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01 10:38:45
導語：在經典文學的價值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中華傳統經典；誦讀；價值；途徑
在中華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中，有許多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經典名篇，這些傳統經典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基，進行經典誦讀已成為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好“教材”。學習背誦傳統經典，讓學生在文中與先賢圣哲對話，吸取其思想精華，對學生具有重要價值。
一、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內涵及其價值
1.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內涵
所謂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就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它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書五經為代表，如《論語》《孟子》《三字經》《弟子規》等。真正的經典是在歷史的時間和空間中形成的，經歷了歷史長河的冶煉，具有不朽永恒的品質和穿越時空的永恒魅力，它是中華文明的代表和象征。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包含著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它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它是以人道、人生、人心、人本為主要內容的人文文化?？傊腥A傳統文化經典，是在中國歷史上被大家公認的最能體現圣賢理義之學，是具有廣泛、全面和深遠影響的文化作品。
2.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價值
（1）誦讀經典能提高語文素養
提高中學生的語文素養，并發揮語文教學的育人功能，這是素質教育和新課標的要求，把語文素養培養看成是“樹人”的重要內容，其對學生的影響是深刻長遠的。傳統文化經典是語言和文字的精華，經常誦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例如，山水文化作為傳統經典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古人常借助山水詩句言志抒情，憑借高山雄偉磅礴的氣勢抒發人的壯志，激發人的宏大志向，借助奔騰不息的流水引發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如，李白在《游泰山》中寫道：“平明登日觀，舉手開去觀。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崩畎住秾⑦M灑》中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倍鸥υ凇堵靡箷鴳选分袑懙溃骸靶谴蛊揭伴?，月涌大江流?！闭b讀經典還能拓展閱讀視野，拓展思維，從中學到優美語言，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
（2）誦讀經典能凝神聚氣
在我國的傳統經典文化中，其價值取向以家和國為本位。比如，儒家的思想就強調人應該有強健的身體和高尚的精神，應報效國家和社會，這也是古代先賢立身、立行、立言的行為準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其思想的精髓。再比如，岳飛的“笑談渴飲匈奴血”、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王昌齡的“黃沙北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彼麄兊膼蹏閼讯即砹酥腥A民族的精神脊梁，讓學生時時誦讀，能增強他們的民族志氣和精神氣節，使他們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度責任感。
（3）誦讀經典能弘揚傳統文化
讓學生誦讀中華傳統文化能增強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感。特別是年青一代受西方文化影響較重，更應加強誦讀經典，以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學好傳統經典，能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助推中國夢的實現。如，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痹姷膬热菔菍懙菢撬^景色，其在思想上反映的是，人只有站高才能把問題看得深遠。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感染力對世界各國有重要的影響力。
二、中華傳統經典誦讀途徑
1.建設書香校園，搭建誦讀平臺
學校作為學生學習生活的主要場所，也是學生成長的搖籃，在校園文化建設中，應加強傳統經典文化建設，利用墻報、標語、圖畫、校園網絡等形式宣傳傳統文化，形成學習傳統文化的氛圍，竭力打造充滿傳統文化特色的校園文化，讓學生時刻都能接受到傳統經典文化的熏陶。如，在教室的班訓中張貼像“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樣的古人名言，在黑板報上開辟“古詩苑”“經典名作欣賞”等欄目，讓學生時時都能看到和學習經典名作。
2.開發校本課程，發揮教育功能
校園作為誦讀經典的主要場所，學校應發揮經典文化的教育功能，把誦讀經典納入本校的教書育人體系，積極開展經典誦讀欣賞。要制定明確的教學目標，積極培養學生的經典誦讀愛好，提高學生的誦讀興趣。如，孔子所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睉囵B學生學習經典的主動性，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教育功能。
3.用好教學資源，拓展誦讀視野
我國的傳統經典作為歷史長河中的瑰寶，學校應充分利用各種教學資源，讓學生的經典誦讀成為全方位的教育活動。首先要立足語文教學、教材自身，學好、用好課本所選經典名作，引導學生去領略經典的魅力。讓學生能讀出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誦讀感受。誦讀還應加強與其他學科的整合，擴大閱讀視野。如，加強與歷史學科的整合，用歷史的眼光去品讀經典。
總之，加強中華傳統經典誦讀，首先要了解其對學生巨大的教育價值，采取多種途徑提高誦讀質量，以達到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當代的媒體傳播力量強大，瞬間可以讓一個事物或人物風光無限，也可以瞬時將其打人谷底?，F代文學經典作品的傳播方式也與傳統文學經典作品的傳播方式有所不同。媒體與大眾輿論結合，而作為大眾的讀者也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文學經典的建構。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已經離不開大眾傳播、媒體輿論對其的宣傳，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學經典的歷史性被削弱，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呈現加速的趨勢。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報紙、影視等眾多傳播工具向相對眾多的人傳播信息。相對于文學經典來說，這里的大眾有兩層含義:一是與文學評論家相對的一般讀者群體;一是在信息傳播中文學經典的被迫閱讀者。大眾在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掃一破了少數文學權威人士對經典確立的壟斷，掃一破了隱藏在經典確立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的操縱，使得廣大讀者有機會參與閱讀和批評，從而為經典的調整甚至重構提供有益的閱讀經驗?！雹墼诋敶性S多文學經典都是大眾推崇的結果。傳統的文學傳播方式是人際傳播或者文本傳播，但是在當代這個現代化社會里，文學作品的傳播有互聯網、電視等多種形式。這就大大擴大了文學經典的接受群體范圍。比如文學經典《紅樓夢》《西游記》等，雖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是卻對閱讀人群有較高的文學素養的要求，在它們被改編成電視劇后其接受群體大大增多，相應的其經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認同。在看到媒體輿論對文學經典化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與此同時產生的問題。在媒體輿論的大肆宣傳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學經典被了解、被建構，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到很多文學經典被夸大其文學價值，或者一些并沒有達到經典要求的文學作品在媒體炒作中被迅速經典化。比如許多網絡文學作品，因為有大量媒體輿論的支持被冠以經典之名，但其藝術價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經典地位。對文學作品經典程度的過高評價最終結果只能是經典價值的削弱，所以無論傳播媒體如何發展和普及，文學經典的傳播都不應忽視其文學的本質和經典的品質。
二、商業力量對文學經典建構的推動
一部文學作品經典化的背后隱藏著各種權利爭奪、話語權的爭奪。在當代子L會這種權利的爭奪、話語權的爭奪更加裸。當今社會是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消費社會。在這個消費至上的子L會中，文學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文學經典的建構出現新的力量的制衡。商業力量對文學經典建構的推動不可或缺。可以說在當代文學作品的銷售數量成為衡量一部文學作品好壞的標尺。文學經典除了自身的文學特征和經典品質外還要能迎合大眾消費的要求，給商家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流行性成為當代文學經典的一個新的特征。在消費社會中，作家成為生產者，作品成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門成為一部作品從文本變為商品的中間力量環節。傳統作家更多的是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藝術追求而寫作，目的比較單純。當代的許多作家成為推動文學經典化的商業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不再單純追求藝術上的成就，而是開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經濟收益。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作家開始與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經濟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傳包裝，逐漸“明星化”。而一部文學經典在當代的建構中自身也要成為能夠吸引讀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學經典轉化為商品過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門為追求經濟利益可謂是費盡心思。比如當代出版的文學經典作品就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裝幀越來越精美。為了吸引消費者，商家不僅在文學經典的文學價值上做足了宣傳，而且在出版的經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圖，甚至配上影視劇照來增強讀者的閱讀興趣。雖然有時候商業力量對作家、作品的包裝推崇會造成部分文學經典化的假象，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一部裝幀完美的文學經典作品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進而得到人們的認可。所以說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也離不開商業力量的推動。
三、總結
一
在傳統社會中，人類精神總是呈現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重變奏。意識形態是為社會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據的觀念體系，它以各種方式來證明當下現存的社會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也是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克服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們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境遇，承認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使現存社會系統盡可能地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之相反，烏托邦則是以否定或者懷疑現存社會為前提的，它總是指向某個超越于現實存在的境界或領域，并且對當下的社會存在具有某種批判性。烏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會系統發生變化，盡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給出的方向來變化的。
一般說來，那些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烏托邦精神的顯現。正是因為不滿足于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們才會通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為文學作品呈現出某種超越的境界或意義，可以滿足人們超越現實的心理需求，人們才會將其奉為經典。席勒認為文學藝術具有彌合被不合理的現實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馬爾庫塞堅持文學的審美價值在于在異化的社會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從而為生活藝術化的社會之到來做預演……這些觀點都是基于同樣的理論預設，即文學藝術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精神。因此，所謂文學經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夠充分展示特定時期人類烏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說烏托邦乃是人類精神之夢，那么，文學經典也就是人類之夢的話語顯現。
但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烏托邦、人類精神之夢等等無一例外地都是歷史性范疇，因此，對它們的理解及其內涵的界定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樣一來，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之間就常常呈現出相互轉換的關系。例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曾經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核心話語，曾經激勵資產階級聯合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推翻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但是當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這些概念便轉化為為資產階級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了。同樣，作為人類精神之夢的話語表征，文學經典自然也具有歷史性，絕對不是超越歷史的永恒之物。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昔日的文學經典遲早會受到冷落直至被棄置不顧。
二
如前所述，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遷，文學經典的地位遲早會受到挑戰，而且，社會文化變化程度越大，這種挑戰也就越嚴重。就中國而言，“五四”時期，唐詩、宋詞這些經過千百年考驗的文學經典被視為“貴族文學”、“隱逸文學”、“山林文學”而受到貶斥。相反，倒是雜劇元曲、《西廂記》、《紅樓夢》之類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壓制排擠的文學作品漸漸被奉為圭臬，成為新的文學經典。隨著社會文化劇烈變革時期的結束，舊經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昔日的魅力，新經典也繼續受到人們推崇——這種現象說明，盡管在文學經典的譜系中會常常出現新成員，但原有經典卻很難被完全遺忘。
但是，今日文學經典所面臨的挑戰卻較之“五四”時期更為嚴峻?！拔逅摹睍r期文學經典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來自西方現代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沖突，隨著這兩種價值觀被重新整合為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經典面臨的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減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學經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于文學經典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大眾文化以其無可比擬的娛樂性功能將文學經典擠出了人們的業余時間。在圖像文化遠不如書寫文化發達的時代，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曾經長期承擔著知識階層業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電視呈現給人們的圖像作品層出不窮，舉凡古今中外曾經有過的藝術類型或風格，無論是雄渾豪邁的，還是淡遠飄逸的;無論是清新自然的，還是華麗綺靡的;無論是含蓄蘊藉的，還是古樸直白的;無論是金戈鐵馬的，還是曉風殘月的;無論是哀婉凄迷的，還是詼諧滑稽的……簡直是應有盡有，足堪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電視機占領了人們大部分的業余時間，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就所剩無幾了。更有甚者，即使還有一些時間留給了閱讀，卻又冒出了許多偵探的、武俠的、科幻的、個人隱私的等等文字書寫來與文學經典展開競爭。毫無疑問，對于絕大多數青少年讀者而言，此類作品的吸引力是遠遠超過那些經典的。于是文學經典就成了某類特殊人群(文學研究者、中文專業的大學生等)不得不讀的“專業”書籍了。
其次，大眾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構功能摧毀了文學經典的神圣性。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蔑視權威，蔑視經典，善于用一種插科打諢的態度輕輕松松地將某種神圣的東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和馮小剛的賀歲片系列中，古今中外，無論是神佛的莊嚴寶相還是圣賢的醒世箴言;無論是客觀無偽的科學知識，還是神圣嚴肅的道德信條，一律可以作為笑料而用之。諸如反諷、戲擬、隱喻、夸張等修辭手法，在這里都變成了解構經典的有效手段。在大眾文化面前，文學經典就像一個自尊自貴的書生面對一群潑皮無賴的頑童一樣束手無策。
另外，大眾文化的可怕之處還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變革時期所發生的情形那樣，通過改變價值觀念來貶低舊經典，確立新經典，而是并不樹立敵人，毫無競爭的姿態，甚至還公然將文學經典作為自己的資源來肆無忌憚地瘋狂吸取。古代的文學名著早已改編殆盡了，略有些奇聞軼事的歷史人物也相繼被搬上了熒屏。大眾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一樣吞噬著一切可資利用的東西，在它面前文學經典顯得是那樣弱不禁風。
當然，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的，大眾文化在摧毀文學經典神圣地位的同時，也無形中擴大著文學經典的影響面。以往只有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知識分子才能掌握的有關歷史的、文學的、哲學的、審美的知識，也會通過大眾文化而為廣大百姓所了解。這表明，大眾文化的社會文化功能是十分復雜的，不能簡單輕率地予以評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學經典與大眾文化的復雜關系，還應該深入到對文學經典是如何形成的追問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學經典是一種歷史性的文化現象，它必然與特定的社會結構相關聯。同時，作為一種精神產品的生產與傳播現象，文學經典的形成必然與知識階層的整體狀況直接相關，因此，從知識階層的身份或社會角色角度考察文學經典的形成軌跡不僅是適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從客觀效應而不是主觀動機角度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以往的一切文學經典都可以看做是獲得文化領導權的那個特定知識階層或精英集團價值觀念的顯現，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們具有特權地位的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證方式。
讓我們來看看《詩經》是如何成為經典的。首先，這部古代詩歌總集被儒家士人推崇為“道”的載體，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階層所奉行的價值觀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階層社會身份合法性的最終依據，即“道”實際上是文化領導權的象征性符號?？鬃右越?，以儒家為代表的士人階層把為天下制定價值規范，即充當天下的“立法者”作為自身社會角色的基本定位?！对娊洝芳热皇恰暗馈钡奈谋拘问?，當然就在整個士人文化的語境中成為不容置疑的經典。反過來說，《詩經》成為經典也就意味著士人階層擁有了文化領導權。
如果說從先秦至兩漢文學經典的形成主要與士人階層政治身份和意識形態的自我建構直接相關，那么，魏晉六朝以降，隨著文學漸漸成為具有獨立性的精神活動，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一時期，中國古代精神文化的各個門類都呈現出獨立化、成熟化的趨勢，這意味著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業已獲得穩固地位的士人階層，因為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原因開始向著純精神空間拓展了。對精神空間的拓展在客觀上使這個已然獲得文化領導權的知識階層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其領導者身份。如果說玄學是在形而上領域確立他們的話語權，清談是在交往方式與時尚方面強化他們的特殊社會地位，那么，詩文書畫等文學藝術活動則是在審美層面上凸現他們的精神貴族品位。這些精神活動的共同效應是使知識階層與社會其他階層，也包括靠武力獲得政權的統治集團區別開來，從而彰顯其對于精神文化領域不容置疑的絕對領導地位。詩文書畫的“雅化”追求與玄學的探賾索隱一樣都是這個階層自尊自貴的有效手段。實際上，只要某個社會存在著一個知識精英階層，文學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個階層的身份性標志。
雖然六朝時期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士族文人是貴族化了的士人，與漢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階層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拓展出來的精神空間卻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們也同樣把文學藝術作為自身特殊社會身份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經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夠體現士人階層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兩千多年中士人階層的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因此，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文學經典也具有某種穩定性。這就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經典是由文學作品自身的因素決定的，可以超越于歷史之上。然而，只要認真看一看“五四”以來近百年間不斷出現的對經典的重新選擇與確認，我們就不難看出經典與文化歷史語境的密切關聯，也不難看出經典與言說者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之間的緊密關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復雜的一面，文學經典本身難道沒有某種可以超越歷史性限制而為人們普遍認同的因素嗎?例如唐詩宋詞，過去曾經是古代知識階層的身份性標志，可是現在依然為人們所欣賞。對于這種現象可以這樣來理解:從具體的社會邏輯來看，文學經典的確具有確證獲得文化領導權的知識階層社會身份的客觀效應;但從文化邏輯角度看，文學經典又是人類探索并展現精神世界的產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種超越歷史語境的可能性——只要人類精神上還存在某種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學作品就會具有存在的合法性，這也許就是馬克思所驚嘆的古希臘神話與史詩“永久魅力”的奧秘之所在。隨著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今人與古人之間的那種“相通性”會越來越小，與之相應，以往文學經典的藝術魅力也必然會越來越小。從理論上講，任何審美趣味與評價標準都具有歷史性，就其產生并獲得主導地位而言，必然與某個社會階層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但由于它們同時關涉復雜的精神世界與意義空間，故而其影響力往往并不隨著其賴以產生的社會階層的消失而消失。我們知道，無論中國還是西方，貴族階級在文化史上都曾經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大大拓展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廣度與深度，他們創造的精神文化曾經為他們所壟斷并成為其身份的確證方式，后來貴族階級消失了，但他們創造的許多精神文化成果卻長期為人類所共享。文學經典也同樣如此，它們無疑與身份、權力相關，但并不與之共進退。
四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了文學經典產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邏輯，也看到了大眾文化對文學經典造成的沖擊，那么，我們應如何面對文學經典的問題呢?
首先，我們應該善待經典。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識社會學的眼光來解剖經典產生的社會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權力關系，從而揭去蒙在經典之上的神秘面紗，這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定經典之于今日的價值。經典生成的深層邏輯及其暗含的權力關系與它們擁有的精神價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李后主那些膾炙人口的詞作，無疑是出于身世的巨變而發出的哀怨與嘆息，完全是個人的情感表現，但這并不妨礙它們牽動后世無數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學經典所蘊含的價值是遠遠大于它們生成的原因的。對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學經典，我們都應該抱有充分的敬意，因為它們的確都從各自的角度開拓了人類精神空間，提供了無法取代的意義之維。
關鍵詞:消費文化;文化語境;文學經典
一、消費文化語境與“文學經典”
開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社會開始出現西方消費社會的種種特征。與此相伴隨的，是消費文化的應運而生。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家詹姆遜指出:“文化是消費社會最基本的特征，還沒有一個社會像消費社會這樣充滿了各種符號和概念。”[1]消費文化的出現對整個人類生活的影響極大，以至于“這場轉變的歷史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二十世紀一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之間持續數十年的冷戰等等”[2]。以消費為標志的這種文化轉變導致了文化的內部變革，并進而波及文學的當代形態的重構?？陀^地面對消費文化語境這一人類文化歷史鏈條定的時空結合部，透過它觀察當下的文化、文學、文學經典問題，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形形的文化和文學現象，探索埋藏在各種現象之下的矛盾運行軌跡和規律，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找尋一條更為寬廣的道路。而“文學經典”則有可能成為我們觀察這一文化變革的晴雨表，同時，站在當下消費文化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們更加辯證地審視“文學經典”的自救與重構的可能性。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文學經典”究竟是怎么產生的?以及這些“經典”在今天到底處在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首先，從縱向的歷時性角度看，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接受和淘洗的過程。文學經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產生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樣，文學經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構、解構、重構的過程。其次，從橫向的共時性角度看，“文學經典”是一個具有多重結構的統一體，其自身內部特質的規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礎。只有當文學經典的思想意蘊、藝術品質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時，才可以進入“經典”序列。而和文學經典有關的各種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道德因素、社會輿論氛圍、讀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參與文學經典的建構。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時期，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學經典本身(如“紅色經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參與及文學體制化的結果)。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經典”地位不斷地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但同時，真正的“經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這種挑戰中得以鞏固，“文學經典”總是處在恒態與動態、短暫與永恒、解構與建構的矛盾統一之中。我們只有撇下今天關于“文學經典”命運的種種預言，著眼于當代消費文化語境，才能認清文學經典的當下生存狀態，并進一步揭示推動著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種種矛盾，把握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趨勢和規律，探求文學經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外部矛盾
消費文化浪潮改變著傳統“文學經典”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發了當下一系列與文學經典有關的文化現象，“紅色經典”、“四大名著”的改編，甚至“戲說經典”、“大話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實，在消費文化語境中無論是“文學經典”的尷尬還是解構，也無論是經典的危機還是地位的喪失，都首先緣自于文學經典與消費文化的各種悖反和沖突，這些因素構成了文學經典所面臨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學經典的精英立場和消費文化的大眾立場的矛盾。
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文學的自足性不斷增強的歷史。從古至今，對“文學”是什么的追問，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如果說中國古代還沒有像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分野的話，那么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有著自足的語言審美系統和完善的體制化管理系統的文學了。這對文學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識字能力、一定的鑒賞能力、一定的思維能力等都變得必不可少。一旦社會分工將文學從其他藝術門類中分化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自在體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社會精英們言說的工具。以發軔于20世紀的中國新文學為例，其啟蒙的出發與指向又是什么呢?換句話說，就是“誰啟發，誰蒙昧”呢?顯然，在這種對中國現代文學性質界定的背后，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種精英意識。
作為人類文學活動的結晶，文學經典早已經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當的穩態性及神圣性。文學史的編寫，是文化精英們按照一定的審美標準、價值趨向有意識地構造經典的活動，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經典化”過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學史家所認可的崇高地位。而公眾對文學經典闡釋的熱情，只是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學經典的超越公眾意識的特性，即大眾對精英意識的追捧。相比較而言，公眾接受的程度，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參照，我們甚至連此處的“公眾”這個字眼都要加以懷疑———“公眾”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為例，這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有誰進行過受眾接受的實證分析來說明其已經被最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國，國民的識字程度可以說是小說被“廣大”公眾接受的最大障礙，若對受眾的接受能力進行檢視分析，其結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費同時作為起點和終點的消費社會卻是以最大多數的公眾的參與為特征的，公眾不僅參與了具體的消費行為，同時也參與了消費文化的創造。沒有了大眾，消費行為就無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消費文化也無法獲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間。同時，消費社會所賴以發展的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參與下，普通受眾對消費文化的接受成為可能。以贏利為根本目的的消費市場的生產者和經營者自然不會無視日益增長的大眾的文化需求，一定會千方百計地滿足市場需求并生產出相應的文化產品，甚至利用消費市場中物質產品營銷的慣用手段如廣告、炒做等來刺激欲望、制造需求，從而形成了大眾文化的繁榮景象。但應該看到，消費市場的無視文學與一般物質產品本質區別的生產和營銷方式，使得“文化產業產生了一種威脅個性與創造性的同質性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中，“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的生活方式的產生，與浮華消費和風格化的自我呈現融為一體”。[3]這種畸形的繁榮背后，是大眾欲望的無限膨脹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種文化形態一旦形成，都會極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是弱勢群體自我表達和再現的方式，是與既有體制之主流價值對抗的方式。消費是一種涉及再現的政治策略”。①這樣，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揚揚的王朔現象，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場的矛盾對抗。還有“Q版語文”現象，也反映了大眾希圖解構已有經典，站在大眾文化立場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識影響的努力。
其次，文學經典的既定價值定位和消費文化中多元價值觀的矛盾。
文學為人類提供了諸如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審美功能、娛樂功能等多方面的價值滿足，但是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種文化傳播方式的誕生，使得人類的精神需求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得以實現，這便加劇了文學的危機感，文學經典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正如有學者面對“大話文學”流行的擔憂:“‘大話’文藝的創造力充分體現在對于這些被時間和傳統所固定了的文本結構、意義與闡釋符碼的顛覆。……到了今天這個中國式的后現代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盵4]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和文學以及文學經典本身的特點有關。文學有著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審美思維特性，有學者認為，“‘發問’是文學的哲學品質的首要表現。亦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學與哲學有著最深刻的貫通———哲學作為文化思維的核心，其責任是為社會提供思想動力和文化價值根基，這是文學介入社會歷史的立足點之一?！盵5]文學往往通過審美的方式將讀者引向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對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經過文學史沉淀的文學經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讀者。很難想象，那些沒有引起讀者強烈的心靈沖擊，不能給讀者提供美的享受，無法引導讀者思考關于人生、世界等問題的作品，能夠成為文學經典。
可是消費時代的到來卻打破了人們關于文學經典的種種幻想，大眾文化借助于媒體的力量不斷地散播著世俗情緒、享樂意識，那些曾經在文學史上無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淺表化、娛樂化寫作一夜之間合理化、合法化、時尚化，以金錢交易為基礎的商業法則深深地嵌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也成為消費社會普遍的價值衡量法則，這種法則不可避免的成為衡量文學的一把尺子?！吧系鬯懒恕?，“我”便是上帝，每個人都被這個狂熱的消費世界不斷地中心化，社會價值觀也由此不斷地走向多元化。在商業運行法則的驅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過大眾媒體以華麗的包裝、令人眼花繚亂的熱點，不斷地刺激著人們的，使人們通過這些文化快餐滿足著自己日益膨脹的欲望。這樣，當走進商品序列的文學經典一旦無法滿足那些被消費文化所驅使甚至異化了的消費者的欲望時，便再也無法躲避殘酷的市場法則的規約。于是，“經典”遭遇冷落成為“現實的一種”:
一改韓劇“苦情戲”風格的《浪漫滿屋》同名小說于8月19日登陸北京圖書大廈，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昨日已銷售326本，日均銷售32本，比余華的《兄弟》日銷售還高出7本。
《我叫金三順》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今年8月該書一經出版，在全國上柜不到一周2萬冊就售罄，重印2萬冊仍然供不應求，本周已經登上上海圖書暢銷榜第6名。不久前韓劇《我叫金三順》已經由國內電視臺高價引進，更令這本書的市場前景看好。[6]
在蘭州西北書城經常上演這樣一幕:很多中學生圍在漫畫書欄處，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專注地看著手里的漫畫書。相比之下，名著書欄處的中學生卻寥寥無幾。[7]
再次，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和大眾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學經典的內蘊在整體結構上體現出立體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讀者從可感知的語言層獲取更多的包容于內部的意義信息的過程，但是“文學經典”包容的意義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蘭·巴特說，經典是具有可寫性的文本。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學經典”中找到相應的信息，從而對文學經典的意義不斷進行闡釋。
文學經典本身意義的復雜性和可闡釋性，是其意義立體化的基礎。文學經典是具體的文化語境中的個體———作家的心智勞動的成果，作家個人經歷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往往是產生文學經典意義的土壤。孫犁在《賈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經談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關系:“這些作家，文章寫得好，我以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對于文章，作家的情操，決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學修養、知識面、實踐經驗、寫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義的生成密切相關的。同時，文學是對生活的審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存在，無論“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樣的面貌呈現，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它固在的復雜性。文學經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其意義的復雜形態。另外，讀者接受活動的展開，是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實現的條件。受眾一旦進入文學經典的意義的實現過程，其意義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決定，文學經典的意義因而變成了一個被動的存在，受眾的參與使得其意義日益立體化。如《紅樓夢》意義的生成，就是從一般生活信息的傳達深入到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進而達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學思考。
但是，消費社會中消費行為的社會化、大眾欲望的合法化、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大眾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脹，在“質”上卻趨向平面化，突出表現是:取消深度的傾向;追求同質化的時尚、奢侈、等;大眾需求呈現群體性的個體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眾傳媒對文化消費的介入。以先進的信息科技為支撐的電視、電影、報紙、廣播、互聯網等傳播媒介，往往屈從于商業的利潤法則，除了制造出各種文化繁榮的表象以迎合受眾以外，更是強加給受眾以各種不切實際的消費觀念:“大眾媒介不僅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再生產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業邏輯進行生產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縱大眾意識的工具。它充分充當‘把關人’的角色，通過創造‘模擬環境’，誘導人們接受它們宣揚的消費意識形態，從而推動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形成蔚成風氣的消費文化?？梢哉f，在現代消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體充當了最佳孕育者和助產士的角色?！盵8]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因是消費社會中公眾消費行為的“合理”進行及其結果。在消費中，多元化的大眾的需求都指向被商業的利潤法則引導的潮流和時尚之中，這樣，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在商業和消費的共謀中漸漸地趨向同一層面，以便適應消費時代生產的大批量和大規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費，產生更多的利潤。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現的“文學經典”，與聲音媒介、圖像媒介相比體現出祛時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學經典也就很難擺脫被解構的命運。
第四，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共時性的矛盾。
如果從時間角度來考察文學經典的建構和接受，以及消費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發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的共時性之間的矛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構成首先源于文學經典接受過程的超時性。文學經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發受眾不斷闡發的內驅力，在橫向空間緯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眾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詮釋，從而獲得文學經典在空間中的拓展，同時也可以在縱向的時間經度引發再闡釋的欲望和生存空間的再拓展，從而獲得相對恒久的超時性。其次，傳統文學經典傳播介質的歷時性。與電子傳媒相比，紙質媒介生產的技術已相當成熟，從畢曰升發明活字印刷的那時到現在的激光照排，其生產已經走向大規模的“機械復制時代”。由于其載體的物質特性，為固化于紙質傳媒并承載歷史滄桑的文學經典大大擴展了自身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范圍。
和文學經典的歷時性相比，消費文化則帶有更多的共時性特征。消費社會中消費的一次性傾向導致商品的符號化和消費文化的時尚化。大眾媒體通過自己特有的傳播手段，使得時尚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在社會中“肆虐蔓延”，形成風尚，同時又通過時尚的不斷更迭制造著走馬燈似的繁榮表象。符號這個虛擬的存在引導消費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質實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費商品時折射出的個人欲望的虛幻的滿足中。而且，消費文化賴以傳播的手段如電視、網絡、廣播等電子傳媒在有效地擴大其傳播范圍的同時，也潛藏著由于過分依賴高科技而引發的失語乃至癱瘓的巨大威脅。更重要的是，傳播手段的不斷變革會引起消費文化從形式到內容的變化，使其很難取得恒態的存在方式。這樣，消費文化雖變化多姿但卻無法超時存在。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已經被納入整個社會的消費系統，公眾會更多地傾向于將文學經典也作為商品的一次性消費，而忽略對其意義的歷時性發掘，因而使得文學經典也遭遇時尚一般轉瞬即逝的命運。例如，影視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四大名著改編熱，以及近些年通過各種媒體參與8出現的“紅色經典”改編的再度升溫，仍擺脫不了其“熱”后的短暫命運。
三、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自身的悖論
悖論一:文學經典主觀上的價值回位與客觀上的價值失位。
文學經典進入消費文化語境時，必然要面對給自己重新價值定位的問題。大眾文化在消費時代的興起，出現了解構經典的傾向，使得文學經典面臨著價值失落的危機?！按笤挕敝星f嚴感的喪失、欲望之中精神資源的貧乏、娛樂之中審美意識的迷失，種種現象都呼喚著文學經典的價值重構。當然經典化的客觀要求也是促使其價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學經典究竟應該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當代文學能否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學經典?這是當代文學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而，采用什么樣的價值坐標來建構經典和評價經典，成為當代文學非常迫切的問題之一。有學者認為:“所謂經典必定是指那些載入史冊的優秀文學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學史的寫作問題?！盵9]也有學者指出:“必須看到，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起碼要有如下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3)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4)發現人(又可稱為‘贊助人’);(5)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變動;(6)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盵10]凡此種種觀點都說明了學界對文學經典問題的密切關注，以及人們主觀上尋求文學經典價值回位的努力。事實上，這種努力已經在學界成為共識。
如果我們反過來審視這一問題，就會發現在這種努力的背后所隱含的難以抹去的憂思:文學經典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的確正在失去自己的價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學界這種對文學經典價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發了另外一種危機。因為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元價值的碰撞與沖突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學經典為自己規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價值立場時，便內在地引發了多元價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學經典價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時，由于文學經典的價值界定牽涉到經典本身的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兩個方面，而內部要素往往是一種穩態的存在，外部要素卻經常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當其內部要素的穩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變性產生矛盾時，文學經典便會處在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搖擺于價值的失位與回位之間。
當代消費文化的泛濫，引起了文學經典的各種外部要素的巨大變化，而其內部要素的相對穩定性又促使著文學經典化進程的持續，文學經典借助學界的力量消化各種外部因素變動帶來的影響，以維持其固有的地位。但這種主觀上的努力卻面臨著客觀的消費文化的生態背景，消費文化形態的流動性、易變性，使得剛剛形成的價值定位頃刻間土崩瓦解，從而再一次陷入了價值的迷失狀態。所以說，文學經典的這種悖論性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是很難克服的。
悖論二:文學經典意義的主觀解構與客觀強化。
文學經典接受上的歷時性及其意義上的立體化特征，都使其處在不斷的解構與重構交替的進程中，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構為例，這兒有一則材料:
“大話”這個詞讀者一定不會陌生。自1998年《悟空傳》網上流傳到2003年《沙僧日記》出版，唐僧師徒全部經過了“大話”洗禮，在一個個網絡的筆下，《西游記》由經典走向“非典”。
據了解，迄今《水煮三國》已經重印23次，銷量突破80萬冊?？梢灶A料，到今年年底它將輕松突破百萬大關，成為本土財經書的一個奇跡。
當然，跟風也有不同的境界，從市場反響和媒體評論來看，《麻辣三國》、《麻辣水滸》和比較另類的《諸葛亮日記》，有脫穎而出之勢?！堵槔彼疂G》、《諸葛亮日記》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風格的《閑看水滸》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說，在《水煮三國》出版一周年之際，又形成一次游戲《三國》、《水滸》的小。[11]
我們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構熱背后的經典意義的重構，是否削弱了文學經典的影響力?是否使得文學經典結束了經典化的進程，而進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文學經典的改寫本能夠被市場認可，無疑促進了文學經典傳播空間的擴大。不可否認，在當下，很多人正是通過這些改寫本而進一步了解文學經典文本的。其次，雖然文學經典的原有意義被解構，但是卻生成了新的意義。表面上看，這種新的意義確實和文學經典所內蘊的人們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識、審美意蘊相去甚遠，但實際上，這是文學經典的經典魅力影響的必然結果。文學經典的意義本來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可供人們不斷闡釋的結構，無論這種新的意義建構在理論家看來是何等離譜，但它終究是對文學經典意義的再詮釋。同時，已經固化在文學經典文本中的意義信息并不會因此消失，相反會與新的意義信息同時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產生出全新的意義。比如，通過閱讀《水煮三國》，有些人可能會回過頭來重新閱讀《三國演義》，從而獲取已經固化了的意義信息(即經典意義)，同時獲取高深的管理知識。所以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的意義是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論三:文學經典生產綜合能力的提高與實際質量的貧乏。
消費社會文學經典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僅大眾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參與文學寫作的新的群體如所謂的網絡、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斷出現，大大地擴充著寫作者的隊伍。同時，文學生產、傳播的條件和手段不斷地得到改善，如微機的應用不斷改變著作家用筆寫作的習慣，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產的文字數量。文學作品傳播的速度也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業運作體系中，有些作品甚至還沒有生產出來，宣傳與廣告等一系列營銷戰略就已經展開。賈平凹的《廢都》、劉曉慶的《我的路》等，都是這種運作模式下的產物。消費社會對于商品的大規模消費，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產，這也促使了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僅僅是為文學經典生產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條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經典”。從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來看，文本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是經典化的基礎，各種外部條件只會加速或者延緩文本經典化的歷程。在消費社會中，商業的運行法則貫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的生產，作家為了提高文學產品的銷售量，不得不屈從于市場，這樣，各種媚俗的、格調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現。如果作家堅持自己純正的文學立場，則可能面臨不被讀者接受的尷尬，而這顯然是消費社會的文學生產機制包括生產主體———作者所不愿意面對和接受的。所以，一旦當文學文本缺乏思想和藝術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時，即使消費文化用各種商業化的手段“造經典化”，這些所謂的“經典”也終會被時間所淘洗。
四、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未來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學經典價值坐標的厘定中，構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互動平臺，尋找兩種文化的契合點。
要擺脫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二元對立的固有思維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間互相包容和互相補充的一面。文學發展的歷史證明，所謂高雅與低俗、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界限并不是絕對不變的，過去的大眾文學，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學，兩者常常處在一種不穩定的變動狀態之中。但不管怎樣，它們往往是互相補充的，誰也離不開誰，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消費文化的出現，使文學經典面臨一系列矛盾，這與我們對大眾/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間關系的不全面認識密切相關。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文學經典面臨的矛盾才會逐步消除。同時，如果我們把文學經典問題的出現當作處理兩者矛盾的一個契機，則會達到雙贏的局面。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厘定文學經典的價值坐標，雖然這個問題在學界有較多的爭議，但是往往限于學術理論概括層面，而沒有將實踐這個很重要的環節考慮進去。正如有學者所言:“調查與統計是文學經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馬在北大講演時曾做過問卷調查，國內學者卻很少有人這樣做。出版界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12]如果將實證分析納入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也許經典的價值坐標就遠非如理論家們想象的那樣。
同時，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也具有相對性，其被再次解構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可以為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建立一個坐標:時間是經典化的縱向貫穿線，而共時態的空間則是文學經典本身以及和它相關的各種外部要素共同構成的一個“力場”。一般地講，當文本經典化進程開始的時候，首先是文本的內核如思想內涵、審美意蘊、藝術手法、題材、體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說，它本身必須具有足夠豐富的信息含量，而且這些信息能夠和處在文學經典外部的各種要素如政治意識形態、讀者接受、出版發行、市場運行等產生交流，形成一個全方位的互動的“力場”。如果這個“力場”可以在時間的經線上持續運行，則其經典程度就越高，從而構成所謂的“恒態經典”或者“文學經典”。但如果無法持續運行，則該文本必然會退出經典化進程，也即構成所謂的“動態經典”或者“文學史經典”。當然，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文本的各種外部要素有可能會先于作品本身產生巨大的推動力量，使其強行進入經典序列。這種價值坐標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場和大眾立場的矛盾，構建兩者之間交流的文化平臺。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學者看好的武俠小說，當其內蘊足以和外部的各種要素產生強烈的交流時，并且這種交流可以持續很長時間的話，那么它就進入了經典文本序列，可以成為“文學經典”。
第二，深刻認識精神文化產品消費的特殊規律，為文學經典走向市場創造必要的條件。
只有深刻認識當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所面對的各種矛盾，才能因勢利導，化解矛盾，為文學經典開拓更大的生存空間。尤其要深化對文化產品消費市場的認識和研究，文化產品消費市場具有不同于物質產品消費市場的特殊規律，兩者不可以等量齊觀。在文化產品消費市場上，產品的價值如何實現?產品銷售的商業策劃如何進行?如何追求利潤的最大實現?如何引發大眾的購買欲望?……這一系列問題都期待著我們去探索。尤其是具體到文學經典，當它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怎樣去規避消費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潛在威脅?怎樣引導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消費?這些問題變得相當迫切。今天人們已經意識到，文學經典不但有商業價值，而且其商業價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場的認可度也更高:
讀書月組委會曾經在2000年做過一次同樣的調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依然受到年輕深圳人的偏愛。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較大的銷售量已經持續多年。這個跡象表明，年輕的深圳人渴望著對傳統的接續。[13]
表面上看，文學經典的改編本銷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層考慮的話，其實這些都是借助于文學經典的市場號召力的結果，如果沒有文學經典的本身價值，也就沒有了這些以文學經典為資源的改編本的商業成功。雖然文學經典可能遭遇暫時的市場冷落，但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消費的市場前景仍然是相當廣闊的。
第三，跳出語言文本是文學經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狹小視閾，轉向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
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參與文化構建的意識和可能比原來大大地增強了，這為文學經典的傳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受眾背景;而同時存在的受眾的接受選擇指向平面化、化、時尚化，缺乏理性的規范，這對于文學經典的語言文本的接受顯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開闊的視野看，各種大眾媒體卻能夠以自己的傳播方式拉近和大眾的距離，通過他們喜聞樂見的傳播形式傳播乃至推銷文化產品，進而影響大眾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識。所以，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成為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生存的必然選擇。實際上，文學經典完全可以利用現代傳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圖像文本、聲音文本、電子文本等都是文學經典可以借重的介質。文學經典可以利用大眾文化的寵兒諸如電視劇、電影、網絡等走進大眾生活，以更加具有親和力的方式接近大眾，讓大眾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幾年來非常興盛的“電視散文”，以其優美的畫面語言和娓娓動聽的朗誦感染了不少的觀眾，其中選擇的作品，大多數都是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散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許多人才開始接受這些經典作品。還有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也是推動文學經典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盡管因為媒體特性的差異會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甚至引起一些非議，但是在文學經典的大面積傳播還沒有尋找到更好的途徑之前，仍不失為一條可以選擇的路子。在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錢鐘書《圍城》的改編，當電視劇播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些評論家甚至將其看成中國當代十大經典電視劇之一。不少受眾都是在看了電視劇之后才去閱讀原著的，因為導演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做了深入淺出的闡釋，就更易于讓那些非專業的文學接受者進入經典。這樣，文學經典借助現代傳播媒介的平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它的接受活動中來，在擴大文學經典影響力的同時，引導和規范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構建新的社會文化氛圍。
第四，要使文學研究盡快走出和大眾相對隔絕的“象牙塔”，拉近和大眾的距離。
近些年來，在一系列學術評價體制的規范與制約下，理論研究反而有封閉化的趨勢，很多理論成果僅僅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范圍內流通。雖然這種相對封閉的學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義上推動學術研究保持其理論性和獨立性，但是卻不利于大眾對于學術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這種問題更顯突出，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也不例外。目前，文學批評的規范化的學術話語固然可以保持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學理性，但這對于文學經典的接受卻存在著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實際的情況是大眾對文學經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較淺顯的層面，卻無法把握經典復雜深刻的思想意蘊、藝術魅力，急需要審美引導。而另一方面，專業的文學研究者盡管具有闡釋經典的能力，卻無法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彌補這種“斷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逐漸改變自以為是(高深艱澀)的話語方式，致力于建設大眾傳播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的批評話語和文論體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傳播和接受。同時，探索學者和大眾之間交流的多種途徑，為大眾提供易于為他們接受的理解方式。在這點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來收視率頗高的CCTV-10的《百家講壇》節目，通過學者的理論研究提高了普通大眾對社會現象、文學作品等的認識和理解。許多知名學者之所以能夠給普通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學經典與大眾傳媒的緊密結合。當然，提高學者和大眾以及作家之間交流的途徑并非局限于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實踐中探尋其他更為有效的途徑。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導作家樹立“精品意識”，為讀者創做出更具影響力的經典作品來。
[注釋]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費斯克:《消費作為一種對抗性的戰術》，轉引自陳坤宏《消費文化論》，臺灣揚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頁。
[參考文獻]
[1]盧瑞.消費文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44.
[2]羅剛.西方消費文化理論述評[J].國外理論動態，2003(5):36-42.
[3]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東風.“大話文化”與文學經典的命運[J].中州學刊，2005(4):234-236.
[5]陳曉明.當代文學的哲學貧困[N].長江日報，2001-09-03(6).
[6]曹雪萍.韓國影視書不斷攪動2005年暢銷書市場[EB/OL].中國新聞網，2005-09-05.
[7]首選網絡小說漫畫中學生緣何不愛讀名著[EB/OL].人民網，2005-02-17.
[8]燕道成.論大眾媒體對消費文化的建構作用[J].中州學刊，2005(6):239-242.
[9]王寧.文學經典的構成和重鑄[J].當代外國文學，2002(3):123-130.
[10]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J].天津社會科學，2005(3):86-88.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國”、“水滸”[EB/OL].新華網:讀書頻道，2004-07-12.
【關鍵詞】高中語文；經典誦讀；價值；途徑
一、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價值
1.時代對民族意識和民族思想的呼喚
在這個物欲橫流、利益至上、價值觀混亂的時代，人們精神世界的基石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人在混亂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這股思想意識的混亂也波及到學生的意識形態，面對紛繁變幻社會現象和巨變的社會結構，許多學生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奮斗方向，僅僅將學習和升學、生存聯結起來，造成學生精神家園荒蕪、人格存在缺陷、道德底線不斷潰退、人生境界僅停留在求生的高度，削弱了學生的民族、社會責任意識，也影響了學生的自身發展。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了通過展開中華傳統經典的誦讀，從青少年開始重新構建人們的精神家園。
2.誦讀中華傳統經典的意義和價值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文化積淀深厚，其中的許多文學作品記錄了民族基因的最高智慧，凝結了古人對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社會責任以及人和自然關系的觀察和思考，流傳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輝。指導高中生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不但能夠拯救現階段的民族文化衰落、彌補中華文化斷層，還有助于學生接受優秀古詩文的熏陶，不斷充實精神生活，從古人的思想中汲取樸實而永恒的人生元素，實現心靈的回歸，重建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意識形態和青少年的精神家園，塑造學生完美的人格，提高人生境界。從語文學習方面而言，誦讀經典能不斷提高學生的語言領悟能力，提高學生語言的敏銳性，豐富學生的積累，提高學生的審美情趣，不斷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
二、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途徑
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沐浴文學之光、啟迪人生智慧、豐富語文積累、提高語文能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安排誦讀經典活動，力求做到課內課外相結合、校外校內相結合。讓誦讀經典活動，不但成為語文學習、校園文化建設的一部分，而且成為培養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習慣的抓手，讓閱讀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伴隨學生從校園走向社會，成為學生人生的“伴侶”。
1.每天定時進行文學欣賞
經典誦讀和語文教學方向不完全等同，它在語文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又高于語文學習，更注重利用文學元素浸潤學生的靈魂。語文教學注重知識的積累、學習方法的指導、解題技巧的培訓，相對比較枯燥；而經典誦讀則注重對古詩文賞析，學生從文學性、藝術性、情感的表達，或從古詩文描繪的意境、語言的氣勢或精美等角度進行賞析，提升學生對文字的領會、對人生的感悟、對社會的責任等，是更高層次的語文學習。教師每天利用課前或課后十分鐘，或教師、學生講解，或觀看賞析古詩文的視頻，以此為學生指明誦讀經典的方向、示范誦讀經典的方法。這些文學經典可以是來自高中《語文讀本》的作品，也可以是電視熱播的講壇對象。比如，以《山鬼》為例分析屈原詩歌中“香草美人”形象，理解作為委婉設喻、曲折表達對明君的呼喚，以及暗喻自己高潔的情操和遠大的抱負。也可以選擇于丹講論語的視頻播放，引導學生從生活的角度去解讀經典，理解古人的行為準則對當下的進步意義，從而帶動學生的課下閱讀。
2.課外閱讀實行“任務”和“個人愛好”兼顧
目前的高中生學習、升學壓力極大，很少有人能主動去閱讀經典、汲取其中的營養，因此，教師布置“任務”就成為展開誦讀經典活動不可避免的手段。但是，不是每個學生對每部經典著作都感興趣，部分學生制度某部經典中某一份內容感興趣，如果教師強迫學生閱讀不感興趣的東西，不但不能達到閱讀經典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學生的畏難心理和敵對性。因此，教師在推進誦讀經典活動中要堅持布置任務和個人愛好兼顧的原則，教師為學生劃定閱讀范圍，給學生留下自己選擇的余地。比如，教師可以安排某個階段學生課下閱讀《論語》。至于學生是閱讀原著還是閱讀翻譯的文本，還是觀看于丹講論語的視頻，就由學生自己選擇，只要能達到了解其思想精髓的目的即可。
3.定期展開誦讀經典集體活動
誦讀經典活動不但需要滲透到每一天，還需要定期舉辦學校、年級或班級的集體活動?；顒有问蕉喾N多樣，可以就某一經典著作展開討論，可以是閱讀經典的心得感受，可以是和閱讀經典相關的演講活動，也可以是古詩文朗誦、背誦比賽等活動。這些活動的舉辦旨在出發學生的興奮點、掀起誦讀經典的浪潮，推動誦讀經典活動的深入、持續發展。
4.鼓勵誦讀經典活動由校內向校外延伸
誦讀經典活動不是課外作業，更不是學生必須完成的硬性任務，而是閱讀習慣和愛好的培養。教師要引導學生利用星期天、節假日的大塊時間進行經典誦讀。為促使誦讀經典活動順利進行，教師可以配合學生的家庭作業和假期作業進行。比如，布置和經典閱讀有關的日記和作文題目；鼓勵學生觀看“百家講壇”講解經典的節目，游覽歷史文化公園、和歷史名人有關的名勝古跡等，這些活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閱讀經典的興趣，促使閱讀經典活動成為學生的內心需求，實現由校內向校外的延伸發展。
三、經典誦讀活動是語文教學的“回歸”
古人提出的“文以載道”已明確了文學作品的育人功能。而經典誦讀活動正是從古詩文的“文學”角度入手，注重以文化的浸潤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和探究欲望，實現學生的個性化學習，讓學生自由從作品中汲取營養。在文化元素的浸潤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中，不斷豐富學生的積累，逐步提高學生對文字的敏銳感知，豐富學生的情感，提高學生的審美情趣，從而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和語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經典誦讀活動是超越應試教育的語文教學的回歸，是實現語文學科提高語文素養的同時潛移默化實現育人功能的有效嘗試。
總之，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活動，既是時代的呼喚和需求，也是語文教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語文學生的延伸和提高，是實現語文育人功能的良好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1.經典意識的缺乏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對于事物的接受耐性越來越低，一味追求效率導致心態趨向浮躁，缺乏經典意識，對經典文學表面崇敬，卻很少真正投身于文學研究。尤其在“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下，功利主義占了上風，學生大量的業余時間都放在英語學習上，對國外語言和生活、消費等都極為推崇，缺乏一定的自我辨別能力，反而對自己國家的經典文學不甚了解，甚至嗤之以鼻，以為陳舊。如此不和諧的心態以及不正確的價值觀，導致經典文學漸漸淡出學生的生活，在語文學習中的地位越來越低。
2.教育體制的弊病
由于浮躁的社會心態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逐漸蔓延，教育體制的弊端也日漸顯現。在學校教學過程中，教師一味追求教學任務的完成，或者追求教學效果的提高，但這種提高僅僅以學生的考試成績為唯一衡量指標。教師在課堂上機械傳輸文學知識，學生不僅沒有真正領會經典文學的內涵，甚至容易出現反叛心理，排斥學習。正是教育體制的種種弊病，導致經典文學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高中語文教學被教師、家長和學生忽視，對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也有消極影響。
3.教師方面
教師作為教學的直接實施者，對學生的影響極大。教師不僅僅要對自身專業有一定深度的把握，更要懂得如何強化語文學科的性質，引導學生擺脫浮躁，掙脫功利的枷鎖，能夠真正學習經典文學，學習語文知識。首先，教師的功利主義影響著經典文學教學。教育行業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公益行業，追求名利本身無助于教育的開展，穩定的教師待遇使得部分教師安于現狀，固步自封，腳步停滯在自己原有的教學方法上，或者只追求眼前的利益，一味專注提高學生成績，無視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正確構建，無視人類經典文學的繼承。其次，教師自身文學素養也不一定全面。長期的教學任務壓力，導致部分教師專注于自己的職位晉升、職稱評選，缺乏經典意識，而且忽略學生的文學關懷。加上教師本身無暇對經典文學作品進行精讀，無法將自己的真實感受傳達給學生，更談不上經典文學教學了。再次，教師教學方法有待改進。經典文學固然給人古老、陳舊、枯燥的印象，但這與教師灌輸式、填鴨式、僵化的教學模式也不無關系。教師往往善于使用自己的教學技巧，讓學生進行語句的訓練和段落總結等，但較少引導學生從用詞和作者當時的心態去感受，導致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這無助于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也使得教學效果不佳。教師較少將經典文學作品背后隱藏的深刻含義，與當下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導致學生對經典文學關注度不高，無法引起學生情感的強大共鳴，同樣導致經典文學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地位下降。
4.學生方面
高中生在面對即將來臨的人生轉折點———高考的時候，更容易缺乏判斷能力和控制能力。經典文學的學習不是短暫的抱佛腳就能應付，而是需要長時間的閱讀積累和情感碰撞，需要心靈的沉淀與情感的升華。高中生對語文學習往往過于自信，認為母語無需再次學習，即使在完全不復習的情況下考試成績也不會很差，所以語文學科總是得不到英語、數學等學科那樣的重視。經典文學需要時間，功利心變強的學生無法分出寶貴的學習時間來拜讀經典文學作品，單純喜歡的人少之又少，而且缺乏教師的細心引導，效果不佳。學生在進行經典文學的閱讀過程中，非常需要教師的幫助，他們需要教師進行有效指導，指明正確的方向。
二、經典文學教學的措施
1.提高經典意識
意識的轉變或者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更多時候要靠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教育部門要大力推廣經典文學素養的培育，將現代多媒體傳播應用在經典文學意識的提升上，以人們喜歡的方式來改變經典文學觀念。
2.完善教育體制
目前的“應試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病已日益顯露，但想要徹底亦非一日之舉，也非明智之舉，畢竟“應試教育”有其獨有的優勢和效率，不能一言以蔽之。國家應該積極采取措施，完善教育體制，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與空間去學習經典文學，不再一味追求所謂的成績，拋卻學習的功利心，懂得真正靜下心來品味經典文學之美，從優秀的作品中品嘗生活的真諦，培養健康、良性、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培養出高水平的審美情趣。
3.教師方面
教師的行為直接影響學生，教師的水平直接影響到教學效果的好壞。語文教師身負重任，不僅需要講授基本的語文知識，更重要的是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人生情操，做好他們人生道路上的明燈。教師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熱愛教師職業，對學生有很強的責任感和愛護感，愿意全身心投入教育。作為高中語文教師，按時按量完成教學任務是工作基礎，還要注意多多提升自己，以自身的熱情和涵養去感染學生。教師要尊重經典文學作品，在認真閱讀的基礎上，帶領學生真正走進經典文學的領域內，以作者當時的心態與心情去體驗，與作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教導學生讀后能夠擁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引導學生自主思考問題，并且學會批判性地接受不同的觀點。
4.學生方面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速，西方文學經典在中國的普及渠道與途徑也隨之發生變化。許多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都是通過電影、電視或者網絡游戲得以廣泛傳播，發行量也隨之猛增。以至于在文學界，有一批悲觀的學者憂心忡忡地表示，“文學已死”。傳播媒介的變異，導致很多作家在創作時腦海中構思的不是語言的外衣，而是一幅幅視覺畫面。經典文學作品的營銷方式，也變成了先影視后紙質文本的秩序，文學經典似乎已淪為了影視作品的衍生產品或者附屬物，文學從“讀書”進入了“看圖”時代，即使作為文學專業的學生、從業者，也未能幸免。甚至有作家、學者認為圖像確實優于文字，美國作家亨利•米勒說：“電影是一切手段中最自由的，你能用它來創造奇跡。確實，有朝一日電影取代了文學，不再需要閱讀，我會舉手歡迎的。你能記住影片里的面孔和手勢，你在讀一本書時，卻永遠無此可能?！盵1]289由此看來，西方經典作品無論多么偉大，它都不能拯救如今大學生進入讀圖時代的腳步。正如布魯姆所認為的：“‘我要讀什么？’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在影視時代里讀書人已經寥寥無幾。實際問題已經成為：‘什么是我不必去費心讀的？’”[2]415
誠然，在現代社會中，由數字技術等工業技術所建構的社會文化網絡體系中，西方文學經典已由小眾化的文學殿堂走向公共視野，褪去了其神秘的面紗，文學的影像化趨向更使西方文學經典得以直觀化與普及化。但影視圖像的精神來源于西方文學經典，前者似乎只是對后者的一種解說。換句話說，對影視圖像的經典式閱讀可以闡釋并壓倒圖像文本；而對西方經典的影像化閱讀只會削弱西方文學經典的力量，或者如果我們可以隱忍，那將是達到某種荒誕效果的反諷。
西方文學經典的現代教育轉向
自從林紓以“信、達、雅”為基本信條將西方文學經典譯介到中國以來，其介紹與傳承的方式一直被精英知識分子的權威話語持有。在中國文學發展的現代化歷程中，中國著名作家集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翻譯西方文學經典的兩項職能于一身，著名的作家也通常是翻譯家，如魯迅、矛盾、巴金、戴望舒。從創作到譯介，其主導者的身份與理念已然決定了西方文學經典具有了崇高性、殿堂性與嚴肅性。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歷經了整個九十年代的市場化發展，國人日常生活的主導觀念已經完成了由“埋頭苦干”向“張揚外顯”的轉型，原來的艱苦樸素已經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消費熱潮所替代，很多人的生活仿佛在消費欲望和滿足消費沖動之間輪回，在消費話語的背景下，“一切公共話語都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3]4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當今的文化生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延續至今，即通俗藝術、電影文化、即興劇、多媒體聲光節目、搖滾音樂以及其他新文化形式勃興。“在桑塔格、費德勒及其他一些人看來，這些發展超越了詩、小說等先前藝術形式的局限。在許多領域內、藝術家們開始混合各種媒介手段，并把庸俗作品和大眾文化溶入到他們的美學創作當中。如此一來，同現代主義相比較，這種新感受就更具多元性而缺少嚴肅性和說教性?！盵4]13
西方文學經典作為文化消費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娛樂至死”的大語境之中。西方文學經典在被圖像化的同時，也被無可挽回地消解與庸俗化了。在當下，通過娛樂化的方式了解西方文學經典已成為社會的主流風尚，這種現象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尤為突顯。即使在現代教育機構里，也充斥著理想主義的憤世者?！盎乇芑蛘邏阂謱徝涝谒^的高等教育機構中是普遍的風氣。”[2]16在漢語言文學專業西方文學的教學中，為了達成較好的教學效果，使學生更接近經典，專業教師或者以影視為媒介，闡釋其蘊含的人文精神與藝術造詣的經典性。但這種教學方式本身在傳達經典的同時，也將經典由語言文字所帶來的審美性矮化了，大有影視導演和編劇的意圖主導對西方文學經典闡釋的勢頭。從西方經典到影視作品，實際上意味著從一部文字為媒介的文學作品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作品了。在以當下社會大眾為目標指向的改編目標，或者導致現代價值觀的融入，或者導致改編同一表述對象的切入點的變化，由西方文學經典主導的審美教育被影視作品所置換。這樣的審美教育會導致學生吸收的是間接的經典，既背棄了文學原著，又偏離了文學教育的初衷。尤其是在名著改編的之風日益興盛的今天，“戲說”、“穿越”等改編方式，已經將傳統西方名著的精髓喪失殆盡，在這樣影視作品為基礎的文學名著的解讀中，學生面對的經典已經名存實亡了，更何談文學教育及審美教育呢？
西方文學經典的傳承與審美教學的回歸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網絡上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輕人已經把文學視為“垃圾專業”，很多優秀生棄經典而去，棄文學而去，專注于實惠型與實用性更強的學科與專業。尤其是近幾年，隨著西方文學經典被視圖化、被娛樂化，文學教育者似乎在時代的巨變面前節節敗北。
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是“文以載道”，注重文學的社會功用性與教育價值，希望教育者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找到社會公眾普遍奉行的道德和政治觀的根源，甚至在文學教育中有同行刻意避開文學經典的審美領域。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間的這一段時期，甚至有學者、文學教師將審美降低為意識形態，或者是哲學化的理念圖解。其實，文學經典的教學不是服膺于社會主流意識的一種方式，而是讓學生在閱讀中獲得審美力量。
經典的最初意義是指權威的教育機構所遴選的書，而美國著名學者布魯姆認為，西方文學經典的崇高性與嚴肅性來自于它的“陌生性”（strangeness），“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盵2]2而原創性的魅力又恰恰來自于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其審美性是建構西方文學經典的基石，即文學經典必須具有相當的藝術高度和價值。這就要求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堂中在傳承西方文學經典的同時，注重其審美性?；蛘邠Q句話說，也只有注重西方文學教學過程中的審美教育，才能更好地傳承西方文學經典。
關鍵詞：大眾文學；精英文學；話語權；顛覆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5-0169-03
目前學界對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探討甚多，基本趨向兩種觀點：一是站在大眾文化立場強調大眾傳播優勢和對精英文化造成的沖擊力，主張精英們要擯棄“閉門造車”，學會變通；①二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場批判大眾文化的庸俗化、低俗化、娛樂化等弊端，主張大眾文化應當由精英文化來引領和規范，強調精英文化肩負著提高大眾的審美趣味和能力的重任。②近年來兩種觀點呈現 “中和”趨勢，即主張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在強調大眾文化傳播優勢的同時也注意其庸俗化、低俗化、娛樂化的一面；在呼吁精英和精英作品通過大眾的方式進行傳播的同時也強調精英文化的獨立性，要求保持其科學性和審美性。隨著這種探討的愈來愈深入和細致化，對“大眾文學”和“精英文學”的界定和探討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大眾文學與精英文學的界定與劃分
大眾文學是流行的、為大眾所接受的文學，它最大的特點是其傳播方式的大眾化，因而它所包羅的就不僅僅是通俗的、可復制性、娛樂性的市民文學，也包含以新形式“包裝”的高雅文學與古典文學。與之相對的精英文學則是一種有意識的文學，一般都與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文學形式到內容的純正性、 規范性， 倡導無功利的審美創作，表達特定生活中的審美理想，呼喚社會的人文精神等。
大眾文學沖擊著“文學是無功利無目的性的”這一傳統或學院式觀點，它以消費為目的，滿足大眾多樣化的審美需求，又與文化大生產相關聯，影響力相當廣泛。大眾文學的特點有二：首先，大眾文學突破了以往依賴于文本符號的局限，更多借助于文本符號的重新編碼，加入“境遇”符號等多元素讓讀者身臨其境；其次，大眾不僅是鑒賞者，更是參與者和創造者。以網絡文學的迅猛發展為例，大眾的參與程度確實是以往文學發展所不及的。
大眾文化（藝術、文學）與精英文化（藝術、文學）的劃分實際上“就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表現”，是擁有權力話語的階層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場的發言，從文化發展歷史事實來看，所謂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劃分非但子虛烏有，而且毫無必要。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國的四大名著當時都屬大眾文化的范疇，但經過若干年后，無一不被奉為精英文化的代表，這就說明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學并無實質的劃分，真正執著于將精英與大眾區分開的，恰恰是以往掌控文壇、制定文學時尚、規范審美趣味、篩選和修訂文學經典、控制文學走向的精英們。
精英們力圖將文學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乃至將艱深視為自己身份的象征，以便和大眾保持距離。這樣的結果使得精英們越來越難以為廣大受眾理解，精英的學術、精英的創作都成為高不可攀的東西。但在傳媒時代，這種局面被打破了，傳媒呼喚精英們走出書齋，將曲高和寡的文學經典以大眾的方式闡釋給大眾聽，百家論壇、世紀大講壇就是例子。經典需要大眾的理解和傳播，精英們也需要獲得大眾的支持才能捍衛其話語地位。網絡技術更是加快了大眾文學與精英文學界限的消泯。網絡文學這種自由化、民主式的文學樣式，顛覆傳統文學的傳承和接受方式，它以其獨特的超文本表現形式展現出內容的豐富性、文本的多義性、閱讀的開放性，充分顯示了對傳統文學的超越。在網絡的世界，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誰也左右不了誰，精英們不能再自詡為大眾的“代言者”，大眾可以自己“立言”、“代言”，發出自己的聲音。
二、傳統精英文學的權力話語
歷史不過是成功者的話語，文學在過去只是精英的話語，而現在，精英們壟斷的文學資源（首先是經典文本）變得不再神圣不可得到，精英所依賴的傳播渠道也顯得捉襟見肘，這個話語擁有者的身份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
精英們掌握著文學的知識與技巧，這意味著他們掌握了一種權力，“知識越是被有規律地組織起來，就越有可能讓在其中發言的主體根據沖突嚴格的陣線進行劃分，就越有可能使這些如此對立的話語像在總體戰略中（這里不僅僅是話語和真理，而且還有權力、身份、經濟利益）的不同策略整體那樣發揮作用?！盵1]這種權力的強大迫使其對立的非精英話語保持沉默或被排斥，如古代小說盡管萌芽很早，但一直被視為“小道”，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至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盵2]漢代有九流十家，“小說家”居十家之末，可見地位之低下。古小說被排斥在正統文學的圈子之外，上層文人不屑為之，特別是白話小說，正史的藝文志和經籍志由于對白話小說的歧視往往棄之不錄。在文言小說中，傳奇類文言小說也因多屬虛構，正史書目也多不予著錄，唐宋以來的許多著名文言傳奇小說如《綠珠傳》、《楊太真外傳》、《譚意歌傳》、《流紅記》、《王幼玉記》、《梅妃傳》、《李師師外傳》等便多不見于正史書目。這種有意識的篩選符合精英話語規范的作品，淘汰“不入流之作”，成為文人集團或上層精英的共識，他們所需要的是符合其上層身份、維護其文學地位和權力的規范話語，對于通俗的流行的大眾文學話語，無論怎么喜愛也只采取鎮壓、排斥一途。
賦、詞的出現和流行就能說明這種改革。從保留大量民歌形式的屈騷到士大夫的賦，從敦煌曲子詞的粗糙素樸到文人創造詞集《花間詞》的雅正典麗，顯示的是上層文人對民間文學的吸收和改造。這種改造也進一步強化了權力話語的不可抗力，大眾文學沒有選擇的權力，只有被選擇的命運。
敦煌文獻記載的民間詞，其實是尚未成熟的大眾形態的作品，形式上字數不定，韻腳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內容上素樸無華，富于生活氣息等，都說明其草創階段的自由和“不規范”。當唐詩走向極致無法突破創新時，文人不得不從大眾汲取養分，轉向另一種文體，這種稱之為“符合文學內部規律的變革”，實際上是出于“修正”目的以維護自身話語地位的行為，是有意識的，甚至可以說是被迫的。
這種被迫主要表現在對新興話語和話語擁有者的輕視，如文人改造過的詞，仍然地位不高，歐陽修謂作詞不過是“以其余力游戲”，“薄妓，聊佐清歡”，可見作詞當時雖已盛行，卻仍不登大雅之堂，無法與“言志”的詩歌相提并論。因而蘇軾對詞進一步革新，不僅形式，內容上也大加改造，力圖將一切詩歌能表現的東西借由詞來抒發，然而事與愿違，蘇軾的創作當時并不被人認可，其弟子也認為不合詞的“本色”。這種“修正”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文人利用自己的權威性進行了篩選，但篩選的結果只是非精英的文學披上了上層文學的外衣，而無法改變其本質。
除了輕視，這種被迫還表現在對話語擁有者的限制。以柳永為例，底層文人的通俗之作，縱然受到大眾歡迎，廣為流傳，但在上層文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為與大眾話語相區別，力圖將言辭表達上層化、貴族化，從晏殊、歐陽修、周邦彥到姜夔，一直在努力。到姜夔，詞的改革已臻成熟，詞的雅化，將創作群體限制在文人圈子里，使得話語的擁有者限定為少數，于是代表精英或文人集團的話語體系之一的文體特質就顯示了這一時代的文學性。
時代留下來的文學集子和作品成為篩選機制下的勝出者，讀者無法選擇，除非讀者本身成為精英或權威，再編纂符合他審美規范的作品，但這種重新編纂仍然是在精英的權力話語規范之內的。對于普通大眾來說，經典的流傳首先有賴于經典文本的獲得，而面對已經由權力話語篩選過的經典，大眾自然只能無條件地接受被保留下來的部分，而忽視被剔除的部分。
三、大眾文學對經典的傳承
在精英的權力話語下，大眾文學顯然是不入流的，被高雅文化排擠和壓制，但在大眾文化盛行的傳媒語境下，高雅文學被動卸下了貴族化的神圣光圈，變得越來越大眾、平民，文學精英們也走出書齋，融入市場，借用大眾傳媒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不妨將傳統精英文學與當今的大眾文學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大眾文學對經典的傳承利弊。
傳統精英文學掌控傳播手段和渠道如書本、戲劇、講演等，讀者主要接受的是由精英篩選的文本；與此不同，在傳媒時代，受眾與經典文學文本之間往往隔著符號、媒介等，這種接受方式可以理解為二重接受。接受的是被改造后的新意象和新文本意義。改造者不僅僅是導演、編劇之類的人，還有更多復雜的意識形態的介入。
傳統精英文學接受主要運用的是文本符號，傳媒時代則不僅利用文本符號，且更多構建“境遇”符號使得更具生命力，更為大眾所喜愛。
傳媒語境下的大眾文學對經典的承繼具有“變相”特點，但總的來說仍具積極意義。
1.利用或保存經典的影響力，使經典更廣泛地為大眾所接受。不論是對原著的曲解還是解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實際上是利用并保存了經典的影響力?！段饔斡洝返冉浀湮谋镜牟粩嘧⑨尯同F代解說如《西游記與中國政治》《唐僧情史》《沙僧日記》等，《西游記》文本不斷翻拍成電視劇如《新西游記》等，都會引起受眾對西游記的關注，一方面，“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人們想拋開他人（電視或電影導演）強塞給自己的形象，希望從這些原文的閱讀中，通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重新塑造自己的主角形象，這也是一種自我意識的消費。另一方面，受眾在對比中會發現原著的藝術性與注解、影視的紕漏之處，在參與批評和重新解說、創作之中，受眾的審美能力會得到一定提高。
2.注入了現代意識，更符合時代審美需求。如新版《西游記》注入了很多人性意識，相比老版突出孫悟空的斗爭精神，新版刻意描寫孫悟空在唐僧的熏陶下變得人性化的一面，如孫悟空被唐僧誤會后被趕回花果山遇到徒子徒孫被獵人捕殺，想起唐僧說過“人與妖在呼吸之間”等話語，放了被俘的獵人，這便是突破原著的現代意識。
3.部分意義及精神被保存并傳達，顯示了經典的超越性。如《解讀西游記》《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沙僧傳》等闡釋文本盡管時代視角不同，對于孫悟空斗爭精神、保持自我的肯定，由西游記眾多角色復雜關系啟發人際關系學的思考等都是經典文本中值得傳達的部分。
四、大眾文學對精英文學權力話語的顛覆
精英文學面臨的最大困境，不僅是在傳媒語境下正統文學流于平庸化、通俗化、媚俗化，更是話語權的喪失。因為大眾文學是自給自足的，精英則總是面臨衰弱和枯竭。精英文學不一定代表大眾文學方向，卻一定需要從大眾中汲取養分，獲得支撐，否則將面臨干涸和無法承繼的困境；而大眾文學無論在量的方面還是接受的程度方面都無須顧慮。當一種大眾文學體式無法承繼下去時必然會有另一種新興的樣式代替，且這種代替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更顯迅速。
從表2可以看出，大眾文學對精英文學的話語權威具有顛覆意義。這種顛覆主要表現在方式、目的、過程及結果幾方面，精英權力話語被大眾逆向、相反、顛倒的邏輯以及各種形式的戲仿、異化、滑稽改編消解、弱化甚至解構，大眾文學的平面化、可復制性是以消解文學個性和創造性為目的的，大眾文學追求的平民化、平均化無疑與大眾不同的審美價值訴求形成悖論。大眾雖然不具備話語權力，但以大眾為服務對象的傳媒卻是一種技術權力。大眾傳媒本身就具引導作用，握有重要的話語權，且它們的范圍廣泛，影響深入持久，又不需要大眾太多的智力與創造參與，這便成為了沖擊傳統權力話語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福柯的言論中，這種技術權力，“不是針對肉體的人，而是活著的人，針對類別的人”。這種權力使人大眾化，使人成為整體，而不是個人，人一旦被歸納為大眾，生命就變成了一個整體的過程，被這種權力技術所控制。
五、傳媒時代下精英文學的定位問題
如何看待這種權力話語的顛覆狀況，并正確定位精英文學的發展，許多學者和批評家積極呼吁文學及文學批評要保持其獨立性，不迎合傳媒的商業性和庸俗化、低俗化；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應退守書齋，刻意遠離傳媒，而要自我開放、“與時俱進”。事實上，就操作而言，這兩方面之間的“度”，很難把握。文學作品人文精神的喪失，作家、批評家藝術品格的滑落、大眾審美價值取向的偏離等，都是屈從技術權力付出的代價。
對大眾文學進行引領和指導，不僅僅是要指出文藝批評家應該怎樣做的問題，更應該區分傳統文學的批評對象與傳媒語境下的批評對象的不同特質，進而明確兩種批評不同價值取向的歷史文化原因，從中找到契合點。
第一，我們應當走出將大眾文學納入精英的價值判斷體系的誤區，不應在精英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中對大眾文學展開批評。
第二，不能因為大眾文學的內容駁雜而否定其傳播中的積極效用及大眾化優勢，更不能否定大眾文學也具有審美特質。
第三，精英文學必須進一步楔入生活，參與傳播，發掘現代生活與經典范式的共通點，因為經典不在于載體的表現形式，而在于內涵和實質。英國新批評派代表人物艾略特曾指出：“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贝蟊娢膶W的迅猛發展不可能動搖經典的傳承價值，經過時間的檢驗，現在的大眾文學也有可能沉淀為經典。
第四，精英們不必為話語權力地位的弱化而感到焦慮，精英文學應繼續保持審美品位和自我，將闡釋的無限可能給大眾，由大眾分辨和繼承。
綜上所述，傳媒時代到來之前，盡管精英文學掌握話語權，大眾文學必須得到精英文化的認可才能上升為權力話語。但大眾對文學文本的理解與闡釋影響精英上層對文學的評價，大眾無意識非組織的篩選和淘汰制往往在歷史長河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大眾文學的傳播方式和旺盛生命力也引起精英上層文學的反思，當一種精英文學走向衰微之時，大眾文學往往為之提供形式上的借鑒和內容上的養分。
在傳媒時代下，大眾傳媒加速了精英權力話語的消解，大眾文學得到廣泛重視。大眾文學的興盛和發展對精英文學具有顛覆意義，大眾文學建立了一個新的文學話語模式，允許多種話語權的出現，不再有單一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1][法]?？?必須保衛社會[M].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5.
[2]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M].北京：中華書局，1962.
大學教育提倡對人的價值追求,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是對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二者的完美兼容,是重在體現人的全面價值的一種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是大學教育的靈魂與核心,通過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使得大學生能夠不斷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弘揚生命意識,彰顯出個性與價值。正確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是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只有在大學教育中滲透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才能培養出具備時代主體精神的優秀人才。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商品經濟盛行,外界激烈的競爭環境嚴重沖擊著人們內在精神的發展,使人們的價值觀念逐漸向世俗化與功利化轉變,大學生的人文素養也明顯下降。人文精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瀕臨消解。一些人面對誘惑不知該何去何從,道德意識薄弱,出現了狂熱的拜金主義傾向。在生活中,精神極度空虛,缺乏崇高理想的支持,導致自身信仰的喪失。馬加爵與藥家鑫事件的出現,嚴重拷問著人們的靈魂,為一些人文意識淡薄,人文精神匱乏的人敲響了警鐘,同時人文精神面臨的危機也可見一斑。大學生是國之棟梁,在國家的建設與發展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肩負著國家振興的偉大使命。大學生人文精神素養缺失的現象,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重視。一旦大學生在價值多元化的社會中迷失了自我,將會造成價值失范以及信仰危機,最終將導致整個社會的庸俗化。下面,我們就造成大學生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與探究。首先是外界大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市場經濟下,中外交流日益廣泛,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物質性、實用性”與“功利性”的價值理念充斥在社會的角角落落,嚴重沖擊著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面對就業形勢所帶來的就業壓力難免會讓大學生們感到力不從心,功利心的驅使一時讓大學生們難以抉擇。過于功利化的價值衡量標準形成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重理輕文”的現象,有些人甚至認為文學只是用來供茶余飯后消遣的,使文學一度從“實用之學”的巔峰淪落至“無用之學”的深淵。市場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催生了世俗化與功利化的人群,使得人文學科得不到重視,導致了人文精神被冷落遺棄的現象。
其次是高校的教學理念對大學生的影響。高校的生存是由生源維持的,為了獲得充足的生源,而學生選擇學?？粗氐木褪菍W校的就業率,因此,學校勢必會為學生未來的就業搭建好平臺,以此吸引學生就讀。以此為前提,高校在專業的設置上多傾向于應用型專業的開設,人文學科是作為輔助專業而開設的,學校對人文學科沒有足夠重視,學生也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人文學科的地位,造成很多學生對學習人文學科的興趣不足,熱情不高,之所以學只是為了多拿些學分。很大一部分學生讀大學就是為了找到一份穩定的好工作,而學校投其所好傾向于安排實用性較強的熱門專業與課程也是無可厚非的,所以出現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這種淺近功利的做法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學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再次是教學方式對大學生的影響。受傳統的“填鴨式”的教學方式的影響,學生對知識的獲得處于機械化的記憶、被動化的接受,不注重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以及人文精神的培養。在教學中,人文內涵缺乏。人文學科的教學形式單一,政治說教的性質過重,缺少人文內涵的挖掘與延伸。教師在臺上滔滔不絕,學生在下面昏昏欲睡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學生自我體驗與感悟力的忽略。人文學科的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極具藝術美感,是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的珍貴的文化資源。人文學科的魅力是需要學生自己去切身體驗才能體會的,教師對學生自我體驗與感悟力的忽視,是關閉了學生發現美的一扇窗口。在教學中,缺失活躍的課堂氣氛。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中,學生能夠做到深入地理解知識,而把學生當成“靶子”進行單項的知識傳輸,其結果只能引發學生的抵觸情緒,從而使文學的教育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
二、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重塑大學生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徑
人文精神的培養要求人們具備健全的人格與良好的內在修養。當今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使得人們責任感缺失,道德水平滑坡;心理脆弱,承受能力不足;生命意識淡薄,人文素質降低。種種現象都顯示出人文精神的缺失,面對這種現狀,國民人文精神素養的培養就顯得極為迫切。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重塑大學生的人文精神”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一些文人,如張煒、韓少功等人曾與1994年前后,就人文精神展開了討論,猛烈抨擊了“價值失范、道德滑坡”的現象,并致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塑?，F當代文學課程豐富的人文精神內涵,應承擔起人文精神建構的責任。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奠基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基礎之上,并吸納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精髓,從而幻化出現當代文學的核心內涵,即“人的文學”。它體現的是對人的價值的追求,極富人道情懷。例如,周作人的作品,宣揚人道主義思想,抨擊“非人的文學”。魯迅先生鞭撻國民的劣根性,提出“立人”思想主張。梁實秋的作品展示的是光輝的“人性”,和梁實秋反映同一主題的還有沈從文先生在“希臘小廟”中供奉的“人性的真善美”。孫犁的作品推崇人性的自然與美好。莫言、余華的精彩作品,展示的是對生命與人性的哲思與拷問。他們的作品各有千秋,又同為人文精神的典范?，F當代文學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主題上看,都可稱得上是人文精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
2.1現當代文學教學應立足課堂,多角度挖掘人文精神的內涵
文學作品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獨特審美體驗,人文精神就是通過文學作品體現的,因此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要多角度地對人文精神進行挖掘與滲透。在教學理念上,轉變舊的教學理念,將文化知識與其他知識之間進行遷移,注重引導學生掌握作品中所蘊含的各種文化知識,開闊學生視野。首先從作家生平與時代背景中汲取養料。教學過程中教師要讓學生充分理解作家創作的特殊環境。比如魯迅小說中的“立人”思想,要結合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進行講授,有助于學生對主題思想的理解。其次要結合現當代文學學科特點,引導學生對人文知識的學習與積累。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的內容涵蓋廣、跨度大,折射了20世紀人們思想觀念、價值情感以及生活狀況的全貌。在對作品進行講解時,勢必會涉及到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從而拓展學生對人文知識的學習。在教學內容上,注重挖掘作家身上以及作品中彰顯出的人文精神?，F當代文學教學中要讓學生尊重并熱愛生命,樹立崇高的生命意識,以樂觀的心態對待生命。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涌現出許多優秀作家及作品都是人文精神的典范和經典。例如史鐵生,身殘志堅,面對突然的變故所帶來的生命的殘缺以及伴隨著的虛無狀態,他的態度不是躲避,而是用手中的筆與殘缺和困境堅強搏斗,最終獲得勝利,證明了人的意義以及存在的價值。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堅強的斗志以及普世的悲憫情懷。他根據切身經歷對人生意義的探索以及生命的叩問,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是極其有益的。他的《命若琴弦》,強調了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為一些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的人樹立了榜樣。在教學方法上,應以教師為主導,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每一部文學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獨特的審美體驗以及情感態度,對作品進行閱讀就是在進行一場與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進行的心靈交會,以他們的喜怒哀樂為喜怒哀樂,進而品味作品的深刻內涵。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借助多媒體等多種教學設備,拓展學生獲取知識的內容與形式。播放錄音,可以讓學生借助想象的力量去彌補作品提供的藝術空間。播放視頻可以使學生更加直觀地觀賞到作品的時代背景以及人物的境遇。通過播放錄音、視頻等方式,可以豐富教學形式,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同時,教師又要注意到學生的主體地位,鼓勵學生自主欣賞由現當代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如《駱駝祥子》《家》《芙蓉鎮》等,讓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并寫出心得感受。
2.2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要注重文學教學實踐,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
高校要想肩負起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責任與使命,就必須賦予高校教育以“以人為本”的精神內涵,傳播科學精神、人文精神與理性精神,凈化學生心靈,健全學生人格。首先,學習經典,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現代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一個個光輝形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在現代文學教學中,教師可以以此為突破用作品中的經典重塑出當代的經典。教師要善于捕捉作品中表現出的愛國精神,民族情感以此喚起學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教師還應抓住作品中的對正確的道德價值觀的弘揚,讓學生懂得真善美,能夠恰當地進行待人接物,從而培養起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延伸經典,培養學生積極健康的審美觀。一個人的內心是美好的,反映在行動上也是積極的,一個人一旦具備了積極健康的審美觀,就會不由自主地以真善美的標準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大學生具有一定審美體驗,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審美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審美觀都是積極的,例如,有些人的審美就只注重外在而忽視內在。積極健康的審美觀的形成要求學生在平時的閱讀中多接觸現當代文學的經典,陶冶性情,凈化心靈。延伸現當代文學的經典,有利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再次,運用經典,鑄造學生堅強的心理素質。人們都以為大學生是天之驕子,但是現實中大學生卻面臨著各方面的壓力,對工作力不從心,對生活迷茫困惑?，F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文學經典,給了他們精神上的安慰。作品中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人物形象啟迪著大學生自立自強,正視壓力與挫折,為大學生走出困境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教師要有意識地運用經典,努力鑄造學生堅強的心理素質,讓學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向困難低頭,堅定信念不迷失,培養學生自強不息的進取心。
三、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