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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Nujiang prefecture in Yunnan as a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which mode of tourism could directly b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even could preven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ragile natur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hich also could bring about the great traveling experience.
Key words：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travel mode；supporting the poor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8—0146—03
1 研究背景及意義
云南2011年上半年旅游總收入為565.9億元，同比增長23.5%。但正是在這樣一種欣欣向榮的旅游大發展局面下，仍然有地區由于開發旅游時保護措施的不到位、不及時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遺產的雙重破壞。尤其是當參與大眾旅游的游客同時不斷涌入特定的旅游區時，勢必對自然和文化資源造成威脅及破壞，毫無節制的大眾旅游開發使得兩地都出現了大量問題，自然環境的惡劣、生物資源的減少甚至滅絕、淳樸民風的破壞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因此，中國旅游業目前面臨的挑戰之不是單純的看重旅游經濟收益，而是在如何在利用旅游業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好物種的多樣性、文化的原真性與傳承性。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下的生態旅游、負責任旅游、扶貧旅游以及在國外發展較為成熟志愿者旅游符合國內大眾旅游逐步向個性化旅游的過渡、參與型向體驗型旅游模式過渡的需求，既能防止脆弱的自然及人文資源的破壞，又可以為當地社區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為旅游者帶來深切的體會，符合我國貧困地區旅游的發展。
位于我國滇西北西南地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世代居住著傈僳族、怒族、獨龍族、白族、普米族、藏族、彝族、回族等14個少數民族。邊疆、民族、高山峽谷、偏遠和貧困“五體一體”是其基本州情[1]。通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搜索關鍵詞“怒江旅游”，從2000年至2012年共有13篇文章，除4篇為新聞簡訊。余下文章主要研究視角為旅游產品的創新[1]以及怒江州的旅游資源評價[2]，尚無從分區域選擇旅游模式研究。怒江州為世界遺產“三江并流”核心區，為南北狹長分布，資源分布零散為典型的“單軸串點”[1]，高山峽谷中復雜的地質地貌使得生態資源及人文資源極其脆弱，承受不了大眾旅游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對于該區的旅游發展應“量體裁衣”，怒江州的四縣基本與其旅游開發的順序及可進入性吻合，故本文按本州的行政區劃將其分為四個相對獨立的旅游接待地，并依照其自身資源特點及當地的社會現狀選擇適合的旅游模式，以期該地區取得社會經濟發展及自然人文資源保護的雙贏局面。
2 備選旅游模式相關概念的界定
2.1 可持續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1990年加拿大溫哥華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大會上，旅游組行動策劃委員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行動戰略》草案，構建了基本理論框架，并闡述了主要目標。1995年4月24日至2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環境規劃署及世界旅游組織在西班牙召開了“可持續旅游發展世界會議”，包括中國在內的75個國家及地區600多位代表出席會議。
可持續旅游的核心概念就是最小化旅游的消極影響。聯合國和其它組織的定義“旅游在確保促進當地經濟同時，還應減少其對當地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2.2 負責任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 國外研究已較為成熟，通過檢索responsible tourism，共有相關論文100篇，以及專業負責任旅游網站。其核心目標就是旅游的同時必須對當地負責任，主張旅游者應該嘗試在旅行時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如濟貧、文化教育、尊重保護當地文化、野生生物保育、以及改善當地的社區健康等。負責任旅游是小規模旅游；是制定旅游規劃和政策的方法和理念；是符合生態和社會倫理準則的旅游；是游客的一種旅行方式。
負責任旅游和可持續旅游的理念很相似，但更強調社會影響和道德影響。該旅游也被稱為倫理旅游（Ethical travel）。
2.3 生態旅游（Ecotourism） 生態旅游（Ecotourism）有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特別顧問、墨西哥專家謝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ain）于1987年首次定義 “出于研修，欣賞和享受風光及當地的野生動植物和古今文化等目的到相對未開發過或未被污染過的自然區域的旅游。”
關鍵詞：社區參與 旅游發展 綜述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將旅游業與社區的互動關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區參與”的概念應時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制定并頒發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便倡導在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中把居民作為關懷的對象，并把居民當做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不可缺少的環節，社區與旅游的關系研究經歷了越來越受到重視，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關概念，如旅游社區、社區參與、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等等。
一、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進展
1.選文的范圍及依據。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所收錄的所有學科類別的文獻，以“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為主題，選擇精確檢索，以2001―2010年為檢索時間段，得到2001年以來有關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文獻一共92篇，通過篩選，剔除重復和無關文獻，剩余87篇，其中碩士論文22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
2.相關文獻研究進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尋找可持續的旅游發展路徑，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區間的動態關系，基于檢索的文獻及其研究內容，結合圖1將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分為兩個時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發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點是：研究的文獻較少，多為探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發展期的特點是：開始出現較多的研究文獻，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現多元化，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滲透到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參與模式的探討，開始對中國相關社區進行實證研究。二、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相關概念界定
1．旅游社區。《辭海》中“社區”的定義為：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由于以旅游資源稟賦的社區為研究背景，所以這里的“社區”是指旅游社區。當社區依托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時，“社區”將被賦予新的內涵。梨潔、趙西萍（2001）[1]將旅游社區定義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較近、有著共同利益的人群”，這個定義雖然打破了行政區劃，但是經濟因素、社區的動態發展仍沒有考慮在內。蔣艷（2004）[2]認為，旅游社區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區內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會實體，是一個地域性社會活動共同體。旅游社區是不斷變化的，這主要是與區域旅游活動的變化有關。
結合以上定義分析，這里認同的旅游社區是一種虛擬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共同體，不受行政區劃限制。
2．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說法不一，王瑞紅、陶梨（2004）[3] 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社區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區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旅游發展計劃、項目以及其他各類事物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及其過程，這里參與的主體除了社區居民外，還包括政府、單位、社會團體等法人。孫九霞（2005）[4] 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要，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開發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便在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方向的前提下實現社區的全面發展。
（二）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支持
1．經濟學。梨潔、趙西萍（2001）[1]從經濟學角度，運用集體選擇、福利經濟學等經濟學前沿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動力、社區參與如何形成最終意見、社區參與如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論問題進行了質疑和較深入的分析，雖然存在諸多的經濟學難題，但是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實現的。吳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區參與旅游的新目標觀、新組織觀、新系統觀等新理念，并用區域經濟學的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運行框架進行了新的探討，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實施提供了參考。楊桂紅（2001）[6]從實證經濟學角度出發，以云南碧塔海景區社區參與狀況為例，闡述社區參與旅游業發展對環境保護的積極作用。
2．社會交換理論。唐玲萍（2009）[7]利用社會交換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可能性進行解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社區及其居民的理性選擇，是超越經濟語境的多語境下的“利益驅動”。
3．可持續發展理論。胡志毅、張兆干（2002）[8]提出了社區參與近“S”發展曲線，并從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闡述了社區參與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毛彥斌（2008）[9] 通過分析旅游飛地、旅游孤島、新殖民主義等旅游非持續現象，指出了社區參與使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途徑選擇。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區參與作為旅游可持續發展一個不可或缺的保障機制，大多是從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等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社區參與的作用。
（三）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兩個熱點社區
1．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丁煥峰（2006）[10]通過對農村貧困社區旅游開發中參與的內涵、農村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及其規劃的基本出發點和實踐框架進行分析，認為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一種持續的旅游扶貧模式，是開發扶貧的制度創新過程。陳麗華、董恒年（2008）[11]將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作為可持續旅游扶貧開發的一種模式，并提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劉景慧（2009）[12]以懷化市中方縣荊坪古村為例，分析其參與式鄉村旅游發展的不足，并提出相關發展措施。盧麗（2009）[13]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對甘肅省青城鎮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探討，對遺產資源的保護和和諧旅游社區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為青城鎮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業發展對鄉村的扶貧作用，即鄉村居民通過參與旅游發展，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
2．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區，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習俗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情，整個社區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區的發展更離不開社區的參與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1）參與模式的研究。蘭海（2009）[14]從參與形式上提出了資源參與模式、產品參與模式、資本參與模式、實體參與模式四種模式。羅麗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為例對云南瀘沽湖摩梭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優缺點的基礎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賃經營模式更加優化的結論。譚舒月（2009）[16]分別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為其他民族地區社區參與的發展提供很好的借鑒意義。（2）社區參與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陳飚、鐘潔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為例，探討了社區參與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結構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還存在著產業失衡、矛盾轉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陳志永、況志國（2009）[18]分析了貴州上郎德苗寨個體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區傳統社會規范的失效，社區居民對集體公共利益漠視的原因，提出加強社區組織建設，引入外來利益主體的建議，以期使個人理性逐步走向集體理性。民族地區社區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普遍問題外，還存在其自身特有的發展限制性因素。（3）實證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對景寧畬族自治縣3個景區社區參與旅游進行調查，王穎、張敏（2009）[20] 通過分析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背景條件和開展社區參與生態旅游對民族文化及生態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總結出了民族社區居民參與生態旅游的對策。學者們對民族地區進行了有益的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參考性建議，但仍然停留在理論和宏觀層面。
（四）中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對比研究
國外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方面做了較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張朋、王波（2003）[21]以英國南彭布魯克為例，分析了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具體情況，對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理論和實踐起到了很好的啟示作用。保繼剛、孫九霞（2006）[22]在中國不同地區案例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西方學者的案例材料，總結出了中西方社區參與的明顯差異，并進一步發掘兩者形成差異的深層原因。曾艷（2007）[23] 對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借鑒國外模式優勢嘗試構建符合中國旅游發展的模式。
中外社區參與產生處于不同的旅游發展階段上，國內外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結論和展望
目前，關于旅游社區參與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觀理論研究，缺乏深入細致的實證研究。同時，有關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論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國在實際規劃過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體現社區參與的精神，因而對西方理論和中國理論的探討既不夠深入又難以與現實接軌。在看待社區旅游的觀念上，國內學者更看重它對旅游發展的經濟作用，社區是為旅游服務的。但隨著學者們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越來越關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將進一步完善和充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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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6,China）
南盟的一體化進程淺談
一、南盟成員國內的聯系
在2007年新德里舉行的第十四屆南盟首腦會議上，與會各國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們鑒于南亞各國人民利益至上的考慮，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和平平臺”，并致力于促進經濟合作，地區繁榮，在一體化進程中實現利益和機會的公平分配。
聯系成為了南盟首腦會議的中心議題，得到了區域內部（還有區域之外）包括政界、企業界、智庫學界、民間社團和媒體的廣泛討論。地區聯系不僅是指道路、鐵路和運輸連接，還包括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對于南盟來說，現在有必要制定一個清晰切實的戰略落實相關政策、方案和項目。連接必須是建設性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因為南盟從2006年6月開始運作南亞自由貿易區，旨在通過不同的階段逐步過渡到關稅同盟，共同貨幣，而受第九屆首腦會議（馬累舉行）委任的知名人士小組預計在2020年南盟將實現經濟聯盟，其報告和建議打算在科倫坡舉行的第十屆首腦會議上公布。
二、南盟與區域外組織的聯系
南盟與聯合國一些機構，地區組織和國家在經濟以及其他商定的合作領域有一些聯系。尤其是與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國際藥物管制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經濟和社會委員會（亞太區）。
它和歐洲委員會在1996年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達成彼此在信息交流，技術援助和其他商定領域的互助，幫助南盟產品進入歐洲市場。1997年與加拿大國際開發署簽訂了諒解備忘錄，促進雙方經濟交流，尤其對南盟在加德滿都的結核病中心提供技術和其他幫助。南盟-日本特別基金于1993年建立，在南盟各成員國和日本商定的領域內提供財政幫助和支持。此外南盟和東盟還定期就雙方共同關注的問題進行磋商。
三、以項目為基礎的合作
首先表現在扶貧問題上，消除貧困問題不僅深深困擾著南盟各國，同時還包括中國，但是每個國家的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不盡相同。在新德里首腦會議的結束語中，現任南盟主席曼莫漢辛格博士閣下說，扶貧是振興南盟的試金石，我們要努力幫助窮人中的窮人，弱者中的弱者他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最高要求。”
首腦會議決定在每個成員國中劃定一個村作為南盟示范村，用以證明本土化的舉措在改變當地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將這種實際的創新舉措如果合適的話復制到其他地區。 中國坦率地承認其大城市和沿海地區與農村地區生活水準的不平衡。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指出中國使3億人擺脫赤貧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鑒于斯里蘭卡在扶貧上的實際經驗，雖然中斯之間在扶貧規模和方法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但是相互交換經驗和知識對彼此有利。尤其是中國的“回到農村”和斯里蘭卡的“振興鄉村”方案都將以人為本作為基本推動力。
在2007年新德里的首腦會議上，中國的前任外交部長李肇星表示中國有興趣在國內和南盟建立一個扶貧合作機制，并進行扶貧模式的比較研究。聯合國發展署或許能夠幫助南盟各成員國和中國促進彼此經驗的交流和研究，這些研究以后可能被南盟審定，在政治層面落實。
其次在旅游交流上，南亞繼承了延續千年的豐富和充滿活力的文化遺產。盡管本地區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但是其文化的共性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除了歷史悠久的貿易關系，各種政治恩怨，南亞和中國還有大量的文化聯系，比如佛教。
隨著亞洲范圍內逐漸增多的聯系和交通工具的便捷，中國和南盟的關系在將來一定會得到加強。旅游業對社會不同層次的人都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他們在企業部門外提供服務支持。同時還促進人與人間的接觸和相互了解。中國出境游客量現在明顯增加，中國屢獲殊榮的女演員、導演徐靜蕾慷慨應予擔任私立里蘭卡榮譽旅游大使。
和南亞其他國家尤其是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同樣從旅游業中獲益匪淺。事實上，有很多特殊的文化和宗教遺跡的旅游線路，將斯里蘭卡和南盟其他國家聯系在一起，深受中國游客的歡迎。包括中國國家旅游局和南盟工商聯下屬的旅游理事會的磋商將對發展中國南亞的旅游客流量極為有用。
再次，在交通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上，通過發展空、海、陸、水多模式聯運能夠促進南亞（之外）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以及經濟和商業關系，這同樣適用于日漸發展的南盟和中國聯系。在落實南盟區域多式聯運研究與部長級會議同時，政府和專家可以進行南盟-中國交通及基礎設施發展方面的磋商。
以斯里蘭卡為例，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地區與中國合作后，港口設施，油庫，煉油能力正在提升。這個港口位于中國和中東，非洲之間，這也是600年前航海家鄭和曾穿越過的古老海上絲綢之路。在2007年斯里蘭卡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廣州與漢班托塔簽訂了友好城市協定，這不僅能促進彼此的經貿聯系，還能有助于漢班托塔農村地區的發展，因為此地區屬于斯里蘭卡上文提及的“農村振興”計劃的一部分。
前任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新德里首腦會議上表示愿意加強與南盟在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的合作，鼓勵中國企業在南盟成員國內投資并采取后續行動。
四、結論
SWOT分析方法是市場營銷中被廣泛應用的系統規劃方法,SW是指某行業或部門的內部優勢和弱點,OT是指某行業或部門外部環境帶來的機會和威脅。通過綜合分析SWOT的4個要素,系統評價發展戰略,能達到選出一種適宜戰略的目的[1]。本文通過SWOT分析方法對湘西州體育旅游發展的內部優勢和弱點以及影響其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的機遇和威脅進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提供了相應的戰略選擇,旨在為湘西州體育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1湘西州體育旅游業發展的SWOT模型分析
1.1優勢(Strengths)1.1.1體育自然旅游資源優勢湘西州體育旅游資源十分豐富,許多旅游資源都具有地方特色和壟斷性地位。其中,體育自然旅游資源得天獨厚。全州總面積15.462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積63.59萬公頃,占總面積的60.50%[3]。境內高山峻嶺、谷蔭溪湍,洞幽道靜,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0多座,大山溪河1000余條,這種獨特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賦予了體育旅游獨特的絕佳場所。湘西州的體育自然旅游資源分為陸地體育旅游資源和水上體育旅游資源。陸地體育旅游資源可被開發許多旅游產品,如攀巖旅游、登山旅游、森林旅游、自行車旅游、森林狩獵旅游、洞穴探險旅游、徒步旅游、穿越峽谷、蹦極、滑翔、無線電測向和定向越野等。水上體育旅游資源可進行漂流、游泳、劃船、劃艇、垂釣、龍舟競渡、溫泉浴和山地跳水等旅游產品的開發。1.1.2體育人文旅游資源優勢湘西州體育旅游資源的獨特性和壟斷性的另一突出點體現在體育人文旅游資源上。州內總人口265.55萬,少數民族人口198.07萬,占總人口的74.58%,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3]。他們在長期生存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獨特的民族傳統文化,締造出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活動。據有關資料顯示,州內擁有八人秋、蕩秋千、踩高腳、茅古斯舞等120多種民族民間傳統體育項目。這些獨特的民族傳統體育集娛樂、健身導引術、、民風民俗、舞蹈藝術、神話傳說等于一體,具有較高的參與、觀賞、醫療健身、休閑娛樂等社會價值。它們以鮮論文格式明的民族品格、獨特的文化內涵、濃郁的原始氣味、渾厚的歷史氛圍、顯著的地域特色、歡快的生活情調以及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對國內外游客將產生巨大的誘惑力。1.1.3區位優勢明顯湘西州全稱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西部,旅游交通便利。北有張家界荷花國際機場,南有貴州銅仁機場,南鄰湘黔鐵路和302國道。枝柳鐵路穿行永順、古丈、鳳凰、吉首四個縣市,209、319國道(如今改建成高速公路)在境內交匯,99%的鄉鎮和65.5%的村寨通了公路,州內各景區及州外各景區之間的聯系便利[4]。目前,正實施著鳳凰至大興二級公路、常德至吉首、重慶至吉首、張家界至吉首的高速公路的建設,這就使景區的可進入性較好。湘西州與鄂西南、渝東南、黔東北毗鄰,同武陵源、五強溪鳳凰山、懷化、重慶、焚凈山旅游區緊鄰,并且有較強的互補性,有利于資源的整合。
1.2劣勢(Weaknesses)1.2.1開發資金短缺湘西州是國務院確定的全國18個貧困片之一,永順、保靖、花垣屬國家級扶貧縣,吉首、瀘溪、鳳凰、古丈、龍山屬省級扶貧縣,全州經濟實力在全省各市州中居于末位。因此資金緊缺一直影響和制約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旅游業的發展。1.2.2民族傳統體育資源沒有得到統籌開發民族傳統體育資源是湘西州一座豐富的寶塔,州內德夯國內外景區、鳳凰古城、王村等旅游景點都已經把目光放到了這座寶塔上,相繼開發了擺手舞、咚咚舞、苗鼓舞、接龍舞、椎牛舞、銅鈴舞等旅游產品。從理論上來講,每個景點開設的項目應有所側重,不應出現簡單的重疊。而從目前來看,各個旅游景點在項目開發時忽視了周邊兄弟省市和地區也擁有可替代的資源,出現了簡單的低水平的重復和雷同。另外,有一些很有開發價值的民族體育資源還沒開發整理出來,它們還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傳統體育活動上,其經濟價值沒有得到體現,缺乏統一規劃。1.2.3體育旅游專業人才匱乏體育旅游專業人才的匱乏是制約湘西州體育旅游發展的最大瓶頸。體育旅游產業部門缺乏高素質的體育旅游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經營方式陳舊,經營內容單一,營銷理念落后,創新意識薄弱。體育旅游項目策劃單一,檔次不高,體育旅游產品沒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1.3機會(Opportunities)1.3.1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為西部地區旅游業發展帶來了機遇,西部大開發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向第三階段戰略目標邁進的一個重要戰略決策,“大力發展旅游業”已明確納入了西部大開發的五大工作重點之中。在西北五省黨建工作和西部大開發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西部地區旅游資源得天獨厚,要加快發展步伐”。2000年,中央政府決定發行兩批旅游國債,共12億元,其中已落實的8億元西部地區占了70%。2000年6月9日,湘西被國務院劃進西部大開發范疇之內,西部大開發一系列優惠政策給湘西州體育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機遇。1.3.2體育旅游產業發展的強勁勢頭世界旅游組織和國際奧委會2001年2月22~23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市聯合召開了“世界體育與旅游大會”,這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間也為旅游業提供了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和發展動力。體育旅游從此得到空前的發展,體育旅游消費已經逐漸成為一種時尚。同年,中國體育局和國家旅游局把2001年的旅游主題定為“中國體育旅游年”,并推出了新疆、內蒙古那達慕大會,黑龍江冰雪旅游,鄭州太極拳團體表演,大同國際滑翔節,塔克拉瑪干徒步探險,泰山、華山登山游等60項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體育旅游活動和11大類80個專項體育健身旅游產品和線路。此舉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各種消費群體對體育旅游消費的熱潮。湘西州人民在這種大好的社會環境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推動其體育旅游的發展,如“猛洞河國際漂流節”、“德夯國際攀巖比賽”、“神秘湘西之旅”、“吉首德夯苗鼓節”、“永順土家族社巴節”、“穿越飛虎洞”等,2002年湘西州總接待旅游者253110人次,旅游收入達26868多萬元,創匯2
2.85萬美元。2003年旅游者達2757003人次,旅游收入達36401多萬元,增長了35%。1.3.3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群體增多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根據馬斯洛層次需要理論,人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會逐漸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人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余暇時間的增多,人們會追求更高更深層次的體育旅游消費。特別是2003年的一場令人恐怖的SARS讓人越來越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的可貴性,這就使得體育旅游有著更多的發展空間。1.3.4入世的正效應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大旅游接待國和第四位的客源輸出國。無疑,中國入世也給湘西州體育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加入WTO,有利于優化旅游環境、有利于與世界接軌、有利于吸引外資,引進先進的旅游開發與管理經驗、有利于擴大國外旅游市場,增加國際客源。
1.4威脅(Threats)1.4.1國內體育旅游產業競爭越演越烈體育旅游是隨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進步而出現的朝陽產業,它可以增收創匯,平衡國際收支;回籠貨幣,平衡國內供求;提供就業崗位,改善投資環境,促進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因此,各省、市、地區都紛紛注意到了這塊碩大的蛋糕。湘西州體育旅游業還剛剛起步,其競爭力還很薄弱。云南、四川、青海和廣西等旅游大省以及旅游發達的張家界勢必會對其產生巨大的沖擊和影響。1.4.2論文格式入世的負效應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國家,潛在的旅游市場巨大。加入WTO后,國外旅游公司會對我們國內旅游市場虎視眈眈。目前,美國運通、日本交通公社、德國基比克等國際旅行社已經進入我國旅游市場開展相關業務,并對我國國情和旅游市場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這些國際知名旅行社將利用雄厚的資金、先進的信息技術、完善的管理機制和優質的服務,搶占市場分額、樹立品牌、吸引優秀人才,這無疑會對湘西體育旅游的市場產生極大的沖擊。超級秘書網
2湘西州體育旅游業發展戰略的SWOT矩陣構建
綜合湘西州的內外環境分析,明確了湘西州體育旅游發展的優勢、劣勢和機遇、威脅,在此基礎上,構建其發展戰略選擇的SWOT戰略分析矩陣,旨為湘西州體育旅游發展制定合理的戰略而提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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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鄉村旅游快速發展，但從總體上講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經驗和理論認識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進一步提出了加強社區參與的方法，以期對我國鄉村旅游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借鑒。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內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區方法》一書引入了“社區參與”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頒布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將居民作為旅游業發展的關懷對象之一，并把居民參與作為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突出了社區參與在旅游業發展中的重要性。社區參與是指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物與公共活動的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與評估等環節的過程。因此，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應理解為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居民通過各種方式和行為，積極、主動地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環節和相關層面，并且在其發展中獲取相應的利益，以保護當地環境和維護傳統社會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以看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核心體現在參與的內容和目的兩方面：居民獲得參與社區旅游發展決策的權利和公平獲得旅游收益的機會。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是體現社區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機制，包括了旅游規劃、旅游經濟活動、環境保護以及社會文化維護等多方面內容，它更強調把社區作為旅游規劃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種新型的旅游發展模式和開發理念。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
近年來鄉村旅游在我國快速發展，尤其是2006年國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國鄉村年”，更掀起了鄉村旅游開發的熱潮。在鄉村旅游深度開發過程中，社區參與是實現其良好發展的保障，同時也符合國家發展鄉村旅游的初衷。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在于：第一，鄉村旅游之所以對城市居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關鍵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觀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長”的鄉村自然、人文景觀。就自然景觀而言，當地居民是它們的擁有者、保護者，所以繞開當地居民參與而進行的鄉村旅游資源開發是沒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觀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園風光、農事活動、風土民情等，這些都是當地最生動、最鮮活的鄉村旅游資源，而當地居民則是它們的重要載體，通過當地居民的參與，才能使這些無形的精神資源得以展現。第二，當地居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的開發經營、決策管理，獲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會極大地促進居民對發展鄉村旅游的熱情，這種支持與友好的態度，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第三，當地居民通過各種形式對鄉村旅游的參與，會無形中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生態保護觀念和環保建設的意識。為了更好地發展當地的鄉村旅游，他們會自覺保護當地的生態景觀，美化環境，同時會更注重保護當地的鄉土文化，使其得以傳承和發揚光大。
當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存在的問題
（一）各地社區參與發展不平衡
少數地理位置優越、經濟開放的地區，鄉村旅游起步較早，鄉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資源，引導社區居民全面有效地參與到旅游開發、管理、規劃、經營中去，實現了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還有一些鄉村處于摸索階段，采用的是組織參與的模式，部分居民參與其中，主要從事的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活動，如為游客提供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品等。但是目前我國大部分鄉村地區，旅游的發展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進程較為緩慢，在比較偏僻落后的地區，鄉村旅游更是毫無社區參與可言。可以預見，這些地區的旅游業，最終會隨著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不斷加劇而逐步衰落。
（二）社區居民參與鄉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區全面有效地參與鄉村旅游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在參與的規模上，應是全部居民，起碼是大多數居民的參與；在參與的內容上，指當地居民全方位地參與到當地旅游業發展中，包括旅游業發展的規劃、決策、管理、經營和當地的環境保護及文化的維護與傳承；從參與的目的來看，居民不再僅以就業、增加經濟收入為單一目的，考慮到他們今后的發展，居民還視環境保護、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最終達到自身、社區、當地旅游業三者的共同發展。
目前從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總體來看，社區參與程度和層次普遍偏低，多數地區主要表現為少數居民開展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真正在旅游決策、管理等方面的參與少之又少。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門一些擁有決策權的各級領導，對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認識不足，理解不透。認為只是簡單的農民個體經濟行為，沒有充分考慮農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開發決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風，未采取任何措施調動當地居民的積極性，引導他們全方位參與。第二，從當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規劃人員在制定一些對社區產生重大影響的旅游規劃時，常將社區居民排除在外，強化了社區居民不愿參與鄉村旅游的意識。他們認為開發旅游是政府行為，是為公司謀利，進而有意無意將自身與旅游發展隔離開來。第三，由于農村居民文化知識水平有限，整體素質較差，客觀上限制了他們的參與。
（三）鄉村旅游開發中社區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當地農民直接利益受到損失。鄉村旅游開發中居民最關心的莫過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經濟收入的分配。但由于農村居民參與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在資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可利用資源，在旅游開發以前是當地社區居民賴以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源，其使用權歸農民所有。當旅游區進行規劃后，這些資源即變成景區管理部門所有，而景區在經營中所得經濟利益沒有或很少分配給當地居民，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同時在將這些資源使用歸屬權轉讓給旅游企業時，政府或村委會未能使農民獲得最大利益，甚至個別地方出現權錢交易等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
其次，在就業機會上，目前在鄉村旅游開發中，各地大多數旅游項目是以委托經營、承包、經營權轉讓或租賃承包的形式委托給一些外地開發公司開發與經營，而不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大量外地人的涌入與參與，使鄉村旅游區的旅館、餐館及紀念品經營等被外地企業所壟斷。這樣的結果，造成當地居民被排除在經營決策之外，就業機會大大減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過工資和商業利潤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當地居民喪失了在旅游活動中應得的直接經濟收益，同時也削弱了“旅游扶貧”的效果。
2.當地居民間接利益的喪失。社區居民參與鄉村旅游所獲得的利益除了經濟利益外，還包括環境利益和社會文化利益。環境是當地居民長期生活、生產的場所，一旦遭到破壞出現生態問題，會首先危害到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鄉土文化是當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歸屬，然而隨著旅游的開發會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沒有了良好的環境和獨特的文化，便失掉了發展旅游的“靈魂”。當地居民不是參與的主體，甚至根本無法涉及旅游開發的規劃、決策等工作，由于開發者指導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開發中往往存在著重經濟利益，輕環境和社會影響的行為，進而使當地居民間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區居民對參與旅游活動的態度淡漠
由于當地居民在鄉村旅游開發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卻還要承受環境破壞、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擾和價值觀念受沖突等不利影響，目前鄉村旅游開發中社區居民對參與鄉村旅游活動的態度淡漠甚至產生不滿抵觸情緒。社區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區居民產生這種消極情緒，會極大地影響到當地旅游業的發展，甚至導致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失敗。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當地居民不滿旅游者帶來的種種不便，向游客散發敵意傳單，并演變成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消極行動。可見居民參與的態度直接關系到當地鄉村旅游發展的成敗。
保證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應在鄉村旅游開發中轉變職能
如果政府在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既是利益的主體，又是政策的決策者，必然造成鄉村旅游收入不科學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問題，最終會大大降低鄉村居民的“參與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攬一切的主導作用，轉變為在以當地居民為主體鄉村旅游開發中發揮引導、協調、監督等作用。政府應在鄉村旅游開發中處于中立地位，積極營造發展的良好環境，保障居民的參與權，規范居民參與的行為及過程，處理好開發商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矛盾，成為他們聯系的橋梁和紐帶。
（二）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推動作用
當地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充分認識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內涵及重要意義，提高重視程度。政府通過制定實施各項鼓勵扶持政策，例如通過貸款、補貼、稅收刺激等措施，調動廣大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并給他們創造多層次的參與機會和就業崗位。當鄉村居民在經濟收入和就業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會極大地激發他們參與旅游開發的積極性和熱情，鄉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續健康地發展。
（三）加強培訓以提高鄉村居民參與的能力
如前所述，鄉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質及綜合素質差是造成他們參與程度不高、參與意識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須加大對當地居民的培訓和教育的力度。通過整體培訓，普遍提高鄉村居民的環保意識、參與意識、商業意識、競爭意識；通過多層次、有針對性的培訓，提高當地不同類別、不同人群參與鄉村旅游的能力，從基本的旅游服務和經營到高層次的旅游管理與決策，保證人人都有一技之長參與到鄉村旅游活動中去，使當地居民真正成為旅游業的主體。
綜上所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目前在我國鄉村旅游發展中仍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著許多不足與欠缺，但隨著我國鄉村旅游的深度開發，要確保當地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社區參與必將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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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化同步” 河北 縣域經濟 轉型升級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是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延伸、細化、發展，縣域是實施統籌城鄉“三化同步”大戰略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三化同步”戰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審視縣域經濟發展問題。
一、河北省縣域經濟發展現狀和問題
河北下轄140個縣級行政區，位居全國第二位，是典型的轄縣大省，縣域經濟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縣域生產總值達15170.6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達74.4%。近年來，伴隨發展階段的深入，全省縣域經濟面臨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一是產業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縣均國內生產總值108億元，大大低于江蘇的363億元、浙江的209億元；縣域產業集群年營業收入比山東少10000億元，百億元規模的集群數量少三分之二；進入全國百強的縣由7家減少到3家。二是經營層次低，發展方式粗放。一產特色不強、二產不優、三產不大，縣域服務業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低5-12個百分點，而且多為傳統業態，近20%的縣沒有外資注入，涉農商標不足浙江、山東的一半。三是均衡協調發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個貧困縣，22個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不足億元。環首都14縣（市、區）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縣（市）地方一般預算財收過10億元，而北京規模相當的通州、大興、房山都超了2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過萬元。四是制約因素多。客觀地看，縣域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資源制約，融資難、資金外流等資金制約，市場制約等等。從主觀發展看，主要是來自于歷史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所導致的思想制約，體制機制制約。
二、促進河北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政策舉措
針對存在問題，結合發展實際，當前推進河北省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應重點實施如下政策舉措：
1.壯大縣域工業規模實力，強化對縣域經濟的主導作用
加快工業聚集區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推動項目向聚集區投放、企業向聚集區集中、生產要素向聚集區匯聚。促進聚集區建設與縣域主導產業發展緊密結合，加快培育產業關聯度大、企業依存度高、市場競爭能力強的特色產業集群。大力實施品牌戰略，支持企業申報馳名商標、名牌產品和地理標識，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區域名片和品牌。工業基礎較好的縣（市）要以增強技術創新和提升產業層次為重點，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縣域工業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工業基礎薄弱的縣（市）要以壯大規模和優化結構為重點，突出抓好工業項目建設，做大做強工業聚集區，培育優勢企業、優勢產業，努力實現由工業弱縣向工業強縣跨越。
2.強化縣（市）城區和重點鎮建設，推進縣域城鎮化進程
把城鎮化做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和重要依托，推動產業和人口向城鎮聚集，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構筑以縣城為龍頭、中心鎮為支撐的新型縣域城鎮體系。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編制縣域鎮村體系規劃，城市、鎮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鄉規劃和村莊規劃。建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建設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協調機制，開展城鄉建設規劃全覆蓋試點。城鎮建設要與市場建設、產業集群發展相結合，提高城鎮對產業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載力。
3.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
用工業化的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加快特色農業、設施農業、休閑農業建設。以優勢農產品加工業為重點，發展壯大一批經營規模大、科技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的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通過收購、兼并、重組等多種形式，實現規模擴張。加快農業產業化生產基地建設，支持農產品加工企業到主產區建立專業化的原料生產基地，推動農業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大力推行農業標準和技術規范，打造一批農產品知名品牌，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組建多種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4.提升服務業規模檔次，培育縣域經濟新的增長點
強化要素供給和引導資金投入，壯大生產業，拓展生活業。圍繞農業和縣域工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加快發展以生產、倉儲、運輸、銷售、科技、信息等為主體的農村生產業。大力發展農村生活業，加強村民服務中心建設，完善農村現代商貿流通網絡和服務體系，重點抓好縣城商圈和商貿重鎮建設，積極發展現代物流、金融保險、服務外包等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扶持建設一批集觀光休閑、生活體驗于一體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區，逐步改變縣域服務業規模小、檔次低的狀況。
5.壯大特色產業，推進特色縣建設
發展縣域經濟要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堅持走特色之路，著力構建“一城一品”、“一縣一業”特色主導產業格局，真正使特色產業成為縣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支撐。資源型縣（市）要制定替代產業和經濟轉型規劃，加大接替產業的培育發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原有產業，延長產業鏈條，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污染排放，延長老工業的生命周期。積極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戰略新興產業，要立足當地實際，集中有限資源，明確發展重點，規劃新興產業園區，實施重點突破。非資源型縣（市）要加快重點行業龍頭企業的培育，實現規模擴張，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引導縣域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對接配套，延伸產業鏈條，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工業聚集區和特色產業園區的重要載體和平臺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顯、競爭力強的產業集群。要增強配套服務體系建設，鼓勵和支持圍繞主導產業建立技術研發中心、產品檢測中心、產業信息中心、人才培訓中心等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城郊型縣（市）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城市配套工業，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都市農業建設步伐。努力在裝備配件、新型材料、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等配套工業和建設休閑度假、旅游觀光、養老保健、康復休療、現代物流等新型服務業基地上實現新突破。要發揮城郊區位優勢，率先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基地。要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拓展綠色空間，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優良環境。
6.加快推進扶貧攻堅，推進區域均衡發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龍港兩大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特別是環首都9個貧困縣為重點，采取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加快發展。按照新的扶貧標準，增加扶貧開發投入，著力鞏固和發展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積極推進產業扶貧，重點發展以設施蔬菜、設施養殖和高效林果為主的家庭增收項目。推進移民扶貧，對山區、壩上地區不具備基本生存條件，就地難以脫貧的特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實現易地脫貧。加大以工代賑扶貧工作力度，改善貧困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增加貧困人口勞務收入。推動對口扶貧，組織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和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市、區），對口幫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重點村及革命老區，廣泛動員民營企業、扶貧志愿者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扶貧開發。
7.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形成長效支持機制
一是加大財政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勵性財政體制，深化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理順財政分配關系，增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進一步規范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加大對國家和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財政困難縣、民族自治縣鄉的支持力度。發展“飛地工業”，支持兩地政府間就產業轉移項目協商建立指標統計、財稅分成等共享機制。二是加強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建立金融機構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協調考核機制。鼓勵城市商業銀行增設分支機構，加快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建設。積極鼓勵各金融機構擴大縣級機構的信貸審批權限，提高金融服務能力，縣域涉農金融機構新增存款主要用于縣域貸款。深化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改革，支持縣級聯社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積極發展大型農用生產設備及林權抵押、合作社擔保及其成員互保、農業龍頭企業擔保等擔保貸款。探索水域灘涂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設施農業以及宅基地等抵質押貸款，大力發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加大直接融資力度，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通過上市、發行企業債券、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等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增強企業融資能力。
8.推進改革開放，增創體制機制新優勢
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積極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償和加強服務的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進一步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切實改進政府服務，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建立完善縣（市）政務服務中心，推行“陽光審批”，完善“一站式”服務，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和政務公開，提高行政效率。選擇一批縣（市）開展項目代辦制試點，為投資者全程免費行政許可、公共服務等事項。積極推進網上審批和電子監察系統建設，實行網上審批、網上公開、網上監管。積極探索對縣（市）經濟發展、綜合農業、城市管理、市場監管等職能相近部門進行整合，提高執行力，形成精簡高效的大部門體制。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創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縣域優勢特色產業，大力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主動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加強與國內外知名企業（集團）的戰略合作，吸引技術水平高、發展規模大、競爭力強的大企業、大集團建立生產加工基地。支持縣域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大力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著力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參考文獻：
摘要：本文以武陵山片區吉首大學為例，對地方高校廣告專業人才培養如何服務于區域社會人才需求進行探討。首先分析了廣告專業建設與人才培養基礎，分享了廣告專業人才培養服務區域社會需求的實踐與經驗，最后提出了廣告專業人才培養重新定位與創新思路。
關鍵詞：地方高校 廣告專業 人才培養 社會需求
2011年國家啟動武陵山片區作為“十二五”國內率先啟動的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試點區，2012年吉首大學提出了建設服務武陵山片區的特色專業群建設，廣告專業依靠多年服務區域社會的基礎與積淀成為首批建設專業，并進一步開展了專業人才培養與區域社會需求對接的新探索。
一、廣告專業建設與人才培養基礎
1.重視師資隊伍建設，強化教學管理與人才培養質量。相對地方高校而言，目前吉首大學廣告專業建設有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師資隊伍。專業任課教師中，“湖南省新世紀121人才工程”入選者2人，國家級、省級優秀教師1人，湖南省教學名師1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師2人。由于注重師資建設和人才培養質量建設，近年來廣告專業取得了諸多成果，如積極帶領本專業團隊與漢語言文學、新聞學共同協作，創造優秀的教學管理環境，使得本專業所在學院連續四年被評為吉首大學教學管理先進單位；學生專業素質過硬，在全國大學生廣告藝術大賽等各種大賽中獲得好成績，學生就業率接近95%，獲得用人單位的好評，獲得社會的良好認可；組織建設的佛山廣告學實踐教學基地被評為湖南省優秀教學實習基地；組織參與建設的湖南省精品課程《傳播學概論》順利通過教育廳專家驗收。
2.注重專業學術研究和實踐能力的良性結合。近年來，廣告專業團隊承擔了國家級課題、省部級課題以及教育廳重點研究項目，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13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5部；獲得省級科研成果獎3項。同時，積極發揮專業優勢，廣泛參與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旅游公司等部門的CI設計、項目規劃及傳播營銷設計，為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廣告專業師生創作拍攝的電視藝術作品與廣告作品先后獲得80多項國家級、省級獎項，20多部電視、廣告藝術作品在各級電視媒體播出，現已公開發行了電視紀錄片和專題片20多部。其中專業團隊教師創作的《鳳凰城印象》、《張家界土家風情》被列為中國駐外使領館對外宣傳廣告片，譯制有1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供對外宣傳使用。
3.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抓好實踐教學平臺建設。現建設有民族影像傳播研究所和現代傳媒實驗中心。2010年，現代傳媒實驗中心獲批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專項資金項目，該實驗中心擁有平面廣告設計制作室、蘋果電腦室、非線性編輯實驗室、線性編輯實驗室、廣告攝影教學實驗室、攝像教學實驗室、演播室等7個教學實驗室。其中蘋果電腦實驗室和非線性編輯室居全省同類專業實驗室前列。在湘西州、長沙、深圳等地設有10多個實踐教學基地和實習基地，其中，廣東佛山廣告學實習基地為湖南省優秀實踐教學基地。聘請中南傳媒集團、紅網、佛山廣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委宣傳部等各單位業界人士為實踐指導老師。
4.整合資源提高效益，形成協辦學同機制。一是與學院內部的漢語言文學、新聞學專業進行積極合作，在課程上、資源上形成良好共享機制。其次是積極與學院以外的美術學院、商學院、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進行積極合作。如在藝術設計課程、市場營銷課程、文化創意產業等課程方面，廣告學專業與美術學院、商學院等學院積極合作，形成師資共享良好局面。同時，在歷屆的全國大學生廣告藝術大賽組織中，都是廣告學專業牽頭組織，積極發動和組織全校各學院特別是商學院、美術學院、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的學生參賽，形成良好的參賽信息共享機制與組織架構。
二、廣告專業人才培養服務區域社會需求實踐與經驗
1.整體經驗。吉首大學廣告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服務區域社會需求的經驗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注重專業發展的普適性與地方性相結合，強調專業辦學路子的地方性特色。第二，注重師資團隊的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強調師資能力的實踐性品格。第三，注重教學資源的集成性與開放性相結合，強調專業內外的開放性互動。第四，注重學生能力的技能性與創意型相結合，強調培養學生思維的創意能力。廣告專業秉承學校開放性辦學的基本理念，順應武陵山片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專業師資力量和優秀學生團隊為核心，積極與大湘西地區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建立合作關系，廣泛開展廣告制作與廣告策劃業務活動，在重大節日、重要活動的方案策劃、形象宣傳、品牌推廣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2.為地方民族文化發展提供參考或承擔具體工作。充分利用專業優勢，將科研、教學成果轉化成服務地方民族文化發展的資源，為地方民族發展提供了各種有效智力支持。如本專業團隊成員擔任了湘西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專業團隊成員掛職吉首市市長助理等職務，著重協助管理吉首市文化、旅游發展事務；團隊還參與承擔了《吉首市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規劃（2012—2020）》、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總體規劃》的編制等工作。
3.為地方政府各種文化事業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積極參加區域政府部門的各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建設策劃與實施工作，如積極承擔湘西州政府“特色村寨、古村落保護調查研究”的具體項目；承擔湘西州政府做CI系統標識；承擔湘西州政府“導游員民族文化培訓”的教學指導工作；承擔吉首市“旅游標識牌”的設計與制作；參與湘西州委、州政府“十二五文化強州戰略方案”的制定；參與湘西州“旅游廣告語”的最終評選；參與吉首市“市樹、市花、市鳥”的最終評選；參與吉首市“城市品牌標志”的最終評選。專業團隊創作的《鳳凰城印象》、《張家界土家風情》被列為中國駐外使領館對外宣傳廣告片，譯制有1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供對外宣傳使用，為武陵山民族文化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4.為區域文化企業、旅游公司提供決策參考或智力支持。積極參與旅游開發的各項項目，且發揮了實際作用，取得良好效果。本專業的教師團隊帶領學生在芙蓉鎮景點圈、德夯景點圈、乾州古城景點圈、里耶景點圈等景區的開發與創意中，都承擔具體工作內容。如組織策劃了吉首市吉鳳工業園開工典禮、韶山領墅廣告大賽、芙蓉鎮形象設計大賽、邊城醋業廣告設計大賽、州氣象局的園林規劃等項目。團隊教師帶領學生承擔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情韻桃花源”、“煙雨張家界”兩臺節目演出的平面廣告設計與制作。
三、廣告專業人才培養服務區域社會需求的重新定位與創新思路
1.根據區域社會需求為導向，重新定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緊貼武陵山片區經濟社會發展與扶貧攻堅的現實需要，圍繞武陵山區域旅游、民族文化產業等地方產業群發展實際開展教學和科研服務工作，積極探索專業群建設的機制與體制；加強專業與專業、專業與地方政府、專業與區域企業間協作，發展以“項目教學”為核心的廣告人才培養模式，探索校企聯合培養高技能人才的長效合作機制。
2.積極探索共享創新機制，加強專業群建設的機制與體制建設。積極促進廣告專業與漢語言文學、市場營銷學、文化產業管理、藝術設計、旅游管理等相關專業的溝通與協作，探索建立該專業群在教學、科研、實驗等方面資源共享機制，提升專業的整體辦學水平。將廣告專業示范性建設與改革中的先進教改理念、校企合作的經驗和做法等通過學習交流，影響到專業群中各專業、各位老師，推動專業群的整體改革，帶動專業群建設，形成協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3.做好區域人才需求調研，提升專業人才培養針對性與規格。做好武陵山片區經濟發展對廣告人才需求調研工作，結合地區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及職業資格標準，組織企業相關崗位管理人員進行共同研究分析，明確培養崗位、工作任務、任務領域及能力需求，再根據能力要求進行歸類，形成滿足于武陵山區經濟發展需求的課程體系。調整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教學體系，加強教學手段與方法革新，培養具有系統的廣告學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在武陵山片區文化傳媒業、旅游業、信息咨詢行業、文化產業等部門從事廣告經營管理、廣告設計、廣告創意、廣告營銷策劃等工作的高級應用型創新性專門人才。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體系的改革與建設方面，在專業課程和部分專業基礎課程中，按照武陵山區對廣告專業人才的能力和規格要求，實施課程體系的改造，使每一個教學內容都能培養一種職業能力。
4.推動區域協作，抓好專業綜合實踐教學平臺和“產學研”建設。產學研合作可以通過學校的優勢學科服務地方，培養鍛煉一批掌握前沿、具有解決科研與工程實際問題能力、可以進行創新性教學的人才梯隊。廣告專業在原有系列實踐教學實踐基地基礎上，積極與湘西州電視臺廣告部、德夯旅游公司、芙蓉鎮景點圈旅游有限公司、一鳴廣告公司等單位合作，建立3個專業綜合實踐教學平臺，積極探索實踐教學體系新模式。針對武陵山地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申報一批省部級以上教學改革和科研課題，促進科研與教學互動，并積極促進研究成果的社會服務轉化。同時積極推動本科畢業論文（設計）針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開展選題研究。
5.抓好專業改造工作，推出系列特色課程與特色教材。重點結合武陵山片區傳媒產業、民族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發展需求，加強廣告專業改造。在加強已有的主干課程的基礎上，針對性設置《旅游廣告策劃》、《文化產業廣告營銷》、《民族文化廣告創意》等特色課程與教材體系，調整與充實教學內容。在遵循廣告人才培養基本規律的前提下，根據武陵山片區廣告人才的特殊需求制定個性化的培養方案。建設期內出版與武陵山片區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聯的特色教材3部以上。
參考文獻：
[1]姜正國，盛正發.以產學研合作促進新建本科院校學科建設[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2（1）：141-144
關鍵詞：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平等性別意識缺失
中圖分類號：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4-0081-04
貧困是中國西北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之一，以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共管轄七縣一市）為例，該州所屬的七縣（包括臨夏縣）自1987年后一直到目前被國家列為貧困縣，截至2007年，全州有87.78萬農村貧困人口（其中絕對貧困人口23.81萬人、低收入人口63.97萬人）被確定為扶貧對象，農村貧困面達52.52％。貧困的大面積存在及其消極影響是阻礙西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反貧困已經成為西北地區社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首要關注的問題。而在貧困和反貧困問題的研究中，國際社會和我國政府以及學術界往往從地理空間、階層或民族上對貧困進行劃分和考察，對貧困現象寄予性別視角的關注和探討力度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除貧困的步伐，降低了減貧的效率。事實上，與處于共同貧困背景下的當地回族男性相比，西北農村回族女性的貧困化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本研究通過抽取了50位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個人和她們的家庭做了相關問卷和深度訪談，來具體探討分析該鄉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中的致貧因素，為她們和與她們境況相似的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進一步反貧困提供具體的依據。
1.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中的致貧因素分析
此次調查研究為國家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選取了唐尕村和麻尼寺溝村的50位已婚穆斯林（包括回族、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婦女（包括離異和喪偶），對她們的基本情況，24小時社會性別活動量及活動范圍情況，當地男女對宗教活動、社交活動、家庭事務的參與狀況，當地青壯年回族婦女文化素質和相關反貧困的問題進行了問卷和深度訪談。通過調查，研究者認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貧困的致貧因素大致為以下幾類：
1.1 反貧困和發展的基礎――自然生態條件差
臨夏縣位于臨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總人口37.0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5.79萬人，占總人口的96.6％，總面積1 212.4平方公里，總耕地37.62萬畝，其中水澆地18.33萬畝，山旱地19．29萬畝，人均耕地1.05畝。全縣海拔在1 735~4 636米之間，年降雨量501.7毫米，年均氣溫6.3℃，無霜期152天，主要農作物有小麥、玉米、蠶豆、洋芋等,油菜籽、胡麻、蕨菜在經濟作物中占重要比例。該地區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所以，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單一，經濟基礎薄弱，目前，尚有8.24萬貧困人口未解決溫飽，是國列、省列貧困縣之一。麻尼寺溝鄉位于臨夏縣最西端，鄉自然生態條件在臨夏縣處中下之列。
在調查中，許多的婦女也談到：“前幾年其他的地方搞蔬菜大棚的時候，我們縣上的干部到我們鄉上，要我們蓋大棚，種反季節菜，我們按照鄉上的干部說的蓋了蔬菜大棚，種上了要求的菜，菜也長出來了，最后還是也罷了。我們地方涼，等到我們的大棚菜長好了能賣的時候，熱地方上的菜全上市了，便宜得很，我們的大棚菜就貴得沒人買，大棚種蔬菜在我們這個地方做不成。”從這個個案就反映出自然生態條件差的不足，就直接導致許多的反貧困措施的失敗。
臨夏縣作為國列、省列少數民族貧困縣，自然生態條件不佳，是個靠天吃飯的農業大縣，人口大縣。調查地麻尼寺溝鄉全鄉耕地總面積20 187畝，其中山地15 083畝，占耕地面積74.7%，人均耕地1.01畝，并且由于人口變動，有些貧困戶人均只有半畝地，甚至更少（在調查中有一家8口人只有3畝地），人多地少。而且縣境內礦產資源匱乏，調查地除了一些小規模的水電廠和磚瓦廠可以為一些婦女提供打零工的就業機會外，基本沒有工業產業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和崗位。在調查中一些婦女認為她們貧困的原因有：“我們地方人多地少，地方上沒有廠子，下面有些磚瓦廠，媳婦們可以出去干些活，我們這兒沒有出活的地方，我們這個地方媳婦們除了干些體力活外，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出產，除了河里的沙子可以賣，再沒東西；我們這兒也沒有企業，人們就種些莊稼，地少得很。我們媳婦們出不去，男人們夏天挖些冬蟲夏草，冬天就坐在家里；政府什么幫助也沒有；我們這兒的人思想封閉，不開放。所以就是受窮。”。所以，這種自然生態的缺陷，使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低下，縣窮民貧是基本縣情。
1.2 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
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不平衡。人口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狀況，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1］。在此，研究者對甘肅省全省和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中的年齡結構（自然結構）、文化教育結構（社會結構）的數據做個比較。
從（表1）可以分析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和全省的人口結構比較有以下的特點：該地區人口再生產類型還處于轉變過程之中，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未來一個時期人口增長的勢頭仍然強勁。勞動力增長快對貧困問題發生的影響主要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長給土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土地嚴重超載,提供出來的食品分配到每個村民手中越來越少,從而導致生活水平低下。在調查中，研究者深切地感受到，調查地區代際年齡差小，一般女孩子在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就出嫁，在二十歲幾就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母親了。當大城市一些三十五六歲的女性為自己的學業、事業積極努力的時候，這些農村早婚的回族婦女卻扮演著奶奶或者外婆的角色。在訪談中，研究者問一位三十五歲的婦女是否愿意參加掃盲班學習文化或參加培訓外出打工時，她則回答：“我都是當奶奶的人，我已經老了，學文化個人（自己）學了，學了也沒有用。我也不參加培訓，我出去打工，丈夫和兒子不同意，就是他們同意，放著他們男人們不出去，我一個老奶奶出去，人們笑話死呢！”
調查地區群眾文化構成水平低，群眾的文化素質制約著地區的發展。麻尼寺溝鄉總戶數總人口18 845人中，六周歲以上人口數為17 284人，其中識字人數為6 356，占總人數的37%，不識字人數為10 928人，占總人數的63%，其中15歲以上不識字人數為9 200人；六周歲以上人口中沒有上過學的有10 909人，占總人口的63%，掃盲班82人，小學文化程度5 252人，占總人口的30%，初中814人，占總人口的5%，高中和中專218人，占人口總數的1%，大專以上的只有9人；在我們調查的50位樣本中，只有1個高中生（還是從甘肅靜寧嫁過來的媳婦），一個初中生，五個小學三四年級文化，其余的都是文盲。這樣的文化教育狀況，真是讓研究者痛心，也讓我們對她們反貧困前景堪憂！許多婦女認為貧困原因：“我們這里的人書念的少，給公家干事的人少，我們體力勞動的多，腦力勞動的少。”對女性教育問題，調查地區的人們普遍的觀念和行為：“尕妮哈（姑娘）遲早是人家的人，讓姑娘念幾年書，睜睜眼睛就行了。”能把姑娘送進學校的大門已經是有責任的家長了。義務教育法在這兒形同虛設，這兒的女性重蹈著出生、被撫養（養活）、出嫁、為人母的單線生活。她們走不出大溝，即使走出去大溝，她們也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世界。
由于沒有基本的文化，調查地區的相關文化素質很低。在調查樣本中，沒有一位婦女參與過鄉上舉辦的技能培訓（地膜種植技術、裁縫技術等）。有一位婦女曾經辦了一個小規模的養雞場，但最終由于不懂技術等原因，養雞場也中途夭折。婦女們目前壯膽能做的事就是家庭育肥牛、羊，她們認為這個項目自己有能力作好。有一位家庭條件較好的婦女想利用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辦個地毯加工作坊，后來她只能對謀劃望而卻步了。一是自己沒有文化，擔心沒能力聯絡銷售門路，二是地毯加工也是個技術活，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沒有文化，拿不下這樣的活。所以，文化素質低這個根本的原因，不僅讓當地婦女走不出大溝，甚至制約著婦女們在本地的發展。
1.3 反貧困和發展的保障――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
中國傳統上是個農業國家，中國以為標志，啟動了現代化，開始了社會轉型的過程，并一步步走向現代化。我國已故現代化理論大家羅榮渠認為，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3］。反貧困理論中的資源貧乏說認為國家片面采取以工業化發展為重點的模式是貧困的根源。認為國家普遍把資本、資源集中于城市工業,忽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造成農業資源貧乏,加劇了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是農村持續貧困的直接原因。我國就是走了這樣的道路，所以，近年來我國的“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尤其突出。所以，地處西北一隅的臨夏縣也逃脫不了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由于東西部自然地理環境和位置的差異，原有經濟基礎的不同，國家預算內投資的地區傾斜差異和給予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地區大量優惠政策等因素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東西部地區在制度演進上的差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西部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制度結構也不能持續演進［4］。所以，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使西部反貧困問題進入了一個不良循環之中。而處于這個體制之中的西部農村（包括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的發展不可避免體現著西部后進的發展軌跡。
中國的扶貧運動是由政府直接主導的，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是承擔了最主要的責任，它通過巨額的資金投入、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和廣泛的社會動員等來實施著扶貧計劃。例如：對口支援，先進扶助落后等。在扶貧的內容方面，從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種養業生產，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到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衛生扶貧、生活救助，等等，扶貧運動幾乎涉及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貧困人口生活的各個方面。政府扶貧中強調開發式扶貧等。中國的扶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但扶貧的局限性致使無法根本解決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例如：西部貧困人口基數巨大，政府的投入是杯水車薪而已。而且在中國的扶貧實踐中，程序的官僚化、工作人員能力的局限性及相關機制的不健全，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造成了損害。許多的扶貧是輸血性扶貧，而不是造血性扶貧，這樣的結果就是根本無法根治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通過一些措施扶貧了的貧困人口很快就由于各種原因而返貧。
1.4 反貧困和發展的環境――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
自然生態條件差、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是造成西部農村男女貧困現狀的共同原因，而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則是西部回族婦女反貧困和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研究者在調研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文化貧困”、“觀念貧困”、“生活方式貧困”等現象在當地回族婦女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對走出去就業，許多的當地婦女談到：“外面，媳婦們出不去，媳婦們要在家里照顧老人和孩子，要做莊稼，就是媳婦們要出去，家里的也不允許媳婦們一個人出去，教門上也不合適。除非男人出去時媳婦跟上，做個飯。要是個人自己出去，男人們腿子打斷地哩，家里還不要，娘家也回不去。” 當地婦女被動沿襲著早婚早育的習俗，承擔著傳宗接代任務，沒有自我意識地過著制造貧困的生活方式。
在整體貧困的大背景下，當地回族婦女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擔憂。由于歧視性的性別觀念、性別分工、性別關系和傳統習俗的影響和制約，她們的家務勞動不僅得不到承認和肯定，而且也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生產勞動所得。當地回族婦女對家庭里僅有的一點兒財產的擁有權、支配權和繼承權的喪失，在家庭和社區決策與管理中的低參與程度不僅潛移默化地影響回族婦女參與家庭建設及社會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且進一步強化了其自抑、自卑、自我封閉、依附被動等消極性格特征。這從她們的自稱與他稱中可見一斑：當地農村回族婦女一般婚前自稱“某某的女子”或“某某的妹妹”，婚后一般自稱“某某家里的”或“某某屋里的”，年歲大了以后又自稱“某某（兒子姓名）的媽”；別人一般也這樣稱呼她們。她們甚至對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的身份不能確認，當有人在門外問話“家里有人嗎？”她們普遍的回答是“沒人”。事實上，當地回族社區現行的充滿歧視與偏見的性別原則早已深深內化為回族女性自身思想觀念的一部分，構成她們自我覺醒，積極進取的內在障礙。而認識與克服這種阻力的難度，不亞于來自男性社會的壓力，甚至超過了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壓制與歧視，因而更具限制性。
2.對策建議
2.1 因地制宜地發展反貧困經濟項目，將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反貧困要求納入到具體的項目規劃和實施中
以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為例，雖然該地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也不適宜大棚蔬菜的種植。但該地植被較好，境內有三岔坪、石門灘等自然旅游景點， 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空氣清新，風景怡人。有遠近聞名的五山池，海拔4250米，大旱不減，大澇不溢，為當地一大奇觀，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老鴉關河流經該鄉，水能資源豐富，而且山泉處處可見，有發展高寒陰濕地區冷水魚養殖項目的基礎條件。所以，我們在具體的地區反貧困的思路上，避開發展的不良因素，挖掘發展的有利因素。在具體的發展項目中，把婦女的反貧困要求考慮進去。例如，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發展農家樂、旅游業、養殖業等項目時，婦女就可以避免和傳統文化進行激烈沖突，就地發揮女性的特長，積極參與反貧困的發展項目。
2.2 確保完成義務教育，開展多種技能培訓，加強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的自身能力素質提升
針對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尤其是婦女文化素質低下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大力普及和發展教育是唯一的出路。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教育，首先真正要普及義務教育。在普及義務教育中要加強《義務教育法》的法律神圣性和執行嚴肅性，將《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嚴格貫徹到教育部門、基層政府和村民的認識和行動中去，保證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義務教育的有效完成；其次，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應加大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實用技藝的培訓，而這種實用技藝應該和當地的發展項目相聯系。如當地發展農家樂，就應該培訓一些餐飲、服務方面的實用技術，使她們能夠通過技藝進行反貧困；還有，研究者認為應該通過修改民族地區自治法相關條例，提高男女初婚的年齡，這樣就可以減少早婚、早育，增加代際年齡差，使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更多地投入到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中，而不是過早地承擔母親和奶奶的角色。
2.3 進一步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改善國家扶貧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我國逐步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和對“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逐步在縮小國家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差距。而且國家把目前中國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置于影響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問題，所以，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是促進西北農村發展的基礎。
而在國家的具體的扶貧工作中，在加大政府的投入的同時，應開拓其他的投入渠道，如：國內外的民間組織、企業等。精簡目前的扶貧機構和工作程序，提高扶貧工作人員能力和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把扶貧資金最大化地使用在扶貧事業中。在扶貧性質上提倡造血性扶貧。
2.4 培育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社會性別意識，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因此西北農村回族社區婦女反貧困工作的首要任務是解放思想，讓該社區回族婦女的人格與精神“站立”起來。具體作好社會性別培訓工作，讓當地回族群眾真正認識到現存的性別意識、性別分工和性別關系并不是男女生理特點所決定的，是可以改變的。在此基礎上，讓當地回族群眾，尤其回族婦女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回族傳統文化賦予她們的神圣權利以及如何運用這些權利。逐步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基金項目：論文為200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佟新.人口社會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資料來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甘肅公報和臨夏回族自治州手工匯總主要數據。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宋志國，肖岳峰.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J］，經濟師，2004，（06）.
［作者簡介］馬東平（1973-），女，回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副研究員，文學博士。
關鍵詞:本土就業;少數民族婦女;海南
中圖分類號:F249.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089-02
就業是我們透視女性經濟權利和社會地位的重要視角。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女性就業狀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引發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就業問題既是各個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經濟狀況,社會生活的穩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婦女就業是研究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婦女就業問題研究可謂少之又少。海南是我國的第二大島,島的中南部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包括三亞、通什、東方三個市和瓊中、保亭、白沙、陵水、樂東、昌江六個自治縣[1]。人口以黎族、苗族、回族為最多。由于就業的范圍廣泛,海南又是一個海上島國,無法對任何少數民族婦女的就業做出全面的調查,因此,我們選取了她們的本土就業作為我們研究的就業范圍。所謂本土就業是指以本省為就業范圍,以在本省從事生產勞動,與任何雇傭一方合作,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在法定的勞動年齡內(年滿16周歲),依法從事某種有報酬或勞動收入的社會職業稱為本土就業。在現代化不斷發展的今天,這些少數民族婦女的就業方式,生活狀況又是一番什么樣的情景呢?
從諸多就業單位,像制造業、電力、商業、教育等部門來看,據當地統計局資料顯示,使用農村婦女勞動力的從業人員瓊中地區只有334人,五指山市僅為169人,保亭地區則為0。其中農村少數民族婦女只占到大約30%[2]。農村婦女的就業一般集中在哪里呢?餐飲業、旅店業、家政服務業、環衛工作等服務部門是當前少數民族農村婦女的主要就業渠道。盡管如此,他們的收入卻是比較低的。五指山市就業局局長卓振鴻告訴我們,在五指山地區的這類部門勞動力的工資待遇每人每月大約從300元~500元不等,而且食宿自己解決。三亞市為海南省的主要旅游景點區,這些部門的婦女就業收入也僅為700元~800元左右,而在保亭地區,其收入在400元~600元之間徘徊,且都不包吃住,必須自己負責。保亭市就業局局長李曉峰告訴我們,保亭地區的農村少數民族婦女在當地的環衛工作上找到了自己的就業路子,但是她們的工資也在700元~800元左右,除去個人吃飯、住宿等開支,能到婦女手上的剩余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在農村少數民族婦女中還有另外一種提高收入的途徑,就是發展手工業和農業。織錦是最主要的通過手工制造而生產出來的商品,她們以合作的形式,以政府的扶持為基礎,集中起來,統一分工。這部分收入可以獲取到800元~2 000元不等。其他的就是發展新型農業,像種植橡膠、養殖蜜蜂等,既是農村婦女的主要勞動依據,也是她們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
雖然近年來,政府加大力度扶助農村大力發展生產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其速度和質量的水平都有限,與海南島作為國際旅游島所應當具備的硬件設施還有相當的距離。雖然不能以農村婦女的就業來說明一個地區是否發達,最起碼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是一個發達省市所應考慮的參考標準。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在加快,整體的工資待遇水平在上升,而在她們中還存在300元左右的薪資待遇,這與社會發展的步伐格格不入。
1.地方經濟財力不足,婦女就業渠道貧乏。據各地方統計局資料顯示:如五指山市2004年GDP為6.9億元,而2007年GDP為7.4億元,三年的時間僅上升了大約7%。2007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6 054萬元,其中鄉鎮一般預算收入635萬元,僅占到全部可用財力的11%。瓊中地區相對而言產業更加單一,2007年GDP僅為6.26億元,不足全省的1%。三亞地區相對較發達,產業多,人流量大,其2007年GDP達到了108.9億元,全市地方財政收入100 947萬元,在地方財政收入中,一般預算收入97 338萬元。保亭雖與三亞隔得很近,但是其發展卻不及三亞的一半,2007年GDP為7.9億元,全縣地方財政收入為5 211萬元,在地方財政收入中,一般預算收入為3 434萬元。
2.受教育程度低,婦女就業能力有限。依海南省統計局資料表明:如五指山市,小學當年招生1 773人,當年畢業2 109人,當年初中招生人數2 303人;而瓊中地區,小學在校學生15 156人,初中在校學生7 801人,高中在校學生則僅為1 154人。三亞市,小學在校學生7.91萬人,初中在校學生32 724人,普通高中在校學生10 328人,全市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7 978人。保亭地區,普通小學在校生10 505人,全縣初中在校生6 800人,高中在校生1 457人。小學、初中本來入學人數就少,到了高中竟然不及初中的一半,可見其受教育的普遍性和升學率的低下。這些數據還是針對整個市鎮的,而對于農村的孩子上學率更低,婦女占有的分量更是微乎其微。
當今的農村婦女生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卻要發展于21世紀,這幾代的落差,時代的巨變,何以為她們締造一個受教育的平臺,接受的能力,實踐的方式,教育的普及程度,農村掃盲教育等的不切實際,就直接造成了海南農村婦女這個人群的落后,就業的難度可想而知就更加艱難了。
3.就業扶貧工作力度不夠,婦女從農業中獲取的勞動就業收入有限。據各地方統計局資料說明:如五指山地區,2007年,利用各種扶貧資金,硬化鄉村道路13條,長9.5公里,受益農戶1 283戶、5 416人;瓊中地區,年末從業人員9 066人(不含城鎮私營單位和個體),比上年末下降0.61%。年末全縣在崗職工人數達8 672人,比上年下降1.02%。2007年,三亞市用于三農方面的財政性投入達1.6億元。而提高農業收入的扶貧資金為無。農民依靠的是土地,土地變不出錢就只能貧窮。地方大力加大扶貧的范圍,可是沒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扶貧又有何意義呢?
從以上數據看出,就業扶貧項目大都集中在城鎮和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對于拓展農村就業的扶貧渠道可以說非常之少,因而,農民從農業中就業獲取勞動就業報酬的渠道就歸于無。扶貧是政府要加大的力度,特別是農村的就業扶貧更是應該重點關注。有了良好的環境沒有提高收入的途徑,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談。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如何帶動農村婦女的就業,對地方政府的工作來說任重而道遠。
4.傳統的固守思想文化,成為阻礙農村少數民族婦女轉移就業最主要的意識關卡。在海南各民族中,黎族是最早的居民,其先人創造的新時期時代中晚期文化遍布全島各地。然而,由于海南地處邊陲,中原文明輻射到這里很晚。生產上,黎族在舊石器時代一直以“火耕水耨“為主,兼營紡織、制陶等家庭手工業和狩獵、采集,已經封建化的地區風化為個體生產,“合苗制”地區則實行“共耕”[3]。古老的黎族并無文字,其文化都是通過風俗習慣反映出來,是一種典型的習俗文化。黎族文化在人們心理積淀上,表現為平均主義思想和習于封閉、安于守成、因循守舊的怠惰心態,與世無爭,滿足于自給自足,輕視商品生產的意識。
苗族從明代嘉靖年間算起,落籍海南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自來到海南,他們就過著以燒墾為主、兼營狩獵和采集以及紡織蠟染家庭手工業的經濟生活[4]。生產斗爭中,苗族人民也創造了許多技術和文學藝術,諸如蠟染及民間神話傳說、音樂舞蹈等。從苗族文化的形成和其內核表現來看,這是一種習俗文化與泛神論文化的結合體。由于生產方式的決定和文化的折射,人們形成了一種“住山靠山”的安于守成的依賴心理,觀念中有很大的封閉性,無商品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