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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學科
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學科已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的體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學者們賴以界定自己學術活動范圍和限度,以及專業活動合法性的依據,另一方面在學科內部對從事于該學科的研究者起著自我規范、自我約束的作用,從而使同一學科的學術活動具有某種共同性,形成某種“研究傳統”或“學術共同體”,并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展開有效對話。[1]無論是高等院校的教學,還是通常的學術研究活動,都是以學科為基本的建制而展開的。可以說,學科已成為一幢幢分門別類的知識大廈的基石。
在近來的中國哲學界[2],從《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開始至今所產生的汗牛充棟的“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豐富成果,都有失去學科保障,從而在該學科失去原有的價值和意義的危險。中國哲學學科基石是否穩固,成為學科內部令人擔憂的重大問題。于是,中國哲學界的許多研究者紛紛就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質疑,并試圖化解目前存在的學科合法性危機。“中國有無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或者從中國哲學學界自身的立場來看,將問題置換為“我們在做什么?”、“我們應該怎么做?”諸如此類的疑問困擾著中國哲學界。如果我們不能對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說服力的說明,我們就無法對我們所從事的學術活動的意義做出合理解釋,也無法說服我們自己繼續開展這種學術活動的根據。因而,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同時也是學術活動的意義危機和從業者的信心危機。由于“中國哲學”又和民族精神、文化傳統、中西文化的對話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義體系相關,所以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又是一個在人文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問題。
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相關的討論意見進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討合法性危機出現的特點、意義以及可能的回應方式。
一、追源――歷史性的錯誤
“中國哲學”的存在或許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中國本無“哲學”一詞,自古也無“哲學”這樣一個學科。中國人所使用的“哲學”一詞是晚清時期的學者黃遵憲從日本引入中國的,而日本人對該詞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西周用“哲學”這兩個漢字對應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說,在中國談論“哲學”,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一個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學術,與中國固有學術或中國當代學術進行會通,并不一定就發生類似“中國哲學”的歷史性“錯誤”。在黃遵憲的時代,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大家,他們常使用“學術”、“思想”等字眼,來進行中西哲學的會通。雖然他們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是“中國思想之痼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但大都走的是一條“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匯中西并發展中學的道路。中國人剛開始大規模接觸和移譯西學,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只好用中學來格西學之義,“緣附”之類的毛病是在所難免的。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并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后果。
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范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范式。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范。由于這個典范是眾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贅述。
所確立的這個經典范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后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么我們原本就有,要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么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并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這里,不再是過去的學者們所熟悉的“漢宋兼宗”,作為古論思維代表的義理之學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訓詁的漢學相對,而是“漢學”、“西洋哲學”的“兼治”,西洋哲學已取代“宋學”成為指導思想和方法,因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3]
雖然說所樹立的經典范式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但本人確實是大手筆,說得很是中肯,有著深厚的“漢學”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鑒和仿照西方哲學的學科規范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史的講述中,則更多地照顧到中國學術本身的特點和內容,較多地采用漢學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說明。我們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當然一些附會也是免不了的。在對中國哲學史料的解釋上,緊隨其后而且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馮友蘭先生[4],則有顯著不同。馮友蘭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學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5]馮友蘭的哲學史實踐也是依照這個主張來操作的,例如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系”,用柏拉圖的“理念說”來解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這種解釋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哲學,是很值得懷疑的。在港臺學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會以儒學、佛學為主的中學與以康德哲學為主的西學時,也創造了一套相當有影響的儒學話語系統和中國哲學范式,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臺的一些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心目中,只有一種“西方哲學”,那就是康德的哲學,只有一種“中國哲學”,那就是經由牟宗三詮釋的“陸王心學”。當這代學人飽讀了西學,再把西學來格中學之義時,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一個新典范:以不斷變化著的西方哲學來演繹中國哲學史料,于是,學者們開始談論作為存在主義者的莊子,竟然討論朱熹的“理”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諸如此類的可怪之論。“通過哲學家們對傳統哲學的整理和詮釋,傳統不是愈來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來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學作為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部門,它使人們不是愈來愈親近傳統,而是愈來愈疏遠它。”[7]在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我們面對和處理的無疑是中國的史料,然而對這些史料用西方的種種觀念詮釋時,我們所獲得的所謂中國哲學史,究竟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學科中的運用史,還是中國哲學自身的歷史,我們是靠近了中國哲學的精神,是遠離了她,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8]。
這些苦心經營中國哲學的前輩學者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所創立的范式的影響是深遠的。被譽為韓國東洋哲學第一人的學界前輩柳承國教授在回憶牟宗三、馮友蘭等人的學術影響時說:“他們的影響很大,是當時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不管現在人們對他們的學術如何評價,但可以說,當時比他們更好的沒有了。他們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很大,他們在介紹亞細亞學術文化時所說的,人們是絕對信從。其中,馮友蘭是名聲最高的。”[9]當然,我們并不能指責前輩學者們走錯了路,因為他們作為學科的領路人,同時也是探路者,在無現成的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們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這些前輩學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學術背景,他們從跨文化的視野出發,來探討所謂“中國哲學”問題,在今天看來,他們所苦心經營的“中國哲學”,可以說只是文化際的比較哲學而已。
二、辨惑――中國有無哲學
既然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那么就不免產生這樣的問題:在依傍西方哲學而建立起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10]如果問得再直接一點,可以說,這個問題也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史)呢?”對于這個問題,馮友蘭的態度是,“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國有沒有哲學”為題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12]根據這樣的哲學定義,他認為“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史,當然有悠長的人性活動與創造,亦有理智及觀念的反省說明,豈可說沒有哲學?”[13]馮友蘭與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決這個問題的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或標尺,來“發現”中國的“哲學”;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當然是以“哲學”作為通名來使用為前提的[14]),強調中國哲學相對于西方哲學的特性。這兩種方式都屬于“中國有哲學”的論證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只是各有所側重而已。
在當前中國哲學史界,“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例如,張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來都明確地發問并作了解答。“中國有無哲學”這一涉及學科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界需要重新加以“證明”,加以“澄清”,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在當今的時代,雖然我們從傳統虛無主義的極端中逐漸走出(當然,這種虛無主義仍然很令人感到擔憂和可怕),但業已放松了“強國保種”的生存壓力而可能保有一種平和的文化心態的文化人,則不能不對事實上已經斷裂的文化傳統發自肺腑的悲鳴。如果我們把這種文化情緒稱作文化民族主義,那么它和中國哲學學科之所以發生關聯,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哲學學科在傳續中國文化傳統的功能上的表現令人失望。對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從業者們來說不無諷刺而又應當認真加以關注的是,這樣的批評不僅來自于學科內部,而且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學科的外部,尤其是來自于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人們已習慣將哲學作為文化的核心,習慣于通過對哲學的把握來理解整個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國哲學史未能提供給人們一種有效的通達傳統的路徑。
重提學科問題的第二個背景是中國哲學主體意識的覺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影響至深的一部分人對民族文化的斷裂表現出麻木不仁和幸災樂禍外,我們大多數人都深刻地經歷了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們并不乏“傳薪”之外還要“傳火”的自覺。傳薪,亦即傳學;傳火,亦即傳道。無論是馮友蘭的“闡舊邦以輔新命”[17],還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飄零”心態下主張的“返本開新”,都有著傳道傳火的自覺。然而世事畢竟不盡如人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把哲學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來規范哲學創造與哲學活動的一元化。哲學的發展權成為政治權力的專利和特殊待遇。在當前的中國哲學界,自覺努力實現從哲學史家向哲學家轉變的,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界一種日益多見的理論訴求。和合學、心靈哲學、中國經典解釋學等,都已逐漸浮出水面。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論思維,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已開始得到中國哲學界的確認,而這一點卻對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重提中國哲學學科問題的第三個背景來自于西方哲學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變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黑格爾曾經武斷地斷定中國人的思維是主體“沉陷在客觀的實體里”,是主體與客體的直接合一,因而將中國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學史之外[18]。現代的海德格爾把“哲學”理解為西方傳統上以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和“概念思維”為特征的“形而上學”,而將中國人以“非概念思維”或“詩性思維”為特征的論說系統稱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東方的“思想”,企圖借鑒東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維”的“形而上學”。2001年9月,德里達在他的中國之旅中與中國學者對話,明確地說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19]德里達的說法在許多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國學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如果說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表現,我們可稱之為“哲學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從海德格爾到德里達的這種類似黑格爾的把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的專名使用的方式,同樣激起了中國哲學界的哲學民族主義,雖然德里達聲明:他的說法“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20]。這種哲學民族主義的產生同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期望著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至于中國有沒有哲學,有哲學還是有思想,都需要從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來做出說明。中國哲學界已經厭煩了圍繞著西方哲學的“指揮棒”來轉。現代西方哲學具有活力的創造活動也給中國學人以很大的刺激,他們不僅想學習西方人的哲學或思想,還想進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國哲學或思想也獲得西方哲學或思想那樣的生機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哲學界又開始就“中國有無哲學”問題進行“辨惑”工作。人們大體上仍是結合著普遍性證明和特殊性證明兩種方式來證明中國有哲學的。從普遍性證明出發,人們或者力證中國哲學中有許多與西方哲學有許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給出一個哲學的普遍性定義(這個定義顯然是具有更寬泛的適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證明中國哲學也符合這個定義(這種證明實際上在給出定義時就已經暗含著了)。從特殊性出發,人們認為哲學具有不同的形態,中國哲學具有中國哲學的形態,不能用西方哲學的特殊形式來判定中國有無哲學[21],而中國學人應當重視中國哲學的形態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學的語言和范式[22]。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就意味著中西哲學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不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統,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從事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張士英教授[23]和從事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們的回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能否化解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呢?我個人認為,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機――中國哲學是否可能
中國哲學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表象上看,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解答著眼于過去,即中國“哲學”的“史”。我們向更深層的方向考察,并著眼于現在和未來的話,這個危機可以歸結為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中國哲學能否發展、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三個相互聯結的問題。
首先,既然所謂的“中國哲學”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性錯誤”,我們本來有自己的傳統學術以及傳統的學科分類,那么我們現在還要不要延續這個“錯誤”?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對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馮友蘭先生對這個問題曾提出兩種方案供大家選擇:一是堅持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嚴格地篩選中國義理學史料,而獲得“中國哲學史”;一是不必理會西方哲學,中國義理學我行我素,而獲得“中國義理學史”。[25]當然,能否以義理之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或“思想”的統稱也是成問題的。對于第一種選擇,幾乎成了中國哲學界相當普遍的一種選擇;對于第二種選擇,現今也有人贊同,認為中國沒有“狹義的哲學”,不如稱作“中學”或“中國的古學”。[26]也有學者不贊同此種態度,認為這種“自我放棄、退出、拒絕”“哲學”的做法,“既不合現代學科分類的時宜,亦遷就了西方哲學中心主義”。[27]實際上,當我們按照西方哲學家的指引,以“思想”來定義中國的理論思維時,又不免入“中國有無思想”的窠臼。“思想”在這里又有著特殊的含義,并非我們日常語言所說的“思想”一詞的含義。海德格爾等人“發現”了東方的“思想”對于克治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以及作為后果之一的“科學”或“科技主義”的弊病的意義,“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系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28]中國傳統的復雜性就象西方傳統的復雜性,而海德格爾將東方思想理想化,與我們慣常將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樣,都有著價值取向與解釋維度上的一廂情愿。海德格爾雖然略通老莊,然而對于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中國不僅有“思想”,而且有“哲學”。當然,張祥龍先生主張退出“哲學”,并不等于放棄“哲學”,因為在他看來,這里作為西方哲學專名使用的“哲學”,已經被置換為“思想”了。無論是主張“哲學”,還是主張“思想”,當然無損于中國理論思維的歷史存在,但卻能夠影響到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學科建制、范式和未來發展方向。
陳來教授認為,在馮友蘭提供的兩個選擇之外,事實上人們在實踐著第三個選擇:即理論上認定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而事實上是以中國義理之學為范圍。[29]俞宣孟則否定了馮友蘭給出的兩個選擇,認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哲學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張立文先生主張“根據中國哲學的特點,給(中國)哲學作出自己的規定。”他認為可以這樣來表述中國哲學:“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31]這個定義可能受到朱熹的啟發,《易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朱熹認為,“一陰一陽”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陰一陽者”才是“道”。這個定義與、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輩學人對于哲學的定義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學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學的特殊性,亦即“中國哲學”之為“哲學”的定義。
“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不可能是中國的理論思維,而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在這個學科下得到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面對這個問題,也許較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定于一尊,讓所有人走一條路。我們仍處于探索階段,不妨讓人們各抒己見和各持己見,按自己認定的路走下去,使我們在整體上擁有著開放性和豐富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世人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我們在探索中,逐漸形成新的學術傳統。這樣的傳統或許還不止一個。
其次,無論是用“哲學”還是用“思想”來界定中國人的理論思維,這種形上的思考傳統即使從先秦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其歷史也有將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個傳統,雖然我們對這個傳統有著許多不滿意。這二千余年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財富的形上傳統,能否流入現代之中,成為我們邁向未來的文化資源,取決于中國哲學是否能夠發展,能否展現生命活力。馮友蘭先生很發人深省地提出“照著講”和“接著講”,張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講”。由“照著講”和“接著講”,出現了承續宋明理學的程(二程)朱(熹)道學(也稱程朱理學)、陸(九淵)王(守仁)心學、張(載)王(夫之)氣學三系的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由“自己講”,出現了不限于承續諸子之一家的“和合學”,此外,“新仁學”、“境界哲學”、“心靈哲學”、“現代新墨學”等學派或新的哲學學說已在形成之中。
從中國哲學史學科內部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照著講”、“接著講”和“自己講”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三種“講法”。其中,“自己講”是“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講”,沒有依據傳統而又在回應當代的哲學課題中超越傳統的現代哲學理論作支撐,我們就無法很好地“接著講”和“照著講”。一味向西方尋找理論工具,“接著講”與“照著講”的結果,卻使我們陷于究竟是“接著誰講”和“照著誰講”的迷惑。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實質上說,是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發展力和自身創造性的危機。
再次,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在學科上著重體現為方法論危機。這里所說的“方法論”,是指落實中國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具體操作方法。解決的途徑可能有三條:一是向西方尋找,援西入東,“以夷治夏”。這是人們所慣用的一種方法。例如主張用現象學方法來會通中學的張祥龍很坦率地說出:“我自認還沒有那樣的能力,能夠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讓華夏的古文獻自己說出新話語,獲得當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嘗試讓“中國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條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響,而又復興自己的非形而上學思想的道路。”[33]二是從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中尋找方法,例如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繼承和發展了朱熹的弟子陳淳《北溪字義》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范疇解釋學方法,從范疇分析、范疇與范疇聯結而成的邏輯結構分析入手,來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義蘊。[34]現在“邏輯結構分析法”已成為中國哲學界常用的一種方法。最近張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學者也擅長用“漢學”的方法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走歷史學與文獻學的進路。只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史學研究應當與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否則達不到哲學史應有的深度。[36]湯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國經典解釋學,恢復經典解釋傳統,在“我注六經”中使“六經注我”,從而恢復經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鑒中西和會通中西中,可能出現的新的創新性的哲學方法。同樣,我們對此三條路也應抱有一種多元開放的態度,分頭探索。三種道路無疑都會各有短長,各有所蔽,但卻可以為我們提更多的選擇。
四、展望――中國哲學的生生之路
“危機”往往與“機遇”和“轉機”相連。中國哲學能否通過在化解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的機遇中,出現某種好的轉機呢?
首先,關于哲學還是思想。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究竟有無哲學,或者中國究竟是有哲學,還是有思想,不僅僅限于一個學術爭論的話題,還是一個話語權力的問題。在西方哲學和文化居于全球優勢地位或強勢地位時,中國學者的聲音往往湮沒在西方哲學家的斷言之中,西方哲學家的意見很快地全球化為普遍性的主張。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或許不必執著于哲學抑或思想的爭論。就學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學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與東方文化相遇而產生的一個“錯誤”,但“哲學”已成為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共名”,人們已經習慣于不僅用它來標示西方的哲學,而且來表示世界各文明體中的相應的內容。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現在東、西方哲學界所應做的,應該是自覺地從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實出發,來重新界定“哲學”的內涵,以使“哲學”這一共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宗教學界,“中國有無宗教”成了類似的學術訟案。一些西方學者堅持從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發,認定中國沒有宗教,而只有哲學(這回倒是承認中國有哲學了)。西方宗教學家依據于基督教經驗的宗教概念,無法涵蓋諸如佛教這樣的東方宗教,然而把諸如佛教等東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顯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學家積極修正他們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夠涵蓋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學界也應該積極地向西方宗教學界學習,改變自身的固執姿態,改變局限于西方文化經驗的狹隘性。就中國哲學學科而言,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來界定哲學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來確定中國哲學的概念。
其次,關于中學與西學。就學科范式、方法和話語系統方面來說,中國哲學學科先天地就與西方哲學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因而如何處理中西哲學的關系,就成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保持一種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們可以繼續用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文本,也可以“在參照西方哲學和相對獨立發展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38],試圖“找到一條比較靠近中學,借鑒而不依傍西學的理解之路,從而架起傳統與現代的智慧橋梁”。[39]在這里,我們切忌范式的單一化。
同時,在我們著手以某種現成范式去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反思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反思這種范式能否兌現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前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可以完全拋開解答“中國有無哲學”的比較哲學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嘗試確立中國哲學作為世界多元哲學之一元的獨立性,使中國傳統哲學作為一種有特性從而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進入現代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史家們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語言和思維,去向現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因此,探索主要依據中國哲學自身的資源來建立中國哲學的學科范式和話語系統,是更為基礎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學之間,一些學者還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從目前學界的實踐來看,這種會通帶有強烈的單面性,即總體上是以西方哲學來輔助理解中國哲學,并且是讓中國學界通過西方哲學來理解中國哲學,而不是使西方學界通過這種會通來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也許一些學者的本意在于為中西哲學找到一個具有共同點的對話平臺,然而西方哲學界又有幾人能夠讀懂漢語哲學界的文本,又有幾個重視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的論說?令中國哲學界尷尬的是,似乎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出發反而無法理解中國哲學的意蘊,要想理解中國哲學,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學。在今后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會通中,我們可以繼續這種“以西解中”的事業,但不要輕易地、武斷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們的確是無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語言和語境中去,但我們仍然可以用現代的中文語言和中國語境去重新解讀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國哲學的世界化問題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來詮釋中國哲學只能是讓西方學者初步了解中國哲學的“便宜法門”,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那么他就必須學漢語,通古文,設身處地地試圖用中國傳統思維來進行思考,以圖理解中國的古典文本。
再次,關于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海德格爾并不是一個漢學家或中國哲學史專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像叔本華一樣對中國哲學進行解說以建立某種意義體系,也不妨礙他把中國哲學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發揮。關鍵之處在于無論是叔本華還是海德格爾,無論他們如何憧憬東方,都能“援東入西”,并能夠“化東為西”,在借鑒和融會中繼續西方哲學的傳統或形成新的哲學傳統。中國哲學界無疑有許多東西要向西方哲學界學習,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還是努力培養西方哲學界那種活躍的創造力,相較而言,近幾十年的中國哲學仿佛是犯了“貧血癥”,自我更新和自我調節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國哲學的繼續發展,曾經是許多中國哲學大師對于未來的期望。例如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的《結論》中都做過充滿期待的展望。張岱年說:“西洋哲學及其方法已輸入了中國,人們雖一時不免為西洋哲學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學的呼聲已可以聽到,我們可以期待著一個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學燦爛的情形之到來。”[40]這些話雖寫于前一個世紀的上半葉,但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來說,仍具有著昭示作用。從最近的情況來看,中國哲學界的情況似乎有了好的轉機,一些主要依據于中國傳統哲學資源的新的“中國哲學”開始漸漸由潛入顯,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中國哲學界的努力,中國傳統哲學必將獲得她的當代形態,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告,一個中國本土哲學自主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41]或許哲學界將來從學科上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將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相同的學科。“中國哲學”指中國當代的哲學,它既包括當代的“中國的哲學”,也包括“哲學在中國”,而且是“哲學在當代中國”。“中國哲學史”則是關于從傳統到現當代的中國哲學的歷史。或許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將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范式和傳統具有相當重要影響的,很可能就來自于當代的“中國哲學”。只有這樣,我們也才能把“哲學史”變成“當代史”,也只有在開發和利用中,使歷史上的中國哲學由可能的文化資源,成為現實的文化資源。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從當前的整個中國學界來看,人們無論是從研究傳統上還是從學術心態上都還未對中國傳統哲學獲得其當代形態而成為“中國哲學”做好準備。
注釋:
[1]本文參閱了知識社會學的相關成果,如(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利》,三聯書店,1999年3月版;(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魯旭東譯:《局外人看科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國傳統哲學以及中國傳統哲學在當代的繼續發展的意義使用“中國哲學”一詞。
[3]:《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同上。
[4]關于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學科的典范意義,請參閱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已有詳論。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頁。
[6]可參閱拙文:《理一分殊新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作者自序。
[8]參閱景海峰:《學科創制過程中的馮友蘭――兼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開放時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國教授訪談錄》,《原道》第7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見《東亞文化研究》第1輯,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審查報告二》,《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4頁。
[12]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頁。
[13]同上書,第4頁。
[14]同上書,第1頁。
[15]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16]李錦全、馮達文主編:《中國哲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馮友蘭先生于1988年2月寫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掛在書房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見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第十五章《〈中國哲學史新編〉與馮友蘭的終極關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頁。
[18][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99頁。
[19]《是哲學,還是思想――王元化談與德里達對話》,《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國哲學初步》導論。
[22]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三章“本體論與中國哲學的道”。
[23]張士英:《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書,跋。
[25]請參閱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附錄《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
[26]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第190頁。
[27]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譯文轉引自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526頁。
[29]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第355頁。
[30]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122頁。
[31]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32]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
[33]同上書,第307頁。
[34]一些學者誤以為范疇解釋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學,實質上是不了解中國的范疇解釋傳統。參見俞學孟:《本體論研究》,第123-124頁。
[35]張立文:《和合方法的詮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史學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1997年7月31日。
[37]請參見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波蘭)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沒有上帝》“寫作緣起”,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曉:《在借鑒中深化對中國哲學的認識》,《光明日報》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1.1臨床資料
選取2010年10月-2011年10月于我院就診的32例患有急腹癥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7例,女15例,年齡16-71歲,平均年齡(40.3±11.7)歲。全部患者均經過病理檢查及手術證實確診,所有患者均伴局限性或彌漫性腹膜炎,均有手術探查指征,經術前實驗室檢查、彩超、CT等檢查,術前明確診斷26例(81.25%),術前診斷不明而有探查指征6例(18.75%)。在32例患者中,術后證實22例患者急性結石性膽囊炎,其中18例膽囊頸部結石嵌頓。5例上化道潰瘍穿孔合并彌漫性腹膜炎;2例急性壞疽性闌尾炎合并穿孔;1例腹部刀刺傷;2例胃十二指潰瘍穿孔。
1.2手術方法
均全麻,術前置胃管及尿管,臍周小切口采用開放法穿刺1OmmTrocar(嵌頓疝手術時腔鏡由疝頸部進入腹腔),建立人工氣腹,壓力維持8~13mmHg,腹腔鏡環視腹腔,術中循循序探查膽囊、肝、結腸、胃、小腸、闌尾、十二脂腸、及盆腔有無積液和病變等,探查應全面,避免漏診;在無開腹手術精細觸覺的情況下,易遺漏后位器官或腹膜間位、部分腹內臟器病變。對于體檢、病史高度懷疑的部位存普遍探查的基礎上應重點探查,特別術中診斷與術前診斷不符者,不要只滿足于一種臨床診斷,要考慮是否有多種原發病,必要時應及時中轉開腹進一步探查[1]。中轉開腹只是手術治療手段由首選向次選的轉變,并非手術失敗[2]。探查明確診斷后,根據病灶位置選擇2~4個操作孔,上腹部病變則在劍突下和右側肋緣下建立lOmm和5mm操作孔;下腹部病變可在麥氏點下方和左下腹建立5mm和10mm操作孔,插入操作鉗進行操作。如果術中腹腔內污染較重,則先吸引和沖洗,術畢用大量生理鹽水和加入抗生素的藥液反復沖洗腹腔,以減少術后引流量及毒素吸收所致的不良后果。
2結果
32例急腹癥患者在腹腔鏡下明確診斷,確診率100%。28例在腹腔鏡下順利完成治療(87.5%),4例中轉開腹。其中2例胃竇癌穿孔因鏡下操作困難中轉開腹行遠端胃癌根治術;2例術前腹部增強CT明確診斷為腸系膜上動脈的一支回腸動脈栓塞,腹腔鏡探查見栓塞血管供血的腸段活力尚可,無需行病變腸段切除,開腹行動脈切開取栓。術后無并發癥發生及圍手術期死亡病例。
最新本科畢業論文致謝詞
彈指一揮間,大學四年已經接近了尾聲。當自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這篇畢業論文的時候,自己也從當年一個從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變成了一個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幾年的求學生涯,雖然只是一個本科畢業,但也實屬不容易。首先,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就不是一個小數目,這當然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農民,沒有他們的勤勤懇懇和細心安排,我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學生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經濟學第二專業的學習。當然,一個農民家庭要同時供兩個大學生上學,沒有別人的幫助和接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要感謝那些在我求學時對我經濟和精神上幫助的親戚、朋友、老師和同學們,我的生活因你們而精彩和充實。
華中科技大學,這里嚴謹的學風、優美的校園環境使我大學四年過的很充實和愉快。我第一學期是在哲學系度過的。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里,我有幸和許多優秀的同學一起學習,聽睿智的哲學老師講授哲學。后來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時沖動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離開了哲學系,離開了親愛的哲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時光,但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尤其是對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導。這些有用的東西一直對我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我相信,這些東西將伴隨我走完整個人生的道路。現在回想起在哲學班的日子,還是那么的溫馨和愜意,我不能不感謝當時哲學班的每一位同學和老師,跟你們在一起學習、生活,那真是其樂融融,妙不可言!
本科論文致謝詞
致謝論文
在本篇論文完成的同時,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XX老師。在X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的論文才能如此順利的完成。并且得到了其他老師的肯定。在本篇論文的完成過程中,X老師對我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指導意見,細心地和我講解論文中出現的問題,給予專業上的指導,信心上的鼓勵。我能順利完成本篇論文和老師的認真指導和辛苦的批改是分不開的,在此我由衷論文寫作的向X老師表示感謝。
同時我也要感謝學校和學校的領導給我們創造的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能夠在良好的氛圍中完成論文。感謝同學和家人在這期間的大力支持。
畢業論文致謝詞范文
致謝
本研究及學位論文是在我的導師鄭建立副教授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完成的。他嚴肅的科學態度,嚴謹的治學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深深地感染和激勵著我。從課題的選擇到項目的最終完成,鄭老師都始終給予我細心的指導和不懈的支持。兩年多來,鄭原創文秘網站:文秘知音教授不僅在學業上給我以精心指導,同時還在思想、生活上給我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在此謹向鄭老師致以誠摯的謝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還要感謝在一起愉快的度過研究生生活的電工樓105各位同門,正是由于你們的幫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個一個的困難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順利完成。特別感謝我的師妹葉秋香同學,她對本課題做了不少工作,給予我不少的幫助。
在論文即將完成之際,我的心情無法平靜,從開始進入課題到論文的順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師長、同學、朋友給了我無言的幫助,在這里請接受我誠摯的謝意!最后我還要感謝培養我長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謝謝你們!
最新本科畢業論文致謝詞
彈指一揮間,大學四年已經接近了尾聲。當自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這篇畢業論文的時候,自己也從當年一個從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變成了一個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幾年的求學生涯,雖然只是一個本科畢業,但也實屬不容易。首先,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就不是一個小數目,這當然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農民,沒有他們的勤勤懇懇和細心安排,我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學生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經濟學第二專業的學習。當然,一個農民家庭要同時供兩個大學生上學,沒有別人的幫助和接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要感謝那些在我求學時對我經濟和精神上幫助的親戚、朋友、老師和同學們,我的生活因你們而精彩和充實。
華中科技大學,這里嚴謹的學風、優美的校園環境使我大學四年過的很充實和愉快。我第一學期是在哲學系度過的。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里,我有幸和許多優秀的同學一起學習,聽睿智的哲學老師講授哲學。后來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時沖動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離開了哲學系,離開了親愛的哲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時光,但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尤其是對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導。這些有用的東西一直對我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我相信,這些東西將伴隨我走完整個人生的道路。現在回想起在哲學班的日子,還是那么的溫馨和愜意,我不能不感謝當時哲學班的每一位同學和老師,跟你們在一起學習、生活,那真是其樂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學期,我轉專業來到了一個新集體,開始了新的專業。雖然老師和同學都是新的,專業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種來自老師和同學們的熱情和融洽!這對我融入新環境,對新專業產生興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師更是讓我難忘,他們嚴謹的學術態度,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篇論文構思和寫作過程,我的論文指導老師王國華教授,對我論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沒,王老師每次給我的疑問給予細心的解答并給出寫作建議,對我的論文進行細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論文結構一步一步的完善,內容日趨豐滿。沒有王老師的細心指導,這篇論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書到用時方恨少,在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還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學習不止,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學習和完善的過程,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本科論文致謝詞范文
本論文是在我的導師XXX教授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完成的。他嚴謹的科學態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誨人不倦的高尚師德,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崇高風范,樸實無華、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和激勵著我。從課題的選擇到項目的最終完成,X老師都始終給予我細心的指導和不懈的支持,在此謹向X老師致以誠摯的謝意和崇高的敬意。
感謝XX學院的老師對我的教育培養。他們細心指導我的學習,在此,我要向諸位老師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謝給我提供參考文獻的學者們,謝謝他們給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獻,使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有了參考的依據。
(一)確立科學的論文寫作理念
馬哲認為,矛盾既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源泉,也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這就啟示人們,論文寫作作為一個針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問題而試圖對其給出科學認識或合理解決問題的活動,無疑須將“及時發現問題、深刻揭示問題和完美解決問題”視為寫作者應該確立的寫作理念。該理念表明,論文寫作既要正視和分析問題,更應探索問題的妥善解決方式,因為任何不能在及時發現和揭示問題的基礎上去完美解決問題的論文寫作,即使它創造性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及規律,但如果此寫作活動只是片面地追求合規律性的科技價值而不追求合目的性的人文價值,該寫作活動就會因背離了“在發現和解決問題中促進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這一寫作的真實追求,而難以成為人們普遍認可和欣賞的高質量論文。
(二)提供必要的論文寫作方法
論文寫作方法是為完成論文寫作目標所采用的方式或程序。在論文寫作中,盡管寫作者會采用一些具體的寫作方法譬如分析與綜合、想象等,但由于一些作者受形而上學思維的影響,這些方法在寫作中的運用往往呈現出單一化或固定化的傾向。而馬哲思維強調用整體、聯系、系統和變化發展的視野來對待寫作,可以為寫作者提供必要的寫作方法。
(三)指明具體的論文寫作路徑
首先,馬哲的唯實思維和辯證思維為論文寫作指明了寫作的前提和基礎──實事求是,也指明了寫作的根本方法——辯證思維方法。唯實思維提醒人們,論文寫作只有在尊重論文創作基本條件的基礎上,才能得以順利展開。辯證思維則告訴人們,論文寫作只有運用辯證思維,突破單一性,實現多樣性,突破孤立性,實現整體性,才能達到寫作目的。其次,馬哲的實踐思維為人們標識出了一條“在寫作實踐與寫作計劃辯證關系的展開中完成寫作”的路徑。論文寫作是一個“寫作實踐—寫作計劃—寫作實踐”多次反復的過程,人們只有沿著這一寫作路徑,才能逐漸接近寫作目標。
(四)激發積極的論文寫作精神
首先,馬哲的實踐思維和唯實思維,能夠讓論文寫作者在尊重實踐的基礎上擁有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寫作精神,使寫作者避免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和臆想之中。其次,馬哲的矛盾思維能讓論文寫作者在承認、分析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擁有尋根究底、勇對困難的開拓精神,使寫作者能夠把那些人們不大追究的問題作為“問題”進行大膽的懷疑和追問,為設計新的寫作方案找到突破口。最后,馬哲的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能讓寫作者擁有對其寫作的前提、基礎、方法、過程或結論等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寫作者以獨立思考取代人云亦云、以自主建構取代依葫蘆畫瓢所必需的。
(五)促成有獨創的論文寫作成果
馬哲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哲學,其思維特征與致力于形成獨創性學術理論成果的論文寫作,在尊重實踐、注重批判及反思等方面是一致的,這使得馬哲思維一旦融入論文寫作中,就會讓寫作者在立足實踐的同時,一方面能夠展現自覺進取的意識和追求卓越的價值取向,將自己置于寫作主體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夠以實事求是、批判反思的態度去盡力發揮其作為寫作主體的創新能動性,使論文寫作目標由可能變為現實。這對于提升論文寫作者的能動性并促其形成富有獨創性的論文成果,無疑具有現實的積極影響。
大學生論文寫作中的哲學思維缺失狀況分析
為了解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的馬哲思維運用狀況,筆者經過對湖南理工學院365名大學生的論文分析及問卷調查,發現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馬哲思維貧困”的現象,馬哲思維的缺失狀況令人擔憂。
(一)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缺失程度較大
實踐思維、唯實思維、辯證思維、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是五種常見的馬哲思維。為測定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這五種思維的程度,筆者將它們被運用的程度設定為四個可參考的項,即“運用很充分”“運用比較充分”“運用不大充分”“運用毫不充分”,并分別記4、3、2、1分。按照這種方法對大學生論文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這五種馬哲思維在論文中運用程度的平均數值分別為2.89、2.90、3.08、1.10、1.00,其均值大多處于1分至3分之間。這說明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而且馬哲思維的運用程度都欠充分。
(二)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有效的馬哲思維教育
筆者在問卷調查中給每一個影響馬哲思維教育的因素子項列出了四個可選答的項“很認可”“比較認可”“有點認可”“不認可”,并分別記4、3、2、1分。調查結果顯示,影響馬哲思維有效教育的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列,依次體現為:(1)教師因素,包括馬哲思維教育內容缺乏,馬哲思維教育方法不當,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脫節等,影響均值為3.54分;(2)學生因素,包括學習馬哲思維無興趣,不用心把握馬哲思維,不主動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馬哲思維等,影響均值為3.52分;(3)學校因素,如不重視馬哲思維教育在論文寫作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影響均值為3.39分。如果各因素分值在3分以上的為影響大,4分以上的為影響很大,那么可以看出,這三大影響因素的均值都處于影響大和影響很大之間,說明教師、學生、學校都是影響馬哲思維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這就告訴我們,如果馬哲教師只是一味強化其教育的德育功能而疏忽其論文寫作的教育功能,或者大學生學習馬哲思維態度不積極,或者高校不善于處理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之間的關系,那么都將極大削弱馬哲思維教育培養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功效。
以提升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為導向的培養對策
上述調查結果表明,培養大學生的馬哲思維以提升其論文寫作能力,對于高校來說,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經告誡人們:“哲學思維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2]465問題是,我們在加強馬哲思維教學的同時,切忌泛泛而談,而須在培養內容和培養方法上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
(一)有針對性地安排馬哲思維培養內容
這主要是針對一些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的諸如自以為是、探究問題能力不足、滿足于即時求解等問題,借助相關的馬哲思維教學,讓大學生把握論文寫作的技巧。其一,學會對論文寫作的正本清源。馬哲的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主張人的思維必須與客觀實際保持一致,并且強調實踐是認識產生和發展的唯一活水源頭,為人們寫作論文給出了“本”“源”問題上的答案。所以,在馬哲教學中,教師要注重揭示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的科學性、客觀基礎和必要性,引導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尊重客觀實際和實踐,自覺摒棄神秘主義、先驗主義和經驗主義,以確保自己的寫作活動能夠立于可靠之本、始于本來之源。其二,擅長對論文寫作對象的窮根究底,即將寫作對象所涉及的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或第一原因發掘出來,以促進問題的有效解決。為此,教師可以運用馬哲的辯證思維,如整體思維、聯系思維和矛盾思維啟發學生。其三,在論文寫作中展示具體理性。為了幫助大學生揭示論文寫作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教師應特別向大學生闡明馬哲在揭示自然界、人的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時是如何運用“從抽象到具體”這一辯證邏輯思維的,使大學生面對論文寫作對象時能夠從對該對象的感性認識出發,經抽象思維,形成對其某一特性的簡單理性認識,再通過拓展和深化,達到對該對象諸多特性乃至本質或規律的復雜理性認識。實踐證明,大學生只有經常接受辯證邏輯思維的訓練,其在論文寫作中才能不為細枝末節所惑,而在反復的思維訓練中求解出寫作對象的本質與規律。其四,精于對論文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教育學生敢于對參考文獻予以理性的質疑和評判,既善于發現其不足,又要確保其合理性,使大學生自覺擺脫落后觀念的束縛,培養其運用參考文獻的能力。而為了培養大學生的這一能力,教師有必要向他們闡釋馬哲是如何運用實踐的武器對唯心主義、舊唯物主義等哲學思想進行深刻批判的,使他們在領悟馬哲的卓越批判能力之后,也能精于對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其五,反思。對基于批判他人文獻而形成的論文,作者要進行合規律與合目的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以進一步完善論文思想。
【關鍵詞】編校質量 服裝類科技期刊 編輯質量控制 編輯質量
引言
服裝類科技期刊是我國科技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當代服裝科技信息的主要載體之一,同時也是傳播服裝新理論、新技術、新知識及新方法,推動服裝學科發展的重要媒介。隨著服裝科技的飛速發展和我國期刊業的繁榮,提高期刊的質量成為服裝類科技期刊發展的首要問題。編輯和校對是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編輯質量把關的重要環節,加強編校質量控制對提高服裝類科技期刊整體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針對目前國內期刊在編校質量中存在的諸多問題[1-7],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對影響編校質量的因素加以控制管理,切實提高服裝類科技期刊編校質量,是服裝類期刊編輯工作者在提高期刊質量的過程中必須加以研究的課題。
本文研究國內服裝類科技期刊編校質量的現狀,分析服裝類科技期刊編校質量的影響因素,并結合服裝類科技期刊的特點和編校質量的特點,提出提高編校質量的控制措施,構建服裝類科技期刊的質量控制方案。
一、存在的問題
(一)摘要不規范
科技論文有固定的格式,坐著的中文摘要沒有按照目的、方法、結果、結論這四個方面寫,經常缺少一項或兩項,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沒有目的或沒有結果和結論,或目的不明確,所答非所問;英文摘要中英文單詞拼寫有錯,人名拼寫錯誤較多。出現了頓號,省略號等。在摘要中使用了評價性語句,不符合摘要的編寫規范。
(二)論文題目出錯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即使是只有區區20個字內的論文題目,也可能發生差錯。出現正文和頁眉的題目不一致的問題,這是由于論文的題目編輯改了,但由于疏忽大意,頁眉和目錄中卻忘改了。在校對環節,因目錄校對看似簡單易卻被忽視未能及時發現問題。
(三)“改”出來的麻煩
1.對有些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地方直接就在稿子中改正了,并不是將有疑問的地方借助字典或專業書籍、工具書查找,結果往往是將原本正確的地方改錯了。
2.在服裝類科技期刊中,有作者題目、姓名的地方一共有四處:中英文目錄、文章的首頁、論文最后的英文摘要。在文章的編排過程中,有作者提出要換文章的第一作者,還有經過作者的校對后認為原先的論文題目不能很好地表達文章的中心思想提出要換論文的題目,所以編輯或校對在改題目和作者的時候只改了文章的首頁,別的地方就忘記改正了。
(四)為換取版式好看而隨意刪減內容
編輯在上文章的頁碼時,有的稿件留有少半頁,為了將其刪成整頁,不惜將原文的結束語刪減或者干脆去掉,使文章虎頭蛇尾,沒有很好地表達作者原先的意圖。而對有些結構嚴謹,言簡意賅的文章,編輯為了湊足整頁碼,刪去了不該刪削的重要的文字部分。
(五)英文翻譯問題多
英文摘要的翻譯一直是作者頭疼的問題。英文摘要沒有按被動語態翻譯,整篇摘要和中文不是一對一對應的關系,而是想怎么翻就怎么翻,使編輯看后不知作者表達的意思。而且英文摘要中還出現了頓號、省略號等低級錯誤。時態用法錯誤,前后時態不一致等。
硫酸紙的校對是服裝類科技期刊編校工作者在付印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就是這最后一道工序,不少編輯特別往往認為是在盡心,發現了問題,怕麻煩總認為反正也沒人看,小問題能不改的盡量不改,實在是有大問題了才不得已去改。
(七)編校知識與技能的缺乏
就編校工作而言,編校者的素質,校對的方法、技巧選擇,與校對效率、質量密不可分。據調查所知,服裝類科技期刊的編校工作大都是編輯兼校對,合二為一。編輯做校對工作純屬一種自發的憑感覺的行為,他們不懂校對理論,缺乏校對知識,難得有正確的校對方式方法,更不要說校對的技巧了。對于編齡不長的編輯,還缺少校對的實踐經驗學術期刊編校技術性差錯剖析[8-9]它將不同程度地影響和制約服裝類科技的期刊編校質量和效率。
二、解決措施
(一)堅持編輯培訓,提高編輯的綜合素質
樹立終身學習的思想,活到老學到老。隨著我國出版的重大改革,一些編輯方面的知識也在更新。新聞出版局規定從事出版行業的人員必須每年學習72小時,否則不能續領責任編輯證,新頒布的GB/T15834-2011《標點符號用法》就是明顯的例子,作為編輯,就要不斷的充實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編輯這個職業不是誰來都能干的,要有一定的時間積累,要的就是經驗,別人容易出錯的地方,自己不出錯,新編輯編的稿子一眼就能看到出現的問題或新編輯沒有發現的問題。
(二)實行編校合一方式
服裝類科技期刊的編輯,編校合一可以消除編輯加工的不足,既可以校異同,又可以校“是”、“非”。校對人員在校對稿子時可以及時發現編輯在編輯稿子時的疏漏和錯誤,提高文章的質量。技術編輯在校對時可以發現編輯在圖的處理時不容易看出的錯誤。如在圖中字母的大小寫、黑斜體、圖中字號的大小等。排版人員在校對時可以發現文中的背題、轉行錯誤以及字號的錯誤等。
(三)利用現代通訊設備,提高編校質量
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的不斷普及,編輯和作者之間的聯系不再是以前靠郵局郵寄稿件,而是通過E-mail和QQ等現代化工具,可以很方便地聯系到作者,甚至可以遠程視頻通話,可以和作者實時溝通,節約了時間,提高了效率。文章在付印以前要作者進行校對,由于現在的很多作者都是外地作者,由于不能面對面地進行校對,所以只能將校樣發給作者進行校對。尤其對于數學稿件,由于計算機版本的不同,發給作者的校樣有的打不開,有的是亂碼,這就要求編輯熟悉軟件,給作者發校樣需知,告訴作者校對的程序以及如何在PDF上如何修改,對不會使用軟件的作者,告訴作者如何寫修改說明,這樣就可以將錯誤降到最低。
通過培訓提高編輯的整體素質。鼓勵編輯參加本專業的國內、國際會議,了解自己所負責的學科的前沿在哪里。鼓勵編輯參加有關編輯出版方面的培訓,熟悉編輯方面的法律、法規,熟悉和掌握行業的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標點符號的用法、量和單位的使用等。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新來的編輯要求持證上崗,盡快適應崗位。
(五)建立文章審查檔案,配以適當的獎懲制度
編輯部在接到讀者的稿件時應該用學術不端檢測軟件對稿件進行檢測,對存在抄襲的文章應堅決退稿并將作者列入本編輯的黑名單里。編輯部領導應該對期刊的編校質量質量進行原稿編輯審查、清樣審查、復印前審查的制度,促進期刊的良性發展。檢查方式可以定期審讀與不定期抽查相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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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學校,一方面學生要撰寫畢業論文,另一方面指導教師要通過撰寫科技論文來達到交流科技成果與推動科技發展的目的,因此論文寫作能力就成為論文撰寫的關鍵。從目前國內高校教師的任職經歷來看,大多數教師撰寫科技論文的能力是通過自學、模仿或導師指導的方式而訓練獲得的。這種形式的能力訓練突出的是自我學習和總結。作為一種科技交流,科技論文的寫作有其自身的要求與特點,比如論文的框架組成、描述的用詞與語句安排、圖表與文字的搭配等等,都有著與其他語言作品顯著的差別,而這方面的能力如果通過專門的訓練會取得顯著提高。目前能撰寫外文科技論文(特別是英文)已成為對高校教師的一個基本要求。但通過初步調查可以發現,我國高校在英文科技論文寫作培訓方面還沒有固定的機構或者組織,且已有的培訓多注重形式,沒有考慮到實踐可行性,更沒有可持續性的規劃與實施思路。[3]最近幾年,由于職稱評定或者考核的要求,高校教師在教學、科研的同時,還需要發表足夠數量的科技論文,這種要求可能導致出現論文重復發表、抄襲、數據造假等學術不端。雖然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論文寫作的系統培訓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國外大學寫作培訓項目中,通常會安排專門的課程來討論如何分辨重復發表、抄襲等行為,從而避免出現因疏忽而引發的不良影響。對比美國科羅拉多州礦業大學(CSM)的語言培訓項目可以發現,其培訓內容主要包括:如何撰寫論文(包括學生畢業論文、科技論文、研究報告等)、論文的語法與表達、對英語是第二語言人員(ESL)的語言培訓、論文相關的倫理與道德等。而國內寫作培訓的主要內容是:科技論文的寫作方法、英文科技論文的寫作、畢業論文的寫作、論文學術規范知識。另外,CSM寫作項目的初衷與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的交流能力,從而在職業發展過程中更具競爭力、更有自信、更易成功,并最終取得更高職位從而影響他們所從事的領域甚至是整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看,開展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目的明確、意義重大。
二、寫作培訓的形式與方法
當前國內高校開展的寫作培訓項目還比較少,盡管教育部全國高校教師網絡培訓中心推出了在線培訓課程,但課程只針對教師,且無法系統考慮寫作培訓目的,因此對比美國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探討適合國內高校的寫作培訓形式與方法尤為重要。作為一種能力培訓,講授與訓練必須相結合方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培訓首先應該明確培訓的目的,根據目的制定培訓課程大綱。可以通過集中討論授課、集中專題討論(針對某一方面開展專題研討,如針對論文用詞、語法和表達等)、分散教學討論(針對某問題所涉及小群體開展的討論)等形式進行培訓。另外,還可以開展基于網絡的在線培訓。從實踐情況來看,網絡在線培訓具有方便、靈活等優點,但也存在針對性差、不能起到積極督促作用等缺點,因此建議綜合這兩種模式,開展面授討論與網上在線培訓相結合的培訓形式,以達到高校教師寫作(包括學生寫作)能力培訓之目的。在具體培訓方法方面,由于培訓對象多數已具備科技論文寫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培訓以理論方法為輔,實例討論教學為主,并結合培訓進展以及教師正在準備的論文進行實際訓練點評,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由于培訓內容涉及的面較廣,因此針對不同內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科技論文倫理道德培訓方面,除了討論辨別重復、抄襲的技術定義與方法外,更需要結合實例,辨明可能出現的學術不端等行為。另外,對學術不端涉及的法律、規范方面要做出解釋,培養良好、嚴謹的治學與研究操守,這也是我國科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三、寫作培訓機構或平臺
1.培訓機構高校寫作培訓項目的重要性毋庸贅言,但如何去實施、如何保證實施的效果則還需要軟硬件方面的保障。從國內多數高校的實際情況來看,都已經具備開展寫作培訓的條件,特別是有外語系或學院的高校,都已具備了培訓所需的基本師資力量。但作為一項系統培訓工程項目,建立相應的培訓組織機構非常必要。[4,5]在CSM,寫作培訓是由人文科學與國際研究系來承擔的,在美國的其他高校也基本是由語言與人文學科系來承擔寫作培訓項目。通常情況下,培訓機構有專門的工作人員,但多數人員都是兼職工作。培訓機構有自己的辦公室與培訓場地,機構運行所需費用來源于學校撥款和社會捐贈。2.人員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包括專職人員、兼職人員、志愿者以及特聘的專家。人員數量根據學校規模不同從3~5人到十余人不等。專職的工作人員通常具有文學、語言學、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碩士或博士學位,并具有多年從事培訓的經驗。可以看出,國外高校對寫作培訓人員有很高的要求,以確保在用詞、語法、表達方面的準確性。在我國,培訓人員多由有中文語言學和英文語言學、文學等專業背景,同時兼顧科技專業背景的教師組成。除了安排固定的培訓教師,還可以根據不同的培訓內容聘請校內外的專家進行講座或討論,特別是可以聘請國外的專家,開展英文科技論文撰寫的講座。3.網站網站是現代社會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也離不開網站的建設與支持。培訓機構的網站通常掛靠在所在學校的院系下面,主要作為兩個方面的平臺:信息平臺與培訓平臺。信息平臺用于介紹機構、培訓科目的設置、培訓人員組成,以及培訓信息等。培訓平臺更多是一種交流平臺,提供在線培訓課程、培訓相關資料,以及培訓教師與學員之間的問題交流。從CSM多年的培訓經驗來看,寫作培訓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了非常好的能力訓練,這與學校的重視、培訓教師的認真負責是分不開的。培訓機構印刷了大量的培訓資料,并免費發放給學員。同時,培訓機構與其他高校的培訓機構也建立了多方合作關系,以保證新思想、新技術與新方法的快速推廣應用。
1、《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
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共同資助,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主辦。核心庫的來源期刊經過嚴格的評選,是各學科領域中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擴展庫的來源期刊也經過大范圍的遴選,是我國各學科領域較優秀的期刊。學科范圍:理、工、農、林、醫及管理科學。來源期刊表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庫期刊:645種(以*號為標記);擴展庫期刊:351種。該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推選人、自然基金委資助項目后期績效評估等指定查詢庫;自然基金委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查詢庫。
2、《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
由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主辦。收錄中文科技核心期刊1200多種。學科范圍:自然科學領域各個專業。該數據中心每年根據數據庫論文收錄數量國內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及各單位、各部門科技排名情況。我校科技處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學論文分類標準”中理工類中文期刊即參考了該數據庫收錄核心刊情況。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主持編纂。收錄中文核心期刊1571種。學科范圍: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個專業領域,分屬七大編75個學科類目:第一編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第二編經濟第;三編文化、教育;第四編自然科學;第五編醫藥、衛生;第六編農業科學;第七編工業技術。每種核心期刊均有詳細的書目信息和對期刊內容的簡單介紹。該“核心刊目錄”綜合性強,在高校范圍內影響很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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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科學技術倫理學在中國經歷了從引進、萌生到發育、成長的過程,己經成為一門有較高關注度的“顯學”,但同時也提出了許多有待商討的問題。一般而言,有爭議、有不同見解有利于新興學科的發展。當前,為了推進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健康發展,應當積極開展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元研究,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進行有效的交流、對話,盡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異。本文僅就三個基礎性問題陳述我們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關系
由對中國知網(cnki.net)中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搜索可知,“科學倫理學’|1]121、“技術倫理學”131、“科學技術倫理學”(含“科技倫理學”)141這三個術語,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現的時間分別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幾年的學術討論中,有學者提出,科學是價值中性的,不存在倫理問題,因此“科學倫理學”這個術語是不能成立的。還有的學者認為,以基礎學科為核心的“科學“其倫理性不足,探討其中的倫理問題似無必要”151,只能以“科學技術倫理學”之名進行相關的倫理學研究。
這里,涉及一個科學是否存在“倫理性”或“倫理維度’的問題。如果我們認同“倫理”是指處理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界相互關系所應當遵循的道理和規則,那么科學活動也必然存在著日漸復雜且不可回避的倫理問題。很顯然,人們對“科學倫理”問題是不能視而不見的,科學倫理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一門學科也有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就研究內容而言,科學技術倫理研究在總體上有兩種思路:一是綜合式研究,即以科學技術整體的倫理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別以科學的倫理問題、技術的倫理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結為科學技術倫理學,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別集結為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
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轉化為科學技術倫理、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三者的關系,甚至可以歸結為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三者的關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學技術與科學、技術之間存在著包容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與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之間存在著包容關系,科學技術倫理學與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當然也應當存在著包容關系。因此,我們討論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就可以轉化為重點討論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之間的關系問題。
1982年陳昌曙發表《科學與技術的差異和統一》161—文,對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闡釋。此文被視為中國學者研究技術哲學的始點。此后,還有一些學者著文討論科學與技術的差異或區別問題171。通過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們在科學與技術的關系上己經形成基本的共識,如在兩者的差異方面,都承認科學與技術是有著不同內涵的兩個范疇,分屬認識與經濟兩個領域,有認識自然界與改造自然界兩種基本目的,有真理性與實用性兩種評價標準,等等。既然科學與技術存在差異,當然就可以而且也應當分別進行研究,于是就分別形成了科學史與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等幾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學科。由于科學與技術還存在著不能絕然分隔的聯系,科學史與技術史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學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學、科學技術哲學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學史與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的獨立發展。
同樣的道理,科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也不應拒斥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分立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就沒有科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科學技術倫理學只能與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攜手并進共同發展。一般而言,科學倫理學研究科學活動范圍內的各種倫理問題,技術倫理學研究技術活動范圍內的各種倫理問題。正如科學與技術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樣,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為科學活動的倫理本質、道德關系、道德實踐、道德規范體系與技術活動的倫理本質、道德關系、道德實踐、道德規范體系還是有所不同的,對前者的專門研究是科學倫理學的使命,對后者的專門研究則是技術倫理學的任務。
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關系,可以類比為兩個有部分面積重合的圓。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深化演進,這個重合的部分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但是,科學倫理學的圓心與技術倫理學的圓心卻是永遠不會重合的,因為作為科學倫理學研究對象的科學倫理與作為技術倫理學研究對象的技術倫理只可能出現部分重疊,亦即科學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核心課題與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核心課題永遠不會重合。
建立在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基礎上的科學技術倫理學,并不是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簡單加和。
一方面,科學技術倫理學要包容科學倫理學、技術科學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科倫理學的內容.當然也包容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重疊部分;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倫理學還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溢出性”研究內容,如科學技術視角的人與自然界的道德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道德進步的互動機制、科學技術道德與社會道德的關系等。
二、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礎性課題
2007年4月初,筆者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1981~2006年的期刊進行檢索,共搜得以“科學技術倫理”(含“科學技術的倫理”、“科技倫理”)、“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293篇。這些論文的內容,涉及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科學技術倫理意識、科學技術倫理觀、科學技術倫理基本范疇、科學倫理精神、技術倫理原則、科學技術倫理與公共理性的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與法的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規范、科學技術倫理社會化、科學技術人員的倫理責任、科學技術人員倫理態度、科學技術倫理價值系統、科學技術倫理建構原則、科學技術倫理道德建設、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生物技術倫理、企業信息技術倫理、科學技術倫理教育、科學技術倫理學元研究等諸多課題。同期,筆者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還搜得以“醫學倫理”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199篇和以“醫學倫理學”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455篇。這些論文的內容同上述論文的基本內容是大體對應的,主要涉及醫學倫理思想、醫學倫理意識、醫學倫理觀、醫學倫理原則、醫學倫理決策、醫學倫理模式、醫學倫理委員會、醫學倫理建設、醫學倫理(學)教育、醫學倫理學元研究等問題。
依據20多年來科學技術倫理學在中國的實際發展狀況,可以將其主要研究內容概括為如下八個基礎性課題。
—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的歷史發展。技術的產生先于科學,因此技術倫理思想比科學倫理思想有著更久遠的淵源。目前,學者們在中國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史和國外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夠系統和全面。今后,我們既要對自古洎今的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體爬梳,理清其縱向演進的脈絡,又要對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做斷代性的局部剖析,準確把握每一個歷史時期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還需要對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學技術倫理思想進行有深度的評述和解讀。
—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多年以來,圍繞著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觀點:(1)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2)善與惡的關系問題;(3)善與惡、義與利、知與行、榮與辱的關系問題(4)人的道德責任問題19;(5)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問題10。在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上,同樣會有多種多樣的議論或聲音。科學技術指向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活動和改造活動,因此探討科學技術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根本意義,在于確認其研究基點或著力點,明晰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倫理關系。
—科學技術倫理的主要范疇。科學技術倫理的主要范疇依附于倫理學的主要范疇,是倫理學主要范疇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具體化、應用化。在科學技術倫理學中,對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不公正、平等與不平等、權利與義務、道義與利益、群體與個體、價值、責任等主要范疇的闡釋,必須立足于科學技術領域的實踐。
—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原則。倫理原則是能夠影響并制約科學技術項目的責任選擇、科學技術活動的道德進階、科學技術成果的價值評價的準則。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原則,其實也是對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了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尊重原則、公正原則等若干條倫理原則。科學技術活動到底應當確立哪些原則,這些原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這些原則的內涵和實質是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科學技術的倫理預見和倫理評價。科學技術的倫理預見,是指在科學技術項目的定向、選擇階段,人們對該項目實施后和完成后將對人類社會可能產生的各種后果所做出的推測。科學技術的倫理評價,是指人們運用某些倫理原則對科學技術活動過程、己經出現的科學技術成果所進行的價值判斷、責任判斷。今后需要研究的問題,包括倫理預見與科學技術決策的關系、倫理評價與倫理原則的關系、倫理預見與倫理評價的關系等。
—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調節系統和調節機制。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調節是對市場調節、政府調節的必要補充,目的在于對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取向進行有效的誘導,調整或化解科學技術活動中的利益沖突。科學技術活動倫理調節系統的構成、調節對象、調節機制的形成條件和作用方式等,應當成為今后重點研究的問題。
—科學技術領域的倫理規范建設和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倫理責任。科學技術倫理規范的作用是引導、酬學娜動主體提高自身的職業素養、規范自身的職業行為,使他們擺脫在科學技術活動中所遭遇到的倫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學技術倫理規范建設與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倫理責任教育應當同步進行。目前需要探討的問題,包括科學技術倫理規范建設的內容、途徑和科學技術工作者倫理責任的本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及其培養過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