就會被凍死。遇到極端寒冷天氣，就會造成重大損失，例如2008年一場歷史罕見的雨雪冰凍天氣讓廣東成為重災區，羅非魚、鯪魚、淡水白鯧、南美白對蝦等暖水性魚類受到了慘重的打擊。廣東省受災面積11.79萬hm2，損失水產品產量23.9萬t，漁業經濟損失達21.8億元。
2.2 氣候變暖導致水溫升高，水產頻繁發生病害
隨著氣候變暖，淡水溫度升高，有利于原本生活于較高環境溫度中的水生動物和病原的入侵。魚類免疫反應等生理機能直接受環境溫度的影響。溫度小范圍變化可改變魚的代謝和生理機能，水溫高于或低于生理適宜水溫都會造成魚類應激，免疫力降低，容易感染發病。受暖冬影響，水塘中的一些病菌和寄生物等會在冬季存活下來，細菌、真菌的繁殖時間相對縮短，病原的種群數量增加，造成水塘嚴重污染而不利于水產養殖[2]。病菌的生命力是非常強的，往往在高溫環境下也能夠生存，甚至一些病菌在氣溫的持續偏高的環境下，還會促使其繁殖的速度加快，加之冬季的水環境溫度升高，在捕撈的時候，使得養殖物掙扎而使得體表的鱗片脫落而導致其受傷，如果水體環境已經遭到了污染，這些受過傷的養殖物就容易被污染物所感染而患病，并在水環境中傳播、擴散。
3 氣候持續變暖情形下淡水養殖的對策措施
3.1 對淡水養殖環境加以改善
宏觀的角度而言，面對氣候持續變暖的環境現象，要避免受到負面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淡水養殖的經濟損失嚴重，就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養殖環境。而改善淡水養殖環境作為生態環境保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要做好規劃工作，包括漁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要標準高，而且更多地考慮到生態環境保護和淡水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將水產養殖示范區建立起來是非常必要的[3]。通過建設示范區而不斷積累經驗，將成功的經驗向周邊環境擴散，以發揮輻射效應，起到帶動作用。具體而言，可以啟動“三改”措施，將淺水塘改為深水塘；小水塘改為大水塘；死水塘改為活水塘。注意做好水塘的日常管理工作，不僅要及時將水塘中的污泥清除，而且還要做好護坡固岸工作，以避免水塘中的水滲漏，還可以防止水塘外的水流入到水塘中。要求水塘周圍的水系要保持暢通，以使得水塘中所養殖的各種生物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空間。
微觀的角度而言，水塘養殖要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就要使其發揮生態效益。水塘養殖要做好清塘工作，并對水塘環境進行消毒處理。日常的水塘管理工作中，可以使用漂白粉或者生石灰對水塘進行消毒處理，對放養的生物，也要做好消毒工作，以避免由于外源性病菌而引發污染。如果在水塘中所養殖的是蝦、鱉或者是螃蟹，就要在水塘中養殖一些水藻等等，放養一些螺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起到為水塘遮蔽陽光并降低水塘溫度的作用，而且這些水藻和螺螄還可以作為養植物的食物，同時起到了水體凈化的作用。
3.2 采取科學有效的水體病菌的預防措施
處于持續高溫環境下，各種病菌會大量繁殖，特別是寄生蟲會寄生在養殖物的體表或者是身體內而引發病癥。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發生，就要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當處于高溫環境中，水體就出現嚴重的分層現象，即水體的上層與下層不在對流，而使得下層的水體處于嚴重缺氧狀態，使得各種有害物質被分解出來，包括二氧化氮、硫化氫、氨氣等，導致水體的下層長期處于缺氧狀態[4]。此時，可以采用底質改良劑將水體的下層的環境進行改善，同時增氧劑投入，或者使用增氧機對水體的下層增氧。處于夏季的高溫環境下，還可以向水塘中潑灑一些化學藥物，在高溫環境下藥效會增加，可以避免水塘的水體發生變化而使得水體的缺氧狀態嚴重，同時還可以預防病菌大量繁殖。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淡水養殖業是環境溫度持續升高的現象，具有較高的敏感度，特別是由于負面影響而導致淡水養殖在經濟上受損。這就需要對氣候持續變暖對淡水養殖的影響以充分認識，并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有效對策。
參考文獻
[1]陳新光，潘蔚娟，張江勇，羅曉玲.氣候顯著變暖使廣州極端氣候事件增多[J].2007，29（2）：24-25.
[2]中國環保部.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1：135-141.
關鍵詞： 漁業養殖 預防污染 對策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受內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影響，漁業水體污染情況十分突出，內陸漁業養殖水域污染事故時有發生，給漁民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制約了漁業經濟的發展，也影響了社會穩定。為了切實保護漁民的合法權益，積極扶持弱勢產業，維護水環境的生態穩定，加快漁民增收致富的步伐，積極構建和諧社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的規定，漁政機構要加大對排污單位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斷加強自身隊伍建設，認真履行法定職能，努力提高漁政隊伍保護漁業環境的執法能力，加強漁民維權能力和自我防范的意識，充分體現“依法治漁、強化管理、公正嚴明、服務漁業”的宗旨。為預防漁業養殖水域污染事故的發生，結合工作的實際情況提出如下管理對策。
1提高排污單位保護環境的法律意識
為了做好漁業水域預防污染的工作，漁政機構的執法人員要經常深入污水排放單位，重點宣傳漁業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依法治污的重要性。發揮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利用媒體曝光的已經追究了相關人員責任的污染事故，作為典型教材來教育和警示排污單位，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認識和法律觀念，并能換位思考問題，認識到提高經濟效益不能以犧牲環境和漁民的利益為代價，要舍棄先污染后治理、爭功近利的舊觀念，樹立先治理無污染、從長計議的新思維，要對社會負責，給后代留下一方凈水。要消除排污單位對超排污水存有的僥幸心理，促使其吸取“亡羊補牢”的教訓，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治理污染。通過對排污單位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的宣傳，提高了他們對保護漁業環境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了他們防治污染的法制觀念和社會責任心，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漁業污染事故與2006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0%，漁業養殖呈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
2提高漁政隊伍保護漁業環境的執法能力
針對這項執法難度大、業務技術要求高、責任心強的工作，漁政執法人員要堅持“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不斷加強政治思想、道德素養、業務水平建設，努力學習漁業環境保護的法律知識和漁政執法的實體法。因管理工作的需要，執法人員經常和排污單位打交道，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嚴格遵守農業部漁業行政執法的六條禁令，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要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強化執法能力，提高執法水平，完善執法措施，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要善于把握工作的切入點，找準突破口，實行針對性有效管理。為了適應當前預防污染工作的需要，要核準漁政機構檢測水質的法定資質，充實水環境監測的專業人才；執法人員要經常到養殖水域監測、監視和評估水質狀態，對上游來水及水源要加強監控，到了汛期要讓漁民對養殖水體加強防護措施，為及時有效地防止污染并推廣無害化養殖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為實現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穩定，減輕漁業污染危害奠定基礎。
3履行法定職能，加強對排污單位的監管力度
《環境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有權對管轄范圍內的排污單位進行現場檢查。”《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第十八條規定：“環境保護部門和海事、漁政管理機構進行檢查時，根據需要可以要求被檢查單位提供下列情況和資料……”根據上述規定，為了確保漁業水環境的安全，漁政機構要促使排污單位認真遵守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執法人員要經常深入排污單位進行現場執法檢查，要了解他們的生產原料和排污成分，及時查清污染源、污染物和危害程度，發現問題及早解決，防患于未然。《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造成漁業污染事故的，應當接受漁政監督管理機構的調查處理。”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造成漁業污染事故……由事發地的漁政監督管理機構——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處以罰款。”上述法律條款明確了漁政機構的調查處理職能。為了依法維護弱勢漁民的權益，有效地預防水質污染，漁政機構要依照法律程序，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違法排污活動，加大對排污單位的行政處罰力度，讓其痛定思痛，吸取深刻教訓，促使其積極治理污染。
4領導重視，加強配合，綜合治理
一、上半年工作情況
1、開展投入品、水產品質量安全的宣傳和監管工作
為保障我區漁業生產資料市場經營秩序和水產品質量安全，上半年，我站多層次、多方位的開展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獸藥管理條例》、《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宣傳，印發法律法規、養殖投入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知識等宣傳資料3000余份，強化水產品生產經營戶安全生產要求，提高養殖戶對投入品質量安全判的別與防范能力。同時，為保障水產品質量安全，大力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漁藥的使用。督促各漁藥經營單位建立經營臺帳，完善產品溯源制度，從源頭上加強對漁藥流通領域的監管。把漁業投入品市場納入到有序管理的軌道上來，嚴防禁藥、假、劣獸藥等流入市場，坑農、害農。并與投入品經營等單位100%簽訂了誠信經營承諾書。營造誠信、有序的市場經營氛圍。同時根據蘇州市農林局《關于加快推進漁藥gsp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展開漁藥gsp工作的前期準備。為漁藥gsp工作的后期實施提供保障。上半年，我站出動執法車12臺次，執法人員46人次對轄區內所有漁藥經營單位實施例行、突擊檢查17次，對少數不符合經營規范的單位提出了相應的整改措施并監督落實。抽檢漁藥1批4個品種；抽檢水產品3批4個品種；抽檢產品全部符合相關標準。有效的促進了我區漁業生產有序、健康發展和水產品質量安全的提升。
開展打擊違法添加非食用物質和濫用食品添加劑、“五一”節日期間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執法行動，對重要漁業生產基地和漁藥經營單位的漁藥、飼料等投入品和水產品進行清查，嚴厲查處綠霉素、孔雀石綠等違禁用藥和非法添加劑，累計出動執法車5臺次，執法人員24人次，檢查漁藥經營單位和養殖場33家，沒有發現使用禁用藥物和非法添加劑的行為，抽檢水產品10批次；抽檢產品全部符合相關標準。
同時要求水產養殖戶建立健全健康養殖檔案，準確登記漁藥（飼料）購買、使用及水產品購銷往來情況，做到有據可查，規范漁藥、飼料的使用，保障水產品質量安全。為此，開展了對水產養殖場的執法檢查，檢查了新南漁場等5家養殖生產單位的生產記錄和用藥記錄，檢查沒有發現使用禁用藥物和違規使用添加劑等不法行為的現象，但少數單位養殖檔案不健全。為此，我們現場要求并督促水產品養殖場（戶）建立健全健康養殖檔案，進一步規范水產養殖用藥行為。
2、開展病害測報、防治服務
目前，已在區內重點水產養殖區域設立了6個水產病害測報點。并選擇工作能力強、專業技術硬的技術人員，作為病害測報員加以重點培訓與培養，采取定期上報、扎口管理等方式，形成了覆蓋全區，監測品種齊全的監測網絡，為全面掌握區內水產養殖品種的發病情況及流行趨勢提供了硬件保障。上半年，通過分析水生動物疾病預防控制網絡系統收集的基礎信息。水產養殖病害測報、預報一期，分析了當月發生的病害情況及流行趨勢，及時提出科學的預防措施，并預測了下月可能發生的病害情況，反饋到養殖戶手中，以做到無病早防、防治結合，降低養殖風險。保障全區無重大疾（疫）病流行，有效控制水生動物疾病漫延，減少因病害帶來的經濟損失。并針對上半年氣候多變、氣溫不穩定，水質清瘦，水草長勢不好，清泥苔瘋長、河蟹脫殼困難等的特點，及時組織水產技術人員深入一線，下到鄉、鎮、村及魚塘邊，指導漁民調節水質，對癥用藥，盡量使漁民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3、現代漁業示范區建設
為了適應東太湖環境綜合整治的需要，打造新形勢、新機遇下沿太湖規模化、現代化、生態化的特色農業產業集群，使農業真正成為農民持續致富的源泉、農村改革發展的動力和社會文明和諧的保障。__區人民政府投資5000萬元建設了__區現代漁業示范區，20__年年底已完成了主體工程的施工，20__年開始我站積極協調后續配套設施的建設。
到目前，已在采蓮路示范區入口，中心路東入口設置形象展示牌樓二座，在示范區管理中心科教培訓室外廣場處設置漁業科普長廊一處，在示范區管理中心北門建設傳達室用房60平方米，示范區管理中心裝修工程基本竣工，完成了示范區內景觀綠化工程，水質在線監測已進入設備安裝調試階段。今年以來共接待中外漁業考察團、各級領導參觀考察31次720人。
4、實施省漁業科技入戶示范工程和漁業科技服務年行動
今年是我區第四年承擔江蘇省漁業科技入戶示范工程，作為示范工程的主要實施部門，我站在總結前三年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將河蟹作為本年度主推品種。同時，圍繞太湖綜合整治工程和水產品質量安全建設，將池塘水質生態調控技術、優質大規格河蟹健康養殖技術和河蟹養殖病害綜合防治技術作為主推技術。從建立完善的漁業科技入戶服務體系和專業、負責的漁業科技入戶工作隊伍，優化優勢產品，打造生態、健康、可持續的漁業主導產業著手，確保今年的科技入戶工作在產量效益上取得新成效、入戶機制上取得新突破、促進增收上取得新成果。
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區20個技術指導員、420戶河蟹養殖示范戶的遴選和基本信息采集工作，確定了在東山鎮潦里村、臨湖鎮湖橋村、臨湖鎮采蓮村3個漁業村實現區域性整村推進，確定示范面積9240畝。其中：潦里村--示范戶226戶，指導員11名，入戶指導面積4385畝;湖橋村--示范戶106戶，指導員5名，示范面積1662畝;采蓮村--示范戶88戶，指導員4名，示范面積3193畝。其中，2
5戶為河蟹良種養殖戶，面積259畝。同時，輻射我區及周邊地區6000戶河蟹養殖戶，輻射面積90000畝。組建了由一名研究員、兩名高級工程師、兩名工程師組成的科技入戶專家組，已報送省海洋與漁業局科技入戶信息10條。
制定并落實漁業科技服務年行動實施方案，截至目前，已邀請水科院淡水所、市推廣站等的資深水產專家、學者，在全區組織舉辦塘水質生態調控技術、優質大規格河蟹健康養殖技術、河蟹養殖病害綜合防治技術和微生態制劑的使用技術等實用技術培訓18期，受訓漁民4000多人次。組織編寫發放實用技術資料6種，舉辦技術指導員培訓1期，組織赴高淳、新建參觀學習一次，補貼發放急需生產資料優質河蟹環保飼料2噸、生物調水王（復合芽孢桿菌粉劑）等微生物制劑2噸，折合人民幣80000元。贈送各種專業宣傳資料、《科學養魚》、《水產養殖》期刊120__余份。深入塘邊生產一線現場接受咨詢指導近20__人次。同時向社會公布兩部技術咨詢電話，全天候為廣大養殖戶提供技術指導服務，解決生產中遇到的技術難題，確保技術服務無盲點，截至目前，累計解答電話咨詢100余人次。
5、強化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
加強全站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思想素質和業務水平，制定詳細的學習計劃，落實學習制度，保證學習質量，同時注重加強專業技術、法律知識及辦公自動化知識學習，選送人員參加省、市舉辦的各類專業技術培訓，將業務學習與工作實際緊密結合，全面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以更好地開展工作，進行技術服務。
6、其它工作
撰寫漁牧簡訊9篇，及時相關信息。
結合__區第九屆科普宣傳周活動開展漁業科普宣傳活動。
水生動物疫病防治實驗室建設，目前實驗室已建成，正組織實施內部裝修和實驗儀器設備的采購。
完成局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
二、下半年我站將主要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進一步加大漁業法規宣傳力度，繼續開展專項整治活動。加強對漁業投入品市場的監管力度，努力促進水產品質量安全的提高，確保消費者能吃上放心的水產品。
2、繼續做好水產養殖病害測報服務。在做好養殖病害預測報工作、相關信息的同時，針對發病情況，派出專業技術人員開展巡回服務，為基層解決病害防治技術難題，服務漁業生產。
3、繼續做好水產養殖病害防治工作，在生產關健時節，積極深入養殖一線，做好各類病害的檢測、預防及治療工作。
4、抓好現代漁業示范區建設，狠抓配套措施落實，加快現代漁業示范區建設工作，同時做好示范區的新品種、新技術的服務工作，把示范區打造成__區漁業特色示范區。
5、繼續抓好省漁業科技入戶工程的實施。切實作好主導品種，主推技術的集中推廣，重點抓好技術培訓、入戶指導、中期檢查、測產評估和統計匯總等工作，確保本年度任務保質保量完成。
6、繼續扎實有效地開展水產養殖技術的培訓工作，主要是對池塘水質生態調控技術、優質大規格河蟹健康養殖技術和河蟹養殖病害綜合防治技術的培訓。積極組織技術人員深入生產一線，開展技術指導工作，提高漁民養殖技術水平。
【英文摘要】Section 2，Article 90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provides for the legal remedy for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But due to the too simple provision of this clause， many issues arising in practice. Thos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the oil pollution damage by ships don’t cover the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Meanwhile， some domestic courts of some countries have had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So，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set of new rules on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in China， specifying the exact claimants， the scope for compensation and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legal remedy for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關鍵詞】海洋生態損害；法律救濟
【英文關鍵詞】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legal remedy
【正文】
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水上交通、石油勘探開發、海洋漁業等生產活動日益繁忙，船舶突發事故引發的重大溢油風險不斷加大。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石油消耗量的急速上升，我國已經成為石油進口大國。龐大的進口石油主要通過海上船舶運輸進入我國境內，因而在我國海域發生溢油事故的概率大幅上升。國家環境部公布的2006年和2007年中國近岸海域環境質量公報顯示，2006年全國沿海發生船舶污染事故124起，總溢油量1216噸，其中50噸以上的石油和化學品污染事故5起。2007年全國沿海發生船舶污染事故107起，其中發生0.1噸以上溢油事故38起，總溢油量748~898噸，50噸以上重大溢油事故5起。頻發的船舶溢油事故使我國海域本就令人堪憂的生態環境狀況雪上加霜。
一、海洋生態損害的涵義
客觀地說，目前學界尚沒有對“生態損害”這一術語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國外有許多學者試圖為生態損害下一個學理定義。如拉恩施泰因(Lahnstein)博士認為，“生態損害指對自然的物質性損傷，具體而言，即為對土壤、水、空氣、氣候和景觀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動植物和他們間相互作用的損害。也就是對生態系統及其組成部分的人為的顯著損傷。”[1]
從國內外相關立法和學者們所使用的措辭來看，“生態損害”(ecological damage) 、“純生態損害”(pure ecological damage) 、“環境本身的損害”(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per se) 、“環境損害”(environmental damage) 、“純環境損害”(pure environmental damage) 、“環境損傷”(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 及“自然資源損害”(natural resource damage ， NRD) 是經常被混合使用的術語。
其中“生態損害”是歐洲學者所經常使用的，而“自然資源損害”是美國法上和美國學者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如美國1990 年的《油污法》(Oil Pollution Act ， 簡稱OPA)第2702 條b 款第2項所使用的“自然資源損害”，指“對自然資源的侵害、破壞、喪失或者喪失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包括對損害評估的合理費用”。
而“純生態損害”、“純環境損害”和“環境損傷”通常被用來指代對環境本身的損害，其侵害行為的對象一般指那些無主的生態環境要素。冠以“純”字以后，它們都特指那些不以受害者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為條件而產生的損害。[2]
海洋環境包括海水、溶解和懸浮于水中的物質、海底沉積物和生活于海洋中的生物。根據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5條第1款，海洋環境污染損害是指直接或者間接地把物質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環境，產生損害海洋生物資源、危害人體健康、妨害漁業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動、損害海水使用素質和減損環境質量等有害影響。筆者認為，其中的“損害海洋生物資源”、“損害海水使用素質”及“減損環境質量”這些有害影響就是海洋生態損害的具體表現。
二、立法過于原則帶來實踐中的困惑
對海洋生態損害的救濟問題我國法律已有規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 條第2款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 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 由依照該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但該款規定過于簡單原則，可操作性不強，造成實踐中的諸多困惑和無奈。
例如，2002年11月23日，馬耳他籍“塔斯曼海”輪裝載8萬噸原油在渤海灣與中國籍“順凱1號”輪相撞，約200噸原油泄漏，造成我國渤海海域的大面積嚴重污染，對海洋生態環境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由此引發了一場歷時兩年，涉及十個案件1500余個原告、涉案標的達1.7億元人民幣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由于此案是我國加入《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后，第一例根據該《公約》向外國公司保險人進行索賠的案件，也是我國海洋行政管理部門在法律框架內提出首例涉外海洋生態侵權損害民事索賠的案件，開創了維護我國海洋生態環境權益的先河，因此此案當時引起全國媒體的普遍關注。
經過多次開庭審理，在事發兩年后，2004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對該案的10個案件依法做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塔斯曼海”輪船東及倫敦汽船船東互保協會連帶賠償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生態損失近千萬元（其中海洋環境容量損失750.58萬元，調查、監測、評估費及生物修復研究經費245.23萬元，共計995.81萬元）；賠償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漁業資源損失 1500余萬元；賠償遭受損失的 1490名漁民和養殖戶1700余萬元，此次索賠案的最終賠償金額共計 4209萬余元。[3]但由于涉及海洋生態損害賠償的兩個案件，即以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為原告的兩個案件，原、被告雙方均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時至今日，目前仍在審理當中，未有最終判決。
又如阿提哥號案。2005年4月3日，一艘滿載原油的葡萄牙籍油輪阿提哥號，在進入大連新港時意外觸礁，導致大量原油泄漏，海域受污染，附近114家養殖企業和個體養殖戶提請索賠訴訟，起訴標的額一度高達近10億元。經過歷時3年多的審理，到2009年5月已經陸續有104家養殖企業和個體養殖戶與被告方達成調解協議。但是，由大連市海洋與漁業局代表國家提出的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訴訟，目前仍在大連海事法院等待判決。[4]
當前，在中國海域發生的噸級以上溢油污染事件越來越頻繁，但提起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訴訟的案件并不多。而這些屈指可數的起訴案件卻往往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訟，久拖不決，懸而未決。這充分暴露出我國海洋生態損害索賠制度存在的問題。從表面上看，當事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是海洋生態價值的評估問題，即海洋生態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問題，其實從更深層次說明了目前我國該訴訟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包括實體法的欠缺， 比如訴訟主體地位不明確賠償標準尚不完備等問題。而這導致的后果是因為海洋生態損害的無人買單而使我國本已惡化的海洋生態環境更加脆弱不堪。因此完善我國海洋生態損害救濟制度迫在眉睫。
三、法律適用問題
在《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和《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公約》多 年的實踐和發展中，就溢油導致的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而言，公約的條款規定經歷了：從未明確考量該問題，到原則上排除環境本身的損害，僅賠償“合理”的清除費用和環境恢復費用的發展。[5]對此，曾有著名的國際環境法學者評論道：“無論環境保護國際公約的目的是預防，還是減輕對環境本身的損害，但多數民事責任國際公約的目的并不是建立對環境損害的賠償責任，而是對通過環境損害（這個媒介）導致的人類、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經濟狀況的損害的賠償責任。在那些被擱置于圖書館的公約中，對環境本身的損害通常僅通過‘清除危險物質費用’和‘環境恢復費用’的賠償等術語予以反映，這固然可以成為可能；但當無法清除和恢復時，對環境本身損害的賠償卻成為不可能。”。[6]
筆者認為，《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和《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公約》及其系列議定書設立的目的是為油污而造成的船舶之外的損失和損害提供救濟，這種損失和損害僅指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這種民事責任所奉行的是補償性和責任限制原則。由于受其設計初衷所限，這些公約并沒有考慮對生態損害（或環境損害）的救濟問題，其規定也不適用于對生態損害提供法律救濟。例如，生態損害賠償不適用責任限制原則。這一點在2008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碰撞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已有體現。[7]可以說，目前在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賠償方面尚沒有可以有效適用的國際公約。欲對海洋溢油生態損害提供有效救濟，只能轉而尋求國內法的有關規定。
事實上，已有一些國家的法院有過相關的司法實踐，如意大利1985年的Patmos案、1991年的Haven案和澳大利亞1995 年的ok Tedico案。這些國內法院都承認：海洋環境損害可以作為一類獨立的可賠償項目；海洋環境損害賠償既包括可計量性的，也包括不可計量性的因素等。
在Patmos案中，意大利政府（海商部）基于海洋環境損害賠償提起了上訴請求，1989年意大利Messina地區上訴法院支持了該項上訴請求，援引了于1987年作出的第641號判決，就上訴人意大利政府作為國家遺產的受托人所提出的合理的環境損害賠償——“公眾忍受了喪失享受的樂趣的痛苦”予以了確認。該判決中還援引了國內法——意大利1982年第979號法案第21條和1986年第349號法案第18條的規定。[8]
又如 “塔斯曼海”案中，兩被告共同辯稱：原告索賠的環境容量損失和生態服務功能損失不存在，不是《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1992年議定書認可的污染損害；即使此次漏油事故造成海洋生態環境損害，原告索賠的環境修復費用在該議定書下也不能得到賠償；原告主張的海洋生物恢復費用和評估費用不成立。
天津海事法院駁回了被告要求適用《國際油污賠償基金索賠手冊》和《CMI油污損害指南》的要求，主要適用中國國內法進行審理。法院認為，中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6 條規定了重點海域排污總量控制制度，且按照“渤海碧海行動計劃”和《中國海洋二十一世紀議程》的規定，被告造成的溢油海域屬于執行該項制度的重點海域。本案涉及到的輕質原油入海， 不管是否造成多大面積的污染超標， 都使渤海灣中增加了輕質原油， 占用了渤海排污的控制指標， 客觀上造成了渤海灣的環境容量損失，因此天津市海洋局關于海洋環境容量損失的訴求獲得一審法院的支持。[9]
由此可見，在沒有可以直接適用的國際公約的情況下，我國要對海洋溢油生態損害進行有效規制，就必須健全和完善以《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 條第2款為基礎的相關國內法規定，以使其法律救濟有法可依。
四、索賠主體
《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第1款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第2款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法律對污染海洋環境造成損害和破壞海洋生態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分兩款分別做了規定，說明二者之間是存在明顯區別的。其中污染海洋環境造成的損害，指的是污染海洋環境的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屬于民事侵權法上的環境侵權責任，索賠主體是其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單位或個人。而規定在該法第90 條第2款的海洋生態損害行為，如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和海洋保護區的行為，所侵害的對象是不屬于任何私人所有的海洋生態環境要素，它歸屬于國家利益的范疇，這就決定了海洋生態侵權者所承擔的責任有別于傳統民事侵權法上的責任，不以特定受害者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為條件。任何私人都無權提起海洋生態損害賠償的訴求，而只有國家行政管理部門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者才有權提出此類訴求。
根據該第90 條第2款，依照《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有權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生態損害賠償要求。而從《海洋環境保護法》第5條的規定來看，海洋環境監督管理部門主要包括國家環境保護部門、國家海洋部門、國家海事部門、國家漁業部門和軍隊環境保護部門。但是由于有上述多個管理部門對海洋環境都負有監管權，特別是在某些事項上幾個部門存在監管權的重疊；此外，當生態損害波及相鄰的多個區域時，是由源發地有管轄權的機關還是這幾個不同區域內有管轄權的機關分別起訴，相關規定沒有明確，實踐中讓人無所適從。
由于規定不明確，學者們對誰有權代表國家提起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訴訟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有學者認為，在普通商用油船發生漏油事件時，有權代表國家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適格主體通常是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而不是其他部門。[10]
這就為在具體的海洋生態損害案件中究竟哪一個或哪一些管理部門有權代表國家訴訟帶來了不確定性，也會造成國家海洋生態損害索賠權的落空。筆者認為，各不同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在代表國家行使索賠權時其原告地位的確定應以各不同部門的職能劃分為基礎，以《海洋環境保護法》為指導，同時結合《漁業法》、《防治海岸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海洋傾廢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對各管理部門在海洋環境監管權方面的分配來確定由哪個部門來擔當海洋生態損害索賠案的原告代表國家進行訴訟。
當然最終的解決方法應當是在《海洋環境保護法》中將海洋生態損害加以類型化，明確規定各個管理部門針對哪些類型的海洋生態損害進行索賠。例如借鑒“塔斯曼海”案的一審判決，明確規定海洋管理部門有權代表國家針對海洋環境容量損失，為確定溢油事故導致的海域污染程度、污染面積支出的調查、勘驗、評估費用，為研究修復被污染的海洋環境發生的合理費用而提出索賠。
而索賠主體如果在法律上沒有得到明確，在實踐中很容易產生重復索賠問題的爭議。如“塔斯曼海”案中，面對原告的巨額索賠，兩被告認為眾原告的索賠請求相重復。天津海事法院經過調查取證后明確表示，天津市海洋局請求的是海洋環境生態污染破壞和生態恢復的索賠；河北省灤南縣和天津市漢沽、北塘、大沽漁民請求的是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捕撈停產損失、網具損失和灘涂貝類養殖損失；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請求的是漁業資源損失。因此各方當事人索賠的范圍和內容界定明確，彼此獨立，不存在重復索賠的問題。[11]
此外，筆者認為，由相關管理部門代表國家提起的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訴訟是一種特殊的為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訴訟，有別于一般的民事訴訟案件。在這種民事法律關系中，管理部門代表國家作為一個特殊的主體，在訴訟中行使權利等方面與私人參加訴訟應當有所區別。例如，依民事訴訟法的權利處分原則，對是否提起訴訟，權利人有決定的權利，而對負有海洋環境監督管理職責的相關管理部門來說，生態損害索賠權既是其權利，更是其職責，是其必須作為的，不能放棄，此時便不能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權利處分原則。又如，提起此類訴訟的管理部門本身不是財產所有人，其能否在生態損害賠償上代表國家與污染責任人達成和解，放棄部分或者全部權利，其與污染責任人達成的和解協議是否要經過其他權力部門的批準等，法律上都應有明確規定。
五、索賠范圍和賠償標準
在海洋生態損害的索賠范圍方面，我國法律規定尚付闕如。在這方面，美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可資借鑒。
美國沒有加入任何船舶油污損害的國際公約，其關于油污損害賠償范圍的規定見于1990 年的《油污法》。該法中規定的污染損害賠償范圍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清除費用;第二是損害。其中可以索賠的油污損害包括了六個方面:自然資源損壞，動產或個人財產損壞，自然資源生活用途方面的損失而遭受的損害，稅、費、收益，利潤和贏利能力，公共服務費用。這些方面幾乎囊括了可以想象到的全部損失，包括所有為了恢復、復原、替代及因自然資源遭到破壞而需還原的費用，在未能還原恢復期間的自然資源的貶值損失，對該損害進行評估、計算、量化的合理費用等。可見對生態損害的賠償自然被考慮在內。
1989年美國EXXON石油公司的超級油船“EXXONVALDEZ”(21.5萬載重噸)在阿拉斯加的威廉太子灣觸礁擱淺，3.6萬噸原油泄漏，此次事故致使1609km海岸、7770km2海域被污染，美國法院根據《油污法》判決:EXXON石油公司為該起事故支付罰款、清污費、賠償費(包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費用)及其他費用約合80億美元。
關于海洋生態損害的賠償標準，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 條第2款沒有涉及，但這是一個實際糾紛案件中無法回避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問題。目前國內相關規定可資引用的只有農業部1996 年頒布的《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如根據該規定第2條，天然漁業資源損失額（屬于海洋生態損害的范疇，筆者注）的計算，由漁政監督管理機構根據當地的資源情況而定，但不應低于直接損失水產品的3倍。
在“塔斯曼海”案中，對于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作為原告所訴求的天然漁業資源損失如何計算和是否賠償的問題，在《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及其議定書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天津海事法院根據黃渤海監測中心的監測結果得出的天然漁業資源經濟損失屬于客觀存在的事實，在按照農業部《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所確認損失的基礎上，作出一審判決，被告英費尼特航運有限公司賠償原告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漁業資源損失 1465.42萬元，調查評估費 48萬元，并承擔上述款項的利息；被告倫敦汽船船東互保協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12]當然，由于該案目前還未有最終判決生效，一審法院依據這種簡單的賠償標準所作出的這一判決是否正確還未有定論。
2007年4月9日，我國參考美國的油污損害機制所制定的《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由國家海洋局正式，有望為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賠償案件的順利處理提供有效的技術保障。
結語：
由于海洋生態損害有別于傳統的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目前尚未有可直接適用的關于賠償責任方面的國際公約。而坐視海洋生態損害于不顧，無人為海洋生態損害的后果買單，只會令我國海洋環境狀況更加不堪，令國家的海洋權益遭受嚴重踐踏。已經有一些國家的司法判例根據其國內法對海洋生態損害賠償給予支持。為此，我國急需在現有《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 條第2款規定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有別于普通的環境侵權制度的新的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補充完善相關法律規定，為海洋生態損害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
【注釋】
[1] Lahnstein Christian ，“A Market - Based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suranc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aking Special Account of Germany ， Austria ， Italy and Spain”， in Faure Michael ed. ， Deterrence ， Insurability ， and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New York : Springer – Verlag/Wien ， 2003 ， p. 307.
[2] 參見竺效：《反思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罰款的法律尷尬-以生態損害填補責任制為視角》，《法學》2007年第3期。
[3] 《“塔斯曼海”案一審宣判》，《中國海洋報》2004年12月31日第一版。
[4] 《油輪觸礁漏了油，海事索賠第一案3年沒打完》，hilizi.com/2009-05/14/content_313031.htm，2009年7月1日查。
[5] 參見竺效：《論在“國際油污民事責任公約”和“國際油污基金公約”框架下的生態損害賠償》，《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2期。
[6] De La Fayette Louis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Regimes in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New York，2002，p.156.
[7]如該規定第9條規定，因起浮、清除、拆毀由船舶碰撞造成的沉沒、遇難、擱淺或被棄船舶及船上貨物或者使其無害的費用提出的賠償請求，責任人不能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規定享受海事賠償責任限制。
[8]參見竺效：《論在“國際油污民事責任公約”和“國際油污基金公約”框架下的生態損害賠償》，《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2期。
[9] 參見天津海事法院（2003）津海法事初字第.183號民事判決書。
[10]趙勁松、趙鹿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訴訟主體問題》，《中國海商法年刊》第15卷，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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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三年后，康菲渤海溢油索賠案終于邁出實質的一步。
12月9日及10日上午，天津海事法院開庭審理這一案件。此案中，河北唐山市樂亭縣21個海參養殖戶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中國）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下稱中國海油），向其索賠溢油造成的漁業損失1.41億余元和鑒定費703萬元。
該案的立案時間為2011年12月，之所以延宕至今方才開庭，天津海事法院作出解釋：法院在立案后即向兩被告郵寄送達法律文書，因康菲中國的注冊地利比里亞時局動蕩，致使該公司于2013年4月才向法院提交答辯狀及相關證據材料。此后，法院又先后兩次召集原、被告交換證據，并就21名原告的養殖權利和養殖面積進行調查。在此期間，原告方還曾數次變更訴訟請求并補充證據，最后提交證據的時間是2014年7月6日。因此，法院最終確認訴訟請求的時間是2014年9月10日。
2011年6月，康菲中國與中國海油合作開發的渤海蓬萊19-3油田發生溢油事故。后經國家聯合調查組認定，油田周邊及其西北部面積約620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受污，其中870平方公里被嚴重污染。
事故發生后，河北、山東、天津等沿渤海地區水產養殖戶因受損嚴重，分別通過司法途徑向肇事方提起索賠訴訟。但迄今為止，在中國國內正式進入訴訟程序的僅有上述的河北樂亭21名養殖戶。
此案所涉養殖戶中大部分來自遼寧大連，他們自2007年起陸續在河北樂亭縣海域承包養殖海參，其索賠金額從178萬元到近3000萬元不等。
首例索賠案開庭，讓一直苦于訴訟無門的各地養殖戶重獲信心。12月11日下午，即天津庭審結束的次日，山東多地養殖戶代表前往山東省高級法院交涉，“希望能推進在青島海事法院申訴的索賠案件，同時我們也加快推進在國外的訴訟進度”。 激辯索賠依據
樂亭縣水產養殖協會會長張福秋是21個養殖戶的人，他在庭審現場訴稱，21個原告共擁有海參養殖池2905.99畝，工廠化養殖5727平方米，由于渤海溢油事故未及時向社會告知，致使原告誤將混有油污的海水引入海參養殖區，造成大量海參死亡并絕收，被告應予以經濟賠償。
在庭審中，雙方就多個焦點展開激辯：原告是否具有合法的養殖權利和索賠權;溢油事故是否造成原告養殖區的污染;污染事故與原告主張的損失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原告遭受損失的程度和具體數額認定的真實客觀性;中國海油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
在同一事故中其他養殖戶索賠案的多位律師看來，上述庭審五個爭議焦點，也將是所有索賠案件在未來遭遇的共性問題。
其中，最核心的焦點在于事故與海產品死亡因果關系如何認定。
原告索賠1.4億余元損失的主要依據，是由河北博亞科技事務有限公司出具的技術咨詢報告。張福秋表示，他于2011年7月17日接到養殖戶反饋的海參死亡通知后，即安排樂亭縣水產局工程師趙連懷、尹向輝現場查看并現場取樣。后將采集的部分原油顆粒樣品送檢至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化驗結果顯示與油田溢油油指紋一致。此后，農業部漁業環境及水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的檢驗結果表明，海參、蝦樣本體內的石油烴含量超標，不能食用。
庭審中，被告的律師對原告送檢樣品的采樣、保存、檢驗的規范性，及評估公司的評估資質提出了質疑，認為不符專業性、規范性要求，不能證明原告養殖區真實狀況，而且康菲中國和中國海油方面在采樣、檢驗過程中未在現場，因此對相關的檢測結果表示質疑。 渤海溢油事故后，遭受損失的漁民紛紛提訟，試圖索取賠償，但大多未被法院受理。圖為2011年12月20日，漁民代表到天津海事法院詢問索賠訴訟受理情況。
張福秋則表示，原告采樣時已按既有的專業操作規程，“否則，也根本化驗不出來油指紋一致的結果”。而取證過程中，張福秋自稱接到養殖戶通知后，先向縣水產局、縣政府主要負責人逐級匯報，在得到分管副縣長指示后才安排技術人員調查取證。“我們共向兩被告發了三次書面函并打了多次電話邀請共同采樣，對方一直口頭說派人配合，但始終不到場。我們鄭重告知對方，再不來，證據就要滅失了，他們還是不到場。所以我們才自行采樣送檢。”張福秋說。
在中國海油是否承擔事故賠償責任上，雙方也展開辯論。原告認為，中國海油與康菲中國此前已分別出資對事故進行補償，已表明中國海油在事故中存在過錯，雖然該公司在事故過程中不是生產者、主要責任者，但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中國海油律師則表示，中國海油出資對海洋生態環境損害進行補償、對保護渤海環境承擔社會責任，并不代表就要對原告的損失承擔民事責任。 事故調查報告受質疑
【關鍵詞】漁業養殖與開發的管理；預防污染；對策
前言：
漁業資源管理的措施，大致有規定禁漁區、禁漁期，規定禁用漁具、漁法，限制網目尺寸，控制漁獲物最小體長，限制捕撈力量，限制漁獲量等6項。其中前4項主要是保護幼體和親體，以利繁殖活動的正常進行，是定性的初級管理手段；后2項在于控制捕撈死亡量，是定量性的高級管理手段。但是隨著水域的污染，預防污染也成為了維護漁業資源的再生產能力和取得最佳持續漁獲量而采取的措施和方法之一。
漁業資源開發
已開發利用的漁業資源中，70%直接供應人們食用，如鮮品、凍品、罐藏以及鹽漬、干制等加工品；30%加工成飼料魚粉、工業魚油、藥用魚肝油等綜合利用產品。
在漁業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上可分為：①利用枯竭。即在相當長時期內資源量難以恢復到正常水平。②過度利用。即資源已衰退，但只要采取保護措施，尚能恢復。③充分利用。即能適應資源自然更新能力，保持最佳持續產量。④未充分利用。即資源利用尚有潛力。中國東南瀕臨大海，海域遼闊，海岸線長，內陸水域網絡縱橫，漁業資源豐富，品種繁多，已知海、淡水魚3000多種，常見經濟種類有150多種。漁業資源管理措施
規定禁漁區、禁漁期
根據漁獲對象的各個生活階段及產卵場、越冬場和幼魚發育的具體情況規定禁漁區、禁漁期或保護區，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親魚的正常繁殖和稚魚、幼魚的索餌成長，保護魚類順利越冬。由于大部分海洋魚類都有長距離洄游的習性，每年活動的海域范圍很大，在絕大部分時間里不在規定的禁漁區范圍，所以規定禁漁區的措施不能有效地把可捕體長控制到第一次性成熟的年齡，但作為整個海域的漁業資源初級管理，則是非常必要的。規定禁漁期是限制捕撈力量和保護幼魚的措施。通常在產卵季節實行，可對處于衰退狀態的漁業起到保護魚種的作用。在產卵季節進行禁漁的缺點是在這個漁獲率通常較高的時期實行禁漁，實際上將使捕撈開支增大，這對捕撈力量也有限制作用。
規定禁用漁具和漁法
凡嚴重損害魚卵、幼魚或會引起漁獲群體大量死亡的漁具漁法，都會破壞漁業資源。因此，中國《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中明確規定，對為害漁業資源較輕的漁具和漁法，應有計劃、有步驟地予以改進，對嚴重為害資源者應加以禁止或限期淘汰，在沒有完全淘汰之前，應適當限制其作業場所和時間。
限制網目尺寸
一般來說，網具的網目越大，則小魚逃脫率就越高。使用網目大小適當的漁具時，漁獲物中成魚的比例高、雜魚少，漁獲物受損失也少，經濟效益也隨之上升。放大網目比調整漁撈力量有大得多的潛力，有可能大幅度提高世代產量。中國對各類網具的最小網目尺寸都有明確規定。但在一個擁有眾多魚種的漁場中，各魚種在不同時間內所占數量比重有差異，各種魚體形狀和大小也相差很大，故網目尺寸的確定比捕撈單一魚種時要困難得多。
控制漁獲物最小體長控制
是控制被捕撈群體再生產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規定捕撈長度的目的在于保護將達性成熟的個體，保障生殖群體有必要的補充量，保障被捕撈的群體逐年提高和穩定其產量。魚類的最小體長是根據不同魚類的生物學特性和捕撈經濟效益確定的。如中日漁業協定規定，拖網捕撈每航次的漁獲量中幼魚所占比例不得超過同種漁獲量的20%，小黃魚體長19厘米以下、帶魚肛長23厘米以下為幼魚。控制最小體長的措施在漁港進行比較有效，多與網目限制的措施相結合。
限制漁撈力量
對漁業投入量的限制措施。包括對許可船數、噸位、馬力、漁具數量和捕撈力量的限制等。由于某些漁業的捕撈參數幾乎是變化無常而難于精確測定，用控制船、網、工具數量的方法來控制捕撈死亡就非常困難。雖然如此，這仍不失為一種常用的管理措施，特別在國際間的漁業協定中普遍采用，表示捕撈力量的有：漁場滯在天數、作業天數、拖網次數和時間等。
限制漁獲量
對漁業產出量的限制措施。國際漁業條約往往以最大持續產量為標準規定總允許漁獲量，然后對有關國家進行配額。隨著沿海國漁業管理權的擴大，對所有漁業資源都將開始實行漁獲量的限制。這種措施可直接控制捕撈死亡量，是資源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對資源量變動大或資源量評估準確程度低的魚類，可能導致配額不均和生產的低效能。
預防污染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受內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影響，漁業水體污染情況十分突出，漁政機構要加大對排污單位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斷加強自身隊伍建設。為預防漁業養殖水域污染事故的發生，提出如下管理對策。 1提高排污單位保護環境的法律意識 為了做好漁業水域預防污染的工作，漁政機構的執法人員要重點宣傳漁業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依法治污的重要性。發揮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利用媒體曝光的已經追究了相關人員責任的污染事故，作為典型教材來教育和警示排污單位。通過對排污單位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的宣傳，提高了他們對保護漁業環境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了他們防治污染的法制觀念和社會責任心，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2提高漁政隊伍保護漁業環境的執法能力 針對這項執法難度大、業務技術要求高、責任心強的工作，漁政執法人員要努力學習漁業環境保護的法律知識和漁政執法的實體法。為了適應當前預防污染工作的需要，要核準漁政機構檢測水質的法定資質，充實水環境監測的專業人才；執法人員要經常到養殖水域監測、監視和評估水質狀態，對上游來水及水源要加強監控，到了汛期要讓漁民對養殖水體加強防護措施，為及時有效地防止污染并推廣無害化養殖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為實現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穩定，減輕漁業污染危害奠定基礎。 3履行法定職能，加強對排污單位的監管力度 為了確保漁業水環境的安全，漁政機構要促使排污單位認真遵守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執法人員要經常深入排污單位進行現場執法檢查，要了解他們的生產原料和排污成分，及時查清污染源、污染物和危害程度，發現問題及早解決，防患于未然。《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造成漁業污染事故的，應當接受漁政監督管理機構的調查處理。”為了有效地預防水質污染，漁政機構要依照法律程序，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違法排污活動，加大對排污單位的行政處罰力度，讓其痛定思痛，吸取深刻教訓，促使其積極治理污染。 4領導重視，加強配合，綜合治理 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要大力支持漁政機構防治污染的工作，分管領導要親自抓，執法人員要積極、大膽、主動地開展工作，依法執法、文明執法、為民執法，努力把部門職能轉換成政府行為。
漁業資源增殖
是用人工方法直接增加水域生物種群的數量或移入新的種群，以提高水產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的措施。廣義的也包括某些間接增加水域種群資源量的措施。常用的漁業資源增殖的方法有：①人工放流。即將一定規格和數量的用人工繁殖培育的苗種，選擇在環境條件適宜、敵害少和餌料豐富的水域放流，以補充和增加水域的自然資源量。②移植馴化。即將新的水產資源生物種群移入一定水域，使其適應新的環境自然定居繁殖，形成新的有捕撈價值的種群。③改善水域環境。包括為魚類產卵提供條件，興建過魚設施，以維持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路等。
存在的難點問題
1水產養殖抵御風險能力弱，易造成較大損失水產養殖業受自然條件、氣候和環境變化等因素影響大，其面臨的主要風險有洪澇災害、冰凍災害、干旱、病害、污染及人為因素的破壞等，其中自然災害對水產養殖的影響具有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區內集中發生的特點，易造成嚴重損失。由于高風險因素的存在，可能導致經營水產養殖保險的保險公司平均賠付率超過100%，遠遠高于70%的盈利臨界點。故水產養殖一旦出現災害，保險公司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賠償金，因此商業保險公司普遍不愿涉足水產養殖保險領域。
2水產養殖影響因素復雜，定損難度較大水產養殖保險標的即水生動物，因為水生動物在水體中，具有看不見、摸不著的不確定性，導致其數量、生長情況等不易觀察計數，在發生部分死亡或流失的情況下，很難直觀準確地核定損失程度。同時，保險責任的鑒別也存在難度，意外事故如缺氧、泛塘、中毒、污染、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與疾病死亡有時同時發生、相互關聯、不易區分，這給出險后的勘查評估、核定損失等工作帶來諸多困難，導致理賠難度較大。
3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道德風險主要是通過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使損失的“質”或“量”加大，比如故意損毀養殖設施，或任魚病擴散;逆向選擇行為表現為投保人趨向于具有較高賠款預期的漁民等［3］。水產養殖業是照料性產業，保險標的生長狀況和最終產出結果與被保險人生產管理的精心程度關系很大，這就使得其中可能含有的道德風險因素難以分辨，最終導致保險公司的高監督成本和高賠付損失，影響保險公司對水產養殖保險產品的提供。
4養殖戶保費支付能力有限由于水產養殖戶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一般難以支付較高的保險費用;而收成較高的養殖戶因收入穩定，且正常年份較少有意外情況發生，也不愿意投保。根據相關報道，以政策性水稻保險為參照，水產養殖戶普遍能承受的費率水平為1%左右，但是保證水產養殖保險正常運行的費率則高出很多，如上海安信保險公司淡水養魚保險，僅承保臺風、暴雨、雷電等自然災害所致泛塘和潰塘及漫塘損失，費率為2%，附加惡劣氣候泛塘、水質污染中毒、他人投毒損失責任的費率為10%［4］。
5國內無再保險公司分保一旦有較大災害發生，理賠的金額是目前的保費所不能承擔的，而相當多的保險公司不具備承受水產養殖巨災風險的實力，因此要設法讓一部分風險分散出去，但是這種分保機構在國內基本上沒有，國內保險公司對水產養殖業保險沒有信心，再保市場基本封閉，只能向國外公司尋找合作，因此經營成本較高。
可行性分析
上述列舉的問題在目前政策性農業保險中的種植業、畜牧業保險中都有一定程度的顯現，并不全是水產養殖業所獨有的，因此只要充分發揮南京市已有的農業保險工作經驗，緊密結合南京市水產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原則和路徑，南京市的水產養殖業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南京市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已有一定積累一是組織結構完善，目前已經成立了由分管市長任組長，發改、農林、財政、氣象、人保公司等部門為成員的農業保險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各區縣成立了相應的農險機構，涉農街鎮、行政村參與到農業保險服務站、點的建設中;二是實行聯辦共保，市場化運作模式，將政府、保險公司、農戶等相關方聯結成一個共贏體系，實現風險分散，有效降低政府和保險公司風險的目的;三是初步建成農業保險制度體系，對試點模式、財政補貼、保險品種、保險費率、管理費用等進行了積極探索;四是通過具體理賠事件，積累了實戰經驗，發揮出維護農民利益、服務農業生產的作用;五是在南京市各涉農街鎮建設了50個農業保險服務站，各行政村建設了675個農業保險服務點，實現了農業保險服務網點全覆蓋;六是開展有效宣傳，提高了廣大農民群眾對農業保險的認知度，為后續農業保險品種的出臺積累了群眾基礎。以上成果完全可以應用于水產養殖政策性農業保險中，既保證了南京市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的連貫性，從而進一步擴大服務受益面;又可以避免從零構建，從而節約一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2南京市水產產業發展已具有一定規模一是南京市主打特色水產經濟，其中全市河蟹產業經濟總量超15億元，淡水蝦類產值突破5億元，加州鱸、鱖魚、淡水白鯧等特色魚類產值超過5億元，可以圍繞南京市主打水產品品種確定保險標的物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避免水產養殖保險品種過多的問題;二是養殖生產有標可依，南京市已先后編制了河蟹、青蝦、加州鱸、羅非魚、淡水白鯧等主要養殖品種的18個地方性質量標準和生產技術操作規程，使健康養殖有了規范化標準依據，為保險責任的鑒別提供了基本準則，也避免了一定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三是基礎性資料有保證，目前全市擁有667hm2以上連片規模基地13個，66．7hm2以上漁場43個，通過無公害認證、認定的養殖基地29個，建成4個國家級、3個省級、6個市級標準化生產示范區，各類漁業經濟合作組織117個，建有較為完善的生產臺賬、養殖日志等基礎性材料，一旦發生災、病害事故，在定損時可以有據可查;四是走高效漁業發展之路，提升漁民致富能力強，如高淳縣河蟹養殖的平均效益達到55490．3元/hm2，青蝦良種的應用推廣使南京市青蝦養殖的平均效益達到51274元/hm2。較高的收益預期可以充分調動養殖戶的投保參保意愿，并且在享受政策性農業保險給予的保費補貼之下，有一定經濟能力承擔余下保費的支出。
3南京市已具有一定的漁業生產風險控制能力一是在國家日益重視防災減災能力建設的背景之下，南京市加強了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的快速反應、協同應對的能力，建立和完善了相應的減災工作機制，正是有了這套工作機制，南京市通過充分動員和發動，依靠群眾力量，實行統一指揮和協調，在2011年的抗旱斗爭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尤其是在水產戰線上。2011年高淳縣養蟹面積15000hm2，產量突破1．3萬t，較2010年增產800t，大旱之年仍獲豐收。二是具有較為完善的水生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可以有效防范來自水生動物疫病的風險:(1)加強了南京市水生動物防疫檢疫實驗室建設，并且依托江蘇省水生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水生甲殼動物病害重點實驗室”，連續3年開展了南京市水生動物重大疫病的監測工作;(2)南京市建立了市、區(縣)、鄉(鎮)三級疫病預測、預報防治體系，形成了高效快速準確的測報體系，能夠及時預防和控制水產養殖病害的發生;(3)在全市主要的水產產業基地建成標準化基地魚病醫院16家，并配套遠程輔助診斷系統，實現網絡化管理，有效提高了水生動物疫病的診療水平和效率。
開展試點工作的初步設想
1加強組織領導水產養殖政策性農業保險直接關系到廣大農(漁)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相關工作涉及面廣、時效性高，必須強化組織領導，加強協作。建議在南京市農業保險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已有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組織體系內增設水產養殖政策性農業保險研究小組，設計水產養殖保險品種，制訂相關計劃和措施，組織實施水產養殖保險的認定、理賠方案的核定。
2以保本為主水產養殖生產成本真實存在，可以作為水產養殖保險的對象。以高淳縣的河蟹養殖為例，其養殖成本由苗種、飼料、水電、藥品、塘租等組成，平均每666．7m2為4033元，與當前政策性農業保險中1頭奶牛的保額相當，故參考相關參數計算如下:保險費率6%，為241．98元;設定各級財政補貼80%，養殖戶需要繳納725．58元/hm2;賠付金額實行動態化測算，即災、病害造成的實際成本損失，上限為60468元/hm2;同時設定造成25%以下損失免賠，如此可以在發生損失后，通過保險理賠為養殖戶提供基本的災害補償，讓受災戶及時恢復再生產，同時可規避道德風險，易于操作，能夠為拓展水產養殖保險長期發展空間奠定基礎。
3試點模式參照南京市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模式，采取“聯辦共保”，即:收取的保費在扣除保險公司管理費用后，由市政府和保險公司按8∶2的比例分配管理;發生災、病害損失時，市政府和保險公司按8∶2的比例分擔保險責任，共同進行理賠。
4試點險種和范圍結合南京市水產產業發展實際，本著“先起步、后推廣”的原則，可以選取河蟹、青蝦為試點品種，初期選擇2～3個667hm2以上連片的水產產業基地作為試點。待試點取得經驗后，再推廣至全市。
5保險責任保險責任為重大暴發性病害(螺原體性顫抖病、桃拉病毒病、細菌性腐殼爛肢病、爛鰓病、纖毛蟲病、蟹奴病、蛻殼不遂病、紅體病及其他暴發性流行病等)、自然災害(暴雨、洪水、風災、冰雹、雷擊、地震、旱災、凍災)和意外事故(泥石流、山體滑坡、火災、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運行物體墜落)所導致的水生動物直接死亡。
6建立理賠機制水產養殖政策性農業保險理賠的處理以鄉鎮為單位，由鄉鎮農村經濟服務中心、農村經管站或保險公司受理災害損失報案。一般案件由保險公司會同相關水產部門進行查勘定損并制定理賠方案，報市農業保險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核準后，由保險公司在10個工作日內完成賠付。發生大面積災害或重大疑難案件時，農業保險理賠案的處理由市農業保險工作領導小組牽頭，保險公司和農林、水產等相關部門共同處理。
關鍵詞：綠色核算；水產養殖；模型；亞熱帶海灣；羅源灣
亞熱帶海灣是一種寶貴的稀缺性天然海洋資源，但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僅對生產成本和生產產出進行核算，忽略了對資源環境價值的核算，對其開發利用十分不利。我國海洋資源資產化管理尚處于起步階段，人們的無償索取觀念、貪利行為和掠奪性開發導致了對亞熱帶海灣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浪費、海洋環境污染和海洋生態環境破壞等現象十分嚴重。為達到海洋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和開發利用凈效益最大化，本文在邊際機會成本和國民經濟評價理論基礎上，構建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綠色核算模型。
羅源灣屬典型口小腹大的亞熱帶海灣，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水產養殖是其最為普遍和重要的開發利用方式，是福建省重要的水產養殖基地。近幾年來羅源灣水產養殖業發展迅猛，但養殖業的過度發展，也給羅源灣海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致使其外部不經濟明顯。同時由于海洋資源具有多樣性和多宜性的特點，海灣兼有養殖、捕撈、港口、圍墾、濱海旅游、鹽業等多種開發功能，故而機會成本顯著。因此本研究選擇羅源灣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綠色核算借鑒的兩種核心思維
傳統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核算方法單純從經濟角度出發，不考慮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以及資源和環境成本，存在著偏頗和不足。針對于此，筆者選擇邊際機會成本理論和國民經濟評價理論作為此次綠色核算的主要理論基礎。
（一）邊際機會成本理論
理論上合理的資源價格應該是能真實地反映其社會總成本、資源稀缺性、資源價值的價格。邊際機會成本即是根據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觀點，從經濟學角度對資源開采使用后果或從社會學角度對經濟活動后果的一種抽象與度量，它反映了由社會負擔的自然資源耗竭代價。從理論上資源使用者所付的資源價格也應等于邊際機會成本，低于邊際機會成本的價格會刺激過度開發利用資源，而高于邊際機會成本的價格則會抑制人們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當前該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資源的綠色定價體系。
（二）國民經濟評價理論
國民經濟評價最初是作為國外評價公共事業部門投資的一種方法而發展起來的。該方法試圖以社會效益來代替一般的財務收益，以社會成本來代替財務成本。其主要特點是將擬建項目對社會的全部影響進行分析，包括那些間接的、無形的和難以計量的影響。在各方案全部費用和效益加以比較的基礎上，從中選擇出凈效益最大的方案。
二、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模型的構建
（一）模型建立的技術路線
亞熱帶海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模型建立的技術路線是建立在邊際機會成本理論和國民經濟評價理論的基本框架之上的。其主要思想是將水產養殖的邊際機會成本（MOC）視為總成本（C），同時分解成邊際生產成本（MPC）、邊際使用者成本（MUC）和邊際外部成本（MEC）三個部分，并分別對其進行貨幣化計算，再將三者相加所得即為C；與之相對應的是，把水產養殖國民經濟總效益分成直接效益（DI）和間接效益（IDI），對其所涉及的各方面都盡可能進行定量或定性的計算和描述，二者相加得出國民經濟評價的總效益（I）。最后將所得總效益值（I）扣除總成本（C），所得年純收益（NI）即為亞熱帶海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的結果（如圖1）。
（二）綠色核算模型公式
根據上述技術路線，我們可知亞熱帶海灣水產養殖開發的綠色核算模型公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NI=I-C①
I=DI+IDI②
C=MPC+MEC+MUC③
MPC=∑（PC1，PC2，……，PCn）④
MEC=海域生態損害值*海域使用面積⑤
MUC=Max（NI’1， NI’2……NI’n）⑥
DI=∑（各水產品影子價格*各水產品年產量）⑦
IDI=f（X1，X2，……Xn，t）⑧
式中：NI――水產養殖年純收益；
I――水產養殖總效益；
C――水產養殖總成本；
DI――水產養殖直接效益；
IDI――水產養殖間接效益；
MPC――水產養殖邊際生產成本；
MEC――水產養殖邊際外部成本；
MUC――水產養殖邊際使用者成本；
PCi――水產養殖各項生產成本；
NI’i――亞熱帶海灣用于其他功能可能產生的最大純收益；
Xi――水產養殖間接效益函數變量；
t――時間。
從前面分析可知，若NI≥0，表明社會所得大于所失，在該區域布局水產養殖項目或方案在總體效益上是可取的；若NI＜0，說明該區域不宜布置水產養殖項目，改變開發利用方式或者暫時不進行開發利用保存原有的生態環境更為妥當。
三、羅源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實證研究
（一）羅源灣概況
羅源灣位于福建省東北部，是一個典型口小腹大的半封閉海灣，四面環山，僅一個狹長的可門水道與外海相通，灣內的水體交換主要靠潮流來完成。水域面積20620hm2，現已開發利用10628hm2，占總面積的49.80%。其中淺海面積8870hm2，已開發利用3816hm2，占淺海面積的43.02%；灘涂面積11750hm2，已開發利用6452hm2，占灘涂面積的54.91%。主要養殖的品種有：海帶、紫菜、大黃魚、真鯛、魚、美國紅魚、牡蠣、貽貝、花蛤、縊蟶、泥蚶、鮑魚、對蝦、鋸緣青蟹、梭子蟹、大彈涂魚等幾十個品種。據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統計2004年羅源灣各種水產品產量達230187噸，產值逾15億元。灣內海水養殖產量占全市海水養殖產量的25%，是福州市海水養殖業的重要基地。
（二）水產養殖綠色核算基礎數據選擇
根據福建省淺海、灘涂水產養殖容量課題組依據羅源灣營養鹽、初級生產力等有關資料對灣內水產養殖容量進行科學計算后得出的結果：灣內貝類產量應控制在85000噸，理論上年可產藻類560000噸。然而，據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羅源灣的貝類養殖產量已超過170000噸，藻類總產量卻只有35700噸，顯而易見羅源灣目前的養殖現狀已嚴重偏離可持續發展方向。若依此進行核算，核算出的結果將不再具有預見性和代表性。與之相對，羅源灣2001年海水養殖規劃為羅源灣目前最新的養殖規劃，它是以羅源灣總體功能區劃、水產養殖品種生產技術標準、淺海灘涂養殖容量調查項目的科研成果為依據制定的，其目標是通過對羅源灣海水養殖區域的規劃調整，初步解決灣內海水養殖布局不合理，養殖品種搭配不協調以及網箱養魚與貝類養殖生產中普遍存在單位體積養殖密度過大的不良狀況，使羅源灣各類海水養殖生物容量趨于合理。顯然，選擇羅源灣2001年海水養殖規劃方案作為羅源灣水產養殖合理性評價的核算基礎要比羅源灣水產養殖現狀更具科學性和代表性，因此筆者選擇該規劃方案中水產養殖的空間布局、養殖面積、類別和數量等基本數據為該研究的基礎。
（三）羅源灣水產養殖規劃方案概要
羅源灣2001年海水養殖規劃方案共分10個區（如圖2），各區具體養殖規劃如表1。
（四）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成本效益分析
1、水產養殖總成本分析。依據邊際機會成本理論，一種資源產品的合理價格應包含資源開發的生產成本、資源開發產生的外部成本和資源使用者成本。（1）邊際生產成本。水產養殖年邊際生產成本指水產養殖每年必須投入的各項生產成本，具體可分為原材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經問卷調查及統計資料所得，當地年原材料成本網箱養殖約為3450元/箱、貝類養殖16000元/hm2、藻類養殖18975元/hm2、池塘綜合養殖26150元/hm2。將上述各養殖成本乘以規劃區各養殖類別面積，相加得到羅源灣水產養殖年原材料成本為65755.12萬元。據問卷調查，閑時一個成年勞動力平均可照看網箱25個、貝類養殖0.3hm2、藻類養殖0.4hm2、池塘綜合養殖1.7hm2，則共需勞動力17339人。以當地勞動力人均年收入7409元計，閑時年勞動力成本為12846.5萬元。另在分苗收成時節一般需雇工，以年雇工費用平均6500元/hm2計算，忙時需另投入年勞動力成本4466.99萬元。羅源灣水產養殖年邊際生產成本為年原材料成本加上年勞動力成本，總計83068.61萬元。（2）邊際外部成本。邊際外部成本是指資源開發利用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失，或者說是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損害。水產養殖邊際外部成本表現為水產養殖所造成的用海海域生態損害，可用海域生態損害補償值乘以海域使用面積來計算，而海域生態損害補償值可用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乘以損害系數來計算。不同的海域由于其區域性特點，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是不同的。根據彭本榮、Costanza等海洋與海岸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結果，2004年廈門市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6.49元/m2.a。參照廈門市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福建省海洋環境與漁業資源監測中心應用特爾斐法估算全省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平均價值折算系數，進而計算出全省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平均價值為2.11元/m2.a（如表2）。不同的用海類型會對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造成不同的損害，如填海用海，改變海域屬性，資源全部掩埋，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完全喪失；相對應的，旅游/浴場用海則對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害就小得多。各類用海損害的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估算值見表3。經計算得出羅源灣水產養殖年外部成本為2580.88萬元。（3）邊際使用者成本。邊際使用者成本主要指海洋資源用于水產養殖功能時所放棄的用于其他功能可能產生的最大純收益。羅源灣水產養殖規劃區域若不用于養殖，絕大部分可發展捕撈業，故可將捕撈業產值作為邊際使用者成本。計算方法為首先運用Tait模式估算出研究區的漁業資源年自然生產量（為可捕撈量），然后根據當前市場近海捕撈水產品價格計算其產值。Tait研究結果表明：沿岸海域初級生產力轉化為第三級生物（漁業資源）的效率為0.015。羅源灣初級生產力多年平均值為134.25mg/（m2.d），則年漁業資源產碳量為125.555噸。據廈門大學測試中心研究結果，1噸有機碳換算漁獲物鮮重為8.1037噸，估算出羅源灣水產年產量如下1017.46噸。據市場調查，以捕撈水產品平均價格40元/千克計算，水產品價值估算為4069.84萬元。因此羅源灣水產養殖年邊際使用者成本為4069.84萬元。
2、羅源灣水產養殖的總效益分析。按照國民經濟評價理論的思想，水產養殖項目產生的年總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兩部分。直接效益就是水產養殖獲得的各類水產品總產值，間接效益是指由水產養殖項目產生的外部效益和無形效果。（1）直接效益。據問卷和市場調查分析，羅源灣網箱養殖年均毛收益9200元/箱、貝類養殖31500元/hm2、藻類養殖63000元/hm2、池塘綜合養殖135000元/hm2。根據以上數值分別乘以各類別的養殖面積，共計195399.5萬元，此為羅源灣水產養殖的直接效益。Ⅰ區至Ⅹ區年直接效益依次分別如下：16310.25萬元，27086萬元，34758.35萬元，1283.4萬元，10297.55萬元，36679.05萬元，14404.5萬元，13329.9萬元，778.05萬元，43236.45萬元。（2）間接效益水產養殖的間接效益，其變量大致有以下幾項：IDI=f（Xw，Xs，Xe，Xht），t表示時間。就業保障方面（Xw）：羅源灣有幾萬勞動力直接從事水產養殖行業，在保障勞動力就業的同時，也使許多以水產養殖為生的家庭能夠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當地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社會經濟方面（Xs，Xe）：除水產品養殖、出售對社會經濟作出的直接貢獻之外，另還有依靠水產品為原材料進行二次加工或多次加工的產業即水產養殖產業鏈所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以及這些效益對當地社會經濟各方面所起到的促進推動作用。居民健康方面（Xh）：水產品蛋白屬于優質蛋白，羅源灣出產大量優質廉價的水產品，這有利于提高當地居民的身體素質，對當地居民健康水平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限于所得的材料，以及時間、精力和水平，無法將羅源灣水產養殖項目所帶來的間接效益貨幣化，實為遺憾。
（五）羅源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成果
1、羅源灣水產養殖總成本核算。根據邊際機會成本的計算公式，即C=MOC=MPC+MEC+MUC，計算得出羅源灣水產養殖Ⅰ區至Ⅹ區年總成本依次為：6102.04萬元、10914.84萬元、15570.27萬元、661.97萬元、4224.28萬元、15780.09萬元、5505.96萬元、10723.38萬元、623.75萬元、19612.75萬元，累加得出羅源灣水產養殖年總成本為89719.33萬元。
2、羅源灣水產養殖年純收益核算。年純收益就是將亞熱帶海灣水產養殖的總收益減去其總成本所得的值。當所得值為正時，說明水產養殖在該海域所產生的總效益大于其生產、資源損耗以及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三者相加形成的總成本，在此布置水產養殖項目是合理可行的，對其應該進行提倡或保留；當值為負時，結論相反。由于無法將羅源灣水產養殖的間接效益貨幣化，因而此處的核算只能將直接效益作為總效益來扣除總成本，各區年純收益分別如下：10208.21萬元、16171.16萬元、19188.08萬元、621.43萬元、6073.27萬元、20898.96萬元、8898.54萬元、2606.52萬元、154.3萬元、23623.7萬元，累加得到羅源灣水產養殖年純收益為105680.17萬元。
3、羅源灣水產養殖效益費用比。利用國民經濟評價理論中的效益費用比來進行分析，將各區總效益除以各區總成本，所得為其效益費用比a=I/C。經計算，區至區的效益費用比分別如下：2.67、2.48、2.23、1.94、2.44、2.32、2.62、1.24、1.25、2.2；整體費效比為2.18。
4、羅源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成果分析。（1）從前面外部成本的計算過程可看出，羅源灣圍墾養殖的成本明顯要高于海水開放性養殖，因此在同等條件下，開放性海水養殖的總體效益要明顯高于圍墾養殖。（2）從養殖品種的平均效益來看，網箱養殖＞池塘綜合養殖＞藻類養殖＞貝類養殖。值得注意的本次核算是建立在羅源灣海域合理生態容量基礎上的，因而外部成本十分低廉。但事實上位于圍墾區內封閉式池塘綜合養殖污染是非常嚴重的，餌料的大量投放使其底質嚴重惡化，底棲生物破壞殆盡，環境價值損失巨大；同時由于水體的嚴重污染而又交換周期長，致使其防治病害的成本非常高，本文所計算出池塘綜合養殖的平均效益只適合于養殖初期，對于長期從事池塘綜合養殖的墾區而言則有相當虛高的部分，因此從長遠來看，筆者還是認為不宜在羅源灣內提倡圍墾養殖。（3）規劃各區的產值在扣除其生產成本、環境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后，各區純收益也均為正值，效益費用比超過1，說明規劃各區總效益大于總成本，該規劃方案設計比較合理，有利于羅源灣水產養殖的可持續發展。（4）從核算的最終結果來看，純收益＞0，即在上述規劃方案被合理實施的情況下，羅源灣水產養殖整體效益為正值，說明羅源灣總體上適宜進行水產養殖項目的布局，社會整體所得大于所失，同時整體費效比較高，產出效益較好。但應該注意的是此次核算的總成本較低，原因有二：沒有將資金成本計入邊際生產成本；由于此次核算是建立在羅源灣合理海域生態容量基礎上的，其外部成本十分低廉，所以總體效益會較高。（5）從以上收益的絕對數額看，Ⅹ區最大，Ⅸ區最小。究其原因，Ⅹ區為此次規劃最大的淺海養殖區，規劃養殖絕對面積大、養殖數量多，且網箱養殖收益明顯高于其他養殖類別；Ⅸ區規劃養殖絕對面積小，養殖數量少，無網箱養殖。（6）從各區的效益費用比看，Ⅰ區最高，Ⅷ區最低。其中Ⅷ區為傳統的貝類、藻類養殖區，也是羅源灣最大的灘涂養殖區（墾區除外），其近年來貝類養殖數量過多，致使外部成本加大，經濟效益不佳，故其效益費用比值較低。
四、羅源灣水產養殖的對策與建議
基于羅源灣水產養殖綠色核算成果，同時針對現狀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開放性海水養殖的總體效益要明顯高于圍墾養殖，羅源灣內不宜提倡圍墾養殖，不過可考慮在灣外風浪較大的海域進行適當圍墾。
第二，針對現狀，應遵循規劃對羅源灣內海水養殖實行總量的控制，不盲目追求養殖面積，在海域合理生態容量上提倡效益多元化，如藻類養殖，可在原有海帶養殖基礎上套種江蘺，每年僅多出江蘺苗種的成本，效益可翻一倍；另池塘綜合養殖視情況可套養少部分彈涂魚、青蟹或橈足類，若套養彈涂魚、青蟹，每年每公頃可多產出9000元，若套養橈足類，每年每公頃可多產出約4500-7500元。
第三，網箱養殖的效益最高，羅源灣淺海地區在保證海域合理生態容量的基礎上提倡網箱養殖，但應注意防止水體富營養化；藻類養殖的平均效益要高于普通貝類養殖，建議在適宜海區退出部分貝類養殖，改為效益更高的藻類養殖，但藻類養殖特別是海帶養殖前期投入較大，政府應重點扶持。
第四，作為資源所有者的政府應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科學合理征收海域使用金、完善審批制度。可將水產養殖的使用者成本和外部成本內化在灣內資源的利用過程中，即由政府根據資源總量、生產和市場情況向水產養殖者征收一定的資源使用稅（費）和環境稅（費）等，以此抑制資源使用的外部性，同時各類水產品價格應包括邊際生產成本、資源使用稅（費）和環境補償費（稅），才能確保資源的最優生產水平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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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基金項目：福建省科技廳重點項目（2005I008）――海洋資源價值綠色評估及其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