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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濕地水陸過渡性定義分類系統
濕地是地球上廣泛分布的陸地生態系統之一，由于其生態結構的復雜性和生態功能的多樣化，它支承著獨具特色的物種和較高的自然生產力，為人類生活和社會生產提供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對濕地價值的認識首先是從水禽棲息地開始的。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人類干擾的強勁，其面積和生態功能都在下降。因而，濕地的保護引起普遍的關注，濕地便成為唯一有其國際性保護公約（Ramsarconservation）的生態系統。
生態學所強調的“整體性”原則，使得保護學家從珍稀、瀕危水禽的個體生態和種群生態水平上將視野拓寬生態系統的水平上，重視水禽棲息地的保護和濕地生態系統的綜合研究。濕地物種減少和致危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濕地大面積損和生境破碎化。造成這種惡果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如氣候變干）外，更主要的是人類的強度干擾。現在，濕地那些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價值都得到廣泛的注意。隨著對這類生態系統的呼聲日漸提高，對濕地的生態系統水平的研究也逐漸加強。
1．濕地的生態性質
濕地是一種多類型、多層次的復雜的生態系統。任何特定類型的濕地在一定區域范圍內都占有一定生態位，這個生態位來自于水文、氣候、基底沉積物、地形和生物過程相互作用的環境復合體，以此支撐著一個特定生產力水平下的某些物種的生存和繁衍（J.G.Gosselink&R.ETurner1978）。濕地生態系統有別于其他類型生態系統的突出標志和最根本的成因是其水分的盈余。水文過程是主宰濕地生態系統運行機制的最重要的因子，其動力條件決定著濕地的基質或沉積物類型及其空間分布規律，其深度和水質決定著濕地的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因此，濕地的生態性質的所有體現皆與其水文特征密切相關。
1.1水陸過渡性
水陸過渡性是濕地最重要的生態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1.1空間分布上：許多濕地是處于水體和陸地之間的過渡帶上，如濱海鹽沼、紅樹林、湖濱灘地等，“由于液相物質和固相物質的相互作用，出現了一個既不同于水體也不同于土體的生態交錯帶”（牛文元1990）。這類濕地的水文過程往往具有明顯的周期性波動的特點，水化學性質或水量呈規律性的交替。
1.1.2生態性質上：由于地表長期處于水淹狀態，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水-沉積物（土壤）界面，它在濕地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點是：界面發生的所有反應都是在一定水深和缺氧條件下，而且都是在有機質和微生物細菌的間接或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反應（吳豐昌1996）這些界面反應深刻地作用于濕地生態系統的各個組分和過程，使其具有與陸地和水體都不相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缺氧和多水和由此而產生的毒素。濕地生物對此種生境條件表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其適應機制有的忍耐，有的是調節。由于濕地的水文狀況，包括水周期、水量、水化學性質等方面在不同類型的濕地中有不同的差異，因而其生物的適應性呈現明顯的多樣化。
1.2系統脆弱性
濕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水源的穩定性。水文條件能直接改變濕地的物理化學性質，進而影響到物種組成和豐度、第一性生產力、有機物質的積累和營養循環（劉厚田1996）。水導致獨特的植物組成，但限制或增加種的豐度。靜水濕地或連續深水濕地的生產力都很低。通常有高能量的水流，或有脈沖性水周期的濕地生產力最高。在積水覆蓋的條件下，其基質長期處于還原狀態，限制了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較高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有機物質便以泥炭的形式積累儲存起來。土壤-水界面的交互作用，使濕地土壤以還原性質為主的同時，在其表層有一薄氧化層，承擔著濕地物質的化學轉化和營養循環，構成濕地生態過程的重要一環。可見，濕地生態系統的一切生態過程都是以固定的水文為基礎的，正是由于其系統結構對水文條件的依賴性，濕地生態系統才濕得如此脆弱，以致于一旦失去水，其系統面貌便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不同類型的濕地的脆弱性有所差異，高水能濕地中由于有機質積累很少，只要其水源被截斷，其生態系統類型就迅速轉變；如果水源恢復，系統就會基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如吉林省西部向海附近的蘆葦濕地，在干旱年份沒有水源的情況下，形成大片的堿蓬群落，而在豐水年份，地面被積水覆蓋后，蘆葦群落便得以迅速恢復。而低水能的濕地，由于具有保水性能的泥炭層的存在，可以對氣候的干濕變化在系統內部進行調節，其生態敏感性則相對較低；除此之外，泥炭沼澤對閾限內的排水亦有較強的恢復能力。
1.3功能多樣性
濕地的水陸過渡性使環境要素濕地中的耦合和交匯作用復雜化，它對自然環境的反饋作用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濕地的功能可分為兩個方面，即自然功能和社會功能。
1.3.1自然功能：主要體現在物質循環、生物多樣性維護、水量平衡、氣候調節等方面。濕地生態系統物質循環的特殊性是有機質和許多元素從生物循環不斷進入地質循環，這在沼澤生態系統中最為突出。這對溫室氣體的增加使全球變暖的情況下就顯得尤為重要。濕地是地球上可以將CO2固定于地層之中的為數極少的生態系統之一，盡管它們向大氣中釋放一定量的甲烷等溫室氣體，但對于大氣中碳的固定總量是顯而易見的。濕地的生物功能主要體現在生物多樣性維護方面。由于其水陸過渡性，為眾多的生物提供了棲息和繁殖的場所。濕地的獨特環境使得其擁有獨特的生物類群。豬籠草、毛膏菜、貍藻等食蟲植物是沼澤生態系統中所特有的植物種；丹頂鶴、天鵝、大鴇等珍稀瀕危水禽無法脫離濕地環境。濕地對水量平衡方面的貢獻是其他生態系統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濕地具有較強的蓄水能力，對河川徑流具有較強的調節作用。濕地的喪失會引起相鄰地區的地下水位的下降、湖泊和河流淤淺、地表切割加強。對氣候的調節作用除體現在溫室氣體方面以外，濕地對溫度和降水等方面的直接作用更為明顯，這種功能在干旱地區尤為突出。
1.3.2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資源、休閑旅游和環境演變信息等方面。由于其自然資源的豐富，濕地成為許多地區農、牧、漁業和重要基地，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最基礎的條件，這也正是世界古代文明發祥地主要集中在大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因為如此，自有人類文明開始，濕地就受到人類活動的干擾而且逐漸加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濕地的旅游價值越來越顯著，許多濕地具有旖旎的風光和獨特的動物類群。在穩定的積水環境中，有機質和水中攜帶的顆粒物質沉積下來，形成多種類型的沉積物。在沉積過程中，周圍環境的變化必然在沉積物中打下堅實的烙印，因而沉積物成為具有標志意義的信息載體，特別是泥炭，其積累速率較快，全球平均年積累速率達1mm/a，因此以厚層泥炭作為信息載體來研究過去環境變化具有高分辨率的特點。
1.4結構復雜性
濕地生態系統的生產者主要有濕生、沼生和水生植物，生活型多種多樣。從外部形態來看，有一年生或多年生細弱小草，如苔草，有高大的草本植物，如蘆葦、香蒲，有的是矮小的灌木，如細葉杜香、甸杜，有的是高大的喬木，如落葉松、水松等。濕地植物群落豐富多彩，因逆境條件和植物的適應性而異。包括浮游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灌木乃至森林。優勢植物往往是濕地類型辨識的主要標志，所以常以植物群落來命名，如蘆葦沼澤，小葉樟沼澤、苔草沼澤、紅樹林沼澤等。濕地植被具有沿水文或地形特征梯度變化的分帶特點，無論是高位泥炭沼澤還是濱?；蚝I濕地，這一特點都是非常鮮明的。
濕地生態系統的消費者種類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無脊椎動物主要有蠓、蚊等昆蟲，許多種類在其成為成蟲之后為草食性。許多昆蟲在幼蟲階段棲于水底，成為魚、蛙、和潛鳥的食物。鳥類，特別是水禽常常構成濕地的重要景觀特征，幾乎所有的濕地都能為水禽提供豐富的食物和多種多樣的繁殖和停歇的棲息地，這些水禽中既有草食性的也有肉食性的，構成濕地生態系統食物鏈的重要環節。無論是淡水的還是咸水的亦或是半咸水的濕地，都支持著豐富的魚、蝦、蚌等水生動物。
對滋生于濕地水下的微小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還知之甚少，但它們往往卻是濕地中重要的分解者。在濕地中線蟲和線蚓蟲等微體小分解者比大型分解者的作用更加明顯。對濕地生態系統來說，分解者亞系統顯得尤為重要。濕地的缺氧環境使其中的微生物和土壤動物類群和數量大大減少，沼澤植物又多含有較多的纖維，所以有相當大比例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在靜水條件下，有機質輸出量很小，因而植物殘體積累形成泥炭。
2．濕地定義的議論
盡管對世界上的各類濕地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但迄今為止，國際上對濕地尚沒有統一的定義。從不同學科角度和區域特點出發而提出的定義形形，爭論焦點在于如何限定濕地的水深。《濕地公約》把淺海濕地的水深界限定為6m，有的學者把湖泊濕地的水深限定為2m（佟鳳勤等1995），但沒有給出這些限定的科學依據。實際上水陸過渡區域的空間尺度是模糊的，并且隨時間和空間而變化，難于把握一個同一的標準，因此任何明確的數據指標都顯得過于機械。美國的米茨（W.J.Mitsch）等在其著作《Wetlands》（1993）中對形形的定義給予客觀的評價。著名對魚類和野生生物署的定義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但這個定義突出地強調了濕地是水體和陸地之間的空間過渡性，卻忽略了其生態性質上的過渡性，因而就把濕地的概念僅僅限定在水體的沿岸帶，排除了非鄰近水體的濕地，如歐洲大陸西岸的高度濕潤地區的披蓋式沼澤（Blanketbog）等。工程兵部隊的定義由于強調濕地植被特征，易于在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實際應用。加拿大的定義更加強調濕地的水文和土壤特征，對植被特征沒有足夠的重視。
除上述以外，英國的濕地定義代表著歐洲的普遍觀點。E.Maltby(1986)在其著作《Waterloggedwealth》中闡述：“濕地是水支配其形成、控制其過程和特征的生態系統的集合，即在足夠長的時間內足夠濕潤使得具有特殊適應性的植物或其他生物體發育的地方”。顯然他所重視的是濕地的成因的主導因子--水文因素，而對土壤和植被條件則是輕描淡寫。
就《濕地公約》濕地定義而言，嚴格說來還算不上是科學的定義，因為它只是枚舉了濕地的外延，并沒有對濕地的本質屬性予以論述。
分析濕地的自然生態結構和性質，不難看出，水是濕地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其生態過程的主要控制因子，而還原性的水成土壤和濕生或水生植被是其水文生態過程的必然結果。因此，濕地的定義應做如下陳述：“濕地是指一類在生態性質上介于水生和陸地生態系統之間，由于常年或周期性的水分潴積或過度濕潤，造成基底的嫌氣性條件，維持綠色高等水生或濕生植物群落長期賦存的土地。”這樣定義就使濕地的概念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據此，無需通過人為限定水域的深度來確定水體的濕地部分，只要是綠色高等植物生長的范圍即可劃為濕地的范疇之內。其主要依據是：（1）濕地相對較高的生物生產力主要體現在高等植物群落的生產力上；（2）在作為水禽為代表的瀕危珍稀物種的棲息地意義方面，高等植物同時為動物提供著豐富的食物來源、良好的隱蔽場所和必要的筑巢材料；（3）濕地的一些生態環境功能是通過其中的高等植物來實現的，如凈化污水主要依靠植物對重金屬離子的吸收；（4）所謂植物對濕生和水生環境的特殊適應主要表現在一些高等植物的生理結構上。因此，水域濕地的邊界限定可以依據高等沉水和挺水植物的分布范圍來確定，不必機構地圈定一個具體的水深指標。
3．濕地分類問題
濕地的分類是濕地研究的基礎，由于學科領域和目標的不同，學者們提出了形形的分類系統。其中對某一濕地類型的有歐洲的泥炭地分類（MooreandBellamy1974），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濕地和深水棲息地分類”，中國的泥炭沼澤分類（柴岫1990；郎惠卿1983），沼澤分類（牛煥光等1985），美國東北部冰川遺跡區的淡水濕地分類（GoletandLarson1974），美國冰川高原草原地區的天然池塘與湖泊分類（ShawandFredine1956），佛羅里達森林濕地分類（Wharton1976）等，這些分類雖是類型或區域等級上的，但對濕地的系統分類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而且對其目標也是極為實用的。
英文針對各種不同的沼澤類濕地皆有不同的術語，漢語中卻沒有對等的固定詞匯譯之，為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帶來諸多不便，為此有必要對這些類型概念加以明確分并賦予固定的譯法。Marsh是指基底為水成礦質土壤，生長挺水草本植被的沼澤，以"草本沼澤"譯之為宜。swamp是指以喬木或灌木為建群植物的沼澤，無論基底是否積累泥炭，都可以“木本沼澤”譯之，然而歐洲習慣上仍把蘆葦沼澤稱為reedswamp，為特殊情況。Mire是泛指有泥炭積累的所有生態系統，即"泥炭沼澤"。Fen是指接受周圍地下水補給，有泥炭積累，并以草本或蘚類植物為優勢的沼澤，應譯為“泉生（泥炭）沼澤”。bog是指主要接受降水補給并生長適于酸性環境的蘚類，特別是泥炭蘚為優勢的高位沼澤，應譯為“蘚類（泥炭）沼澤”moor是泥炭地(peatland)的同義詞，highmoor指中央隆起的高位泥炭沼澤，而lowmoor是指發育在盆地里，中央低洼的低位沼澤。Muskeg是指分布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半島的大片的泥炭沼澤。
由于濕地生態條件的區域差異性、空間分布的廣泛性和生態過程的多變性，不難理解，濕地的科學分類要求一套完整嚴密的分類依據和分類系統。要在不同的層次上區分那些具有均質性特征的生態單位，根據其生態結構和功能的相似和差異性進行科學的分類，以便于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進行濕地編目與制圖，為研究和管理濕地提供科學依據。
濕地可以根據人類是否參與濕地的生態過程分為兩大類群：即自然濕地和人工濕地。由于其運行機制不同，所以其較低等級的劃分依據可以是不同的。
在自然濕地群中，濕地的水文特征應是濕地分類的最重要的依據。而在水文諸要素中，水質決定著濕地總的生態系統，因而第二級劃分可以水質類型為依據，以“族”為單位。分為咸水族，淡水族和半咸水。水的來源是濕地起源和發生類型的重要指示因子，以此作為第三級劃分依據，以“系”為單位，分為河成系，湖成系，泉成系，海成系和雨成系。濕地的基底特征響應于水文狀況并影響植物生長狀況和植被類型，將此作第四級劃分依據，以“類”為單位，分為泥質類，沙礫質類和泥炭類。濕地的植被特征是其生態性質和結構最直接的反映，植物的生活型是環境的綜合體現，以此作為第五級分類依據，以“型”為單位，分為沉水型，浮水型，挺水型，草本型，灌木型和喬木型。還可以根據植物群落的優勢種或建群種來劃分第六級單位，在此不予贅述。
人工濕地可以據其支持的產業類型進行第三級劃分（系），即種植業系和養殖業系。把其產品類型作為第四級劃分的依據（類），即種植業系可分為經濟作物類和糧食作物類；養殖業系可分為鳥獸類和水產類。
中國的濕地分類
根據中國的濕地現狀以及《濕地公約》分類系統，初步確定了全國濕地分類框架，共分為5大類28個類型。各濕地類型及其劃分標準如下：
沼澤濕地
1蘚類沼澤：以蘚類植物為主，蓋度100%的泥炭沼澤。
2草本沼澤：植被蓋度≥30％、以草本植物為主的沼澤。
3沼澤化草甸：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區的沼澤化草甸以及高山和高原地區具有高寒性質的沼澤化草甸、凍原池塘、融雪形成的臨時水域。
4灌叢沼澤：以灌木為主的沼澤，植被蓋度≥30％。
5森林沼澤：有明顯主干、高于6m、郁閉度≥0.2的木本植物群落沼澤。
6內陸鹽沼：分布于我國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的鹽沼。由一年生和多年生鹽生植物群落組成，水含鹽量達0.6％以上，植被蓋度≥30％。
7地熱濕地：由溫泉水補給的沼澤濕地。
8淡水泉或綠洲濕地。
湖泊濕地
1永久性淡水湖：常年積水的海岸帶范圍以外的淡水湖泊。
2季節性淡水湖：季節性或臨時性的泛洪平原湖。
3永久性咸水湖：常年積水的咸水湖。
4季節性咸水湖：季節性或臨時性積水的咸水湖。
河流濕地
1永久性河流：僅包括河床，同時也包括河流中面積小于100hm2的水庫（塘）。
2季節性或間歇性河流。
3泛洪平原濕地：河水泛濫淹沒（以多年平均洪水位為準）的河流兩岸地勢平坦地區，包括河灘、泛濫的河谷、季節性泛濫的草地。
濱海濕地
1淺海水域：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永久水域，植被蓋度＜30％，包括海灣、海峽。
2潮下水生層：海洋低潮線以下，植被蓋度≥30％，包括海草層、海洋草地。
3珊瑚礁：由珊瑚聚集生長而成的濕地。包括珊瑚島及其有珊瑚生長的海域。
4巖石性海岸：底部基質75％以上是巖石，蓋度＜30％的植被覆蓋的硬質海岸，包括巖石性沿海島嶼、海巖峭壁。本次調查指低潮水線至浪花所及地帶。
5潮間沙石海灘：潮間植被蓋度＜30％，底質以砂、礫石為主。
6潮間淤泥海灘：植被蓋度＜30％，底質以淤泥為主。
7潮間鹽水沼澤：植被蓋度≥30％的鹽沼。
8紅樹林沼澤：以紅樹植物群落為主的潮間沼澤。
9海岸性咸水湖：海岸帶范圍內的咸水湖泊。
10海岸性淡水湖：海岸帶范圍內的淡水湖泊。
11河口水域：從近口段的潮區界（潮差為零）至口外海濱段的淡水舌鋒緣之間的永久性水域。
12三角洲濕地：河口區由沙島、沙洲、沙嘴等發育而成的低沖積平原。
人工濕地
1水產池塘：例如魚、蝦養殖池塘。
2水塘：包括農用池塘、儲水池塘，一般面積小于8公頃。
3灌溉地：包括灌溉渠系和稻田。
4農用泛洪濕地：季節性泛濫的農用地，包括集約管理或放牧的草地。
5鹽田：曬鹽池、采鹽場等。
6蓄水區：水庫、攔河壩、堤壩形成的一般大于8公頃的儲水區。
7采掘區：積水取土坑、采礦地。
8廢水處理場所：污水場、處理池、氧化池等。
高職高專教育是一個生態系統，高職高專院校與系統環境之間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協調的共生關系，每個高職高專院校都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通過融合、競爭與合作，形成了整個高職高專教育系統，進而構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統。高職高專院校無論是在內部構成要素，還是與外部環境交織互動中，都處于一個內容復雜、影響因素多元的生態系統中。每個子系統通過不斷調整來增強其對系統環境的適應程度。可以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系統理解為：一定時空條件下，高職高專院校與存在關聯的要素之間、以及與所處環境因子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復雜系統。核心競爭力本質上是指組織通過內部不斷整合、調整與創新，使組織獲得競爭對手不易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等資源，從而獲得某種比較優勢，占據行業的優勢地位。如果將高職高專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其勞動力“產品”就是掌握某種專業技能和本領的學生。可以認為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是高職高專院校在長期的發展和成長過程中，通過內部不斷整合、改革以及創新獲得教育資源，使高職高專院校在發展中處于競爭優勢。從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一般認為生態系統中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資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對整體系統環境的適應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競爭力就越強。
二、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影響因素分析
（一）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占有資源和環境空間的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校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在高職高專院校發展中，不同地區的高職高專院校占有的資源和環境空間不同，生源層次和生源質量也不同，這既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滿足社會需求的市場性一面，同時也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非市場性的一面。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體現了高職高專院?！皯B”的屬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的寬度反映了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構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表現為教學能力、科研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在現代高職高專教育生態系統中，這類生態因子包含的主要內容是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滿足社會其他需求的能力，獲得各類教育資源的能力以及樹立高職高專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養的層次、質量，科研的水平、獎勵，學術及社會聲譽等。
（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處于某一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適應其所處資源空間的能力，由其協調內部資源的能力決定，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態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協調能力強，能充分適應環境并充分利用其所處的外部資源環境空間，則該高職高專院校的生態位適應能力越強。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院校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描述的是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態”與“勢”的協調，強調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要素的相互協調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戰略管理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主要內容是領導者戰略預見、決策和優化配置戰略資源的能力、外部資源的整合運營能力等因素。
（三）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具有通過拓展其生態位來保持和提高競爭能力的動力。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就是實際生態位對其基礎生態位的趨適作用強度。實際生態位離基礎生態位的距離越遠,趨適作用越強，進化動量越大。進化的空間越大，生態位構建變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職高專院校的進化動量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呈負相關，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越大，說明其“勢”能越低，其進化能力越低?？衫酶呗毟邔Ｔ盒Ｉ鷳B位構成中的學習創新能力的進化動量及其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負相關性，來表示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皠荨钡膶傩浴Ｖ饕M織結構形態、教學創新教育的條件、學習型組織的狀況等。
三、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
（一）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析
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觀的核心競爭力內涵，高職的核心競爭力存在于高職高專院校所涉及的各個層次，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和動態性的特點。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的高低取決于其生態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資源環境空間的大小、其內部生態系統對其所處生態位的資源和環境的適應能力強弱，以及其生態位進化的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包括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3個能力維度。教學能力主要表現為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教師的人數，所以選取了當年的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人數；高職科研能力維度的主要表現為數和課題立項數，相應分別選取了當年數和項目立項數2個指標；社會服務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為學校聲譽，選取當年社會聲譽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指標包括戰略管理、資源整合這2個能力維度。戰略管理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校級領導班子的整體狀況、最高決策層的領導風范和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三類指標，分別選取了相應指標。資源整合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教師資源整合狀況、物資資源整合狀況兩類指標，分別選取相應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指標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將學習創新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的基礎條件等指標。
（二）指標分類及處理
1．顯示性指標與分析性指標將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成顯示性指標和分析性指標，顯示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狀況，分析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內在要素，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顯性指標主要有：教職工人數、高級職稱教師人數、數、課題立項數等指標，直接表現了高職高專院校在辦學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標有：學校聲譽、領導班子狀況及領導風范、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基礎條件等，直接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生存發展戰略中的各種運作能力，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發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標的處理在指標體系中，除了定量指標。還有定性指標。對于指標體系中的定性指標，由專家采用10分法評定，將定性指標定量化。
四、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實證研究
應用模糊聚類的，選擇具有典型性的高職高專院校，用數學方法定量確定樣本的親疏關系，從而客觀地劃分類型，對高職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模糊算法比較系統常用的有等價矩陣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軟件采用FCM算法，實現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根據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采集了廣東省具有典型意義的16所高職高專院校，相關數據來源于《廣東教育統計年鑒》、《廣州年鑒》，數根據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進行統計。通過Matlab定量計算，整理后得出廣東省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聚類的結果，如表1所示。從基于生態系統的廣東高職高專院校模糊定位矩陣來看，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和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所院校屬于類型I，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廣東白云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I，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等4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V。從生態位競爭力指標分析，以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類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適應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白云學院為代表的I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強；以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為代表的IV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強。
五、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提升策略
（一）明確辦學理念，提高生態位占有能力
辦學理念體現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觀念和哲學思想，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愿景具有指導意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位占有能力。從模糊聚類的結果來看，具有不同生態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而生態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學理念的差別以及其具有的教學資源。高斯（Gause，1934）認為各生物單位都傾向于占據不同生態位，相互補充而避免直接競爭，通過生態位分離占據有利的資源，實現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據生態學的生態位原理，生態位差異大的高職高專院校，彼此之間的競爭小，占有的教育資源差別大，不同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甚至處于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反之，生態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學資源就越相近，相互競爭就越大。對于因為辦學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學資源相近而導致生態位重疊的高職高專院校（如圖2所示），可以通過生態位分離模型降低競爭強度（如圖3所示）。在模糊聚類中，類型III和類型IV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相對較低。在市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態位占有能力強的高職高專院校會優勝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職高專院校通過明確辦學理念來尋求教育差異化和資源梯度，分離原有生態位，從而具備不同于甚至優于競爭對手的獨特品質，這也就是高職高專院校的特色帶來的核心競爭能力。類型III和類型IV的廣東省高職高專院校需要摒棄單純借鑒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的錯誤做法，而要根據高職高專的教育特點，避免辦學理念趨同，尋求適合自己的教育生態位。
（二）通過資源整合，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與生物生態位最大差別是生物生態位是被動的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是由其主動選擇和積極競爭行為所決定的。高職高專院校需要不斷擴展自身的生態位空間來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見圖4）。高職高專院校可以通過提高適應度、調整資源梯度和維度來提升生態位，通過教育理念創新、教育教學資源差異化等手段，培養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針對模糊聚類中類型II和類型III的高職院校，需要整合現有的教學資源，提高教學資源的利用率。根據高職高專的教學環境變化適時改變學校的發展戰略，以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三）提倡創新思維，提高生態位進化能力
[關鍵詞] 生態倫理自然價值內在價值
自然價值是生態倫理學的理論支點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也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按照傳統的價值概念，價值是指客體以自身屬性滿足主體需要和主體需要被客體滿足的效益關系。即是說，客體能滿足主體需要，它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則是無價值的。主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是以主體的需要為價值原點（出發點），以客體能否滿足主體或滿足的程度來確定其價值的。顯然，建立在“滿足主體需要”基點上的價值關系呈現一種射線狀，一種單維性，即由主體指向客體。在這種理解意義上，價值關系必然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關系，那么，在宇宙萬物中，人本身(具體地說，是人的需要)便成為價值的絕對尺度。換言之，宇宙萬物只有相對于人才有了價值的屬性，人是惟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價值；大自然的價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產物。這也是人類中心論者長期所持的關于自然價值的觀點。
面對全球問題日漸突出的現實，很多人都把矛頭指向了人類中心論，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對當今世界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與此相反，一些學者提出了各種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態為中心的非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認為人并不是價值的惟一主體，即并不是人才有主體性，自然同樣具有主體性，也正是這樣，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內在價值。“內在價值論”的首倡者是美國生態學家羅爾斯頓。按照羅爾斯頓的看法，所謂內在價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發現價值而無須借助其他參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與自為(for itself)的價值”，自然有機體作為自維持系統，物種作為生命動力的形式，都具有內在價值；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強大創造性就是其內在價值的源泉”。自然作為（生態）系統，創造著所有生命，自然的這種創造性無須借助他物。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是客觀的，不能還原為人的主觀偏好；人負有保護和促進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的義務，因而人類應該維護和促進具有內在價值的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
傳統的價值概念以主體（人）的偏好和欲望決定價值，把外部自然界僅僅看成一種供人“占有”、“使用”的對象。在這種價值觀看來，所謂價值，就是客體(自然)對主體(人)的“意義”或“有用性”。這樣，自然界就僅僅具有一種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性價值”。例如，野生動物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夠為人類提供肉食、皮毛、蛋類或藥材，森林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夠為人類提供木材，以供人類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種家具、器皿、紙張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一方面，人們對自然界采取了無節制地征服、支配、掠奪、占有和揮霍的野蠻態度，自然界是僅僅被作為人類的消費對象來對待的。另一方面，人類往往只為著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動，價值目標的追求與實現也大多以自我需要為基本標準，強調的只是對自然的權利（一是無償占有權，二是無限索取權），自然則是為人類提供權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權利必須承擔義務和責任，但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人類對自然的極端功利性，使其對自然的權利的追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對自然的良心、義務與責任則出奇淡漠。正如西方者馬爾庫塞指出：人類做到的只是“讓自然為人服務”而永遠不是“人道的對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對自然的支配意識太根深蒂固了，人總是一味的企圖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當然，羅爾斯頓并未否認自然對于其他有機體和物種來說具有的工具價值。在生態系統內部，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交互生成，而生態系統整體作為生命的創造者和支持者，則具有一種超越于工具價值之上的“內在價值”。相對于傳統價值觀理解的“消費價值”來說，內在價值是一種“存在性價值”。消費價值只有在人們的消費中(即對自然物的毀滅中)才能實現出來，而內在價值卻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費(即存在)時才能實現，如果我們把它作為消費價值消費了，內在價值也便消失了。我們在實踐中消費的，實際上不僅是自然物的消費性價值(使用價值)，我們在消費其消費性價值時，連同它的內在的生存價值也一起毀掉了，這是當今世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價值論根源。反思我們今天面對的環境破壞，同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只承認自然界的消費價值、不承認內在價值是直接相關的。以人類的有用性價值標準衡量，自然界中多數物種在目前看來確無價值，但我們卻忽略了這些物種對維護整個生態系統平衡所起的內在作用，我們根本感覺不到某種微不足道的物種遭到破壞后產生的后果，相對于很多學者熱衷研究社會問題而言，拯救看上去對人類無益的大自然碎片，實在難以引起人們的興趣，以至當成千上萬的生物資源滅絕之前，有時我們連它們的名字都不知道。當我們放縱我們的改造活動，其破壞性后果超過了自然界的“生態極限”時，整個生態系統就將遭到徹底性破壞。
以系統論看來，自然客體是同人發生“現實關系”的自然物，人與自然界系統整體之間并不構成哲學思辨上的主客體關系。自然界是系統的整體，而人不過是系統整體之中的一個局部的要素而已。從邏輯上說，系統整體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為系統整體的主體。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統整體作為它的實踐對象。因此，人只能作為自然界系統整體之中的一個要素在系統整體規律的決定下參與整體的運動。在人與自然界整體的關系中，自然界整體是決定者，作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決定者；自然界整體的規律性和動態結構的界域構成了人類實踐活動的絕對限度。在這個關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就不適用了。誠如德國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所說，“人類的定義恰恰是現世之人與世界休戚相關之人，而非人類之人以人類自身為中心之人”。這種“現世之人”就是指現實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說，作為現實生活中之人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與生態環境，是自然與生態環境中之人。
現代科學充分表明：現實世界的許多現象并不是有序的、穩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滿變化、無序和沸騰的非線性統計學過程。這充分說明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測的特性”至今還未被人們全部理解和認識，就此而言，人的主動性是相對的。人類對自然進行變革所引起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可以控制，甚至往往處于被動狀態，生活在一定環境中的“現在”的人還難以滿意地預測到一個物種的毀滅或一個特定生態系統的破壞究竟會產生哪些長遠影響。對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過一段精辟論述，他說，“…在第一線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線和第三線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它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重新消除。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別的地方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在這些地方剝奪了森林，也就剝奪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存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松樹林濫用個精光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山區牧畜業的根基挖掉；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來。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不知道和這含粉的塊莖一起他們也把瘟病癥傳播過來了?！痹谶@里，恩格斯用“線”的概念的表達了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的不同階段的后果，從第一線的“取得預期結果”到第二線的“夢想不到”，再到第三線的“沒有預料到”，形象地說明了人對自然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
關鍵詞：物質變換；生態文明；工業文明；綠色發展
中圖分類號：B031；D616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4
當前人們對于生態文明的理解一般以 “人與自然協調發展” 或 “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為核心內涵，并把這種 “協調發展”或“和諧關系”解釋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能夠保護自然的自覺認識和活動。這種對生態文明的解讀當然不錯，但卻失之抽象，不夠明晰，特別是缺乏對 “協調發展”或“和諧關系”的實現路徑和現實目標的描述，難免有礙于人們對生態文明正確和完整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對生態文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作出新的思考和解讀。
一、馬克思物質變換理論是把握生態文明的堅實理論出發點
馬克思物質變換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生態文明的新的理論視野?！拔镔|變換”最初是在生物化學和生理學上來說明自然界（包括無機物和有機物）的物質循環和新陳代謝現象的，馬克思借鑒了這一概念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
在語境中“物質變換”有三重內涵：自然界中的物質變換、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和社會的物質變換[1]。
其中，自然界的物質變換既包括無機界的新陳代謝，也包括有機界的無意識的新陳代謝，對于人來講就是人的自然發生的新陳代謝，也就是“生命，即通過攝食和排泄來實現的新陳代謝，是一種自我完成的過程”[2]87。這個過程是人類生存的自然基礎。
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是人類通過勞動形成的。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勞動構成了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中介和途徑，“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3]207。勞動過程就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 [3]215。通過勞動，人類一方面從自然界獲取物質資料，另一方面又將廢棄物反饋給自然界，“勞動過程就要像生命體的新陳代謝那樣，不僅包括把外部東西同化的一面，還必須包括把獲得的東西再排到外部的異化方面”[4]。這里的“將廢棄物反饋給自然界”或“向自然界排放廢棄物”是從廣義上加以理解的，即人通過勞動或物質活動對自然界產生的物質影響。勞動過程與物質變換過程實際上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正是因為勞動這種“有目的的活動”作為物質變換的實現途徑，所以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不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然運動，不是自發的而是一種自覺的、對象性的社會運動，是人“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 [3]208，當然，這一社會運動又必然以自然運動作為其前提。
社會的物質變換是指勞動產品的交換，即商品交換，“交換過程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價值的人手里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價值的人手里，就這一點說，這個過程是一種社會的物質變換”[3]125。
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是物質變換的實質。這是因為，一方面，自然界中的物質變換是自然本身的必然性，即體現為物質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內在地包含了對這一必然性的認識和運用；另一方面，社會的物質變換，即勞動產品的交換是人與自然間物質變換的必然結果，通過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人將自然物變成了勞動產品，而過剩的勞動產品通過交換變成了商品，而商品正是社會的物質變換的媒介。因此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決定了社會的物質變換過程，這也是由人的實踐存在方式和人的社會本質決定的。通常情況下，如果沒有特別說明，物質變換這個概念就是指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
二、物質變換貫穿著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
物質變換是“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56，因此人類無論生活在怎樣的社會形式下都不能停止物質變換過程。以物質變換的理論視野來看待人類文明，我們會發現，文明是一個合乎辯證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同的物質變換模式區分著不同的文明形態，即如施密特所言：“物質變換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為內容，其形式是被每個時代的歷史所規定的”[5]。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即前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生產工具較為原始，生產力較為落后，生產效率普遍不高，因此物質變換表現為：消耗的自然資源較少，生產的產品不夠豐富，同時排放的廢料和殘渣也較少，即“低消耗-低產出-低排放”的模式。工業文明時代是大機器生產的時代，馬克思生動地將大機器體系比作是“龐大的機械怪物”，它蘊含著巨大的“魔力”，造就了“現代的大工業”，使工業文明時代成為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2]277。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成百上千倍的提高，勞動產品的日益豐富，使得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同時排放的廢料和殘渣也隨之急劇增長。因此工業文明的物質變換模式表現為：“高消耗-高產出-高排放”。而“高消耗”造成了資源枯竭，“高排放”帶來了環境污染，這正是當前生態危機的兩大基本表現。生態文明要消解生態危機必須重回“低消耗”和“低排放”，同時又能夠不斷發展生產，否則文明的發展就會停滯甚至倒退。生態文明在物質變換上必須遵循“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的模式。
怎樣才能在“低消耗”和“低排放”的同時又能夠做到“高產出”呢？關鍵是彌補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裂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了土壤肥力衰竭的問題，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工業化農業生產、強制分工、城鄉對立等“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 [3]579，這樣一來就在“物質變換的聯系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6]919，使得土地日趨貧瘠。與此同時，那些被人消費掉而不能回歸土地的部分又成為了污染的源頭，正如馬克思所說：“消費排泄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泄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么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用來污染泰晤士河” [6]115。實際上由于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工業生產總是以粗暴的掠奪方式對待自然，物質變化的裂縫是無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和生態文明在本質上必然相背離。因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一方面發展了生產，帶來了高產出；一方面又造成了物質變換的裂縫，帶來了高消耗和高排放。裂縫的存在使得工業文明不可持續，要避免和彌補裂縫，在生產力上就必須走綠色發展之路，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不斷降低消耗和排放；在生產關系上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將資本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限制資本的野蠻增長，引導其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建設和實現真正的生態文明。
三、物質變換理論視野中的生態文明及其特征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是一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自覺地走綠色發展之路，實現物質變換“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的文明形態。其中，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綠色發展是生態文明的實現路徑，“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是生態文明的現實目標。
物質變換理論視野中的生態文明具有以下鮮明特征：
一是自覺性。從前工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物質變換的具體形式雖然發生了變化，但有一點卻沒變，那就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2]562。這正是以往人類文明不自覺性的典型體現。物質變換是一種通過人類勞動實現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雙向運動，工業文明只是實現了人消耗自然資源的自覺性，即人通過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巨量自然資源，來自覺地建設工業化或現代化生活；但對于人向自然排放廢料和殘渣這一方面，工業文明卻處于自發狀態，即將自然界僅僅看作是原料的碓吹睪頭掀物的存放地，沒有認識到人對自然的改造也就是人對自身的改造。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新的文明形態就在于它消除了這種自發性，將物質變換的兩個方面都變成了人類自覺的實踐，從而使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統一起來，使生態文明成為一種可持續的文明，使人類真正成為自覺的“類存在物”。
多次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7]。這告訴我們，生態文明的發展之路要將自覺利用自然和自覺保護自然統一起來，在利用自然的同時就要充分考慮如何保護自然，平衡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甚至當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發生沖突時，要將保護自然放在優先的地位上，因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發展。
二是創新性。歷史上，人類生產的不斷發展總是伴隨著資源消耗和廢料殘渣排放的不斷提高。生態文明要實現“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的現實目標，就決不能重復以往的老路，而只能走一條創新之路。
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先污染，后治理”，認為這是被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證明過的可行之路。這種觀點實質上就是要求先利用自然再保護自然，先講效率再將公平，把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看作是對立的兩個方面。在理論上，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是只有利用自然的自覺，而沒有保護自然的自覺，因而仍然停留于工業文明的發展觀上。在實踐上，一方面，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以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身體健康為代價，世界公害事件（即比利時馬斯河谷事件、美國多諾拉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水俁事件、日本富山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令人觸目驚心，這是和我國社會主義性質嚴重背離的；另一方面，“歐美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中已將地球的資源和環境透支使用。我們這個時代正面臨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資源短缺和環境威脅，這決定了我們已沒有可能去重復歐美國家的現代化老路?！盵8]因此，國際和國內環境都不允許我們再去重復“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建設生態文明必須走綠色發展的創新之路。綠色發展是指保持經濟、社會、自然相協調的發展道路，是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則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兩條基本途徑。循環發展旨在強調節約資源，通過回收和再利用，不僅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而且還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低碳發展旨在保護環境，通過調整和優化能源結構，不斷降低經濟發展中對碳的依賴度，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要大力開拓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的創新，將創新作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動力之源。
三是共享性。工業文明雖然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但同時也創造了驚人的不平等。工業文明帶來的高產出成果只能被少數人、少數國家所享有，大部分人、大部分國家卻要為前者承擔高消耗、高排放帶來的種種惡果。因此，工業文明不是一種共享文明，它將少數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數人的痛苦上，從文明本身的角度來看，工業文明天然包含著野蠻。
生態文明所要調整的不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也要調整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認為，物質變化不僅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也同樣存在于人與人之間。一方面，人通過勞動實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生產出勞動產品，并通過勞動產品的交換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物質變換，即“社會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人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也就是說人們只有處于某種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之中才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因此生態文明的實現是建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全面變革的基礎之上的，不僅要實現生產力的變革，也要實現生產關系的變革。
因此生態文明所追求的“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不僅是一種生產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求全員參與、全球協作，同時也要求發展成果全面共享，從而消除工業文明的野蠻性。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達成了新的全球氣候協議，即《巴黎協定》，標志著全球共同應對生態環境問題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如果說工業文明促進了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從而開創了世界歷史，那么生態文明則促進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協作，從而開創了全球共享的世界歷史，因為生態環境是全人類的共同生存和發展基礎。
共享的主體是人，共享性體現了生態文明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形態。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們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關鍵一環，生態文明的共享性將為我們促進協調發展，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是長期性。從18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中后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為完成工業化先后花了百年時間。生態文明要轉變生產方式，實現“低消耗-高產出-低排放”的目標也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首先，如果以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為標志算起，那么到今天人類開始邁向生態文明的歷史還不到50年。從人類以往的文明發展進程來看，我們目前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建設生態文明的自覺意識也才覺醒不久，我們離建成生態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次，工業文明還有生命力。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工業文明還能創造出新的生產力。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9]。特別是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國情，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中工業化仍然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目標。
再次，資本邏輯還將長期起作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還占據著優勢。資本主義還將長期存在，資本還將長期統治世界。馬克思曾經生動而深刻地將資本比作吸血鬼：“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3]269。在不斷增值的邏輯下，資本情愿破壞環境來發展自己，情愿禍害別人來滿足自己，情愿放棄未來以獲取眼前利益。因此資本邏輯從本質來講是反生態的，和生態文明是不相容的。但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資本也可以成為我們利用的一個要素。就我國的現實國情來講，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生態文明還離不開資本。但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用宏觀手段約束資本的野性，引導資本發揮積極作用，利用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發展生產力，積累資金，為建設生態文明創造條件。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資本的發展也會不斷創造消滅它自身的條件，最終資本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資本邏輯也會徹底喪失對世界的統治，到那時生態文明就能真正實現了。
四、結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目前我們還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不夠發達，發展還不夠協調，社會具體制度還不夠完善。生態文明建設既是我國深化改革、轉變發展理念、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要求，也為我們謀求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只要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不動搖，堅持四個全面的發展目標不動搖，堅持五大發展理念不動搖，始終以為指導，生態文明建設必將取得新的偉大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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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弘揚人民友誼，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N].人民日報20130908（1）.
關鍵詞 環境管理；制度；創新；生態文明
文／孟偉 孫啟宏
環境管理體制和機制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中廣泛關注的議題。本文主要從生態文明建設需求出發，結合新修改的《環境保護法》精神，探討環境管理制度的若干創新思路。
我國環境管理制度現狀及存在的不適應性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國首先確立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和征收排污費制度。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和“強化環境管理”三大政策。1989年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進一步提出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排污許可證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集中控制制度。三大政策和八項制度形成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框架。近年來，我國又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的環境管理制度和手段：一是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將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二是環境監察和應急管理制度，針對跨區域、跨流域環境監管問題，成立了六大區域環保督查中心；三是清潔生產審核制度和循環經濟規劃制度，推進環境污染的源頭控制和過程控制；四是信息公開、公眾參與機制，不斷加強環境信息公開及環評中的公共參與等工作力度；五是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初步構建了包括綠色信貸、保險、貿易、電價、證券、稅收等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框架。
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總體戰略部署，提出要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這為環境保護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具有深遠的意義。生態文明建設中，要堅持節約優先和保護優先、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推進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嚴格生態環境監管，這些基本要求為今后創新環境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為適應我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新的《環境保護法》在許多方面給出了新的法律規定。
當前我國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環境問題愈加復雜，環境問題的現狀與人民群眾對優質環境質量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強環境保護工作，需要很好的制度保障。對照生態文明的建設要求，我國的環境管理制度還存在著一些不適應性：
第一，傳統環境管理制度主要是圍繞污染減排和總量控制而設計的，不能適應環境質量控制要求。一是總量控制制度實施多年，行政性和主觀性強，因與區域環境質量不掛鉤，難以真實反映污染控制的效果。二是作為控制企業污染排放最直接手段的排污許可證在我國未全面開展，排污許可證制度實施的技術方法不完善，如何根據技術水平、排放標準、區域環境容量分配、發放和管理排污許可證是其關鍵。三是法律規定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但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四是目前的環境管理工作主要是針對常規污染物的控制，針對那些對人體健康具有潛在環境風險的污染物控制缺乏制度安排。
第二，現行環境管理制度常常游離于宏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之外，不能適應“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要求。一是環境保護不能主動參與宏觀決策，不注重源頭控制，造成體制和制度效率不高。例如，近年來京津冀地區嚴重的霧霾天氣，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結構失調、產業布局不合理、主體功能區執行失位造成的，突出表現宏觀決策缺乏環境保護的應有考慮。二是缺少自然資源資產核算和有效監管，資源消耗量大，資源利用率低，造成大量廢棄物污染環境。三是環境保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缺乏市場機制，造成環境外部不經濟性。環境稅、生態補償、環境損害賠償、環境責任保險等環境經濟政策不健全、不到位，不能有效控制環境污染。四是環境保護的責任人不清，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難以有效落實，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機制不完善。
第三，現有環境管理條塊分割現象突出，不能適應國家開展統一環境監管的要求。一是生態系統層面，目前缺乏針對山水林田湖這一“生命共同體”的統一保護、統一監管的體制和機制。二是某一環境問題層面，如“九龍治水”問題，水資源利用和保護、水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相割裂，部門各自為政，弊端突出。海洋環境缺乏綜合協調和聯合執法的機制和手段，海洋資源利用與環境管理實行單項和部門管理。三是區域、流域層面，存在協調、聯防機制不健全，一些區域協調機制，如奧運期間的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由于缺乏法律和政治經濟基礎，可持續性不強。
環境管理制度創新基本原則和基本框架
基本原則
隨著環境保護重心逐漸由污染治理向改善環境質量和提升服務功能轉變，我國的環境管理正由以環境污染控制為目標導向，向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目標導向轉變。環境保護模式也應從“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向保護優先、構建保護一修復一再保護體系、著力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提高生態產品生產能力的新模式轉變。為此，環境管理制度創新必須堅持保護優先原則，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環境管理轉型原則，堅持生態系統整體論和協調統籌原則。
基本框架
根據生態文明建設總體要求，對比我國環境管理制度的不適應性，進行我國環境管理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本文嘗試依照環境保護“總量控制、質量控制、風險控制”的思路，對相關環境管理制度進行梳理。主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改革和完善現有面向總量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二是建立健全面向質量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三是建立健全面向風險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其中，共識別出11項需要加強、改造和新建的環境管理制度（表1）。這些制度的目標可能是多重的，具體可區分為直接制度目標和延伸制度目標。例如，污染物排放許可制、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主要是從總量控制出發，但在目標確定上需要緊密結合環境質量控制的要求；環境基準一標準體系的建立，是在生態風險和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基礎上，確定環境基準，并根據基準值制定環境標準；環保目標責任制度、部門統一協調監管和區域聯動機制、公眾參與制度等則涉及總量控制、質量控制、風險控制三方面的內容。
環境管理制度創新方向
改革和完善現有面向總量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
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在歐美國家，污染物排放許可是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目前我國排污許可管理尚未有效開展，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相關上位法規定。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解決了這一問題，法律明確規定：實行排污許可管理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排污許可證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許可證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今后要抓緊完善配套法規，盡快出臺《排污許可證管理條例》，明確發放范圍與條件、持證排污者的權利和義務、環保部門對排污者的監管以及法律責任等問題。要加強制度間的協調，有機整合環評審批、“三同時”驗收、排污申報、排污交易、環境監測、環保設施監管、排污口設置管理、排污收費、限期治理等制度以及違法處罰等方面的規定，實施一證式排污管理。
改革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仍然是目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環境保護的重點工作和抓手，但需要針對目前普遍存在的科學性、公平性等問題進行制度和方法上的改革。最突出的問題是，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不斷取得成效的同時，部分地區的環境質量卻出現反彈趨勢。在總量分配模式上，要改變主要以目標總量為主的模式，逐步向容量總量轉變。在控制指標的確定上，要緊密結合區域環境特征和質量控制要求，篩選重點控制的污染物，特別注重對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總量控制。要更加嚴格制度設計，對工業開發區、廣大農村等總量控制的盲點地區，要科學確定排放總量，加強考核和監管。
建立健全面向質量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
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建立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綜合考慮生態系統本身的敏感性、服務功能在空間布局上的差異性，以及自然環境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劃定并嚴格實行生態保護紅線。一是從提升生態功能、改善環境質量、促進資源高效利用等角度，分別劃定生態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以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確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對重要的生態系統，實行強制性保護，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力度。二是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對水土資源、環境容量和海洋資源超載區域實行限制性措施。三是嚴格執行生態保護紅線，強化生態環境監管，實施主體功能區規劃，保障國家和區域的生態安全，提高生態服務功能。
建立地方政府環境質量責任制。依據《環境保護法》，強化地方政府的環境責任，支持地方在優于國家環境質量標準的原則下，實施不同的引導指標、控制要求和環境政策。堅持保護優先，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區域核心競爭力，把環境質量作為區域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把環境質量反降級作為經濟建設活動的剛性約束條件，確保區域的環境等級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下降。
建立符合國情的環境基準一標準體系。環境基準是制定環境質量標準乃至整個環保工作的重要基礎，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首次明確了國家鼓勵開展環境基準研究。目前，我國環境基準工作非常薄弱，需要加強基礎性、創新性研究。要逐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國家環境基準體系，形成完善的環境基準理論、技術與方法學和支撐平臺，制定能夠支撐我國環境標準制／修訂和環境管理的環境基準值。應明確和設立專門的環境基準管理部門，負責將最新科研成果應用到環境基準研究中，構建規范性的基準研究和應用指南，并借鑒國外環境基準的模式和經驗，逐步建立我國環境基準的和管理機制。
建立自然資源資產核算制度。十報告提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保護自然放在了優先位置，聚焦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監管，使保護生態環境更加具體化。要把自然資源資產作為生態環境保護的一個核心內容和切入點，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建立自然資源資產基本核算制度。要清楚識別自然資源資產的用途和產權，明確其價值，依據各種自然資源特性和用途特點，辨識哪些是國家必須保護的資產，建立國家、地方政府和各級主體的資產管理鏈條。要開展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和方法研究，加強制度設計。
健全環保目標責任制度，建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度是中國特色的環境管理模式。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六條將該制度進行了法律固化，明確國家實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制度。要科學制定環?？己梭w系、考核目標和獎懲機制，增強透明度和公眾參與，避免環保目標責任制度執行上的困難?？己四繕艘骟w現轄區環境要求，特別是對環境質量的考核。要基于自然資源資產核算，做好領導干部績效考核、領導干部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
建立部門統一協調監管和區域聯動機制。針對部門、地區間生態環境保護的不協調，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和完善嚴格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建立陸海統籌的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這項工作涉及現有體制機制的深層次改革問題，需要積極探索。遼寧省根據遼河環境治理中的需要，將水利、環保、國土等7個部門涉及遼河管理的職能劃歸遼河保護區管理局，為流域治理和保護提供了行政、法律保障。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為治理大氣污染，建立了區域聯動機制。這些都是很好的探索。
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盡快建立與現代市場體系相適應的環境經濟激勵政策體系。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著重解決開發和生產活動背離價值規律和自然規律，公共資源淪為特定群體的私產，以及資源開發造成環境破壞、質量降低等普遍存在的問題，實現機會和規則的公平。要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各種自然生態空間；盡快《生態補償條例》，統一補償標準和管理機制，推動跨地區、跨流域的生態補償；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建立健全面向風險控制的環境管理制度
建立環境風險管理制度。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首次涉及環境風險的控制，分為兩個角度：一是做好突發環境事件的風險控制、應急準備、應急處置和事后恢復等工作；二是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我國現行的環境管理制度對環境風險管理重視不夠，環境風險的科學評估不夠，“一刀切”的環境評價和管理方法難以實現對具有不同環境風險區域或流域的分區、分類、分級、分期的科學評價和管理；對環境風險的預防和預警性不足，綜合決策性不強。要建立基于科學決策的環境風險管理制度，將環境風險管理理念融入到現行環境管理中。要研究針對不同污染類型和污染物的人體健康和生態風險評價、預測和預警技術，制定環境風險評價技術規范和標準，研究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風險管理模式。
強化公眾參與制度。公眾是推動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公眾參與水平也衡量著一個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F階段我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尚處于較低水平，一是公眾環境意識總體上不高，二是環境信息透明度不夠，三是缺乏完善的公眾參與機制，四是非政府組織不能發揮獨立有效作用。要加強宣傳教育，擴展信息披露渠道和范圍，及時公布環境信息，增強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要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從建設項目的環評到政府重大決策，都要有效和充分聽取公眾意見。要健全舉報制度，加強社會監督。
主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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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浙江家族企業治理機制,創新策略,畢業論文,論文開題報告
選題的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浙江家族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浙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推動創新、改善民生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家族企業的傳承、治理與發展等問題引起學術界甚至是政策層面的廣泛關注，政府出資培訓家族企業主及“富二代”的新聞屢見報端。這既反映出家族企業主及接班人素質有待提升，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家族企業之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家族企業的發展，已不只是一個家族、一個企業的事情，甚至關系到一地、一國經濟的發展、產業核心競爭力。
一方面，浙江家族企業的成長速度和盈利能力引人關注，在《福布斯》中文版首度的中國最佳上市家族企業50強中，浙江占據12席，而紹興新和成胡柏藩家族高居第二。另一方面，浙江家族企業治理也存在諸多問題，如產權模糊，股權結構不合理，嚴重影響企業融資和決策；企業治理組織機構職能有名無實，家族決策意識濃厚，管理不規范；企業內部制約機制虛化，職業經理人產生信用危機；用人機制不公平，缺乏激勵機制；企業家族利益至上，忽視企業相關群體利益等，甚至有人認為家族治理影響了家族企業發展，提出放棄家族企業。
現實中很多家族企業對家族企業治理方面的認識也存在較大差異，各自的實踐結果也不相同。目前，家族企業治理及其質量問題己經成為浙江家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瓶頸。浙江家族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就必須選擇合適的治理模式，進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業治理機制，以實現持續穩定發展。
選題的意義：
家族企業治理，是伴隨家族企業誕生之日起即存在的一個難題。隨著家族企業自身的成長壯大和外部生態的變化，家族企業的治理模式也迫切需要隨之發生變遷，這是促進家族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選擇新的家族企業治理模式和建立完善相應的治理機制，是困擾浙江家族企業主及其接班人的現實難題。本選題意在分析浙江家族企業治理困境的基礎上，結合浙江家族企業發展實際狀況和外部生態，為確立適合的家族企業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提供建議，以期提升浙江家族企業的治理效率和質量，從而推進浙江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因此，本選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目標與主要內容（含論文提綱）
研究目標：
本文將在界定家族企業概念、特征及企業治理內涵的基礎上，明晰家族企業治理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分析浙江家族企業發展的總體現狀和治理困境，并提出針對性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為浙江家族企業的發展提供指導和借鑒。
主要內容：
一、家族企業及其治理的相關理論
（一）家族企業的概念與特征
（二）企業治理的內涵
（三）家族企業治理的理論基礎
1.委托-理論
2.現代產權理論
3.交易費用理論
4.利益相關者理論
5.激勵理論
二、浙江家族企業發展現狀及其治理困境
（一）浙江家族企業發展的總體現狀
（二）浙江家族企業的治理困境
1.產權歸屬模糊
2.委托-機制不健全
3.組織結構不合理
4.決策機制缺乏科學性和規范性
5.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完善
6.家族利益至上，忽視企業相關者利益
三、浙江家族企業治理模式選擇與機制創新
（一）浙江家族企業治理的模式選擇
（二）浙江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創新
1.明晰家族企業內部產權并適度公開化
2.引入職業經理人的委托-制
3.優化組織機制
4.建立科學規范的決策機制
5.完善激勵約束機制
6.建立“新‘家’文化”
三、擬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技術路線、實驗方案等
研究方法：
本文將主要采用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來完成。
研究手段：
本文在檢索國內外特別是浙江家族企業發展及其治理現狀的基礎上，在指導老師的悉心指導下，確立文章提綱。在實際寫作中，將在準確界定家族企業、企業治理等核心概念及家族企業治理的理論依據的基礎上，分析浙江家族企業發展現狀，尤其是其在治理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境，并針對這些困境提出可操作的治理機制創新策略。
征稿欄目
1.前沿聚焦：發表農業、林業、環保、食品業、旅游業、資源產業學科前沿、生產實踐前沿問題的觀察性、前瞻性論文。
2.工作研究：發表農業、林業、環保、食品業、旅游業、自然資源產業等有關科研、管理、推廣工作中的總結性論文或調查報告；行業和區域社會、經濟、科技、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方法和經驗性論文。
3.資源•產業：刊登農業、林業、土地、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及礦產資源規劃、開發、利用保護；相關產業經營、創新與發展的論文。
4.環境•安全：刊登生態環境、環境科學與工程、環境保護與治理有關各學科及其交叉學科的論文；以及森林安全、作物安全、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環境安全、人居安全方面的論文。
5.經濟•管理：刊登生態經濟、農業經濟、林業經濟、旅游經濟、綠色食品經濟、資源經濟、環境經濟各學科及其交叉學科的有關論文；行業管理、企業管理、科技管理、管理工程、管理咨詢、管理控制等方面的論文。
6.生態•旅游：刊登綠色生態、生態工程、生態控制；生態旅游、旅游規劃、國家森林公園、地質公園建設的論文。
7.園林•園藝：刊登園林設計、風景園林、園林工程、園林技術；花木園藝、果蔬園藝、育種栽培方面的論文。
8.動物•畜牧：刊登動物科學、動物保護、畜牧科技方面的論文。
9.農林•植保：刊登植物保護、植樹造林、森林工程、土壤肥料等方面的論文。
10.建筑•材料：刊登綠色建筑規劃、設計、施工，綠色材料工藝、材料分析、材料加工方面的論文。
11.能源•技術：刊登節能技術、清潔能源技術、替代能源技術、太陽能、生物能源等方面的論文。
12.食品•加工：刊登綠色食品工業生產、質量控制、儲運流通方面的論文；農產品加工、林產品加工、食品加工、綠色加工技術等方面的論文。
征稿對象
歡迎全國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技術推廣單位、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廣大專家學者、工程技術人員、碩士博士研究生、管理人員等積極賜稿！
稿件要求
1．資料可靠、數據準確，具有理論性、科學性、實用性。
2．文稿內容格式包括：論文題目，作者姓名，作者單位，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作者簡介等。
3．論文篇幅一般以3000－6000字為宜，參考文獻不少于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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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由于傳統的水利建設理念與現實的矛盾越來越大，各種不合格的水利建設工程嚴重的破壞了我國的生態環境的穩定，洪災、水資源的惡化及缺乏等都影響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為進一步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社會需要，在全面認真總結舊水利建設理論好壞的同時，發展新的水利建設理論，全面實現我國水利建設的現代化發展。文章就我國水利現代化發展及我國水利建設新理論的形成展開探討。
隨著近年來強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多種先進的思想理念，我們在深刻總結傳統的水利建設舊理論的同時，發展新的水利理論，促進我國水利建設的現代化發展，滿足當前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水資源的需求。本文針對當前我國的水利建設觀念還比較落后，分析我國水利的現代化發展狀況，實現我國水利現代化事業存在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以及為適應水利現代化的發展需要，新水利理論應運而生。
1 實現我國水利現代化事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
1.1 實現我國水利現代化發展事業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水利建設事業同國際上發達國家先進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對比較落后，管理人員的選拔不嚴格，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提高;受傳統水利建設理論影響，思想觀念仍比較陳舊，河流的斷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為人類不合理的侵占生態用水導致了生態退化，大量的圍湖造田、森林開墾等人類活動也嚴重地破壞了生態平衡，這些都是由于在觀念上存在局限，傳統的水利建設理論中更多的強調人類自身的發展需要，而忽視了人也是流域生態系統的一分子;與國際上先進的水利建設水平相比，我國仍需要不斷努力提高水利技術裝備水平，采用先進的水系生態修復技術，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進我國水利現代化的發展
全面實現我國水利事業的現代化發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現代化建設計劃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門要重視管理人員的選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注重人才的培養。規范管理體制，健全水資源管理的法律法規，采用先進的流域管理技術，重視綜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預防和治理相結合的策略，最終實現流域的可持續發展;這都要求我們轉變思想觀念，回歸自然，人與河流和諧相處，大力宣傳人與流域和諧共處的觀念，使流域生態系統保持穩定和平衡;強化技術規范，大力發展先進的水利技術，更新水利修復設備，不斷提高水利建設施工技術水平，保障水利資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監督機制，實現我國水利現代化發展。由于當前我國正加快經濟發展，我國水利現代化建設也要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防為主、治為輔、防治相結合的策略。根據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當地發展需要的水利現代化計劃方案，分階段綜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資金的投入，發展我國水利事業，實現人類社會與水域生態系統的和諧共處。
2 我國水利新理論的形成及發展方向
2.1 實現水利現代化發展推動水利新理論的形成
20世紀我們在建設大型水利造福于人類的同時，各種生態環境惡化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設，流域的水循環系統遭到破壞，出現短路的現象，破壞了地表水的平衡，導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庫、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設也影響了水域生態系統的連貫性，導致食物鏈中的某些環節遭到破壞，物種急劇減少，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被破壞;防洪工程的建設在杜絕了洪災的情況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濫區與河流之間的水循環工程，導致洪泛區的生態活動難以進行;對流域水資源的開發速度超過它的再生速度，過量的開發地下水資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嚴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凈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環境的自凈能力范圍內，環境的總體質量下降，流域的物質循環受到阻礙。這都要求我國發展新的水利理論，實現我國水利的現代化，維護生態的平衡穩定。
2.2 我國水利新理論的發展
為實現我國水利建設的現代化，水利新理論應運而生，在總結傳統理論優缺點的基礎上，充分體現高科技、現代化的管理思想。傳統的舊水利理論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為主要指導思想，以力學知識作為支撐，在這種思想下的水利建設工程嚴重的破壞了水流域的循環系統。水利新理論在總結傳統理論優缺點的基礎上，綜合考慮社會、經濟、技術和生態等因素對水資源的影響情況，發揮水利在流域可持續性發展過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論跨出傳統水利理論的局限，將流域觀念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重視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著力分析流域的社會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規律的基礎上，從天象、地象及生態整體上觀察水域情況。同時，不可忽視人類活動在其中的影響。順應水利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論在綜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狀況以及社會特性，實現流域范圍內的社會可持續發展。
3 總結
21世紀的新社會，人們要求建設現代化的水利工程，在總結傳統的舊水利建設理論優缺點的基礎上，發展水利建設的新理論，平衡國家經濟迅速發展與維護流域生態平衡穩定需要之間的矛盾，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水利新理論的指導下，充分體現我國水利事業高科技和現代化的管理思想，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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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創新，助力草原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天然草原90%以上發生退化，草原生產和生態功能嚴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樣性減少，牧草資源亟待保護和開發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約其可持續發展。經過認真準備和申報，侯向陽等人于2013年成功獲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973）項目的資助，項目名稱是“天然草原生產力的調控機制和途徑”，這是全唯一一個973項目，標志著基礎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項目瞄準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的關鍵機制和草原生產力提高的調控機制與途徑兩個科學問題開展研究，目標是揭示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機制，形成適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調節提高草原生產力的綜合調控的理論和技術體系，為實現天然草原生產力提高 30%～40%，恢復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已經在草地土壤關鍵要素對放牧的綜合響應、草原植物對放牧的矮小化響應、放牧導致植物矮小化的“脅迫記憶”、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學證據以及草原生產力下降的養分供給非平衡理論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2015年順利通過國家科技部組織的項目中期評估。
據了解，樣帶研究是進行全球氣候變化及人為驅動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徑。利用歐亞大陸東緣草原連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類型等相對一致，溫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間差異的特征，侯向陽研究員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歐亞溫帶草原東緣生態樣帶（簡稱EEST），聯合國內相關科研教學單位及俄羅斯和蒙古國的合作單位，開展從中國長城到俄羅斯貝加爾湖的溫度和放牧管理對典型草原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氣象、經濟、植被、土壤、昆蟲資源等信息，建立樣帶綜合數據庫；建立蒙古國溫都爾汗野外觀測站，填補了我國草原科學研究在境外無定位監測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發表學術論文45篇，出版專著4部，獲得專利3項，軟件著作權1項，向有關部門提出6項政策建議，并通過俄羅斯之聲報道中俄科學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進展，取得較大社會影響。
另外，侯向陽所長還系統開展了我國北方草原氣候變化及適應性管理研究，圍繞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北方草原區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從區域、縣域和牧戶等層次入手開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進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戶作為草原畜牧生產的最基本單元，是牧區草畜平衡的主要調控者。牧戶草畜平衡行為是影響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失靈的關鍵因素。針對我國政府在草原地區實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續超載和退化，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實施體現政策失靈的問題，侯向陽團隊在內蒙古不同草原類型區及新疆山地草原開展牧戶家庭屬性和草畜平衡決策行為調研。研究發現，分步減畜更容易被牧戶接受，同時牧戶之間的自發合作也更能實現牧戶生產實踐的調整，此種有效合作對優化牧戶生產管理方式、推動畜牧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據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導式為特征的牧戶適應性減畜策略和草原生態補償長效機制。
針對我國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農牧交錯帶面臨的食物供給和生態保障難以兼顧的兩難困境問題，侯向陽所長研究提出應盡快確立以旱作節水栽培草地建設為主的西北綠色草牧業發展戰略。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西北地區大力發展旱作節水農業正在引起重視，但旱作種草的優勢和潛力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在糧改飼的基礎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種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飼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地下水資源的依賴，這是解決我國旱區優質飼草不足、并兼顧生態保護的有效發展路徑。
矢志不渝，為綠色大草原保駕護航
除了在科學引領草原生態保護和治理創新的基礎上平衡發展，侯向陽所長勤于思考，勤于筆耕，多年來科研心得付諸筆端，先后發表學術論文200篇，其中SCI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15部，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科技獎勵8項。其主編的《中國草原科學》和《蒙古高原草原科學》，系統總結了我國草原科學及蒙古高原草原研究成果，為我國和其他國家從事草原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極好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