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1 15: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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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天路，位于張家口市張北縣和崇禮縣的交界處，分為東線與西線，目前已開發132.7公里。橫跨沽源、崇禮、張北、萬全、尚義五縣，是連接2022冬奧會崇禮滑雪場，赤城溫泉和張北草原風景區的一條重要通道。
一、張家口草原天路生態旅游開發的理論基礎
（一）生態旅游興起及其原因
作為一種被迫的商業旅游產品，生態旅游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潮中衍生出來的一種旅游形式。在精神和物質財富滿足的同時，生存危機致使人類開始思考自身的發展模式以及生存方式。生態旅游是當代世界旅游業新的發展觀，作為世界旅游業經濟的新增長點，是可持續旅游的實現途徑。
張家口地區改革開放較晚，尤其在傳統的發展觀念上走過不少彎路，在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同時也汲取了許多經驗和教訓。在承辦2022年冬奧會和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下，張家口發展生態旅游產業勢在必行。
（二）生態旅游的哲學內涵
與傳統哲學人與自然的主、客二元對立觀不同，生態哲學認為人離不開自然，同時自然只有納入到社會當中才會體現其價值。自然的人性化與人的自然化的相融合是通過人類對自然的改變以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與維護而實現的。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從實踐出發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認識自然界客觀性的前提下，主張人與自然在社會中的統一。自然和人的協調一致，作為統一的世界不可分割。所以生態旅游的哲學內涵是生態經濟供給能力的有限性和旅游經濟發展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矛盾運動的動態平衡。生態旅游的矛盾體現在生態環境的承載力不能滿足旅游開發的需求，以及旅游開發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污染超出了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和自凈能力。生態旅游作為未來旅游的指向標，是對環境危機的反思和矯正。生態旅游的主體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要堅持可持續發展觀，通過生態工程和環境教育的實施，實現旅游開發、環境承載力之間的矛盾協調，實現環保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發展生態旅游是人們實現與自然和諧共處、履行環境保護義務的具體體現。
二、張家口草原天路發展生態旅游存在的問題
（一）傳統發展觀與可持續發展相矛盾的問題
傳統發展觀的哲學根源是“人類中心論”。草原天路生態旅游產業的發展就是與傳統發展觀相矛盾的問題。人們的思想一直局限于人類中心論的范圍內，生態赤字以及人類的代際間的不公平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人類把自然當成技術生產的原材料，無限的索取和透支。發展生態旅游是生態哲學的世界觀，它反對不加節制的無序開發，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哲學基本問題，用生態系統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開發者對草原天路的生態建設意識淡薄，重造輕管現象突出，致使生態旅游的整體效益不明顯。
（二）草原天路旅游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
2015年，草原天路招商項目16項，新增6條“天路”連接線，總投資20億元，協議引資8.7億元。天路兩側風電產業、采礦業的興起導致原始植被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目前草原天路吸引國內外觀光游客已超過100萬人次，周六日接待量最高達5000多輛車次。草原天路旅游產品的客觀性決定了自駕游的旅游方式所導致的汽車尾氣排放，加重了天路道路的空氣污染。隨著外來游客的增多以及越來越多草原娛樂項目的開發，草原天路面臨著草甸退化、大氣、水、固體廢棄物、違章建筑等多層面生態破壞的危險。
（三）單純景區開發商業模式和路權之間的矛盾問題
草原天路被稱為中國版的66號公路，但即使是美國的66號公路，其核心功能并非旅游。從全球范圍來看，公路歸屬權屬于國家，比起封閉的園區式景區，也很少有城市直接將公路作為旅游目的地來運營。但隨著人們旅游習慣和消費能力的變化，自駕游占據了越來越多的旅游市場份額。天路在區域和空間規劃開發過程中容易陷入景區式開發的思維邏輯，商業模式更是迫切將草原天路中路的價值變現。
2016年5月轟動一時的草原天路收費事件，后來因為輿論，門票計劃暫緩。草原天路的價值變現與公共治理之間的矛盾，加大了監管治理的成本；當地政府和運營企業如果不能正確定位天路旅游產品商業模式，草原天路將變成尷尬之路。
（四）配套設施不完善，旅游信息不充足
個性化強、方式自由是自駕游區別于團體旅游的最大特點。目前為止，天路仍然面臨著自駕游配套基礎設施和服務不夠完善的問題。管理者在開發過程中缺乏全局意識，草原天路入口偏僻，至今沒有官方網站以及天路旅游路線規劃指南，周邊路標設置不合理，路況信息不及時，游客多以論壇方式傳遞信息，又往往會由于路標指引、服務區、加油站等交通信息不詳細或者缺失而不知所措。這些問題都會使草原天路的自駕游效果大打折扣。
三、為推進草原天路生態旅游健康可持續發展，提出意見與建議。
（一）建設天路生態文明，努力打造生態保護核心區
在人與自然物質之間的交換活動作為人類社會的基礎的同時自然界為人類的生產提供了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天路旅游開發，從“人化自然”的角度來看是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不遵守自然規律，超出環境承載力的限度就會與“自在自然”相排斥。所以發展天路的旅游業，就一定先從建設草原天路生態文明開始，努力打造生態保護區，沿路打造沽源濕地重點水源涵養區，樺皮嶺木林集中分布區，張北草原生態保護區，在天路環境承載能力和自然資源供給能力相協調的前提下實現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全面發展的轉變。
（二）使草原天路縱深立體發展，形成生態輻射區
緩解草原天路生態保護區的環境承載壓力，大力發展天路周邊生態觀光農業、休閑農業。政府應該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在天路周邊投資以農業生產模擬、農業科學教育、畜牧養殖模擬、野生植物觀賞等形式的生態觀光、休閑農業。充分發揮草原天路周邊生產性功能和生活性功能，不僅改善周邊生態環境質量，緩解生態保護區的環境承載壓力，而且為人們提供觀光、休閑、度假等服務，拓展了草原天路周邊旅游的新空間，開辟了旅游業發展的新領域。
（三）豐富草原天路文化內涵的服務性旅游
草原天路開展具有草原文化內涵的服務性旅游將吸引旅客消費重心由觀光型向文化型旅游商品轉化。要使天路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能夠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需要重點收集有關天路周邊旅游歷史，深入調查研究元中都遺址，明確文化營銷策略，提高旅游產品文化檔次水平。通過舉辦一系列的草原天路旅游節慶活動或者建設一批天路主題文化公園來顯示地域文化內涵。
（四）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宣傳綠色旅游理念，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
要想使草原天路旅游產業得到更好的發展，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是關鍵。改善旅游住宿條件、加強旅游餐飲服務監管；合理設置停車場、加油站等基礎設施；配備景區環保設施，加強景區的環境管理。通過政策扶持、財政投入，企業參與或眾籌的方式來完善旅游交通網絡、信息服務的建設。提高游客自身素質，引導大眾培養綠色旅游環保理念，如選擇電動汽車、小排量汽車、大型載客電動旅游汽車集體出行減輕大氣污染，適當選用燃油添加劑，合理的控制旅游時間。
（五）政府主導，立法加強核心區生態保護
為了更好的解決天路核心區生態資源配置和管控等突出的問題，政府應及時起草生態補償條例及相應的法律措施。用法治思維建立旅游開發生態補償系統，使得生態保護區有法可依。同時進一步增強法規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推進“以查促改”，對天路周邊地表水、環境空氣實時監測，對沽源、崇禮、張北、萬全、尚義五縣的縣域生態環境質量進行綜合評價和預警分析。不斷加大對核心區生態補償政策力度，明確生態補償的范圍、目標和措施等。嚴格按照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要求，建立草原天路周邊生態環境質量考核制度，每年對草原天路生態功能區范圍內的5個縣域進行考核，針對考核中存在的問題，督促有關縣落實整改，推進“以考促保”。
（六）由“一路”向“一帶”發展，發揮草原天路生態帶動區功能
以草原天路為引擎，連接張北、沽源、崇禮、萬全、尚義五縣生態旅游線路，借助草原天路聯通山西和的區位優勢進一步輻射壩上草原、承德避暑山莊、山西五臺山風景名勝區等。打造環北京兩小時休閑旅游產業帶，借助草原天路形成華北北部生態旅游新格局。
一、行政生態學與生態行政學的產生
行政生態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高斯于1947年發表的文章《政府生態學》中正式提出“在行政領域進行生態學研究的訴求”，強調了外部生態因素對行政管理的重要指導意義。美國弗雷得•里格斯于1961年正式發表了《行政生態學》，他正式將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行政問題的研究當中，使得行政生態學真正演變成為一門系統性學科。然而，生態行政學的產生則是順應了歷史和環境的發展。20世紀中葉，由于生態危機日益嚴峻，世界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生態環境問題，作為一門擁有交叉性和邊緣性的學科，生態行政學因此而逐漸產生。
二、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的比較
隨著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的相繼產生，學術界對二者的探索和爭議也越來越多。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雖然二者只是在名稱上存在語序顛倒，但是，實際上，二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和差異。
(一)內涵不同。關于行政生態學的內涵，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滬寧認為，行政生態學是一種透過生態學的視角去研究一種生命主體與其外在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簡而言之，就是運用生態學的研究方法來模擬行政系統的運行環境，研究行政系統與其環境的一種理論方法。這個理論認為行政系統在運行過程中，既不能離開自然環境，也不能離開社會環境。它更加強調環境對行政系統運行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由此可見，行政生態學的內涵是指一種有關行政系統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它的實質是對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的一種借鑒和運用。關于生態行政學的內涵，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界定。高小平認為，生態行政學是一門在生態學科學的前提下，行政主體為了緩解生態環境問題所引發的人類生存危機問題而研究如何開展行政行為的科學。生態行政學的研究目的在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緩解生態破壞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在生態行政學中，并不存在對生態學概念和方法的借鑒和運用，生態行政學更強調的是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
(二)研究內容不同。行政生態學的研究內容著重于研究行政系統與其所處的外在環境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生態行政學著重于如何創造一個國家的行政系統使其適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需要。總體來說，二者的研究內容各有不同。
1．行政生態學的研究內容。一是行政系統所處的行政環境。行政環境包括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等;二是行政系統本身。行政系統包括多個方面的系統，比如:個體系統、團體系統、整體系統等。行政生態學認為，在研究一國的行政之時，不僅要研究該國行政行為的具體方式，還應該立足社會的大系統，從各個方面來研究行政。
2．生態行政學的研究內容。一是宏觀的決策管理，主要是按照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生態環境角度出發，出臺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和措施。二是微觀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在宏觀決策管理的總體性指導下，側重于開展執法監督層面的經常性的管理工作，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區域生態環境質量。
(三)定位不同。行政生態學的定位是一種偏向于生態主義的行政學，生態行政學的定位是一種傾向于環境保護主義的行政學。行政生態學是一種生態主義的行政社會學，它是一門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交叉性、綜合性、邊緣性學科，生態行政學是一門環境保護主義的行政學，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定位更傾向于環境保護主義。行政生態學充分體現出生態學研究方法在行政系統中的運用，而生態行政學則充分體現了生態學與行政學的有機結合。
(四)研究意義不同。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的研究意義各不相同。行政生態學是將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和觀念運用到行政學的研究過程中，它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學研究和發展歷程中的有關方法論的改革和創新，將生態學的相關理論、方法引入行政學，在此，“生態”是研究的方法，而“行政”是研究對象。行政生態學的研究和發展，為世界各國的行政研究提供了很多理論和方法論的指導。生態行政學的研究主要是為了應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運用“行政”系列手段來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的目的。在生態行政學的研究中，“行政”是研究方法，“生態”是研究的最終目的。
三、結語
行政生態學與生態行政學在概念、研究內容、定位和研究意義等方面各有不同、各有側重。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充分發揮二者對于行政學發展所產生的重要推動和促進作用。一方面，可以通過研究行政生態學，運用生態學的手段和方法促使國家行政系統與其外在環境實現平衡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研究生態行政學，運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不斷改進和完善國家的行政系統，使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目標，二者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誰也不能離開誰單獨進行發展。在實際的發展研究過程中，各國政府應該根據本國政府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比較和借鑒，也可以對二者進行綜合運用，以實現政府行政系統的發展、完善和生態環境的保護的雙重目的。
作者:李玲 單位:滇西科技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1］約翰•M．高斯．公共行政學的思考［M］．阿拉巴馬:阿拉巴馬大學出版社，1958:9
［2］王滬寧．行政生態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28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人類學；美國
[作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指的是誕生于美國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它試圖從認知的視角探討不同的民族與其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該學科在歐美國家得到了較快發展，甚至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生態人類學中主要的學術思潮之一。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學術界也以民族(ethos)為研究中心發展起另一種民族生態學研究的理論框架，我們稱之為“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由于中國當時恢復了與蘇聯的密切關系，因此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初期深受蘇聯學術框架的影響。與此同時，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研究也開始影響到中國的植物學界和民族學界，從而開啟了最早的中國民族生態學研究。然而，由于同時受到美、蘇兩種學術傳統的影響，中國民族生態學界對兩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一直未能澄清，這給學科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隱憂。有鑒于此，我們希望此文能夠增加國內學者對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認識，亦為促進民族生態學在中國的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民族生態學的概念仍在不斷的修正中，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術語“民族生態學”于1954年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在菲律賓的哈努諾人(Hanunoo)中進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語義學研究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真正洞察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認知。不過，康克林與其追隨者一樣，只是花費很大力氣去記述植物和動物名稱的清單以及它們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層次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家日益對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們對世界的解釋感興趣，因此他們對人類活動的動因和后果感興趣的程度遠遠大于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興趣。于是以人們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為重點，產生了被稱為“認知人類學”的領域。鑒于其在方法論上的貢獻，人類學家們有時也稱之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學”(Ethnoscience)。剛剛誕生的民族生態學與這一領域不謀而合，在借鑒其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簡單了解民族生態學的發展脈絡之后，我們接著來探討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雖然康克林沒有就“民族生態學”一詞給出明確的概念界定，但后來的生態人類學者多次試圖去框定“民族生態學”。下面我們就較有代表性的四種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結合來自其他學科學者的意見，力爭對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美國人類學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較早地試圖從理論上總結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學者。早在1977年，她在為《生態人類學》寫作的“民族生態學”專章中敘述了民族生態學的歷史、概念、方法論、招致的批評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正是在這一專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態學描述為：一種關注本土人環境概念的獨特的人類生態學進路，它主要采納民族科學的方法，嘗試證實對應環境的本土術語系統與那些概念化之間的條理關系。從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態學在當時僅僅是人類學的人類生態學的一個分支。對福勒來說，其關鍵在于要從被研究群體的自觀點(own point of view)去看問題，這樣民族生態學就變成了一個群體從其自觀出發的生物相互聯系的觀念。福勒還指出，雖然民族生態學因缺乏關注其方法的行為含義而招致了許多批評，但它卻始終堅持自身能夠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福勒之后，布羅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對民族生態學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民族生態學(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學科，它研究的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他們的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pp.187－188)。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認為，民族生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現文化內觀的知識，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學者不能僅僅滿足于西方科學式的文化生態系統元素的分類。他必須像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那樣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學的種類去描述其環境”。由于該文著眼于如何運用民族生態學去探討傳統農業知識，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態學理論上的探討，因此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也許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識系統中分享的民間智慧和個體經驗組合的動態性和復雜性本質。當然，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態學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點從名詞轉向動詞。因為動詞本身暗示著過程和其語言認知，它對人類適應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當代英國生態人類學家米爾頓(Kay Miltort)認為，“ethnoecology”一詞中“ethno”這個前綴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從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識領域。這樣，關于某一社會的被研究者對植物界的民族分類，便成為“民族植物學”，進而類推出“民族動物學”、“民族醫學”以及“民族生物學”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科學“生態學”，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環境知識，而這些知識只在那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態學有助于理解傳統群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過程，從而地方生態治理提供本土經驗和智慧。
不難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學”的語境內，因此我們今天看來可能會覺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類學界最新的理論發展沒有什么聯系。其實，面對人類學的后現代時代，民族生態學家們多多少少總會有所觸動的。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一書中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一種看待人類與自然世界關系的方式，只不過強調認知在框定行為中所起的作用罷了。她認為，作為對自然環境的解釋、認知和使用的系統的考察，民族生態學不再忽視文化的代表的與直接的方面的歷史與政治基礎，也不再把塑造知識系統和最終實踐的分布、獲取和權力問題拒之門外。民族生態學應該最大化利用其比較優勢，結合事無巨細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識到歷史、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就會在跨學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貢獻，甚至成為保護、可持續性和平等研究領域的倡行者。從納扎雷的上述論述中，我們亦可約略看出，民族生態學也在與時俱進中，它不僅堅持其原有的方法論利器，而且還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識、權力、風險的新思想，從而為民
族生態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與上述人類學家不同，植物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其他學科學者的界定卻有著一定的差別。民族植物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體與其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學科。無獨有偶，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Toledo)也傾向于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范疇，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可以被界定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它旨在探索人類群體如何通過信仰和知識的屏幕來看待自然，以及人類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資源。無論怎么表述，人類學以外的學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態學”這一理論工具延為己用，希望通過這種跨學科的探討來充實自己的專題研究。
我們認為，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人們所擁有的生態知識。這種研究最初僅僅在生態人類學界流行，更像是一種觀察人與環境關系的視野或方法。只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特別是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亞學科促生后，民族生態學才向一門總括式學科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截然不同的是。“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大致在研究范疇上等同于生態人類學，“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由于中國民族學界也曾深受蘇聯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民族生態學一開始就是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為中心的生態學方面的研究。它與生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對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論方法有進一步融合的趨勢。在當代中國的學科分類范疇中，“民族生態學”成為民族學下面自主設置的二級學科，其培養模式與各分支民族學人類學學科相似。據我們所知，目前國內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博士點有兩處：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學民族學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學人類學的培養路線，大致等同于生態人類學或生態民族學；另一個誕生于中央民族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走的是生態學的培養路線，實質上是“民族地區的生態學研究”。
二、理論預設
凡是熟悉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人們都知道，民族生態學與認知人類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其一分支學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認知人類學是關于人類社會與人類思想關系的研究。認知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人們在社群中如何構想和思考那些組成他們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認知人類學非常關注分類、認知以及文化的內涵，這使民族生態學也深受其影響，從而使得學科發展中始終存在著兩個基本的理論預設：
1、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認知狀況(思想、知識和語言)的影響；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的影響，不少人類學家認為語言是一個用來組織經驗的概念體系，它不僅迫使人們接受一定的世界觀，而且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從而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準則。因此，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體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觀、思維模式、行為規范和文化。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人類學家借鑒了語言學家派克的觀點，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去了解和記錄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負荷者的觀點)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區分開來。上述兩種語言學思想是影響認知人類學發展歷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分支領域，民族生態學顯然也深受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和派克語言學觀點的影響，甚至在學科內部形成了對應的理論預設。民族生態學家們認為，人類是一個特殊的物種，他不像其他物種那樣，他具有思維、知識和語言，因此這些文化元素必然會對其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行為施加影響。人們不會直接地對環境起反應，而只能對那些他們意識到的且語言中已標示的動植物做出反應。在面對環境刺激時，人們會在已有世界觀的圖式下調動其已有的知識體系，從而做出適應性的行為。對此，瓦伊達(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經在“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做出了著名的區分。所謂“操作的”環境，即所有環境因素的綜合，不管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認知的”環境則指的是一個特殊群體的人們所意識到和理解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講，“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的區分更像是對來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種模仿。
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識和語言對外部環境世界的影響，民族生態學家經常從語義和分類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類體系。他們不厭其煩地收集植物、動物、昆蟲、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術語資料，然后按照生物分類學的發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對術語進行等級上的安排。通過揭示土著生物分類背后的組織原則，民族生態學家們聲稱克服外來者強加于土著人既有結構的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夠進一步去思考。事實上，結構化了的動植物分類不僅反映了其環境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影響到分類結構本身乃至人類行為。這也招致了許多批評，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評者們稱為“民族語義學”或者“民族分類學”，而不能夠升華到“民族生態學”的范疇中去。
2、由于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和環境的因素差異，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所處的外部世界的解釋會有所不同。
當今世界生活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群體。他們采取狩獵一采集、園圃農業、畜牧業、精耕農業以及工業化農業等不同的生計方式。由于生計方式的差別，他們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環境觀。不同民族的環境觀會因為社會、歷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異，同時自然環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不同民族對他們所處的外部環境的認知。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每個文化或社會看待外部的環境會一定有著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體的人們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可能會發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質，從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備一定的相似性。
米爾頓的地球變暖案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來自西方世界的科學家們說世界正在逐漸變暖，人類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向大氣釋放某些氣體的活動是造成地球變暖的原因。雖然大家同處于一個地球，但是，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們可能否認地球變暖在發生。或者，如果他們承認有變暖現象，他們可能歸因于神靈的行動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認人類要負一部分責任，他們認為地球變暖是某個更高主宰施加的懲罰，因為他們的社會未能尊奉古老的傳統。之所以對地球變暖這一外部事件的解釋會有如此不同，不僅因為他們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有著較大的區別，而且因為他們與自然相處的不同方式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雖然我們并不能否認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構的因素存在，但是這些差異巨大的解釋肯定是跟其社會文化和自然生態差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這一理論預設與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會有所不同，當然所有的解釋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會對畢生相處的環境做出最為合理的判斷，才會有最為準確的解釋。這樣的理論預設促進了民族生態學的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態學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認為本土生態知識(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態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環境科學及其他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學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兩個理論預設結合起來來看，我們會發現它們實際上講的都是人類行為和認知之間的關系。第―個預設說的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行為會受到其認知狀況的影響：如果某個群體的人們對某一類型的自然環境認知水平較高，那么他們就會在這種環境中運用自如，如魚得水；反之亦然。第二個預設則講的是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和他們延續下來的社會文化傳統會影響到其對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如長期生活在中國華北平原的人們，來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會不適應，因為他們原來生活于海拔較低的地方，對應的社會文化傳統難以應付這樣的情形，因此會對這種類型的自然環境持否定態度；而原來居住在高山地區的人們則不同，他們擁有相應的文化適應策略，長期以來也形成了應對的身體素質，因此對青藏高原的抵觸性情緒就不會那么強，其解釋也就自然有所差異。
三、學科特征
作為生態人類學發展中的獨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態學在歐美學術界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人類學的。由于民族生態學十分關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實踐著傳統資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體，因此它具備一些不同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學科特征。具體來說，我們認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有以下學科特征：
1、本土人立場
本土人立場，亦被稱為“主位”立場，是從被研究者本身出發看問題的一種方法。它的出現與文化相對論關系密切。在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文化相對論是必須秉持的觀念之一。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人類學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場，從被研究者的時空場景中考慮自己研究的課題，然后再跳出來，結合客位的立場，對文化現象做出正確的解釋。作為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民族生態學必然也要堅持文化相對論，堅持本土人的立場。從學科名稱來看，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是一個復合詞，它由ethno加ecology構成，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屬性，即ethno的生態學。ethno在英語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與“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態學就是從本土人立場出發的生態學，其中的“本土人立場”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的根本標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納本土人立場，而僅僅對土著人的植物、動物、醫藥進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態學研究”，而不能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當然，如果從“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仍然可以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長期的學科發展歷程中，人類學中的觀察、參與觀察、結構性訪談、半結構訪談、無結構訪談、譜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極大發展。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生態人類學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為學科的方法論支柱。從20世紀50年代學科誕生之初，到如今蓬勃發展，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民族志方法。事實上，迄今為止，最為杰出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都是由人類學家來完成的。民族生態學的創始人康克林對菲律賓哈努努人顏色分類和刀耕火種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類學中的經典。為了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康克林從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賓的哈努努人中進行田野工作。后來，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為此6次到田野點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實地調查。正如民族生態學家諾蘭(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的附贈方法，民族生態學家通過使用參與觀察和其他的定性資料收集技術，可以觀察到相關生態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決策促生的行為模式。這一方法對決定和估測人類行為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重要方法論，因此，民族生態學一定要堅持田野調查、堅持參與觀察，否則就難以實現其研究目標。
3、認知的視角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一個分析領域，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而且長于從認知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族群與其周圍自然生態環境的復雜互動關系。隨著認知人類學的發展，對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這樣正規的采集資料技術就推廣到民族生態學中。比如，一位對收集人們怎樣對他們的自然環境分類感興趣的生態人類學者，他會設計出幾個層次的問題，從包含事物較廣泛的范疇到較小的范疇。剛開始時，他可以問世界上存在著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問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樹木，有什么藥用樹，如此逐步縮小范圍之最低層次為止。分析者通過向許多提供情況的人按照同樣的順序提出同樣的問題，就能得到當地居民對他們自己所處環境的共同認識的總圖。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人類學者逐漸認識到使用這種方法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可能在當地人的文化語境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分類，或者根本沒有分類，被調查者就會強行按照自己的邏輯設計出一種分類方法來。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家不得不恢復使用傳統的參與觀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力爭從“他者”自身的文化傳統去分析其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從而為民族生態學的存續提供跨學科的動力。因此，不少認知語言學家、植物學家參與到民族生態學研究中來，運用其語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學知識，從而更為準確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態學特征。
4、關注傳統生態知識
民族生態學自誕生之初，就把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除“傳統生態知識”外，生態人類學界內部還有本土生態知識、農村人的知識、本土技術知識、傳統環境知識、地方性生態知識以及本土農業知識等類似的術語。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編輯的《傳統生態知識：概念與案例》、貝爾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態學：傳統生態知識與資源管理》等。當然，也有一些學者稱之為“本土環境知識”，如埃倫(Roy Ellen)等3位學者編撰的《本土環境知識及其轉型》一書就是如此。通過對傳統生態知識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態學家可以得知當地人怎樣理解他們的環境和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認識，能夠糾正和補充某些膚淺的人類生態學的研究。事實上，傳統生態知識研究已經發現，一些個人在各樣植物、動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這是文化內部因素(如年齡、性別、地位、興趣、教育以及經驗)導致的結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會，女性很可能要擁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細的知識。相反，在男性參與的地方生計的狩獵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著野生動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從這些發現中獲益，可以從中確認哪些個體在具體資源上是最具備與地方生境的物種差異。這對解決環境問題和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都具有相當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5、跨學科色彩濃厚
如馬丁和托萊多所述，民族生態學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跨學科領域，它包含著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生物學、民族醫藥學等多個亞領域。為了學科的發展，民族生態學持續地從生態學、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吸取營養。事實上，前輩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在跨學科上給我們做出了示范：美國學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認識到自己學科專業的局限性，因此他長期與兩位生物學家合作組成了跨學科團隊，最終在民族生態學研究上取得了學術界公認的成就。民族植物學家馬丁也提倡這種跨學科團隊的合作，生物學家收集和辨認植物物種，語言學家研究地方命名，人類學家記錄生態知識，醫藥學家分析植物的醫藥價值，動物學家觀測動物種群，資源經濟學家證實森林產品的價值。不過，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家為了獲得對傳統生態知識的全面認識，一定會經常孤獨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時常跨越眾多學科的邊界。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由不同學科的學者組成的民族生態學研究團隊將會越來越多。
結語
在前文中，我們討論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理論預設和學科特征。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像是一種觀察視角或一種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態學內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更為專門化的領域后，民族生態學一躍成為一門統領性的學科，與所謂的西方科學的“生態學”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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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性質 《生態學雜志》（月刊）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生態學學會主辦、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承辦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創刊于198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本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辦刊方向，結合科研、教學、生產實際，報道生態科學諸領域新成果、新信息等。
2.刊登內容 本刊刊登有關生態系統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生物地球化學、生理生態學、化學生態學、行為生態學、進化生態學等方面的研究報告、專論與綜述、新方法與新技術、研究簡報、書刊評介、學術動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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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金項目 正文首頁以腳注形式注明基金資助項目及其編號。
關鍵詞:體育生態學;體育環境;體育學科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09)09-0021-03
Motives for establishing sports ecology as a new discipline
LIU Xue-j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hejiang Educational Institute,Hangzhou 310012,China)
Abstract: Sports ecology is a new discipline under establishment. The motives for establishing sports ecology as a new discipline are formed under the action of its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powers. The extrinsic power mainly refers to the need of the time, the call of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y; the intrinsic power mainly refers to the intense role awareness of establishing a new discipline, the guidance of the tendency of sports researches focusing more and more on ecological issues, and the progress made by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n their active exploration. The purpose of probing into the motives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the establishing of sports ecology as a new discipline.
Key words: sports ecology;sports environment;sports discipline
著體育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深入討論,我國體育正朝著生態化方向發展,體育生態研究價值日益凸顯。我國體育界關于體育生態的專題研究逐步深入,體育生態研究的團隊也在逐漸擴大;提出創建體育生態學新學科的呼聲不斷,這是體育界的專家學者順應時勢的必然結果。
1創建體育生態學的外在動力
1.1時展的需要
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也遇到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體育是人類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必然也是體育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首先,生態危機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類與身外自然關系的危機,所反映的是現代人類與作為環境的身外自然之間的矛盾關系的發展現狀。體育在一定意義上是人類改造自身的自然實踐活動,體育活動過程中的人類與自身自然的關系,和人類與身外自然的關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關聯性。第一,體育是改造人類的自身自然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總是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進行的,體育的發展不能脫離人類與身外自然的關系;因此人類與身外自然的矛盾必然會影響體育的生存與發展。第二,體育在改造人類自身自然的同時,由于負面影響的存在,也在不斷地擴大人類與身外自然的矛盾。其次,體育發展的歷史大體可以劃分為古代體育、近代體育和現代體育。由于時代不同,各階段體育的背景也不相同。古代體育是以手工生產和農業經濟為基礎,而近代、現代體育是以大工業和市場經濟為基礎。尚不發達的生產力和農業經濟,使得人類與身外自然之間處在原始和諧的狀態。近代、現代體育是以人類與身外自然之間的對抗性關系為背景,因為生態危機的產生、蔓延、發展是從工業經濟時代開始的。生態危機影響體育生存與發展的客觀事實,一方面使得體育科學研究不能回避這些問題,而且要積極地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如果體育科學研究只從一般的視角出發,難以揭示體育面臨的生態問題,只有科學地運用生態學原理來觀照體育科學研究,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1.2生態運動涌現的需要
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生態危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這種關注從某個角度上講已遠遠超過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人類自身原有的思維方式、生產及消費方式、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倫理觀、發展觀,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在此背景下,以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對人類自掘墳墓的無知行為的反思為標志,拉開了生態運動的惟幕。此后,生態運動風起云涌,例如“地球日”、“綠色和平運動”、“環境正義運動”等應運而生。生態運動的涌現對于當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使環境問題被提到政治高度,進入了國家和世界的政治結構,促進綠色政治的崛起,它改變了政府不考慮環境的情況下,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和重大決策的錯誤傾向,推動國家參與環境管理,把環境保護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促使政府制定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決策和政策。生態運動還促進了環境科學的產生、發展,促進了當代科學發展的生態化,進而推進了整個人類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1]。生態運動也使從事奧林匹克運動的有識之士以及體育的有關部門,面對體育與環境的矛盾,以及體育實踐活動出現的問題,開始審視體育的環境問題,關注環境、關心環保,從而促使生態體育的興起和發展。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體育和各國體育在“可持續發展”這一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和推行的新的社會發展思想和戰略的引領下,隨著生態體育的不斷深入和擴大,使得國際體育和各國體育向新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國際體育和各國體育發展的生態化趨勢。生態化是將生態學原則和原理滲透到人類的全部活動范圍內,用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認識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情況,最優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2]。而體育生態化,其實質是把環境問題(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社會環境)提到體育的“可持續發展”的高度,進而使體育與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體育與生態有機辨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國際體育、各國體育與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體育生態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確地解決體育與環境的關系,把環境問題納入到體育部門的決策、公民體育參與、國際體育行為和體育教育等過程中,使體育過程與環境的發展有機協調起來。體育生態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續性、協調性,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循環再生、生態平衡等生態學基本原則和原理。
1.3當代生態學發展的需要
“生態學”概念的提出,表明人類在生態規律的認知上進入新的階段,宣告一門新學科――生態學的產生。生態學研究領域已從最初主要研究生物生態系統發展,到重視人類生態的研究;從最初的理論探索到現在的實踐應用;從原來主要注重自然環境發展到現在注重自然、社會環境的雙重發展;從重視生態事實和發現生態規律的淺層生態學研究到重視深層機理、機制和哲學層面的生態學研究。生態學學科體系也從過去的單一母體發展到擁有眾多的分支,諸如社會生態學、人類生態學、社會生態學、文化生態學、教育生態學、民俗生態學、行為生態學、傳播生態學等。生態學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層次的深入、研究方法的創新,使得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實踐效用不斷彰顯。生態學的發展、研究領域的擴大、研究內容的拓展,一方面為體育生態學產生提供了知識基礎;另一方面,為了達到共同建設人類美好生存家園――地球的目標指向,當代生態學的發展需要體育相關研究對其支撐、充實和及時跟進。
2創建體育生態學的內在動力
2.1創建新學科的強烈角色意識
“角色意識”是體育生態學新學科創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體育生態學新學科演進中主體性的加強。強烈的角色意識為創建體育生態學新學科增加了內在動力。第一,強烈的角色意識是開展新學科創建研究的原始動力;第二,強烈的角色意識促進了學科間的交叉滲透。由于學科的分化,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生態學與體育學是兩門不同學科的知識體系,從事這兩門學科的研究人員也沒有共同語言,但是隨著生態危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在各個領域的普遍化,體育生態化進程的推進,體育生態研究意義和必要性的凸顯,促使體育學和生態學日益交叉、相互滲透。首先,科研人員認識到體育的各種活動和他們之間的關系都離不開生態環境,只有在與生態環境的動態平衡中才能使體育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中的物質循環、能量變換、信息流動,以及平衡、協調關系均為體育學需要研究的課題。其次,科研人員圍繞著這些課題,在生態意識的引導下,在其他學科移植和借鑒生態學原理和方法,研究本學科生態問題取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科研人員將體育學與生態學這兩門不同的學科進行必要的交叉和互相滲透,在概念、語言和方法上筑起一座由此及彼的橋梁,為研究體育生態,創建體育生態學新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最后,在體育生態學新學科體系的創建過程中,有的研究者從局部理論上升到整體理論進行研究,有的研究者從整體理論建構出發深入到局部理論的研究等,雖然他們在學科創建程序、風格上有先后之別、異同之分,但在瞄準學科體系而總體規劃、深層構思、戰略統籌上是鍥而不舍的。
2.2體育科研生態化傾向的影響
體育科研生態化傾向是將生態學原理滲透到體育科學研究之中,用人與自然、社會協調發展的理念去思考與認識體育與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情況,最優地處理體育和環境的關系[4]。體育科研的生態學傾向來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樸素思想,是現代體育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體育與環境之間的矛盾運動而形成的,并在20世紀80年代初得到發展。首先,體育科研的生態學傾向,促進研究人員思維方式變革,為體育生態學的孕育注入了活力。體育科研的生態學傾向促使體育科研人員進行跨學科研究,打破了原有思維模式的局限,運用生態學思維在更加廣闊、更加復雜的生態背景下,去考慮體育的發展問題;努力地尋覓體育學與生態學之間的交叉點和理論上的突破點,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地進行深入研究,從而為體育生態學新學科的創建注入生命活力。其次,體育科研的生態學傾向,促使科研人員有效地運用生態學研究方法,成為加快體育生態學學科創建的助動力。
2.3科研人員積極開拓的作用
體育生態學的創建,雖然從學科發生論的角度來看主要在于時代需要,科學技術水平的總體推進和學科發展規律的導向,但與科研人員積極開拓密不可分。20世紀90年代初,趙踐華,劉學鈞等[5]在《浙江體育科學》、《體育學通訊》等刊物發表關于創建體育生態學系列論文,對體育生態的認識基礎、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進行探討。國內其他學者也對體育生態問題作過探討,如1986年,胡曉風[6]在關于《人與自然是體育的基礎》一文中指出:人體科學、體育科學都離不開生態學與環境學,生態學、環境科學以正確人生觀是解決體育過程中人與環境關系的依據;1989年,張爭鳴[7]在《體育與生態學》一文中闡明:在現階段的體育科學理論研究中,應用生態學方法來研究體育,是認識體育特征、功能和作用的最佳理性思考方法。但此后的響應性、持續性的研究不多。然后,隨著國際體育和各國體育朝著生態化方向發展,體育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討論,體育生態問題研究的意義和必要性日益凸顯,關于體育生態的研究逐步深入,體育生態研究的團隊隨之擴大,成果累累,如2002年,鄧躍寧[8]撰寫的《體育生態學的創建》、2008年游海燕等[9]編著的《體育生態論》等,從而使體育生態學新學科創建不斷發展。
當前體育生態學正處在創建時期,對體育生態學創建動因研究,以及研究對象的定位、學科性質、研究內容、學科體系等一系列的問題仍處在探索過程之中。本文把時代的需要、生態運動的呼喚、當代生態學發展的催生;創建新學科的強烈角色意識、體育科研生態化傾向的引導,以及科研人員的積極開拓作為創建體育生態學新學科的動因探究,目的是為促進體育生態學的不斷發展,充實體育學科體系的構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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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學 雙語教學
生態學是生物學和環境科學領域最為重要的基礎學科之一，具有高度代表性，也是生命科學領域最為活躍的學科之一。本科生態學的雙語教學指在高校本科生態學課程的教學中選取具有代表性、適用性和前沿性的外文原版教材，采用作為目標語言的外語來講授，并用外文語言來進行學生成績考核的一種新興教學模式。自2001年到2005年，對雙語教學的研究論文為293篇，是上一個五年的24倍，雙語教學研究成為高等教育教學上的發展趨勢和研究方向[1]。生態學雙語教學已成為當今科技發展的需要，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需要[2]。
一、 內涵
生態學作為近年來發展較快的一門學科，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歐美，我國直到80年代末期才開始注重生態學研究[2]。國際上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現，大量研究方法和理論都引自外文文獻，目前國際上代表生態學研究前沿的主要學術期刊以及專著出版物均為英文。
生態學雙語教學的實質是用漢、英兩種語言向學生傳授有關生態學的概念、原理，及相關的技術手段等[3]。生態學雙語教學的目的是提高學生閱讀英文課外資料的能力，加強與國際研究的聯系，跟蹤國際生態學發展前沿，使學生熟悉英文語境，生態學英語常用詞匯，生態學英語語感，生態學英語基本知識，用英漢兩種語言加強專業知識學習，培養復合型人才，培養學生國際化思維方式，為專業深化打下扎實基礎，使教學內容和水平與國際接軌。
二、影響因素
1.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
在生態學雙語教學探索過程發現，部分學生興趣不高、參與性不強、積極性較差，發言次數較少。雙語教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需借鑒其他院校及學科的成功經驗，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總結經驗，才能有效開展雙語教學.
2.教師英語水平會影響教學效果
雙語教學使教師面臨極大挑戰。若使用全外語教學，不僅要求教師熟練掌握專業知識，而且還要用外語來正確表達、并使學生理解所講的內容。要求教師有相當強的外語應用能力。
3.母語為漢語，環境對教學效果有影響
大學生視野開闊，思想活躍，獨立意識強，但外語水平卻參差不齊。開展雙語教學班級每位學生都參與其中，形成良好語言環境，是加強雙語教學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實施措施
1.教材甄選
采用麥肯齊（A.Mackenzie）的Ecology教材作為主要教材。該教材難度以及涵蓋內容均適合作為普通高校的生態學教材，既包括基本的生態學概念、原理和方法，又有廣泛的案例，便于學生消化和理解。訂購國內已出版的幾種國外生態學的影印版教材，如卓普曼和里斯（L.Chapman&M. Reiss）的Ec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這些教材編寫理念新穎，組織結構上深入淺出，對基本內容有定義、原理方法介紹、應用、總結。影印版價格適宜，易于學生接受。通過選用外文版影印教材，拓展課程內容；結合科研課題，更新教學內容；突出講授特點，挖掘課程特色，保證教學先進性。
2.雙語教學主題研討會
進行集體備課，開展雙語教學主題研討。針對雙語教學課程內容設置、學生對課程內容掌握情況，如何運用多媒體深化教學，將生理生態、種群、群落、生態系統生態、應用生態、大尺度生態知識與教師研究特長結合展開專題討論。
3.雙語考試
針對生態學課程雙語教學目標及其定位，結合學生英語水平，改善學生的評價體系結構，改革考核方式和方法。注重考核學生對基本原理和技術的理解和掌握，注重考核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注重考核學生研究型學習成果[1]。考核試卷用英文進行命題和考試也是雙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采用中英文結合，基本概念原理用英文問答，綜合知識用英文問、中文答，研究成果用中文匯報。
4.教學手段
雙語教學的難點在于學生的專業詞匯積累偏少和聽力水平的差異。提倡參與式教學，通過課堂上師生的英語雙邊提問、共同探討以實現師生間教與學的結合。加強課前預習及課后作業，介紹專業詞匯，布置英文作業，鞏固教學成果。因此，教師在課前應將涉及的給學生，讓學生能夠提前預習，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和
5.課件制作
多媒體課件素材的選擇以多種教材基礎，制作條理清晰、重點突出、圖片豐富和信息含量高的課件[4]。我們以原版教材Ecology，Ecology：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為基礎，結合網上的教學資源，進行資料整理和綜合，形成符合教學大綱要求的較為系統的授課課件。
生態學是青海大學環境專業、生物專業、資源生物學專業、環境生態工程等專業學生的專業基礎課，是深入專業研究的基礎。通過生態學雙語學習，加強學生生態學外語學習，加強學生對生態學研究方法的應用，科研促教學，教學助科研，使學生具備一定的科研能力，將生態學課程建設成青海大學培養大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渠道。
基金項目：青海大學校級精品課程（KC-11-2-3）項目資助；青海大學教材建設基金（2013）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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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規劃生態學；特色課程；生態學；城鄉規劃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2（b）-0000-00
引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海學院（簡稱北航北海學院）于2006年獲教育部批準開始招收5年制城鄉規劃專業。該專業建立在生態學基礎上，以生態規劃為指導進行跨專業人才培養，開設有園林植物學、生態學原理、規劃生態學、建筑生態學等生態學基礎課程。從2008年開始開設規劃生態學和建筑生態學課程，是國內唯一開設這兩門課程的院校。2012年北航北海學院城鄉規劃專業獲廣西區特色專業及課程一體化建設項目立項，其中《規劃生態學》是該立項項目的特色課程之一。目前已有自編的《規劃生態學》（于2009年12月由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教材，該教材獲廣西區優秀教材立項和本校優秀教材項目立項，并且該課程獲得校級精品課程建設項目立項。
一、《規劃生態學》課程定位與目標
（一）課程定位
北航北海學院城鄉規劃專業培養目標是培養具有生態學背景，以能力為核心，具有良好職業素養、較強職業能力、適應性強、有創造能力高素質復合型人才，以服務于廣西區、北部灣經濟區和全國各地。《規劃生態學》課程涉及生態學和規劃學科的相關理論、方法、技術等內容，強調以生態學理論來指導規劃，是北航北海學院城鄉規劃特色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也是城鄉規劃特色專業及課程一體化建設項目的特色課程之一。[1]
（二）課程目標
《規劃生態學》課程以實際工作中的規劃項目為例，介紹與城鄉規劃相關的生態學理論和技術方法，剖析規劃項目中存在的生態不合理性，詳盡系統的介紹怎樣將生態學理論和技術方法應用到城鄉規劃中編制符合生態學發展規律的項目規劃。課程目標是讓學生掌握《規劃生態學》的相關理論基礎、研究步驟和研究方法，能夠將生態學和城鄉規劃結合起來，制定以生態為前提和導向的科學規劃。
二、《規劃生態學》課程教學體系的構建
（一）教學內容
《規劃生態學》理論課時為32學時，在城市生態學、普通生態學、生態規劃與設計等先修生態學基礎課程上展開教學，教學內容分為：引論、城鄉規劃中的生態學理論和技術方法、生態學在城鄉規劃中的應用三大部分，共16章，詳見表1。
表1 《規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及課時安排表
教學內容構成 教學章節及內容 學時數
一、引論 第1章 緒論 2
第2章 城鎮體系規劃案例的生態學分析 2
第3章 城市總規案例的生態學分析 2
第4章 詳細規劃案例的生態學分析 2
第5章 村莊規劃案例的生態學分析 2
二、城鄉規劃中的生態學理論和技術方法 第6章 規劃的相關生態學基礎理論一 2
第7章 規劃的相關生態學基礎理論二 2
第8章 規劃的相關生態學技術方法一 2
第9章 規劃的相關生態學技術方法二 2
第10章 規劃的相關生態學技術方法三 2
三、生態學在城鄉規劃中的應用 第11章 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在城鎮體系中的應用 2
第12章 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在城市總體規劃中的應用 2
第13章 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在城市詳細規劃中的應用 2
第14章 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在村莊規劃中的應用 2
第15章 生態規劃與設計 2
第16章 生態規劃與設計的評價 2
該課程的難點在于生態學的哪些理論和技術方法可用以指導城鄉規劃編制工作，以及相關的生態學理論與技術方法在城鄉規劃怎樣應用。課程結合城鄉規劃特色專業及課程一體化建設項目，在后續的傳統村落調研課程中，引導學生進行傳統村落的調研，應用規劃生態學的理論對傳統村落進行生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利用生態規劃的技術與方法，編制傳統村落修復性規劃方案，以體現專業特色，為今后的畢業設計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師資隊伍
該門課程的教學師資隊伍由1-2名主講教師和1-2名輔講教師組成，在知識結構、年齡結構和師資配置方面較為合理。課程教師責任感強、專業知識精通、團隊協作精神好，形成較為穩定合理的專業梯隊。在長期的教學中，由1名教授或者副教授擔任課程的負責人。課程負責人根據課程教學內容和學校年度的教學安排及科研情況，選取1-2名中青年優秀教師和課程負責人一起作為主講教師，主講教師需涉及城鄉規劃和生態學的教學和研究，專業基礎扎實，知識淵博，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
（三）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
課程教學中，根據學校及專業特色和學生特點，采用傳統式、啟發式、研討式、案例式和自導式（自學+輔導）相結合的教學方法。[2-3]根據不同章節的內容安排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具體詳見表2。
表2 《規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提要、教學方法及目的
教學章節 教學內容提要 教學方法 教學目的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緒論：《規劃生態學》課程開設的背景、目的及意義。《規劃生態學》教材編寫過程及現實價值。城鎮體系規劃案例、城市總規案例、詳細規劃案例和村莊規劃案例的生態學分析：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規劃案例，分析其符合生態學和不符合生態學規律之處，并針對不符合生態學之處，提出改進的建議。 傳統式
+案例式
+啟發式 讓學生明確課程開設的目的及意義；掌握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規劃案例進行分析。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城鄉規劃相關生態學基礎理論：個體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城鄉規劃相關生態學技術方法：生態分析、生態規劃與設計。 傳統式
+研討式 讓學生理解和掌握在城鄉規劃中常用的生態學理論知識和技術方法。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在城鄉規劃中的應用：在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和村莊規劃中的應用。生態規劃與設計；生態規劃與設計的評價。 傳統式
+啟發式
+案例式
+自導式 讓學生理解如何將生態學相關理論和技術方法應用于城鄉規劃中，學會編制生態規劃，并能對規劃方案進行生態合理性評價。
（四）教學條件
1.教材建設
目前已有2009年12月出版的自編教材《規劃生態學》，該教材是全國高校城市規劃專業推薦教材，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等學校優秀教材計劃項目。雖然已經有自編教材，但是這不能滿足城鄉規劃學于2011年作為一級學科來建設的需要。[4，5]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引入新近案例充實教材中案例部分教材內容。教學過程中新近案例的引入需征得主講教師的同意，并討論后選擇典型案例，作為以后課程的教授內容，同時也作為教材內容的更新和充實。
2.教學參考資料建設
北航北海學院每個學期都會根據教師對參考書和期刊征訂申請，征訂教學需要的參考書和期刊。因此，課程主講教師在每個學期都可以向學校申請購買和征訂與課程相關的參考書籍和學術期刊，以便于教師備課豐富教學內容。
3.網絡教學環境建設
近年來，《規劃生態學》作為廣西區城鄉規劃特色專業色課程和校級精品課程開展課程建設，利用網絡資源和優勢，努力實現教學資源的網絡化。為相關專業教師和學生提供可參考的教學資源，同時也通過相關專業和教師對網絡資源的反饋情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網絡教學資源。
4.實踐平臺建設
目前《規劃生態學》課程為純理論課程，沒有專業的實踐部分，實踐部分在今后相關課程設計和實訓中開展。為了讓學生能夠更好的理解規劃生態學相關的理論知識及其在實際當中的應用，北航北海學院在校外一些傳統村落建立了教學科研基地，作為學生的活體教材。教師帶領學生到實習基地，進行課程應用實例和相關理論知識的教學和實訓。
學校目前已建有城鄉規劃專業基礎設計室、專業設計室、模型實驗室、生態與園林實驗室，配備有相關實驗設備，為學生進行規劃生態學課程實踐提供了實驗條件和場所。
（五）考核體制
考慮到《規劃生態學》課程的培養目標和課程特點，摒棄以往只用期末考試來進行課程考核的形式，兼顧公平、公正，重新設定科學合理的考核方法。課程考核分為筆試、課程論文或設計兩部分。筆試主要考察學生對規劃生態學主要知識和理論的掌握；課程論文或設計由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來完成，主要體現學生對課程知識應用、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對學生理論知識和應用兩方面的考查，可以強化學生對課程知識掌握和應用，能夠更好的達到課程教學預期目標。
三、《規劃生態學》課程建設成效及改革
（一）課程建設成效
目前，《規劃生態學》課程已有2006級到2010級5屆城市規劃專業的400多學生上過這一課程，經過5年多的實踐和探索，課程建設已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成效。主要有：（1）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熱情不斷提高，學生對課程教授的內容和方法都比較認可，在課程教學評價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2）學生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不斷提升，畢業生獲得廣泛好評，目前學生的就業率達到90%以上，還有不少學生考上香港大學和國外一些知名院校的研究生。（3）促進教師隊伍建設和教師能力的提升。通過課程建設，鼓勵和支持青年教師繼續學習和深造，并選派青年教師到國內外著名院校進行交流訪問，加強國際交流和學習，引進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提升專業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能力，調動了青年教師學習的積極性，促進了青年教師的成長。（4）提升了北航北海學院城鄉規劃專業的影響力。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加，一方面到全國各地工作的畢業生把課程的思想帶到了工作中，另一方面，考研繼續學習的學生也把課程的思想和科研方法帶到了學習科研中，這樣就把這一特色課程的思想帶到全國各地。此外，課程組的教師從事城鄉規劃項目編制或評審，在區域業內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課程改革
雖然課程建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有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在今后的教學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提升課程建設成效。（1）聘請城鄉規劃專家給學生講授城鄉規劃的案例或者開展講座給學生講授城鄉規劃的案例，此外，還可以邀請專家對學生完成的設計作業進行點評，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提升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同時也有利于“雙師型”教師的培養，進一步提升師資力量。（2）開展校園生態規劃設計大賽，鼓勵學生應用規劃生態學的思想和方法設計作品，參加全國學生設計大賽，全面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動性和鼓勵學生進行創新實踐。（3）進一步加強國際交流。一方面加強教師的國外交流學習和科研合作，提升教師的教學科研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與國外高校間的學生交流學習，加強學生之間的交流學習，也為學生以后出國留學打下基礎。（4）豐富課程教學參考資料。該課程目前在其他高校沒有開設，與此相關的書籍也很少，因此，參考資料相對來說比較缺乏，需要通過國內外交流學習以及網絡等資源，進一步豐富參考資料。（5）在今后的教學中，不斷的聽取教師和學生對該課程評價，不斷改進，建成校精品課程，也為以后廣西區和國家精品課程的申請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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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學 教學改革 教學模式 創新性
創新性教育是高等院校發展的生命線，提高質量培養高素質人才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題，也是當前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生態學是研究生物有機體與其環境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快速增長，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帶來了諸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環境污染、土地荒漠化加劇、生物多樣性銳減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人們對生態學的研究、教學和普及越來越重視。因此，環境與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從資源、生物多樣性保護及開發利用，到一定區域的環境治理及可持續發展，乃至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無一不遵從生態學規律。新形勢下，傳統的教學手段和重教輕學的教學方法已不適應新時期教學改革思想和目標的要求，如何使生態學教學適應當前教育改革的需要，為培養開拓型、創造型的高素質人才服務，是擺在高校教師面前的重要課題。因此，作為高等農林院校專業基礎課的生態學課程教學，需要對現有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手段等進行改革和調整，以滿足和適應本學科的迅猛發展及高素質創新人才的培養。
一、明確生態學課程教學目的與改革目標
生態學作為一門大學通識課程，其自身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內容選擇面寬、綜合性強。但在課程設置與教學目標、內容上受相關專業的限制，基礎知識面狹窄、重理論輕實踐、重應用輕基礎等弊端較為突出。因而，轉變教學觀念、明確教學目的是生態學教學改革的基礎和出發點。即通過目的教學培養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包括基礎知識素質、基本技能素質、智力能力素質和審美素質，增強生態倫理觀念和環保意識。但生態學教學內容陳舊、混亂與結構體系不合理且長期受傳統教學觀念的束縛而沒有發揮其素質教育功能，教學改革幾乎停滯不前。因此，農林院校生態學教學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改變傳統生態學的教學體系，根據現代教學目的與人才培養目標確定生態學課程教學體系、框架與教學內容，運用先進的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努力地不斷提高生態學教學效果和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為學生在今后工作中順利開展生態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豐富、更新和優化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更新與優化是教學改革的核心。國內生態學教材不下幾十個版本，不同版本的教材在編寫風格與內容各有所長。我們給學生推薦體系結構合理、明晰，內容全面而又精練的兩到三本優秀教材和生態學新興研究熱點及科研成果，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博覽群書的興趣，夯實基礎并拓展學生知識面。此外，傳統生態學教學框架與內容比較陳舊，學科前沿與最新研究成果及其生產應用、學科間交叉滲透的知識較少，這些都與生態學日新月異發展的現狀不相匹配，甚至嚴重抑制了大學生求知欲望、削弱了大學生學習興趣。因此，更新、優化生態學教學內容，既是社會實踐需求的推動和學科發展價值取向的完善，同時也是教學過程延續的必然結果。在教學過程中，我們打破傳統的教學框架，提出對高等農林院校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進行更新、豐富、優化和整合，砍掉過時、陳舊部分，重視對學生基本理論、重要知識結構與生產應用技術的傳授。其次，隨著生態學的蓬勃發展，教學內容必須不斷補充和更新，應密切關注生態學領域科學研究前沿動態與最新應用技術，傳授新知識、新內容和相關最新研究成果。這樣才利于豐富教學內容，拓展理論視野，保持教學內容的新穎性，使學生學而不厭、激發學生學習和探究的熱情。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意識，而且要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高理論在生產實際中的應用。
三、授課方式多樣化，優化教學方法和手段
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必須適應教學目標、內容與教學對象，教學改革必須圍繞以學生為中心來進行，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為出發點。考慮到新疆教育基礎薄弱、學生基礎差的現狀，在生態學課程教學過程中針對學生基礎薄弱，特別是民族學生漢語基礎差的具體情況，始終貫徹由淺入深和循序漸近的原則，避免用枯燥乏味的深奧專業用語講專業的教學方法，而是盡量將專業術語用通俗易懂、社會語言和學生語言來表達，清除學生理解上的障礙，提高教學效果。另外，我們摒棄從課本到黑板的教學手段和“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人講，眾人聽”的重教輕學的“填鴨式”傳統教學方法，采用啟發式教學、參與式教學、雙向式教學、案例式教學、研究式教學和直觀多媒體教學等方法作為輔助手段，注重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學生和環境各要素內部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溝通，尊重差異和獨特性、崇尚個性和主體性，強調“學生參與，雙向溝通”，使學生的思維一直處于積極動態變化過程，進而有效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達到教與學的辯證統一，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促使學生發展求異思維、發散思維，嘗試以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思考問題，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此外，根據專業特色需要設立相關專題講座，系統地介紹與本學科相關的最新研究進展、熱點問題、應用成果或與其它學科的交叉問題等。
教學手段的調整是課程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而多媒體教學技術是現代教育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因此，高等農林院校的生態學教學應變革教學理念，根據專業課程內容特點和人才綜合素質培養的要求，積極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動手制作多媒體教學軟件、校園局域網和網絡課件，利用動畫效果和大量的圖片，運用超鏈接手段，豐富授課內容，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其創新意識的形成和創造能力的發揮。因此，多媒體技術與傳統教學有機結合應是提高生態學教學效果的優先選擇方式和途徑。
四、理論聯系實際，改革實踐教學
作為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生態學實踐教學不僅驗證了理論教學的內容，而且提高了學生解決實際生產問題的技能，實踐教學的效果直接關系到整個課程教學質量和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在大學階段，實踐教學主要是通過實驗、實習、參觀來進行的。困此，生態學課程實踐教學如何適應生態學發展與新時代要求，滿足現代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需要，是我們必須研究和探索的新課題。當前，生態學實踐教學中普遍存在著重視理論傳授輕視實踐教學；實踐教學平臺與教學手段落后；實驗內容陳舊、起點低；實驗設計與方法不完善；實驗開設隨意性大；缺乏適宜的實驗指導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學生對實踐課的興趣和重視程度、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根據農林院校生態學課程的教學特點對實踐教學進行了探索。首先，教學內容與實驗同步進行，根據農科專業特點選擇合適的實驗教材與實驗內容，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重視實用性。其次，打破傳統以教師講解學生照做的實驗教學方法，鼓勵自主設計符合實驗目標的實驗方案、自制相關簡單實驗器具，以小組為單位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學生對實驗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再次，建立具有經典、代表性生態學現象和問題為核心的系列實驗模塊，增加、整合和優化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的內容，盡量使實驗內容既能反映生態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又能體現出該學科的發展動態，確保實驗安排與理論教學有機結合。最后，要求學生完成一份完整的實驗報告并在報告中對實驗過程中所遇到的現象和問題進行分析，進一步完善實踐考核體系。此外，我們堅持倡導學生通過留言、短信、電話、電子郵件等途徑對實踐課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并對其進行精心搜集、整理和分析，用于日后對課程的進一步完善。
五、拓展知識面，開展生態學前沿內容專題講座
在規定的教學內容以外，針對高等農林院校不同專業、不同層次適時適當開展專題講座，講授生態學前沿內容和研究熱點及研究成果，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如有針對性地開展“塔里木盆地生態環境演變與綠洲農業及農業生態工程建設、土地荒漠化防治、節水農業、退化生態系統恢復與重建”等專題及熱點問題，將理論內容與科研熱點，基本原理與實際相結合，使學生了解目前干旱區生態環境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增強學生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高學生研究和探索的積極性。
六、完善教學考核體系，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
成績考核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進行教學評價、取得教學反饋信息的主要方法。傳統教學的考核主要以期末閉卷考試，所有內容都是教材和筆記內硬記的內容，這容易造成學生不用動腦思考，只要死記硬背，不利于學生理解、掌握所學的知識和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因此，建立一套適應新教學目標完善的考核體系勢在必行。因此，生態學課程考核可采用綜合評定模式，學生最終成績將平時課堂考核與期中、期末考核相結合。其中，閉卷考試考察學生對生態學重點概念以及基本原理的理解;課堂討論評價學生語言表達能力及專業知識掌握程度;小型論文撰寫培養學生查閱文獻、翻譯資料的能力以及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實踐證明，綜合評定成績模式不僅可促使學生重視平時學習，有意識加強對所學內容的復習，而且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有利于學生素質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有待于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實踐。無論是教學觀念的轉變，還是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進，都需要教師的全心投入和學生的積極響應。新形勢下高等農林院校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必須圍繞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來進行，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為根本目標，優化師資隊伍，提高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及專業實踐能力，豐富與更新教學內容，努力探索多元化、現代化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加強實驗、實習等多層次實踐教學，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了學生的創新能力，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為新疆培養高素質、創新型、實用型的綜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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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學 綜合素質 教學改革 生態倫理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2)04-0070-02
1 引言
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現代高等教育的目標。綜合素質教育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專業素質、身心素質和培養實踐創新能力等，且這幾個方面的教育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大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幾句口號或幾個報告所能完成的，而應將這一思想貫穿于學生學習的每一學科中，通過教學改革，潛移默化地在教學過程中實現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及其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隨著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加劇，全球變化及其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使得生態學成為解決當前世界各國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問題的有力武器，也使生態學日益成為指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學科[1]。該學科具有很強的綜合性、交叉性和實用性，不僅涉及自然科學，還涉及到哲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等內容，是溝通科學與社會的橋梁，是生物類專業、環境類專業和資源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或專業課[2]。因此，這門課程的學習對學生思維能力和創新素質的培養具有十分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但是，傳統的大學生態學課程教學往往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以理論教學為主而輕實驗教學、重知識傳授而輕知識在實踐中的應用、重傳統基礎知識的傳授而缺乏將前沿和熱點問題融入課題、不能有效地對學生進行環保意識教育等，這就可能使學生在分析和解決與專業相關的生態環境問題時的能力與社會期望有一定的距離，遠未達到使學生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要求。因此，以培養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人才為目標的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勢在必行。通過課程教學改革，讓學生在掌握有關生態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的同時，學會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觀察、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并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加強生態倫理道德教育。
2 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措施和建議
2.1理順知識層次結構和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的科學文化素質
生態學課程教學的基本目的就是讓學生掌握有關生態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但是，傳統的生態學內容廣泛、知識分布相對較為零散，使學生不易抓住重點。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首先要幫助學生理順知識層次結構。盡管目前多數生態學的教材在內容的編排上是按個體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應用生態學和現代生態學的順序，但學生在剛接觸這門課程及學習的過程中，并不一定能理解和看透這種層次結構。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開始及講到每個層次結構時，要反復強調教學內容上的這種脈絡關系，讓學生一目了然。其次，在理順知識層次結構的基礎上，優化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的每一個層次結構上，緊扣知識點，形成問題鏈，精講基礎知識和基本概念，使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識，以提高他們對專業知識的牢固掌握。
2.2 改進教學方法和方式以增強學生的專業素養
在新的形勢下，教學方法的改革必須圍繞以學生為中心來進行，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為出發點。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主要就是要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活動的全過程中[3]。那么如何引導學生積極地投入到教學活動中呢？應通過多種教學方式和手段相結合來完成教學任務。
（1）現場教學法：現場教學是將課堂搬到生產現場的一種教學方法，通過在實際的生產現場實施教學過程，使學生更快更好地學習掌握知識和技能[4]。如在講個體生態學的部分章節時，當講授光因子對植物的生態作用及植物的適應時，可以帶學生到校園內觀察生長在植物不同部位的葉片接受光線的差異及他們各自的形態特征，然后讓學生課后根據這些植物的形態、結構特征進行歸類分析，每位同學都積極地進行總結，大家相互補充，最后較為全面地得出了陽生植物、陰生植物、耐陰植物的適應特征。
（2）多媒體和網絡輔助教學法：多媒體輔助教學由于其內容的豐富性、直觀性和趣味性等的優勢很快就進人了各級各類學校的課堂。同樣，在生態學教學過程中，恰當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可以圖文并茂的展示生態學本身所富有的優美境界及生態學所特有的實用性等，能極大地豐富課堂教學內容與表現力，進而提高教學效果。這對于拓寬生態學教學視野和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都是十分有效的。此外，由于目前信息技術的發達，使用網絡已經成為大學生常用的一種交流方式。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建立生態相關網站、設立公共郵箱或QQ群等平臺，進行課堂之外的教學活動，如，共享輔導資料、組織討論、答疑等，這可以突破時間，空間以及人為因素的制約，有效地解決了生態學越來越龐大的知識體系和有限的教學時間之間的矛盾，彌補傳統教育的不足，并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主動性、提高學生自學、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2.3 加強實驗和實習教學以增強學生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