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31 06: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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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社會資本理論為我們研究和透視社會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很多學者也把該理論運用于企業問題研究。企業作為市場的備擇組織形式，雖然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又面臨企業內的組織失靈，又可稱之為管理困境。本文旨在討論管理困境的形成以及社會資本解決方案。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是近年來社會學研究中新興的理論，這個理論也被經濟學家用來分析和解釋經濟和管理領域的問題，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它為我們研究和透視社會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會學通論》中明確劃分了經濟學和社會學各自的研究領域，即經濟學研究理性行為，而社會學研究非理性行為。這一劃分使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局促，對很多現實中的經濟管理活動缺乏解釋力，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發現，理性選擇理論存在缺陷，現實中人類的很多決策行為，無法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個人行為的目的不僅要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還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其行為是在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選擇，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體系等的影響。人們偏離理性最優化的現象往往不是隨機的，由于社會或心理方面的原因，這種偏離經常是系統的。這時需要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而且這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必須具備能夠使社會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點，即在一個行動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選擇假設與社會結構約束假設相容的功能。于是學術界把注意力投向社會資本。
一、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首次提出人力資本概念以后，使“資本”首次擺脫了具體的物質形態而向廣義的、抽象的層次擴展，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紛紛從自己研究領域出發引入資本范疇，于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組織資本、體制資本、權力資本等概念應運而生，豐富了資本理論。法國社會學家皮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會資本”概念后，社會資本理論很快就成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分析框架之一，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文獻大量涌現，并引起廣泛爭議。
關于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爭議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統一的，即社會資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規則、慣例、習俗或投資于社會關系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網絡關系可以為個人和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或方便，即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從宏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改善法律、法規的執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觀經濟績效；從微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減少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實證明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與它所嵌入的關系網絡是相關聯的。強大的企業社會資本可以大大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社會資本構成了企業的一項重要經濟資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企業與市場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備擇組織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假定中，個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時也促進了集體的福利，這是一個市場中的“看不見的手”博弈，在這種博弈中，納什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場失靈，諸如囚徒博弈的社會兩難困境就會出現，個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體福利，而集體的利益只有在個人非理性的時候才能達到。在經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兩個囚徒合作的話，他們的處境都會改善，但是由于每個人對私利的考慮，導致最后的結果并不是帕累托最優的。個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個陷阱，而不是能夠達到有群體效率的機制。要達到有效率的群體結果，必須運用某種社會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個人對自利的追逐。對這種社會兩難困境經典的解決辦法是建立科層（即企業），在科層中賦予某個人強制性的權威，由這個人去促使別人做本不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說，企業就是一個融合了經濟、政權、法律三方制度形態。用權威、命令、強迫性調和甚至親情、友情、愛部分取代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人的組合。因此人的自利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業組織對市場的取代有助于減少交易費用，然而，科層或企業的建立也不能徹底解決市場失靈所造成的問題。因為即使是企業也不能完全消除單個經濟活動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個人在企業中像在市場中一樣，理性地運用各種策略行事，并不和企業融為一體，人們仍在其中討價還價，這就造成了企業管理困境。企業管理困境與企業內部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壟斷和外部息相關。
二、企業管理困境
企業管理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專業化與組織失靈
企業里不同工種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可以增進效率，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專業化同時也意味著信息不對稱、壟斷和外部性。如果團隊生產的產出大于人們分別生產的總和，足以彌補組織和管束團隊成員的成本，團隊生產就會被采取，但是企業面臨兩個重要難題：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和分配報酬。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他的任務就是監督和考核下屬的工作并根據他們的績效給予報酬。如果他能夠洞悉下屬在生產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給予報酬并進行獎懲的話，那么就解決了市場失靈所造成的種種難題。但是由于專業化，使監督和考核的難度越來越大。首先，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生產合格的產品必須依靠成員之間的合作，每個人的邊際生產力依靠企業其他成員的努力。團隊成員的相互依賴性模糊了個人的工作成果，這種外部性促使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激勵，對團隊成員進行考核，必須知道他們的真實努力的水平。然而每個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識技能是每個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難以觀測到，而且團隊越大，每個人的努力對團隊產出的作用越小，越難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樂器，別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樣，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實水平。如此一來，每個人都難以有足夠的熱情投入于團隊生產。其次生產過程越是專業化則賦予員工的壟斷力量越大，因為他們難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難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們的理性決策將是搭便車，即推卸責任，即使被監督者觀測到他們的卸責行為，也不能立刻替換他們，因此卸責者就更加有恃無恐。最終該博弈的均衡將是穩定且毫無效率的。
（二）討價還價失靈
因為市場失靈的低效率而促使企業產生，但是，在企業內由于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產出增加，在如何分配這些剩余的問題上，企業內成員之間又產生了矛盾。在企業中可以由一個具有權威的領導者來做出裁決，如果該領導者的權威是得到廣泛認定的，人們愿意服從于他的裁決，那么有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然而，在現實中，他如果沒有這么高的威望，那么勢必有一方不服，從而消極怠工，再加上前文所說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困擾我們已久的問題，最后還是無效率。
關鍵詞：社會資本 企業社會資本 構成維度 測量方法
一、引言
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最初以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為主體，后被發現其可應用于多種層面，如個人、組織、組織間層面以及整個國家層面（Tsai and Ghoshal，1998）。最初把社會資本由個人層次延伸至企業層次的Burt認為關系資本存在于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他屬于社會資本，決定企業的最終成功與否。由于企業是有目的的社會行為者，而社會資本是社會行為主體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取的資源，社會資本概念便理所當然地被一些學者擴展到企業層次。在企業管理領域對于社會資本的早期研究大多側重于個體社會資本，但事實上，社會資本的觀念對于公司和個體都是可用的（Uzzi，1997）。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的提出重在強調企業是其關系網絡中的扭結。
發展和維系社會資本需要個體和群體共同參與以及彼此承諾。開發社會資本經常需要付出專門的努力并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經驗的豐富而積累下來。盡管企業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資源，但是它要通過個體關系網絡去構建。例如，企業間的社會資本是經由各企業人之間相互交往而發展起來的。兩家企業的資源交換會受到兩家企業人之間非商業性連帶關系的影響，如兩個企業的經理人可能是同一社會組織的成員、可能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可能是同一所大學的校友、可能去同一家教堂或者可能是同一家非盈利機構的志愿者等。
二、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
與社會資本概念類似，不同學者從各自的視角出發界定企業社會資本。
雖然企業社會資本的定義各不相同，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基于資源的觀點，如Gabbay（1999）認為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結構為載體，有助于企業這一主體目標實現的那些資源，是企業通過社會聯系所能夠獲得的用于實現一定目標的資源；一類是基于能力的觀點，邊燕杰（2000）認為社會資本是企業攝取稀缺資源的一項能力。社會資本的資源觀將企業社會資本看做一項企業的資本，它能為企業帶來收益。而企業社會資本的能力觀則認為社會資本是企業獲取網絡資源的一種能力，這種觀點更重視企業社會資本在獲取資源中的功能屬性。國外學者多采用資源觀點，而國內學者采用能力觀點的居多。
企業社會資本可以被看作是企業關系與企業通過與其他公司關系所獲取資源的一種組合。在商業活動實施過程中，企業通常會與多個其他組織發生互動。企業社會資本可以被定義為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可獨立于企業的人而存在（即制度化的），或它們也可以明確的依賴于經理人、關鍵雇員和公司外部其他人員的關系。
三、企業社會資本的構成維度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業社會資本，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劃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二人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從企業社會資本的自身構成進行研究，從構成方面將企業社會資本分為三個不同緯度，即結構維、關系維、認知維?！敖Y構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的聯系方式，即網絡結構、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以及網絡配置等?！瓣P系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密切程度已經不同密切程度的關系中包含的資產，包括信任、規則以及關系負債和期望、嵌入身份等內容?！罢J知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對彼此的認知程度以及是否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等。通過統計分析，Ghoshal和Tsai（1998）得出結構維和認知維對關系維有較強影響；而結構維認知維的影響則較弱”。
我國學者邊燕杰和丘海雄（2000）從企業的聯系對象方面對企業社會資本進行劃分，分為縱向聯系、橫向聯系和社會聯系。張其仔（2001）將企業社會資本分為三種：蘊含在員工之間的社會資本，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但這種劃分沒有考慮存在于企業外部的各種聯系和資源。
四、企業社會資本的不同測量層面
對于企業社會資本進行研究，對其測量至關重要，定量的測量可以使得對主體社會資本擁有情況的描述更加精確?，F有關于企業社會資本測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組織層面和企業家個體層面。
1.企業組織層面
王霄和胡軍（2005）對企業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性和非結構性兩個部分，對結構社會資本的測量采用Landry提出的方法，而對非結構性資本包含的信任、價值觀的部分，則設立了多指標進行測量。韋影（2007）則在考慮社會資本認知維度、結構維度和關系維度的基礎上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設計了李克特量表，從而測量企業社會資本。
2.企業家個體層面
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企業社會資本往往由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轉化而來，因此，從企業家層面對企業社會資本進行測量變相應具有科學性。邊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將企業社會資本從企業向個體層面轉化：分為企業主有無在行政機關工作經歷的縱向聯系，企業主有無在不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工作經歷的橫向聯系，和企業主社會交往廣泛程度的社會聯系，并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對企業社會資本的三個層次分別進行測量。
除此之外，對企業高管團隊的社會資本進行測量，以此反應企業社會資本，也是當前的一個重要研究方面。
五、結論
針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是當前關于社會資本研究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對企業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研究的研究者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專業，并采用了不同的視角，因此對其便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劃分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測量。本文對現有的、有代表性的企業社會資本主要研究文獻進行歸類和劃分，并進行系統性的闡述，這對于相關后續研究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2]Tsai，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 46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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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韋影.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與研究維度綜述[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8（2）：197-200.
摘要: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顯著，存在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會資本理論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視角和研究范式。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異關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與相應具體問題結合來解決和完善。通過強化未成年人家庭社會資本、科層式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來間接增強未成年人的整體社會資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體系。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社會資本;犯罪控制
一、問題的提出
與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動機、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特征。強化對未成年人犯罪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價值和重要意義。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從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從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到事后的處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述，尤其是不少實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較好地把握了當代語境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現實特征。盡管如此，我們發現，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類型和犯罪方式不斷更新。傳統的財產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構成比例的首位，但是與以往單純的盜竊、搶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計算機網絡及現代通訊工具犯罪特征愈來愈明顯，而基于炫富消費的需要，“”等現象亦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現代市場經濟流動性特點相適應，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現出明顯的流竄作案特性。我們發現，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入，另一方面卻是犯罪現象屢禁不止，有人甚至認為控制犯罪“從來沒有象失敗那樣成功過”，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犯罪行為，犯罪現象是否可以人為控制，相應地，未成年人犯罪行為是否可以進行預防和控制。筆者認為，從實踐來看，制度的構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對遏制犯罪行為沒有積極作用。我們需要檢視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論的不足，強化對現有未成年人犯罪現象的深入研究，進而通過對比分析，挖掘現有的研究資源，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釋視角。而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基本思路:對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論進行歷史考察，在此基礎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資源，從社會資本的維度提出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會資本理論的界定與解讀
社會資本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產生之初，便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盡管毀譽參半，甚至有學者公開呼吁放棄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的魅力似乎絲毫未減，相反，它被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引入和借鑒，以服務于本學科的發展和完善［1］。國內外關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觀點可以概括如下:在國外，作為該領域的先驅之一的James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由包含兩個共同因素的各種不同實體構成，即它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都為處于該社會結構中行為主體(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主體)的特定行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從社會資本的功能出發，認為社會資本具有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網絡結構、規范以及信任，以此促進行為主體的行動便利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3］;Fukuyama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可以被定義為某一群體所共享的非正式價值觀或是行為準則，該群體在此基礎上進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從交換標的、交換標的明確與否等維度分析了市場關系、科層關系以及社會關系之間的異同，在此基礎上歸納了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觀點，進而提出一個操作定義以及社會資本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或組織享有的聲譽，它來源于行為主體所處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為行為主體帶來信息資源、影響力以及友好協作關系［5］。國內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會網絡關系;其二將社會資本界定為主體所具備的，通過網絡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獲取資源的能力;其三，從行為主體的功利動機以及社會資本的工具價值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是主體所動員的持有回報預期的社會結構資源，是一種有助于實現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從社會資本屬性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本身即是一種資源。盡管關于社會資本理論國內外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差異化的定義，但是通過對比，我們認為在社會資本理論中以下的基本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從性質上看，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它必然具有資源的效益屬性;從表現形式來看，它是一種網絡關系，存在于社會交互關系之中;從形成的路徑上來看，它具有一定的生產實踐活動性，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從具體內容來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規范、標準、聲望(譽)、價值觀等等。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屬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們對社會資本進行良好的運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當，亦會產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間的團體性犯罪。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當前我國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點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通過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會資本”進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嘗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種有效的途徑。也就是通過一種倒逼機制來發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資源，然后對其可能存在的資源進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導，引導他們正確地利用上述資源。事實上，這其中所蘊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鮮，它在社會預防理論中具有更為詳細的描述，但是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運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價值，而這也正是社會預防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在預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處。關于此，筆者將在下文展開論述。
三、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差異與暗合
通過對犯罪學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預防)理論進行概括總結，發掘其與社會資本理論的契合之處，同時找出其中差異點所在，可以為社會資本理論在犯罪學研究中的適用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論概述
明確將法律與社會控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始于美國社會法學派創始人龐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學導論》中，他指出法律以社會控制的方式承認、滿足和保護人們的利益需求，認為法律是一項日益有效的社會工程［7］。在犯罪學研究中也存在著社會控制理論，但與龐德法律社會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學界的社會控制理論只是眾多研究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中的一種。在犯罪學界常用的社會控制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社會預防理論。該理論認為犯罪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預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對各種影響因素進行干預控制。社會預防理論著眼于構建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提倡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犯罪預防，倡導積極預防、控制違法犯罪行為。其二，社會聯系理論。社會聯系理論被認為是“解釋和控制犯罪關系的最主要的理論”。該理論重點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認為該種聯系表現為個人對社會的依附，這種依附關系由依戀、奉獻、卷入和信任等四個因素組成，共同構成了我們不犯罪的理由，因為在赫希看來，“如果一個人與傳統社會的聯系中斷，其必然會進行違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預防理論。情景預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即已提出，與以往對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將研究視角轉移到了犯罪行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實施性。其基本含義是，通過確認、管理、設計、調整的方式持久有機地改變環境，影響行為人的理性選擇，減少犯罪機會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此外，還有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它認為應當根據不同的年齡階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設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是因為主體與社會聯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種犯罪學社會控制理論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社會資本理論聯系著，所不同的是，它們控制或預防的層面不同，有的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社會預防理論，強調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來分析犯罪產生的原因及其預防對策;有的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強調以犯罪行為和被害人為中心來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從中觀的層面來分析該問題，如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同時我們還發現，犯罪現象首先作為一種違法行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學家重點關注的對象，同時犯罪現象還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引起了社會學家的極大興趣，因此我們會發現社會學家也不余遺力地提出自己的社會控制理論。這為交叉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也為犯罪預防添加了更多的資源。
(二)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異同
通過將以往犯罪控制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對比研究，我們很容易發現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時又有差異之處。二者的暗合之處主要表現在:它們都為犯罪控制預防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視角，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范式，盡管上述的理論中同樣存在著交叉關系，甚至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但是不能不說每個理論都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它們共同貢獻于犯罪現象的研究、犯罪規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給。從更為具體的角度而言，我們發現，與社會預防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強調控制犯罪的多主體性和多樣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上。從未成年個體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講，它強調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長的社區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進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的改善;與網絡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就是一種社會關系網絡;而社會聯系理論似乎構成了社會資本理論內容的部分構成要素，同樣強調信任依賴等等。二者的差異之處則更多地表現在社會資本理論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有概括力和解釋力的概念”，這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本理論強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內涵極其豐富，包括關系網絡、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這些因素。同時，社會資本包含一定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社會網絡關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該種社會關系中必須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即使不具備，也應當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共同遵守的規則、規范或者是標準等等。事實上我們通過對以往犯罪控制理論分析也可以發現，社會資本理論與它們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會資本理論為諸多種存在著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一種共同對話的平臺，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會資本理論為更好地理解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它可以被用來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論［8］。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伸縮性很強的理論體系，一方面它作為理論的整合，具有宏觀的視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與某一犯罪主體如未成年人犯罪結合研究時，它又具有了非常強的實際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更加強調對個體的社會資本的關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懷。最后，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和適用，為尋找更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支撐。與傳統的社會控制理論相比較而言，社會資本理論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尋求更加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機。
四、社會資本理論
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會資本理論對我國而言屬于舶來品，其在引進和適用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本土化的問題，有必要對此進行分析。
(一)適用的理論和實踐可行性分析
社會資本在我國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可行性。理論上而言，我國的犯罪學研究整體上起步較晚，盡管目前已經構建了犯罪學研究體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都是移植和引進而來，尤其是涉及關鍵性的理論運用更是如此。我們大量借鑒西方已有的犯罪學成果，結合部分的國內原創，然后以我國的犯罪實踐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實際的運用中進行不斷的修正和調試，使之完善，這是我國眾多的犯罪學研究成果的構建和實施的基本模式。與眾多的其他犯罪學理論本土化模式相似，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和空間。所不同的是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適用過程中更加需要解構和發散，更加需要尋求合適的土壤供其生長。此外，上文我們已經分析了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關系，作為一個更為宏觀的概念，邏輯上應該更加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實踐上而言，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適用的社會文化土壤。學者們在論及我國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特點時使用最頻繁的解釋視角就是先生的“差序格局”觀念，它認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紋一般，水波逐漸推出、推遠、推?。?］。所以，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具有天然的實踐性土壤，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空間上具有極大的廣闊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企業管理，水資源的治理，高等學校教育資源管理還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對社會資本理論給予了關注，所以，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相當的實踐土壤。
(二)適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決
盡管我們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天然的適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適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認為，本土化具有三種不同的情形［10］:一是簡單移植，直接照搬適用;二是對外來理論修補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論原創化。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我國犯罪學界，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它是作為社會學而不是犯罪學的理論而存在，因而在適用前，應該對其進行學科交叉的過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學的表征和內涵;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最初產生于西方社會，是西方學者在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特質進行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因而可以用來指導西方的犯罪控制實際，但其是否與我國的社會文化特質相適應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研究。同時結合我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化實踐，我們要從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對社會資本理論在城鄉的適用進行分析。而結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的增加的實際情況，也要注意到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理論問題。前文已經分析，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理論和實踐適用上的可行性，因而盡管存在著文化和特質上的差異，該理論依然具有適用可能性。而從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來看待上述存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它們都構成我們研究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應該重點關注的課題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動中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問題，城鄉不同的環境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因素，對未成年人犯罪類型的影響等等，所以，筆者的思路是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諸多問題細化到每個具體的領域，則可以實際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適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決方式。
五、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措施探究
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這一特定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其成長道路上對其影響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結合上文的理論分析以及以往學者的實證研究，筆者認為，強化對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干預實屬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長的社會資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斷、減少不利其健康成長的“社會資本”，優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家庭社會資本。家庭是社會結構的最小單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長的第一場所，家庭關系和睦與否、融洽程度如何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響重大。實證研究表明，父母對孩童投入充足的時間與精力有利于降低他們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家庭社會資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實施違法犯罪行為［11］?？疾旄改竻⑴c(作為社會資本因素)孩童學習成績、逃學、輟學關聯程度的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父母參與程度是衡量孩童學習成績、逃學等行為結果的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逃學等諸多不良行為的案例中都發現父母參與程度較低的現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關系，充分的父母參與是未成年人學習、成長的首要社會資本，是未成年人順利社會化的必要前提，應當給予家庭社會資本密切關注，增強未成年人家庭歸屬感，培養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質。其次是科層式社會資本?？茖又平Y構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維度，它通過塑造社會關系的結構來間接影響主體的社會資本，例如影響機會供給、培育激勵因素以及強化能力培養等?？茖邮缴鐣Y本是基于組織結構形態而劃分的一種資本形式，宏觀上的科層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通過制定各種政策來調整社會資本的供給，進而影響行為主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和獲取社會資本的機會。具體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政策供給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對于一個人的成長進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時機就是未成年時期。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主體中相當一部分沒有接受或者沒有完整接受義務教育。據調查，流動青少年不能適齡入學問題嚴重(失學率高達9．3%)。隨著年齡的增大，流動兒童中失學者的比例逐漸提高，以8歲、14歲、18歲為分界點，其比例分別為0．8%、15．4%、30．2%［13］。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質方面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等等都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國家應該通過科學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組織教育制度，規范地擬定教育計劃來促進教育目的達成，改善未成年人整體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狀況。
二、適當的未成年人犯罪處遇政策，即所謂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如非刑罰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復性司法政策等。我國的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進行了引進，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上更是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是在原則、抽象法律規范之下缺乏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實踐中存在著諸多混亂，不利于相關政策和制度精神的發揮。故應進一步細化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政策。最后是社區社會資本。除家庭之外，社區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素。社區環境、社區治安狀況、社區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區的政治參與等都潛在地影響著未成年人成長步伐與發展軌跡。關于社區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的研究并不少見，如Ross的研究發現，人們對于一個犯罪率高、資源供給率低的社區更易產生不信任感，而且在應對恐懼威脅時更容易產生無力感，而這也反過來強化了社區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會信任被認為是公民參與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會參與水平有利于將未成年人整合為一體，阻止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和發展［16］。所以，作為未成年人成長環境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的社區，社區整體信任程度、公民社區事務參與水平以及社區資源供給狀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未成年人社會關系的認知狀況以及在此狀態下的行為選擇。毫無疑問，打造良好的社區氛圍，睦鄰友好合作，將社區整體信任狀況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強化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是豐富社區社會資本的有力途徑，亦是預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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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資本 再生產理論 現實意義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10-0179-01
馬克思創立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深刻認識的結晶。我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就需要以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原理作為強大的理論依據。
一、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概述
1.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研究的出發點
在社會化生產條件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單個資本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形成互為前提的單個資本構成的總和，即社會總資本。馬克思說：“社會資本的運動，由社會資本的各個獨立部分的運動的總和，即各個單個資本的周轉的總和構成?！盵1]因此，任何社會的再生產，都不是單個、獨立部分的再生產，而是這種相互聯系的單個部分再生產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再生產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就是社會總產品，即社會各個生產部門在一年內生產出來的物質資料的總和?！叭绻覀兛疾焐鐣谝荒觊g提供的商品產品，那么，就會清楚地看到：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是怎樣進行的，……”[2]
2.社會資本再生產的核心問題
社會資本再生產的核心問題概括地說就是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馬克思說：“再生產過程必須從W？蒺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的觀點加以考察?！盵3]因此，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面是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的各個部分如何從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另一方面是資本家從什么地方取得生產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工人和資本家從什么地方取得消費資料?！盵4]那么表現在市場上，就是要求所有生產部門實現兩個層面，一是要銷售掉全部產品，實現價值補償，即該賣的都賣掉了;二是要通過購買，把所有的物質資料進行回購，實現物質補償。只有這樣，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形成不斷循環的過程。
二、馬克思關于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現實啟示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原理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準確把握和研究馬克思的思想精髓，將對于我國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發揮促進作用。
1.正確處理經濟社會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
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問題是市場經濟發展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國民收入中的積累基金中擴大再生產占比重最大，積累基金不僅可以加快經濟的發展，也能促進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過分強調積累，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如果過分強調消費，積累的增長就得不到保證，就會影響生產的發展速度。
依據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表明兩大部類的比例關系對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起到了指導作用，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基礎。若要實現經濟的協調均衡發展，必須充分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通過運用國家財政政策來調節積累與消費的失衡狀態。例如，可以增加政府消費支出和轉移性支付的支出，更有效地刺激人們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通過發行債券、增加政府投入，加強稅收征管進行調整。
2.優化產業結構，提高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水平，實現經濟快速發展
在經濟建設中市場對于優化產業結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市場也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引發產業發展失衡的狀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盵5]通過提高政府科學的宏觀調控，使市場機制在合理的調控下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保持社會各產業間一定的比例關系，促進經濟發展。
依據現實國情，我國是按照第一、二、三產業劃分和組織生產的，三大產業是否均衡發展，直接導致經濟發展的水平?！?013年統計公報》顯示：“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為10.0%，第三產業比重明顯提高，達到46.1%，比第二產業比重高2.2個百分點，這是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盵6]可見，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時代已經到來。事實表明，要以政府發揮產業政策導向作用做好宏觀調控，以市場為經濟主體，通過不斷引進技術、吸收國外投資和重點式發展繼續壯大第三產業，做到在本質上優化產業結構。
3.合理分配收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由于這種收入差距的拉大，引起“馬太效應”，導致全體收入者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低收入者購買能力不足，便會引起社會產品的生產過剩，繼而挫傷其生產積極性，社會再生產過程也將受到沖擊。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導致社會的動蕩。基于此，構建合理的分配格局就更加意義重大了。
“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不僅與社會供求總量和供求結構之間形成了密切的關系，而且與市場經濟中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密切相聯。[7]因此，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控能夠把對宏觀經濟變量的調節與對經濟主體間利益關系的調節結合起來，通過改變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來影響經濟運行中的總量與結構狀況，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達到擴大我國國內需求的目的。
因此，政府必須通過收入再分配的宏觀調節，著重提高低收入者和農民收入，使他們的潛在消費需求愿望變為現實。這個過程中不僅要堅持效率優先，要更加強調公平原則，進一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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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家祿.《資本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M].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328-329
作者簡介：
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4年以來，泰州市政府在全市范圍內大力倡導“美德善行”系列活動，旨在通過微觀的、具體的實踐活動，把高度凝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日常生活，以引導和促進人民群眾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認同。“美德善行”系列活動的深入開展需要建構長效機制，而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資本理論則為此提供了新的視角。所謂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1]社會資本理論從社會關系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研究人的思想和行為的生成，主張通過人與人之間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基礎上追求集體的利益。顯然，社會資本理論與“美德善行”系列活動在目標指向方面具有一致性，能夠為活動的深入開展提供有效保障和強大動力。因此，必須通過培育良性的社會資本，為構建“美德善行”系列活動的長效機制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一、通過社會信用建設培育社會資本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它意味著對他人的行為具有穩定的預期，這是社會成員之間互惠合作的前提。雖然社會資本往往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圍之外的副產品”[2]，過多的外在干預通常只會對其生成與發展起到抑制和阻礙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培育社會資本方面無能為力，實際上，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推進社會信用建設促進社會資本的培育，助力“美德善行”活動。
首先，必須努力打造誠信政府，為社會信用建設樹立標桿。政府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者、監管者，政府誠信是社會信用的根本保證。在社會信用建設方面，政府自身必須以身作則，發揮表率作用。為此，政府固然要重視對機關內部公務人員的誠信教育工作，但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必須加快法治政府建設的步伐。因為在現代社會，唯有法治才是政府信用最為穩定的基石，“要使政府誠信于民，重要的是將政府的權力運行納入法制軌道，將道德誠信變為制度誠信”[3]，為政府信用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以制度規范權力。要通?^“權力清單”等嚴密的規章制度，使行政權力的運用有法可依、有據可循，確保權力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防止懶政、怠政、不作為、亂作為等權力濫用的現象，維護政府的公信力。2.以公開增進互信。在“美德善行”活動開展過程中，必須遵照“以公開為常態”的原則，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梢酝ㄟ^新聞媒體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布“美德善行”活動的動態信息，使人民群眾充分了解活動的目的意義、整體規劃、計劃步驟、階段成果等相關情況，增進政府與群眾的互信。3.以溝通強化認同。在信息公開的基礎上，政府與人民群眾應就“美德善行”活動建立健全制度化的溝通渠道。通過咨詢會、座談會等形式，聽取群眾對于“美德善行”活動的意見和建議，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增強群眾對“美德善行”活動的認同感，提高對政府的信任度。
其次，必須建立健全失信懲戒機制，為社會信用建設夯實制度基礎。失信行為的出現是因為它的收益大于成本，而懲戒機制是社會交往規則的組成部分，本身具有社會資本的屬性。因此，推進社會信用建設，就必須針對失信行為建立相應的準確有力的懲戒機制，以大大增加失信行為的成本。在信用體系建設中，要根據每個公民的誠信狀況建立起個人信用檔案，并依靠信息化的技術把他們的信用記錄與社會生活聯系起來。通過及時靈敏的反饋和懲戒，讓失信者付出法律和道德的沉重代價，在社會生活中舉步維艱，從而使誠實守信成為每個公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覺行為，形成以誠信為榮、以失信為恥的社會風氣。
二、通過推進志愿組織建設培育社會資本
志愿組織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取向的自治性社會組織，它獨立于政府與市場之外，通過志愿機制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具有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特征?！捌毡檎J為，志愿性組織是社會資本生長的溫床。現代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產生和更新與志愿組織和部門有著密切聯系?！盵4]志愿組織不僅為社會成員的持續互動交流提供了有效的組織框架，更重要的是，志愿組織的公益性質，使得它能夠引導和幫助社會成員突破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的桎梏，以更加廣闊的心胸參與到社會生活中來，關注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在志愿組織所生成的社會資本中蘊藏著豐富的公共精神，更加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實質，故而能夠推動“美德善行”活動的深入開展。因此，必須大力推進志愿組織的發展，培育出更多的現代社會資本，以“美德善行”推動活動的深入發展。
首先，要為志愿組織參與“美德善行”活動建立穩定的渠道。志愿組織也是公共物品的生產者，在實際操作中，政府可以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區分“掌舵”和“劃槳”兩種職能。對于那些需要奉獻愛心和公益精神的活動，政府可以通過項目補貼、項目獎勵等方式委托給志愿組織承辦，充分發揮志愿組織貼近群眾、靈活多變的優勢。而政府部門主要進行全盤掌控，通過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引導志愿組織服務于“美德善行”活動。正是在具體的志愿活動中，志愿組織的公益性質得到強化，能力得到提升，而社會資本也得以生成。
其次，要努力提高志愿者的整體素質。志愿者的素質是志愿組織的生命力所在，與志愿組織的發展前景息息相關。面對目前志愿者專業化程度不高、業務水平有限的現實情況，政府部門有必要根據“美德善行”活動的規劃和要求，對志愿者進行有針對性的、系統化的培訓，以提升志愿者的服務技能。值得一提的是，對志愿者的培訓必須特別強調志愿精神、社會責任感的教育，努力提高志愿者的思想道德素質，激發他們服務社會的積極性，從而為志愿組織的發展注入精神動力。
三、推進基層社區建設以培育社會資本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下，社區作為城鄉基層管理的微觀細胞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場所，既是“美德善行”活動的必不可少的抓手，又是培育社會資本的重要載體。在實踐中，必?努力構建居民平等參與社區治理的社會網絡，培育現代社會資本。。
首先，要切實保障社區居民的民主權利，大力推進基層社區民主建設。要遵照黨的十的精神，認真落實居民在社區管理中的各項權利，依托居委會選舉、居民公決、社區論壇等多種多樣的制度和組織，引導和推動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特別是就社區內如何開展“美德善行”動的問題，要充分聽取居民的意見，引導他們合理表達利益訴求，監督活動的執行情況。通過居民面對面的互動協商，求取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最大程度整合社區利益，以此強化居民對于“美德善行”活動的認同感。
其次，要動員和組織居民直接參與社區公共產品的生產過程。在社區治理中，居民作為主人，不僅要“坐下談”，而且要“動手做”。具體到“美德善行”活動，就是要對活動進行科學地分解成具體的任務，落實到社區內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家庭，讓每一個居民都對“美德善行”活動承擔起相應的義務。正是因為親身參與“美德善行”活動，居民才會在相互協作、相互配合中增進互信，生成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符合的社會資本，從而形成良性循環，進一步推動“美德善行”活動的深入開展。
四、通過構建鄰里互助網絡培育社會資本
鄰里是社會生活中的初級群體，具有位置相近、利益相關、情感想通的特點，因此也是社會資本的天然載體。在實踐中，必須把鄰里關系作為切入點，圍繞著鄰里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問題，在鄰里之間構建和諧互助的網絡，培育良性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無縫對接和諧互動，共同助力“美德善行”活動的開展。
關鍵詞：社會資本 社會公共需求 公民參與
中圖分類號：F2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3-027-03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理論綜述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分析
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 Cpital）的概念在西方的社會科學中流行起來，以布爾迪厄為代表的一些社會學家對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理論的研究賦予了社會資本在經濟學意義上的更多的社會學意義。許多學者都從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義社會資本，但是綜合各家之說，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對社會資本這一概念進行理解。
1.社會資本是有利于行動者實現目標的社會資源。與個體資源相區別，社會資源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需要通過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和聯系方可產生和獲得。它存在于社會網絡中，并為社會成員所共享。因此在由人所構成的社會中，個體生存與發展的獲得，不僅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都需要以規則、美德和誠信為基礎來完成。
2.社會資本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無形資本。從社會科學的范疇去界定社會資本，更多是使之區別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拔镔|資本是有形的，可見的物質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資本肉眼看不見，它存在于個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識中；社會資本基本上是無形的，它表現為人與人的關系。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社會資本具有同樣的作用。例如，與成員之間互不信任的群體相比，一個相互恪守承諾，彼此信任的群體更有利于生產生活的進行?！眥1}
3.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以使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獲得收益的能量。無論是作為社會資源還是作為無形資本來說，社會資本都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互動”，這也是其外部性或者說是社會性的重要體現。而我們知道，人們之間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聯系就是生產，生產不僅產生了大量的生產與生活資料，體現其經濟性，而且使人們在生產中相互聯系，分工協作，體現其社會性。如今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個體間的聯系與互動更為迫切。而網絡式的組織聯系，更便于人們獲得生存、發展所需要的信息。社會資本以一定的社會網絡為基礎。最初的社會網絡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而構建，但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乃至全球化及信息化的到來，社會關系網絡也沖破了血緣和地緣的限制，開始走向更為廣闊的領域。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作為存在于國家權力之外，通過社會民眾的自由、自主的橫向互動而形成的基于信任、合作與規范基礎之上，以社會自治機制為主要調節方式的社會結構，它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自治能力。
（二）社會資本與社會自治組織
社會資本與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具有共時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二者幾乎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促進了人們之間的交往，交往是構成社會資本各要素產生的根本所在。而無形的社會資本要素又對社會自治組織的產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因為與信任、合作、規范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能夠通過人們協調的行動來促進社會自治組織的產生。同時市場經濟又對人們的個體利益和價值取向起著重組與分化的作用，即它既導致了個體利益和價值觀的多樣化，同時又使得一些個體利益和價值取向趨同的人走到一起，結合成為各種社會自治組織。因此可以說構成社會資本各要素的不斷加強促進了社會自治組織的形成和發展。而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又有利于社會資本各要素的進一步發展，二者之間具有互動性。對于社會自治組織的認識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其組織形式上，而應該充分看到社會自治組織當中所蘊涵的社會自治力量與社會的自治機制。
（三）社會資本與公民精神
社會資本與社會自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有助于培養公民精神，進而形成一個相對于國家而存在的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它能夠促使社會成員更多地關注自身之外的集體與社會。有助于公眾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共事務當中去，這正是公民意識和公民美德的體現。而信任、規范和網絡等社會資本更有利于公民在公共事務中去進行協調與合作。公民參與網絡不僅可以產生普遍化的互惠慣例，使得個體間的行為更具有預期性。同時也使得個人的品質和信譽更易保持和傳播，人們將更加注重社會輿論的認可與評價。公民在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中，不僅有了彼此的交流，而且從中獲得了信任、理解以及合作的機會。當公民之間能夠長期進行這種交流與互動時，就會增強他們的歸屬感，由此創造一種群體的身份和意識。
社會資本理論給予我們的啟示在于，一個合理的社會構架應該包括國家、市場和社會。國家（政府）之外仍然存在有合理的發展策略，這一策略便是在由個體間的互動與聯系中所產生的基于信任、合作、社會規范的社會自治力量與自治機制，它將與國家（政府）的力量形成互補與制衡，并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
二、我國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現狀
政府滿足公共需要的有效程度，是體現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標準?！八^社會公共需要，是人類社會共同體解決所面臨的社會公共問題的共同需要，它是指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它是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會團體和市場不能滿足、不能提供的需要，具有社會成員享有的互不排斥與平等享用性。社會公共需要是在個人需要滿足之后，公民尋求解決公共問題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發展的需要所產生的公共需要?！眥2}因此與社會公共需要相對應，“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能力，可以概括為服務社會、服務公民、服務企業、服務市場等四大方面。從保障公民權利到促進就業、從普及教育到住宅建設，以及提供醫療保險和社會援助、建設公共設施、保護自然環境、為企業提供信息咨詢以及其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眥3}因此政府應該將其公共權力與所汲取的社會資源相結合，去滿足社會的公共需求。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天職”。而政府的服務能力直接關系到公眾對政府的認可程度。
對于當代社會來說，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首先從政治層面來說，當代社會以民主政治為其特征，人民在社會中享有各項作為公民的權利，并且可以自主的決定自己的事務。政府的存在不僅要保障公民合法權利的自由行使，而且還要為公民提供它們自身所不能提供的各項服務。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得個體之間能夠在法律的框架內，根據自身的需要去建立契約關系，從而實現各自的目的。因此當人們之間的關系由身份走向契約時，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駕馭，而是去幫助個體實現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一個涉及教育、文化、科技、衛生、社會保障、國防等較為全面的公共服務體系。公共服務的總量也在不斷上漲。但是我國的公共產品卻仍然處于短缺狀態。這主要源于長期以來，政府財政投入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獲取經濟利益。所以我國財政的大部分都集中在競爭領域，而對于社會的服務領域卻很少問及。這使得雖然經濟在快速發展，但是民眾卻沒有充分享受到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實惠。從而出現了各種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這主要是受計劃經濟模式的慣性使然，人們時常認為由政府直接參與投資、直接參與經濟建設、直接參與資源的分配等經濟管理方式是理所應當的。雖然在實踐中經濟建設型政府避免了由于經濟轉型所出現的動蕩，但是這卻使得政府將注意力長期集中于GDP的增長，而疏于對其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為此由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所導致的諸多不協調因素在市場化改革的日趨深入下顯現了出來。“例如在經濟社會中突出的矛盾表現在：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農村貧困、城市弱勢群體貧困問題日益突出；就業壓力大，就業形勢嚴峻，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而城市失業人口又居高不下；醫療、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歷史欠賬太多，有效供給長期嚴重不足，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生產安全、衛生安全、食品安全事故頻繁發生，社會秩序急需重建。”{4}
而社會資本的積累可以對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有所改善。社會資本的積累使得社會的自治機制在不斷完善，社會的自主性在不斷地加強，它可以促使政府不斷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務能力。
1.社會資本的積累可以使政府樹立全新的行政理念。由“官本位”轉向“民本位”，建立為公眾服務的導向。“官本位”和“民本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理念。所謂“官本位”就是一種為官至上的觀念。它強調了權力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和絕對優勢。權力不受限制，無限膨脹，并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而“民本位”就是一種為民至上的觀念。它強調了政府的任何行為，都要以社會和民眾的需要為基礎。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存在為的是對社會訴求進行回應，對社會進行服務。中國無論是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還是在以高度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時代，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始終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國家一味地強調公民對國家的義務，卻忽略了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和個人利益的尊重與保護。公民的權利實際上早已在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過程中，淹沒在了無差別的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之中。在此情形下，國家利益或集體利益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僅僅是政府自身的一種價值或利益偏好，更多的是滿足政府作為經濟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原有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本能地要求政府要還權于市場，還權于社會，為社會力量的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與支持。在政府權力逐步從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中做合理退出的時候，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也開始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官本位”的執政理念開始讓位于“民本位”。理念的轉變將會為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
2.社會資本的積累可以改變我國公共服務供給的單一化局面。從傳統的觀念認為，政府不僅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是社會權威的代表者，同時也是國家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主體和管理中心。政府運用其獨有的強制力來獲得和壟斷一切社會資源，由此負責一切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的提供。從而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當之無愧的“全能”角色。而實踐證明，政府全能不僅不可能，而且還造成了有限資源與政府職能無限擴大之間的矛盾沖突，導致了政府角色定位中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因為“首先，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了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以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以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思想的束縛，不時地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收。其次，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有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也日趨嚴重。第三，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眥5}在此情況下，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就顯得十分困難。要想真正改變這種狀況只依靠政府的力量必然顯得勢單力孤。基于此，要改變我國公共服務供給單一化的局面。
實際上作為公共管理來說，它是以政府為核心并由社會中介組織和公民大眾共同參與的一種公共實踐活動，它所依據的主要手段包括公共政策和市場競爭。公共管理活動要強調政府和社會的互動與合作，因為其主體是多元的，即除政府之外，各種社會組織都有可能成為公共管理的主體，而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地位依然特殊而舉足輕重。例如制定法律規范，保護自然環境、弱勢群體等。但是同時政府也要將社會充分的調動與組織起來，積極培育社會中介組織來與政府共同進行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提供。隨著公共管理主體的多樣化，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活動中唯一的權力中心，其他參與公共管理活動的多種社會組織只要得到公眾的認可就可以成為不同層面的權力中心。它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為政府來分擔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責。社會資本的積累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主體能夠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狀態。它們之間成為了一種權力依賴與合作伙伴的關系。
3.社會資本的積累弘揚了個體的主體性，使得公民對于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不斷加強。而公眾的參與則是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升的重要社會基礎。人類作為社會的主體，具有各自不同的意志和品格，也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的事務。在現代民主條件下，公民的廣泛參與是公民權利和利益表達的重要途徑。“所謂公民參與就是指公民借助于一定的參與渠道，參與或影響政府公共決策或公共事務的行動過程?！眥6}如果公民能夠積極參與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中而不是被動的或消極的等待，那么這將是人的主體性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任何一個政府其有效運作都離不開它與外部環境的互動。因此公民積極廣泛的參與，不僅是對公共管理活動的有力支持，而且它還能夠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具有現實意義，并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隨著政府與公民互動的不斷加強，集權條件下政府所缺少的公共責任意識會不斷增強，由此也會不斷提高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品質。因此只有廣泛的公眾參與，不同階層，不同群體才能夠充分的進行利益表達。政府的政策才能夠真正滿足公民的需要。不僅如此，公眾參與本身還可以將政府的活動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對政府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由于政府經濟人的特性，使得政府在行政的過程中常常會偏離最大限度地實現和保證公共利益這一根本目標，偏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由于政府并非是超利益的組織，因此它的活動并不必然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就需要公民力量來不斷對其行政行為進行必要的糾偏。只有公民的廣泛參與，才能夠使政府的行政過程更具有公開性和透明性，從而增強政府公共決策的社會基礎，使其更具合法性，提高政府的行動能力，實現政府公共服務效能的最大化。
注釋：
{1}[美]詹姆斯·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
{2}李軍鵬.公共服務型政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沈亞平，王騷.社會轉型與行政發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4}倪春華.對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理性探討.改革研究，2006（3）
{5}孔繁斌.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治理理論與公共管理.南京社會科學，2001（9）
關鍵詞: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學術界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幾點爭論
1.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是否相容?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存在不會否定按勞分配。有人說:按勞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貨幣關系,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另外,生產力不夠發達,舊的社會分工依然存在,勞動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謀生的手段,這也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經濟條件。另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按照這種觀點的看法,按勞分配原則只能在產品經濟中實現。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的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在社會范圍內以勞動作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會范圍內提供等量勞動獲得篤量報酬。然而中國現今的條件恰好不能實現這兩點,這是由于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在中國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業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提供同類同量勞動在不同企業必然得到不同報酬。據此認為,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規律仍然起作用,因為公有制和聯合勞動這一按勞分配的前提沒有質的變化。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由國家通過計劃作了各項社會扣除后統籌安排的,全民企業內部不存在商品關系,職工的勞動報酬與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相當接近,至于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除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如在企業凈產值中盡可能剔除級差收益和其他非勞動因素帶來的好處,其目的就在于計量企業勞動者集體為社會總勞動提供的勞動量要體現以勞動為尺度分配消費品的原則。
2.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一種意見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馬克思所設想的產品化的按勞分配已經轉化為商品化的按勞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這種轉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個人生活資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變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體由國家變為企業;三是由勞動決定分配變為生產利益決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異由單一的個人勞動量的差別變為企業經濟效益和個人勞動量的雙重差別。另一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勞分配的尺度必須兩重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講量勞動要經過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層次:一是解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認為是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二是解決個別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的關系。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加以了說明;三是解決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實現勞動之間的矛盾。解決第一層次的關系,必須拋開客觀生產條件,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這是產品條件下按勞分配的計量尺度,第二、三層次的勞動計量則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的尺度。這就決定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必須進一步發展原來的計量尺度,即在運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的同時,還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尺度,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當然,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把應歸國家的級差收入轉移的物化勞動和某些非勞動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下的按勞分配模式同馬克思構想的非商品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點:一是按勞分配的主體不是社會,而是集體或企業;二是按勞分配的勞動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三是不是采取勞動證書由勞動者直接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是通過工資、獎金等形式向勞動者發放貨幣,再由勞動者用貨幣到市場上購買消費品。
3.社會主義對個人消費品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嗎?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實質上等于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理由為:第一,開放勞動力市場后,工資將受價值規律的調節,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第二,按勞分配的量與勞動力的價值量是同一量,二者與商品價值構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勞分配與勞動力價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勞動為基礎,二者在價值上相同,都是由勞動者自己提供的消費基金。另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的消費品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不能將二者等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不能把勞動成果的商品化、價值化與勞動力本身的商品化、價值化混同。社會主義商品價值中的“V”部分,在內容上不是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價值,只是勞動成果的價值化。同時,也不能把物質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等同,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具備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雖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夠混淆。首先,前者以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力不是以商品為前提,后者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其次,盡管二者“都是按必要產品的價值分配,但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必要產品數量界限在本質上是由不同的經濟規律決定的”,所以“按勞分配”的界限就從資本主義限制下解放出來,如馬克思所提到的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范圍,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再次,“按勞分配”體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經濟實現關系,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更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關系;最后,“按勞分配”的作用在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體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作用則主要在于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維護現有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二、結論
從前文所總結的圍繞按勞分配問題所產生的諸多爭議中不難看出,爭議主要涉及如下兩個問題:
1.應該如何理解《資本論》中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述按勞分配的,他首先設想了一個“自由聯合體”,按恩格斯的說法,這種自由人聯合體“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反杜林論》),在這個“自由人聯合體”里,一是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每個人的勞動按整個社會的統一計劃分配于各個部門,直接作為聯合體總勞動的一部分;二是“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三是這部分個人消費品按什么方式進行分配呢?馬克思接著說:“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也就是說,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決定于生產發展水平、生產關系的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水平。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這些論述,是當代所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必須遵循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誠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經濟,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其實現的過程中當然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的特點,但是,商品經濟的存在改變不了公有制是實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根本依據,它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按勞分配原則,只是這個原則實現的特點或者模式。因此,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堅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征之一的按勞分配原則。
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按勞分配是否可以兼容?這一問題是諸多學者爭論的焦點問題,在爭論中有人對此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礎,著重研究了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與按勞分配的等量勞動交換原則的關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有的學者還就計量問題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對于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的分析從理論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啟示。顯而易見,能作為“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的勞動時間,決不會是自然勞動時間、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這個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庇纱丝梢?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尺度不是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但是,由于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單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經濟,所以各生產單位的生產者的勞動報酬不會受到各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益利狀況、優劣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以同一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勞動報酬是可行的。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已將構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對個人收入影響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條件上,只以剩下來的生產者提供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來計量勞動報酬。
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同樣可以運用,它所改變的只是等量勞動交換原則,而現在就必須借助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來實現。因此,實踐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商品經濟,但與按勞分配的實現并不矛盾,二者可以達到良好的兼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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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飛.按勞分配若干問題探討[J].中國勞動科學,1990,(2).
內容摘要:近年西方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各學科知識背景不同,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就有不同描述。因此,本文對社會資本的界定、社會資本研究中的技術難點即社會資本的度量問題展開梳理,并對國內的研究現狀和社會資本的研究趨勢作簡要概括。
關鍵詞:社會資本 界定 度量
近幾年西方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思想可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市場需要某種道德情感。大衛•休謨認為,合意的道德行為或“道德情操”、“同情心”會支持新的經濟活動形式(郭熙保等,2003)。社會資本概念傳播主要還要歸功于另外兩位社會學家,法國的皮埃爾•布爾迪厄和后來的美國的詹姆斯•科爾曼的著作(阿萊顏多•波特斯等,1999)。20 世紀70 年代,社會資本一詞由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 科爾曼(James.S Coleman) 首次在美國社會學界明確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而具體的界定和分析。美國學者格拉諾沃特(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 提出并發展了個人的社會網絡與其擁有的社會資源的關系的理論, 開創了“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先河。在一些發展經濟學家看來,“社會資本”是“發展思想的演進革命”,是“第二代”發展經濟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Meier,2001),世界銀行還專門組織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對此進行研究, “社會資本”一時成為新社會經濟學的前沿理論。
社會資本的界定
1980年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從社會學角度提出“社會資本”概念,并把它界定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陳全功,2003)。他認為:資本是一種積累的勞動,個人或團體通過占有資本,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由于資本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形成和積累,而其一旦形成后又具有產生新的利潤的潛力,建立起較為穩定的秩序和規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 社會實際上就是一部資本積累的歷史(趙延東,1998)。社會學家科爾曼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將格拉諾沃特和林南以及布爾迪厄等人的研究成果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 提出了他的“社會資本”理論。他認為所謂社會資本, 就是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在科爾曼的定義里,社會資本具有不可轉讓性和公共物品的性質。
按照世界銀行的看法,普特南的定義較狹義,“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誠信、準則和網絡,它們通過促進協調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Collier (1998) 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社會內在的社會及文化的凝聚,是影響民眾相互關系的準則和價值觀,是嵌入社會中的慣例;“社會資本”通過社會相關的作用而產生外部性,并且其效應具有持久性。Edwards (2002) 認為,廣義的社會資本是指嵌入民眾之中、并為民眾所擁有的準則和價值觀,它們是維系集體和社會約定關系的結果,也就是說,只要民眾分享一致性(identity),擁有類似的價值觀,彼此誠信和互惠的來往,都可以稱之“社會資本”。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0)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非正式的準則,這一準則可以推動兩個或更多的個體進行合作。他認為, 現有的關于社會資本的大部分定義指的并不是社會資本本身, 而是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
E•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cm) 不僅定義社會資本是關于互動模式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和期望, 認為個人組成的群體利用這種模式來完成經常性活動,而且明確指出, 社會資本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必要補充, 所有資本都是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程民選,2004)。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拉澤(Edwardl Glaeser)給出了他關于社會資本的定義, 即社會資本是由個體出于私人動機而投資形成的, 能夠帶來市場和非市場效益的資源存量。
綜合上述,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有共同之處,即都認為社會資本能夠增加或減少個體達到目標的能力,具有工具性,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形態。但是不同的學者在界定角度、概念主體、范圍等方面存在差異。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社會資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符合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思路,基于個體所有,社會資本通過延伸可以在社會組織中存在,它體現的互惠的期望基本是不變的。其次,社會資本的使用可促使其存量上升,而不會像物質資本一樣存量下降。第三,社會資本具有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和增加生產力的能力,可看作其他形式的資本投資的補充,而不是其他資本形成替代或競爭關系。
社會資本的度量
卡普蘭曾將測量對象分為三類:一類是可以直接觀察的事物,另一類是不能直接觀察,但可以通過間接方式進行觀察的事物,第三類是從理論中產生的建構,它產生于觀察,但無法被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中觀察到。社會資本應屬于第三類測量的對象。羅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 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 根據社會資本與交易目標實現的關系,提出并建立了內生社會資本模型(張其仔,2001)。這是社會資本測量和量化理論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論突破(王積超,2004)。
社會資本的層次可分為 “集體”和“個體”兩種,或對應于“宏觀”和“微觀”。在測量集體社會資本時,研究者的重點主要集中于信任、社會參與、社會聯結和規范這幾個方面。而在測量個體社會資本時,研究者多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個人網絡中蘊涵的資源進行測量(程民選,2004)。
從集體這個宏觀角度來度量,Grootavert和Thierry(2001)認為,社會資本的度量要從六個角度進行:協會中成員關系的密集程度;成員關系的內在異質性(如年齡、性別、教育和信仰等);集會參加情況;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度;到期應付情況和社群的定位。澳大利亞學者布倫(Paul Bullen)和奧妮克絲(Jenny Onyx) 認為可以測量和界定社會資本的要素包括: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工作聯系等。他們將社會資本等同于了社會關系,因此他們的測量結果很難真正反映社會資本的真實情況。
從個體這個微觀角度度量社會資本,在經驗研究中幾乎都集中于對個人社會網絡狀況的測量。目前,研究者主要運用“個體中心網絡”( egocentered network) 分析方法。個體網絡可以視為整體社會網絡中的一個局部,它考察的是以每一個被研究者為中心延伸出去的網絡情況。林南在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構建的社會資本模型的基礎上,于2001 年在《構建社會資本的網絡理論》一文中將社會資本視為網絡資產來測量,他認為可以從被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個體的網絡位置這兩個要素來測量社會資本。
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對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度量;二是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度量個人可調用資源總體的方法有網絡成員生成法,其中包括:提名生成法,即根據研究要求,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相互關系等信息,這是一種比較傳統的方法;位置生成法,即假設社會資源是按照社會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會之中的,每一個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數量主要取決于該成員所處的社會結構性地位。
在考察個人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時,研究者們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對非正式網絡途徑的選擇,這種分類方法最早由格拉諾維特(1973)提出,后被研究者們普遍采用;二是社會網絡中流動的資源,具體分為 “信息”(information) 和“影響”(influence) 兩大類,“信息”指的是個人可以從網絡中獲得對自己行動(如找工作等) 有價值的信息,“影響”指個人可從網絡成員那里得到能直接幫助自己達到行動目的的實質幫助;三是關系人的特征,關系人指的是能夠在個人的行動過程中為個人提供各項資源的網絡成員。
對關系人特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社會資本利用的學者們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格拉諾維特(1973) 提出的“弱關系的力量”已成為一個經典命題,他指出由于弱關系更可能帶來異質性的信息,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比強關系更有力。雖然后來研究者們對此命題的大量實證研究結果并不一致,但普遍認為,關系人的關系強度構成了社會資本度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外,關系人所處的社會地位越高,其擁有的社會資源也就越豐富,能夠提供的幫助也就越大,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主要表現為職業地位。
國內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概況
國內學者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從比較寬泛的經濟文化關系角度進行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8年創刊的《經濟與文化》,其主要研究涉及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這個時期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人們開始注重文化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動作用。二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規范以及網絡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意義。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吳敬璉、樊綱等所作的相關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發現不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作為一套支配人們行為的規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關系網絡,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三是關注社會網絡關系,直接以社會資本為對象的理論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學者主要是張其仔。他把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網絡,將社會學中的網絡分析理論和社會交換理論引進到對經濟行為的考察中,通過對廠商行為、產權制度選擇、人口壓力、勞動力轉移、社會資本再生產方面的研究來分析社會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四是對社會資本功效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我國社會學者李培林、邊燕杰和李路路等。他們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關系網絡功能的角度展開,著重分析探討社會資本對企業發展、產權制度選擇和創新、職業與地位的獲取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等問題(莊潔,2003)。
在建模方面,隋廣軍教授等人在《城市社區社會資本及其測量》一文中提出了測量城市社區的社會資本模型,開啟了國內學者研究社會資本度量模型的新紀元。這篇文章主要以社會資本總存量和子項存量的分解項來度量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子項存量包括個體內部社會資本、環境社會資本、個體利用社會資本的能力等方面,其中個體內部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社會網絡、規則、信任這三個方面,社會網絡則又包括組織內部網絡、組織間網絡、個人間網絡、組織與個人間網絡。邊燕杰和丘海雄博士(2000)也提出一種度量經濟微觀主體即企業的社會資本的方法,是通過調查三個指標來度量:一是企業法人是否在上級領導機關任職,用以衡量縱向網絡關系;二是企業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業的其他任何企業工作或任職,用以衡量橫向網絡關系;三是企業法人代表的社會交往和聯系,用以綜合衡量社會關系。這種方法只考慮了企業組織中的一個主體,而且僅考察了社會網絡這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因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社會資本研究評價及其研究趨勢
從近年西方學者的研究文獻看,關于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趨勢是:研究范圍逐步從宏觀走向微觀領域,對特定企業的社會資本的研究比較重視;注意對落后國家與經濟轉軌國家的社會資本的研究;經濟層面的研究與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結合起來,學科界限愈加模糊。在我國,有必要對社會資本做跨學科的研究,特別是要加強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社會學科的聯合。此外,具體研究的問題可有(Meier,2001):社會資本的界定是否具有科學性,社會資本是否有資本的特性,是否屬于經濟增長中“索洛余項”的一部分,怎樣投資社會資本,誰可以提供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積累有沒有一個操作性的指針,能不能進行更為嚴謹的定量研究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目前,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關于它的概念范圍的界定及實證研究還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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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變社會工作中的社會資本重構路徑分析 論新農村建設中社會資本的激活與重構 社會轉型期農村新型社會資本重構內容與路徑選擇 農戶借貸行為與社會資本的關系研究 社會資本在人際公民行為模型中的中介分析 時代中國鄉村社會資本的重構 論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及其重構 社會資本對農村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影響的實證分析 農村社會資本重構探微 利他行為、社會資本與制度演化 社會資本進入現代農業的動力及政府行為的協調分析 社會資本與認知視角下對創業者行為的影響模式 關系\面子與創業行為:社會資本視角的研究 試論社會資本與新加坡華商跨國行為的關系 SNS參與行為與社會資本獲取之間關系的研究綜述 論社會資本在我國農戶融資行為中的困境 社會資本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 基于社會資本網絡的企業躍遷行為研究 社會資本視角下的居民就醫行為探討 從社會資本角度看個體人力資本的部分可抵押性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node=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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