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0 17:12:00
導語：在資產階級代議制的特征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很多歷史教師在選取案例時，往往陷入一個誤區：即僅僅從學生的興趣出發設計案例，而忽視了課標的要求，結果課堂教學效果十分有限。課標是案例的“靈魂”。筆者認為，教師應在教學設計的初步階段，就緊密圍繞課標內容，建構出本課知識體系，在此框架之上設計案例，讓案例真正為課標服務，為教學服務。如人民版必修一第七專題《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確立與發展》，課標要求學生掌握英、美、法、德四個國家資產階級代議制確立的過程和特征。為了切實有效地完成教學目標的要求，筆者結合其他教師的相關經驗，設計了“李鴻章環游歐美記”這一教學案例。本案例利用李鴻章于1896年4月-9月出訪歐美的史實，以李鴻章的視角，觀察德、法、英、美四國的政治體制有何異同點，這樣的設計，讓平日里始終是“家—學校”兩點一線的學生仿佛伴隨李鴻章一行踏上了異國的土地，感受不同文明的魅力，和李鴻章一樣思考和探究不同政治體制形成的原因，為風雨飄蕩中的大清國尋找新的發展思路。在此案例背景之下，學生的求知欲一下子被激發出來了，課堂氣氛活絡起來。接下來，學生積極閱讀教材，對教師設置的情景問題分組進行課堂討論，在互助合作中完成了對該四個國家代議制特點的學習。最后，教師再通過案例情景再現，幫助學生總結本課學習內容，完成表格，落實教學目標。
2案例的設計要突出學生的課堂主體作用
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應在案例教學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特別是在處理一些距離我們所處的時代久遠的歷史知識時，由于政治經濟背景和人們的價值觀的變化，學生對這些史實較難理解，教學重點更是無從突破。在此情況下，如果能夠讓學生參與到課堂中來，則有助于加強其對史實的了解和知識的把握。如《羅馬人的法律》一課，課標要求學生了解羅馬法的主要內容及其在維護羅馬帝國統治中的作用。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表示理解過于困難。針對此問題，筆者同校的一位青年教師，積極運用案例教學法，把本課內容設計成一場法庭斷案：“布魯圖是羅馬城的貴族，喜歡到各地旅游。在旅游途中，他因經費緊張而向埃及鐵匠卡西借了20個金幣，并立契約30天以后歸還。但30天過去了，卡西并沒有收到錢，卡西因此將布魯圖告上羅馬法庭。請問，如果你是法官，會如何判決這個“以下犯上”的官司呢？為什么？”在課堂上由學生擔任“法官”，現場斷案，一下子就抓住了學生的眼球，課堂上一瞬間鴉雀無聲，學生們都在認真思考這個難題。接下來，為了完成“斷案”的任務，教師按照以下幾個環節開展課堂教學：第一，回歸教材，讓學生分階段歸納羅馬法的基本內容和特點；第二，各小組內部進行討論，探討如何“斷案”；第三，各小組派代表上臺，展示他們的“法庭宣判”和相關法律依據。通過這三個環節的設計，學生已經基本掌握了本課的教學重點。最后，由教師對學生的“斷案”表現進行點評，并引導學生分析：不同階段的羅馬法在其所處的時代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整節課下來，學生不僅對羅馬法在不同時期的發展過程和具體法律條文的特點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提高了知識運用能力，并且對羅馬法的性質有了直觀的體驗，較好的完成了教學任務。
3案例語言力求生動化
[關鍵詞] 陪審團；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國陪審團制度從英國傳入，至今在美國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審團制度具備濃厚的社會、文化和法律基礎外，更主要的是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意蘊即陪審團（本文僅指小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現實的社會意義。對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鑒意義。
一、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而是憑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國家正是權力的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權力制約權力”，就是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三權相互制約。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陪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盵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他們分享司法權，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制約，是權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權利（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法官的權力，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賦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7]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國學者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就是說，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9]。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
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19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否則，就不由陪審團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世襲爵位，不具備屬于陪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因此，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那么自美國獨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F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21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閱讀和書寫英語；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但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經濟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
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選定陪審團名單，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從數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也只有多數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人數的眾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困難得多。人數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12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作為陪審團的裁決，相對于法官的裁決，更有人民性，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人數眾多人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而取得一致意見，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通民眾的裁決，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常誤認一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11]。從而使司法更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
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以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美國采取詢問主義，即就是從候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職業、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是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
一、財政法的概念
“財政”概念常常被人們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賦予多種意義。首先，財政可以是指一種行為，即國家為了滿足公共需要而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活動，包括財政收入、財政管理和財政支出等；其次，財政可以是指一種制度，即財政活動據以運行的機構和規則體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規定的顯性制度，也可能是財政活動中自發形成的、有待法律確認的隱性制度；最后，財政還可以指一種社會關系，它既可能是指從過程來看的國家機關之間以及它們與財政行政相對人之間，在財政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相互制約的或管理性質的社會關系，即財政行政關系，也可能是指從財政分配結果來看的各種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即財政經濟關系，還可能兩者兼而有之。
從形式層面看，財政法就是調整財政關系之法。按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準，這種界定方式因為凸現了財政法獨特的調整對象，所以可以使財政法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分。由于這種定義方式頗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涉及到法律的價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適應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國家的所有情況。無論是奴隸社會時期，還是封建社會時期；無論是資本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財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從其調整財政關系這一點找到。也正是基于這個共性，財政法學才可能將自己的研究視角延伸到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政治經濟背景的國家，從而形成財政法制史或比較財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廣泛適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為前提的。當事物的共性被作為唯一的追求對象時，其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棄。對于身處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國家的個人或團體來說，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種與自身發展密切關系的特殊性同樣不可忽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決定其發展方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自從國家產生、法律創制以來，人類共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不同的歷史類型，不同歷史時期財政法的職能定位和價值追求也是不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財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君王或皇帝是國家權力的源泉和中心，財政權力只是君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理論上財政權力并非來自于人民，相反，它們是壓制人民權利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法僅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財政政策的一個工具而已，缺乏獨立的與民眾利益聲氣相求的價值取向。財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財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財政支出方面則僅僅停留在技術性層面，滿足于統治階級內部從上到下的管理和監督。
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與君權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財政問題上。封建君主的橫征暴斂激起了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革命由此爆發。如英國的歷次革命均因國王濫施稅負而起，最終為人民通過議會爭得“課稅同意權”；美國的革命則發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繳茶葉稅，最終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新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開始確認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項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基于這個前提，財政法的宗旨和原則都較以前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財政被定義為一種服務于大眾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須受到人民的制約；其次，財政權力不再是一種單純用于統治的工具和手段，它來源于人民的授權，同時也在此范圍內受人民的監督；再次，財政的民主基礎備受重視，人民通過議會行使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權成為財政法的基本原則；最后，財政法的功能開始轉向保障財政的民主統制，財政權力的失范成為關注的重點，人民的基本權利開始凸現。因此，這一歷史時期的財政法明顯不同于君主專制時期的財政法，盡管它們都符合在調整對象方面的共性。
社會主義革命在部分國家勝利后，盡管消滅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為人民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傳統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實施并沒有為人民如何授權、如何規范和監督的權利提供太多的機會。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被定性為人民的利益當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權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時，也曾因為不受限制和監督而釀成大錯。財政法雖然理論上代表著人民的意志，但在現實生活中仍舊會變成保障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具體的表現是，大量的財政法規由政府執法部門制定，財政的民主統制被視為毫無必要的妄談；財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規范財政權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國家政策；人民不僅難以實現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在具體的財政執法中也難以得到程序的保障。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背離使得財政法未能走出權力的陰影，其先進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財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調整財政關系的形式共性當然必要，因為這有助于界定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同時通過對調整對象的解構，可以構建財政法的活動范圍與內部體系，但是，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財政法學來說，僅僅滿足于此是十分不夠的，因為它無法揭示出財政法更深層次的內涵，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法治建設也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故此，財政法的概念還有待于從時代特性方面進行深入挖掘。
從實質的層面出發，我們認為，現代財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增進全民福利和社會發展為目標、調整財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具體內涵包括：
（1）民主是財政法的制度基礎。財政法的民主性體現為，財政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組成代議制機構，也可以直接通過全民公決行使財政權力，決定和監督重大財政事項。財政法與的關系表現為，財政法涉及到公權力的分配，因此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運行。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結構形式、政權組織形式、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都是財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財政法與憲法的關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國憲法大都花費較多的篇幅規定基本財政事項。就此而言，財政法其實就是憲法在財政領域的具體化。
（2）財政法的目標在于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社會發展。盡管廣義的財政法包括稅法、費用征收法等可能導致公民向國家讓渡財產的領域，但從整體上看，財政法應該是以維護和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人權保護水平不斷提高為基本宗旨的。無論是財政收入法還是財政管理或運營法，其除了保證行政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權力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于通過規范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經濟發展。即便是財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據除了相關法律規定外，還在于通過調整資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氣周期以及保證合理財政支出等職能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并最大可能地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財政法的目標不僅在于體現憲法基本權利的質的規定性，同時也在于從量上擴大權利的覆蓋范圍及實現程度。
（3）財政法以財政關系為調整對象。財政關系其實只是一種學理上的擬制，它指的是財政行為未經法律調整以前所引發的經濟關系。通過對財政關系的分析，可以劃定財政法的內部體系框架，理清財政法與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關系，從而確定財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二、財政法的調整對象
通常情況下，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既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行為，也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制度，還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關系。財政行為著眼于財政主體的動態過程，財政制度著眼于財政運轉的外在環境，財政關系則著眼于財政現象的內在聯系。動態過程受制于外在環境，但也是外在環境的創造力量，而內在聯系則是對動態過程和外在環境更高層次的概括，其內容更為豐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時以財政關系為最優。
在歷史上，由于人們對財政職能的理解不同，財政關系的范圍也隨著變化。自然經濟條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替君王籌集行政管理、國防安全與擴張以及皇室開支的經費。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財政也僅限于籌集收入滿足國家日常經費開支的需要，很少通過再分配的形式調節社會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預資源配置。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以后，因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集中爆發。為了應對危機，財政的職能開始不斷擴展。首先，財政應當在市場和國家之間有效配置資源，然后保證財政內部資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財政活動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財政投融資的規模、結構，并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其次，財政開始通過自身活動進行社會范圍內的收入再分配，以緩和兩極分化現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如個人所得稅累進征收，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實施社會保障等。最后，為解決市場自發運行中所產生的經濟周期問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開始實施，如在經濟過熱中提高財政收入水平、壓縮財政支出，而在經濟蕭條時則通過減稅等方式培育消費和投資能力，同時加大財政支出以增加社會需求，以此刺激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進行以國家為主體的、對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的分配。由于生產和生活都通過財政進行控制，不會出現收入分配不公或生產周期波動，因此財政資源配置職能也就將收入分配和經濟調節完全包容在內。另外，由于財政活動無所不包的稟性，財政與企業財務、財政與金融都呈現難舍難分的關系。如，國家從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不僅可以取走企業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積累，而且還包括折舊基金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物質資料，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和工資款的撥付也都是通過財政直接進行的。這樣，企業財務的獨立性就會完全喪失，從而依附于國家財政。又如，銀行不能自主從事貸款業務，卻必須按照財政的意圖為相關項目提供建設資金，銀行存款成為財政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銀行也被稱為“第二財政”。
跟計劃經濟時期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對財政職能的探索已經出現了顯著的進步。第一，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被視為獨立經營的商業主體，其財務關系與財政關系完全分開，財政只是在投資和利潤分配時才與企業發生聯系。第二，財政與金融的關系也已經理順，財政可以通過經濟杠桿引導銀行發放貸款，但是不能進行強迫。財政關系的范圍至少將商業性貨幣資金關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場經濟推進的過程中，由于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明顯，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職能開始顯現，開征個人所得稅、實施社會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場失靈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開始出現周期性波動。為保持經濟的穩定性，財政開始主動尋找反周期的對策。如為了消除經濟疲軟，我國近幾年一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核心內容就在于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我國在財政改革實踐中開始接受公共財政的觀念，財政的活動范圍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據此作了大幅度調整。例如，對設計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夠進入市場的單位，財政不再對其提供資金；對高等院校、文化藝術團體等介于市場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單位，財政不再全額承擔其費用，差額部分由其通過收費加以解決；對于社會保障等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權的領域則不斷增加投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從城鎮下崗失業人員擴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人員，現在又在逐漸向農村推進；在財政投資方面，對于競爭性產業，財政不再作重點投入，財政資金開始明顯地向基礎產業、幼稚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活動范圍的一條準則，公共財政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
關鍵詞：高效；高中歷史；課堂教學
當前，隨著新課改的不斷推進，新課程的理念逐漸被廣大教師接受，素質教育、高效教育等字眼也逐漸被廣大教師所認識。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想想，我們在教學實踐中貫徹新課改理念了嗎？我們的教學是高效的嗎？恐怕會有很多教師都會搖頭。教師在自己的教學中或多或少地還存在著穿“新衣”演“舊戲”的現象，自覺不自覺地把新課程裝進了“應試教育”的“籠子”里，只留下新課改理念的空殼，課堂教學效率低下或無效。在此種狀況下，我們更有必要探究一下如何構建高效的課堂教學。筆者就結合高中歷史學科特點和自己多年的教學實踐，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效教學的理念起源于20世紀上半葉西方的教育科學化運動，它的核心問題就是教學的效益，也就是研究什么樣的教學是有效而且高效的，亦或低效甚至無效的。所謂“有效”，是指通過教師在一段時間的教學之后，學生所獲得的具體的進步或發展。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學生在認知上，從不懂到懂，從少知到多知，從不會到會；在情感上，從不喜歡到喜歡，從不熱愛到熱愛，從不感興趣到感興趣。因此，要實現高中歷史高效課堂，教師必須注意采取多種策略來調動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提高教學效益。
一、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構建樂學的課堂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在每一個年輕的心靈里，存放著求知好學、渴望知識的‘火藥’。就看你能不能點燃這‘火藥’?！痹趥鹘y的教學模式中，教師臺上講，學生臺下聽，被動接受知識，全無興趣可言。新課標強調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實踐證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一旦學生對所學的內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就會有明顯的提高，主動求知，想盡一切辦法，克服一切困難，課堂教學的效率就會提高。有個美國的心理學家通過實驗證明，人的興趣一旦被激發出來，其積極性甚至可以增加3～4倍。針對高中歷史課程特點，筆者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深挖教材中的趣味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情境導入引趣。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绷己玫恼n堂導入能夠一開始就緊緊抓住學生的心，使其集中精力。有經驗的教師往往善于在課堂教學的開始階段就巧設一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對于提高課堂效率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妙。情景教學法就是一個很有效的導入方法。教師可以用豐富而生動的語言描述歷史上的動人故事及刀光劍影的壯觀場面，盡情地展現歷史本身的魅力，緊緊吸引學生，使其急切地知道后面要發生什么，以及與此相關的都有哪些內容；還可以有效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給學生提供一個場面宏大、內容豐富，集聲音、圖像、文字等于一體的多媒體教學環境，讓學生走進歷史、親歷“歷史”，這必將大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使其積極思維并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2.新奇引人入勝。喜歡新奇是人的共同心理，更是青少年的主要心理特征。在教學中，如果教師每次的授課方式都是介紹背景、講解內容、總結影響，學生一定會感到沒有新意，即使是新事情、新內容也很難讓學生產生新奇感。如果教師能夠改變這種教學模式，有所創新，結合教學內容變換一下呈現方式，即使是平常的事件、普通的內容，也能夠讓學生眼前一亮，產生新奇感，并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比如，我在教學中就復習《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一課的時候，就曾經采用“角色扮演”法。首先讓學生回顧一下基本的史實，提醒他們應該注意的關鍵點。然后讓學生分為4組分別代表英、美、法、德四個國家，經過幾分鐘的準備，每個小組推選出一個同學扮演本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來介紹自己的權力、職能和本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只見學生個個激動萬分，發言積極。通過“英國首相”“美國總統”“法國總統”“德國鐵血宰相”的演說，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復習并鞏固了基本知識，而且記憶深刻，效果良好。
另外，我還經常讓學生利用課前兩分鐘時間進行演講活動，讓學生提前搜集好資料，做好充分的準備，上臺講講和歷史人物有關的成語或者歷史故事。這樣，既可以擴展學生的知識面，又能增強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3.以史為鑒，讓學生積極地關注社會現實。以史為鑒可以明古今，古人云：“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备咧须A段的學生正處于人生的黃金時期，滿腔熱血，激情澎湃，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對國家大事很感興趣。在歷史教學中，教師應當適當地引導學生注意將歷史知識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揭示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讓學生能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進而開拓學生的視野，引導他們關注社會現實，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培育學生健康的時代精神。
二、及時把握生成，構建靈動的課堂
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預見到課堂的所有細節，而在于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巧妙地在學生不知不覺中作出相應的變動。”課堂上，即使再優秀的教師也不可能預設到所有問題的發生。從某個意義上說，課堂教學的真正價值就在于每一節課都是不可預設、不可復制的生命歷程。因此，教師就要注意靈活掌握情況，遇到沒有預設到的問題時，教師也能夠保持鎮靜，從容應對，同時也要尊重學生，用心傾聽，及時調整自己的教學，并適時引導和鼓勵學生，讓他們體會到成功帶來的樂趣。在這樣的課堂上，教師和學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們已經不只是在進行教學活動，更重要的是在感受課堂上生命的涌動和成長，學生獲得多方面的發展，教師的勞動也會綻放創造的光芒，這樣的課堂也必定是高效的課堂。
一、關系的歷史演變
(一)古代法時期
正式論述之前，須首先明確一個概念，即對一國法律秩序中法律地位的考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標準。我們知道，現代法律已不再是概念法學價值無涉的體系，毋寧是包含著價值評價的標準。鑒于諸多學者將法律分為外部體系與內部體系，［1］316－348筆者對法律地位的判斷就采取規范效力及價值判斷的標準，其意指某部法律在一國法律體系中規范效力和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如何。從法律的分期來說，民法的歷史地位應從習慣法說起。但實際上習慣法時期，社會為原始社會，經世代而形成的有關秩序的規則雖然具有氏族的強制力，可以成為習慣法，假使硬性地從中剝離出有關民法、刑法的規范來，則未免過于牽強，毋寧認為是處于一種漸進的、分離的發展過程。故本文對民法地位的考察以古代成文法、近代法和現代法的分期進行。分期依據作為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經濟關系，分別為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工業革命以來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時期，二戰以后的混合資本主義時期。
在古代成文法時期，民法規范是社會的主要規范。以《十二表法》為例，這部成為羅馬法基礎的法典［2］18分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后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其中公法所占范圍最小，訴訟法次之，私法最大。原因在于:首先，該法乃平民與貴族斗爭的產物，故而要求對私權進行較多的規定;其次，該法典乃習慣法之匯編，而習慣法又以私法為主;再次，在重視身份的古羅馬，主要還是通過人法來調整身份關系，而人法自屬民法。
憲法一詞來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組織、確立的意思。古羅馬帝國用它來表示皇帝的“詔令”、“諭旨”，以區別市民會議通過的法律文件。歐洲封建時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對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的確認，含有組織法的意思。英國在中世紀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征得議會同意不得征稅和進行其他立法的原則。后來代議制度普及于歐美各國，人們就把規定代議制度的法律稱為憲法，即確立的法律。［3］20因此在古代法時期憲法的內涵不同于近代法時期，主要是皇帝頒布的一些有關組織的公法規范，而后者已經是具有意義的法律。既然憲法尚處于概念發展階段，也就意味著在民刑混雜的法律中，沒有更高位階的法律，因此民法與其他部門法是同等效力階層，亦即在法律的外部體系中，民法與刑法等規范同處于同一位階。而在價值上，因為私法來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百科全書”，它告訴人們為人處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術。私法配稱人間指南、人生向導。［4］
此時，法律的精神、價值均體現、凝聚在民法之中。刑法所體現的價值主要是對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侵權行為的一種矯正，亦即與侵權法一樣，承擔并實現矯正正義。唯侵權法所實現的矯正正義可以通過私法的救濟而得以實現，刑法實現的乃是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正義，需要對行為人科以刑罰以懲罰犯罪并實現刑罰的預防功能，因此我們可以將刑法的這種功能視為是對民法價值的一種補充。綜上，在古代成文法時期民法在法律的外部和內部體系上處于一種事實上的最高地位。有學者稱，在憲法產生之前，私法就是憲法，［4］52是對此時民法地位的一種真實描述。
(二)近代法時期
在近代法初期，民法的地位未曾變化，只不過其內容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即“舊瓶裝新酒”。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為例，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以法律的形式體現和鞏固了革命的成果，是“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體現。它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在民法典的規定下，所有的法國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是一部解放人的法典。［5］6也就是說，民法典通過對私權神圣、契約自由以及過失責任等原則的確立，凝聚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亦即它在法律的內部體系中仍然占據著最高地位。假使將民法典編纂視為一個國家私法秩序建構的最顯著的標志，則包括德國、法國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民法典編纂都不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完成的，亦即私法秩序的生成沒有受到民主的影響。德國學者明確提到，在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中，與憲法的關系問題完全被擱置在一邊，未加考慮。［6］79不僅如此，實際上在民法典的實施過程中，憲法亦未對民法施加實質性影響。原因在于，此時的憲法雖則規定了秩序，并賦予公民廣泛的權利與自由，因其自身尚未形成違憲審查、憲法訴訟等制度，憲法實際上僅是一種價值宣泄，并未得到真正實施。然而，隨著立憲主義的興起，這種情況得到改變，民法與憲法關系步入近代法的第二階段，即涇渭分明的平行階段。立憲主義憲法深受限權政府理論以及人權理論的影響，將組織政府與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作為其規范的主要內容。［7］35這種憲法理念視憲法為公法，憲法所規定的內容或為限制、規范公權力運行，或為限制公權力侵害私權利。同時為了捍衛公民私權利，嚴守公私法的二分理念，堅決反對憲法對私法發生效力。因為立憲主義憲法均形成了完善的危險審查和憲法訴訟機制，故而憲法確立了其在公法領域的權威。與此同時，民法退出了憲法產生之前的憲法地位，從而成為與憲法平行的私法領域的根本法?！懊穹?#8226;憲法同位論”［8］就是以這種思想為前提。
此時期民法與憲法平行關系的形成在民法上的原因如下。
第一，在所有的法部門中，私法仍然最關乎人們的日用常行。在現實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私法去認識法、接受法、踐行法的。從私法與人們生活的關切度來看，私法是最高的法。［4］52因此民法在私法領域的最高法地位仍無變化。
第二，憲法為公法的理念，導致了憲法價值在私法領域的缺位，而民法的固有品性乃在于保障人權、維護人性，推動人的成長和發展，［9］78正好以私法的身份替換了憲法的這種角色，奠定了其在私領域范圍內的“憲法性”地位。
第三，在公私法對立的情況下，憲法救濟不需要通過民法來實現，民法救濟亦不求助于憲法。給人一種民法與憲法可以持久分立下去的假象。民法從古代法時期的最高地位到立憲時期與憲法平行發展，經歷了一個“民退憲進”的演變。然則，憲法與民法關系至此仍未停止，并且在現代法中繼續演變。實際上從憲法基本權利的內容中我們已經能看到其與民法發生交集的可能。憲法基本權利可以分為積極權利(要求國家積極介入)與消極權利(不要求國家積極介入)。積極權利不具有可訴性，［10］68而消極權利又分為對抗國家和對抗私人兩種情形。前者主要通過憲法訴訟(國外)或行政訴訟(中國)得到救濟，后者則依靠民法得到救濟?；緳嗬倪@種區分實際上內在地蘊含了一種張力，即當憲法或民法任一方不能通過自身的發展來對權利提供合理救濟時，二者就會傾向于向對方尋求援助。而導致這種變化的則是現代社會情勢的變更。
二、社會情勢的變更
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正是民法與憲法關系變化的基礎。
(一)立法民主化
資產階級革命后，西方各國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資本主義得到了長足發展。相對于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本身即有自由、平等、民主等進步價值追求。因此在尋求政治上的利益時也不同于封建階層的等級和專制，而具有資產階級式的民主。但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最初的時候，資產階級因在經濟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政治上也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截然不同。相應的，此時的法律乃是體現資產階級意志的法律，民法中的所有權絕對、私權神圣等都是明顯例子。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基于根本矛盾，暴露出許多弊端，甚至產生了危機，這引起其他階層的嚴重不滿。為了緩和這種矛盾，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漸過渡到福利國家，也就意味著其他社會基層可以參與到民主過程中來。于是民主化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要求法律的制定盡可能地衡平各階層之間的既得利益，因此傳統高度形式化和純粹的法律在價值和體系上逐漸分解。這種立法民主化的趨勢在現代社會已經具有一種共性，即使在社會主義中國也不例外。例如我國立法程序中各界人大代表的審議、表決，立法草案的公開征集以及舉行聽證會等。
(二)階層失衡化
工業革命初期，產業工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或財產，必須依靠從事雇傭勞動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由于居民中越來越多的人口無法在農村獲取收入，無法從事傳統的職業，因此他們只能到不斷擴大的工業領域中去尋找工作和其他賺錢的可能性。［1］68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企業主、資本家日趨富裕，掌控的資源也日益增多，產生了跨國公司、壟斷巨頭等強勢團體。市民社會的這種分化導致了勞動者與雇傭者的對立。不僅如此，隨著知識的深入，特定領域的信息集中在特定階層之中，該領域的話語權也集中在該階層手中。于是，消費者不僅孤弱，亦常欠缺對產品的知情權、安全保障權等，并且在損害發生后，也常陷于無法舉證的尷尬境地，出現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對立。最終形成了“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11］133局面。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制下，社會階層持續分化?！稗r民階級分化了，工人階級也變化了，并產生了諸如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經理人員等一批新的社會階層。一些階層的社會地位上升了，規模也擴大了，一些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下降了。一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形成之中?！保?2］33當前我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還不合理，還只是一個中低層過大，中上層還沒有壯大，最上層和低層都比較小的一個洋蔥頭型的階層結構形態，與穩定的橄欖形結構還有較大差距。［12］35一般而言，在現代社會中，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能夠扭轉現代“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失衡，因此我國社會應當在促成其走向階層合理的同時，尤其應當注意對社會結構失衡的宏觀調控，特別是通過法律的手段。
(三)社會危險化
科技革命的興起使技術性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征。技術在推動大工業發達的同時造就了環境污染、機動車損害、產品損害等副產品。技術的發展亦極度壓縮了人的隱私空間。面對管領危險之物或從事危險活動的企業組織體之時，作為一般民眾的受害人有結構上的弱點?，F代社會同時又是危險社會。危險既包括了建筑物致害、拋棄物致害、地面施工致害、動物致害、無(或限制)責任能力人致害等傳統因素，也包括了因科技進步、資訊發達、企業競爭、消費活動等產生的現代新型危險。危險社會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如何對損害提供合理而有效的救濟，同時兼顧受害者與責任人(包括有加害人與無加害人的情形)。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可以責任人完全的損害賠償，則可能使責任人陷于破產之境地，從而對個人的行為自由以及經濟的有序進行造成嚴重限制與破壞;另一方面，假如過分偏袒責任人，則將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賠償，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F代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變化，導致了民法與憲法地位的變化，進而影響到民法與憲法的變化。
三、民法地位的衰弱
社會的變化，使近代民法發生了諸多變化，例如所有權絕對①、契約自由原則②被修正。在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型的過程中，最終使民法喪失了私法統治根基的，乃是其在在理性追求及損害救濟之變化。
(一)形式理性的衰弱
民法的形式理性，亦即高度精粹、技術性的語言，使其能夠抽離于各種社會的生活條件和世界觀，放之四海而皆準，此亦為民法維持體制中立的奧秘。［13］4－5民法的這種形式理性主要體現在民法中“人”的影像上。近代民法中人的影響“乃是根植于啟蒙時代、盡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個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經濟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即“可由自身意思自由地成為與自己有關的私法關系的立法者”，但卻不考慮知識、社會及經濟方面的力量之差異的抽象性的人;一為“強有力的智者”，即在完全平等之法律人格背后隱含的是“在理性、意思方面強而智的人像”。［14］8，35近代民法中這種人的影像，實際上是基于法律個人主義的思想。法律個人主義的思想正是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產物，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資本主義市場主體的自由，極大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然而，現代社會中經濟的非均衡化趨勢侵蝕了法律個人主義的基礎。日趨強大的大企業、跨國公司打破了近代民法中的主體平衡，而民主化趨勢中的各個階層則要求法律正視主體間的這種不平衡，并要求國家有所作為。如上文所述，民主化的這種要求最終在各階層代表作為立法者的博弈中體現出來。于是近代民法的形式理性受到沖擊，而越來越融入了實質理性的因素?，F代民法中實質理性的表現就在于其對民法中“人”的具體化對待。申言之，在近代民法中，一則人已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不平等的具體的人。二則已非“理性人”，而是“弱”而“愚”的人。此處，強者是作為抑制的對象來對待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弱者，故而可以說:法律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弱者。［14］76圍繞著民法上人的變化，現代民法在傳統民法之外(或稱民法典之外)衍生出諸多特別民法。這些特別民法的主要特征是注入國家強制因素以修補民事主體之間的不平衡，使得民法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化?！懊穹ㄆ駷橹沟陌l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當時的不足。在我國，直到今天，民法的發展大體沒有偏離財產私有制和合同自由等基本原則。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強調了同這些原則密切相關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強調了信賴原則，強調了對居民中的社會弱者的保護。”［1］68表面看來，民法中的強制性因素壓縮了私法自治的空間，但細究起來又不然。民法主體間的不平等關系進行修補，使其在法律上得以平衡，實質上是鞏固了私法自治。民法中從形式理性到實質理性的變化最終形成了“企業主與勞動者的對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15］24局面，或稱“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這種轉變，實際上導致了傳統民法價值中立的破產，這使得民法不得不開始尋求價值依托。
(二)損害救濟的發展
社會危險化趨勢導致了兩類損害的頻繁發生:一類為侵權損害，例如日常出行中經常發生的機動車致害、大工業背景下的各種礦難以及其他高危事故造成的損害。侵權損害的大量發生，特別是嚴重危害公民生命、財產的高危事故，使侵權法很難僅由自身的救濟在行為人與侵權人利益之間做出公正的平衡，從而產生侵權法外救濟的需要。另一類為非侵權損害，例如頻繁的自然災害，意外事故。侵權法對這類損害鞭長莫及，從而給侵權法外救濟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它一方面促進了侵權法外救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亦對侵權法提出了挑戰。以近年來興起的自發的戶外旅游意外事故為例，因此類活動往往具有危險性、不確定性，因而往往造成嚴重的人身和財產損害，法院就如何裁決此類損害糾紛頗感棘手。其難處之一在于，各行為人之間是否具有一種互相救助的義務?換言之，見死不救行為人到底是僅受一種道德譴責，還是應對其不作為行為負擔法律責任?綜上所述，社會危險化趨勢下，損害已給侵權法不能承受之重，迫使侵權救濟與侵權法外救濟進行整合。其結果便是綜合性損害救濟制度的建立。綜合性損害救濟制度融侵權救濟、無過失補償制度、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為一體。無過失補償制度不同于“無過錯責任”，可稱為“非侵權行為補償”，指對一定范圍之人因意外事故而生的損害予以補償，而不以具備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為必要。［16］25－26法律表現形式主要是強制責任險，例如機動車強制責任險。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為保障人民生存的基本權利由國家創設的各種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保險制度①。社會安全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主要是強制社會保險，包括勞動保險、失業保險等。多層次的救濟體系存在內在的結構關系，其中最基層的是社會安全保障制度;中間的是無過失補償制度;最上層為侵權責任法。［16］24按照這一順序，國家(或社會)責任屬性依次降低，個人責任屬性依次升高;受害人獲得救濟的成本依次升高，所提供的救濟的便捷性、確定性依次下降。同一損害，有多種救濟制度同時并存時，被害人可以同時請求而保有之，還是僅得選擇其中一項，或者被害人得分別就不同救濟制度同時主張，但不得超出其所受損害?對此，比較法上存在不同的解決模式。［17］78在我國法上的綜合損害救濟模式既有補充模式也有兼得模式。其中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采納補充模式。工傷事故責任采兼得模式。［18］33民法上救濟制度的發展，表明即使是發生在私法領域內的損害，也不單單是一個侵權法或者民法問題，我們尚需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把握。換言之，綜合性救濟的制度依據何在，不僅是一個民法問題，更是一個憲法問題。
四、憲法地位的興起
社會民主化的發展，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的地位。實際上為了在民主秩序內保障各階層的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憲法的高度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同時，經濟上的不均衡以及社會危險化導致的民法上的變化，呼喚憲法作為最高法來為其提供價值依托和制度依據，這由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其根本法屬性，一方面是高級法屬性。“當我們強調憲法內容的重要性時，我們稱其為根本法。當我們強調憲法效力的優越性時，我們說高級法或者最高法，實際上是借用一個先驗的概念表達一個經驗性文本的獨特地位?！保?9］488
(一)作為根本法的憲法
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強調其內容上的最高性，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第一為民主秩序，第二為其他經濟、文化與社會制度。它與立憲主義憲法不同，強調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其意義在于適應于福利國家的轉型，從秩序、社會制度層面支撐作為最高法的憲法地位。立憲主義憲法時期，憲法與民法各自為公、私法領域的根本法，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民法尚能夠較好地承擔起在私法領域實現分配正義(合同法、物權法、人格權法、婚姻繼承法等)和矯正正義(侵權法)的功能。然而社會階層失衡化和社會危險化之發展，使得民法已不能勝任作為私法領域的根本法，因此需要在、制度層面尋求憲法的依托。憲法的根本法屬性自然就應當被強調。與西方憲法不同，我國憲法一直強調其作為根本法之屬性，依次規定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國家機構等。憲法序言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更是體現了立憲者將憲法作為根本法的思想:“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對于我國憲法的這種特性，有學者認為是一種缺陷。有學者認為，中國憲法關于經濟政策、意識形態和國體方面的規定較多，制憲者認為憲法是一個總章程，因此憲法規范的內容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原則，憲法只具有大綱式的作用。［7］38有學者認為，經濟內容并非憲法的應有內容，即或憲法中對公民的經濟權利、民事權利作為規定，這些規定也僅僅帶有原則性和宣示性，是作為政治權力的存在基礎來看待的，并非是為了確立和界定一種純粹的財產關系，也不能形成實質意義上的民事權利。［20］122上述觀點正是基于立憲主義憲法以及彼時民法與憲法關系的理解所致。筆者以為，隨著社會的轉型，憲法與民法地位上的變化，憲法的根本法屬性應當得到認可，因此我國憲法的這種巧合正是其優勢之所在。與消極權利不同，積極權利需要國家政策、方針的積極介入，具有不可訴性，體現的是對國家作為的期待。而國家的作為往往是通過相關的制度建設來實現的。然而，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的區分并非絕對，其界限為，基本權利是否需要國家的行為才能實現，抑或不需國家的介入即以享有惟須限制國家或其他有可能的私人主體的不法侵害。因為積極權利雖得由國家積極介入，但亦不容許國家或者他人的侵犯，故二者存在重疊乃是邏輯之必然。
(二)作為高級法的憲法
憲法的高級法屬性主要是從憲法效力層面來講的，憲法居于一國法律體系之頂端，所規定的制度、原則和權利為其他相關法律所繼受而不能相抵觸。此外作為高級法，憲法還具有部分自然法的成分，即當某一具體權利不能從憲法文本中尋求時，得從憲法的價值秩序中推導而出。“在美國，憲法是高級法，和憲法相抵觸的法律可以受到違憲審查，當成文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時，攻擊一個壞的法律可以訴諸不成文的高級法?！保?0］488憲法的高級法屬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從法律的外部體系來講，憲法居于法律體系的最頂端，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二，從法律的內部體系來說，憲法規定的法律原則、精神以及相關的價值導向為所有下位法律提供價值依托，換言之，憲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必須將憲法價值貫徹下去，否則就有違憲之嫌疑。關于第一方面理解，凱爾森已經做出了經典的論述，也已經成為學者的共識。對于第二方面的理解，主要對憲法價值秩序而言。憲法價值秩序的元素是基本權利。如我國憲法規定了政治權利、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秘密受保護、監督權、社會經濟自由權、文化教育權、國家賠償請求權、控告權、申訴權等一系列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經由基本原則的連接而形成一張憲法價值之網。而基本權利與基本原則之間的協作則使憲法價值之網形成疏而不漏的憲法價值秩序。誠如拉倫茨所言:各種基本權及各種原則并非毫無關聯地并行適用，毋寧在意義上彼此相關，因此可相互補充、相互限制。［1］218以救濟權為例，憲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了國家賠償請求權，卻沒有對公民的其他請求權做出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物權請求權、侵權請求權等救濟權沒有憲法上的依據。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其與第三十八條可以構成所有民法上的救濟權的憲法基礎。此外，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兜底條款，從一個更為抽象的角度最大限度的保證憲法價值秩序的完整性。
五、二者的功能關聯
民法的衰弱與憲法的興起，確立了憲法對民法的統帥地位，使民法與憲法從此緊密相連。對于二者之間的關聯關系，我們從功能的角度分兩個方面論述:從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出發，民法與憲法具有一種制度對應關系;從憲法的高級法屬性出發，民法與憲法具有一種價值貫通關系。
(一)制度對應關系
憲法的根本法屬性要求國家創設相關制度以保障民主秩序、促進公民福利。民法則由于不能勝任危險社會下的損害救濟重任故而要求與其他社會救濟制度相銜接，即建立一種綜合性的救濟制度。因此，憲法的根本法屬性的要求正是民法上綜合救濟制度的建立，而民法綜合性救濟制度的依據也正是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也就是說，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已經為民法救濟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憲法上的基礎，由是二者在制度發展上有一種相互對應關系。民法中(主要是侵權法)這種綜合性救濟方式的組合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針對大眾的損害分散方式。例如汽車制造者得將其應負之損害賠償，借調整汽車出售價格或責任保險或其他社會制度，分散于消費大眾或汽車公司的股東。［16］8商品責任也是如此，這就是所謂的“深口袋”理論。另一種則是針對個案的位階模式，例如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3條規定，機動車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該機動車參加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機動車不明或者該機動車未參加強制保險，需要支付人身傷亡的搶救、喪葬等費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墊付。此處不同救濟制度的介入是有位階的，從首位到末位，其責任依次降低。救助義務在我國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實務界已經接觸到并且默認在自發的戶外旅游中行為人作為“臨時互助共同體”成員的救助義務①，惟對此尚未有相關法律為依據。救助義務在國外亦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法院、法國法院以及他們的英國同行，都不愿意對特殊行為義務(救助義務)的過錯施加不作為責任。”然而，“二戰成為重大的轉折點，因為法國法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實際上法國與德國的立法者都在刑法中引入了救助義務。不同的是，德國法院拒絕將此種義務類推適用于民法，法國法院卻很快在民事領域認可了它”。［21］
法國法院將任何導致他人損害的刑事違法行為的授權都認為是民法典第1382條和1383條所規定的過錯。而這已不用再深究刑法上的規定，此概念則被引述為“刑法與民法上過錯的統一性”，因此，當立法者將某一作為義務引入刑法之時，它很快就影響了侵權法的“過錯”內涵解釋。［21］隨著危險社會的深入，救助義務具備越來越深厚的社會基礎，在我國也將受到更多的重視。因此我國法院對“驢友”傷害案的判決雖未有相關法律依據，但所確定的在危險條件下的“救助共同體”乃是對救助義務的一種現實思考(當然對這種救助義務的論證確立必須是基于憲法上行為自由與尊重生命之法益衡量)。只是對責任承擔尚難界定，然在此亦應將侵權損害賠償與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結合起來。具體而言，對違反救助義務行為人科與責任時，應先使保險公司在其保險額度內先行支付，惟其不足者方由行為人承擔。我們發現，法律作為人所建構出來的上層建筑，其本身并不可能形成封閉的體系，民法(特別是侵權法)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與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制度的發展緊密相關，亦即法律的發展少不了其他社會制度的支撐。
(二)價值貫通關系
憲法的高級法屬性要求憲法將其價值貫徹到民法之中去，而民法理性上的變化則順應了這一要求。民法與憲法這種價值上貫通關系的確立實際上就是憲法效力的擴張，即近代憲法中規定的公民對抗國家的權利在民法領域也發生效力。憲法效力擴張當然最為根本的是基于社會情勢的變化(即民主化趨勢和經濟非均衡化)，亦即社會變化乃是其社會基礎，其次也和上文描繪的憲法與民法各自的變化緊密相關。正是憲法與民法對社會變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適應性，構成了憲法效力擴張的法律基礎。憲法效力的擴張，表現為德國法上的“第三人效力”與美國法上的“國家行為”理論，茲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憲法對私法的“第三人間接效力”說在德國與我國均取得通說地位，該說對憲法效力的擴大化持謹慎的態度，認為憲法對私法效力的擴張僅在法院通過對私法一般條款的解釋才能確定，否則憲法基本權利不能對私法關系產生效力。德國聯邦在1958年“路特案”的判決中認為，“聯邦認為到底憲法基本權利之規定，可否直接在民法中獲得適用，不無疑問。但是對于聯邦勞工法院之采取直接適用(的方式)，認為乃失之過寬?！薄胺ㄔ呵宄刭澇刹⒁枚帕⑾Ｋ鲝埖母爬l款是基本權利對民法的突破點，是憲法基本權利進入民法關系的入口”。［22］313－314
【關鍵詞】現代教育技術；教學方法；有機結合
一、目前中學歷史教學在運用現代教育技術中的誤區
1.由“人灌”變為“電灌”
中學歷史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在教學中普遍使用多媒體授課，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有的教師走向極端，不是把現代教育技術作為教學的輔助手段，而是作為一種展示工具，作為教學的主要手段，用圖片、史料、視頻狂轟濫炸，盡管一堂課轟轟烈烈，學生的情緒高漲，卻不能有效地實現教學目標，效果不佳。因為它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于影像或聲音，師生間缺少溝通，不僅弱化了教師的主導性，也忽略了學生主體性，思維訓練無從談起，并沒有走出滿堂灌的窠臼，只不過由“人灌”變為“電灌”，當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2.教師對現代教育技術掌握的欠缺
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采用多媒體是教育走向現代化的突出表現，熟練運用多媒體技術能有效地提高教學質量。但是，多媒體是一種技術手段或者說媒介工具，技術工具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看教師掌握的程度。使用多媒體教學的技術包括課件制作的水平和在課堂上使用的水平，以及教師的揉合水平。有的教師特別是一些老教師，由于未接受系統的現代教育技術方面的學習或培訓，往往不能制作優秀的多媒體課件，在使用時或經常出現“卡殼”的現象，不僅浪費寶貴的教學時間，而且造成課堂的混亂和學生無為的等待，進而形成了教學低效。
3.教育理念的滯后
現代教育技術進入中學課堂是教學手段的進步，其背后蘊含著教學理念的轉變，只有在先進教育理念指導下使用多媒體手段才是現代教育的本質，由“人灌”到“電灌”就是教育理念滯后造成的，新瓶裝舊酒是不能提高教育質量的。新課程倡導的是“以人為本”，要突出主體意識。為此，教師要轉變教育觀念、轉化角色、改變教學方式、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導下使用多媒體手段，營造一種平等、開放、民主的課堂氛圍，建立新型的師生關系。教師由授業主體變為學生的顧問，成為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引導者、參與者，使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把 “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使命落到實處。
二、根據教學內容，把現代教育技術與靈活的教學方法有機結合
與其他學科相比，中學歷史課程講述的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過去性、一次性、不可復制性是歷史學科的一個典型特征。正因為如此，學生很難直觀感受和理解各種歷史現象，這就直接影響到中學歷史教學的質量?，F代教育技術的出現改變了這種困境，它憑借生動的畫面、新穎的形式、豐富的內容等再現了歷史上發生的現象，為歷史教學提供了很多方便。為了增強歷史教學的直觀性，在講授歷史人物時，我盡量運用多媒體技術展示相關歷史人物圖片，從他們的服飾、體態、神情來引領學生感悟歷史人物，進而感悟那個時代的風貌。在講授歷史背景時，我盡量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地圖，如講授《古代希臘民主政治》時，我為學生展示《古代希臘城邦分布示意圖》，海洋環境和小國寡民的希臘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學生帶到古希臘那個歷史時空，接著再講希臘工商業發達，民主政治就順理成章了；在講授《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時，我盡量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那個時代的實物圖片，在學生感到親切的同時，能夠認識那個時代人們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出行方式、休閑娛樂方式、生活狀況等；在講授一些抽象的內容時，我盡量運用多媒體技術設計示意圖，把抽象的問題具體化，把難點淺化，如關于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我把皇帝、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以及吏、戶、禮、兵、刑、工等機構設計一個示意圖，學生不僅輕松地了解了政府的運作方式，還能理解相權一分為三、互相牽制、君主專制加強的道理，進而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比較，揭示其本質區別，效果尤佳。
多媒體教學是教學的輔助手段，在運用多媒體技術時一定要本著經濟實效的原則，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恰到好處、畫龍點睛地使用。要以便于學生對歷史的了解、感受、感悟、認識為原則，切忌濫用多媒體技術，否則事與愿違，達不到有效教學的效果。
三、根據學生實際情況，把現代教育技術與靈活的教學方法有機結合
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得法”就是滿足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需要，進行針對性地教學，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地發展，其前提就是充分地了解學生，包括學生的已有知識、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度等，否則就是“目中無人”，就是隨意性的教學，與新課程的理念南轅北轍。因此，教師在上課前要從學生的作業、課堂答問、考試卷、個別談話等方面全面了解學生，在此基礎上開展針對性教學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一課，頭緒多，容量大，學生難于把握。對于這部分內容的教學，可利用多媒體先向學生介紹抗戰爆發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形勢，讓學生了解日本發動的歷史背景，之后的“”、“”和“”的發生可以利用歷史錄像片段為學生展示當時的歷史場景，營造逼真的歷史氛圍，讓學生能身臨其境的感受當時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這樣就生動地再現了離我們遙遠的歷史場景，打破了時空的局限。這樣學生在鮮明的圖像和音像資料刺激下，在身臨其境的感受中，注意力容易集中，對知識的印象會深刻得多，視野會也開闊得多，同時也容易激發學生的歷史興趣。
再如針對學生掌握秦始皇統一六國過程時有困難，我運用多媒體課件展示《秦滅六國的先后順序圖》，圖中反映出各個政權的范圍和秦滅六國的時間，然后指出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中國采用遠交近攻的策略，先中間再兩邊、先西邊后東邊，就把秦始皇先后滅掉韓、趙、魏、楚、燕、齊統一中國的恢弘場面揭示出來，便利了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針對有些學生的歷史基礎知識扎實，并對學習歷史有興趣，我指導他們學習網絡技術，通過上網了解史學研究的新動向、新成果，學生學得主動、高興，不僅歷史學得好，而且學會了研究歷史的方法，為其終身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根據教師自身素質，把現代教育技術與靈活的教學方法有機結合
俗話說，尺有所短，人各有所長，不同的歷史教師由于其閱歷、學識、習慣不同，形成的教學風格也獨特各異，在使用多媒體教學時教師要因人而異，揚長避短，不能強求統一。作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要根據自己的優劣勢采用適合自己的教學方法，才能會達到好的教學效果，有的教師語言表達能力強，能把繁瑣的歷史現象用生動語言描述得惟妙惟肖，不僅深受學生喜愛，而且效果好，不妨多用講述法。有的教師思維深邃，善于思辨，剖析問題入木三分，闡述觀點勝于雄辯，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不妨多引導學生分析。有的教師多媒體技術嫻熟，制作的多媒體課件精彩紛呈，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課件揮灑自如，把現代教育技術的長處發揮到極致，教學效果好，不妨多使用多媒體技術。多媒體技術作為現代教育的有效手段，它有傳統教學手段無法比擬的優點，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運用得好，能增強課堂教學的直觀性，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提高歷史教學的教育質量。中學歷史教師要認真學習現代教育技術，在制作好課件的基礎上嫻熟運用。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民主建設步伐的加快，對市民社會問題的討論正在悄然興起，盡管這種討論還局限在很小的理論范圍內，但問題本身的社會現實性是不可回避的，其強勁的內在理勢也迫使我們每個理論工作者從不同角度做出回應。市民社會是一種具有全新價值理念的社會結構性共同體，它的建立不僅會使我們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產生全新的理解，而且也會引起社會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模式的變革，甚至涉及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性選擇和民族精神的建構問題。對此，我們不能不予以熱切關注和認真研究。
一、 市民社會的特性及其倫理關切
“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這一概念在公元1世紀由西方哲學家西塞羅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種區別于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1]，即所謂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將市民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邏輯階段，即有政治的階段[2]。黑格爾是西方思想史上將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進行明確區分的理論先驅，在他那里，市民社會主要是代表個人利益，“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3]，因而道德地位比較低。國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是絕對精神的完美體現，所以市民社會是從屬于國家的，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良好的倫理秩序，不致陷入道德淪喪和社會混亂。后來馬克思也是在黑格爾的意義上來使用市民社會概念的。他認為，市民社會是指私人利益關系領域，“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4]，“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5]。馬克思并沒有對市民社會作倫理上的評價，而只是通過市民社會去解釋國家，從而建立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這里還值一提的是哈貝馬斯對市民社會的理解，他認為市民社會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是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是指社會文化領域。哈貝馬斯特別強調公共領域的價值，認為它正遭受商業化原則和技術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們自主的公共生活越來越萎縮，人們變得越來越冷漠和無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業化的公共領域，才能使人們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領域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和意義。
從上述西方學人對“市民社會”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市民社會的產生出現了三次剝離：與野蠻社會的剝離、與政治社會的剝離、與經濟社會的剝離?，F代西方社會正在努力完成這一過程，而在中國，準確而言，還處于第二次剝離階段，即怎樣從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旁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非政治化領域。因此，我們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應當定位于非政治的私人關系領域。中國市民社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6]。具體說來有如下規
作者簡介：李建華（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學博士，現為中南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研究。
定性[7]。通過這些規定性，我們可以看出市民社會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倫理關切所顯豁的新趨勢。
1）財產權的確定。市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也是以社會資源流動與社會分化為基礎，由此產生市民社會的私域。財產權是人權、經濟活動和法律活動的核心，也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轉的重要條件，它是實現其他權利的物質前提，它意味著每個人有權決定交易的條件，有權說“這是我的”。中國人有財產觀念但無財產權觀念，以致于隨便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可“抄家”或沒收個人財產。有了財產權，就有了人權的現實性保證，就有了進行一切社會交換的真實性前提，就有了實現自由的可能。并且通過市場機制的整合，就會有資源的流動與重組，就會出現社會的分化，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空間就會相對擴大。財產權的確定就內含著以權利為本位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實現的必然。
2)社會關系的契約。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既不是傳統的血緣親情關系，也不是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關系，而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愿的契約性關系。在市民社會中，私域間的個人關系，以及社群關系基本上是一種主體間的契約關系。契約關系起源于私人權利間關系，并要以相對獨立利益主體的存在為前提。人們在彼此的契約行為中逐漸學會建立起一種主體間關系，形成自治有序的生活方式。契約是不同意愿的結合，它是一定諾言的約定，是一種“合意”，必須要以誠信為主觀條件。因此，誠信不僅是一種正常社會交往秩序之要件，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美德。誠信是契約的基礎，契約又是對誠信的制約。
3）社會治理的法治。在市民社會中，法權高于一切，政治權威、經濟權威、人格權威等都置于法權之下。以尊重和保護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為前提的法治原則是社會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則。私人（法人）間的契約是一種利益互惠行為，不但要使參與契約的雙方都能從利益交換中公平得益，也要以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擺脫了身份關系的社會中，契約行為應當以平等的自由精神為其要旨，社會公共利益正是他人自由權利的集中表達，所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正是對平等的自由這一契約行為的靈魂的守護”。[8]而要維護公益不能沒有國家強權，不能沒有法治。而法治“不是一種關注法律是什么的規則（a rule of the law），而是一種關注法律應當是什么的規則，亦即一種‘元法律規則’（a meta-legal doctrine）或一種政治理想”[9]。法治所強調的是人民主權、個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與尊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國家也必須服從法律、依法辦事等。法治內生著民主自治的社會倫理要求。
4）社會管理的自治。社會歷史發展到今天，其管理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統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轉變。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力，通過發號施令，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向度的管理。與此相反，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來實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所以治理的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這種“治理”就是市民社會的自治。市民社會內部的活動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卻相對的自治性質，而這種高度性說明了市民社會的成熟程度，相對性則說明表明國家對其不足的方面進行干預、協調的必要性。這種自治原則要求個人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以尊重個人的選擇自由并輔以相應的責任為基礎。
5）社會參預的自愿。在市民社會中，每個成員都不是在被脅迫或強迫的情況下，而是根據自己的意愿或自我判斷而參與或加入某個社會群體或集團的事務。這些群體或集團就是市民社會組織（簡稱CSOs）。它們是以民間的形式出現，并且不代表政府或國家的立場；它們擁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管理機構，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參加市民社會組織的成員都不是強迫的，完全出于自愿。市民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后，它們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們或是獨自承擔社會管理的職能，或是與政府機構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會管理的職能。自愿原則應當是市民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以高度尊重個人的選擇自由為前提的。自愿結社的自愿原則，其重要意義在于能使人們養成負責的態度和自我管理的習慣。
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都是“倫理”概念客觀化過程中所經過的環節。相對于作為倫理性整體的家庭和國家來說，市民社會是一個異質的存在，它遠遠偏離了倫理生活的理想和真正意義?！霸谑忻裆鐣小?，黑格爾寫道：“每個人都是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一切癖性、一切秉賦、一切有關出生和幸福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躍著?！痹谶@里，“倫理性的東西己喪失在它的兩極性中，家庭的直接統一也己渙散而成為多數?！盵10]這種思想是建立在國家高于市民社會這一前提下的。我十分同意鄧正來先生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說，國家一方面要承認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另一方面要對市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11]那么，市民社會的倫理關切就獲得了更加顯豁的地位。
二、 中國市民社會建立的倫理基礎
市民社會的特性決定了它的建立的內在合理性，但要變為現實，要輔之以相應的、新的環境因素，其中倫理道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這些倫理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之中。同樣中國市民社會倫理的建立的客觀基礎也只能從政治、經濟、文化中尋找。
首先，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不論人們對于市民社會的認識存在多大的差異，但對其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的認識是相同的，即作為一個成型的市民社會必須具備如下特性：社會結構的有機性、社會行為的互動性、社會要素的團體性、社會生活的開放性。與此相適應的是個人自由、經濟自主、政治民主、國家法治、文化多元等倫理理念。而這些特性和價值理念的形成從根本上是市場經濟整合的結果。市場經濟領域本身是市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為市民社會準備了基本要素。市民社會的主體是市場經濟造就的。市民社會產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大量的個人和組織擺脫了政治權力的束縛，成為非政治的生活主體，也就是市民社會主體。市場經濟在造就市民社會主體的同時也拓寬了市民社會的活空間，并孕育著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以世俗化和個體化為質態和形態的。世俗化是人越來越擺脫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來越多地成為經驗中的世界；個體化是指個人不斷掙脫一個社會共同體所強加的各種外在規范，努力在生活中體現個人的意志。市場經濟還營造了市民社會的自治機制。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是中國市民社會建立的開局性工作，而這一工作首先只能在經濟領域中展開，如，經濟組織獨立法人資格的取得、通過市場發育所形成的契約關系、自治性社會組織的建立與增多。
但是，中國市場經濟并不成熟，傳統小家經濟的所固有的倫理惰性影響至深。一般而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封閉的型的生產方式，這種封閉性表現為：生產與消費同一，各經濟主體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生產環節上，小生產者不具有從事專業生產的明顯優勢，決定了市場經濟對小生產者的改造，或者會直接削弱小生產者的既得利益，或者導致小生產者的利益實現不具有確定性，或者小生產者的利益會遭到市場經濟的整體侵犯。在此情況下，市場經濟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鄉村社會的瓦解就會受到極大的抑制，對市民社會的整合就會受到極大的抵制。在交換環節上，小農經濟在財富創造上的明顯優勢，使之難以盈余太多的物質資料與市場經濟創造的物質資料進行對等的持久的交換，而對于這種不利的地位，小生產者防范的最好方法就是減少交易或者不交易，這樣就會使市場經濟的整合功能受到極大限制，鄉村社會的小生產者也就難于整合到市場經濟構建的市民社會中去。黑格爾曾認為，“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他如果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盵12]黑格爾把目的與手段的互為性作為市民社會的基礎性的倫理精神，其概括是準確的。這種互為性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根本特性，又揭示了市民倫理的本質。我國社會主義市民社會倫理的形成，必須要與市場經濟同步，要與我國經濟生活的城市化、市場化、理性化、世俗化、契約化、自治化同步。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市民社會，更沒有市民社會的倫理。
其次，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也離不開政治國家的消解及其倫理精神的支撐。商品社會、工業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就如馬克思所言“完成了從政治等級到社會等級的轉變過程……這樣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的分離的過程”[13]，即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政治國家是指位處國家管理層面的政黨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而市民社會則是“與國家相分離的社會自自組織狀態”、“在這種由市民構成的社會中，由于各人利益上的異質性和彼此的互補性而形成相互依存關系，這種彼此依存關系具有不受國家支配的控制的社會自立性”[14]。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靠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卡夫丁峽谷完成的，雖然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更替，但是傳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自足自給自然經濟體制根深蒂固，我們還處在農業文明階段，我們還走著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就是要使政治國家以公共權力持有者身份和公共利益保護人身份退出市場主體地位，還權于市民社會，這其中就蘊藏著深刻的個人權利本位的倫理要求。
在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彼此分離和對抗的。對此馬克思作過深刻的論述，他說：由于市民社會與國空的分離，“國家的公民和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的市民也是彼此分離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質上二重化”[15]，即作為公民，他處在政治組織之中；作為市民，又處在國家之外；在政治共同體中，我把自己看作為社會存在物；在市民社會中，人就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政治社會注重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會注重的是私人利益；誠如馬克思所言：“現代市民社會是徹底實現了個人主義原則”[16]。這就需要有基于法治的保權倫理作保證，來確保市民社會的形成。目前我國的法治基本上是一種管理形態模式，即以政治國家為圓點的法治理論而產生的一種負面法治形態。這種形態對法律的認識還停留于法治是國家管理的工具上；權利運行上重視權力的強制功能；價值導向上重國家利益輕個人利益，甚至侵犯個人利益?，F代法治不僅從政治國家層面上強調依法辦事，更是從市民社會的層面上強調權利的保護，實現個體的自由、平等，將市民社會作為立法的出發點和評判法律完善的標準，從個體權利來解釋國家權力的運作，這種法治形態就是法治的保權形態?！肮芾硇螒B的法治是由權力制約、控制權利的過程，保權形態的法治則是權利產生、制約權力，由權利限制權力，權力保護權利的運行過程，是權力與權利的互動、平衡的過程?！盵17]市民社會的建立過程就是一個從以權力為主導的社會向以權利為主導的社會的行進的過程。
市場經濟和政治國家的相對消解無疑對市民社會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經濟只能提供人類日益增多的生活資料和服務，政治只能提供生產和生活和某種秩序，相對于生活而言，都只有工具和手段的意義。而市民社會與其說是一種社會形式，還不如說是一種生活的質態和形態，因為經濟與政治只是市民社會生活的前提，但不一定是生活本身。因此，市民社會的建立除了經濟、政治的倫理性基礎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廣泛、并為政治、經濟所不可替代的文化活動領域?！斑@是一個通過人而為了人的活動領域，它構成了真正的市民社會。因為它滿足了市民社會的兩個基本要求：活動目的的為我性，活動規則的自主性?！盵18]文化在這里主要是通過價值觀念和倫理規則體現出來。
從社會結構的變遷來看，市民社會已經經歷和正經歷著三種形態：文明形態、政治形態和文化形態。[19]文明形態的市民社會是相對于野蠻時代而言的，其典型是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希臘城邦共同體中，人們只有因體力和智力不同而產生的職業分工不同，每個人都具有參加公益事業的權利和承擔城邦共同體的義務。在這里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合二為一的，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把人直接定義為“政治性動物”的深層次原因。這樣的市民社會實質上是一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合法界定的法律體系之下結成的倫理政治共同體。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城邦共同體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等級制為基礎的莊園經濟和農村生活，由此出來了國家與市社會、政治與市民分離，國家不再為市提供自由、平等的秩序保證，而變成了保護等級關系的工具。但在重商主義政策的剌激下，工商業者獲得了較之中下層的人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他們后來成為資產者，作為市民社會的主體，直接與君主專制相對抗，直到后來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代議制民主原則，作為市民社會主體的資產階級完成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從而確立了政治形態的市民社會。隨著商品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人的主體性的增長，“市民階層”作為市民社會的主體越來越強大，其中包括與生產資料相對分離的知識分子、企業的管理階層、政府中和中層管理者、以及醫生、律師、等自由職業者，這一階層既非無產階級，也非資產階級。他們通過各種利益組合壯大自己的力量，并經各種方式影響著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市民社會逐漸成為文化運行的主體。當代中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是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
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就要對市民社會進行文化學的分析，它包含如下要義：1、它反映和維護的是一種社會契約關系，即通過“市民階層”這一中介實現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類存在的代言者（國家、政黨）的契約，并進行廣泛的動態交流和滲透，從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實現自身。2、它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機制，是自在自為的統一體。自為性在于作為活動主體的市民階層在不斷地創造，推動其在人本主義原則下前進；自在性在于機制本身是一種脫離主體的異在對主體有制約、規范作用，由此使市民社會成為個體存在與類存在之間的橋梁。3、它體現的是一種私人性倫理原則。這種私人性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私有”，更不是什么“損人利己”，而是一種生活質態，其含義有二：其一，私人生活是不可分享、不可讓渡的，因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是個人獨特心智的表現；其二、私人生活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私人生活權利意指生活內容和生活意義是向我的，具有不宜、不便、不愿向別人敞開的性質。但私人生活又是對象性生活，要以他人為對象，這就決定了私人生活的義務性，“這種義務性表現為主體對他人和自己負責，并且這種責任是以契約的形式出現的，實質上這是市民社會之秩序的規范化形式。”[20]市民社會的建立需要這樣一種文化底蘊，即有了這樣一種文化，就說明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具備了基礎。中國的問題在于，我們離這樣一種文化相距甚遠，這就需要一種文化上的變革，尤其是倫理文化的變革。
三、 中國市民社會建立所引起的倫理變革
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尚處初始階段，其擴張趨勢是不可置疑的，它必將打破原有的倫理生活秩序，隨之而來的就是倫理生活的變革?；谑忻裆鐣奶匦约捌鋫惱硪?，以及當代中國道德生活的現實，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在倫理生活格局上將發生如下主要轉型：
1、由私德型倫理向公德型倫理轉化。市民社會是一個各種社會要素離折而發生互動的社會。這種社會模式，以政經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道德的豐厚物質條件，以權利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德性的寬松政治氛圍，以思想互動造成支撐普適化道德規范的雍容德性心理，以科技互動造成支撐理性化道德的認知基礎，從而開辟出一塊以往人類未曾開墾的公共秩序與公共生活德性的實在土壤，擴展了人們的思維視野，在廣泛的比較、對話、溝通、互動中，促進著人們道德理性的成長，推進了他們在關注個人生活以外，將更主要的關注力擴展到人群共同體的公共生活領域，開啟了人類道德思想與德性抉擇的最廣泛領域。文化交匯時代要求道德必須具備社會性、效用性、操作性，即它不是借助個人而成立，而是針對社會問題建立起調節社會行為的公共道德規范，它不是一種只著眼于個人品質的內在優化的功效，而是一種著重于改善人際關系，提升人類整體道德水準的效用，它不是一種像行為指南那樣，可以照章辦理的機械規程，也不是一種朦朧模糊的應當如何的原則堆砌，而是既可清晰把握亦可引導行為的道德規范。社會各界要素互動的道德結果，必然沖破以私德主導德性致思與行為抉擇的傳統格局，形成以公共道德優先來設置倫理體系和行為模式的新格局。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以公共道德優先來設置倫理框架，是因為：第一，公共道德優先更符合德性本質。道德乃是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維關系的規范體系，它先天地被打上了社會性的烙印，因此，道德的構成體系也就務必首先反映出這種社會特性，它才足以構建一個與社會自身構成相一致的具有社會適應性的規范。群體道德，以其注重道德的社會相關性，注重道德的社會調適功能，注重倫理規范對于公共生活與公共秩序的恰切關注，注重各個個體在公共生活中的個人德行造成的廣泛影響，注重自由與權威、倫理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的辯證聯結，而具有私德主導的傳統倫理所無法比擬的優勢。第二，公共道德優先，有助于形成人們理智的道德的行為抉擇方式。在私德主導的情形下，因缺乏德性的外在保障系統，常常導致道德觀念認知與道德行為踐履的分裂。在群體道德優先的情形中，由于不僅強調道德個體的主體能動性，更以民主與法治保障德性化行為的主流性與可贊性，故而，道德觀念與行為的統一就較有保證：人們認同德性、心懷慈善、共行善舉這類既體現個人道德良心，又表現公共道德風貌的舉措，才會獲得普遍的認同與反響。第三，公共道德優先，并不忽略個人品德，反而以注重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品德情操為特征，群體道德優先的現代倫理思路將傳統倫理注重個人品德的心性修養的大思路置于私德與公德互動的背景之中，將傳統倫理注重道德作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點與歸宿的價值，納入現代倫理的社會要素健康互動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與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從而使道德視城得以最大的擴展。
2、由神圣型倫理向市俗市俗型倫理的轉化。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考察社會歷史變遷時認為，社會的轉型和文明形態的更替，都會使人產生一種雜亂感，也就是人們在無序的社會生活中無所適從。盡管社會的雜亂會產生無序感，但隱藏其背后的卻是某種質態的精神。松巴特（W.Sombaet）在《資產者》一書中認為，現代市民（資本主義人）具有一種人類所稟賦的精神氣質或倫理，這就是忠實契約和勤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擴展，市民精神就擴散為一種普遍的現代資本主義倫理，這就是“世界的市民化”。[21]韋伯則強調作為天職的工作欲是“資本主義精神”。舍勒把“怨恨”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舍克（H.Schoeck）則強調“嫉妒”在在社會變更中的作用。這些理論探索都表明，社會的發展同樣會使人產生痛苦的心靈經歷，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社會精神和公民德性，并且這些精神氣質的東西正逐漸由神圣向市俗轉變，就倫理而言，就是神圣道德向市俗道德的轉變?！按颂幍纳袷サ赖虏⒉皇侵缸诮痰赖?，而是指一種近乎完滿至善至圣的道德要求，故此處世俗道德就不是與宗教道德相對應的俗世道德，而是指一種并不那么完滿至善至圣的普遍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盵22]神圣道德與市俗道德不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境界，而只是道德范型上的區分。中國傳統社會推崇一種理想化的神圣道德，盡管它具有超凡脫俗的精神力量，也曾引導不少仁人志士、圣者賢哲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堅，但其最終只能成為精英政治的一部分，而成為脫離民眾的說教。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道德理想設計與大眾層面上道德實踐的相悖，原因之一就是儒家道德確立的基礎就是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下層人是根本不講道德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人總是首先立足于現實市俗，立足感性經驗生活，總是他所在的那個生活世界的產物，而現實的生活總是市俗的。
市民社會的建立過程首先面臨的就是由神圣向市俗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不是生活表層意義上的人們對現實生活利益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關切，而是深層次上的倫理生活及其范型的轉變。在西方18世紀宗教的道德功能被功利主義或理性主義的世俗倫理學所取代，這預示著由宗教神圣倫理向市俗倫理的轉變，政教分離的過程就是還生活權于市俗的過程?！罢谭蛛x不僅意味著政權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意味著道德領域、公共生活領域與教會的分離，生活世界就出現了所謂世俗化的局面，”[23]在中國傳統社會，盡管沒有自主的教會組織和宗教形式，但禮與國家倫理的一體化，也導致了公民政治身分與信仰身分在不同程度上的疊合。但是，市俗化意味著這種疊合的中斷或身分的分化，市民身分確立的基礎是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它通過憲法得到具體確定；信仰身分則是自致的，即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公民不只是一種政治身分，它可以是多種身分的混合并賦予不同的信仰，既可以是浪漫主義的，也可以是現實主義的。現代化社會需要道德，現代化的人需要道德精神，但是現代化的道德應當是基于個體的現實生存方式，應當關注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應當使道德更加符合人性，應當使道德更多地關懷市俗利益，應當防止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墮入神秘主義或幻想主義。[24]，當然神圣道德并不是不需要，當神圣道德剝離了神秘時，也就變成了市俗道德。
3、由身分型倫理向契約型倫理轉化。從身分到契約是社會關系史上的革命，由此也帶來了社會的結構性變化，英國歷史法學家梅因甚至認為它是社會運動的根本，“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盵25]梅因這里所說的“身分”指的是來源于古代屬于家族所有的權利和特權的法律關系，即個人對父權制家族的隸屬關系，這是一種先賦的、固定不變的的條件，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擺脫這種條件。它意味著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里，群體而不是個人，才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每個個人被纏在家庭和群體束縛的羅網里，完全沒有為自己創設權利和義務的可能。而“契約”則是法律關系的發展、進步的結果，它指的是由個人自由訂立協定而為自己創設權利和義務，這個社會的特點是個人自由。契約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所有這些關系都是因‘個人’自由合意而產生的?！盵26]
市場經濟借助于經濟活動中的最佳資源配置方式，政治活動中的民主平等原則，使得市民社會的人們處于平等地位，這就為契約倫理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契約即是一種“構合”、“統一”、“一致”和約定。契約主體必須是自主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契約必須是互利互惠的，所以也必定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權利為契約的出發點，義務是為他人的一種價值承當，這種承當既包括對自己負責也包括對他人負責。契約是對權利和義務的自我設定而不是社會或他人強迫所致，所以你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市民社會責任倫理的堅實基礎。
契約是不同意愿的結合，它是一定諾言的約定，而諾言之所以具有現實意義，就在于它是以信任為基礎。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諾言，或者說，他人根本不信任你，諾言是毫無意義的，契約也就根本無法達成，所以契約是以誠信為前提的。但是光有誠信是不夠的，必須要以契約的方式把把諾言固定化，所以契約又是誠信的保證。誠信是“先君子后小人”式的被動的道德防范，契約則是“先小人后君子”式的法律防范。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約就是對信任的不信任，是一種“把丑話說在前面”式的處事方式。契約倫理既體現了德治的要求，也體現了法治的必要。在目前著力于信用倫理建設有利于市民社會契約倫理的構成。
契約倫理不止是一種商業交換的規則，而是一種結構性社會關系成型。麥克尼爾曾將契約區分為個別性契約和關系性契約。個別性契約就是一次性的交換、且除了物品的單純交換外當事人之間不存在關系；關系性契約是非一次性的、且當事人的物品交換之外還存在著非常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契約。[27]我們所說的契約倫理是關系性契約，是一種全面的、整體的、穩定關系結構中的契約。在`關系契約中，契約當事人雙方是作為個性而不是作為個別而存在，他們不是孤立的、瞬逝的個體，而是在穩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個人，這些個人不會因為一己、一時之利，而損害他人或群體的利益，或長遠的利益，因為這樣做無異于在損害自己的利益。健康的契約倫理可以有效地保證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結合。