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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璨.前景化理論與小說翻譯――對學生翻譯的實證研究[D].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08.
[3]劉宏偉，穆雷.我國翻譯教學研究方法現狀與反思――基于2002-2011年外語類核心期刊論文的統計分析[J].外語教學，2013（02）：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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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殖民語境下的譯者主體
性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3］在傳統譯論中，譯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時代，譯者被稱為“舌人”;在西方譯論中曾被稱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實于原語作者或作品并真誠地為目的語讀者服務，因此，在進行語言文化轉譯過程中，譯者始終處在為他者服務的從屬角色。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提出譯者要隱去自己的個性，淡化譯者在介入原語和闡述目的語中的痕跡，使譯文透明。當今社會，譯者的地位還是不高，翻譯一部作品比創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綜藝節目中口譯者的表現常被刪除。這種對譯者作用的忽視無疑是翻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漏洞，全然忽略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翻譯作品的巨大影響。
翻譯活動涉及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真空地進行平等交流，它始終受到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深入其中的譯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論文《翻譯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譯都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轉換，而是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文化批判意義。”［4］當今世界各種文化之間的分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變得模糊起來，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和文化霸權侵略顯得更為隱蔽。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解構性的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5］它注重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緩解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對東方文化的主宰與話語權力壓迫。那么，作為翻譯活動主導者的譯者在消解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中所發揮的作用便不可小視。胡庚申教授將這種翻譯活動和過程概括為“翻譯生態環境”，具體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同時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總而言之，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見，在后殖民語境下，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導譯者主體性能在翻譯規范的指導下得到充分的發揮，鼓勵譯者從弘揚本土文化的角度出發，在翻譯過程中自覺抵制異族文化的強勢遷徙，使社會規范和主體意識以互動的形式不斷影響和改變翻譯作品的軌跡，同時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間的平等交流，時刻關注“‘語種生態’，保持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的健康平衡，從而維持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平衡”。［7］
二、生態翻譯學理論性研究現狀
近年來翻譯界的學者們在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學翻譯研究、哲學社科翻譯研究、商務法律翻譯研究、口譯研究等具有生態翻譯學性質的應用性研究。作為一種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理論形態，生態翻譯學將自然科學中的“生態學”特點與人文科學中的“翻譯學”研究相結合，是一種跨學科、多學科交叉的產物，是當代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延伸與轉型，反映了翻譯學由傳統單一學科視閾轉向當代跨學科整合一體的發展趨勢。在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許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國內最早提出生態翻譯學概念的學者。他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探討“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適應與選擇行為的相互關系、相互機理、基本特征和規律，從“適應”和“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論證和構建了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在“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題概念之下，該理論將“譯者為中心”的理念明確地體現在翻譯的定義之中———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同時，該理論運用“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提出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以及譯者“自我適應”的適應機制和“事后追懲”的制約機制。［8］由此可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導作用，通過不斷展示自身的適應選擇與判斷創造能力，體現其自身的主體性，并在翻譯生態環境中不斷調整與適應，以維護翻譯環境的整體平衡和健康發展。
三、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
許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譯生態學》中曾作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處于全球化進程的世界比喻成一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將“處理好整個村莊和所有村民之間的和諧關系”作為“一個迫切任務”。在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要想維護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的平衡，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尤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進行，進而才能保證地球村這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持續發展。但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世界各國文化正如其經濟、政治地位一樣，同樣存在著不平等和霸權主義，在翻譯研究和實踐中也仍然存在強勢弱勢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譯理論所表明的，在當今世界，西方強勢文化并未隨著其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畫上句號，相反，西方殖民語言非但沒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響著原殖民地人民的語言文化。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表明，全球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及法語出版。［9］而全世界的語言約有3500種，由此可見，歐語系仍然是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語言殖民列強，它本身已經形成了一個難以消解的文化霸權現象。
克羅尼恩曾指出，譯者要關注“語種生態”之間的平衡，然而現實卻表明，文化霸權、強權政治正在無時無刻地侵略和霸占原殖民地的語言文化和思想陣地，翻譯生態的發展并非如預期想象的那樣平衡，語種生態也處于不平衡的狀態。為了緩解這種文化霸權現象，譯者作為翻譯群落中的支配者，應該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承認文化差異性，尊重異族文化并大力弘揚本土文化，充分考慮合適的翻譯原則、標準、策略以及譯者讀者的期待和其社會歷史背景，以建立和諧平等的文化關系為目標，克制文化優劣的偏見和翻譯霸權主義的形成，建立一個良性的翻譯生態系統循環。雖然在整個翻譯生態系統中，譯者的自主能動性和創造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但正如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存法則一樣，譯者同時受著諸多因素的制約。例如，在世界翻譯生態系統中還存在著不同種群的小翻譯生態系統，生存在不同環境的譯者必然會因文化立場、審美價值、個人偏好等差異現象的存在而導致分歧。而正是由于這種或那種的制約因子的存在，所以說譯者的主體性地位也是相對而言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不是讓譯者在翻譯中隨心所欲，而是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換言之，整個翻譯生態系統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都依賴于譯者的選擇和努力，尤其是在存在霸權文化的生態系統中，譯者需要通過自身力量力挽狂瀾，集重大使命于一身，勢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承擔更大的責任。
[關鍵詞]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翻譯學碩士；學科定位；課程設置；管理與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634(2012)03-0026-03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設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隨著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深入，研究生教育結構性調整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翻譯碩士研究生教育繼傳統的翻譯學碩士(以下簡稱為MA)后，于2007年開始設立首批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以下簡稱為MTI)學位點，目前已有150余所院校取得了MTI教育的資質。這標志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明確形成了學術型和專業型兩種培養體系。翻譯產業的發展和翻譯人才的短缺催生了MTI的產生。MTI的設立改變了我國翻譯碩士教育單一的學術型學位類型，是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主動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加快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業人才的一次重大改革舉措。近年來，對于翻譯碩士教育，特別是MTI教育的特色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及發展趨勢等問題，教育界和翻譯界都有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穆雷、王巍巍從現行MTI課程的調查分析，翻譯行業對MTI教育的啟示以及MTI教育的培養模式等方面探討了如何在MTI教育中體現專業化和職業化特色等問題。苗菊、王少爽通過對翻譯公司進行抽樣調查并對其公司網站的招聘信息進行匯總分析來說明職業能力的培養和多樣化教學模式對MTI教育的重要性。仲偉合就MTI的設置方案，專業學位與研究型學位的差別，MTI的辦學條件以及對外語教學的挑戰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闡述。2009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全國首屆翻譯碩士教育與產業研討會，專家和學者在會上就翻譯碩士教育與翻譯實踐、翻譯產業需求與翻譯技術應用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許多觀點和見解令人注目。本文根據5年來MTI教育的培養實踐和發展趨勢探討MTI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及相關對策。
1 MTI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1.1 專業學科定位問題
我國MA教育始于20世紀80年代，大多是設在二級碩士學位點英語語言文學或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下的一個研究方向，從課程設置和培養模式看，主要是培養學術型翻譯人才。MTI教育始于2007年，其目標是培養能適應國家經濟、文化、社會建設需要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翻譯人才，因此，這一專業學位的設立意味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專業型培養體系的確立。但從5年來的培養實踐調查來看，一些培養院校在MTI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對專業學科的定位和理解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對專業型和學術型翻譯碩士在培養過程中的共性和個性之間關系的理解和界定不夠清晰，因此在MTI教育中出現了兩種傾向：其一是MTI的培養基本上沿用了翻譯方向MA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在教學和管理上是一套人馬兩個班子，致使不能很好地體現專業型和學術型兩種翻譯碩士培養體系的差異，背離了MTI設立的初衷；其二是在MTI的培養過程中過分強調翻譯的技能性和實踐性，忽視翻譯學科理論的傳授和學生素質的積淀，表現出簡單實用主義的學科建設傾向。
1.2 課程設置與培養過程問題
作為培養計劃和培養目標最直接的體現，MTI培養過程中的課程設置問題比較突出。一方面體現在主干課與選修課設置時相關實踐課程設置不足，雷同于傳統的MA課程設置，理論課比重過大，沒有根據本地區和本院校辦學特色開設相關課程，與MTI實踐性和應用性的培養目標相違背，沒有體現多樣性和培養的特色；另一方面主要體現在翻譯學科理論課開設嚴重不足，專業技能課開設過于雜亂，缺乏系統明確的培養目標。從培養過程來看，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就是畢業論文選題。根據對已畢業的MTI畢業生的畢業論文調查，論文選題理論與實踐結合不明確，研究型選題占到三分之二，這與翻譯碩士注重實踐的初衷相左，反映出培養過程有待完善。
1.3 管理與評價體系問題
由于MTI教育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管理與評價體系尚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現階段仍缺乏比較完善的MTI教育評估標準和評價體系，各招生院校根據各自的理解開展工作，這不利于MTI教育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質量的保障。一些院校在MTI培養過程中管理不到位現象嚴重，存在著重學位研究生教育、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現象。各院校對MTI的教學管理方面很少配有專職的管理人員，疏于對教學過程的管理，因此，難以保證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翻譯人才的培養目標。此外，MTI的教材建設、教學模式、基礎設施與實習基地等問題也有待解決。
2 建議與對策
2.1 理清學術型與專業型翻譯碩士之間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關系
應該說盡管MA和MTI在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等方面都有比較顯著的差異，但它們又都具有翻譯自身固有的學科屬性，他們的學科本質是相同的。作為同一翻譯學科的兩個不同培養方向，它們之間應當是相通和互補的。因此，在具體落實和體現兩者在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等方面的差異時，應該充分考慮它們之間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不能有分割與對立，不能簡單歸結為翻譯學碩士是理論，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是實踐。任何脫離翻譯的本質，忽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簡單實用主義的學科建設傾向都會影響翻譯學科的健康發展。總體而言，翻譯學碩士在課程設置上更偏重翻譯理論以及語言學、文學和文化等方面內容的傳授，有關翻譯方面的課程不但相對較少而且缺乏翻譯實踐類課程，具有比較濃厚的翻譯學術研究的個性。這種個性具有學術拓展的優勢，但在如何能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翻譯社會性、復合性等方面有所缺失。筆者認為翻譯學碩士的發展和建設應該吸收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中的學科發展營養，在保留發展其學術個性的同時應當加強其社會服務性，以彌補其服務于產業和時代內容的不足。MTI在課程設置上更偏重翻譯實踐，其個性在于專業化、職業化、技能化、市場化的特點。根據國家MTI教學指導委員會擬定的指導性培養方案精神，MTI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科技翻譯、典籍翻譯、傳媒翻譯、旅游翻譯、商務翻譯、法律翻譯等等，并且要構建符合各個方向的課程體系。但是無論什么方向，都不能有翻譯學科理論的缺失，因為沒有翻譯學科理論的MTI會出現重實際輕科學、基礎不牢固的單純實用主義現象。因此，各培養院校在設計和建設MTI的特色培養模式時，不應忽略翻譯碩士教育的學科共性。要注意避免缺乏學科理論指導下的簡單實用主義的教育教學思想，要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翻譯產業化與翻譯學術研究并不是對立的，MTI的產業化離不開翻譯學術研究，因為它的核心是培養翻譯方面的“工程師”，而不是培養翻譯方面的“技術工人”。翻譯碩士雖然可以分為學術型和專業型，但兩者的個性并不是對立和排斥的，兩者有很多共性的東西是相通和可兼容的。因此，在強調MTI培養過程中的實踐性時，不能忽視其應有的學術性，同樣，在強調翻譯學碩士培養過程中的學術性時，不能忽視其應有的實踐性。
2.2 注重過程培養，強化翻譯碩士教育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方面的論證研究
隨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如何設計和建設符合其學科思想和理念的課程體系和培養模式等一直是學術界和翻譯界熱議的問題。停留在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隨意性傾向，翻譯教學理論研究滯后的傾向仍普遍存在。筆者認為翻譯碩士教育應該注意到：
1)翻譯碩士培養方案的理論論證研究。目前，我國教育界和翻譯界對翻譯碩士教育，尤其是對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關注、討論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等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很少有涉及理論論證層面的問題。Ulrych認為元認知能力能夠幫助譯員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能力以及監控自己的表現，而理論是元認知技能的重要元素。因此，應加強翻譯碩士培養方案的理論論證研究，探索符合專業型和學術型翻譯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培養模式。應該看到，無論是翻譯學碩士還是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研究生教育，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有機結合都是翻譯能力培養的重要途徑，也是翻譯碩士培養的重要目標。在MTI的教材建設中，應該考慮到恰當的理論介入，比如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我國傳統的優秀翻譯理論等等，以拓展研究生的視野，為促進翻譯實踐提供理論動力。
2)翻譯碩士培養中的課程設置與設計研究。雖然我國翻譯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始于20世紀80年代，但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才僅有短短5年的辦學歷史，而且大多數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院校的培養模式仍然是沿襲翻譯學碩士的培養模式。目前有關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課程設置的探討還基本上限于討論應該如何根據國家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學指導委員會擬定的指導性培養方案來進行課程設置，缺少理論性論證，特別是缺少強有力的實質性成果來佐證課程設置的合理性。翻譯碩士課程設計的理論基礎是教育、文化和哲學與翻譯本質觀的同構。因此，要加強翻譯碩士研究生的課程設置與設計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實證方面的研究。就具體課程設計而言，應加強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翻譯課程設計范式的研究。以翻譯活動任務、項目為中心，不僅可以增強課程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促使學生翻譯能力的形成，這種課程設計范式是應當提倡的。Ulrych提出：“所有職業成員的專業技能中都有歷史和理論的元素。”翻譯碩士培養也是一樣的道理。在探討翻譯碩士培養時，須以翻譯實踐作為基礎，但切不可忽略翻譯理論的介入，而有關翻譯的指導原則必須能夠反映出令人稱道的翻譯成果。翻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翻譯碩士培養的基本范式，這個范式的核心要求是翻譯課中的教師和學生都要動手“實踐”。沒有翻譯實踐的教師去指導學生如何翻譯往往是力不從心、缺少話語權的。“源于實，而反諸實”是有道理的。恰當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翻譯學習與項目相結合的生態型翻譯培養范式對于翻譯學碩士和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都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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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語料庫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漢英口譯詞匯特征研究
基于回歸分析的非英語專業研究生元認知與外語聽力關系研究
關鍵詞：紐馬克文本功能理論 ；科技英語；信息型文本；呼喚功能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3-000-02
一、體裁和文本
Genre（體裁）一詞源于法語，起先主要是指文學領域的文學類型。genre是“隨著時代改變而不同的一組構成性約定和規范，是作者和讀者之間形成的未明示的合約。這些規范使得某一文學文本的創作成為可能，盡管作者遵循也可以違背通行的文類約定”[1]。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擴大，體裁發展到用于語言學和翻譯學界。語言學中，指按照約定俗成的形式表達的文本。體裁對于翻譯來說是重要概念，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分析源語文本的文類屬性，并用目標語中相應的文類進行轉換。genre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語篇的規約性。
德國翻譯學者在論述文本類型的時候，很少使用genre這一術語，而是使用text一詞，認為text的內涵和外延要廣一些，text漢語中有“篇章”、“文本”、“語篇”、“話語”等不同譯名。
二、紐馬克的文本功能理論
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將語言功能和翻譯結合起來， 文本功能理論中，文本類型為text category。根據 Karl Bühler的語言功能學說，在萊斯的“信息型”、“表達型”和“祈使型”三類文本類型基礎之上，將各類文本體裁劃分為 “表達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 和 “呼喚型文本”
針對三種不同功能的文本，紐馬克提出了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際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這兩種翻譯方法，用于他的文本分類體系中。語義翻譯是一種側重源語的翻譯方法：與直譯相比，更注重上下文，盡量保留源語的語法、詞法特點，更多考慮原作的美學價值。[2]語義翻譯法一般用于表達型文本， 而交際翻譯法用于信息型和呼喚型文本。語義翻譯往往容易造成超額翻譯（over-translation），目標文本使用的詞匯多于源語文本，譯文顯得不流暢。而交際翻譯側重目標語，不僅強調準確傳達原文的語境意義，其內容和形式更為目標語讀者所接受；不同于意譯，交際翻譯注重原作的交際意圖。交際翻譯側重效果，譯文更加流暢、自然，符合目標語習慣，容易造成欠額翻譯（under-translation）即在目標文本中或增加細節，或進行寬泛化處理。紐馬克認為語義翻譯翻譯的文本往往比原文差，因為翻譯中有所失，而交際翻譯的文本可能比原文更好，因為語義的丟失可以從譯文的力量與清晰中得到補償。[2]
三、科技文本與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策略
紐馬克根據文本類型提出不同的翻譯方法對應用性很強的科技英語文本翻譯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傳統觀點認為，科技文本單純屬于“信息型”文本，就是傳達科技信息，語言風格往往定格為機械、保守。但隨著科技文本的讀者群體擴大，科技文本更趨向于自然、生動，充滿激情，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的方向改變。這一轉變離不開文本的呼喚型功能，紐馬克指出，很少有文章是只有一種功能的，大部分文章是以一種功能為主，兼有其他兩種。[3]使我們意識到功能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沒有固定模式。這為譯者了解科技英語具體文本類型，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提供了依據。
無論科技英語的信息型功能還是呼喚型功能，按照紐馬克的文本功能理論，都應采取交際翻譯的策略。正確的翻譯方法應該首先明確原文的主題思想，弄清文體風格，以便在譯文中盡量體現這種風格，更重要的是弄清原文整體結構和各部分之間的關系使其連貫通順，易為讀者所接受。廣義上科技文體泛指一切論及或談及科學、技術的書面語和口語，包括：廣義上科技文體一般包括：1）科技著述、論文、報告、科技實驗報告和方案等；2）各類科技情報和文字資料；3）科技使用手冊的結構描述和操作規程；4）有關科技問題的會談、會議和交談的用語；5）有關科技的影片和錄像等有聲資料的解說詞等。科技文體的主要特征有：1）語言規范化、程式化；2）內容跨度大、復雜化；3）陳述客觀、專業性強。[4]
下面將從詞匯、句法對科技語言的特點加以分析。
1.在詞匯方面，科技語言有別于日常用語，準確、簡潔，并有限定的意義。科技語言強調語言的客觀性、準確性和嚴密性，注重邏輯的連貫和表達的明晰。
科技專業術語是科技文本中必然包含的部分，科技人員大量使用科技專業術語相互交流思想、傳遞信息。相對其它詞匯，科技專業術語在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率較少，卻是譯者翻譯科技文本的關鍵。這類詞會反復出現，具有專業性強、詞義精確、含義比較固定的特點。一些科技詞匯詞義單一、固定為純科技詞匯，如quantum（量子）、pneumonia（肺炎）、polyurethane（聚氨酯）等。這些科技詞匯主要來自外來語和某些構詞法新造的詞，拼寫較長、詞匯生僻、晦澀。英語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多義詞，在不同語境、研究領域具有不同含義，為半專業詞匯。這些詞既有非專業的普通含義，也有專業含義。如work在物理和力學著作中就可能是“功”，pavement在公路修筑的文章里意思為“鋪墊層”而不是“人行道”等。
另外，傳統構詞法通過合成法、混成法、詞綴法、縮略法形成新的科技詞匯，合成法如dew-point（露點），混成法如telax=teleprinter+exchange（電傳），詞綴法如carbon（碳），electro （電）等，縮略法如DC是direct current的首字母組合而成的。這些科技專業詞匯詞義比較穩定。
2.在句法方面，為體現客觀性，科技英語一般采用現在時態、被動語態、名詞化結構以及各種復合句，尤其是定語從句。
（1）一般現在時。 因科技英語句子較長、句型變化較少，且結構較為復雜，這是科技翻譯需要特別注意的。英語必須通過語法手段明確表明時態，而中文缺乏“時間性”，所以通常借助來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科技文體因為內容多是一些科學原理和技術知識，多用一般現在時態。
（2）被動語態在科技文體中十分普遍。紐馬克的對科技文本提出的交際翻譯策略，更多的關注讀者理解和接受。在翻譯時，漢語表達習慣以“人”為中心，這個中心可以使作者，也可以是讀者。翻譯時既可以將英語的被動句翻譯為形式上主動而意義上被動的漢語句子，也可以翻譯為漢語的完全主動句。例如：
a.This product has been inspected before delivery and is in full conformity with our standard.
本產品出廠前經檢查，完全符合標準。
b.The exhaust valve is ope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air inlet ports are opened.
排氣閥差不多在進氣口開啟的同時開啟。
（3）名詞化結構。主要指能表示動作或狀態的抽象名詞。翻譯時要適當利用名詞轉換動詞的翻譯技巧，不能死譯。
例如：The heat loss can be considerably reduced by the use of firebricks round the walls of the furnace.
死譯：通過爐壁附近耐火磚的使用，熱耗可以被大大地降低。
建議：加熱爐爐壁采用耐火磚可以大大降低熱耗。
翻譯時，將抽象名詞use，靈活處理更符合目標語的表達，表達流暢，易于理解。
另外，在句子翻譯過程中，銜接和連貫至關重要。科技英語中有些句子按源語譯成漢語后， 譯文會感覺語義不完整。根據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策略，譯文可以在原文的基礎上“添枝加葉” ，按照漢語的修辭習慣稍做潤色， 從而使譯文結構勻稱， 語意貫通， 邏輯嚴謹且毫無累贅之感。
例如：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that the heart death in increasing rapidly in almost every developing nation.
譯文：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 在幾乎每一個發展中國家， 因患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都在迅速增加。 通過加譯兩處，邏輯關系明了，使原文的內含語義更好的傳遞給讀者，信息更完整。
在處理不同的科技文本翻譯時，信息功能文本強調的是“真實性”和語言外部的現實，信息準確真實，語言通俗易懂是譯文追求的目標，因而這類文本更多地采用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策略。以呼喚功能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號召讀者去行動、去思考、去感受”。譯者大多會用“闡釋”的方法來處理這類文本，譯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傳遞效果和讀者的情感呼應，即讀者效應，多采用歸化翻譯方法。
四、結語
事實上，盡管科技語言翻譯以信息準確忠實為第一要義，并不意味著譯文生搬硬套，語言表達同樣要注重得體，注重譯文的可讀性。隨著科技英語與讀者的互動加強，一些科技文本不僅要做到客觀、準確，也要生動有趣。科技英語中主動語態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是一大變化。以美國《科學》（Science）和英國的《自然》（nature）等國際知名刊物征稿要求中明確盡量采用主動語態寫作。統計顯示主動語態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于被動語態，人稱主語第一、二人稱的使用日益普遍。因此，科技工作者應根據科技界語言的變化，在弄清原文語言Y構和原文實質含義基礎上，靈活運用交際翻譯策略，恰當地表達源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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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丁 杰（1980-），女，回族，黑龍江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英語教學、英語文學研究。
關鍵詞：劉彬；《中華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書評
一、引言
商標，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承載著商品和服務的關鍵信息，對于企業推廣商品和服務、參與市場競爭、走向全球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商標作為一張承載企業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名片，作為中國文化的使者，同時也在傳承著中國文化，讓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商標的命名以及在“走出去”過程中的翻譯尤為關鍵。南華大學語言文學學院劉彬教授所著《中華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一書，由國際語言學學會會員，香港語言學學會會員，湖南省翻譯協會副會L戈玲玲教授作序，并于201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商標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
劉彬教授堅持以應用語言學和翻譯理論與實踐為主要研究方向，并在該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近些年來先后主持國家級課題1項，省級課題4項，參加國家級、省級課題多項；主編國家級規劃教材1本、參與編寫教材1本；并獲省教學成果獎二等獎1項；公開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7篇。《中華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是劉彬教授主持的湖南省基金項目《湖南省著名商標文化蘊涵及其英譯研究（14WHL36）》研究成果、教育部社科青年基金項目《基于漢語雙語平行語料庫的外宣翻譯規范研究（14YJC740049）》階段性成果。
全書約25萬字，251頁，共八個章節。從商標概述開始，我們了解到無處不在而又不為大眾所知的商標的定義、功能與作用、分類、組成要素、價值與保護及其使用與禁忌。緊接著該著作介紹了歷時視角下的商標發展，商標的文化和語言，模因論視角下的商標的生成與復制。通過大量的語料展示和解析，該書規范了商標命名以及對外翻譯的原則與方法。最后，結語部分進行對全書進行總結和對商標命名和翻譯領域研究的展望。
讀完這部著作，不難發現，基于多維度視角，其通過大量的雙語平行語料對商標的命名和翻譯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為商標的命名和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視角、新的途徑和新的方法。正如戈玲玲教授評價“書中所呈現的研究成果，對于商標命名和翻譯研究而言，既有理論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該書序），一方面，該書應用語料庫的研究方法，為商標命名與其翻譯研究闡釋并總結了相關理論、翻譯原則與方法；另一方面，其規范了商標的命名和翻譯，對于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推廣自己商標，推廣中國文化起到實質性的指導作用。
二、探討跨學科領域、多維度視角下的商標研究
該著作最鮮明的特征是闡釋了跨學科領域、多維度視角下的商標研究。全書從語言學、語用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翻譯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開展了研究。
著作開篇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領域介紹了商標的定義、功能與作用，這可能是大眾較為熟知的一面，并且以歷時性的視角介紹了商標從古代、近代、當代的發展史，讓讀者很好地“觀史知今”，了解商標。
隨后作者從法律層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13修正）》為依據，結合其自身學習研究成果，向讀者們詳細介紹了商標的分類、組成要素、商標的價值與保護以及其使用與禁忌。這對人們進一步了解商標背后蘊含的法律權益有了極大的幫助。
同時，著作中以商標文化為切入點，基于中華商標文化是中國文化多元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觀點，從跨文化角度研究商標名翻譯過程中國文化的傳播。從文化領域中的五種文化形態――生態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語言文化探討商標包含的中國文化要素，揭示了商標名稱中包含著入鄉隨俗、情景交融、相互關聯及相輔相成的文化肌理。這是首次通過文化視角進行商標命名及其翻譯系統性研究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劉彬教授還從心理學、語言符號系統和美學領域對商標的語言和審美進行了探究。其中分別從語言學的語音、文字、語義三個層面闡述為順應消費者的審美心理，商標的設計生成過程中需要考慮給消費者帶來的聽覺上、視覺上和精神感官等多個層面上的美的享受。
從總體上看，該著作關于商標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商標社會歷史發展，商標法律權益，商標背后商品服務本身的市場營銷，商標中的語言、文化、審美，商標所產生的的社會效應等等，體現了作者融合社會文化、民族心理、語言文化、生態環境、宗教文化、審美情趣、法律條文等多維度視角進行商標命名及其翻譯研究的探索。
三、構建語料庫研究下商標命名與翻譯系統性的理論規范
通過跨學科領域、多維度視角下對于商標的系統研究，劉彬教授抓住了商標本身的特殊性，結合國內外專家研究結果和大量的商標語料分析，總結出一套商標命名的原則，即基于商標信息功能和引導功能的區別性、引導性、適應性、簡明性、歷時性及合法性六大原則。基于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等相關理論，在這六項命名原則的指導下，書中歸納了六種商標命名方法，即人物式命名法、地點式命名法、形象式命名法、聯想式命名法、典故式命名法與臆造式命名法，并加以大量的商標案例進行闡釋說明。
劉彬教授指出，商標翻譯是橫跨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梁，構建這座橋梁實際上涉及了多門學科之間的跨文化交際行為。在翻譯規范理論的指導下，該著作通過結合前面所有的關于商標及其命名的研究，構建了商標翻譯規范，揭示商標翻譯的六大原則，即關聯原則、循法原則、從主原則、簡明原則、真實原則及尊重傳統原則。同時，在相關翻譯原則的指導下，著作中系統總結規范了傳統的商標翻譯（即外譯中）方法，同時提出了在漢語商標國際化中漢語商標規范化的翻譯（即中譯外）方法。
傳統的文獻研究、個案研究、比較研究等研究方法讓本書吸收總結前人成果，在研究商標命名和翻譯研究中走得更快。雖然之前學者們從不同理論和視角提出了很多商標翻譯規范或辦法，研究成果頗豐，但就其研究本身而言，無論是研究范圍還是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該書序）。但是該著作中，作者通過不斷閱讀電視、網絡、書籍、期刊、媒體報道等相關宣傳資料，在此基礎上細心觀察、潛心研究，并分門別類建立語料庫，并將語料庫的研究方法應用其中，對實踐與現實中的規范性的翻譯活動極具指導作用。語料庫研究法將自然科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相融合，以客觀翔實的語料為基礎，在分析和總結大量的語料數據前提下提出商品命名與翻譯的理論具有系統性的規范作用，對商品命名和翻譯的研究意義更為深遠。該著作融自然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為一體，獨辟蹊徑地將語料庫研究方法應用商品命名與翻譯研究當中，結合各種翻譯理論，為商品的命名和翻譯建立了一個系統性的理論規范，可以說這是劉彬教授對中國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領域的一大貢獻。
四、展望全球化視野下的中華商標命名與翻譯
全球化視野下的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商標的命名與翻譯研究對于中國企業走出這種日益同質化的商品生產和服務潮流、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劉彬教授最后指出，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多角度、多領域的研究對其具有極大的促進意義，并呼吁不同學科、不同組織、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應用新的科研技術和手段進行科研合作。
該著作雖然在向讀者講理論、論方法，具有極強的理論性，但完全沒有讓讀者覺得枯燥或是晦澀難懂。全書的最大特色是緊密圍繞“商標命名與翻譯”這一主題，大量列舉了各種生動有趣、通俗易懂的商標名稱及其翻譯，并通過理論與案例相結合進行分析，環環相扣，娓娓道來。不管是對商標命名與翻譯的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發展，《中華商標命名與翻譯研究》都具有實際性的指導意義。因此，英語、翻譯、商貿或跨文化交際等方向的廣大師生及科研人員、外貿或商標管理人員閱讀該著作在從事相關領域學習、研究時都能從中獲取系統的理論性或實踐性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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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格林生態休閑莊園；模式特點；發展前景
一、生態莊園的現狀
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都市化進程的加快，久居城市的居民對于旅游度假的需求日益增強，返璞歸真，親近自然，重返自然已逐漸成為現代人的休閑方式。位于城鄉結合部的郊區，既有現代都市的便捷，又不失鄉村的閑適與野趣，這里的農家樂和生態農莊為游客體驗幽靜的田園生活，感受鄉村寧靜的生活環境、清新的空氣和淳樸的民風提供了可能。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人們對于旅游的投入加大，自我國假期改革后，消費者的旅游方式基本以三天的短期旅游為主，選擇城市的近郊旅游尤其是生態莊園，逐漸變成了一種趨勢。
來自于中國旅游網的一項調查數據：選擇短途旅游的消費者人群占旅游總消費人數的比重如下：39.3%的人選擇市內公園和游樂園，24.2%的人選擇郊區景區，27.2%的人選擇鄉村游和農家樂，只有3.03%的人選擇去外地。上述調查結果顯示了度假休閑、鄉村游及農家樂的市場份額所占比例較大，僅次于市內公園和游樂園的消費者比重。可以看出，消費者更加看重放松身心、親近自然的消費方式。選擇假日農莊游樂的消費者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且還將呈現上升趨勢，這就預示著諸如這樣以自然環境、農業景觀、農事活動和民俗風情等農業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為基礎，以發展農業生產、保護生態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為前提，以市民休閑、度假、體驗、求知和探索為目的新型旅游方式正應運而生，而農家莊園正是這種休閑生態旅游的典型代表。
隨著居民對生活水平要求提高，傳統的的旅游模式有著日趨冷淡的趨勢，而短途休閑旅游在市民的旅游消費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有著田園生活般莊園文化和生態休閑的休閑農莊能帶給游客頤養身心，物我兩忘，回歸自然的感覺。可見，創建一所規模化、規范化、科學化、特色化，最終面向大眾的生態休閑莊園已經顯得尤為必要了。
二、生態莊園的模式與特點
目前，我國傳統的旅游品種大致分為如下幾類：自然景觀旅游模式，四川九寨溝，龍門石窟，湖南張家界；文化名勝旅游，如北京故宮，八達嶺長城，西安秦始皇兵馬俑；異域風光，購物體驗式，如新馬泰、香港等大城市；此外，還有以民族風情為主的旅游模式等。
與傳統的旅游方式相比，城郊休閑農莊，地處郊區，位于城鄉結合部的樞紐位置，同時具有便利的交通，擁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吸引著大批的城市居民，引導游客來到郊區，吃農家樂，住民家房，耍農家樂，做農家活，無形之中向消費者倡導一種低碳、環保、綠色、健康的出游方式。
格林生態休閑農莊選址于生態環境好，自然資源豐富，污染小和風光旖旎的城郊，這里有優美的鄉村自然景觀，有難得的鄉村野味，還提供一定的娛樂設施，如室外溫泉，游泳館、水上樂園、桌球、臺球廳、兒童樂園、馬場、垂釣、自助燒烤和療養場所，以滿足人們的觀賞、休閑、度假、娛樂、游玩等需求；莊園還設立專供商務休閑娛樂的場所，如展廳，以供大型公司舉行年會和半年會；還有豐富多彩的節目，如篝火晚會和舞會等。此外，莊園通過建立生態果蔬園、科學培育生態花園，讓游客體驗到農家自助恬淡閑適的生活情趣，即發展了生態觀光旅游，又愉悅了游客的身心，更為莊園實現了創收，體現了名副其實的多贏。
三、格林生態莊園創建的目的
與傳統的農家樂相比，格林生態莊園的創建旨在打造一所環境優美服務完善的生態休閑農莊，它及采摘、園藝、旅游及景觀園林于一身，便于消費者享受到假日觀光、賞花品果、采摘游樂，體驗甜美的鄉村樂趣。其次，這樣的休閑農莊使大型企業商務活動的舉行從城市酒店過渡到近郊環境優美的生態莊園，使人與自然近距離接觸，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與調整。同時也為戶外婚禮項目如婚紗攝影、婚禮儀式提供天然的環境；不僅如此，它對現有的農家樂資源進行整合，使其服務水平得到一個整體提升。通過充分利用空間和自然資源，建立素拓場地、生態園以拓寬消費者市場。
四、格林生態莊園創建的意義
格林生態莊園的創建旨在為消費者提供一個休閑度假、怡養身心的理想場所。
首先，生態休閑莊園的建立是對當地本土美麗的自然風光、深厚的人文底蘊、特色的民俗風情的一種傳播。它讓農村特有的本土文化、民俗風情和技藝得以延續和傳承；還可以增進城鄉居民的交流，提升農村生活品質，同時使消費者有機會體驗農村生活，增長農業知識。
其次，格林生態莊園的建立有利于對當地自然資源實施最大限度的開發與保護。在有目的的對自然資源的開發與維護的基礎上發揮最大的經濟收益。
再次，休閑農莊的建立可以增加農民的就業機會，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提高農民的收入，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亦增加了國家稅收。而且將帶動和延長綠色產品等環保產業相關生產鏈條和消費鏈條的發展，促進了城郊“生態經濟帶”的形成。
此外，大量的客流將被吸引至此，可以刺激當地的消費，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相關產業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創業機會。
五、格林生態莊園創建的市場前景
以“農家樂”為例，2006年五一期間，西安市八個縣區接待游客64萬人，實現收入1450萬元；2007年與上一年持平，2008年十一期間，西安農家樂接待游客55萬人，實現收入1350萬元，2009年五一三天假期，接待游客61.2萬人，實現收入1986萬元。由此可見，休閑農莊游作為一種新興的旅游產業，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傳統的農家樂規模小，管理不善，衛生健康方面不能保證，其休閑娛樂方式單一，而莊園揚長避短，將農家樂帶入莊園進行統籌管理，在規模上適當擴大，衛生及管理上相應改善，做到規范經營，把服務質量放在第一位，為休閑農業旅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現如今，更多企事業單位更愿意到一些設備齊全服務完善的休閑農莊去放松，而莊園的目標消費者以短期休閑的旅游群體為主，如商務群體，青少年等閑散旅游群體，外景拍攝群體，戶外婚禮群體等。由此可見，格林休閑農莊的建立有著巨大的開發潛力和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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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凡，（1992―）男，漢族，陜西延安人，專業：財務管理。
關鍵詞：翻譯模因理論；高校翻譯實踐教學；翻譯理論教學；翻譯史教學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3）11-143-03
為了更好地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對專門的應用型人才的需要，2005年，教育部正式批準在高等學校設置翻譯本科專業。2007年，為了進一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翻譯人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批準在高校開設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即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目前，已有158所高等學校獲準招收MTI研究生，翻譯學科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各路有識之士以此為契機對如何在高校進行翻譯教學紛紛發表各自不同的意見和看法，筆者在下文中將以翻譯模因理論為切入點加以探討。
一、翻譯模因理論
模因（meme）起源于生物學詞匯基因（gene），是1976年由牛津大學的動物學家和行為生態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提出來的。模因是文化傳播或模仿的單位。模因能夠通過模仿和復制在人的大腦之間進行傳播。模因分共生模因（mutualist memes）和寄生模因（parasitic memes）。共生模因與寄主互為生存、共同發展，而寄生模因將殺死其寄主而自行消亡。在同一種文化中，模因是通過模仿來傳播的，尤其是通過語言來進行傳播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模因則需要通過翻譯進行跨文化傳播。
最早將模因與翻譯理論結合在一起的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他把翻譯研究看作模因理論的一個分支，試圖用模因理論來解釋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切斯特曼把有關翻譯、翻譯理論的概念或觀點統稱為翻譯模因（translation memes）。他發現在翻譯理論的進化過程中，有些翻譯模因由于不能被普遍接受而消亡，為寄生模因；而有些翻譯模因則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得以生存和發展，屬共生模因。他還發現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有一種翻譯模因處于主導地位，而其他翻譯模因則處于次要地位。因此，他把西方翻譯理論史劃分為八個階段：一是詞語階段（Words），即翻譯中詞與詞之間的轉換階段；二是神諭階段（The Word of God），此階段主要強調語法形式和直譯；三是修辭學階段（Rhet-oric），此階段的翻譯重心已由原語轉向譯入語，要求譯文自然流暢；四是邏各斯階段（Logos），要求盡量保留原語的風格和特色，主要強調語言的創造力和文學翻譯；五是語言學階段（Linguistic Sci-ence），主要強調語言學知識的重要性；六是交際階段（Communication），重視翻譯過程中各個參與者的作用；七是目標語階段（Target），以目標語為重心，優先考慮目標語及其文化的相關因素；八是認知階段（Cognition），強調翻譯是思考，探索譯者的決策過程。為了適應不同的社會環境，各種模因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面貌，不斷地進行復制和傳播，以求得生存和發展。每一種模因既是對以前模因的復制和繼承，又存在一定的“突變”（mutation），模因在變異中得以發展。模因之間的復制是增值的。因此，模因的傳播是動態的，而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
二、翻譯模因理論與高校翻譯實踐教學
翻譯教學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翻譯實踐。高校的翻譯教學包括翻譯實踐教學和翻譯理論教學。無論是在本科階段，還是在研究生階段，翻譯實踐課就是讓學生在正確的翻譯理論指導下進行大量的翻譯實踐，并從實踐中掌握翻譯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同時提高語言的實際運用能力。那么，在教學中，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比例應該是多少呢？從時間和內容上來說，翻譯理論部分應該占20%-30%，翻譯實踐部分應該占70%-80%，這樣的比例對本科的翻譯教學比較適合。給本科生開設的翻譯課程，只能算作翻譯實踐課。
對于如何在高校進行翻譯實踐教學，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控制論專家弗朗西斯?海拉恩（Francis Heylighen）的模因復制四階段理論為我們指明了方向。他認為，模因的復制要經歷以下四個階段：一是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模因被注意、理解和接受的階段，也就是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Nida）提出的翻譯過程中分析和傳譯階段。在這個階段，教師應該拓寬翻譯題材，不僅要選擇文學類作品，還要涉及一些非文學類的翻譯題材，這樣會引起學生的興趣和關注，便于學生接受。另外，教師在這個階段還應該傳授給學生翻譯的基本方法和策略，使學生在大腦中對這些方法和策略有一個初步的、整體的概念，以便提高他們對原文的理解水平，成功地完成對原文的解碼過程。二是記憶（Retention）：當一個模因引起了受體的關注，并在理解的基礎上得到接受并且被納入認知體系后，需要在記憶中存留。存留的時間越長，感化受體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在這個階段，教師應采用精講多練的教學方式。講授翻譯理論和技巧的重點，為學生配備大量的實踐練習，從詞句到篇章，從文學翻譯到非文學翻譯，涉及語言的不同層次和方面。這樣就會讓學生將翻譯的理論、方法和策略牢牢地留存在記憶中，指導今后的翻譯實踐。三是表達（Expression）：指的是模因必須由記憶模式轉化為受體能夠接受的模式。這個階段的教學重點應放在學生的通順表達上，而這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閱讀、翻譯實踐和目標語寫作的基礎之上的。同時，教師還要讓學生多讀好的譯作，多比較，多分析，取長補短。四是傳播（Transmission）：模因表達需要有形的載體或媒介。人類是模因賴以生存的載體。模因可以通過翻譯來進行傳播。翻譯活動就是通過語言進行模因復制和跨文化傳播的過程。為了實現有效的傳播，教師可以讓學生做一些目標語的仿寫練習，對語法、句法、風格等進行模仿。為了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教師還要通過課堂介紹、媒體播放等方式讓學生對目標語的文化背景知識多加了解。
在翻譯實踐教學中，教師要通過大量的翻譯實例，反復講授翻譯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讓學生不斷地接觸這些原則和方法，并且在理解的基礎上加以記憶，然后再把這些原則和方法應用到翻譯實踐中去，從而掌握它們，讓自己能夠流暢通順地進行表達，實現模因的跨文化傳播。這完全符合海拉恩的模因復制的階段理論。
三、翻譯模因理論與高校翻譯理論教學
翻譯理論課是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它的設置應在翻譯實踐課之后。但是在本科階段學生也應該接受基礎理論訓練，這是因為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具有指導作用。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就是盲目的實踐，學生只能通過自己的摸索來積累經驗。切斯特曼認為翻譯理論知識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翻譯過程中思維和決策的基本工具，沒有理論的翻譯是盲目的翻譯（To translate without a the-ory is to translate blind.）。
為了說明翻譯理論的重要性，切斯特曼把奧地利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引入到他的翻譯模因理論當中，論證了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之間的關系。波普爾把世界劃分為三個世界：第一個世界是物質世界，指的是客觀世界的一切物質客體及各種現象，包括人體及其大腦；第二個世界是精神世界，即個人思想、情感的主觀世界，也就是主觀精神活動，它對第一個世界，尤其是對人和動物的軀體起支配作用；第三個世界為人類精神產物的世界，如思維觀念、語言、文字、科學等一切抽象和具體的精神產物。這三個世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第三個世界是第一個世界和第二個世界相互作用的產物，反過來又影響第二個世界，從而影響第一個世界。觀念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物質世界，而物質世界反過來又會產生新的觀念。
根據波普爾的理論，翻譯模因，即翻譯理論或翻譯觀念，存在于第三個世界，它是促進翻譯技能發展的關鍵因素。個人翻譯技能的發展來自于以前的翻譯實踐和對翻譯理論和翻譯歷史的學習。翻譯模因影響了譯者個人的主觀世界（即第二個世界），從而影響了他們的翻譯行為（即第一個世界）。盡管翻譯理論不能直接解決翻譯實踐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但是翻譯理論可以通過譯者個人的主觀世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翻譯行為。因此，根據波普爾的理論，翻譯模因是翻譯實踐中概念工具的直接來源，必然會影響譯者的思維方式和翻譯行為。所以，教師在翻譯教學中應該重視翻譯理論的教學。翻譯理論作為概念工具是翻譯能力的重要構成因素。翻譯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在宏觀上決定組織譯文的思路。學生一旦掌握了翻譯理論，他們就能夠全面認識翻譯過程和結果，從而對他們的翻譯實踐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
四、翻譯模因理論與翻譯史教學
翻譯史教學可以使學生對翻譯模因進化的歷史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譯理論。正如上文所述，切斯特曼把西方翻譯理論史分為八個階段，即詞語階段、神諭階段、修辭學階段、邏各斯階段、語言學階段、交際階段、目標語階段和認知階段。每一個階段都代表著學生個體發展的必經階段，因此，翻譯教學應該遵循每一個階段的發展規律。
在詞語階段，教師應圍繞著詞匯進行翻譯教學，可以為學生介紹詞義的選擇和引申、詞量的增減、詞類的轉換、詞序的調整等有關詞語的翻譯方法，培養學生的詞匯翻譯能力。神諭階段強調的是直譯。直譯是最基本的翻譯方法之一，要求譯文既要忠實于原文的內容，又要忠實于原文的形式。也就是說，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按照字面進行翻譯。大學生往往處于這個階段。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指出直譯強調的是對原文的忠實，不是死譯、硬譯，不要束手束腳，拘泥字面。這種翻譯方法比較適用于哲學、法律、科技等文本的翻譯。修辭學階段主要強調的是譯文的流暢表達。教學重點應放在培養學生的雙語駕馭能力上，可以對學生進行目標語的寫作訓練，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對于母語的語言功底的錘煉。邏各斯階段強調的是文學翻譯，“雜合翻譯”是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是當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論家，他提出了“雜合”翻譯策略，認為翻譯過程必然會涉及語言和文化這兩種形式，其對譯者產生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兩種語言文化成分的保留使譯文本身也具備了“雜合”性。因此，教師要使學生認識到原文可以在譯文中有所體現，譯文或多或少要帶有一些外來色彩。語言學階段的主要教學內容是語言學知識，包括符號學、語義學、語用學等方面的知識，目的是為學生選擇譯文提供依據。交際階段強調的是譯文如何能被目標語讀者所接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階段的主要教學內容應為交際理論，如格賴斯（Grice）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利奇（Leech）的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斯波伯和威爾遜（Sperber & Wilson）的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維索爾倫（Verschueren）的語言順應理論（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等。目標語階段主要側重于目標語的文化層面。這一階段涉及的翻譯理論知識有翻譯的文化轉向、文化學派等方面的內容。認知階段是最后階段，主要探索譯者的決策過程。教師在這一階段可以把翻譯教學與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結合起來。在這個階段應該注重學生自我意識的培養。
五、結語
翻譯模因理論無疑是將模因理論引入到翻譯研究的一種嶄新的嘗試。海拉恩的模因復制的階段理論讓我們了解了高校翻譯實踐教學的方法；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論證了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之間的關系，引起了我們對高校翻譯理論教學的重視；切斯特曼對西方翻譯理論史的階段劃分使我們認識到應該按照每個階段的發展規律進行翻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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